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基本假设

第1个假设是，家庭成员之间过度的情感联系和家庭功能失调是有关系的。在不分化的家庭中，大家不分彼此共同维护家庭作为一个整体的集体利益。这个集体利益到底是什么呢？他往往代表了处在家庭权利等级最高位的成员的个人利益。在维护集体利益的过程中，其实是需要牺牲很多家庭成员的个人利益的，很多人都会受到损害。包文认为在健康的家庭中，家庭成员应该具有良好的自我分化，每个人是独立自主的个体，而不需要依附他人，可以坦诚表达自己的需求。在家庭问题中，每个人都能看到自己能动的一面，能够通过改变自己可控的环节，推动家庭问题的解决。在自闭症儿童的家庭治疗中，父母改变小孩是一个很缓慢很困难的过程。在很长时间内孩子可能都处在极端不良的状态中，其实父母能控制的一环在自己身上改变自己去接到孩子的状态，哪怕这个状态在离开了很糟糕。当然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而这也是我们在咨询中的干预重点。

第2个重要假设是。家庭中的信念行为模式和各种心理问题，具有代际传承性，在一代中表现出的家庭问题，对于下一代有预测作用。比如这一代有人吸毒，下一代可能还是有物质滥用的问题，这一代没有养育孩子的能力，下一代可能也学不会怎么养孩子。不然理念价值观和行为的代际传承并非无法打破。凡是有改变的人，通常是能看到并且勇于面对这些问题的，敢于看到自己的不足也是一种能力，有时候看这些东西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在心理咨询中有时我们会向来访者指出这些问题，需要非常小心的去处理家庭中的创伤，要给来访者足够的资源，帮助他们应对揭示创伤所带来的痛苦。

鲍恩家庭系统理论中的几个核心概念。自我分化、三角关系、慢性焦虑和核心家庭的情感过程。

自我分化。自我分化的概念是鲍恩系统家庭理论的核心概念。自我分化指的是个体在与外界保持情感联系的同时，维持自身独立情感功能的能力。这个定义称为外在的自我分化。鲍恩还提到自我分化的第2层含义，即内在的自我分化，指的是个体区分理智和情感的能力。自我分化水平低的人很难把理智和情感区分开。在决策的时候，他们的理智会被情感淹没。比如有的人的行为模式是我反对他，只是因为我不喜欢他，这是一种非常不成熟的状态，即使是穷凶极恶的死刑犯，他说的一些话也有可能是正确的。自我分化水平比较高的话，理智不容易被情绪带动，他们能够冷静客观的去面对具体情境，有较好的情绪控制能力。家庭中父母的自我分化情况会影响孩子的自我发展。真正的自我分化良好，是孩子知道为自己的行为和情绪负责。而父母也能为自己的行为和情绪负责。，在中国一些重男轻女观念特别严重的地区，女孩子往往在抚养上是被忽视的，他们需要承担很多父母的职责，帮着父母养育家里其他的小孩，特别是照顾弟弟，他们看起来会非常懂事，非常体谅父母为他人考虑，但是他们的自我功能或许并不够好，因为他们总是需要取悦他人来获得自我价值，可能不会有自己的想法和需求。如果小孩表达出饺子不好吃，他妈妈就会表现出很受伤的样子，妈妈这样的反应会限制孩子表达真实的需求，在他们家孩子的需求表达是不安全的，会引来妈妈的一连串抱怨与指责，进而激发出孩子的内疚，于是孩子的自我表达会陷入一种很尴尬的境地，很愤怒很想反击，看上去却又找不到反击的合理性，久而久之孩子就会放弃自我表达，可能连自己的感觉是什么都找不到了，而是接受了妈妈的感觉，就是我的感觉这种逻辑。很多家长会抱怨孩子怎么不能独立呢，从根本上说是家长的低分化水平，限制了孩子独立性的发展，孩子和父母不分离不全是孩子的问题，有可能是父母的问题，孩子的独立对妈妈来说意味着丧失。必须保证孩子在他的控制之下，他才会觉得自己有一个完整的自我。所以妈妈会不断的对孩子暗示，我的感觉就是你的感觉。我们做咨询的时候，需要给来访者的家庭呈现这样一种不分化的状态，要让家长和孩子分别说出他们的感觉，让父母意识到他们的感觉是他们的孩子的感觉是孩子的父母和孩子要有所分化，咨询师呈现家庭不分化的目的是希望家庭能够有所觉，知并做出改变，最好是家庭自己主动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当然呈现问题之后咨询师也可以对这个家庭进行解释，促使他们改变。盛先生容易对父母有愤怒，觉得他们是在伤害孩子，其实有时候呢，父母并不知道他们的行为会伤害孩子，他们用的方法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因为大家都这么做，这就是他们唯一会用的方式，咨询师要理解父母与父母共情，帮助他们接受自己，帮助他们在和孩子的互动中调整自己。

三角关系。第三者的参与把焦虑分散到三个人的关系中，这种转变减少了任何一种关系，在情感上过热的可能性，三角关系是情感系统的基本分子是最小的稳定的关系单位。有时候当两个人的关系中增加了，第3个人家庭情感系统就会失去平衡，例如在婚姻中最可能加入到夫妻二人关系中的是是孩子，有时候两个人婚姻状况良好，但孩子出生后可能就变差了，比如很多男性会在妻子怀孕时出轨。还有一种第三者是硬闯进来的，会导致原先两人关系的失衡，我曾听说这样一个案例，有一对夫妻的关系非常不好，矛盾常用婆婆引起，这个婆婆坚持要跟儿子住在儿子婚房，装修好后儿子和儿媳妇还没搬进去，婆婆就先搬进去占了屋子，在家里也总和儿媳妇的矛盾。如果婆婆的价值感是通过儿子获得的，那他就有可能卷入儿子的家庭中。我们在质量有时候特别需要识别的三角关系时，在家庭遇到压力或二者关系出现问题时，加入第3个人来保持家庭情感系统的平衡。如果一个家庭没遇到什么压力时间没什么焦虑，那么这个三角关系的表现就不会很明显。在家庭分化较好，每个人的自我功能都良好的情况下，家庭也就不会那么依赖这种三角关系，家庭里的分化程度越低，就越需要这种三角关系来帮助平衡。一个家庭越大三角关系就越多，核心家庭只有一个三角关系，如果再加上一个人，这个家庭就有4个三角关系。如果是5个人，就有10个三角关系。在咨询中，我们要努力让来访者家庭识别自己家庭系统中的三角关系，让自己变得不受这种三角关系的胁迫，可以有机会过自己的生活。

慢性焦虑。一个个体和一个核心家庭的焦虑水平，是与个体的分化水平相联系的。分化水平越低，个体的焦虑水平就会越高，他越喜欢和别人绑在一起，就越不能决定自己的人生。这样一个焦虑的个体会让整个家庭的焦虑水平提高，因为在家庭中，家庭成员的情绪是相互影响的。比如你的家人很焦虑，他会不断的跟你表达他的焦虑，他一个人没办法处理自己的情绪，需要你来分担，这时候你可能也会变得很焦虑。在家庭权力结构中，处在底层的是女性和孩子，母亲在养育孩子的时候会认为所处的大环境是不安全的，他们会保持高度的警觉，焦虑程度很高，这种焦虑是有是有意义的，这种焦虑随着代际传承一直保留下来，虽然个体已经并不清楚早年的传统为什么会是这样，对人会表现出这种焦虑。并没有必要每天都散步，这种弥漫性的焦虑。至于低分化水平的人，则需要别人的强化，别人一直说他好，他才能往前走，否则他就会退缩，他觉得自己需要让所有人都满意，这是焦虑的一个重要来源。分化水平低的人特别需要周围人对他的肯定，其实这是件挺危险的事情。东亚文化或多或少会要求你去满足他人的期待，限制你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其实大家可以给自己定个标准，如果你做一件事情你可以接受有多少人会满意，一定的标准越高或者神经质的可能性就越大，在我看来能有30%~50%的人满意就已经足够，当然这里所谓的不在乎别人是否满意，只有一个基础，即使不能侵犯他人的权益。此外个体也要清楚自己的能力，限度所在可以帮助别人，但是不能对别人负担过度的责任，这会增加自己的焦虑水平。过度负责任有时会伤害他人，同时也可能伤害自己，我们要量力而行的做超过自己能力的行善，是对自己和家庭不负责任。如果家庭的慢性焦虑水平很高，那么这个家庭就有可能会出现身心健康方面的问题，一般来说家庭里占据优势的人是不容易出问题的，虽然他有可能是症状最重的人，处于劣势的人则容易出问题，比如一个早年遭受过大量创伤的婆婆，其实是有问题的，但他呢不进行自我反思，不做任何改变，还要管着整个家庭，介入儿子和儿媳妇两人的婚姻，不停的折磨他们俩，那么这两个年轻人就会出问题，而婆婆其实是将症状转移给了别人，在家庭中最容易接受症状的人其实是孩子，因为孩子是非常弱小的，一旦小孩出了问题，那我们就需要回推一下，是不是家庭出了问题。一个家庭的分化水平越低，越容易出现问题儿童，不仅如此，家庭卷入度越高的孩子越容易成为问题儿童，因为他会吸走家长所有的焦虑，我们的文化传统造就了很多重男轻女的家庭，我接触过一个自闭症儿童的妈妈，他的原生家庭就非常的重男轻女，他是被父母扔到奶奶家自己长大的，他的爸爸对儿子非常好，看起来似乎是儿子得到了更多的物质资源和关爱，但是在这样的家庭里，父母在养育上可能都是有问题的，而跟他们关系更加亲密的儿子，也会吸走更多父母的焦虑，所以其实儿子受到的损害同样非常大。

自闭症儿童家庭的慢性焦虑。你慢性焦虑是咨询中的重要内容。很多家长起初在发现小孩患了自闭症后，情绪都是崩溃的，尤其有人告诉他们这种病很难治愈时，崩溃的可能性就更高了，焦虑是生物体对真实或想象的威胁产生的反应。自闭症儿童现实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真实的，而自闭症小孩，糟糕的未来是家长想象出来的。咨询师要尽可能的让他们踏实过好当下的每分每秒。大部分来咨询的自闭症家长是过度焦虑的，而我们的咨询是希望降低他们的焦虑，因为过度焦虑对养育并没有好处，有可能他们做出的很多反应，对孩子来说都是破坏性的，我们呢往往会采取措施提升他们的焦虑水平。慢性焦虑通常是针对想象中的威胁，是弥漫性的，没有特定时间限制的，慢性焦虑很多时候是因为人际关系失衡出现的。焦虑水平有多高，和家庭的分化水平是相关的，一个人废话水平越低，越在乎别人的看法，焦虑水平就越高。比如有人说周围人都出国了，就我孩子没出国，他会因此而觉得不舒服，这跟他早年被抚养的经历有关。如果他的孩子出了问题，他会觉得我的孩子是无法带出去让别人看的，那么在这类家庭中成长的小孩的焦虑水平也会很高。人越焦虑，它的反应越是具有破坏性。小孩一旦患上自闭症，家长就会想拼命训练，他们总觉得要做些什么才能缓解自己的焦虑，也觉得这样就能对得起孩子了，很多家长无法等待，要赶时间拼速度。如果家长不能等待那么家长做的事情，很可能就是在伤害孩子。我们观察到当很多小孩进入训练中心以后，家长的焦虑情绪会有所缓解，终于有人来训练我的小孩了，我不用那么紧张了，实际上训练的效果有一部分来自家长焦虑程度的降低，有的小孩对训练中心非常恐惧，训练中心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训练三个月后他在某些方面可能会有所好转，但回家后他的报复性会更强，因为终于回到家了，没人可以折磨他了，当然要过度补偿一下。到时候家长就会感到很崩溃，觉得怎么又变成这样了，我告诉家长这个现象很正常，就像有人天天让你练800米，把你累得精疲力竭，你回家后还不先赶紧休息两星期，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体验。

核心家庭情感的成长过程。在核心家庭中，配偶双方皆有自己特定的分化水平。人们通常会选择和他们分化水平相似的配偶。丈夫和他的原生家庭没有解决的依恋，与他妻子和他的原生家庭没有解决的依恋是匹配的。通常情况下自己很弱的话，也会找一个很弱的配偶，而不会找一个很强的人让自己觉得很自卑，越自卑的个体在选择配偶时又会选择那些心理功能比较差的，这样他们才会比较有控制感，夫妻俩的依恋水平会非常相似，他们和原生家庭的依恋水平也会很相似。婚姻在最开始的时候基本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因为那时候没什么压力，当家庭内部或者外界开始给他们压力的时候，夫妻双方处理问题的不同模式就会显现出来，而他们处理压力的模式都会带着早年创伤性体验的烙印，自我分化水平和家庭的慢性焦虑水平，会严重影响家庭关系系统，无论家庭关系系统的哪个环节出现症状，都与家庭系统中其主导地位的情感模式脱不了关系，如果家庭的主要情感模式聚焦于父母婚姻关系中的焦虑，那么当家庭处于高焦虑状态时，夫妻就比较容易出现婚姻冲突，如果家庭的主要情感模式聚焦于夫妻一方或者孩子，那么当家庭面临压力时，夫妻一方或孩子就更可能成为带症状的人。这里的症状有可能是生理上的疾病，也有可能是心理障碍，还有可能是社会适应问题，如果核心家庭中夫妻一方比其他家庭成员表现出更多的具体心理或社会问题，那么这说明这个人吸收了很多有每个家庭成员的不分化而产生的系统焦虑。家庭中最容易出现症状的是那个调整最多的人，这个人可能会有过度功能化的问题。由于它特别有功能，要满足所有人的想法，这种压力往往是他所承受不了的，有时候他过度跟我们玩，他的孩子就会出问题，因为他会把自身的压力转移到孩子那里，会表现出一些过度控制的行为，而当孩子最后承受不了，可能就病了，容易出现症状的，还有功能低下的个体，这些人对自己完全没信心，一定要依赖别人，这样的人有时候也会出问题，他会担心自己依赖的那个人如果抛弃了自己该怎么办，产生对未来的恐惧。凡是分化不好的家庭，气氛会特别沉重，其他人进入这个家庭后会觉得特别压抑，有时候这样的家庭进入咨询室后，我就能够感受到这个家庭里弥漫着一种什么样的气氛，1~7分沉重的家庭，咨询师在咨询室里面坐着都会觉得有些喘不上气，这样的家庭可能表面上看起来不错，或许有钱有势，各方面看起来都没有问题，但在真实的生活中却是一团糟。家庭内部有很强烈的相互控制，家庭成员之间很难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分化比较好的家庭的气氛则会比较轻松，当然这样的家庭通常也不会到咨询室里来。孩子很可能成为家庭系统中吸收系统焦虑最多的人，进而出现症状，问题婚姻会养育出问题儿童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无助的儿童，孩子的分化水平较低，无助的水平较为强烈，他们经常被诊断为无能，父母以为了孩子的最大利益为旗号帮助孩子，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是孩子在一生中都扮演着幼童的角色，无法成长。什么样的家庭容易培养出这样的孩子呢？父母至少有一方特别强势，强盗让这个小孩觉得父母是无法逾越的，在养育方式上父母会对孩子有非常强烈的攻击性和过度保护欲，这样的孩子没有办法成长。他们的父母早年往往有非常多的创伤性体验，但他们非常努力，最终取得了世界上的成功，他们成功以后会不停贬低自己的孩子，为什么你不能像我那么努力呢？我以前怎么怎么样，为什么你就不行呢？他们会不由自主的关注孩子的缺点，然后不停的指责他，你为什么不能变成我，然而现实是这个小孩就是不能变成他们，最后小孩在父母不断洗脑之下崩溃了。另一种儿童是那些对于父母的问题和需要，具有高度反应性的孩子，他们深深的卷入了父母的问题中，为了获得父母的赞许和接受，他们对父母给予了过多的帮助，他们担负起了缓解父母的情感负担的责任，与年龄不相符的过度负担，最终也会使他们出现问题。

代际传承。是报恩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家庭的情感过程，会在多代中不断重现，其中的原因在于家庭情感过程不仅会影响孩子的自我发展水平，还会影响其人际交往特点，进而决定他的择偶行为。例如，如果一个家庭造就了一个低功能无助并且依赖的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在择偶的时候就可能倾向于选择一个像他父母一样的较为控制，且能够为他做决定的伴侣，从而重复他在原生家庭中的互动模式。成瘾行为具有代际传承的特征。这不仅与成瘾的生理基础有关，而且与家庭信念情感的传承有关。家庭中获取长期存在各种问题，而某一个体的成瘾行为能够转移家庭的注意力，从而让家庭不用去面对其真实问题。回避动机是推动成瘾行为的主要动机之一。这种动机会和成瘾行为一起在家庭中跨代传递。我们仔细分析，其实这个家庭每一代并不仅仅是在传递酗酒行为，而是在传递对家庭的逃避，这个妈妈到处宣传反酗酒，他也逃了，逃避是他们家一直传递的应对家庭问题的方式。很多在戒毒所的吸毒者的父母没有吸毒经历，因为吸毒者的父母成年期大多都在49年到80年间，那个时候国内几乎没有毒品，获得毒品并吸毒的可能性很低，但是在他们的祖父母外，祖父母那一辈很可能就有人有吸毒问题，有的受访者是祖父吸毒，有的受访者是外祖父吸毒，还有的受访者是曾祖父母那本有人吸毒，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问题，行为的代际传承可以回溯很多年。外遇也可能具备代际传递的特征，那些搞外遇的人通过这样的方式回避了家庭的正常关系，他不知道如何处理夫妻之间的问题，每次有第三者就会出现新的三角关系，形成一个奇怪的平衡，自我分化水平越低的人，越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养育行为也体现了很强的代际传递特点。在每一代中被家庭的情感问题卷入越深的孩子，其分化水平可能越低，其症状表现也可能更多，卷入越浅的孩子其分化水平越高，表现出问题行为的可能越低。大气传递的假设是我们今天观察到的关系类型和几百年前的关系类型基本上是一致的，甚至可以回溯至这个家庭更久远的祖先，比如中国的婆媳关系是几千年不变的一种人际模式。治疗师不是要发现谁是问题的罪魁祸首，而是要发现家庭中反复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我们知道家庭里有代际传递的话，那么做咨询的时候，我们就要让父母明白，他们不完全是问题的制造者，也是这个问题的受害者。

家谱图。家谱图中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些信息，比如家庭成员的出生和死亡时间。

在自闭症家庭干预中应用系统家庭治疗。

改善家长的自我分化。在系统家庭治疗，最关键的目标就是让家长能提高自我分化的能力，经典系统家庭治疗的主要是认为了解系统家庭的运作比具体的技术重要的多，他们通过提问时间的成员的反应速度降下来，从而减轻焦虑，开始思考，家庭成员不再关注他人是怎样使他们不愉快的，而是关注作业参与者他们是怎样卷入这种天气模式的，比如自我分化好的家长就会去反思他的行什么行为会怎样影响孩子。对于自闭症的家庭，我们工作的重点是强调即使孩子不见好，你也要让你的状态是很平和的，父母接纳的态度才是孩子将来康复的一个基础。父母不能抱着期待，想让自闭症的孩子能用好的行为，好的情绪来养育父母。我们做咨询，让让来访者能够承担他该承担的责任。促进自我分化，还在于我们要让家长能够理智平静的应对压力，这种理智平静不是那种冷漠的情感隔离，一些人会有情感隔离的问题，他们觉得这个事儿与我无关，会屏蔽孩子的所有反应，这样在抚养小孩的时候很容易引发很多问题，理智平静和情感隔离不是一回事，李静平静的时候家长也是有情感知觉的，能够知觉孩子的感受是什么，在帮助家长区分情感和理智的时候，治疗师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这些问题更多的是让家庭成员思考而非做出情感反应，同时治疗师要鼓励家庭成员之间彼此倾听了解对方的价值观和信念，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对彼此的言语迅速做出情感反应，这种对彼此的尊重的提高，有利于自我的分离。我们在做咨询时，要帮助来访者看到彼此是不一样的，你不能要求别人是你，你是别人。儿子看到他妈妈有社交能力这个优势，而他不一定要有妈妈，也不要强求儿子有自己的优势。母亲妈妈看到儿子不仅有缺陷，还有很多优势。在咨询过程中，通过咨询师的提问，这个家庭的焦虑降低了，孩子和母亲都在倾听彼此对问题的看法，了解彼此是不同的个体。我们在咨询中要让孩子和父母能够了解彼此的优势，但不强求对方也有自己的优势，能尊重彼此的优势，也能接纳彼此的弱点，如此才可以做到自我的分化。心理教育工作的一个方向，教家长将忍受变成接纳。

降低慢性焦虑。当家庭面临压力的时候，整个系统的焦虑水平就会升高，这个时候家庭的反应大部分都是情绪化的，很多反应都具有破坏性。我们在此学生的一个工作重点是降低家庭的系统焦虑，自我分化好的个体不会特别在意他人的评价。我们在做自闭症儿童的家庭治疗时，会去看父母在各自的原生家庭里是怎么被养大的，这和他们的反应模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父母一方早年被抚养的经历不好，它的敏感性就会提高，它的焦虑程度也会很高，咨询师要做的工作就是降低他们的敏感性，给他们脱敏。有时候父母觉得孩子的行为表现跟别的孩子不一样，觉得见不得人有羞耻感，我一般会和家长带着孩子去小公园散散步，在整个过程中，如果我表现的很平静，他们也会随之平静下来，大部分慢慢发现很多焦虑都是来自自己的想象，因为路人都在看着他们，其实并没有几个人会特别注意他们，就算看了大家打个招呼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但有一个不焦虑的模板可供自闭症家长学习的时候，他们很快就能找到感觉，下次就有勇气自己带孩子出去走一走了也可以保持平静。

去三角关系。三角关系看起来可以稳定两个人的关系，所以有时候咨询师会变成第三者，通常一个家庭会喜欢把这件事卷入进来，但是这件事要有拒绝被卷入的能力。如果自闭症儿童想要把咨询师卷入的话，我通常会暂时接纳他们的卷入，后续再做其他处理。在所有家庭治疗流派里，和家庭距离最远的就是系统家庭治疗，而其他的家庭治疗师都会卷入的非常深，如果是结构家庭治疗，咨询师会直接告诉你该怎么做，甚至替代父母自动卷入，系统家庭治疗师几乎不卷入家庭，主要是帮助家庭成员看到他们的家庭到底是怎么运作的，然后向家庭成员解释这个家庭为什么是这样运作的，咨询师尽量让家庭成员保持独立，该是谁承担的责任就由谁来承担，因为一个人真正的康复是能够对自己负责任。

目录 1 拼音 2 英文参考 3 概述 4 家庭治疗的适应证 5 家庭治疗的禁忌证 6 准备 7 方法 71 1一般治疗程序 72 2言语性干预技术 73 3非言语性干预技术 8 注意事项 1 拼音

jiā tíng zhì liáo

2 英文参考

domestic treatment

domiciliary treatment

FT

home treatment

HT

3 概述

家庭治疗是以家庭为干预单位，通过会谈、行为作业及其他非言语技术消除心理病理现象，促进个体和家庭系统功能的一类心理治疗方法。

4 适应证

家庭治疗适应证较广，适用于儿童、青少年期的各种心理障碍，各种心身障碍，夫妻与婚姻冲突，躯体疾病的调适，精神病性障碍恢复期等。

家庭治疗主要用于核心家庭中。符合下列方面的情况均可进行家庭治疗：①家庭成员有冲突，经过其他治疗无效；②“症状”在某人身上，但反映家庭系统有问题；③在个别治疗中不能处理的个人的冲突；④家庭对于患病成员的忽视或过分焦虑；⑤家庭对个体治疗起到了阻碍作用；⑥家庭成员必须参与某个患者的治疗；⑦个别心理治疗没有达到预期在家庭中应有的效果；⑧家庭中某人与他人交往有问题；⑨家庭中有一个反复复发、慢性化的精神疾病患者。

5 禁忌证

禁忌证是相对的，重性精神病发作期、偏执性人格障碍、 待等患者，不首选家庭治疗。

6 准备

1由具有社会认可身份、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实施。

2掌握适应证和禁忌证，不滥用、误用。

3制定治疗计划、目标。

7 方法 71 1一般治疗程序

（1）澄清家庭背景

①观察、诊断家庭动力学特征，了解家庭的交互作用模式，如：相互交流的方式与倾向；等级结构及代际界限；子系统的结盟关系；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②家庭的社会文化背景。

③家庭在其生活周期中的位置。

④家庭的代际结构：夫妻源家庭的结构，在各自原来家庭中的地位与体验；目前家庭的结构与交流受源家庭代际关系影响的程度及其对子女的影响。

⑤家庭对“问题”起到的作用。

⑥家庭解决当前问题的方法和技术：家庭成员针对问题或矛盾冲突时采用的方法、策略及其效能；是否存在不适当的防御机制或投射过程。

⑦绘制家谱图：常采用家庭中三代的关系系统的结构示意图，既可从生物、心理和社会几方面提供信息，也可用于建立治疗关系、规划治疗方法、评价效果等。

（2）规划治疗目标与任务：引起家庭系统的变化，创造新的交互作用方式，促进个人与家庭的成长。

①打破不适当的、使问题或症状维持的动态平衡环路，建立适应良好的反馈联系，以使症状消除。

②重建家庭结构系统，消除家庭中回避冲突的惯常机制，引入良好的应付方式，改善代际关系与家庭成员间的相互交流。

③引发家庭中可见的行为变化，优先于对问题的领悟。

④提高解决问题、应付挑战的能力。给“问题”家庭提供新的思路和选择，发掘和扩展家庭的内在资源。

（3）治疗的实施：治疗师每隔一段时间，与来诊家庭中的成员一起座谈。每次历时1～2h。两次座谈中间间隔时间开始较短，一般4～6d，以后可逐步延长至1个月或数月。总访谈次数一般在6～12次，亦有单次治疗后即好转而结束的情况。超过12次仍未见效时，应检查治疗计划并重新确定该家庭是否适合此种形式的治疗。

（4）终止治疗：通过一系列的家庭访谈和治疗性作业，如果家庭已经建立起合适的结构，成员间的交流已趋明晰而直接，发展了新的有效的应付机制或解决问题的技术，代际间的等级结构、家庭内的凝聚力、成员中独立自主的能力得到了完善和发展，或是维持问题（症状）的动态平衡已被打破，即可结束家庭治疗。

（5）疗程：家庭治疗的时间长度一般在6～8个月内。仅仅以解决症状为主，治疗需时较短；而希望重新塑造家庭系统，则需要加长疗程。

72 2言语性干预技术

常取循环提问、差异性提问、前馈提问、假设提问和积极赋义和改释等。

73 3非言语性干预技术

主要通过家庭作业如症状处方和角色互换练习等。

8 注意事项

1治疗师须同时处理多重的人际关系，保持中立位置或多边结盟。

2干预对象和靶问题不一定是被认定为患者的家庭成员及其症状。首次访谈时要在澄清来诊背景基础上，合理使用关系技术中的“结构”和“引导”。

如果孩子与父母断绝关系，家谱图中将体现为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连线被切断或删除。

这是因为家谱图是一种记录家族血脉关系的图表，其目的是为了展示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如果孩子与父母断绝关系，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被割裂，因此在家谱图中应该将他们的连线删除或标注为断绝。

在实际解答方面，如果孩子与父母断绝关系，应该尽力沟通和解决问题，以尽可能地维持亲子关系。如果孩子坚持不与父母联系，可以考虑通过找中间人或家庭治疗等方式来协调解决问题。同时，父母也应该反思和改变自己的行为，以改善与孩子之间的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家谱图只是一种记录血脉关系的工具，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并不能完全反映。因此，在处理家庭矛盾时，需要更加注重沟通和理解，以尽可能地维护家庭和睦。

引言（佩蒂班德约）

在阅读本篇文章时,萨提亚对成长的殷切满望深深地打动了作为一名治疗师的我。同时,萨提亚对治疗师自身持续成长的关注也激励着同样是一名家庭治疗师的我。她走着与他人建立内在联结的天赋、自发的创造性,关注个人积极资源的态度,以及敢于冒险的勇气。这些品质让她成为家庭治疗领城真正的先驱。因为萨提亚对人类的这种延续不断、繁荣发展的精神充满好奇,所以她对探索和挖倔人类的内在资源一直保持着浓厚兴趣,再加上她具备与个体进行深层次联结的天赋,这些都使她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具有天赋和技巧的家庭治疗师。

在本章的开头,萨提亚简短地介绍了她在1951年是如何“无意中闯入后来被称为‘家庭治疗’的领域”。文章生动地描述了她与来访者及其家庭工作时的创新风格。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当其他同行还在遵循关注病理学的心理动力学观点工作时,萨提亚采用了关注个人积极资源的创造性治疗工具。随后,她找到了新的可能性和前景。她与唐·杰克逊、朱尔斯·里斯金在帕洛阿图合作建立了心智研究院。萨提亚一直致力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她的自尊理论。当萨提亚1964年来到伊沙兰后,她对其他同行和他们的治疗模式更加熟悉,包括弗瑞兹·皮尔斯和他的格式塔治疗、艾瑞克·伯恩和他的交互分析、艾尔·劳文的生物疗法等。萨提亚的确是一个真正的合作者,她不仅与来访者合作,也与同事合作。

随着与更多家庭的接触,萨提亚更加确信自尊的重要性。除了致力于发展自尊理论,萨提亚继续创建不同的治疗工具,包括生存应对姿态、模拟家庭、家庭重塑、原生家谱图,所有这些工具到现在仍然受到家庭治疗师的欢迎。对家庭的治疗经验也让萨提亚断定,治疗联盟是促进来访者改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她指出:“我看到了我所做的事情能够潜在地促进家庭中每个成员自我的发展,促进家庭成员间形成彼此滋养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治疗联盟的重要性也受到当代许多学者、临床治疗师和研究者的关注

本篇文章对那些有兴趣发展家庭治疗工具的治疗师很有帮助,这里将介绍众多的治疗策略。萨提亚对人们言语和非言语信息互动的敏锐觉察令人印象深刻;她与来访者在更深层次联结的直觉力非同一般。她坚信,一个强有力的治疗联盟对来访者冒险去改变和成长是极其关键的,这个观点在治疗界有着持久而重要的影响。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家庭治疗师,就必须能与每个家庭成员建立内在联结,并持续不断地关注家庭成员之间言语和非言语的互动。这些内容在本篇文章中都将得到体现。

1951年1月,我无意中发现了我的第一个带有“治疗”性质的家庭。一不留神,我闯人了后来被称为“家庭治疗”的领域。那时的我作为一名心理分析师已经有八年的个体治疗经验。心理分析治疗让病人发生改变的时间需要很长,但整体来说效果还不错,所以我才敢私人执业。在“闯入家庭治疗”以前,我有六年的中小学教学经历和八年的个体治疗经验。当时,我接手了一名二十四岁的女病人,之前她被诊断为“门诊精神分裂症”。(译者注:指症状较轻的精神分裂症,病人不需要住院治疗,只需定期到门诊复查,这是国外的设置。)她每隔一周来我这里治疗一次,大约六个月的治疗疗程后,她的状态有了很大的改善。就在这时,她的妈妈给我打电话,威胁说要起诉我使她们母女情感疏远。尽管表面上她在威胁我,但让我感受到更多的是隐藏在威胁背后的恳求和伤痛。因此,我邀请她参加她女儿和我的治疗会谈,她马上就接受了邀请。母亲加入会谈后,病人立即退回到我和她初次见面时的状态。病人所有的成长都从我眼前消失殆尽。我瞬间陷入了怀疑、愤怒、自责等许多情绪的包围之中,直到我的大脑告诉我要跳出情绪,停止责备自己,去观察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冷静下来之后,不再只是去关注谈话的内容,而是试着去观察母女间的非言语信息。我注意到其中有重复的模式在她们之间发生,似乎女儿在与妈妈的互动模式与其和我的互动模式是不同的。接下来的观察更让我发现,似乎她与妈妈之间的互动模式比与我之间的互动模式更加强大。后来,我从理论上认识到,她之所以会那样,是因为她和妈妈的关系是建立在生存的基础上,而与我则不是。再后来,我意识到除非病人转变为行为的主动发起者,而不仅仅只是回应者,否则她将毫无希望地成为他人行为的受害者。

不过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些,但是我开始理解对当前互动线索的回应，如何影响了人类的行为,这些行为又是如何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可预测的模式。当时我也并不了解这些模式又是如何交织成一个系统来满足生存需要的,但我很清楚自已正在违背心理分析治疗的一条规则:不要见病人的亲属。后来,在与那个女儿和她的妈妈一起进行治疗到第五或六周的某个时刻,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关系中可能还有爸爸。我询问她们后得到了肯定的回复

因为过去的那幅病理性的画面只有妈妈,它是不完整的,所以我邀请那位父亲加入。我再次违反了心理分析治疗的重要规则。爸爸接受了邀请加入我们的治疗,他的参与使那些模式有了更多的互动,这与我所看到的母亲和女儿之间的情况是兼容的。当时我没有意识到,我所看到的就是后来被贝特森和杰克逊命名为“双重束缚”的现象。这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所属家庭共有的互动模式。后来,病人的所谓“好”哥哥也加入了会谈,这个家庭的画面终于完整了。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治疗进展得很好。我认为,拯救我并鼓励我继续进行下去的是我忘记了治疗,我只是观察和评论我所看到的,将其理论化是后来的事情。当时,文献中除了弗洛伊德的小汉斯个案和沙利文的人际理论,没有任何相关的记载。我所认识的人中也没有任何人在治疗中接待除了当事人之外的其他人。我当时觉得非常孤独。此外,在那段时间里我的生计完全依赖私人执业的收入,所以我必须有“令人满意的客户”(能够支付治疗费用的病人)。同时为了职业的声誉,我不能让病人出现自杀或者伤害他人的情况。为了我的职业操守,我当然也不能强迫任何病人为我个人的目标服务。那个年代,心理治疗基本上采用的都是精神分析的方法,我也试图遵守这一状况。此外,这也是我治疗的唯一途径,我当时拥有的唯一工具就是精神分析。

此后,我开始逐渐邀请其他病人的家庭成员加入到治疗会谈中,观察是否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对于观察到的这些现象,我还没有完全理解,也不知道如何去创造性地解决。

后来,我基于这些经验,发明了一个新的治疗工具,我称之为“家庭生活事件编年史”。在所有家庭成员都在场的情况下,我会记录每个家庭成员生活事件中的基本事实,即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谁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并不是社会史,而是家庭编年史。我侧重记录那些具有发展意义的事件和创伤性的经历。我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只是简单地认为,如果我列出家庭中的父母从出生到现在每年发生的事件,就能够获得一些有关这个家庭的发展的完整感受。这个工具让我有机会了解家庭中的每个成员对“编年史”中的事件是如何体验的。

在询问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很少有家庭成员真正了解的事实,他们彼此的观点也是如此不同,以至于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对事实有着完全相反的看法。也许“家庭生活事件编年史”最大的价值在于,它谈论的是过去的事情,事实上却是在构建该家庭当下的现实情境。在这个真实情境中,家庭成员开始彼此的沟通,包括添加、纠正、告知和正视各种信息此外,这一工具也有助于我理解他们过去的情况,并获得纠结于当前家庭的各种力量的线索,而正是这些力量提供了家庭发展的动力。“家庭编年史”成为一种按时间和地点排列家庭事件的可信赖的工具。我试图将这些事件呈现给冒险而来的家庭,对于家庭中所发生的不管是正性还是负性的事件我都会给予同等的关注,因为我的主要目的是让家庭成员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个人对互动信息的回应方式上

回想起来,我认为这个编年史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被证明是一种可以信赖的并易于理解的工具,它能真正地揭示当前家庭的互动方式。

我开始真正了解家庭中每个人对其他人的想象和期待,而事实上在他们之间这些从未被澄清过。这一点就是我现在的沟通理论的基础。

在完成了几百个案例后,我开始看到家庭中各种系统的出现和影响,由此我的信心倍增。这一工具也成为我现在帮助个体做家庭重塑(我发展的另外一个工具)前做准备的基础。我开始明白,一个人在生命早期所形成的认知常常成为他衡量所处世界及其他人的标准,似乎他仍然生活在儿时的情境中。这并不一定是个新观点,我称其为“过去的学习经验”。我有所创新的部分是,我能够帮助人在他觉得安全的情况下重新认识和理解他实际所处的情境,而不再继续停留在早年的感觉水平。我是在与小组中的家庭开始工作后才发展出这一工具的,我会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使用这些工具。假定我们所具有的任何知识都是来自过去的学习,那么这些都是我们个人经验的积累,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知识,但它也可能和实际发生的事情只有很少或根本没有关系。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过去积累的经验去看待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因为它们已经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我一直被教导用病理学的观点看待病人的行为,但当我开始观察家庭时,我发现他们的行为大多反映了当前情境中相应的自尊需要。这些行为反应有些能够被他们自己意识到,有些则不能意识到,于是我开始认真地审视心理分析的概念和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特别是在1955年到1958年间,我在伊利诺伊州心理治疗所给住院医师上课时,我不得不反思我所教授的内容,因为住院医师们会问一些我从来没有思考过的问题。这些经历让我觉得有必要真正地形成我自己的理论基础,于是新的图景开始在我面前展现出来

我与杰克逊和里斯金在帕洛阿图合作建立了心智研究院,此后,我继续完善沟通的概念,我把沟通看作保持人类系统运转的能量源泉。接下来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系统的功能是健康的什么样的系统的功能不健康人们做此判断的线索是什么

当我更加充分地意识到一个语言信号实际上包含言语和非言语两种信息的时候,我就能够理解两种信息可能会相互矛盾。我往前走了一小步。将这一点与我正在发展的自尊理论相结合,产生了这样一个观点:人际关系的核心动力是获得心理上的生存。接下来,另一个观点就浮现出来:人们对自己的大部分行为是觉察不到的。那么,我能做些什么才能帮助人们觉察到他们的行为,并让他们有机会决定是否需要做出改变呢结合我所知道的关于连续性、沟通和自尊的知识,后来我很快又发明了”模拟家庭工具”“沟通姿态”和“游戏”技术

顺便说一下,我大部分的治疗工具都是在偶然事件中或根据某一刻的治疗需要形成的。例如,“模拟家庭工具”是在1962年到1963年期间我在科罗拉多州据利大会进行家庭治疗演示时发明的。当时因为有人忘记去安排一个我所要工作的家庭,当得知这一消息后,我努力克服随之而来的恐慌，我告诉自己:“好的,维吉尼亚,如果你对家庭系统是如此熟悉,你应该能够进行模拟家庭演示。”这是我头脑中突然冒出的想法。我尝试着这样去做,后来证明它不仅效果显著,而且成为我一直使用的工具。我会在和很多家庭一起工作时使用它,我也会把学习家庭治疗的学生安排在不同类型的模拟家庭中,在做家庭重构时我也会用到这个工具。在模拟家庭中形成的体验有助于人们快速理解家庭系统的动力,同时认识到家庭系统的共性

“沟通姿态”是某一天我正在思考我所遇到的各种沟通应对方式时形成的。我头脑中自发地出现五种不同的行为应对方式,这与我多年来观察到的情况惊人地相似。这五种行为似乎都是为了生存,但表现出这些行为的人们对此没有觉察。现在我相信一个人的内心感受与外部表现可能并不相同,我将其称为不一致。这并不是新观点,但是我在其中增加了一个生动的身体姿势画面

由于我认为身体姿势比言语更有效、更清晰,所以我发明了所谓的“沟通姿态”。我已经发现,特定类型的语言会伴随着特定类型的身体姿势和情感。我只是把它们加以扩展,变得更加夸张化。例如,对一个抑郁的人,我让他以一个笨抽的失去平衡的姿势跪着,头向上看,肩膀弓着像是在乞求某人的拯救,似乎这才是他生存下去的理由。

随看时间的推移,这些姿势表现出互动的方式,展现了人际间的距离和地位的高低。我也能够看到人们如何同时表达两种信息,例如“过来”和“走开”。我称这样的形式为家庭雕塑。这一工具在使用中被不断发发展,现已成为引发觉察的有力工具。

1964年,伊沙兰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它被统称为情感领域。在那里我遇到了那些终身对此进行研究的人们,至此我才意识到在治疗领域我所观察到的只是一部分,而其他一些人已经探索得更深入了。这些人都对理解和改善人类的境况很感兴趣,那也是我的兴趣所在。这些人包括:皮尔斯和他的格式塔治疗、伯恩和他的交互分析、艾尔·劳文的生物疗法、夏洛特·塞尔文和伯尼·冈瑟对身体的觉察、唐·早川嘉会的普通语义学、乔治·普林斯的团体激荡法。我还了解了催眠术、电休克疗法法、迷幻药、超心理学、睡眠研究、意识状态转换、马拉松、裸体和穿衣按摩及身体形象工作、占星术、心理治疗以及瑜伽、艾伦·瓦兹及其东方的思维方式。上述这些人和他们的治疗方法为我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我通过三个层次来理解这些方法:这些学派如何解读人类存在如何解释人类的功能失调如何帮助功能失调的人们重新获得成长我发现每个学派都能带给我一些东西,我又转而可以把它们用于家庭治疗。

关于自尊的概念一直是我工作的重点。现在对我来说,似乎自尊与我们的灵魂和精神(自己神圣的部分)的密切程度就如同它与我们的身体、情绪、智力、我一你关系的体验及信念的相关程度一样。

于是,我似乎开始明白,无论何时,当我们试图开始帮助其他人时,就必须对人类的灵魂带着深深的欣赏。二十年前我非常小心地避免谈论,甚至提及灵魂,因为那是在组织严谨的宗教领地,而心理治疗的“科学”中尚没有它的位置。

但是我现在认为,如果宗教真的有用,那么心理治疗可能水远不会诞生。我发现人类的灵魂会用不同的方式展示自己。对我而言,灵魂的感受反映在我们如何评价自己,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身体、情绪及我们周围动物的生命。滋养是一个经常在我头脑中出现的词,它不同于依赖或纵容自己,而是意味着一种自由一一真正爱自己和尊重自己。我相信一个真正受滋养的个体是不会虐待自己或他人的。此外,我认为,人类的灵魂的确是一种生命力和能量的展现,这种生命力和能量可以继续或重新创造自我

我相信我们正在开始突破性地进入一个完整的新的精神世界。我发现,获得自我价值感的人是不需要依靠别人而“不劳而获”的。他们明白,因为他们有能力清楚地知道自己就是决策的制定者,因为他们主宰着自己的反应和行为,所以他们能够更好地生存。他们坚信,生命是一个发展过程,总是能够改变,而且他们有勇气愿意冒险。我现在认为,治疗师的工作就是帮助来访者形成这些品质。我也清楚如何改变人们的互动系统,使它朝向实现这一目标迈进,而不是去相反的方向。

随着我的不断成长,我已经拥有了一些经验,这些经验告诉我人类存在某些可以被称作生命力或普遍精神的东西。我知道这种力量包含了许多方面,它们强有力地塑造着人类行为。对我来说它有点像电流,总是在那里。等着人们去识别它,并学会如何使用它以实现有益的目标,这大概就是被称为精神力量的东西,某些我们体验到的类似于氛围的东西。常常有一些观点认为,每个人的身体都像一个发电单位。我们的能量发动机、能量的多少及它的用途都是由我们对自我价值的肯定程度和感受所控制的。我知道当我处于低自尊状态时,我的能量就会低,并且常常指向错误的方向,即大多数目时候都是反对自己的。对我来说,这些体验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前进方向。不过,很多时候,我认为我很难自已帮助自已,因为涌现出这么多的体验,我需要强迫自已才能在这个方向上进行观察和探索。

现在,让我们返回到另外一个“成长历程”,这是一个有趣的部分。它在我对家庭系统和公共系统进行类比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事实上,我发现在家庭中看到的现象也同样发生在组织、社会和政府机构中。我把家庭看作所有人类系统的缩影,与家庭的工作为我现在与更大的机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之后我有了一些新的观点。通过类比不难发现,家庭和机构的功能是相似的。父母和孩子的角色类似于总统和内阁大臣的角色,夫妻间的角色关系类似于议会和总统。事实上,几乎从任何团体中都能够发现这些相似性。如果家长像一个老板,系统就可能以惩罚一奖赏的方式运转,他和他的“婚姻伙伴”可能是竞争或是联盟的关系,而孩子们不得不成为奴隶。他们只有通过竟争或者暗中合作来获得奖赏。事实上每个人都在遭受痛苦。这听起来是否似曾相识

相反,如果家长是一个领导者,他可能会拥有一些富有才干和创造性的“孩子们”,也可能会拥有一个可以真正分享的“伙伴”。你可以试着对学校、企业教堂或任何单位进行这样的比较。

我曾经有机会在完整的省级机构、医院及学校组织中中工作。这些组织中存在一些独特的机会和问题,并且,因为我知道组织的规律和特征,我认为它们可以被更好地理解,也完全可能被创造性地改变。例如,如果某个组织系统中没有来自外部的监督者,那么它就不会保持开放。这个监督者并不是扮演警察的角色,他更像雷达塔中的飞机着陆导航员。因为如果没有外部的监额,组织中的人们就会习惯自已已有的角色,慢慢地整个组织都会适应这种方式,比如会放弃每次挑战、不再获取新的信息、总是通过想当然的方式来满足自己。有时,系统中某个成员会死亡或者离开,或者有新成员加入,这些变化都可能会引起其短暂的骚动,但是,如果没有新的变化,家庭随后将慢慢恢复过去的状态,每个人就好像是“旧机器的齿轮”,周而复始地生活。

作为家庭治疗师,我现在知道,我要做的事情是尽可能地促进每个家庭成员自我的发展,并在家庭、社会机构及整个世界中建立滋养型的人际关系。

这显然不仅是个技术问题。作为治疗师或老师,我发现,如果要很好地帮助人们开始去冒险改变并建立可靠的信任关系,我自身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否则在家庭治疗和培训中都不可能产生太好的效果。

因此,我自己继续前行的方向就是观察和体验所有能够开启新蓝图的事情。正是在那条路上,我觉得我的“成长历程”将随着我面前打开的蓝图而继续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