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由　　1985年云南白药传人曲嘉瑞应福建省三明市政府之邀，举家来到三明市，进入三明中药厂，生产其祖传白药，三明市政府负责其全家的落户，工作等问题。1991年三明中药厂因效益欠佳，被三明制药厂兼并。随后曲嘉瑞发表声明，自愿把其祖传药方贡献给人民大众，并同意以其先父的肖像作为“曲氏”牌商标标识图案，以三明制药厂的名义申请商标注册。经过技术攻关，以曲嘉瑞为主的技术人员研制出痛血康胶囊，并投入生产。1998年底福建三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兼并三明制药厂，当时曲嘉瑞声明曲氏系列药品不在被兼并之列。因无法说服曲嘉瑞加盟改制后的汇天公司，三明制药厂法定代表人周建山与曲嘉瑞签订了《曲氏中成药车间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由曲氏中成药车间配制原药，然后以内部转移价卖绘汇天公司。2002年6月28日因与汇天公司发生承包合同纠纷，曲嘉瑞的家属李荣峰等诉至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三明中院)。此案终审之后，李荣峰等人又以汇天公司侵犯其非专利技术成果和曲嘉瑞的肖像权为由，向三明中院提起诉讼。一审判决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要求确认上诉人对痛血康胶囊技术成果的共有权属，并判令被上诉人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上诉人主张痛血康胶囊系由曲嘉瑞在祖传秘方基础上加工而成，其技术成果应属曲氏家族财产，而被上诉人主张痛血康胶囊技术成果是曲嘉瑞等人利用单位的物质条件所完成的职务发明，产权应归单位所有。究竟谁是谁非，双方针锋相对，且等法院一锤定音。

了解案情

2007年7月底的一个下午，窗外热浪滚滚，办公室里凉气宜人，大家忙忙碌碌一如往昔。我刚刚接完一个电话，手机又响了，电话里传来一个焦急的男声。我知道，一般当事人找我，都是“疑难杂案”。我让当事人不要着急，慢慢讲。他姓林，是福建三明市一家药厂的法务。他说他们药厂有一起一审胜诉的案件，对方上诉到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下称福建高院)，他们药厂想聘请我作为二审的代理人。我就纳闷了，既然一审已经胜诉了，二审为何要增加律师呢林先生说，他们以前几个案子，都是一审胜诉，然后二审却被福建高院改判了，所以他们这次慕名请我助其一臂之力，以维持来之不易的一审判决结果。我知道，对一审胜诉的案子，二审时当事人一般是不会再增加律师的，只有当案情复杂、争议颇大，前景难料时，这种情况才会发生。我让林先生在电话里先简单介绍案情。他说，云南白药的创始人曲焕章之子曲嘉瑞举家欲从昆明迁至三明市，经老华侨杨瑞金牵线搭桥，由三明市政府当年按招商引进人才办理。此后曲嘉瑞一家就在三明市定居，曲嘉瑞在三明中药厂按祖传秘方生产“曲氏白药”。后来因利益纠纷发生诉讼。听完案情简介后，我沉吟半晌。此案历史遗留问题太多，千丝万缕，且年度跨度大，证据收集困难，不确定因素较多，故胜负难料。这种复杂的疑难案件很具有挑战性。既然他们慕名找我，我无推却之理，于是便欣然接受他们的聘请，决定代理此案。此时离开庭时间已不足一周，时间十分紧迫。我决定立即去福建一趟，以便做庭前准备。

8月2日下午，我和助手王小兵律师在上海虹桥机场登机，约一小时后，飞机在福州机场降落。汇天公司的林先生已等候多时，见到我们十分高兴，热情地把我们接到车子里。车子在蜿蜒盘旋的高速公路上平稳地疾驰。据林先生说，从福州到三明市有三百多公里。一路上林先生为我们详细介绍案情经过。原来此案案情如此错综复杂!虽然汇天公司一审胜诉，但二审还是心里没底，领导决定找一位德高望重的专家律师，于是公司便四处寻找。后来三明市的一位人大领导听版权局的一位处长说，我是知识产权方面的专家，于是这位领导便向汇天公司推荐我。三明距上海逾千里，但他们却对我寄予厚望，我顿感重任在肩。虽然公路两旁景色怡人，青山依依，绿水滢滢，但我已被案情所吸引，思考着本案应从何处切入，无暇一顾。不知不觉就到了三明市。车子直接开到宾馆，汇天公司总经理已等候多时，先安排我们住下。晚餐时，原审代理律师周律师对案件的争议焦点和难点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介绍。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曲氏白药”秘方是否已经由曲嘉瑞先生捐献出来；二、痛血康胶囊技术成果是原、被告共有还是属于被告所有。难点也有两个一、本案争议时间过长，事实难以查清；二、福建高院对此案似乎有先入为主的观点，其观点对被告不利。

当晚我和助手挑灯夜战，把厚厚的卷宗细读了一遍，特别是对其中的证据和一审法院的判决进行了反复研究。诉讼双方所提供的证据材料大致相同，不同的是对合同等证据内容的理解。1985年，曲嘉瑞携祖传秘方与家人离开昆明来到三明市，市政府安排曲家人在原三明中药厂工作，至今已逾20年。期间共签订4份合同，第一份是1985年2月2日由三元区政府与曲嘉瑞，杨瑞金签订的《关于在三明市生产“曲氏白药”的合同书》；第二份是1991年12月2日由三明制药厂与曲嘉瑞签订的《关于在三明制药厂开发“曲氏白药”系列产品合同书》；第三份是1999年1月10日由三明制药厂法定代表人周建山与曲嘉瑞签订的曲氏中成药车间承包经营合同；最后一份合同签于1999年3月30日，由三明制药厂法定代表人朱清龙与曲嘉瑞签订，约定GMP改造验收合格投入生产后，原合同自动终止。合同数量不少，但对关键问题“曲氏白药”的归属却含糊其词，无法从合同的条款中直接找到答案，而只能对当事人其后的行为进行推理。曲嘉瑞老人在1992年声明要把祖传秘方奉献给人民大众，随后曲老即把秘方交给区政府。曲老当年一心想发展民族医药事业，从而作出献方义举，其情操何等高尚!现其家人为此事与单位对簿公堂，若老人泉下有知，定会不得安息。故我想能不能找个折中方案，最好能调解结案，给双方都留下余地。

看罢案卷，我又和汇天公司负责人见面，进一步了解案情细节，然后跟一审法官沟通。面对疑难案件，只有全面了解案情，才能吃透案件，选择一个最佳的切入点，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越是了解案情，越是印证了我最初的看法：此案确是胜负难料。双方都对痛血康胶囊主张技术成果权，该权究竟归谁根据现有证据，答案难以明确。痛血康胶囊是以曲嘉瑞为主的技术人员研制而成，是否是职务发明要看秘方所有权归谁。如果秘方所有权是曲氏家族的，那么可以认为痛血康胶囊是曲嘉瑞和厂方共同研发，技术成果当属共有；如果秘方所有权属于厂方，那么曲嘉瑞就是利用单位物质技术条件完成单位任务，痛血康胶囊是典型的职务发明，技术成果理应属于单位。按理说，秘方是曲嘉瑞祖传秘方，肯定属于曲氏家族，但是曲老曾有献方义举，对于“献方”应如何法律定性呢这显然 是关键所在。献，有文献、呈现，赠与的意思。这里的“献方”应当理解为赠与秘方，赠与秘方就是将秘方赠与给人民，三明市政府是否能够代表人民呢“人民”是个抽象的概念。人民是有地域性的，有当地人民，本省人民，中国人民等。此方当然是献给当地人民，即福建省人民或三明市人民，因此三明市政府是有资格接受献方的。如此看来，这个“献方”对我方来说显然是个有利证据。

庭审争锋

回上海后，我们继续研究案情，为即将开始的庭审作准备。此案案情复杂，既涉及时间跨度近20年的数份合同，又有非专利成果的权属争议，还涉及国企改制诸多历史遗留问题。为了更好地洞察案情，把握案件的走向，少走弯路，我召集几位得力助手一起讨论研究。我特别指定王小兵律师为本案主要帮办。他的首要任务是仔细阅卷，列出大事记，并理出思路，提出建议。我和助手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讨论，并站在对方律师的立场上提出一系列问题，然后进行反驳。换位思考，这是我多年的办案习惯，只有这样，思考问题才能更加周全，才能进行最充分的准备，才能在庭审时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不久，开庭的日子到了，我和助手王小兵律师在开庭前一天到达福州。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福州市鼓楼区，地处市中心，白色的办公大楼在数百亩绿坪的西端，庄重威严。楼层不高，但横跨数百米，主楼圆顶，远远望去，疑似白宫，令人肃然起敬。2007年8月8日上午9点20分，我和闫律师提前10分钟到庭。对方代理律师已在席上正襟危坐，他看上去满头银发，显然也是一位资深律师。他坐在那里默不作声，稳如泰山。

不一会，书记员宣布全体起立，合议庭法官鱼贯而入，相继入座，然后其他人员也均坐下。审判长是一位女法官，手起锤下，宣布庭审开始。其动作利索，口齿清晰，看来是位干练的法官。当原告律师自报家门时，我才知道，他姓林，也是上海的律师。似曾相识，一时难辨。看来这将是一场艰难的诉讼。

果然，开庭后林律师首先发难，认为原判决错误理解了“职务成果”的法律概念和含义，认为曲嘉瑞和药厂是合作开发，共同生产，故应当认定痛血康胶囊技术成果的所有权归原，被告共有。对此，我早有准备，立即针锋相对地指出，对方的观点是错误的。第一，“曲氏白药”秘方早由曲嘉瑞老人于1985年2月2日与三元区政府签约时交给三元区政府保管，后又专门举办了献方仪式，并进行了公证。不论从形式上看还是从内容上看，该秘方所有权均应属原三明中药厂。第二，曲老作为原三明制药厂的主要技术人员，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在秘方的基础上研制出痛血康胶囊，该技术成果依法应属职务成果。为此 当时三明制药厂也对曲老进行了各种表彰和奖励。如果是合作开发，不属职务成果，那三明制药厂为何要对合作伙伴进行表彰和奖励呢

接着对方林律师又指出，当年曲嘉瑞的“献方”，纯粹是为政策所迫，并非曲老全家真实的意思表示；而且秘方交区政府保管也只是交由其保管而已，并非权属转让。我一听，林律师正逐步进入核心争议，如果其此说成立，实乃釜底抽薪，我方将立于败地。显然曲嘉瑞献方的有效性，成了我的必守之地。于是我立即反驳：曲老的高风亮节我们不容置疑!当年曲老自愿献方，有三元区原区长陈良生先生的证人证言，证实曲老确实是真诚地贡献秘方，此举确系老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从法律意义上说，双方的行为构成了赠与合同。曲老将秘方交由区政府保管，赠与合同随即履行完毕，秘方的所有权也随之转移。今天距当年献方仪式举办的时候已近20年，且曲老也已西去，从原告的举证来看，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曲老当年献方是被迫的，因而，从法律事实来看，曲老当年献方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

林律师不甘示弱，马上指出 曲氏秘方一直为曲氏家人所拥有，从未赠与和转让。在原三明制药厂改制之前，曲老把秘方要了回去，除了曲氏家人没有任何人知道秘方的全部内容。我立刻指出 即使曲老把配方要了回去，那也是7年以后的事情，曲氏家人对赠与合同早已履行完毕。合同履行后显然不得反悔和撤销，因此，虽然曲老取回秘方，充其量也只能说明曲老取回的是秘方的使用权，而不是秘方的所有权。再说，曲老和家人当年由滇至闽，是作为职工进入三明中药厂，后三明中药厂变更为三明制药厂，曲老及其家人仍为三明制药厂的职工。以曲老为主的技术人员按照三明制药厂的要求，并利用了厂里的物质条件研制出痛血康胶囊，该技术成果显属职务成果。

法庭上，诉讼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逐渐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很快庭审接近尾声。我在最后陈述中说道，当年经爱国华侨杨瑞华先生牵线搭桥，曲氏家人不远万里来到三明市，进厂制药，对福建人民作出了贡献，其拳拳爱民之心让人敬佩。曲老生前献出秘方，就是希望能造福大众，如今其家人却与单位对簿公堂，有悖先人遗愿；且曲氏家人已在单位工作二十余年，与单位建立了深厚感情。故我认为，此案理应和解为妥，双方都不应完全坚持各自的观点。鉴于此，我提出了一个兼顾双方的方案，即痛血康胶囊技术成果所有权归被上诉人汇天公司，双方均有使用权；对于以前的历史遗留问题，由汇天公司酌情给予上诉人一次性补偿以了结恩怨。希望双方能借此化解矛盾，握手言和。福建高院此案合议庭认为我的提议很好，于是组织双方调解。但终因双方观点差距过大，协议未能达成。

等待结果

庭后不久，汇天公司刘总突然来电告急，说此案的审判长认为朱律师当庭也认为“曲氏白药”秘方和痛血康胶囊技术成果是双方共有的，并借此来做他们的工作。我听后大吃一惊，立即解释说，我从未说过该秘方和痛血康胶囊技术成果是双方共有的，这是法官对我调解意见的误解。我当庭提出的是秘方和痛血康胶囊技术成果的所有权属于汇天公司，但使用权可以由双方共有，也即双方对“曲氏白药”秘方和痛血康胶囊技术成果均可各自独立使用和获利，以显示法律上的公平台理。刘总听我解释后，要求我马上把这个观点书面告知福建高院合议庭。在我的授意下，助手王小兵律师立即起草了一份补充代理词，针对“共有”问题作了具体分析和表述。

因本案争议较大，其后又开庭两次，但争议仍未解决。之后法庭又组织多次调解，仍然无果。自开庭至今已一年有半，福建高院仍未作出判决。这一则说明法官慎重行事，二则说明此案错综复杂。期间，我曾多次去电汇天公司，刘总均说尚未判决。问其前景如何答曰：尚不明朗。

目前案子虽未判决，但我很感谢合议庭三位法官的努力，他们都是中国的优秀法官。我相信，在他们的努力下，此案一定能够调解成功。

两点思考

本案已庭审完毕，合议庭正在做 调解工作。无论调解是否成功，案件总会了结。然而，此寨留给我们的法律思考却远未结束。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

1　企业兼并过程中主体的同一性和客体的承继性

1985年曲嘉瑞先生举家搬至三明市，在三明中药厂生产“曲氏白药”。由于效益不佳，1991年三明中药厂被三明制药厂兼并。1999年，三明制药厂与海南志时实业公司共同设立福建汇天生物药业有限公司，这属于民法通则中规定的创设式合并。在三明市化学工业局下发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后一个主体对前一个主体的权利义务完全承继。也就是说，三明中药厂、三明制药厂和汇天公司属于三个不同的层次。如果说三明中药厂是个小圆，在最里面，属内层，那么在外面包围它的就是三明制药厂这个中圆，三明制药厂属中层，而最外层的大圆就是汇天药业。

在企业第二次改制过程中，曲老提出了曲氏系列药品不在被兼并之列的声明。这个声明，我们认为是无效的。曲老作为单位的技术人员，对于企业改制这样的大事，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但是，国有企业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在政府，而不在企业中的职工个人。曲氏系列药品，产权先是归于三明中药厂，随着三明制药厂对三明中药厂的完全承继，其产权便转至三明制药厂，最后又归汇天公司所有。故汇天公司作为系争秘方和技术成果的权利人，其主体资格显然是适格的。

2　关于“人性、公平、和谐”的和解原则

改革开放已30年，历史遗留问题频频爆发。本案虽是一个技术成果的权属之争。但是和国企的历史遗留问题密不可分。我主张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上，要秉着“人性，公平，和谐”的原则。

人性，是关于感情的原则。而感情是双方的。本案中，曲嘉瑞先生举家搬迁，曲家人在三明生活工作长达二十余年，与当地政府、单位和同事们都建立了一定的感情。对双方的纠纷，如果只依靠冷冰冰的法律来进行裁决，虽然有理，但情何以堪

公平，是法律原则。曲老早年献出祖传秘方，后来研制出痛血康胶囊，功不可没，而三明市和有关企业对曲氏家人待之以上宾之礼，妥善安置他们，予以他们奖励，可谓公平合理。如今，本案如能调解成功，双方达成协议，“曲氏白药”秘方和痛血康胶囊技术成果归汇天公司所有，由双方共同使用，也不失为一个公平合理的结果。

和谐，是关乎社会的原则。本案涉及国有企业的遗留问题，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牵涉面广，涉及人多，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稍有闪失，则不利于社会安定团结，故理应妥善处理。

曲老全家当年经华侨引荐，不远万里由滇至闽，献方制药，本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为中华民族的中药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如今虽然发生纠纷，但理应以“人性，公平、和谐”为原则使纠纷得到圆满解决，避免双方遭受更大的伤害。双方应继续携手，共同发展壮大民族中药品牌，完成曲老当年的心愿。老人家若冥下有知，定将含笑九泉。

曲家庄

政区人口

曲家庄村位于张应镇西部一公里外，南到于农村西与周家小庄，北与赵家庄村东与西张应村交界。2005年，全村面积280亩，耕地面积260亩。

村庄由来据曲家庄村《曲氏家谱》记载，曲守风于明孝宗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从江南砀山县（今属安徽省曲家庄）迁来立村，以姓氏命名。

经济状况曲家庄村历来以农业为主，建国前人们吃不饱，穿不暖，建国后，村民生活步步好转，2004年粮食达到110吨，单产400公斤，农业机械化水平有了快速提高，2004年全村有大型机械3台，小型拖拉机6台，播种机2台，收割机1台，农耕收割运输脱粒基本实现机械化。2004年，全村有个体私营企业3家，大小运输车辆3辆，2004年全村经济总收入90万元，人均纯收入4600元。

社会事业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达到全村总人数的40%以上，实现老有所养，2004年参加新型合作医疗保险率的人数达到90%以上。

联系电话：86－0532－86231399

曲家庄村与赵家庄村、院后村、西张应村、寺西村、寺前村、东张应村、集南头村、大朱郭村、大河流村、朱郭刘村、王子山村、王家兰村、阎家屯村、东青杨杭村相邻。

曲家庄村附近有牧马城遗址、祓国都城遗址、赵家庄遗址、赵家庄汉墓群、远家窝洛遗址、谭家村汉墓群等旅游景点，有胶州大白菜、里岔黑猪、胶北西红柿、柳沟小米、和睦屯西瓜等特产。

曲的笔顺正确的写法为：竖、横折、横、竖、竖、横。

曲，汉语常用字（一级字），读作qū、qǔ两个读音，此字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和商代金文 ，其古字形像曲尺。曲的基本义为弯曲，与“直”相对。又可引申为邪曲、局部等。读qū。乐曲的声音有高有低，歌曲、乐曲是曲折的引申义，此义读qǔ。

曲姓在全国分布较广，尤以辽宁、黑龙江等省份多此姓，二省之曲姓约占全国汉族曲姓的百分之五十五。

扩展资料：

1据《风俗通义》所载，上古周朝时期，周武王将第三个儿子封在晋地，这位王子叫叔虞。叔虞的第八代孙子即春秋晋国的晋穆侯，晋穆侯又封其少子成师于曲沃的首领，成师的支孙就以封地名作为了姓氏，为曲沃氏。

2大多数村庄家谱均记载，其祖先自云南迁移而来，其中曲姓村庄亦有同样记载，如沙子口街道南姜村曲氏族谱，开篇即记有：“据传，先祖于明朝永乐年间自云南大槐树里头迁移而来”虽是据传，但再结合周围其他村庄及有关史料记载，应该说，南姜曲姓为明朝移民，这一点基本符合史实。

在西汉晚期鞠谭为避祸而弃鞠改麴，麴姓经历了九百多年的发展大约在唐朝晚期到南宋晚期又逐渐演变简写成曲。这就是在一些鞠姓和曲姓家庭中流传的“祖上为避祸而弃鞠改曲”、 “鞠曲一家” 和“死鞠活曲”的真正来源。而且我认为，这种简写只限于姓氏演化的简写，不包含字体简化的含义，因为“曲”字同样也是一个古老的汉字，麴和曲作为汉字在古代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就象历史上的“曲阜”、“曲沃”当然不能写成“麴阜”和“ 麴沃”一样。

建议楼主 百度一下：鞠姓的起源分衍与迁徙

我来回答你。

（转帖）曲姓来源： 长期以来，在东北和山东的一些鞠姓和曲姓家庭中流传着“鞠曲一家”的故事。

说是鞠姓在过去的某个朝代作大官，因为“得罪”了皇上获罪满门抄斩，鞠姓纷纷逃难，在逃难途中遇到了官军的追杀，官军问：你姓什么？答：姓鞠，由于方言的口音太重被官军错听成了姓曲，于是便躲过了一劫。

还有一个故事说明朝初年大将鞠福禄在征战中殉国，其子孙被朱元璋封在云南某地为定远侯，后来因为得罪国舅（西宫之父）获罪满门抄斩，辖地县令欲相救便问：“屈不屈？”答道：“曲”，于是便改鞠为曲。

又于是在这场灾难中侥幸逃脱的鞠姓就都姓了曲，不过仅限于在活着的时候姓曲，死后续谱立碑时则必须改回姓鞠，叫做“活曲死鞠”。

这些故事虽然看似荒诞，但是却在一些鞠姓和曲姓家庭中广为流传，据有的曲姓朋友回忆文革前曾在祖茔的墓碑上看到过“吾曲姓乃鞠氏一脉相传”的碑刻。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要弄清事情的原委必须得从下面的故事说起。

话说西汉哀帝建平三年（公元前4年），在东平王刘云的封地内，“瓠山中间，有大石转侧立，高九尺六寸，移原址一丈，远近传为异闻，哗动一时”。

原来是卧着的一块好端端的长方形巨石既没长腿也没人搬动却自个儿翻个身打个滚儿立了起来。

东平王预感到不是好兆头（那时侯的人都迷信），便在自己的王宫内仿瓠山形状堆一土山，上立石像，缚上黄草，以便随时祈祷。

这件事被在京城做“待召”的两个妄人息夫躬和孙宠知道后便借此大做文章，造谣中伤，用以骗取皇帝的信任达到封官加爵的目的。

于是向汉哀帝上书说刘云“宫中立石，祗毁朝廷，欲求非望，行霍显之谋，荆轲之变”，托中常侍把书信转交汉哀帝。

一句“行霍显之谋，荆轲之变”刺痛了汉哀帝，于是即不调查核实也不认真查证便立即下旨废刘云为庶人，其他参与的人一律处死。

廷尉梁相，尚书令鞠谭，仆射宗伯凤急忙上奏阻止，并力劝汉哀帝应重证据不要轻信口供，被正在气头上的汉哀帝判为“不知嫉恶讨贼，意存观望，罪与相等”，这三位也被逐出朝廷、削职为民。

为了保全性命鞠谭率儿子鞠閟逃避到凉州西平（古称西都，今西宁市）改姓为麴。

这就是《汉书》、《风俗通义》、《资治通鉴》和《元和姓纂》上记载的“鞠谭改麴”“避难湟中”“因居西平”“鞠麴同宗”这段真实历史故事的来源。

从那时开始到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鞠谭的后人从西平到金城始终沿湟水两岸发展，乃至发展成为一度曾影响西北地区历史的赫赫有名的庞大的麴氏家族集团。

《晋书》记载古西州民彦写道“麴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 足见其富贵和权势。

在东汉末年和魏晋南北朝时期麴氏家族出现了很多赫赫有名的战将，象三国前期袁绍帐下与河北名将颜良文丑齐名的悍将麴义，与韩遂、马超遥相互应对抗曹操共守西凉的战将麴演（衍），以及西晋愍帝的大都督官至左仆射的麴允等。

南北朝时期西域著名的高昌国王麴嘉就出自金城榆中，《元和姓纂》记载麴嘉是鞠谭的儿子鞠閟的十一世孙。

麴氏高昌立国134年传承9代，最后被唐太宗的大将侯君集攻灭。

高昌国末代国王麴智盛的胞弟麴智湛的儿子麴崇裕在武则天时代很有名望，世袭左武卫大将军交河郡王。

到了唐代，麴姓家族有一枝从西州迁徙到江苏吴兴（今湖州），《唐书》上说：麴信陵，籍贯吴兴，唐太宗贞观十一年的望江县令。

时逢大旱，麴信陵带领衙属设香案日复一日的为百姓祈祷甘霖，由于他的执着感动了上苍终获大雨滂沱，缓解了旱情，同时也感动了老百姓，都自发的为他建立祠堂。

著名大诗人白居易特为他作诗《秦中吟》，诗中说道：“我闻望江县，麴令抚茕嫠；在官有仁政，名不闻京师；身殁欲归葬，百姓遮路岐；攀辕不得去，留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泣皆垂；无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

有一付对联这样称颂他说“祷获甘露，居易作诗歌惠政；世为豪族，西州传语望朱门”，是一个深受人民爱戴的好县令。

但是，这样一个在历史上轰轰烈烈的麴氏家族到了宋代以后却突然销声匿迹，名不见经传，姓不载典籍，而且至今在中国大陆尚未发现有一例麴姓，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庞大的麴氏家族集团究竟哪里去了？要知分晓还得从《百家姓》说起。

据说《百家姓》自从南宋初年由钱塘县的一位儒生编辑成教材印刷发行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这期间一共流传三种版本，这三种版本的姓氏排列大同小异，唯一的区别都在“甄麴家封”这句上。

一种是繁体字《百家姓》的“甄麴家封”，另一种是简体字《百家姓》的“甄曲家封”，第三种是“甄魏家封”。

在这三个版本中，记录“甄麴家封”的无疑是原版的延续，记载“甄曲家封”的是原版的姓氏简化版，而记录“甄魏家封”的是错版，之所以确定它为错版，是因为在上述三个版本中 的第八句记录的都是“金魏陶姜 ”，既然在前面已经编辑了“魏”姓，后面怎能重复编辑呢。

从繁体的“甄麴家封” 到简体的“甄曲家封”，只是一字之差已经把麴姓转换成曲姓的过程表达得淋漓尽致。

另外，曲姓宗祠有款著名的四字对联“金城望族 泉郡名宗” 也可以证明这种姓氏用字的转换。

一位曲姓朋友在对这付对联加的解释词上说，上联指金城“曲见”，下联指酒泉“曲珍”，并附加注释“曲见是西晋金城望族”。

笔者按着这一思路查阅大量史料始终查不到“曲见”之人，经过进一步分析认为，所谓“曲见”者实际是“曲允”的错写，而这个曲允正是上文记载的金城豪族麴允的简写。

按照这种推断，“金城望族”指的就是西晋麴允，“泉郡名宗”指的是酒泉麴珍，毫无疑问这幅对联中上联的麴字和下联的曲字正是沿着“麴-曲-曲”的字形结构进行演化，其中曲字是麴字的变型，曲字是曲字的简化。

对于曲姓的起源最近看到网上有很多说法，一是说：“据《风俗通》载：春秋时，晋穆侯封少子成师于曲沃，其后代便以地为姓，称曲姓。

”二是说“曲姓源出夏大臣曲逆和秦御史曲宫”。

为了求证上述第一种论据的可靠性，笔者通篇查阅研究了现代版的《四库全书 风俗通》篇，同时也查阅了《四库全书》的编辑者清代钱大昕等人的注释，又查阅了王利器为《风俗通》校注的器案。

《风俗通》原名《风俗通义》，东汉末年应劭所著。

《风俗通》全书三十六卷宋代已经部分失传（其中包括姓氏篇），明朝编辑《永乐大典》时根据有些典籍的记载进行了增补，经过增补的《永乐大典 风俗通义 姓氏篇》基本反映应氏著作原貌。

而清代的《四库全书 风俗通》篇是根据明朝《永乐大典》编纂而成，在《风俗通 姓氏篇》中，应氏一共收录了东汉末期存在的530多个姓氏，通篇没有查到曲姓或曲氏得姓于曲沃桓叔的记载，只查到了“鞠氏：汉有尚书令鞠谭，或为麴（曲）氏（有的版本直接编辑成曲氏），音讹转改，汉有麴衍”和“韩氏：韩之先出于唐叔虞，曲沃桓叔之子万食邑于韩原，因以为氏”的记载，除此之外连曲沃桓叔的名字都没有出现过，不知持这种说法的人是从哪个风俗通义中转载的。

再看《元和姓纂》，该书是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命当时的姓氏学专家林宝编撰，是一部公认的姓氏学权威著作。

该书成书十卷现保存完整，经查阅也未记录曲姓，而在麴姓的条款下明确记载“麴：鞠氏之后。

汉有鞠谭生閟。

避难湟中，因居西平，改姓麴氏。

”又在西平条款下注释“閟居西平，十一代孙嘉仕沮渠氏，后为土人所归，立为高昌王。

”而成书于南宋的《百家姓》和后来的《续百家姓》均未记载曲姓。

对于第二种观点笔者认为，史籍记载的夏大臣曲逆和秦御史曲宫极有可能是“专指人名”，就像孔子的学生“子路”“子贡”一样。

试想如果曲姓在当时确实已经立姓并且有正常的家族传续，那么这两位在《史记》上明确记录的人物连同他们的姓氏为什么在《风俗通义》《元和姓纂》《百家姓》这几部纵贯一千多年的姓氏巨著中不予收录记载呢？唯一的答案就是“曲”字作为姓氏在当时还没有立姓，现在的曲姓是由历史上的麴姓简化而来，而麴姓则是鞠姓的改姓。

事实上很多曲姓朋友也对上述观点心存疑惑，明明家传我族裔来源于鞠氏，怎么突然变成了“曲沃桓叔”“曲逆”“曲宫”的后代了呢？难怪有的曲姓朋友惊呼：“我们这个曲姓真是很特别，《百家姓》上没有，《续百家姓》上也没有，曲姓到底源出何处”！ 《曲氏宗谱》上有一句名言说：不知祖不怪，冒祖则罪大矣。

这是中国古代人们对宗法观念的强烈认知。

实际上也没有那么严重，现代认为：姓名只不过是一代表符号而已，根本无需大惊小怪。

但是作为学术研究，作为探源，就要用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探究事物发生、发展的本末，不能因为有个地名叫“曲沃”就随意的攀附历史上的曲沃桓叔，也不能因为曲沃在山西就想当然的认为胶东的曲姓都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更不能对本家族祖上多年来口耳相传的“鞠曲一家”“死鞠活曲”的故事及其成因不作分析、判断和诠释，就轻率的予以否定，还得出“曲氏源出曲沃桓叔、曲逆和曲宫”的结论，这是一种误导、是对祖宗的亵渎，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

上述事实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含盖广阔时空的姓氏演变的历史画卷：在西汉晚期鞠谭为避祸而弃鞠改麴，麴姓经历了九百多年的发展大约在唐朝晚期到南宋晚期又逐渐演变简写成曲。

这就是在一些鞠姓和曲姓家庭中流传的“祖上为避祸而弃鞠改曲”、 “鞠曲一家” 和“死鞠活曲”的真正来源。

而且我认为，这种简写只限于姓氏演化的简写，不包含字体简化的含义，因为“曲”字同样也是一个古老的汉字，麴和曲作为汉字在古代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就象历史上的“曲阜”、“曲沃”当然不能写成“麴阜”和“ 麴沃”一样。

另外，一部修订于宣统元年的《东莱曲氏族谱》也可以证明在中华曲氏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源于鞠氏的。

在这份由曲氏自己修订的族谱中“曲氏世系考”一节记载：“旧相传（曲氏）为宫保世裔鞠姓。

始祖讳元英任元朝宰相，本贯黄县，茔在城北翁仲，墓表犹存。

缘遭难族姓多隐名易姓流寓兹土，遂转鞠为曲。

虽云考据无徵，然百古在昔先民有作详哉其言之矣。

”意思是说：据相传我曲氏的远祖是一位在朝廷上位列三公九卿的宫保级鞠姓高官，这位官员因遭难而避居他乡易鞠为曲。

传说虽然无从查证，但先辈们历经百代，口口相传，应该是有一定根据的，不可能是无稽之谈。

经考证《东莱曲氏族谱》中记述的这位宫保级鞠姓高官就是史志上记载的西汉尚书令鞠谭。

鞠谭改麴后，麴姓一直在西北地区生活繁衍，随着家族从不断壮大到最后的没落，姓氏也在沿着“鞠-麴-曲-曲” 的字形结构不断的进行演化。

为了确定这种演化的确切年代，笔者查阅了中国国家图书馆中文拓片资料库现存的历史上各类拓片，共搜索到麴姓墓志拓片7条，其中最早的是河南洛阳出土的北魏正始四年（公元507年）《元寿妃麴氏墓志》，最晚的是河南洛阳出土的唐龙朔二年（公元662年）《麴善岳墓志》。

共搜索到曲姓墓志拓片17条，其中最早的是河南南阳出土的唐长庆二年（公元822年）《曲系及妻蔡氏墓志》，最晚的是山西五台出土的公元1935年《闫书堂及妻曲氏合葬志》。

从上述搜索结果可以看出，麴姓及其墓志到公元662年戛然而止，而曲姓则从公元822年才开始镌入碑刻，中间相隔了160年之久，笔者认为这期间正是麴姓向曲姓转换的姓氏不确定时期。

例如生活在唐朝前期的麴崇裕，在有的史志上就记录为“曲崇裕”或“曲（曲）承裕”，由此可以看出到唐朝前期麴姓才刚刚完成从麴到曲的演化。

而河南洛阳出土的曲环之孙《曲元缜墓志》已经把“曲”字作为姓氏正式镌刻到墓志中，这说明到唐会昌二年（公元842年）一部分麴姓已经沿着“麴-曲-曲”的字形演化顺序首先简写成“曲”，到了南宋晚期或者更晚的明清时期这种仅限于姓氏的字形演化才最后完成，自此开始“麴”字作为姓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被更加便于书写的“曲”字所代替。

诸位试想，不然的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庞大的麴氏家族哪里去了？ 综上所述可以认定，在中国的姓氏演变史中，唐代的中晚期以前根本不存在曲姓，现在的曲姓是由历史上的麴姓通过字型转换而来，而这种字型转换只限于“麴-曲”的姓氏转换，并不包含汉字简化的含义。

其实历史上鞠氏因避祸改曲并不止上文记载鞠谭改麴这一次，经考证在北宋末年、元末明初、明朝末年登州黄县冶基鞠氏都曾发生过鞠姓改曲姓的事件。

那么在历史上为什么鞠姓每遇灾祸反过来都会依附于曲姓而号称“死鞠活曲”呢？这也许就是“鞠曲一家” 这个无法割断的历史情结之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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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王睦边功盖番境 仆射克敌誉满金城

上联典指北魏时期高昌国王曲嘉；下联典指晋代金城人官至左仆射的曲允。

2、金城望族泉郡名宗

上联典指晋代金城豪族曲允；下联典指郡望酒泉，北齐时封安康郡王的曲珍。

3、安康世泽陕郡家声

上联典指安康郡王曲珍；下联典指唐代陕府安邑人，官至左仆射的曲环。

4、工书文而娴将略宽赋敛以养民生

上联典指宋朝曲端；下联典指唐朝曲环。

一、针对麴曲二姓共用一套宗祠对联的思考

前面贴的这四幅曲姓宗祠对联传播很广，翻开网页比比皆是，仔细对比阅读这四幅曲姓对联，与麴氏宗祠对联一模一样，细微差别就是麴氏对联用的是“麴”姓。乍一看会认为可能麴曲二姓共用一套宗祠对联，仔细想一想，麴曲两姓从字面看根本不同，曲又不是麴的简化字，怎么会共用一套宗祠对联呢？答案只有一个，共用一套宗祠对联的麴曲二姓原来同属一姓，是一家子。

那么历史上的麴姓是怎么变成曲姓的呢？我们看《百家姓》就会一目了然，老版的《百家姓》有一句叫“甄麴家封”，而新版却改成了“甄曲家封”，到此方才明了，通过姓氏的字型转换才使历史上的麴姓变成曲姓。有的曲姓朋友一直有疑问：我们这么大的曲姓家族为什么《百家姓》和《续百家姓》都没有记载？其实是有的，历史上的麴姓就是今天的曲姓，怎么能说《百家姓》中没有曲姓呢！

二、从宗祠对联的内部联系，看麴曲之间的演化和传承

首先纠正一下网上看到的“金城望族，泉郡名宗”的解释词。一位曲姓老先生在对这幅曲姓对联解释时说：上联指晋代金城曲见，下联指酒泉曲珍。笔者追寻“曲见”这一人名查了多部典籍也没查到晋代金城望族中有个叫曲见的，倒是查到有个叫麴允的是晋代金城的世家大族，《晋书》说：“麴允，金城人也，与游氏世豪族。”《晋诗十八卷》西州为鞠氏游氏语中说“鞠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进一步查证，麴允是西汉末期鞠谭改麴避难湟中、因居西平（西宁）的后代，就是说他祖上原姓鞠，因为西汉尚书令鞠谭得罪汉哀帝获罪避难西平改鞠为麴，因此老版的《晋诗十八卷》上仍然延续祖上的姓氏称鞠允，但绝大多数典籍都称麴允。麴允是西平麴氏的后代，曾做过西晋愍帝的大都督和左仆射，为挽救西晋灭亡驰骋疆场，忠义刚烈，西晋灭亡后自刎而死，被史家誉为忠义的化身。南北朝时期西域高昌国王麴嘉，经史学家认定也出自金城麴允之后，“国王睦边功盖番境，仆射克敌誉满金城”这幅曲姓宗祠对联说的就是这段典故，而“游氏”则是西晋金城郡守游楷家族，能与游氏比富，麴氏的富豪程度可见一斑。

既然查不到“曲见”之人，那么曲见从何而来呢？深入探讨下去，原来曲见是曲允的错写，前面已经论证过曲姓是麴姓的字型演化，现代曲姓就是历史上的麴姓，古代的麴允现代也可以写成曲允，而“见”与“允”又字形相近，难怪这位曲老先生要把曲允错写成曲见。因此“金城望族泉郡名宗”的上联指的是西晋金城麴允，下联指的是北齐安康郡王，豫州刺史，望出酒泉的麴珍，也就是说麴珍传承于麴允，乃一脉相承。

再看下一联“安康世泽，陕郡家声”。上联明显是指安康郡王麴珍，而下联指的是唐代陕府安邑人，官至皇检校左仆射，死后受封司空的曲环。关于曲环的家世，经过查证其父曲彬长期客居陇右（今青海乐都）做官，死后赠授工部尚书，曲环之孙曲元缜墓志称其祖居陕府安邑（今山西运城），这副对联说明曲环传承于麴珍也是一脉相承。不过在此处，“麴”已经变成了“曲”。

再看下一联“工书文而娴将略，宽赋敛以养民生”，对于这幅对联，曲氏文人自己也承认上联指宋朝曲端，下联指唐朝曲环。曲端为北宋名将，受封威武大将军，望出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父曲涣任左班殿直，在征战西夏的战役中战死，当时曲端才三岁便父荫做三班殿直。由此看来曲端传承于曲环也是一脉相承。

纵观曲氏这四幅对联的传承关系，麴允-麴珍-曲环-曲端，可谓环环相扣、榫卯相接、传承有序，尽管从西晋到北宋时间跨度长达700多年，但是按照等量置换的原理分析，西晋麴允应是宋朝曲端的先祖。

那么为什么在史典中麴允、麴珍记为姓麴，而曲环、曲端则记为姓曲？这就涉及到历史上麴曲的字型转换，新旧版的《百家姓》可以证明这种只限于姓氏的字型转换过程。由此也证明了麴与曲原本就是一个姓氏，统姓麴。再看他们的郡望，金城-酒泉-安康-陕郡-固原，根本没有提到曲沃，那么网上疯传的“曲姓是因西周曲沃桓叔的封地曲沃而得姓”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呢？笔者认为是一些看了点古书的曲姓文人根据历史典籍所进行的一种不着边际的杜撰。前文已经讨论过，曲姓是麴姓的的姓氏简化，典籍记载麴姓又是鞠姓的改姓，那么鞠曲原本就应该是一家，现代的曲姓就应该来源于历史上的鞠姓，这么庞大的曲姓竟来源于那么弱小的鞠姓心里总会感觉不舒服，加之古代信息不发达，尤其这种因为得罪皇上的隐姓埋名又难登大雅，甚至上不了家谱，只能口耳相传，久而久之传来传去便传得改了模样，由最初的“鞠麴一家”逐渐演变成“屈曲一家”甚至“徐曲一家”等一些荒诞离奇连曲姓自己都说不清所以然的故事，于是这种牵强附会的曲沃桓叔说便应运而生。

三、曲姓在历史上的大迁徙

这要从鞠谭改麴说起。汉哀帝的尚书令鞠谭因为替皇叔东平王刘云“瓠山立石谋反事件”说情，得罪皇帝被免职，六年后，正赶上大司马王莽“迁犯者填西海”，于是率儿子鞠閟被强迁到临羌（湟源）与西平亭（西宁）一带，鞠閟更名为麴閟，是西平麴氏的一世祖，也是现代曲姓的太始祖。麴氏在西平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到三国时期已经成为拥有强大的家族武装，富甲一方，一度曾影响西北地区历史的强大的麴氏家族武装集团。东汉末期，不甘寂寞的麴氏首先派遣西平名将麴义兵进中原，参与镇压黄巾起义，曹魏代汉以后，以麴氏家族为首的西平部众，公开扯起“反对曹魏篡汉”的大旗，旗帜鲜明的反对曹魏政权，麴演、麴光、麴英、麴儒在西平郡（西宁）先后举行四次大规模武装举事，占据郡县、割据一方，均被曹魏镇压，为了防止反叛火种复燃，曹魏当局对参与人等进行残酷的剥离与强迁，史志上记载的大规模强迁就有两次，一次迁往金城（兰州榆中），户数不详，另一次强迁六百户到武威、酒泉一线，这是当代曲姓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迁徙的开始，笔者推断麴允的祖上就是在这次强迁时来到金城。而高昌国王麴嘉的祖籍，随着高昌墓葬发掘中族谱的发现，以及麴嘉第十世孙麴崇裕夫人慕容仪墓葬的发现，也被众多史学家认定为金城榆中（兰州西），麴嘉来源于麴允已经成为史实。之后，到了唐代出现了曲环，宋代出现了曲端，曲姓历史名人遍布全国。

当代山东曲姓众多，很多东北曲姓家传也是来自山东。而在山东还有一个奇怪现象，就是很多曲姓集聚村庄旁边都伴有鞠姓村落，这种鞠曲共存，相生相长的现象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这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有什么历史原因吗？一块墓碑的发现使探寻见到了曙光。

公元1956年在黄县冶基村挖掘出一块墓志碑，铭头为“大宋故广文助教西平郡鞠公墓并序”，墓主人名叫鞠俨，是五代后晋国子监广文馆助教。值得注意的是墓志铭头镌刻的郡望是西平郡，这说明墓主人鞠俨的祖上来自西平。鞠俨的祖上竟与麴氏为同一郡望，看来这绝不是单纯的巧合，其中必有端倪，看来只有仔细梳理鞠氏进入东莱的年代答案才能迎刃而解。经查阅《资治通鉴》笔者发现了充分的证据，据记载：公元四世纪初，东莱大地上爆发了刘伯根、王弥叛乱，公元307年，晋怀帝的太傅司马越曾派遣洛阳皇宫南宫门“公车门”的接待官，东莱黄县籍人鞠羡回乡任东莱郡长，主要任务是组织家族武装镇压王弥反叛，这种不带兵马只任虚衔的平叛，虽然客观上反映了西晋王朝已经到了日薄西山无兵可派的现实，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鞠羡家族是东莱的地方豪强，依靠家族的势力足以对抗强大的王弥叛军。一般情况下，形成这种强大的家族势力是需要多年经营的，因此推断，鞠羡的祖上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来到东莱定居，具体应判定在哪一时期呢？这得从源头说起。前文说过，西平麴氏的武装反叛遭到了曹魏当局的残酷镇压和强迁，魏明帝太和三年（公元229年），西平麴氏的众多人户被强行迁往金城，笔者判断正是在这次大规模强迁金城过程中，麴氏的一支转道经过数千里艰辛跋涉直接迁到东莱郡治黄县定居，由此开创了当代曲氏和鞠氏在胶东的历史存在，鞠俨墓志研究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正在于此。

前文所说的“鞠羡”是《资治通鉴》的记载，而在《登州府志》中却记载为“麴羡”，那么二者是不是同一个人呢，经查阅，两部文献在涉及这两个人名时记述的都是“受司马越派遣回乡平叛”的历史事件，由此认定二者是同一个人。既然是同一个历史人物，姓氏记载为什么会有不同，哪个记载更趋近于真实呢？笔者认为《登州府志》“麴羡”名称记载更符合历史原貌，当代胶东庞大曲氏家族存在的现实就是最好的证明，也就是说西平麴氏在那次著名的历史大迁徙时，迁到东莱的这一支最初并没有直接恢复鞠姓，仍然沿用原来的麴姓，恢复鞠姓的是麴羡之孙前燕东莱太守麴殷后代的某一支，具体时间应当判定在南燕慕容德时期青州刺史鞠仲或者其父辈，复姓的目的无非是出于对当时政权频繁更迭的政治需要和切身利益。此后，生活在宋明帝刘彧至北魏正光年间，曾做过朝廷或地方官员，籍贯为黄县都乡石羊里的鞠璋、鞠彦云祖孙，生活在晚唐到北宋籍贯为高密潍水江北高阳城下的鞠景沂、鞠真、鞠常、鞠仲谋祖孙，生活在北宋黄县和孝乡扈顺里西野基村的鞠俨、鞠明德、鞠传式祖孙皆出其后。这就是胶东乃至全国曲姓普遍多于鞠姓的原因所在，也是胶东乃至由胶东迁徙东北各地的广大曲姓、鞠姓家庭中流传“鞠曲一家”的真正来源！

四、说明几个问题

一是历史上曲姓恢复鞠姓不只发生在胶东一地，《大唐甘露寺尼真如碑》记载，唐朝初期末代高昌王麴智盛侄女为父麴智湛祈福，自愿在长安甘露寺落发为尼，所用的法名叫鞠真如，说明这支麴氏当时已经改回鞠姓。

二是毕竟“避难改姓”“拥兵反叛”在封建时代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子孙们为了避讳祖先这段难于启齿的历史，有的恢复了鞠姓，有的则附会成曲沃桓叔的后代也是可以理解的。经过查证，曲姓出自曲沃桓叔的说法并不是现代人的发明，唐朝中晚期以后出现的个别典籍和墓碑已经有了相关记录，曲姓家谱的类似说法更是千篇一律，但是仔细分析，则是漏洞百出。举一例：青州博兴曲家窑曲姓宗谱的《姓氏渊源》说，曲姓是因“曲沃桓叔封于曲沃，以地为氏”，而在这份族谱的《曲氏颂辞》中又说：“曲姓由来兮，溯源于周。其官麴氏兮，以官为氏。麴与曲之相同兮，不以麴而用乎曲”前后矛盾。因为地名“曲沃”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没有称呼过“麴沃”，所以麴曲不是地名的转换。毋庸置疑后者是家族的口口相传，前者乃是文人根据古代典籍的攀附和杜撰。

三是还有家传曲氏原来姓“屈”。河南南阳唐河的曲姓自述是北宋名将曲端的直系后代，并以家谱为证，说家传原来姓屈，可能是屈原的后代。实际“屈”“麴”同音，所谓姓屈者实乃姓麴也。

四是有的家谱把元朝宰相曲枢也列为曲姓先祖，这就更是荒诞无稽。经查证曲枢是西域哈喇鲁族人，祖辈生活在西土碎叶城（今哈萨克斯坦境内）一带，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西征，哈喇鲁酋长率部投降蒙古。曲枢之父名叫质里花台，儿子叫帖木儿，曲枢是他的汉语专用名称，实际上他根本就不姓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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