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璪自撰《绘境》中有句名言“外师造化，中心得源。”成为后来画家的座右铭。敦煌石窟是敦煌社会的必然产物，敦煌石窟在敦煌一直是社会化的佛教活动场所，敦煌石窟记录了敦煌及中国社会的千年历史面貌。

敦煌自汉代开发以来，一直是中原通往西域的门户。敦煌地区有了中原汉族地区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发达的封建文化，成为中世纪敦煌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敦煌在中原和西方各国和民族的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人们频繁地来往和交流中，不断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的合理部分，形成敦煌地区独特的地方文化。汉晋时期，敦煌地区涌现出了一大批自己的文化人物，奠定了敦煌地区本土文化的根基。

大抵与西汉开发河西同时开始，佛教逐渐传进敦煌和中原，特别是佛教建筑和佛教造像随着佛教传入敦煌和中原。早期的佛教建筑与造像有阿育王塔、犍陀罗造像等等。从公元前二世纪开始，在佛教发源地印度以及中亚的广大地区，先后出现了巴雅、纳西克、阿旃陀、贝德萨、卡尔拉、巴米羊、捷尔梅兹等佛教石窟群；以及我国新疆天山南北的石窟群。通过敦煌来往于中原和西域的各类人物中就有很多是佛教的僧人，他们当中有的人还长期住在敦煌从事佛经翻译和佛教教育事业。例如著名的“敦煌菩萨”竺法护和他的弟子们；以及法秀、于道邃、单道开、竺昙猷、道法、法颖、超辩、法丰、法相（尼）等一大批活跃于中国大江南北的敦煌高僧。汉晋时代敦煌佛教之传播，成为本地一大文化特色。另外，从事商业贸易的西域商人中也有很多是佛教的信士。敦煌石窟就是在这样的中外历史文化背景下出现的，是集石窟建筑本身、佛教雕塑、佛教壁画为一体的佛教建筑，是从犍陀罗为起点的中亚佛教建筑和佛教艺术的东延。

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敦煌石窟艺术历经千年经久不衰，就是它在敦煌的历史上确实起到了稳定社会、使人们安居乐业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和满足了各个历史时期、各阶层人们的各种社会需要；当然首先是满足了统治者阶层的需要。同时，敦煌佛教石窟艺术作为一种民族的意识形态，它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通过艺术的形式提倡佛教信仰，其目的是让人们关心社会、献身社会。因此可以说，敦煌石窟艺术的社会需要与作用及其历史证明，宗教信仰是人与社会的需要，而宗教艺术是历史上人们对宗教的利用。

公元5世纪前期，北凉王沮渠蒙逊在所占领的地区大造佛像，敦煌石窟现存的他统治时期所建一组洞窟，也被佛教史籍记为他“敬佛”的事迹之一。沮渠氏所谓的“敬佛”，完全是为了自己个人和家族的需要和目的，因此留下许多贻笑千古的丑闻；但他又是一方君主，他的行为影响到整个社会。

莫高窟第285窟被认定为当时的东阳王元荣所建大窟，其中理由之一，是该窟南壁所绘《五百强盗成佛故事》，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当时河西一带曾发生农民武装暴动，并一度截断了敦煌与中原的通道，元荣在他的写经题记中多次提及此事；而《五百强盗成佛故事》在壁画中出现，正是元荣个人的意图。而莫高窟第428窟内绘制了河西全境僧人供养人1200多名，则显示了窟主瓜州刺史于义与其兄凉州刺史于实以及于氏家族在河西的势力。北周和隋初中国北方出现了倡导社会公益事业的三阶教，当时敦煌石窟壁画中绘制的《福田经变》，就是反映与社会公益事业有关的内容。

唐代初年建成的莫高窟第220窟以全新的壁画风格，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武周时代，敦煌石窟的营造活动出现高潮：莫高窟最大最高的弥勒大佛就是武周延载二年开始营造的。女皇帝武则天说自己是弥勒降生，敦煌石窟就创建了弥勒大像。莫高窟第148窟壁画《天请问经变》、《报恩经变》等，是为激励敦煌汉唐军民抗击吐蕃入侵而绘，在战争中曾起到过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

公元8世纪后期，吐蕃人占领敦煌时，敦煌集中了大量的唐人，为了保存唐朝汉民族文化，利用吐蕃占领者们对佛教的信仰而大量建造佛窟。在整个吐蕃统治敦煌的70多年间，敦煌石窟的营造活动十分盛行。不仅如此，从这一时期石窟的题材、内容上，发生了历史转折性的变革，一窟之内绘制十几幅、二十几幅经变画，大有包揽天下一切佛教之势；之后的归义军时代更盛。佛窟中的内容反映了人们的各种各样的需要，固然有佛教自身的改革与发展的历史原因，但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人们的精神追求，也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基因。

公元9世纪后期的张氏归义军时代，从公元865年建成莫高窟156窟开始，佛窟名为崇敬佛法的“功德窟”，实际上成为表现个人历史功绩或其家族荣耀的纪念堂，之后有莫高窟第94、98、100、454、61等大窟步其后尘。第156窟内绘制了巨幅历史名作《张议潮出行图》，以此来庆祝和纪念张议潮收复河西的功绩及升迁高位的荣耀，这在当时也是一种社会需要，使营造佛窟在这里成为社会政治活动。之后几十年间，敦煌地区社会安定，经济繁荣，莫高窟营造了许多大窟，包括第96窟北大像的重修。

公元914年，世居敦煌的豪强大族曹氏从张氏手中接管了瓜沙归义军政权，营造佛窟更成为曹氏维护统治、巩固政权的重要措施之一。首任节度使曹议金营造了莫高窟最大的在面洞窟之一的第98窟，窟内绘僚属及高僧供养人像计200多身，而这些人都是张氏时期的前朝元老，曹议金利用自己营造的佛窟成功地将他们笼络在一起，完成了从张氏家族到曹氏集团政权接交的平稳过渡；到曹议金的回鹘夫人陇西李氏营造的莫高窟第100窟，分别长达10余米的《曹议金出行图》和《李氏出行图》，向世人展示了曹氏势力的强大和敦煌地区稳定繁荣景象，而第98窟的那些老臣及高僧的供养像，在第100窟以后的曹氏大窟，如第454、61、55等窟中再未出现过；这些曹氏诸节度使的“纪念堂”，实际上是向我们叙述着曹氏政权由初建时的内忧外患到逐步强盛的过程。另一方面，敦煌石窟起到了曹氏归义军联系周围各民族政权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使曹氏政权在夹缝中生存，而且敦煌地区社会稳定繁荣。曹氏诸大窟中的各族王公贵族的供养群像就是这一社会作用的历史见证。

敦煌石窟的“家窟”是佛教社会化最具体、最深刻的历史见证。唐代初年开始，敦煌石窟出现了“家窟”之名，即贞观十六年（642）年由敦煌大族翟通建成的莫高窟第220窟，题名“翟家窟”。此后，敦煌石窟的佛窟，不论是重修先代所建，还是当代新建，也无论是官宦窟、高僧窟还是贵族窟，多被冠以“家窟”名号。比较有名的家窟，有张家窟、李家窟、王家窟、翟家窟、宋家窟、陈家窟、阴家窟等。每一座“家窟”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历史。由于这些家窟中绘有原建窟主及建窟以来的历代先祖们的供养像及题名，使佛窟具有祠堂的性质和功能，而且还是由佛祖和弟子、菩萨们“看守”的家族祠堂，历代先祖的供养人像及题榜即祖宗碑位，佛窟便成为家族财富的一部分。家族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一个官宦或贵族家庭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写，敦煌也不例外；而敦煌石窟的创建和发展的历史，更是受到这种社会制度的制约；作为家窟的佛教石窟也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反过来，这种社会结构又是敦煌石窟形成和发展并延续千年的社会历史原因。这里试举几例：

敦煌阴氏从西魏时期就参与建造莫高窟第285窟，和当时敦煌的最高统治者西很宗室东阳王元荣攀上了“佛缘”。此后造窟不止。从今天莫高窟崖面上现存的洞窟来看，敦煌阴氏是所有敦煌历史上的大族中在莫高窟留下的大窟最多、洞窟的规模也最大的家族。阴家诸窟跨越了敦煌公元六至九世纪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较高的社会和人文研究价值。但同时，阴稠的子孙们在唐代各个历史阶段的表演令人瞠目结舌。武周时期建造弥勒大像，莫高窟第321窟和宝雨经变、“发现”敦煌的祥瑞等，都是为武则天当女皇大唱赞歌，而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又在记载营造莫高窟231窟的《阴处士碑》中，并挖空心思地寻找溢美之词，为自己背叛祖宗的行为作开脱和辩解。象征佛国天堂的佛窟成为阴氏家族为满足自己各种需要的工具。

敦煌地区的另一个大家族——敦煌李氏，也大肆进行佛窟营造，我们也就是通过他们留下的造窟“功德碑”文中了解其历史的。在这些碑文的记载中，我们看到了敦煌李氏一族，在唐代，是如何一步一步地篡改族谱、背离祖宗、投靠皇族：敦煌李氏本为汉李陵之后，属代北李，是中原的旧门大姓。北周时期有李穆一支，其子李操于隋初因谪贬而迁居敦煌，子孙蕃衍，仍保持大姓雄威。《圣历碑》先拉上李广和李固，到《大历碑》时系上李暠再到《干宁碑》与李唐皇室攀为宗亲，进一步抬高了李氏在归义军政权和敦煌地区的声望，掌握敦煌地区的军政大权。从李氏诸“功德碑”看，佛窟确实在提高和保持家族声望中起到了作用。

翟家窟是敦煌石窟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家窟，即莫高窟第220窟，建于唐贞观十六年（642）。第220窟不仅开敦煌石窟家窟之先河，而且以她全新的艺术风格，成为敦煌石窟艺术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佛窟之一。当然，敦煌石窟的翟家窟中，甚至在整个敦煌石窟的家窟群中，最有代表性的还是建于唐咸通年间（862——867年）的莫高窟第85窟，它突出了这样几个特点：1，初建时家族窟主与施主的协作关系；2，家族窟主与施主关系的演变；3，不同时期出现在该窟甬道首席供养人位置上的官宦施主；4，僧窟以家窟名义的历史。

家族观念也是敦煌佛教石窟的中国特色之一，敦煌的大族、敦煌石窟的“家窟”，为我们进一步表明了佛窟的社会性质。同时在一座座“家窟”的营造过程中，同属这一家族的窟主与施主间的相互协作关系也体现了当时这种社会化特征。敦煌石窟的“家窟”中，不仅装载着其家族的历史，也装载着古代敦煌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我们今天就可以通过敦煌石窟的“家窟”去了解敦煌的家族，进而去认识敦煌及中国古代社会，认识敦煌的社会化佛教。

许多看过敦煌彩塑和壁画的人，包括一些专家都说，敦煌的艺术品不像是出自民间工匠之手，而应该都是出自大师之手。因为这些作品与他们同时代的大师的作品相比毫不逊色。可以肯定的是，敦煌的壁画和彩塑基本全部出自各时代的民间工匠之手！这些默默无闻的工匠们中间并不乏伟大的艺术家，但他们都没有机会扬名后世。塑匠、画匠也属古代的手工业之一类，他们与其它手工行业一样，也必然受到手工业管理制度的制约，使一般塑匠、画工的水平，作品的时代风格都必须达到那个时代所要求的标准，这就形成一个时期内大师的作品与工匠的作品在艺术水平方面没有多大的差距的现象。这样看来，决定一个艺人能成为大师或成为一般工匠的因素并不完全在艺术水平方面，而在于他的身份、地位、所处的环境、所遇到的机会等等方面。所以，从敦煌石窟看，不论是建筑、彩塑还是壁画，都应该是出自伟大的艺术家们之手！虽然他们默默无闻，但他们是巨匠大师群体。他们用自己的勤劳、勇敢、联盟和智慧，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创造了敦煌石窟文化，创造了敦煌的历史。他们的精神与他们的创造一样万古长青！我们今天保护、研究和宣传敦煌石窟文化，就是想让敦煌精神，特别是敦煌工匠的创造与奉献精神不断得到继承和发扬，为社会的发展进步服务。

第二，出自姬姓。另一张姓出自姬姓，以黄帝为祖。据《通志氏族略以字为氏》记载，春秋时期，晋国有个人名叫章杰，名叫张厚。他们的后代以张为姓。三族分入金朝后，其族人在韩国成为公医，逐渐成为名门望族。第三，改姓。历史上其他姓氏的人因各种原因改姓张，其后代成为张姓的一部分。比如三国时期，魏国大将张辽，原名聂，改姓张。再比如三国时诸葛亮给南方土司龙南张。第四，与道教有关。汉代以后，张姓迅速发展，与当时道教的兴起和传播有关。道教自称源于黄帝，“黄帝赐张姓”之说盛行。因此，道教领袖往往使用张姓。比如张角，张鹭等。历史上有很多姓张的名门。据《中国姓氏辞典》记载，张姓郡县有：清河县、南阳县、吴军县、安定县、敦煌县、无为县、范阳县、牛建县、郭培县、郭亮县、钟山县、蓟县、河内县、高平县、向阳县、洛阳县、河东县、始兴县、凤仪县、平原县。清河县是张最早也是最大的县，清河是张祖先的居住地。本文介绍的印江张是清河县人。张茵氏宗室的概况从张辉传到第五十八任张忠，本名光明，本名仲甫，是进士，辅佐。103010有一句“谁在等，张忠孝友”，赞美张忠孝友爱的美德。北宋封张忠为“神孝德王”，南宋封张忠为“福元文昌帝君”，俗称“文昌帝君”，建庙祭祀，与关君列为祭祀之礼，70年代张侯子义赵在周时为晋国大夫。诸侯会鞍前马后，死战必胜，排行忠臣。详见《诗经小雅六月》。80世纪，张卵巢封仁寿，辅佐汉高祖刘邦定天下，封，拜丞相。后人称他为皇帝，与萧何、韩信并称汉朝三大宗师。在86世纪，张明，他的名字是何炅，是普惠。当王莽篡汉时，他的许多家人都被杀害了。为了避免报复，他把500多名家人从带到了长江，其中一些人将自己的姓氏改为罗、徐和薛。从此传说四姓不婚，后他到衢州鹤林寺，成为五代之后的国种。公元103世纪，张炜的字可以上万。他在晋朝的时候，骑马随便，经常服役。随晋、元帝南迁，居江左。19世纪，张字是邵州人，所以他定居在曲江。张九龄，字子寿，12世纪人，唐开元年间圣人，以刚正不阿著称，文学最好。唐玄宗五十大寿，群臣都献上了宝贵的一课，唯独时任中共书记(也就是宰相)的张九龄送了《史记》的礼物，受到了唐玄宗的表彰。当它被称为“曲江公”时，它是一份遗书，是给司空的遗礼。公元14世纪，宋明理学家张载子，名侯，迁居陕西宝鸡眉县。16世纪，当游牧民族入侵南方时，张端，名叫陈凯，被任命为宝鸡知府。北宋中和年间(1118-1119)，从陕西宝鸡眉县迁居敖开集、石壁渡、宁化、汀州，被尊为张入闽始祖。十九世纪的张，河北太守，生下第三子，成了宋的龙，住在宁化；第二任孙松忠县医生

民族英雄文天祥与张关系密切。他称赞张为官、为人，并为张写下“赞辞”:“风采，众都，壮丽；公共行为、诚信和尊严。诗词博览群书，忠孝闻名。作为田园州，县团李占得则；开航一，父子一穆恩光。编家谱，别忘了报纸。钟灵郁秀，桂馥兰芳；绵绵世泽，长发吉祥。”孙杖死后，葬于上杭县白沙镇前洋村吴立背大坪岗。墓地的形状是一个承载着珠子的金盘。墓前对联：“寄盛清河绵石泽，以支闽粤家声”；变装：“常可晕倒后”。对联反映了张一脉“中原南移，印江开基”的开拓轨迹，体现了张后人“欣欣向荣，奋发向上”的开拓精神。墓前竖立着18个花表，象征着墓前有18个子孙，十分壮观。任何来这里参观的人都会称赞它：这的确是一块风水宝地。

杜简介赋(公元712-770年)，汉族，本名，号少陵夜老、等。中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被称为“诗圣”。我一生写了1400多首诗。祖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今巩义市)。远祖是晋代名将杜预，先祖是初唐诗人杜，父亲是。唐肃宗，警官留下拾遗。入蜀后，经朋友推荐，他被任命为建南节度使，并在工商部任职。因此，后人又把他称为杜释伊和杜工部。杜甫三十五岁以前读书旅行。天宝年间，到了长安，没有办法做官。经过十年的艰辛，他得到了带领曹参军的小差事。安史之乱初期，他流亡国外，被叛军俘虏。脱险后，该军官离开去领取遗物。元二年(759)，弃官西去，终于到了四川，定居成都。他曾在严武，我们在博南的时间，检查和教育部的成员，所以他也被称为杜工部。晚年举家东迁，在夔州住了两年，出峡。流浪湖北湖南，贫病交加而死。子美生活在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他的诗歌多涉及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和人民疾苦，被称为“诗史”。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誉为“诗人”。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系，并创造性地加以发展。他是新乐府诗风的开创者。他的乐府诗为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的五七篇古体小说，亦诗亦史，铺展叙事，注重故事的整体性，标志着中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非凡的创造力，在节奏、对仗、炼字炼句等方面积累了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了完全成熟的阶段。有《千秋金鉴录》传世。杜甫和李白一样有名。

称“大李杜”。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有《杜工部集》。“三吏”、“三别”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杰作。它真实地描写了特定环境下的县吏、关吏、老妇、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动、语言，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广大劳动人民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展示给人们一幕幕凄惨的人生悲剧。在这些人生苦难的描述中，一方面，诗人对饱受苦难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对官吏给于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他又拥护王朝的平乱战争，希望人民忍受苦难，与王朝合作平定叛乱。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是符合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面貌的。平江小田村杜甫墓是唐代伟大爱国诗人、世界文化名人杜甫的长眠之地公元768年（唐大历三年）冬，携妻儿乘船离川至岳阳。次年春舟居潭州（今长沙）。770年（唐大历五年）4月，湖南兵马使臧_举兵为乱。为避战火，杜甫半夜溯湘江往郴州投靠就舅父崔伟。船至耒阳方田驿，遇大水不能前行，半旬不得食物。耒阳县令闻之送予牛肉白酒。杜甫掉转船头返长沙居江阁。暮秋思归故里，孤舟入洞庭。因重疾复发，费资用尽，只得溯汨罗江往昌江县（今平江）投友求医。不幸病逝于县治寓所，葬于小田天井湖。其子宗武、孙嗣业留下守墓，杜氏自此繁衍，一脉相传。杜甫生平杜甫的经历和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所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开元19（时20岁）年始漫游吴越，5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第。再漫游齐赵。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三、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_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_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房_善慷慨陈词，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但不切实际，与叛军战，采用春秋阵法，结果大败，肃宗问罪。杜甫始为左拾遗，上疏言房_无罪，肃宗怒，欲问罪，幸得脱）。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四、西南飘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摄成都，杜甫投往投，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大量名作。史传论述《新唐书·杜甫传》作者：欧阳修宋祁摘自《新唐书艺文传》甫，字子美，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李邕奇其材，先往见之。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天宝十三载，玄宗朝献太清宫，飨庙及郊，甫奏赋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数上赋颂，因高自称道，且言：“先臣恕、预以来，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审言，以文章显中宗时。臣赖绪业，自七岁属辞，且四十年，然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窃恐转死沟壑，伏惟天子哀怜之。若令执先臣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足鼓吹《六经》，至沈郁顿挫，随时敏给，扬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弃之？”会禄山乱，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肃宗立，自_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至德二年，亡走凤翔上谒，拜右拾遗。与房_为布衣交，_时败陈涛斜，又以客董廷兰，罢宰相。甫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亲问。宰相张镐曰：“甫若抵罪，绝言者路。”帝乃解。甫谢，且称：“_宰相子，少自树立为醇儒，有大臣体，时论许_才堪公辅，陛下果委而相之。观其深念主忧，义形于色，然性失于简。酷嗜鼓琴，廷兰托_门下，贫疾昏老，依倚为非，_爱惜人情，一至玷污。臣叹其功名未就，志气挫衄，觊陛下弃细录大，所以冒死称述，涉近讦激，违忤圣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赐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独蒙。”然帝自是不甚省录。时所在寇夺，甫家寓_，弥年艰窭，孺弱至饿死，因许甫自往省视。从还京师，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辄弃官去，客秦州，负薪采橡栗自给。流落剑南，结庐成都西郭。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不至。会严武节度剑南东、西川，往依焉。武再帅剑南，表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至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武卒，崔旰等乱，甫往来梓、夔间。大历中，出瞿唐，下江陵，溯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阳。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乃得还。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桡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赞曰：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问、沈_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竞相袭沿。逮开元间，稍裁以雅正，然恃华者质反，好丽者壮违，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长。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厌余，残膏_馥，沾丐后人多矣。故元稹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昌黎韩愈于文章慎许可，至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可信云。《旧唐书·杜甫传》杜甫，字子美，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曾祖依艺，位终巩令。祖审言，终膳部员外郎，自有传。父闲，终奉天令。甫天宝初（注：应为开元末）应进士不第。天宝末，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注：应为右卫率府参军）。十五载，禄山馅京师，肃宗征兵灵武。甫自京师宵遁，赴河西（注：时未尝到河西），谒肃宗于彭原（注：应为凤翔），拜右拾遗（注：应为左拾遗）。房〔王官〕为布衣时，与甫善。时〔王官〕为宰相，请自帅师讨贼，帝许之。是年十月，〔王官〕兵败于陈涛斜。明年春，〔王官〕罢相。甫上疏言〔王官〕有才，不宜罢免。肃宗怒，贬〔王官〕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时关辅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注：成州之上漏去秦州），自负薪采〔木吕〕，儿女饿殍者数人。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注：公不赴功曹之命，系代宗广德元年居梓、阆间事）。上元二年冬，黄门侍郎郑国公严武镇成都（注：武凡两镇成都，其在上元二年，则以绵州刺史迁东川节度，兼除西川。至以黄门侍郎再帅剑南，乃代宗广德二年事），奏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注：此在严再镇后，非上元也）。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甫无所依（公之去蜀东行，以公诗证之，当在严武未卒之前）。及郭英□（“刈”的左部）代武镇成都，英□武人，粗暴，无能刺谒，耐游东蜀，依高适（注：时适已官京朝，不在东蜀，公亦未依适）。既至而适卒。是岁，崔宁杀英□，杨子琳功西川，蜀中大乱，甫以其家避乱荆楚（注：去蜀后居夔且二年，史漏），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乱（注：其时江陵无警），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注：自衡往郴，舟泊耒阳耳，未尝寓居也）。甫尝游岳庙，为暴水所阻（注：阻水不在岳庙），旬日不得食。耒阳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还。永泰二年（注：当作大历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注：此说出于唐小说家，不可信，当以公诗正之），时年五十有九。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业自耒阳迁甫之柩（注：元氏撰墓系，无自耒阳之文），归葬于偃师西北首阳山之前。天宝末诗人，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有饭颗山头之嘲诮（注：唐《本事诗》云：太白戏杜曰：“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盖讥其拘束也。此诗太白集不载，不可信）。元和中，词人元稹论李、杜之优劣，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国学宝典——杜甫[又名：杜工部，诗圣]杜甫，字子美，其先襄阳人，曾祖依艺为巩令，因居巩。甫天宝初应进士，不第。后献《三大礼赋》，明皇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安禄山陷京师，肃宗即位灵武，甫自贼中遁赴行在，拜左拾遗。以论救房_，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乱，寓居同州同谷县，身自负薪采_，哺_不给。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道阻不赴。严武镇成都，奏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武与甫世旧，待遇甚厚。乃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枕江结庐，纵酒啸歌其中。武卒，甫无所依，乃之东蜀就高适。既至而适卒。是岁，蜀帅相攻杀，蜀大扰。甫携家避乱荆楚，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亦乱。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卒年五十九。元和中，归葬偃师首阳山，元稹志其墓。天宝间，甫与李白齐名，时称李杜。然元稹之言曰：“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诚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白居易亦云：“杜诗贯穿古今，尽工尽善，殆过于李。”元、白之论如此。盖其出处劳佚，喜乐悲愤，好贤恶恶，一见之于诗。而又以忠君忧国、伤时念乱为本旨。读其诗可以知其世，故当时谓之“诗史”。旧集诗文共六十卷，今编诗十九卷。杜甫年谱712壬子睿宗太极一（玄宗先天一），杜甫生于河南巩县。717丁巳玄宗开元五，杜甫六岁。尝至郾城，观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718戊午玄宗开元六，杜甫七岁。始作诗文。720庚申玄宗开元八，杜甫九岁。始习大字。725乙丑玄宗开元一三，杜甫十四岁。壮游诗曰：「习年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从，以我似班扬。」原注：崔郑州尚，魏豫州启心。726丙寅玄宗开元一四，杜甫十五岁。百忧集行曰：「忆昔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730庚午玄宗开元一八，杜甫十九岁。游晋，至郇瑕（今山西猗氏县），从韦之晋、寇锡游。731辛未玄宗开元一九，杜甫二十岁。游吴越。732壬申玄宗开元二0，杜甫二十一岁。游吴越。733癸酉玄宗开元二一闰三月，杜甫二十二岁。游吴越。734甲戌玄宗开元二二，杜甫二十三岁。游吴越。735乙亥玄宗开元二三闰十一月，杜甫二十四岁。自吴越归东都，举进士，不第。736丙子玄宗开元二四，杜甫二十五岁。游齐赵。交苏源明。737丁丑玄宗开元二五，杜甫二十六岁。游齐赵。738戊寅玄宗开元二六，杜甫二十七岁。游齐赵。739己卯玄宗开元二七，杜甫二十八岁。游齐赵。740庚辰玄宗开元二八，杜甫二十九岁。游齐赵。741辛巳玄宗开元二九，杜甫三十岁。归东都。筑陆浑庄，于寒食日祭远祖当阳君。742壬午玄宗天宝一，杜甫三十一岁。在东都。姑万年县君卒于东京仁风里。六月，还殡于河南县，公作墓志。743癸未玄宗天宝二，杜甫三十二岁。在东都。744甲申玄宗天宝三，杜甫三十三岁。在东都。五日，祖母范阳太君卒于陈留之私第。八月，归葬偃师，公作墓志。是年夏，初遇李白于东都。秋，游梁、宋，与李白、高适登吹台、琴台。尝渡河游王屋山，谒道士华盖君，而其人已亡。745乙酉玄宗天宝四，杜甫三十四岁。再游齐、鲁。是时李之芳为齐州司马。夏日，李邕自北海郡来齐州，公尝从游，陪宴历下亭及鹤山湖亭。旋暂如临邑（属齐州）。秋后至兖州，时李白避归东鲁。公与同游，情好益密。公赠白诗所云「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者是也。俄而工将西去，白亦有江东之游，城东石门一别遂无复相见之日矣。746丙戌玄宗天宝五闰十月，杜甫三十五岁。自齐、鲁归长安。从汝阳王_、驸马郑潜耀游。747丁亥玄宗天宝六，杜甫三十六岁。在长安。748戊子玄宗天宝七，杜甫三十七岁。在长安。屡上诗韦济，求汲引。与书家顾诫奢订交，约当此时。749己丑玄宗天宝八，杜甫三十八岁。在长安。冬日，归东都，因谒玄元皇帝庙，观吴道子所画壁。750庚寅玄宗天宝九，杜甫三十九岁。来长安。初遇郑虔。751辛卯玄宗天宝一0，杜甫四十岁。在长安。进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贤院。秋，病疟。友人魏君冒雨见访，因作秋述贻之。病后过王倚，王饷以酒馔，感激作歌赠之。是年，在杜位宅守岁。752壬辰玄宗天宝一一，杜甫四十一岁。在长安。召试文章，送隶有司参列选序。暮春，暂归东都。冬，高适随歌舒翰入朝，与公暂集，俄复别去，公有诗送之。753癸巳玄宗天宝一二，杜甫四十二岁。在长安。首夏，同郑虔游何将军山林。次子宗武约生于此年秋。754甲午玄宗天宝一三闰十一月，杜甫四十三岁。在长安。进封西岳赋。自东都移家至长安，居南城之下杜城。因田梁丘投诗河西节度使歌舒翰。岁中，张

张姓家谱 - 概述

家乘，即家族的史书；谱牒是古代记述氏族世系的书。

秦汉以前，只有帝王诸侯有谱牒。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为维护自己的利益，特别重视门第、血统和婚姻等方面的纯洁性和排它性，以维护自己政治方面的特权，于是贵族和平民都有了谱牒，从而谱牒学也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唐宋以至明清，各个姓族不断修续谱牒、家乘。现存的家乘、谱牒，大多是明清时代修撰的。

谱牒加深了豪门大族与庶族寒人之间的鸿沟，使世家大族内部嫡庶尊卑关系得以强化。它用血缘关系的纽带模糊了阶级意识，使封建宗法制度得以维持和巩固。但是，家乘、谱牒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文献价值。就张姓的家乘、谱牒而言，它记录了张姓诸家族的氏族来源、世代系统、人物传记、迁徙居住、婚姻嫁娶、子孙繁衍和与此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不失为研究家族史、社会史的重要原始资料。

张姓家谱 - 修谱

在修撰谱牒之风相当兴盛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张姓这样的大姓氏，也应该有家乘、谱牒的修撰，只是因为时间久远，没有能够保留下来。现在我们可以考知的张姓家乘、谱牒，有唐朝人张太素的《敦煌张氏家传》20卷，此后又有《曲江张氏家谱》一卷。

宋元明清诸代，各地的张姓家谱不断修撰，以至于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修续家谱。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张浚等人修纂的《张氏统宗世谱》有18卷，后来又扩展到2l卷，并附有《文献》l1卷，卷帙极为丰富。这部谱书将当时全国各地的张姓家族的有关情况全部收入，书中还附有《张氏古今迁居地理图》17幅。这是张姓的一部极为重要的谱书。民国时期，张姓聚族修续家谱之风方兴未艾，建国后一些地方也有续修家谱的情况。

张姓家谱 - 家谱的分布

现在图书馆收藏和目录书著录的张姓谱书有100多种。《中国家谱目录》一书收录张氏家谱114种，计949册。

这些张姓谱书如果按地区分，以江苏省最多，达25种；其次是湖南省，有18种；再次是山西和浙江两省，各有12种。此外，湖北省有8种，山东省有6种，河北、安徽、福建、四川4省各有5种，广西、甘肃、宁夏三省区各有2种，河南省有1种。不分地区的有4种。如果从支派族望上看，清河张氏的家谱最多，达十余种；其次是湘谭张氏，有6种。定阳、南张、姚江、余姚、中湘、湘乡等地张氏，各有3种；浙江、安丘、南皮张氏，各有2种；其他地区张姓支派，多为 1种。

张姓家谱 - 家谱的种类

这些张姓谱书的名称各异，有家谱、宗谱、族谱、世谱、世系谱、会通谱、房谱、支谱、草谱、通谱、谱书、纪略、家乘、世系、先芬录等。名称中往往还包含具体郡望、门派或者先祖号谥，以及郡、县、乡名，以与别的谱书相区别。有的名称中还加有“续修”、“三修”、“四修”等字样。

张姓家谱 - 家谱的内容

张姓的各种家乘、谱牒尽管文字繁简不一，记述范围有别，但内容却大体相同，一般包括序言、凡例、家族世系、家族法规、先祖行状和家族文献等。其中家族世系是家谱的中心内容，为谱书所必备。

谱书中关于家族世系的记述，既要注重上下垂直关系，使源流承递清楚。又要注重左右横向关系，详列人物事迹。张姓谱书往往首先阐明本家族的繁衍源流，然后再详述各支各派的人物事迹。世系不仅要记载本宗族的人物名谓，而且还多通过派语来说明人物的宗派和辈分。

茂陵（今陕西省兴平）张氏宗族的《宗规》中就有“族派字目”。这个宗族共分10个支派，取南宋大儒朱熹“忠孝持家远，诗书命世长”10个字，让各支派分占一字。再以这一字为首，联成五言四句，作为派语。如“忠”字一支的派语是：“忠勤襄国事，正直立人纲。龙虎风云会，修齐诩世良。”这一支派的第一代取名要用上“忠”字，第二代取名要用上“勤”字，第三代取名要用上“襄”字，依此类推。这样，通过一个人的名字，就可以知道他属于哪一支派哪一辈分。

张姓家谱 - 字辈范例

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顺场乡张氏字辈，依此类推排在后面的字辈越来越小，字辈如下：

兴景秀志应、张正从先进、尧舜禹周文、仁义社稷礼、忠纯江河腾、

儒雅尊师训、武将拓邦基、继承祖遗愿、宏扬持家规、勤奋享富裕、

耕读留丹青、举荐登高位、共勉立功绩、神农垂春秋、轩辕载永恒、

皇恩常浩荡、帝德放光辉、紫气获宝献、金鉴创九龄、忍诗传千古、

授书佐良君、学识培英豪、渊博育栋臣、续延显发达、修全启后裔、

牒满展云霄、谱纂振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