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喷水》讲述了一个瞬间发生的恐怖事件。故事里的人物有名有姓，且大名鼎鼎，诗人宋琬。

    中国人曾经是很感性的，当然，并不是说现在中国人就理性了，整体看是更少人性。扯远了，历史上中国诗歌浩若烟海，诗人璨若星河。清诗放到整个诗歌史上观察，却是中国古典诗词走向尽头的一段，“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

宋琬的诗歌水准，在清初称“南施北宋”，数一数二，却逃不过时代的局限，也就那样了。

宋琬的个人经历也限定在时代的局里，一个字概括：“衰”！

他经历的时代，是中华文明最后挣扎不起，以致沉沦的时代。

其高祖父宋黻是明英宗天顺四年进士，也是莱阳第一位进士，官至浙江按察副使；曾祖父宋耀、祖父宋述皆为廪膻生；父宋应亨为明天启五年进士，官至吏部郎中。哥哥宋璜是明崇祯十三年进士，宋琬本人是清顺治三年进士。

宋琬的衰首先是国破家亡。

崇祯十六年二月初六日，清军由东北破莱阳城，宋应亨驱家僮巷战，死者三十余人，应亨项中一刀，被执不屈，以死（一说中箭而亡）。焦头烂额的崇祯还抽空追赠了宋应亨太仆卿。

宋琬当时在北京或者自北京去杭州找任推官的二哥，在路上，从而躲过一劫，到杭州得知宋应亨死，哥俩一同回莱阳，丧事毕，避祸南迁，住在友人张幼量在南京的房子里，专心生孩子。张幼量在聊斋《鸽异》里友情出演。

压下心中的国仇家恨，宋琬参加清廷的科举考试，顺治三年中进士。

《喷水》开篇“莱阳宋玉叔先生为部曹时，所僦第甚荒落。”

部曹的部源本指吏部，后六部的司官都可以称为部曹了。宋在顺治四年到户部任职主事。

宋琬先是跟随父亲进京(宋应亨曾任吏部稽勋司郎中，比主事高两级，真正的部曹)，后来又到北京读大学，对于北京非常熟悉，之所以租个非常“荒落”的房子，原因简单----穷。

宋“部曹”，正六品，相当于副厅，在北京官不算大，加上宋家的房地产在莱阳城破之后被同族夺占，买房是肯定买不起了(北京限购，没有户口也不许买)，租也不起（曾国藩的薪水有一半要交房租，叫苦连天的）。

宋琬只能租在宣武门外一个偏僻的地方，所以蒲松龄描述可能是准确的，保不齐北京外城外了，按今天的说法，出了五环了，六环以里。

宋琬比蒲松龄大二十五六岁，故尊称先生。

说完先生，我们说说“太夫人”。宋琬的母亲姓孙，在聊斋里被鬼喷水而死。这种死法如今很少见了，社交网络的喷子们使得今人都有了群体免疫力。

孙氏躲过了兵灾却躲不过口水灾。

然而，蒲松龄的记录被王士桢打脸了，王阮亭（王士祯的号）的评论：“玉叔襁褓失恃，此事属传闻之讹。”

襁褓指一岁幼童，失恃是丧母之意。宋琬出诗集时亲自请王士祯审定的，王士祯不会连这个都搞错吧？

还真就错了。

错的还不止王士桢一个人。

头一个，计六奇，他写了一篇《宋应亨不屈》，提及宋琬为宋应亨次子。其实宋琬行三。

宋琬的诗虽然不太那个，但标题非常有特色，都非常的长长长长长长长长吃不消。关于他大哥宋璠生卒年有《岁已亥畅月十有三日，恭值我太仆长兄六袠有二初度。又四日，则吾嫂张恭人设帨之吉,盖长于余兄者一焉。硕人君子,百年偕老，闾内雍雍,琴瑟在御,虽诗人所咏<葛覃>、〈樛木〉诸什，何以过之,宜其和能致祥，以引无疆之年也。琬系官于外,不克称百年之觞者十三载于兹矣。念具尔之无多，知还辕于何日，爰命画师绘图为寿，图成而系之以诗，俾童子诵以侑酒》可以推算。

太仆指宋璠在明天启年间担任光禄寺署丞，加行太仆寺少卿。行太仆寺负责山陕甘辽的马政，与太仆寺同级，入清后俩部门合并了。

因为宋璠的缘故，他祖父宋述被明政府追赠了太仆。

这一家都是太仆。

这一套惠而不费，清政府也玩，不好追赠宋应亨啥，太仆名额也被占了，追赠了宋述中大夫浙江布政司参议，给宋琬一次光宗耀祖的机会。

已亥是顺治十六年，畅月为农历十一月。

宋璠应该是在莱阳和宋应亨在一起，也躲过了兵灾，至少活到了顺治十六年冬。

从史料记载来看，莱阳城破后，宋琬家里人员伤亡除了那三十余家僮炮灰，也就是宋应亨了。宋琬后来写《益咏堂记》隐晦地提到这段伤心往事，也只讲了他父亲一人遇难（同时遇难的宋玫为族兄）。

同样依靠宋琬的贺岁诗《题松鹤图为仲兄五十寿》写作时间，可以知道宋璜直到顺治十一年还健在。

宋琬跟着父亲北漂时，和王崇简相识，后来做了王崇简儿子王熙的老师。宋琬死后第八年，即康熙二十年（1681），王熙应邀写了《通议大夫四川按察使司按察使宋公琬墓志铭》，又过了四十一年，王熙的孙子，康熙三十九年进士王景曾为康熙六十一年宋琬三位妻妾合葬墓撰写了一块墓志铭，由康熙五十七年进士黄鸿中篆额，言之凿凿地刻着宋应亨有三子璠、璜、琬。

王熙在康熙三十八年写过《重刻安雅堂诗文集 序》，当时王景曾忙着考试，估计俩人没有交流过。

民国1935年莱阳县长梁秉锟修县志，延用了上述记录。

梁县长不但是个教育家，还是个反间谍高手，多次成功跟踪抓捕我地下党，按说心思缜密，却也错了。

张重启也是在康熙三十八年写了《重刻安雅堂集 序》，有“维时先生谈亦遭尊甫选部公之变，不脱衰麻，偕其兄太仆公、节推公、弟文学公哭先君子于殡所”一句，可以知道宋琬有弟被尊称为“文学公”。

宋琬《安雅堂未刻稿》卷三《己酉正月过姜如农东莱草堂》一诗也有夹注说：“余与如农兄弟皆四人。”同书卷一《梦先仲兄》一诗有句云：“魂惊近来事，附书报阿七。”句末夹注说：“阿七，季弟珣小字也。”据此可知，宋珣为宋琬弟,亦即宋应亨季子。

又同书卷二《庚寅腊月读子美同谷七歌,效其体以咏哀》—诗有“有侄有侄珣之孤，覆巢何幸留其雏”、“我弟形骸尚浅土”诸句，则可知宋珣在清顺治七年“庚寅”之前已经亡故,遗有孤儿。

按家谱宋珣左孺人夫妻合葬墓志铭，记载宋珣死于甲申之变。铭文记录他“归”莱阳，如与宋琬的求学路径相同，宋珣可能也是毕业于国子监后回到家乡。家谱将他死因归于群盗，可见他也在兵灾中幸存。莱阳宋家和于七之乱有扯不清的联系，群盗之说也许是隐晦地指这次事件，那么宋珣则可能死于顺治七年，与宋琬写诗的时间相符合。

    宋珣娶了左懋泰的女儿，留有八岁的儿子宋思贻。按照左家世代流传的说法，宋璜因田产争端向清廷举报了左懋泰，导致左家数十口被流放到铁岭。实情如何已经无法知道，宋老二在莱阳名声不好至今世间仍有隐约的耳语。

按我经验，家谱极不靠谱，左家或宋家的家谱都不能当做信史看待。

而张重启的记载要可靠得多。

张家是莱阳望族，张重启是康熙十八年进士，和蒲松龄年岁相仿，比起王景曾距离宋琬年代要近很多。他的族兄张重润是莱阳版的左丘明，失明后主纂了康熙十七年版莱阳县志，其曾祖父张梦鲤订正过万历版莱阳县志。

假设宋珣只比宋琬小一岁，那么王士桢的记录也有可能成立。

然而，宋珣并不是宋琬唯一的弟弟，在《先大夫忌日设醮于闰州上方寺文疏》宋琬说他父亲“有子五人,嗟丧亡之殆半”，可见他还有一个弟弟，早夭而没有留下名字。

退一步，被口水喷死的即使不是宋琬亲生母亲，以宋应亨的身份，还有可能娶继室和副室。

是时候给蒲松龄《喷水》正名平反了。

宋琬顺治四年任户部主事，顺治七年到芜湖下放锻炼，同年冬十月，据辛德勇先生考据，宋琬因兄（璜）为仇家罗织牵连而入狱，顺治九年正月释放。看着好像跨了三年，实际上也就一年多一点。

清廷没有查出什么东西，就给宋琬平反了，一说官复原职，一说任吏部郎中，一说任吏部主事。

三种说法，其实都对。刚出狱时，宋琬任吏部稽勋司主事，从级别上讲算是复原职。在系统里待过的都知道，不可能有职务空着一年多等个反清疑犯回来复职的。顺治十一年春，宋琬授官分巡陇右道兼兵备佥事（相当于军分区司令），一个正四品的职务，那么，此前授予个郎中正五品，正好补上了中间一级。

宋琬的郎中任期貌似很短，大约只有五十多天，由此可以推断主事升迁郎中大约发生在顺治十年。

这段时间宋琬可谓春风得意，和施闰章、严灏等在京城广为唱酬，组建了一个小圈子，号“燕台七子”。

总结宋琬在北京的三个阶段，青年时间跟着父兄，忙学习考试；刚中进士，官虽不大，却一心想干出政绩；顺治九年至十一年，职场得意（也有观点宋到天水是受到排挤），在诗坛亦大放异彩。

如此，我们可以推断，发生喷水事件的时间应该是在顺治四年到顺治七年的北京郊外。

宋琬到天水，六月地震，带领子弟兵抗震救灾。算天灾。

此后，宋琬一路升迁，成了宋家有史以来最大的官。好日子在顺治十八年宣告结束，人祸，远亲告发谋反，他再次入狱，妻子亲戚亦受牵连，上下打点，到康熙二年释放，散尽家财，净身出狱，等到再一次官复原职，找到工作，已经是康熙十一年的事儿了。

康熙十二年，宋琬自成都到北京述职，吴三桂反，继室王氏带着三个幼子及仆婢十余人陷落成都，十三年春，他惊悸忧虑而死，享年六十一。

    兵荒马乱中，王氏组织了次成功的千里逃亡，无人走散，一个都没少。宋琬白操心了。他的诗集在动乱中散佚，传下来的《渡黄河》有“倒泻银河事有无，掀天浊浪只须臾。”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时代的一粒灰，落在普通人身上就是一座山，命运之舟顷刻翻覆，却无法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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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来源：丹阳民生频道

丹阳在东晋时为北方汉人南迁后的重要侨居地。对全国大多左氏来说，丹阳与古济阳一样都是左氏族人魂牵梦萦的祖居地。左氏因其显祖葬于丹阳珥陵，故自称“丹阳珥陵左氏”。

后来左思的后裔因躲避战乱、外出谋生或到他地为官逐渐迁徙各处，如现今的江西永新、鄱阳;湖南宁乡、武岗、长丰;安徽合肥、庐江 ;四川长寿、仁寿、万县;河南信阳等地都有从丹阳珥陵迁出去的左氏后裔，他们的先人祖祖辈辈都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地耕耘，他们的根就在左渎河畔。目前所发现的家谱中都有所提到丹阳，更值得左氏探究的是族谱上记载的赐葬于丹阳金沙景塘之南的先祖左思墓及葬于丹阳珥陵的先祖左恢墓。虽然这两座祖坟现已成平地，但根据当地文化界人士的考证及家族谱的记载已能基本上确定其位置，这一发现对研究左思生平及东晋文化极具深刻意义，同时对左氏族人来说也极具纪念意义。

丹阳珥陵左氏族人的一个重要发祥地，可惜的是老祠堂于日军侵华时毁损，二十多册的老家谱于文革期间焚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