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冬，吴铁汉同宛希俨,王一飞,熊映楚,李子芬,邓雅声等进步青年仿效“利群书社”创办“书报流通处”（后改名“醒民书社”）暗中发行《***人》，《响导》，《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成为进步青年革命思想阵地。

1923年黄梅大批在外求学的学生回乡组建青年读书会，平民教育促进会，开设书报流通处。出售《响导》，《中国青年》等，把新思想，进步革命思想广泛传播到群众之中。年冬，奉上级党指示，正式成立黄梅特支。

1924年5月，中共黄梅县委成立，熊映楚任第一届县委书记。为进一步传播革命思想经验，又出版《少年黄梅》，还组建了一个“少年黄梅学会”。两三年中黄梅县成立了几个区委，五十多个党支部，发展党员七百多人，掀起全县革命洪流。

1925年冬，黄梅妇女协会成立。梅开华任主席。1926年以卢伯雄为首又组建农民协会。革命热潮高涨。

1924年前后，王绍之在私塾读书时，就受到塾师之一的***员李芬的教育启发，认识到自己家庭的反动实质。而后不久就加入中国***。李镜人回到古角地区，他就积极协助在古角建立农民协会，发展党的组织。

1925年，绍之的祖母做寿，各镇土豪劣绅都以送礼为名讨好王焕廷，都摇头晃脑地说：亭前、古角、卓壁三镇团总，我们看还是焕爷做为好，这是为党（国民党）国效劳。绍之看不惯他们的言谈和他们让父亲做团总。当时插嘴说道：您就开店好了，不要做那个屁团总。焕廷当时听后火了，怒斥：我们先生议事，你插什么嘴？绍之顶道：您不要我插嘴，看你将来在哪个山沟里芭茅脚下没有人收尸。焕廷气的暴跳如雷，说：你个杂种，我就打死你。绍之大衣一甩：要打就打，无非是你父不父，我就子不子。当时有许多人在

场，架是打不起的。结果许多吃酒的都停下不吃，来劝解。劣绅们说：少先生不要发脾气，他总是你父亲，这样要不得。绍之道：为啥要不得，您们许多先生为什么要他做团总，如果再议此事，那是就别说我王某对不起先生们。

绍之复向焕廷说：您不要做那个屁团总，否则您就不是我的父亲了，那是你不仁我就不义了。焕廷无语，一声不吭；搞的劣绅们下不了台，就没吃完就溜走了。

这一场风波、一场斗争算是把劣绅们斗垮了。后来，他们都说，王绍之真厉害，是个不好惹的人，再不议此事了。焕廷三镇团总也就暂时没有做成。

1925年假期回家帮助家里经营。来了一位穷人买货，绍之不收钱，偶被父亲发觉了，两人由吵了起来；绍之从柜台里用板凳朝父亲头上砸来。又一次焕廷叫绍之收账，他不收穷人钱并对他们讲：我把账圈了，你就说还了钱就可以了。晚上收账时，焕廷问：今天收了多少。绍之说：收的钱不多，我都拿去用了。两人再次吵起。绍之用手枪打焕廷，幸得姚师傅将绍之手往上一托，将楼板打穿了，算是没有打到，从此绍之走了。

1925年10月，他反叛反动家庭出走后，同周为邦等同志南下广州投考黄埔军校第四期，编入步兵科。假期回到故乡大力宣传革命，帮助农民协会工作，毕业后，参加北伐，作战英勇，晋升为国民革命军营长。

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以后，军阀夏斗寅突袭黄梅，冯文华，梅开华等***员被害，党组织也遭到破坏，白色恐怖笼罩黄梅大地。

农历5月初十，绍之组织***员暴动，绍之在会上提出要杀王焕廷。是夜却逢大雨滂沱，山洪暴发，洪水逐渐上涨，不能过河，以致三次杀父未成！

7、8月间，国民党两个持枪军人到焕廷店里查私盐，跑到绍之的房间里去，东搜西逛，适绍之在家，将这两个家伙打的跪地求饶，把他们的枪都缴了。并骂他们登房入室、心怀鬼胎：你们入女室，是什么意图？哪有盐在房间里的，都是摆在店堂卖的。我就是打死你们都没关系。这两家伙灰溜溜的逃走了。

绍之回家过年，大年三十夜从袜筒了抽出一把小刀，要杀焕廷，适被母亲发现。母亲跪地有哭又说，战战兢兢，拉着绍之的手说：杀不得啊，杀不得，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不好看，也不好听，儿子杀父亲哪有脸见人呐？母亲使劲将刀子截下来，致杀焕廷未遂。绍之复骂焕廷道：就在我和两弟弟在家送你上西天，免得以后没有儿子送终。

中共八七会议制订了鄂南秋收暴动计划。吴铁汉为鄂东特派员，周为邦为鄂东军委书记。他们和邓雅声，鄢国清等积极恢复党组织，黄梅革命烈火越烧越旺。八月党组织又派李德芳，张获伯同周为邦一起组织秋收暴动。柳步月，柳真吾也在小溪山进行配合行动。并开展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杀流氓地痞和抗租，抗债，抗捐，抗税斗争。镇压了一批罪恶民愤极大的恶霸！

1928年春，王绍之奉命脱离国民革命军回鄂东协助周为邦领导黄广暴动，担任中共黄梅军事部长。考虑到其特殊身份，利用家庭社会关系串联发动恢复党组织，建立党支部，王伯纯任支部书记，其在暗中指导，发展不少党员。支部成员带头发动群众，组织了赤卫队开展武装斗争，可不久王伯纯叛变，还带走部分武器，斗争中王绍之同反动家庭矛盾进一步恶化。其父王焕廷在一次宴请地方绅士的酒席上，大谈如何进继续扩大反共组织加强反共力量时。绍之指父为“人民公敌”，其父骂子“王氏叛逆”。幸得几个头面人物排解，暂告平息。是年冬，突然听到东区区委书记在四月于土桥被害前在狱中留下的壮烈遗诗，绍之和诗一首以寄悲愤：社会践踏遍荒丘，近是豺狼兴日游。志士有心去创业，精神无畏却无愁。灿烂主张终不让，鲜明赤血信同俦。兔死狐悲唯尔最，伤心谁不泪频流。

考虑到王绍之在古角处境的艰险，县委将他调往下西区。以游医为掩，化名曾德安，协助县委书记程运南组建下西区特支，开辟鄂皖赣边区地下交通。1929年黄梅上乡革命武装斗争掀起高潮，在外隐蔽的不少同志回乡工作，受到小池口国民党部队的阻挡。王绍之组织下西特支党员安排船只，从龙感湖上接送中共湖北省委特派员鄂东特委书记吴致民及余壮飞等领导骨干回乡开展土地革命。同时为支援山区斗争，他还发动下西区特支同志到小池，孔垅大街上张贴革命标语，分散吸引了部分敌人军事力量。

与此同时，他还派***员桂月秋到九江当报馆编辑和办私塾发展党组织，不久建立党支部，设立联络站。同年夏王绍之与九江支部桂月秋以李义发客栈为联络点发展党组织，组织武装暴动。不慎被反动当局察觉，桂月秋被捕牺牲，王绍之也被通缉。党组织认为他不适宜在黄梅工作，将他转移到鄂东办事处。一到阳新，王绍之就与吴致民，曹大骏等接上手。吴致民兼任大冶县委书记，派王绍之任阳（新）大（冶）手枪游击队副队长，此时更名黄应龙。不久游击队整编后，黄应龙任中国工农红军地十二军纵队长。

1930年3月， 湖北省委在大冶刘仁召开扩大会议，由滕代远，何长工传达上海会议精神。根据中央指示成立红三军团，彭德怀任军团长，滕代远任政委，原红五军第五纵队扩编为第八军，军长何长工，政委邓乾元，副官长黄应龙兼任红八军卫生部附属医院政委。当时医院药品奇缺，黄应龙同何长工研究，要求去武汉购买药品，何不让，他却坚决说：为了伤病员急需，非冒这个险不可。何说：你一定要去，就必须改名换姓。他说：我就叫王绍之没关系。结果由于购买药物过多，引起国民党军，警，特的注视，对其进行盘查，当作“通匪”嫌疑犯将其扣留审查，幸得党组织及时通过他的黄埔同学在国民党任高级军官的好友具保释放，始得脱险。自从这次后，打通了这条通道，黄应龙经常派人去武汉找同乡会的友人，帮助购买部分急需药品，保证了红军伤病员的治疗。

接着，红八军转战鄂南，湘东北，攻克临湘，岳阳；八月还同兄弟部队一起攻下长沙。年冬到1931年夏粉碎了蒋介石集团对鄂东南革命根据地的一二次“围剿”后，红三军团陆续向中央苏区前进。1931年，在兴国良村战役中，红八军第四师政委石衡中重伤牺牲。

1932年红三军团围攻江西赣州，由于红五军第一师师长侯中英牺牲，部队撤回整编，有洪超同志接任第一师师长。1933年7月洪超调任红八军第四师师长。

1934年夏，在反击敌人第五次“围剿”打完高虎脑战役后，红四师在广昌南的“蜡烛型战役”中，英勇作战，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挫败了敌人进攻气焰。

1934年10月，黄应龙随红三军团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在突破敌人安远，信丰间的第一道封锁线时，红八军第四师攻占了固波围，正朝前挺进，师长洪超率领第十一团赶上前团，遭遇敌人伏击，在激战中，洪超师长壮烈牺牲。

12月，红一方面军攻克贵州黎平后，部队进行了一次整编。在黎平，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等几位老同志和红军女干部，虽然年老、体弱，跟随主力部队行军有困难但他们坚定地表示要跟随主力红军走到底，为此中央决定把他们集中在总卫生部第二休养连，即干部休养连。

周恩来亲自部署，任命何长工为连长，黄应龙为指导员。周恩来以命令的口吻对何长工和黄应龙说，这些同志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要对他们绝对负责，如果他们在，你们也在，那就皆大欢喜；他们在，你们不在，追记你们为烈士；他们不在，你们在，就要砍你们的脑袋。何长工和黄应龙深知这番话的分量，接受任务后，通力合作，上下一心，挑起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殊连队的重担。

他们将休养连分为五个班，老同志和中央党校学员为第一班，班长徐特立；女红军为第二班，班长邓颖超；军队师团级伤病员为第三班，班长陈伯钧；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部长和省级地方干部为第四班，班长罗明；第五班为军队干部伤病员，病员多是设班，伤愈归队后病员减少这个班就撤销。何长工、黄应龙在中央领导下，尊重老同志，精心护理伤病员，工作出色，获得休养连成员的交口称赞。

后来何长工到红九军团当政治委员，侯政任连长。侯政到职不多时，黄应龙也调到野战部队去了，有李坚贞接替干部修养连指导员工作。后来，黄应龙在战争中受伤，曾一度回到干部休养连休养。伤愈后，调到云贵川边区开辟游击根据地去了。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转战云贵川边界地区，四渡赤水，迂回曲折的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歼灭大量敌人。随后，出敌不意，南渡乌江，佯攻贵阳，乘虚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5月，通过彝族地区，部队到达冕宁县时，为帮助红军主力快速抢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摆脱敌军对后卫部队的干扰，并为在大、小凉山开展游击战争做准备，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从红军中抽调一批得力干部在冕宁组建中共越西特委和冕宁工委、冕宁革命委员会、冕宁抗捐军，开辟游击根据地。黄应龙得知这一决定后，向组织申请，要求留下来。

5月22日，冕宁的彝汉群众上千人喜气洋洋，在城内的

文昌宫召开大会。朱总司令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彝汉是一家，大会正式成立了冕宁县革命委员会，接管伪县政府。

革委会主席由李井泉担任，陈野萍任副主席，委员有廖志高、李祥云、王首道、黄应龙等。

这里是伪二十四军盘踞的地方，发动当局敲骨吸髓；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什么预征、借征、驻军粮、彝务积谷等，名目繁多，针对这种情况建立了彝汉人民的革命武装力量——抗捐军，以便推动广大群众与伪二十四军和地主土豪作斗争。几天内抗捐军发展到上千人，由肖配雄任大队长。红军主力部队离开冕宁后，邓秀廷代理冕宁伪县长，抗捐军以原有基干为基础改编成约300人的游击队，准备在这一带开展游击战争；黄应龙任抗捐军司令。

黄应龙接受任务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参加抗捐军，抗捐军发展很快，约有500多名劳苦大众参加，司令部下辖大队，大队下辖若干中队。

在特委、工委的领导下抗捐军选送向导给红军带路，运送伤病员和物品，筹集军粮；宣传党的政策，维护治安，打富济贫，击毙了国民党冕宁县泸沽区区长、大恶霸余惠安，抄了城内大地主刘耀南、田坪大地主朱绍阶等的家，把抄出来的粮食、布匹、财物分给穷人；烧毁原县政府部分档案和公私田地粮田册；宣传废除原县政府残害彝族同胞的“换班坐质”制度。

5月27日，殿后的九军团在县南泸沽击溃追敌后迅速北撤，王首道、李井泉等奉命归队，留下一个连，由黄应龙带领，掩护地方党的工作。

红军主力部队过完彝族地区后，黄应龙率领抗捐军就地打游击，计划与红军干部刘彬率领100多位红军战士组建的游击队配合行动，建立革命根据地，得知敌薛岳、刘文耀、邓秀廷各路强军即将到来，形势急剧变化，刚刚建立起来的抗捐军，没有经过严格训练，坚持原有阵地实有困难，黄应龙乃将抗捐军转移城北一里多地的小堡，与刘彬游击队会和，与敌周旋。中午，队伍开到县北20公里的大桥场，在场镇外休息，等九军团尾队走完才进场镇。这时，彝族果基小约达的弟弟果基尼带领一群彝人，打着“红军夷民沽鸡支队”番号的旗帜，向抗捐军要抢，说什么是前面部队叫的，黄应龙与政委陈荣谭商量说：“听人说，小约达有反心，不可靠。没有上级命令不能随便给枪他们。为了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尽量避免和彝族发生冲突，首先稳住他们。”下午果基、罗洪、倮伍等三支彝人来得很多，黄应龙估摸不透他们的意图，与陈荣谭、刘彬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1这里无法坚持斗争，只有脱离危险区，迅速去追赶红军；2当天下午就和果基、罗洪家支的头人喝酒盟誓；3明天动身时，请果基小约达派20人送抗捐军过彝族区（因为从冕宁北部安宁河支流拖乌河到南垭河一线是果基家支的范围）。

这次喝血酒，抗捐军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彝族只有果基小约达和罗洪作揖参加，可小约达表现得比较勉强，黄应龙和陈荣谭有疑虑，晚上就找小约达做工作。

5月28日一大早，抗捐军从大桥镇出发，小约达派来护送的人远远不止20人，加上罗洪家支、倮伍家支的彝人硬插入部队跟着一道走，便把行军队列插乱了，行动缓慢，走到大桥北约4

公里的俄瓦山的山坡下，罗洪家支突然有人送来消息，说军阀邓秀廷部

已堵截去路，前进有困难。黄应龙等决定改变行军方向，往左向西，朝田坝罗洪家支地盘走，小约达说：“那是罗洪家支的地盘，我不能去。我同罗洪

家支是冤家，我到那边去，他要害我。”黄应龙、陈荣檀都说：“有我们担保，昨天才吃过血酒啊！”小约达固执着只能走自己的地盘。黄应龙命令队伍原地休息，做小约达思想工作。正在谈话间，突然啪的一声枪响，刘彬队长中弹身亡，抗捐军队伍因而大乱，彝人趁机开始抢枪，还打死了红军干部；抗捐军执行民族政策，严守纪律，没有开枪。在枪声中，黄应龙还照样想彝人做工作，并高喊：“不用打，不用打，有话我们慢慢说。”这时，喊也无用，枪让彝民抢去不行，会造成不良影响，只好下令突围，朝既定方向走。抗捐军在突围时有的冲散了，有的被打死，伤亡较大。快要冲出包围圈时，黄应龙中弹负伤，倒在山脚下的草丛中。抗捐军战士将他救到罗洪家支的罗洪迭都家隐藏，红军干部方忠等亦被救到迭都家。邓秀廷闻讯，带一个连进行搜捕，包围罗洪迭都的村寨，声言不交出红军流散人员，就要血洗村寨，踏平罗洪迭都家支地区。黄应龙为了不连累这位彝族兄弟和罗洪家支，对罗洪迭都说：“迭都兄弟，为了你的全家和村寨的安全，请把我交给国民党军吧！”说罢，黄应龙挺身而出，怒目吼道：“红军在这里，不准侵犯彝族同胞。”罗洪迭都和村寨同胞含着热泪，望着邓秀廷把黄应龙、方忠等红军指战员绑走。

在冕宁监狱中，惨无人道的邓秀廷将关押的红军、抗捐军战士，不分男女，全部剥的一丝不挂，戴上手铐和脚镣，关在一起，妄图从精神上、肉体上折磨他们。邓秀廷对黄应龙施用了各种酷刑，要他供出抗捐军其他几位***的去向和中共冕宁地下党的情况。黄应龙咬紧牙关，坚不吐实，经受住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凌辱。邓秀廷黔驴技穷，于1935年6月中旬，派副官长刘国侨将黄应龙、方忠押解到西昌，交给国民党中央军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接收。薛岳对黄应龙亲自进行审讯，黄应龙始终保持***员的高尚情操，宁死不屈，拒写反共声明。后被押送到雅安。1935年冬被杀害。

彝海结盟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日上午，中央红军先遣司令刘伯承、政治委员聂荣臻到泸沽。第一团在团长杨得志、政治委员黎林率领下已先期到达待命，并派出侦察组到前面侦察。

由泸沾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经登相营、越西到大树堡，由此渡河对岸就是富林，这是通往雅安的大道；另一条是经冕宁、大桥、拖乌到安顺场，是崎呕难行的山路，尤其是要通过一向被汉人视为畏途的彝族聚居区。

当日下午，接朱总司令来电：“据报泸沽、越西均无敌，冕宁有少数敌人”“一军团之第一团随刘聂(罗病聂代)明日向登相营、越西前进，无敌情要走二十里左右。第五团由左(权)刘(亚楼)指挥，为第二先遣团，亦带电台暂随第一团后跟进。“军委纵队及干部团今晚前进至松林地域。”

晚上，刘、聂听取了侦察组关于两条行军道路的里程、敌情、居民情况和给养情形的详细汇报，又接见了冕宁地下党派来的李祥云、向德伦、李发明三位同志，对于搞清敌情有很大帮助。当面在大渡河布防阻截我军的是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其第四旅在左，守泸定桥一带，第五旅在右，守安顺场至富林一带。第五旅旅长杨学端率一个团驻富林。另据传闻刘湘所属王泽浚旅正向富林开进中，明日可到。刘伯承说：“敌人显然判定我军将定西昌至富林的大道，把富林作为防守的重点。我军如从富林渡河，正遇敌人主力，不易成功。是否建议军委改变一下行军路线，走冕宁、多顺场这条小路。不过这条路要经过大凉山彝族区。彝族分黑彝由彝，黑彝是纯粹的彝人血统，白彝是彝汉温血儿。他们内部有牙质，但生产落后，生活水平郡很低；主要矛盾是与汉人的矛盾。一些汉人不尊重他们，叫他们黑骨头白另头，由于历史上反动线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政策，他们对汉人跃忌很深，得好好做工作才能通过。”聂荣臻说；“不管什么骨头，我们用党的民族政策感动他们，总比刘文辉好说话，我们建议军委改走小路吧。让左权、力亚楼带第五团往越西方向佯动，迷惑敌人。”刘伯承立即起草了申报，交电台发出。但因军委处于行军状态，联系不上，一直到第二天中午，部队已成行军队形，“通司”(翻译)也找好了，电台迈在呼叫。伯承与荣臻商量，决定先遗队第一团先开冕宁，到冕宁后再与军委联系。出发前，刘伯承对部队讲话说：“今天我们到星宁。冕宁过去是彝人的城市，后来彝人被反动政府赶到山上去了。过了冕宁，就是彝族区了。有一种传说，《三国演义》上诸葛亮七擒孟获，就是在这个地区，至今有孔明寨、孟获城等遗址。彝人对汉人疑忌很深，语言又不通，他们会射箭打枪，但他们不是奉蒋介石的命令，他们和国民党军队不是一回事。我们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广泛宣传朱总司令的布告，争取和平通过彝族区。没有聂政委和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说罢，队伍就出发了。二十日晚九时，刘伯承和聂荣臻率第一团进入冕宁。伪县长钟伯群带着一群土豪劣绅在两连护城兵的保护下逃往西康去了。中共冕宁地下党在陈呀萍、废志高酌领导下，积极做好了解放冕宁的准备，所以出现了家家挂红灯迎接红军入城的动人场面。全城主要街道张贴着由朱德总司令署名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夷人太毒；

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

今已来到川西，单重夷人风俗。

纪律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

粮食公平买卖，价钱交什十足。

几我夷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

赶快团给起来，共把军闷驱逐。

设立交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

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这张布告鲜明生动，深入浅出地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深得彝族人民的拥护在彝族人民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于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区起了巨大的作用。

刘、聂入城后，设司令部于天主教堂。聂政委亲自召见神职人员，说明***和红军保护宗教；并用法语与五个法国修女交谈，劝他们不要惊慌。二十一回上午，黄参谋高兴地向刘司令报告，与军委电台联系上了。刘伯承说：“用我和聂政委的名义立即将《侦察报告》上报军委。”中央军委接电后，完全同意刘、聂的建议，红军主力改经冕宁、安顺场北进。五月二十一日十八时军委主席朱德电令全军，全文如下：

林(彪)、刘(伯承)、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罗(炳辉)、何(长工)、邓(发)、蔡(树藩)（万万火急）

(甲)我先遣第一团今由泸沽经冕宁开大桥两站路，尚有四站路即到江边之纳耳坝；我第五团今到登相营侦察越西、小相岭、登相营一带，仅敌一营，刘敌第五旅到越西讯似不确(刘聂侦察报告另抄发)。

(乙)我野战军以执行昨二十日九时半电令所规定的任务，决以主力依第一、五军团、军委纵队、三军团次序改经冕宁、大桥、拖乌、筲箕湾、岔罗向纳军坝、安顺场渡口北进，而以我第五团续经越西北进，吸引迷惑并箝制大道上正面之敌，遇小敌则消灭之。以九军团担任迟阻进敌，其前进路按日规定。各兵团今二十一日晚至明二十二日晚行动部署如次：

一、刘、聂率我先遣第一团续向拖乌、筲箕湾前进，日行一百二十里，准备至迟二十四号午前起到渡口；左、刘(亚楼)率我第五团，如查明越西无敌或少敌，应迅速占越西并侦察前至大树坪、富林及由越西及海棠之线，中间向西去的道路里程；如小相岭或越西有敌扼守，则五团应伪装主力先头在登相营或小相岭扼止该敌。第一军团主力今晚二十一时起开住冕宁，以便随一团前进，并策应其战斗。

二、军委纵队今晚进至石龙桥。

三、第五军团今晚二十一时起经沪沽开至石嘴地战，准备三十三日超过军委纵队仍归林、聂指挥。

四、第三军团除留必要部队带电台监视西吕之致以掩护和接引九军团今夜或明日通过西昌外，其主力今夜应进至起龙、礼州地域。

五、第九军团通过西昌城外进至锅盖梁及其西北地域后，应立即布置掩护阵地，筑野战工事，以便扼阻西昌及由南来之追敌。

(丙)为绝对保持改造秘密，必须：

一、沪沽至冕宁造上严禁校改机发现目标、挂露天标语；上午七时半至十时半，下半三时半至五时半，严禁部队运动。

二、第一军团部队对去路，第三、九军团对来路，要断绝行入团去。

三、严密搜捕敌探。

(丁)冕宁至渡口有两站路缺粮，各兵团应在冕宁、礼州之线补充粮食，离冕宁时带足三天。

(戊)关于搜集筑桥材料经冕宁起应严格执行昨日电令。

朱德

先遣司令刘伯承、政委聂荣臻率先遣队由冕宁城来到大桥镇。由大桥镇经额鸡、俄瓦、园包包到俄瓦垭口，这一带是彝汉杂居区。再从俄瓦垭口经一碗水、海子边、北沙村到喇嘛房，便属于拖乌彝族聚居区了。这里山势更加险要，道路崎岖，树木葱茏，野草丛生，便于荫蔽，山涧之上往往只搭有一根独木桥，易守难攻。先遣队前卫连刚到喇嘛房，就被手持棍棒、长矛、弓箭、土枪等各种武器的彝民堵住了去路。他们“呜呼！”“呜呼！”吆喝着，互相联系，人越聚越多。工作团的冯文彬带着“通司”上去答话。一个小头目说：“娃娃（指白彝）们要点我一让你们通过。”冯文彬问：“要多少？”对方回答：“要二百块。”马上给了他们二百元银元。大家一抢而散。一会儿，又来一群彝民要钱，说刚才给的是罗洪家的，我们是沽基家。又给了二百元。正在交涉之际，后面来人报告：工兵连遭到袭击，被抓去的人，剥光了衣服，放回来了。

前卫连只好停止前进。肖华、冯文彬等出面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说明***、红军与国民党“官军”不同，希望彝民同红军联合起来，打倒汉官，打倒压迫人民的刘文辉，打汉人的财主，分财主的衣服粮食。红军来此，只是借道过路，决不住宿。经过一阵谈话之后，一个小头目说：“我去找爷爷来。”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高大的汉子，打着赤膊，围着一块麻布，赤足，披着头发，后面跟着十几个背梭镖的青年。来人自我介绍：‘我是沽基家的小叶丹，要见你们司令员，我们大家讲和不打。“于是，肖华先去向刘司令、聂政委报告，冯文彬陪同小叶丹在后面跟来。翻过一个山凹，过了一个森林，到了一个坪里，这里有一个清水池塘，名为袁居海子。刘伯承听说小叶丹愿意和好，非常高兴地迎了上来。小叶丹见来者身材魁伟，后面跟着几个“亲兵”，知是刘司令到了，赶紧趋前行礼，刘伯承把他扶起，即在池塘边坐下。小叶丹解释说：“今天在后面打你们的不是我，是罗洪家。听说你们要打刘文辉，主张彝汉平等，我愿与司令员结义为弟兄。”刘伯承说：“那些欺压彝民的汉人，也是红军的敌人，我们结义是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小叶丹非常高兴，叫一个娃子到家里去拿一只公鸡来。结盟仪式按彝家规矩简单而庄重：娃子拿来公鸡，用碗在塘里舀了一碗清水，一手持刀，一手拿鸡，口中念念有词：“今日刘司令与小叶丹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以后如有反复时，同此鸡一样的死。”念完，立即用刀把鸡头一斩，鸡血滴在水碗中，清水立即变成了殷红色，然后将“血酒”分作两碗，分别摆在刘司令和小叶丹面前。几个红小鬼看着好玩，有的发出笑声。只见刘伯承面色庄重，谁也不敢笑了。一切准备妥贴之后，刘伯承与小叶丹虔诚地并排跪下。面对着蔚蓝的天空和清澈的池水，刘首先端起“血酒”，大声发出誓言：“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小叶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说罢将“血酒”一饮而尽。小叶丹端起大碗激动地说：“我小叶丹今日与刘司令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此鸡一样死。”说罢也一饮而尽。这时，夕阳快落山了。刘伯承请小叶丹等到大桥镇赴晚宴。小叶丹带领十八个小头领欣然前往。刘伯承素知彝民嗜酒善饮，叫把大桥镇的酒全部买来。晚宴在一个保长的宅院举行，这里是红军先遗司令部。席间，小叶丹对刘伯承说：“明天我要沽基家的娃子到山边接应你们过境。罗洪家的抢了你们的东西，还抓了你们的人。如明天罗洪家再来，你们打正面，我们从山上打过去，打到林子里，把全衬都给他烧光。”他这种义气是真诚的。但他们两个部落有宿怨，也有借红军的力量出口气的意思。刘伯承连忙向他解释说：“彝族内部要团结，自己人不打自己人。我们要共同对付镇压你们的反动政府，对付军阀刘文辉。”又伸出于比划说：“一个指头没有劲，十个指头捏在一起力量就大了。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国民党反动派。”说罢站起来把一面红旗赠给小叶丹，上书“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任命小叶丹为支队长，他的弟弟古基尔拉为副队长，并当场写了委任状，小叶丹非常高兴。刘伯承又给讲了许多革命道理，这个纯朴的汉子把刘司令的教诲，点点滴滴记在心头。当晚即住在先遣司令部。

第二天早饭后，先遣队再次进入彝民区。小叶丹跟着前卫连六连走在前头。爬上头一个山凹时，见十几个沽基家的娃子拿着红旗，背着长枪，口里“呜呼！”“呜呼！”叫着上了山顶，这是他们村寨的入口，只见他们都排好了队，笑咪咪地表示欢迎，把红军当作自己人看待。一些青年和儿童，还主动靠近战士们，双手比比划划，配合一些简单的词句，说明他们的心意。战士们有的送给他们鞋子，有的送给他们毛巾，得到的人欢呼雀跃，民族团结的气氛非常热烈。刘司令和聂政委来到时，小叶丹有依依不舍之意。他告诉刘司令说：“我不能再走了，前面不是我管的地方了。我派四个娃子送你们到前面的村寨；另外挑选二十个娃子到红军里来学习军事，学会了回来打刘文辉。”刘伯承说：“后面红军大以还多，拜托你一定把全部红军安全送过彝区。红军走后你要打起红旗坚持斗争，将来我们会回来的。临别之前，送你一点薄礼。”这时警卫员抬过擦得油亮的十支步枪。小叶丹大受感动，坚持要把他的坐骑——一匹精壮的大黑骡子，送给刘司令。彝汉团结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先遣队继续前进。一路经过卡纳、阿尔那些阿回、阿红等村寨，经过彝人交涉，都能顺利通过。过一个村寨换一个带路的彝人向导，好象经过老根据地时派人带路的情形一样。

大凉山的道路就这样打通了。五月二十三日朱总司令发出《关于我军到袁居海子边的行动指示》：

“刘聂率我第一团于昨日在冕宁北五十余里处之袁居海子边，为彝民之罗儿、老五、沽基三族所困，经交涉沽基与我为盟，老五中立、罗儿截去我工兵一部、器材及枪三十枝后，为我击溃。沽基蛮王允今二十三日护送我一团经拖乌、筲箕湾赴岔罗。岔罗到纳儿坝渡口则为汉族居地。第一军团主力今晨已随第一团后跟进，军委纵队及第五军团拟今夜向大桥、拖乌续进。”

小叶丹忠实地执行了刘伯承的嘱咐，将彝民组织起来，护送红军后续部队过境。他昼夜奔忙，往返于大桥镇和筲箕湾，经过七天七夜，红军大队一路畅行无阻，安全通过彝族区。

红军走后，小叶丹打起了红军彝民支队的旗帜，在留下的红军政委的帮助下与罗洪、洛伍家联合起来，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在冕宁县中心乡萨塔村举行了反对国民党残暴统治的誓师大会，提出了“停止冤家械斗，一致对敌”的战斗口号。彝民支队发展到一千多人，坚持了五年的斗争。一九四一年彝人败类邓秀廷在反动军阀的支持下，挑拨离间，分化了三个家支的联盟，镇压了彝民革众抓住了红军政委。小叶丹倾家荡产拿出一千五百两银子给邓秀廷，把红军政委赎出来了。后来小叶丹和沽基尔拉的委任状被邓匪搜去，以“通共有据”的罪名，在大桥镇杀害了他们兄弟。小叶丹在被捕前，含着热泪告诉自己的妻子和弟弟沽基尼丕：“只有***、红军讲民族平等，把我们彝人当人看。这样的军队一定会回来的。刘伯承这样的伟大人物是绝不会骗人的。万一我死了，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这面旗帜，将来交给刘司令。”

红军长征途中，有着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而在巧渡金沙江，转战四川的凉山之时，发生过这么一个美丽的故事。

1935年5月，红军部队在刘伯承的带领下，渡过了金沙江，为了继续摆脱国民党方面的围堵，决定向大渡河方向前进。

如果想要在短时间内抢渡大渡河，那就必须避开正在四下围堵的国民党的大部队。经过商议，刘伯承一行决定绕过雅宁正道，走小路穿过彝族聚居区从而抵达大渡河。

不过彝族区域有两个武装势力存在，一个是果基家率领的本土武装，另一个是被国民党方面收买的罗洪家的武装。

为了能尽快通过彝族的区域，决定先组成一支先遣队，以刘伯承为先遣军司令，聂荣臻为政治委员，先进入彝族所在地区，为后续部队创造条件。

5月20日，红军攻下了冕宁城，在冕宁城中，红军走在街道上，发现家家户户都大门紧闭，显然，是对这支外来的队伍表现出了十分冷漠而且充满了敌意。

他们以为红军像国民党部队一样，是另一支来这里作威作福的老爷队伍，但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红军立即就释放了在城内“坐值换班”的彝族家支人质，并向他们宣传了红军民族平等的观念，还向老百姓们发放了食物。

后来经过交谈从老百姓那里了解到，要想借道穿过这里，就要与果基家支的首领小叶丹进行交涉。随后又有一位在冕宁开酒馆的汉人自告奋勇的来当中间人。

在红军到达彝族区域后，即使受到了武装袭击，身上的工具、衣服被扒光，红军依旧坚持着民族政策，没有开枪还击。刘伯承派人告诉小叶丹，我们是为受压迫的人去战斗的一支队伍，不会打扰到彝族同胞，只是想借道北上而已。

小叶丹见到这支队伍既不打砸抢烧，之前还会把食物衣服分给老百姓，而且纪律严明，于是就渐渐消除了怀疑，愿与指挥官见面谈一谈。

两人在彝海见面了，刚见到刘伯承，小叶丹便要摘掉牛黑帕子向他行磕头礼，刘伯承赶忙向前一把拉住了小叶丹，并告诉他我们是平等的，是同胞，是一家人，不需要像见到国民党部队时那样。

刘伯承告诉了小叶丹红军队伍的需求，小叶丹了解之后欣然同意，这时小叶丹家的四叔说说：“既然互相帮助了，那就是兄弟，按照家族的规矩，是兄弟就应该实行结拜仪式，由巫师举行。”

于是刘伯承和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为盟，之后刘伯承送了小叶丹一面红旗，上面写着：“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并任命小叶丹为支队的队长。

经过这场意义非凡的盟誓之后，小叶丹便派人护送红军通过彝区。经过七天七夜的辗转，最终到顺利通过，为强渡大渡河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红军走后，国民党军队掌管了整个彝区，小叶丹则扛起了红军的大旗，开始与国民党做斗争。而国民党再得知小叶丹与刘伯承歃血为盟的事情以后，也对他发起了猛烈地进攻。再一次战斗失败后，彝族队伍伤亡惨重，小叶丹被迫交出一万二千两的白银以及一百二十头羊，却誓死保卫着刘伯承赠与他的这面旗。

1942年，在一次战斗中，小叶丹遭到伏击不幸牺牲，临终前他嘱咐妻子倮伍伍加嫫一定要保护好这面旗子。小叶丹牺牲之后，国民党多次闯入他的家中搜寻这面旗，但始终没能找到。

直到1950年解放军将当地解放，倮伍伍加嫫才拿出了旗子，交给了当地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