源于改姓而来：

①、朝鲜族改郑姓：朝鲜半岛上的新罗国第三代国王朴儒理执政时期，开始仿汉制分封授姓，其中的珍支部被封郑氏。

②、蒙古族改郑姓：属于以帝王赐姓为氏。蒙古族宝里吉特氏，世居喀喇沁（今内蒙古赤峰喀喇沁旗），清朝中叶以后所冠汉姓多为郑氏、宝氏、李氏、吉氏等；蒙古族正讷鲁特氏，世居察哈尔（今河北张家口一带），清朝中叶以后所冠汉姓即为郑氏。

③、裕固族改姓郑姓：裕固族增斯恩氏，原称增斯恩氏、赠坷斯氏，因姓氏过于繁复，后多简化成汉姓为郑氏。

④、哈尼族改姓郑姓：明朝弘治初年，知府陈晟把《百家姓》中开始两句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八个姓氏分别让当地的土司使用，哈尼族从此才有了郑氏。后来，一些哈尼族人在与汉族的交往中，受汉文化的影响，也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上汉字“郑”，成为哈尼族郑氏的新成员。

⑤、满族改姓郑姓：满族济礼氏，亦称纪里氏，世居驽宜（今俄罗斯萨哈林岛）、长白山区、占尼河（今吉林梨树叶赫河支流）等地，后多冠汉姓为郑氏；郑佳氏，祖先原为汉族，东汉末期被辽东鲜卑乌桓部虏携，后逐渐融入鲜卑族，后逐渐演化为辽东女真，世居沈阳，清朝中叶以后所冠汉姓即为郑氏。

扩展资料

1、郑成功 (公元1624～1662）

初名森，字大木，唐王赐姓朱，改名成功，为明末南安人。父平国公郑芝龙降清，成功遁入海岛与父绝。桂王封之为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命率师攻闽浙，又大举下江南各地，围南京，祭孝陵，后兵失利，退取台湾作为根据地，仍奉明年号，未几而卒。

2、郑燮 （1693～1765）

字克柔，号板桥，清江苏兴化人。少颖悟，读书富于别解，落拓不羁，有狂士之名。乾隆进士，官山东范县、潍县知县，有循吏之称。晚年躬耕自食，以诗酒自娱，诗、书、画俱佳，着有板桥全集。

—郑姓

高胡郑氏又称南湖郑氏，祠堂位于福州市盖山镇高湖村，高屋广宇，具有福州地方特色的建筑形制，其间较完整地保留了明清建筑风格，1992年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郑氏过江始祖为郑庠，为东吴孙权车骑长史，平难将军，晋惠帝时刘渊之乱，庠率家徙居寿春，永嘉元年（307）携眷渡江，居于丹阳郡秣陵县（今江苏江宁县）。庠子孙众多，自渡江后繁衍福、泉、莆、建、温、处、婺、杭、越、台等地。其次子郑昭，晋龙让将军，封开国侯，后为福州刺史，遂定居福州，是为入闽始祖。

　　南湖郑氏以郑露、郑庄、郑淑为宗。露、庄、淑，世称“南湖三先生”，郑昭于晋时为泉建刺史，过莆口，爱其风土，乃迁祖坟于南山，当时并未安家于此。唐天宝二年（743），三先生为避李承昭之难自侯官徙永泰，又由永泰至莆田，结庐于其祖坟旁，南山下有湖，是为南湖，三先生遂于南湖设讲堂以修儒业，实为开莆倡学之首，“南湖”遂以得名。 开莆郑氏传至十二世郑源深，迁徙至福州市郊高湖村，为高湖郑氏开基始祖，乃不忘祖地，世以“南湖”为望。

　　郑氏子孙居高湖，世代蕃衍，代有人才，例五世，有九子、三十孙，衣冠科第之盛甲于乡郡。 祠堂台建于明正德年间（1506-1521），由吏部验封司郑善夫捐资倡建。清道光十七年（1837）重修，至今保留完好。祠三进，三堂均系木结构，单檐硬山顶建筑。门楼为牌坊式建筑，斗木共5层，层层出挑，面阔三间，进深三间，保留了明代建筑风貌。 有清郑一经修《南湖郑氏家谱》二十卷。

　　林则徐是高湖学者郑大漠的女婿。林则徐撰书的《南湖郑氏祭田记》碑，现立于福州于山碑廊。祠堂内的“祠堂”匾额也是林则徐手书。

兴化名胜古迹——郑板桥故居

郑板桥故居，位于江苏省兴化市东城外郑家巷7-8号。坐北朝南，前后两进，有正屋坐南朝北房3间，另有门楼、小书斋、厨房各一间。故居内陈列郑板桥生活用具及郑板桥书画复制品，研究郑板桥的资料等等，堂屋条台上立有一古铜色郑板桥全身塑像。1983年全面修缮。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该馆基本陈列为“郑板桥生平及艺术成就”。 陈列“昭阳郑氏家谱”、板桥老人的遗物、7种版本的《郑板桥集》、板桥墨迹的复制品和照片以及有关的研究论著、资料和剧本、金石、传说故事等。

**黛瓦，兰竹萧萧，庭院清幽。整个故居建筑简朴典雅，充分体现了郑板桥生前所写的“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的意境。

故居为粉墙灰瓦，面积虽不大，倒可暂避喧嚣。院中信步，能静听自己的脚步声在院子里回响。

兴化名胜古迹——兴化四牌楼

兴化四牌楼为全国仅存的三座古四牌楼之一，上悬四十七块彰显兴化贤人功德的匾额，表达历代人们对七十五位兴化名人景仰。

兴化四牌楼始建于明嘉靖三十八年,距今已有四百三十年的悠悠岁月，四十七块匾额彰显着上自南宋开科第一，下迄民初仁寿之征，越五个朝代兴化籍历史人物七十五位

史料记载,四牌楼曾两次被毁。第一次被毁在1796年，嘉庆元年的一场大火，康熙二十三年知县张可立重修。第二次被毁是1966年“文化革命”的疯狂年代，主体建筑被拆除，大部分匾额被肢解，那砸不烂的几根石柱至今仍深埋在小南门补锅塘的旧河沿下。

1990年，兴化人民政府在原址之东北重建四牌楼，与博物馆浑然成一体。重建的四牌楼，四十七块匾额除一块旧匾、六块仿旧外，其余四十块分别由我国当代四十位大书法家题书。兴化四牌楼不仅成为文化厚重的历史文物，而且成了集当代中国书法大成的艺术的瑰宝。

兴化名胜古迹——施耐庵陵园

施耐庵陵园位于江苏省兴化新垛镇施家桥东北一百五十米。以施耐庵墓为中心，陵园内陈列有施氏家世表、与施耐庵及其后裔有关的各类文物以及《水浒传》的各种版本资料。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修撰于不同时期的郑姓家谱，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一些人为的因素，大多未能保存下来。家谱的持有者一般奉行”秘不示人”的家规，另外在新的家谱修撰完毕以后，旧的家谱除留下一两部保存在宗庙中外，其余都要全部销毁，以免外流和不肖子孙售与他人。无疑，这是郑姓家谱在流传和保存过程中困难重重和不为人知的主要原因。另外在一些郑姓人自己编订的族规家法中，也有一些关于保存家谱的规定。如在西山郑氏《昌世堂条例》中，就明确规定”若有不肖鬻谱卖宗，除由绅耆鸣众责罚外，其昌宗者摒逐不准人祠、如己制有私谱，即须禀官追缴治罪”，对家谱的保存有较为严格的约束。所以，尽管郑姓在历史上不断修谱和续谱，但真正能保存到今天的并不多，特别是为世人所知的十分有限。据目前国内外图书馆和家谱资料收藏中心所收集到的历代郑姓家谱、以及保存在宗亲会、研究会或个人手中已为人知的家谱数量看，也仅仅只有50部左右，且绝大部分是明清和民国时期修撰的，这显然不足以反映郑姓家谱的全貌，与实际的郑姓家谱数量相去甚远。

　　目前已知的郑姓家谱，明代以前的都未能保存下来，能够见到的多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家谱。但这些家谱中无不涉及到明代以前的内容，有些还是此前家谱的重修或续修，所以较多地保留了以前的内容。如浦江义门《郑氏宗谱》，原是在南宋以前家谱的基础上修撰的，其中还有宋代硕儒欧阳修、朱熹等人的序，但至宋末元初时毁于战乱，直到元朝中叶时才得以重修。后来在明清和民国时期又14次续修，成为一部内容完备的家乘谱牒。这种不断修撰和增补的做法，在郑姓家谱中具有普遍意义。

　　今天保存在国内外不同机构和个人手中的郑姓家谱，从谱名和修撰时间上看主要的有：

　　明 浦江《郑氏宗谱》 《石井本郑氏宗族谱》 《掌庵谱略》 清 《包山郑氏族谱》 《云阳郑氏宗谱》 漂邑古瑶《义门郑氏宗谱》 《莆城郑氏宗谱》 《南湖郑氏大宗谱》 《郑氏大成谱》 《慈邑灌浦郑氏宗谱》 《太康郑氏族谱》 《偃师郑氏家谱》 《石马郑氏宗谱》 中华民国 《南湖郑氏族谱》 《通山郑氏家谱》 《虞山郑氏支谱》 《郑氏大统宗谱》 《如皋郑氏族谱》 《姚江烛溪郑氏宗谱》 《牌前郑氏宗谱》 《永春夹祭郑氏族谱》 《大里郑氏家谱》 修撰时代待查 《西村郑氏族谱》 《白蒲郑氏族谱》 《沙市郑氏族谱》 《相城郑氏宗谱》 《山东郑氏世谱》 《浦城郑氏宗谱》 《河山郑氏家谱》 《荥阳郑氏续修大统宗谱》 《岵山郑氏族谱》 《永春城关郑氏族谱》 《玉溪郑氏家谱》 《南京郑氏咸阳世家宗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