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一个太监是小德张。

小德张有几分鬼聪明，他了解到慈禧太后是一个大戏迷，当戏子唱戏最容易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于是就走后门投身宫廷的戏班子，小德张进戏班子后拼命学艺，有了一些本事，在演出时总是显得极为卖力，让他的名字为慈禧太后所熟知。

为了讨得老佛爷的欢心，小德张苦练三年基本功，每次演戏都使出浑身解数，慈禧乐得嘴都合不拢了，于是，亲自赐名他“小德张”。从此，小德张这个名字就叫开了。　

一九零八年十月，光绪、慈禧太后相继死去，由光绪帝的正室隆裕皇后执政。李莲英年纪已老主动隐退，小德张即顺理成章地被提升为太监的总头——“总管太监”。一九零九年，小德张升任清宫大总管，官至二品顶戴。

扩展资料：

1911年，辛亥革命的炮声宣告了清朝的灭亡，隆裕太后宣布宣统皇帝退位。根据优待条件，清皇室还继续居住在紫禁城，小德张依然继续当“太监总管”。一九一七年，小德张敏锐地感觉到清朝气数已尽，就背离主子，走出宫门，退居天津。

新中国成立时，小德张仍是一名地主兼资本家。五十年代初，工厂、商店都改为公私合营，他本人也参加社会主义改造的行列，以卖油炸果子为业。由于小德张的态度较好，得到了人民政府的宽大，得以终年，一九五八年在天津病死。

人民网——中国最后一位总管太监：建国后成油炸果子小贩

卤簿是我国封建社会帝王制度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一般解释为“仪仗队”，实际上卤簿所涵盖的内容比仪仗要丰富得多。卤簿是专门也是直接为帝王的重大活动服务的。卤簿在汉代已经出现，蔡邕《独断》中记述：“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汉应劭《汉官仪》解释：“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兵卫以甲盾居外为前导，皆谓之簿，故曰卤簿。”卤簿的“卤”在古代是“橹”的通假字，意思是“大盾”。贾谊在《过秦论》里写的“伏尸百万，流血漂卤”，意思是战场厮杀惨烈，无数战死的人血流成河，都能把大盾漂浮起来。从盾的防护意义引申为对帝王的防护保卫措施，包括武器装备和护卫人员的有组织的行动，即“车驾次第”加上“兵卫以甲盾居外为前导”。卤簿的“簿”就是册簿的意思，就是把“车驾次第”和保卫人员即装备的规模、数量、等级形成文字的典籍。卤簿制度经过中国封建社会2000多年的发展，日趋完备，在车驾、护卫的基础上还增加了仪仗（执举金瓜、宝顶、旗幡）和乐舞（音乐演奏和舞蹈表演）。用现代的语言来描述卤簿的内容是：国家首脑重大国事活动的典章制度，是集仪仗队、军乐团、舞蹈表演、车辆服务、交通安全、治安保卫等整体规模的成文制度，要根据国事活动的重要级别区分等级而实施。

卤簿的意义和作用有五个：一是保障帝王及随员的安全，二是显示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三是规范礼仪的等级，四是显示国家的综合实力，五是显示对自然神和祖先的虔诚。

卤簿的使用和发展

卤簿的使用范围是祭祀、朝会、外出和行幸。魏、晋、唐、宋、元、明诸朝嗣君即位，虽仪式不尽一致，但有两点是共同的：一是祭告天地、宗社；二是乐器设而不奏。仪式隆重肃穆而无欢乐气氛。先是派遣官员代表嗣君祭告天地、宗庙和社稷，然后在宫内举行登基仪式。

明代卤簿制度已经十分完备。满清是东北偏远的少数民族，原本没有卤簿制度，清代的卤簿制度是逐步向明代学习，承袭而来的。是清王朝接受中原汉族文化，继而入主中原，实行统治200多年的一个重要因素。

努尔哈赤1616年统一女真部落，建立“大金”政权以后，以汉人为样板，努力模仿明朝的典章制度，出现“张黄盖，鸣鼓奏乐”等礼仪，产生了清代卤簿的萌芽。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一日在皇太极的即位典礼上，已经“具法驾，设卤簿”。皇太极继位以后，创立了大清政权，于天聪六年（1632年）效仿明朝，以《皇明会典》为准绳建立了正式的卤簿制度。崇德改元之后，皇太极对朝仪礼法也进行了改革，卤簿的规定更加详尽，卤簿仪仗的人数达270人。崇德年间皇太极下令：“定内外亲王、郡王、贝勒等仪仗。”此外尚有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王妃等仪制。可视为清朝前期卤簿制度的正式建立，其标志是卤簿仪制的各种等级内容已经基本健全。

1644年，清兵进入北京。同年8月，摄政王多尔衮在北京指挥各部迎接顺治入关的准备工作中，卤簿仪仗是头等大事。在顺治即将率领盛京皇宫的全体官员及家族到达北京之际，“礼部启请，车驾将临，应恭办卤簿仪仗等物”。摄政王下令“速行造办”。9月，“礼部启言，圣驾至京，文武百官迎接礼应行预定。先期工部、锦衣卫修治道途，设殿于通洲（州）城外，南向设帷幄、御座于中，尚衣监备冠服，锦衣卫设卤簿仪仗，旗手卫设金鼓旗帜，教坊司设大乐”。10月，清军入关，定鼎燕京，主要注意力仍集中于军事方面，但同时也十分注意学习明朝的各项典章制度。卤簿仪制随之日益完善。顺治三年五月，定卤簿仪仗及诸贝勒、贝子、公等仪仗。定引导之制，御前卤簿：马五对，纛二十杆，旗二十执，枪十杆，撒袋五对，大刀十口，曲柄黄伞四，直柄黄伞八，红伞二，蓝伞二，白伞二，绣龙黄扇六，金黄素扇四，绣龙红扇六，彩凤红扇四，吾杖二对，豹尾枪四根，卧瓜二对，立瓜二对。摄政王、辅政王、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镇国公、辅国公等均有定制。

顺治入关，定鼎之初所定卤簿仪制，虽每项有所增益，从仪物的品种、数量上予以丰富，渐趋繁缛，又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在体制上仍是遵循崇德旧制。顺治三年后，卤簿仪制有了很大的变动和发展，开始有大驾卤簿、行驾仪仗、行幸仪仗之别，并分别情况而使用。大驾卤簿用于朝祭，行驾仪仗用于行幸皇城之内，行幸仪仗用于巡行四方。

卤簿仪制最后定型在乾隆十三年，更大驾卤簿为法驾卤簿，行驾仪仗为銮驾卤簿，行幸仪仗为骑驾卤簿，合三者为大驾卤簿，共为四等，即：大驾卤簿、法驾卤簿、銮驾卤簿、骑驾卤簿。大驾卤簿，用于郊祀祭天；法驾卤簿，用于朝会和太庙祭祖；銮驾卤簿，用于平时出入；骑驾卤簿，用于行幸。至此，清朝卤簿最后形成定例。

卤簿的车驾

卤簿的御车总称“辂车”。辂车之中又分大辂、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周代形成定制，后代形制上有一些变化，一直延用到明清。

大辂：辂车在殷周时期称大辂，此时的辂车属单辕双轮，中间的车厢称舆，呈左右长方形。洪武初，定大辂车一乘，高一丈三尺九寸五分，阔八尺五分。辂上平盘前后，车棂并雁翅及四垂如意滴珠板，其下辕二条，皆朱红漆，各长二丈二尺九寸五分，用镀金铜龙头、龙尾、龙鳞叶片装钉，前施红油，象搭攀皮一条。平盘下方，厢四面朱红漆，匡各十二隔，内饰绿地描金，绘兽六，即麟、狮、犀、象、马、鹿；禽六，鸾、凤、孔雀、朱雀、雉、鹤。盘左右下有护泥板，车轮二，贯轴一，每轮辐十八条，辋全是朱红漆，抹金铜在叶片装钉。轮内车心各一，用抹金铜钑莲花瓣轮盘装钉。辂亭高六尺七寸九分，四柱长五尺八寸四分，槛座高九寸五分，皆朱红漆，前二柱戗金，柱首宝相花，中云龙文，下龟文。锦门高五尺一寸九分，阔二尺四寸九分，左右门各阔二尺二寸五分。前面和左右各有朱红漆槅扇二，后是朱红漆屏风，上雕沉香色描金云龙五。亭内设朱红漆匡软座，上施花毯、锦褥等。朱红漆坐椅一把，靠背雕沉香色描金云龙。亭外用青绮缘边朱红帘十一扇。辂顶并圆盘三尺一分，顶带仰覆莲座高一尺二寸九分，以青饰辂盖。亭内周围贴金，斗拱承朱红漆匡宝盖，斗以八顶，冒以黄绮，谓之黄屋。屋顶四角垂青绮络带四条，各绣五彩云升龙三。辂亭前有左右转角栏杆二扇，后面有一字带左右转角栏杆一扇，前后栏杆共十二柱，各柱首雕木贴金蹲龙。明清时的大辂车比上古时代要宏丽精美许多倍。

帝王所乘坐的车，如玉辂，以玉装饰，金辂以金饰而得名，还有象辂、革辂、木辂等各有特色，称为“天子五辂”，十分豪华，需要28人来抬。

卤簿旗幡仪仗

卤簿旗幡仪仗是烘托气氛、渲染环境的重要手段，可说是五彩缤纷，绚烂至极。同时是古代丰富的文化传说的全面展示。

华盖：五十四个。九龙而曲柄**的四个，九龙而直柄**的二十个，都连续排列。花卉而分成五色的十个。九龙而分成五色的十个。这两种交替排列。纯紫或红色的方盖八个。

执扇：七十二个，寿字的八个，双龙**的十六个，双龙红色的八个。黄玉色赤单龙的各八个。

孔雀雉尾和鸾凤：十六个。红色有花纹方形的各八个。

幢：十六个。长寿、紫、霓、羽葆各四个。

幡：十六个。信幡、绛引、豹尾、龙首竿各有四个，分别称作教孝表节幡、明刑弼教幡、行庆施惠幡、裒功怀远幡、振武幡、敷文幡、纳言幡、进善幡，八个为一组。

纛：八旗大纛二十四个，羽林大纛、前凤大纛共十六，五色销金龙纛共四十，图案相反的纛八十个。

旗：取材于祥瑞禽鸟的图案，有仪凤、鸾、仙鹤、孔雀、黄鹄、白雉、赤鸟、化虫、振鹭、鸣鸢。取材于灵兽的图案的，有游麟、彩狮、白泽、甪端、赤熊、黄熊、辟邪、犀牛、天马、天鹿。取材于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图案的四个，四渎（长江、黄河、淮河、济水）图案的四个，取材于五岳图案的五个。取材于五星二十八宿的三十三个。取材于甘雨（甘泽、甘澍、甘膏、甘霈）的四个。取材于八风（东方曰明庶风，东南曰清明风，南方曰景风，西南曰凉风，西方曰闾阖风，西北曰不周风，北方曰广莫风，东北曰融风）的八个。取材于五云（青、白、赤、黑、黄五种云色）和五雷图案的十个。取材于日、月各一个。门旗八个，金鼓旗二个，翠华旗二个，五色销金小旗各四个。出警、入跸旗各一个。旗的数共有一百二十个。

其他的还有旌：十六个。金节：四个。仪锽氅黄麾：四个。金钺、星、卧瓜、立瓜、吾仗、御仗：各有十六个。红镫：六个。鼓：二十四个。其中金鼓二个、仗鼓四个、板鼓四个。横笛：十二个。钲：四个。铜角：大小各十六个。

皇上乘坐的是金辇、玉辇。离御座最近的有：拂尘、金炉、香盒各二个。沐盆、唾盂、大小金瓶、金椅、金杌各一个。手执大刀的、手执弓矢的、手执豹尾枪的，各三十人。手执荷殳戟的各四人。侍殿前执曲柄黄盖的一人。执净鞭者四人。在华盖之间，除十匹仪仗的马外，有骑马的卫士千人。总计卤簿所需一千八百人。

卤簿的乐舞

卤簿的音乐和舞蹈是礼仪表演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根据传统的音律，使用传统的乐器，进行音乐的演奏，经长期的发展而形成隆重庄严的风格。

中国礼乐制度有悠久的历史。礼乐和祭祀活动的关系极为密切，凡祭祀等“礼”举行时必然要伴以歌舞，以音乐舞蹈与神鬼对话，是认认真真演唱给神鬼听的。乐舞是娱乐神鬼、人神沟通的重要手段。源自原始宗教、农事、狩猎和征战，经长期的发展而形成用于祭祀等重大活动的宫廷乐舞。周代礼仪乐舞成为典范，为历代所尊崇，成为各种大典的精彩内容。

宫调：古代音乐律制。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为七声，其七声与十二律相配产生各种调式，凡以宫相配者称“宫”，其他称“调”，统称“宫调”。以七声十二律可得十二宫七十二调，合为八十四宫调。历代所用宫调无有及此者。如唐燕乐共二十八宫调，南宋词曲音乐七宫十一调，元代北曲六宫十一调，明清南曲用五宫八调。通常所用只有五宫四调，就是《辍耕录·论曲》所说的“九宫调”。

雅乐：中和韶乐的乐器由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质料制成。古代祭祀乐舞主要乐器有镈钟、编钟、特磬、编磬、建鼓、搏拊、篪、箫、排箫、笛、琴、瑟、笙、埙、柷、敔等，乐舞由名为“麾”的旗帜进行指挥。

古代用于宫廷典礼和祭祀的乐舞。因其音乐“中正和平”、歌词“典雅纯正”故名。雅乐起源于周代的礼乐制度，周代的“六舞”被后世奉为雅乐典范，《诗经》中许多诗篇为周代雅乐歌词。秦汉以后，历代开国都要创作本朝的雅乐，多不离“六舞”文舞、武舞的基本模式。秦朝改《大武》称作《五行》，改《韶乐》称作《文始》。汉高祖下令让令叔伯通根据秦代的音乐创制宗庙祭祖所使用的音乐，以《大风歌》、《巴渝舞》进入雅乐。汉武帝的《十九章》中有赵、代、秦、楚的歌曲。三国时魏国的杜夔制雅乐，沿承汉代，基本上没有改变。南朝梁武帝改《九夏》之乐称作《十二雅》，实际上是新创的雅乐。北朝的雅乐更多地融合了北方少数民族的音乐成分。隋朝雅乐合并使用胡声和吴楚之声。开皇十四年（594年）牛弘修改了旧有的曲调，仁寿二年（602年）牛弘修改重写了雅乐的歌词。唐朝初年，祖孝孙改十二雅为十二和，号“大唐雅乐”，并用《治康》、《凯安》作为文舞、武舞。仪凤二年（677年）又以新创的《庆善乐》为文舞，以《破阵乐》为武舞。后来又重新使用《治康》、《凯安》为文舞、武舞。唐代以后雅乐形式日趋僵化，多求复古。五代后汉时改十二和叫作“十二成”。后周的王仆奉诏详定雅乐十二律旋相为宫之法，于是开始有了王仆音律的影响，并持续到宋代。宋代雅乐经过多次修改，到宋徽宗的时侯颁布以《大晟乐》为雅乐。清代以《中和韶乐》为雅乐。

佾舞是清祭祀时所用的乐舞，是卤簿大典的精彩内容。清代佾舞只用于大祀及中祀，舞用八佾即八行，每行八人，共六十四人。又有武舞（武功之舞）、文舞（文德之舞）之分，武舞用干（盾）、戚（斧子），文舞用羽（长尾羽毛）和龠（古排箫）。唯有文庙、文昌庙舞用六佾，只用文舞。大雩时祭天坛则用舞童十六人，两手均执羽，又称皇舞。

让卤簿成为活的非物质遗产

1911年，辛亥革命宣告了中国封建王朝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皇帝权威和尊严的象征——卤簿制度也瞬间烟消云散。作为封建制度的附属物，被视为历史的糟粕而被永远地否定和遗忘了。但是，随着世界性的对人类历史文化传统的反思和回归，世界遗产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尊崇和保护的对象，许多淹没于历史长河中的物质的和非物质遗产重新拂去尘土，在人类精心的保护下而重新闪现出璀璨的光芒。

今天，在中国改革开放、国力强盛、迅速与国际接轨的新形势下，卤簿被重新认识、评价和再现就成为了一种必然。卤簿是历经数千年的中华宫廷文化和艺术的精髓，如同故宫的建筑和文物被保留并变为博物馆一样，卤簿作为非物质遗产，去掉其为封建帝王服务的外部环境，保留其文化和艺术的实质，让其重新复活，让卤簿在新的时代、在新的意义上重新辉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代表，作为重大传统节日和重大外事活动的国家级的传统礼仪，一方面可以成为向世界展示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泱泱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的无穷魅力，让世界认识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能够极大地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促进中华民族的统一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力，其深远伟大的意义可以说是无法估量的。

蒿[蒿，读音作hāo(ㄏㄠ)]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西周王朝早期的都城蒿京，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蒿京”就是“镐京”，镐京，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部。在西周时期，蒿视同“镐”。蒿氏，即居住于王城的住民以居地名称为姓氏，称蒿氏，皆为周之宗室成员，是非常古老的姓氏之一。

商朝未年，纣王荒*无道，周武王举兵讨伐，灭了商朝。

灭商纣后，周武王姬发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夏、商之国祚九鼎搬运到周朝的国都镐京。谁知那九尊大鼎个个沉重无比，既难搬又难运。周武王组织了大批人马，据说一尊鼎就动用了上万人，花了几个月的功夫，才拉到洛阳。当周人准备再向西拉时，不管用什么办法，那九尊大鼎就像生了根似的，定在那里巍然不动了。周武王闻知此事后，感叹地说：“九鼎是镇国之宝，它们到了洛阳不往西走，定有缘故。因夏朝国都在洛阳啊。”

镐京，是成周时期以后的文献记记录用语，不是鼎刻金文的用语。鼎刻金文为“蒿京”。

“京”字，在周人眼里是“高大建筑”或“高台建筑”的意思，这从“京”字的金文就可以直观的体会到。当“京室”(何尊)或“京宫”(矢令彝)联用时，“京”字是修饰词，表示“高大的房屋和宫殿”。当“蒿京”联用时，“京”字是被修饰词，表示有草、木、水、沼的，在主建筑群(宗周)周围的高大辅助建筑物，类似于现在所说的“皇家园林建筑群”。

德方鼎，是公元前十一世纪西周早期所铸造的方形青铜鼎，其鼎铭有史文：“唯三月王在成周，行武王(福)，自蒿、咸，王赐德贝二十朋，用作宝尊彝。”

“德”是周臣，此鼎文记录了“德”跟随着周成王，自蒿地前往成周(今河南洛阳王城公园)，为周武王进行一场规模宏大的祭祀活动；祭祀结束之后，周成王赏赐给“德”二十朋贝，即四十串贝币。贝币，就是钱。

这里的“蒿”，即“蒿京”，是有“草木茂盛之地高大建筑”之地。而“草木茂盛之地高大建筑”之地，在西周初期只有“镐京”。

今许多人认为，西周之镐京在成周，其实错了。成周是西周晚期周平王姬宜臼时期的周之京城。蒿地不在成周，而是在宗周一带的建筑群。

西周初期的宗周即“蒿京”，也就是“镐京”，与丰京合称丰镐。丰、镐二京都是西周初期的都城，位置在今天陕西省西安市西南方二十多公里外的沣河两岸，丰京在河西，镐京在河东，相距很近，丰、镐二京在史籍中通常并称，意为周之都城。

丰京是西周先祖宗庙所在地，镐京是周王居住和处理政事的地方。商朝末期，周文王姬昌将都城从岐邑迁至丰京，周武王又迁都于镐。丰京是宗庙和园囿的所在地，镐京则为周王居住和理政的中心。后来，经历战火的宗周宫室被戎族人焚毁，周王朝的宗室在丰镐一带再难以立足，周平王只得东迁至成周。

在西周甲古文片周原凤雏(H11:20)中记载：“惠亡眚，祠自蒿于丰？”而在周原凤雏(H11:117)上记录：“祠自蒿于周？”上述两例甲骨文都是预测用语，所以都使用问句。

从这两例甲古文可以看出，蒿地、丰地和周地(宗周)是三处不同的地点。

甲骨文中的“周”即是宗周，在歧山脚下，凤雏、黄堆一带有宗周的宫殿遗址。

甲骨文中的“丰”是礼，金文礼从丰从豆，是祭祀所用器物之形。历史文献将礼改为丰，如在史籍《文王有声》中记载：“既伐于崇，作邑于丰。”然而丰地在何处？今人俱说丰地在今长安县。然“丰水东注”，应是丰地几千年不变的地标，而今长安县所谓的沣河却是北流注于渭河。

在著名的大丰簋上铭有：“乙亥，王有大礼，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丁丑，王享大俎王，．．．”此正与上述两片甲古文相符合。周王在举行大礼前先行问卜，王问凡临周、丰、蒿三方吉凶如何？看来周王进行的大礼需要在三地巡游，“祠自蒿于周”和“祠自蒿于丰”是必要的过程。从时间上来看，从乙亥至丁丑是三天，三天游三地，还要进行必要的礼仪过程，其三地应相距不远。故此，丰地和蒿地都应在周地附近。

宫殿区南边有一条水系，水系上游源头有一泉名“醴泉”，著名的《九成宫醴泉铭碑》就在此。水系与渭水平行，在武功县东部注入渭河，此正应《文王有声》：“丰水东注”；歧周遗址附近至今还有一地，名礼村，可巧著名的“大丰簋”也出土于礼村。这更证明这里就是丰地。所以“丰地”实为礼地，“丰水”实为澧水，“大丰簋”也应改称为“大礼簋”——“澧”、“醴”、“礼”，皆是“酆”之甲骨文，即礼字。

甲骨文中的“蒿”，在周成王时期德方鼎以后绝少出现，然而在周穆王时期的青铜器上却大量出现。

在史籍《文王有声》里有：“镐京辟雍”；在“麦尊”上也有：“蒿京．．．辟雍”。“辟雍”是澧水水系流经平地而产生的湖泊，在“静簋”里称为“大池”，其地理位置就在蒿京附近。周文王在辟雍附近还修建了灵台，这在史籍《灵台》中有记载：“经始灵台……王在灵囿……王在灵沼……於乐辟雍……”可见这座灵台的规模很大，有园林和池沼，并且还与辟雍相临。所以，灵台与蒿京是一体两面，是同一实体在文献和金文里的不同称呼，因为，周文王不可能在一地造两处同样功能的建筑。“台”与“京”都是指人工修筑的高大建筑物，并且在蒿京多次进行神秘的宛礼，可见蒿京也就是“灵台”。

在史籍《召诰》和《毕命》中，都有“王朝步自周，至于丰”的记录，是说周王从宗周向东步行，到达丰地。可见，丰地在宗周的东面不远处，决不会是今所谓“丰镐遗址”的丰西镐东的布局，也不会是如今丰镐相去十里的距离。王行十里，应是乘车，而非步行。这从青铜器和宫殿遗址这两项最重要的考古情况的对比就可看出，歧周遗址比所谓的“丰镐遗址”的文物发现要丰富的多，而且歧周遗址的青铜器文物里可以发现大量的世袭家族，从而可以断定歧周是从周文王开始，至少截止到抵事位君王周厉王姬胡时期，都是西周君王的住地。歧周遗址一直是宗周的所在地，宗周是包括周地、丰地和蒿京在内的周王室住地的总称。

当年秦晋交战，秦穆公生擒晋惠公而归，《国语》言：“至于王城，合大夫而谋”；《左传》言：“穆姬闻晋侯将至……曰：‘……夕以入，则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诸灵台。”；《史记》言：“……穆公曰：‘……今天子为请，夫人是忧。’乃与晋君盟，许归之，更舍上舍……”三处所言“王城”、“灵台”和“上舍”信为一处，即故宗周。当“穆姬闻晋侯将至”，遂以死要挟秦穆公，秦穆公不得已将晋惠公“舍诸灵台”，可见灵台离秦国的雍城不远。秦雍城遗址在今陕西省凤翔县，与宗周所在地歧山县东西相邻，从晋国西归雍城，歧山是必经之地。而今所谓“丰镐遗址”与凤翔和晋地等距离，相信穆公当年不会将惠公置于半途。

另外，雍城和晋国都在渭水以北，所谓“丰镐遗址”独自在渭水以南，当年秦穆公有何必要舍近求远、二渡渭水将晋惠公置于对岸？

现今，所谓“丰镐遗址”经过了四十余年的发掘，还是个一没发现宫殿，二没发现宗庙，三没发现王陵，四没发现大量贵族居住地的普通遗址；而“歧周遗址”一有宫殿，二有宗庙，三有王陵(周公庙地区发现)，四有大量贵族墓地和窖藏，五有大量青铜器证明这里是有连续二百多年的繁荣历史的古王城。在这么多的正反两方面的证据面前，不知是何原因使当今的文史与考古界一定要认为“丰镐遗址”就是所谓的“周都”？莫名其妙！

至少在《尚书》以前的文献里没有所谓“丰京”的提法，丰在歧周遗址之内。从对歧周遗址的布局来看，凤雏宫殿遗址当是周地，召陈宫殿遗址当是丰地；祁家沟水库和官务水库一带当是“辟雍大池”，而蒿京或灵台也当在附近。

第二个渊源：源于姜姓，出自春秋时期齐国蒿邑，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蒿氏源自春秋时期齐国地名，后以地为氏。

在史籍《姓氏考略》中记载：“山西大同有蒿姓。”在史籍《续通志·氏族略》也中记载：“明时有进士蒿宾。”

但本书一直未在任何史料中寻到齐国的蒿地或蒿邑在何处，按姓氏源流原则，不成邑者不成姓，能够成为蒿氏，当必有蒿邑，但未查询到齐国的蒿邑何在。

有待进一步考证。

第三个渊源：源于满族，出自，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为满族老姓。不过，一直未在任何史料中寻到其源流，但在今河南省清原满族自治县有大量满族蒿氏族人分布。

八历史名人：

蒿　宾：(生卒年待考)，山东膝县人。著名明朝榜花。

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登进士榜。

榜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应试制度，自唐朝宣宗李忱下诏形成，历代因之。自唐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以来，凡历代封建王朝举行会考后，礼部在放榜时，每年皆取二、三姓氏稀僻的应考者为进士，谓之榜花，是点缀和渲染应试制度的一种举措，鼓励士子们为朝廷服务。

蒿宾，即为明朝世宗朱厚熜嘉靖二年的榜花，倒并不是因为考试成绩好。

蒿广明：(公元1936～今)，字普照。安徽太和人。著名妇科医学专家。

历任太和县倪邱中心卫生院中医妇科主治医师、业务副院长、党支部书记。县中医协会理事。

二十世纪年代初，所在医院技术条件差，其以熟练的外科技术，开展了难度较大的腹部和妇科手术，解决了当地患者转诊手术的难题，并培养了一大批青中年医师。

治病以中医中药为主，中西医结合，专长于中医妇科，如运用古方“四物场”化裁。治疗各类妇科病都收到较好的疗效。《补中益气汤加味治疗子宫脱垂47例报告》、《生化汤化裁治疗产后、人流、引产、刮宫后恶露不尽132例报告》、《123例急性粟粒型肺结核初步症状分析》等论文先后发表在各类医学刊物上。

蒿广德：(公元1953～今)，四川广元人。主管技师。著名医学化验专家。

毕业于广元职工医学院医疗系专业。从事血液病实验诊断二十年，曾先后在四川省人民医院检验科血液病室、 陆军部医院血液科进修学习。

对血液专科疾患具有丰富的诊疗经验。

发表论文主要有：心包积液为首发表现的急性白血病一例发表于《中华内科杂志》；首先表现为肾孟积水及肾包膜下血肿的急性白血病一例发表于《新医学》；以反复鼻觑延误诊断的多毛细胞白血病一例发表于《临床荟萃》；HOAP或6VP方案诱导缓解治疗成人急性白血病获广元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茶色素对恶性肿瘤患者血液流变学的影响、茶色素对高脂血症及血液流变学的影响分别发表于《茶色素的临床应用》；HOAP或6BP方案治疗成人急性白血病的疗效分析发表于《广元医学》等。

蒿振亮：(公元1953～今)，山东临沂人。著名 党务工作者。

高级经济师，现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胜利石油管理局运输总公司党委书记。

曾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胜利石油管理局工程建设～公司党委常委、副经理，基层单位的党委书记、经理、党委书记兼经理、公司党委副书记、副经理等职，具有较丰富的企业复写经验，曾在有关刊物上发表过多篇文章。

蒿建华：(公元1959～今)，女；山系西安人。著名现代教育家。

西安文理学院经济管理系讲师，主要从事统计调查和统计分析研究，在多家专业期刊发表过论文。

蒿　伟：(公元1961～今)，山东鱼台人。著名地方工商管理干部。

鱼台县工商局稽查大队副队长。1981年从事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积极参与全县多处市场的论证及规划，为市场建设提供了可靠依据。

十几年来共参与或主持查办经济违法案件一百多起，追缴罚没款八十多万元。1990年四个乡镇因假玉米种使六十多户农民受害，他带领办案组赴辽宁省盘锦市为农民挽回损失三万多元。1994年6月带领办案人员连续奋战一个月终于依法将江苏省无锡市某缫丝厂非法收购的价值六十八万元的蚕茧予以没收。1997年任城区孙庄村四百亩水稻因使用除草剂受害，查清事实后率办案人员五次到南京某工厂依法为农民挽回损失十一万元。

先后五次被鱼台县县委、县 授予优秀公务员称号，1998年当选为济宁市人大代表。政协鱼台县委员会常务委员。

蒿彦儒：(公元1971～今)女，满族，河南清原人。著名现代广告人。

北京歌华阳光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客户总监。

1995年进京创业。曾在多家广告公司工作，设计的作品深受客户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