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累公（聚义公长子），字华美，生于夏廑帝三年癸未（公元前1898年），刘氏族谱中为刘氏十八世祖，卒于夏桀三十一年癸酉（公元前1845年）享寿壹百一十一岁，（一说累公享寿一百零七岁，又一说累公寿八十四岁）。公诞生时，两手握拳凡三年。张开时两掌现龙纹，并有文在手曰：累，因以为名。事夏孔甲，公学扰龙於豢龙氏，十岁能扰龙。夏孔甲帝时天降二龙于朝．雌雄各一，帝令累公饲养，公能饮食之，帝嘉，于孔甲三年甲辰（公元前1877年）晋封累公为右丞相，并御批赐累公为御龙氏。孔甲七年戊申（公元前1873年）一雌龙死，累公潜醢以食王，王使求之。公恐惧，带领家少奔鲁（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避祸，时年二十六岁，遂迁于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安家置业。

　　浅谈北方民族货币上的龙文化

　　虹宝音

　　中国的龙文化最早出现在距今大约7000余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北首岭仰韶文化时期。它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在宗教、政治、经济、文学艺术以及建筑、石器、玉器、铜器、彩绘漆器、乐器、陶瓷、丝绸、家具、景泰兰、货币制作等诸多领域中均被广泛应用。喜以龙纹作为装饰物，在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中处处可见。具有中华民族独特风格的中国北方民族的钱币，历史悠久、绚丽多彩，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对于北方民族的货币上的龙文化的论述，至今仍处于萌芽状态。早在1985年，中国钱币学会强调并提出了必须重视和加强少数民族钱币研究，开创钱币学研究新局面的任务。为发掘龙文化的意蕴，使之雅俗共赏，本人对北方民族货币上的龙文化做了初步的梳理，现将拙作献上，以求同仁指教。

　　一、总评

　　我们的祖先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创造了灿烂的文化，龙是其中的佼佼者。龙既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寓意吉祥、兆映祥端，又是中华民族威武精神的体现。龙文化是古代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也是货（钱）币文化的一个主要内容，它是我国独特的艺术瑰宝，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气质与审美观。中国是龙的故乡，中国人是“龙的传人”。

　　其实，把龙作为图腾崇尚，北方少数民族早开“先河”，闻名世界的辽河流域出现的红山文化区——内蒙古翁牛特旗发现的大型C式玉豕龙堪称之公认为迄今所见的“中华第一龙”①，“最为震惊中外的是发现了规模罕见的祭祀群……各酋部联盟共同崇拜的祖神图腾珍遗，由此获得了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早期的社会进程新信息、新史证”②。这充分表明北方红山各酋部落先民早有崇龙的观念。其次是方官成先生在《蒙古世者历史纲领》一书中多次记载“汉人的‘龙’字是从蒙古语言的‘ （lu）’语言过渡而成，是‘ （lu）’的音位”③。这也就是如上所说的又一证明。所以，龙自然地成为“中华第一龙”的故乡的货币纹理中的素材是无疑的，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鲜明隽永的象征，也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丰富多彩的龙文化遗产。

　　二、北方民族古币上的龙文化起源

　　（一）龙纹铸币。根据史料记载，早在2000多年以前的西汉时代铸币上就出现了龙纹。但是，我初步认为北方民族在铸币上最早启用龙纹的是契丹人。契丹族是鲜卑族的后裔。公元916年契丹族统一了大漠南北和东北地区，在赤峰市巴林左旗古称临潢府建立了辽国。辽从阿保机统一契丹之后，大约在天赞年间开始铸币。在货币上铸龙纹起到类似于“汉代通天神兽为沟通天、人、地三界的媒介”④的作用。也是“萨满文化”的主要特征⑤在厌胜钱上的反映。

　　由此看来，厌胜钱本身就是钱币形式的吉利品或避邪品。自汉代，随着宗教艺术的发展和龙文化的盛行，龙就大踏步走进了钱币领域，北方民族铸币上的龙纹也百态纷呈。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钱币上的龙文化也绵延不断。

　　（二）龙纹钞币。据《中国古钞图辑》记载，“中统元宝交钞”贰贯文省摹本图案（见图1）下有水纹，左右两侧云纹中各有一立龙图。⑥又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印造的“至元通行宝钞”贰贯上两侧有宝珠，其下有缠龙纹的花栏。⑦这就成为纸币上龙纹的最早“先声”，是持续流传的奇珍异葩，在中华艺术宝库闪耀出璀灿的神光异彩，增添了钞币龙文化晨曦的结晶，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了。可以说，把中国古钞票上的花纹采用龙的形象推向一个新的高峰，是北方历代各少数民族在各类钱币（钞币）上的创举之一。这对明清两代造币艺术启发很大，以至龙的图案连绵不断地在钞票上盛行。到了近代，钱币使用龙纹，也曾一度重新出现。

　　三、龙纹币的形状、重量和材质

　　有龙凤和兽纹的铸币，从造型上来看，多数是圆形，有方孔之别。这些钱大小不等，品类尤繁，直径最大的为728厘米，最小的184厘米；最重的983克，最轻的39克。从材质上看，多数是赤铜、红铜，少量有黄铜、铁等。从钞币上看，有龙图案的特大的纸币是2358×1789厘米，钞币一般是竖长方形的多横长方形的多，横长方形的少，有彩绘和黑白之别。

　　四、龙纹和龙字货币的名称及用途

　　（一）龙纹铸钱。铸龙和龙凤图案的钱有：千秋万岁、龙凤呈祥、大泉五十、福寿康宁、泰和重宝、合家清吉、人中龙虎、从心忍耐等。还有十二生肖钱或面纹十二生肖。背龙凤或龟、鹤或鹿、马或北斗、龟、蛇图案的有：天下太平、长命富贵或金玉满堂（老子道德经语）等。还有元代的龙凤通宝四字小平、折一、折二、折三钱。正如张端木所言：“此钱旧称命钱，有地支十二字，又有生肖形、生肖之说，始于淮南子，则此钱不必出于近世纪也，今此钱有一字者、两字者、四字者、十二辰全者，大小不等，品类尤繁。”⑧

　　以上品类繁多形形色色的辽、金、元朝龙纹铸币，在古代时，一小部分是当时的流通币，在货物交换中起媒介作用；大部分是厌胜钱，又称压胜钱，包括吉语钱、供养钱、降魔钱、咒语钱、庙宇钱、筮（shi音适）卜钱、瘗（yi音益）钱之类。上述钱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用途：在宗教中，以祭献、巫术等方式祈祷主宰自然界的神灵来驱魔伏邪；在民间用于婚嫁压箱、垂帐、新娘贤婿互赠信物，是夫妻恩爱的象征；在祝福形式中，以祝颂家庭幸福或以祈求富贵、升官、发财、长寿，赋予吉祥的含义，或以大吉大利和祝人们成为国家栋梁之材，寓朝廷重臣、科场回魁首、独占鳌头之意；或以安居乐业和高官厚禄为贺辞，表示颐养天年，祈年丰民乐之意。压胜钱之类一般是少数民族政权所铸行的甚少，民间私铸的多。

　　（二）龙纹钞币。从元代起，钞票上启用龙图案以来，印钞者不断得到有益的启示和借鉴，进入明朝以来，尤其是到了清朝中叶末和民国时期最为广泛应用。除此而外，1937年11月20日成立的“蒙疆银行”发行的钞票和成吉思汗纪元七百三十九年十二月一日发行的“蒙古自治邦政府公裕债券”上都使用龙纹票上市流通。

　　五、北方民族货币上龙图案的艺术风格

　　对于龙纹的形状与称谓早在三国魏张捐撰《广雅》中有云：“有鳞甲曰蛟龙，有翼曰应龙，有角曰虬龙，无角曰螭龙。”⑨其实历代记载北方民族贷币上的龙纹不仅仅是这些，还有多种多样，可谓百态纷呈。比如：依照龙自身的姿态来说有：蟠龙、腾龙、立龙、爬龙、升龙。依此细说，还可以分为正反向旋形龙，S字龙、乙字龙、∽形龙、双龙戏珠、双龙抢珠等多种运动神态，充分显示了民族审美创造的风采特色。依龙的形状来说有：蛇形龙、鳄形龙、兽形龙、单冠龙等等；依龙所附的外环境来说，有水龙、云龙、火龙以及配花卉龙等；依龙的数量说，有独龙、双龙、雄雌龙等。依不同的动物组合来看有：龙凤呈祥、男女美满、龙虎姻缘，龙雀鹿虎等。

　　再从画家笔下描绘的龙身各部位观察，可分为以下几种：其龙头有大头、小头、秃头、头背长刺以及龙头正、侧、俯、仰之别；以其龙脸、龙须、龙鳞、龙尾、龙角以及其龙爪看有：三爪、四爪，五爪甚少（这可能与元代限定五爪为皇家专用有关系），又有长身龙、短身龙，异身龙等，全是身躯布满鳞纹的庞然大物。其龙嘴，正如画家常言“开口龙、闭口猫”，币上一般都是开口龙。据传，龙有吐珠之说，因此，凡是货币上的龙，绝大多数是龙戏珠、抢珠或吐珠的情景。

　　综上所述，北方民族贷币上的龙图案，因有多种形态、多种类别而气韵磅礴，久而久之，龙便成为最能为人们所接受的吉祥物被广泛运用。“秦汉时代是龙纹盛行、普及的时代。在此期间，不仅龙的形象趋于成熟，而且龙纹的运用也更为广泛”，⑩北方民族起初在铸币上应用的龙纹绘画简单，式样简陋，形状粗糙。（参见图1-3） 此后，龙的图案在纸币上出现时略有改观。如参见图4 其后发展到龙纹龙身丰满、粗壮威武、构图紧凑、层次分明、形态蜿蜒如生，气势非凡，各具特色。（参见图5-6）。

　　还出现了龙纹风格独特的方孔钱（参见图7）。

　　龙图案在纸币上蘸笔领域宽阔，更有机地、栩栩如生地形成了墨气淋漓，造型生动，气势雄壮的艺术形象。

　　其实，如上龙纹，是人附会出来的东西。随着时间的延续，绵延不绝，龙纹或置于币面，或置于币背，或面背皆有，时间跨度大，成为货币上常见的代表性装饰之一。我国北方民族货币上的龙图案美不胜收，它为中国灿烂绚丽的货币文化增添了异彩纷呈的一笔，而且龙币以其浓郁的民族风格跨入艺术领域之后，颇受国内外各界爱好者、收藏家的青睐。

　　总之，货币上的这些龙或则威严雄建，或则舒展飘逸，色彩斑斓栩然可爱，具有较高艺术欣赏价值，因此成为深受人民所喜闻乐见的特殊物品。

　　六、货币上的龙图案的内涵与寓意

　　（一）厌胜、吉祥钱类。说中国是龙的故乡，那么近年来考古家认为最“原始”的龙的摇篮出现在北方的辽河地带，这当然对北方民族古钱币龙文化的探索，有一定的连贯和推动作用。厌胜钱龙是汉代仙化思想的具体表征。当时信徒以之供奉神灵。辽、金、元代北方民族厌胜钱等钱币中多使用龙纹，用意直接溶入中国传统的鬼神思想和巫术观念，将龙以神之使者以及吉祥瑞兽的身份出现。正如黑格尔所说：“只有艺术才是最早的对宗教观念的形象翻译。” 龙本身就是历代著名画家手下衍生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这幸存下来的古北方民族创造的厌胜钱等古玩是政、教合一的兴办各类佛事活动的产物，这为我们提供了探索先民宗教观念的依据。说明：龙是最集中赋予了神化思想而出现在厌胜钱币中，使得厌胜钱类成为具有特殊宗教意义的载体，是反映当时地人们思想意识的产品，是迷信鬼神盛行时期出现的产物。中国原始宗教观念以龙、虎、鹿、鳄、蛇等猛兽为通天神兽，“道教中的神仙亦多以龙虎为坐骑”。据东晋葛洪（约283-343年）在《抱朴子内篇》中说：“无君者，大神仙之人也。能调和阴阳，役使鬼神风雨，骖驾九龙十二虎，天下众仙皆录焉……。凡乘足乔（跷）道有三法：一曰龙足乔，二曰虎足乔，三曰鹿足乔” 。这种包含龙的文化现象，正与厌胜之类钱币使用者的特殊身份相符。因而厌胜钱之类上的龙的观念，可以说是中国古人附会成龙以来的传统观念的组成部分。龙纹也是中国古代阴阳五行思想在钱币上的深刻反映。龙凤同体即为阴阳交合，从而把龙凤同翔作为人丁兴旺的吉祥图案在货币上广为流行。龙凤纹彩斑斓，形体鲜活，配八卦图，使之具有阴阳调合的吉祥含义；币上有龙云纹，犹如下雨般使钱财布满人间，寄以“天下太平、求财求寿”的寓意；并含一本万利，顺风大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之意。

　　古人以龙等猛兽纹之类制作的厌胜钱、吉语钱、供养钱、咒语钱在宗教形式下多为兴云布雨、掌管福祸之神，或祈仕途亨通、多福多寿、安居乐业作为贺喜，或估人畜兴旺，五谷丰登之意。十二生肖用在厌胜钱上，就有了各种属相的人都具有官运长久，人丁兴旺、世世代代平安之意。以此可见，这些内容反映出人们通过通天神龙纹的压胜钱，在祈求神仙保估的同时，也祈望神仙保佑增加财富，能够过个富贵生活，能拥有更多的金钱。

　　另外对面十二相，背上、下、左、右是四组人物，上一人乘龙的生肖钱，取义各属相之人均有考取功名的祝愿祝福之意和“穿上铸一人乘龙，当为状元及第图。其它三组各铸三人，均为‘进士三元’故事” 。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凡是北方民族的压胜钱，供养钱、冥钱、庙宇钱、佛藏钱等钱币上的龙纹含义均与崇尚神灵、祭祀祈祷祖先有关，是祭祀礼仪中使用的我国传统的阴阳五行思想和原始宗教观念的反映，是为宗教、政治观念服务的。再说，先民登天使用的猛兽工具（钱币上反映）的幻想，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已成为现实，当代钱币上诸如“歼八Ⅱ飞机”、“火箭”、“卫星”等航空工具相继出现了，那古老的通天兽纹也渐渐地退出钱币舞台了。

　　在《汉书·食货志》“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来于泉。”康代颜师古注说：“流行如泉也”， 一目了然地解释了称钱为泉的意义。现在的钱（泉）仪充当易物的媒介。各

　　朝代各地龙纹钱内涵说法不同，但在一定意义上讲是相通的，龙纹钱所包含丰富的宗教、鬼神、祭祀内涵赋予其充当天、地、人三界货物交易媒介之职责；也表述龙纹钱像滚滚流泉惠及万物，是生财致富的象征。

　　总之，货币上的龙纹，正如刘志雄先生所述：“我们纵览龙纹的发展历程，不仅仅是为了观赏中国特有的精彩的龙纹艺术，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历代龙纹运用情况的了解，进一步弄清龙的内涵与含义，在发展中的变化，从而对龙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有一个比较全面而客观的认识” 。笔者认为其论同样适合货币的龙，是与之相宜的评语。

　　七、北方民族货币上的龙与文学、民俗文化

　　北方民族的龙兽等图案的钱是整个货币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它在表现流通价值尺度和宗教、祭祀的同时，也浸入了民俗文化，逐渐构成了一种独特的钱币龙文化。

　　古时北方人每逢春节、元宵佳节，有把饰有龙凤图案的黄铜钱挂在宫灯上作配饰的习俗。人们形象地称这些称币叫“挂灯钱”。在鄂尔多斯近代蒙古牧民中，也有祷告龙王爷保佑人畜两旺、风调雨顺，干旱时惠施甘霖的习俗。祷毕，将面食制成的蛇缠青蛙连同龙纹压胜钱（或代用钱）一并投进湖淖中，表示敬送龙神，并在投掷地淋水，以求雨施惠。 这个习俗早在《太上洞渊请雨龙王经》中有“遇天旱或遭火灾，诵经召龙王，即可普降大雨。” 的记载。这正是“在古人的观念中，龙是一种能影响云雨流布的神兽，于是龙也就成了祈雨巫术中的主角。” 这种民风民俗流传相当广泛。

　　在北方民俗中，人们在除夕，用龙盆装饭，饭上放置自做的钱串和元宝锭，便成了“财神进门”的摇钱树。如上所述，这些摇钱树叶上有龙，盆上还是龙，总是离不开龙文化的表现。

　　综上所说，龙文化漫长丰富，自将龙文化引入北方民族货币之后，由经济、宗教领域扩展到政治、经济领域，最后在经济、文化艺术领域中大放光彩。以龙作为装饰的货币（当然包括厌胜等花钱）其龙图案是我国独特的艺术瑰宝，又使龙成为东方瑞兆的神物，展示了古代北方不同的部族的气质与审美观。到了近代清朝时，北方满族对龙文化的丰富尤其盛行发展，进一步宏扬了北方民族文化。这一切正如胡照华教授所说：“……由图腾崇拜趋于向祖神崇拜发展，集中反映了原始的上古时代自然文化向人文文化迈进的历史进程，同时也透露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信息” 是吻合的。不管怎样说，笔者认为：货币上的龙虽然成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之物，但仍在货币上增添了审美情趣，使之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我国北方各部族，自古以来就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有积极的贡献，其中货币上的龙文化，其影响是深远的，它虽然出现在故乡，又“娘家”的北方地区，但不排斥中原地区发达文化，货币上的龙文化的发展与丰富与吸收中原文化是分不开的，它将对中华民族的思想、艺术、信仰、生活、风俗发挥长久的作用，使之成为气壮山河震憾民族灵魂的不朽之作，真可谓龙飞凤舞，萃于中华。

　　注 释：

　　①② 胡照华：《中华神龙》，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

　　③泰亦·满昌：《红山玉龙》，《金钥匙》杂志（蒙文），2000年第一期。

　　④⑤⑨⑩ 刘志雄、杨静荣：《龙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⑥⑦ 内蒙古钱币研究会，《中国钱币》编辑部合编：《中国古钞图辑》，中国金融出版社，1987年。

　　⑧丁福保：《古钱大辞典》，中华书局出版，1982年。

　　何林：《民俗钱图说》，学苑出版社，2003年

　　金永田：《辽朝有铁钱》，《内蒙古金融》，1987年钱币增刊。

　　王新文：《钱眼里的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

　　虹宝音：《中国钱币实用知识与元代货币》，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年。

　　任继愈：《宗教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银行鄂前旗支行

能够更好的体现龙的姿态。

表现龙的雄伟，龙的形象表示吉祥，认为龙是赐福人类的神物。

蒙古族服饰，四季都穿长袍，腰带防风抗寒，男子多喜欢穿蓝色、棕色、女子则喜欢穿红、粉、绿、天蓝色，夏天更淡一些，有浅蓝、乳白、粉红、淡绿色等。腰带是蒙古族服饰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多用棉布、绸缎制成，长三四米不等。苗族服饰，传统的苗族男装大襟短衣，襟向右开，颜色多为蓝、黑色，而苗族女子的服饰就显得精美了。苗族妇女的腊染技艺水平很高，能染出有各种精美图案和花鸟的衣裙、手帕和巾帽，因而苗族妇女的头饰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克[克，读音作kè(ㄎㄜˋ)]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西周时期周夷王之臣克，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克氏是一个十分古老的姓氏，三千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了。西周时期，克接受周夷王姬燮命令，圆满地完成了派他到各地巡察的任务，因而周夷王赐给克氏一套青铜器皿，有“镈”、“鼎”、“盉”、“罍”等，并命名其中的青铜乐器“镈”为“克镈”。

鼎，既是烹煮荤馐的用具，亦用以体现贵族身份，周礼所制：王九鼎，公七鼎，侯五鼎，伯三鼎，君一鼎；盉，用来温酒和调和酒的浓淡；罍，是盛酒的容器，也可用来做盥洗用具。

“克镈”于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出土于陕西岐山扶风法门寺任村，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由收藏家张翼购于北京琉璃厂。以后，“克鼎”、“克盉”、“克罍”等陆续出现在世人面前。其中的“克镈”是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物，是研究周王朝政治制度、经济特色和铸冶技术的重要史料，目前被收藏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克镈”是当今存世最古老的铜镈，其形呈椭圆形，是大型单个打击乐器。西周王朝的贵族在宴飨或祭祀时，常将它同编钟、编磬相配合使用。其特点是环钮、平口、器身为椭圆形或合瓦形。镈顶有钮，两旁的扉棱用镂空的夔纹装饰，下连镈侧。镈身饰头部向下夔形龙纹饰，绊带上间以方形乳钉，镈身下部铭有金文十六行七十九字，记述了克的功绩和这口镈的来源。

克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名字为姓氏者，称克氏。

第二个渊源：源于满族，出自古女真族克氏部族，属于以氏族名称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满族克音氏、克尔德氏、克叶勒氏、喀尔沁氏、克伊克勒氏、康锡理氏、孔尼喇氏、喀尔库氏、喀克锡理氏、喀喇氏、喀尔拉哈氏、克勒氏、喀尔佳氏、扣恳氏、克尔德氏、克勒德氏、克理特氏、克穆齐特氏、喀尔努克氏、克穆楚特氏、克穆楚氏等氏族部落中，均有取原姓氏首音之谐音汉字“克”为姓氏者，称克氏。

第三个渊源：源于蒙古族，出自古蒙古族克什克腾氏部族，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附载蒙古八旗姓》记载，蒙古族克什克腾氏，以地为氏，世居巴岳特(今嫩江流域北部)等地，后满族中亦有引以为姓氏者。

蒙古族、满族克什克腾氏中，后有取原姓氏首音之谐音汉字“克”为姓氏者，称克氏。

二迁徙分布：

河北省阜城县王盘庄，全村有一半人都姓克，有春字辈、庆字辈、俊字辈、亚字辈、新字辈等。王盘庄大部分人都姓克，可在该村之外极少有人姓克，几乎遇不到。因此，王盘庄的克氏人感到很孤独和寂寞。历史不详，据传也是从山西大槐树下迁来的。

甘肃省民乐县有一克家庄，全村王氏居多，但都是由克氏改的。民乐县洪水乡也有几百克氏人家集居。居考证是由克家庄搬迁至此的仅存的克氏人家，据传也是从山西大槐树下迁来。有大小两个家谱，但都是后来修订内容不全。现知的有国字辈(民国时期，克辅国、克国、克定国，这是小家谱里的最早的一辈)、成字辈、禄字辈、延字辈等，汉族。

河南省荥阳市刘河乡分水岭克家台全是克氏，有几十户人家，家谱记载明永乐年间，唐山知县克复礼因政见不和，隐居于此，现发展到十九世，多分布在河南荥阳、宝丰、项城。少数分布在郑州、乃至山东、黑龙江、上海等。其家谱是1993年在文革前老家谱基础上经后人努力修订成的。

三郡望：

荥阳郡：秦朝时期置郡，其时辖地在今河南省原阳市。西汉时期辖地在今河南省荥阳市东北部一带。三国时期曹魏国正始三年壬戌(公元242年)分河南郡置郡，改治所至河南省荥阳县，其时辖地今河南省黄河南部、荥阳县至朱仙镇一带，包括今开封市、郑州市在内的八县。北魏时期移治到今荥阳县。南北朝时期的北齐改为成皋郡。隋、唐两朝均为郑州荥阳郡。

张掖郡：1954年，考古学家安志敏在张掖市山丹县城南六公里发现距今约四千多年的四坝滩遗址，属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马家窑文化类型；1984年和1987年，在张掖“黑水国”遗址先后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石斧、彩陶；1987年7月，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张掖市民乐县六坝乡东北三公里的东灰山遗址，发掘出土大量磨制石器、陶器、炭化粮食籽粒及猪、牛、羊、鹿的齿骨等考古资料，由此证明，距今五千多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张掖先民已在这里从事原始农业生产和畜牧业，能用石球、石纺轮纺织、做衣服，制造彩色陶器，并开始使用青铜器。从《尚书·禹贡》的记载看，中华大地划分为九州时，张掖属雍州。汉朝以前，月氏国称雄于敦煌祁连间，张掖为其属地；西周时期，戎、狄两族在这里居住；春秋战国时，乌孙与月氏共居河西。其后，月氏逐乌孙而独居。秦汉之际，北方的匈奴族强大起来，击败并赶走了月氏人，河西遂为匈奴右贤王的领地。黑河东、西分别由休屠王、浑邪王分领。西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进军河西，战败匈奴，浑邪、休屠二王率众归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丝绸之路”开通。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取“张国臂掖，以通西域”之意，置张掖郡。此后，开始大规模徙民垦殖，戍兵屯田，发展农业生产，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通和繁荣。“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张掖遂为丝绸之路的重镇。西汉末年(公元前206～公元8年)，窦融任张掖属国督尉时，注重发展农牧业生产，使人民安居乐业。《后汉书》记载：“窦融据河西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政亦宽和，上下相亲，晏然富殖。”“安定北地，上郡流入避饥荒者，归之不绝。”东晋时期(公元317～420年)，沮渠蒙逊在张掖建立北凉国，都建康(今高台县骆驼城)，他采取发展农业，大兴儒学，扩大同西域各国的文化交流，继承发扬汉文化，推广佛教，翻译佛经，开凿石窟，并以当地音乐、歌舞与龟兹乐相结合，创造新的音乐《秦汉伎》等措施，使张掖文化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成为北方中国佛教的中心，同时也使张掖成为中国内地与西域通使和商贸的中介。北魏时期(公元386～535年)，《秦汉伎》传入中原，称《西凉乐》，成为北朝宫廷的“国伎”；张掖的佛教音乐传入中原，称《西凉州呗》，成为北朝佛寺的法乐。西魏废帝三年(公元554年)，因境内之甘泉而改张掖为甘州。隋朝时期(公元581～618年)，张掖(甘州)商业发达，商贾云集，张掖郡治所在地的张掖城已成为国际商业大都市。炀帝派西域校尉裴矩掌交市。裴矩著《西域图记》献炀帝。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西巡时经大斗拔谷(今扁都口)，农历6月至张掖，登焉支山会见二十七国国王及使者，盛况空前。唐朝时期(公元618～907年)，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开置屯田，尽水陆之利，稻丰收稔，一缣数十斛，积军粮数十年”。河西的国际贸易地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张掖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场所。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文化昌盛。著名高僧玄奘去印度(天竺)取经，途径张掖。诗人陈子昂奉旨视察张掖，写有《上谏武后》。王维、高适、岑参、马云奇等驻足甘州时均留下著名诗篇。甘州音乐《波罗门佛曲》传入宫廷后，唐玄宗改制为《霓裳羽衣舞曲》。甘州边塞曲流入中原后，成为教坊大曲，以《甘州破》、《甘州子》、《八声甘州》、《甘州曲》等命名的词牌、曲牌流传甚广。唐末，张掖与中原、西域关系密切，通互市，发展贸易；僧侣往返，佛教文化得到进一步交流。北宋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击败甘州回鹘，建立西夏。继承汉文化传统继续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兴办教育，推崇佛教、道教，建成了规模宏大的佛教寺院－大佛寺。元朝时期(公元1279～1368年)，置甘肃行省，张掖为省会。元世祖忽必烈亲诏郎中董文用垦甘州之土为水田，仿宁夏之法种水稻。城内建甘肃最大的粮仓－扎浑仓，供应各路军粮。甘州成为河西走廊的驿道中枢和茶叶外贸的转口城市，商路四通八达，商品交易频繁。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前往上都途中，曾在甘州停留一年，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述了张掖的富庶、城市的规模以及宗教寺庙的宏伟。明朝时期(公元1368～1644年)，张掖为陕西行都司及甘肃镇的治所。明王朝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建设了一批学校、书院，使甘州自此进士、举人、秀才辈出。从内地大量移民屯垦，大兴水利，使农业生产得到很大发展。在甘州大兴土木，修筑长城等一大批军事设施以巩固边防，形成了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甘州仍然是西北军事补给基地，河西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商业持续繁荣，成为西北最大的畜产品集散市场，晋商及陕西、山东、京师商人集团云集甘州，建立会馆。明政府利用山西、陕西商人运粮、茶至甘州，充实边储和开展茶马交易。清朝时期(公元1644～1911年)，张掖为甘州府治所，甘肃提督统军驻地，节制凉州、肃州、西宁、宁夏四镇总兵。清王朝在西部的历次军事行动，均以甘州为军事提调中心和后勤补给基地。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商人云集张掖(甘州)，建立商帮会馆，如山西会馆、陕西会馆、直东(河北、山东)会馆、凉州会馆、镇蕃(民勤)会馆，两湖会馆、河南会馆。各大商团贸易活动辐射新疆、蒙古等西北广大地区，甘州成为河西商业中心和日用杂品的中转批发市场。清朝时期时，文化教育更加兴盛。城乡普设义学、社学、私塾；民间武学林立，百姓习武成风，在一百多年间出现了二十多名武进士和一百多名武举人。清朝末年，张掖人王之佐留学日本时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回乡后宣传革命主张，他的《致马安良书》，公开支持武昌起义、拥护共和、废除帝制，一时之间风靡甘肃全省。

四家乘谱牒：

荥阳克氏族谱，著者待考，清朝末期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河南省荥阳市刘河乡分水岭克家台村。

金郡克氏家谱，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十三册。现被收藏在甘肃省民乐县克家庄。

五字辈排行：

河北阜城克氏字辈：“……春庆俊亚新……”。

甘肃民乐克氏字辈：“……国成禄延……”。

六历史人：

克　莹：(公元1930～今)，女，山东平度人。著名戏剧教育家。

1949年毕业于辽宁白山艺术学校。现为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副教授，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老舍研究会会员，曾历任副秘书长、常务理事、北京市老舍研究会理事。

主要论文有《老舍的戏剧创作道路》、《人民艺术家老舍》、《老舍戏剧创作留给我们的启迪》、《老舍话剧的现实主义成就》、《在友朋与孩子们心目中老舍与胡青》等。

重要名人采访录有《老舍在美国曹禺访问》、《阳翰笙谈老舍》、《马彦祥谈老舍》、《防癌抗癌一线的灿烂星光徐光炜、宋琳琳教授》等。

主要著作有《老舍的话剧艺术》、《老舍话剧艺术世界》、《患难情缘老舍和胡青》；长篇《芳草斜阳》；影视文学创作四集电视连续剧《风雨白鸽》、十二集电视连续剧《一二九风云》，**文学剧本《八方风雨》，另有《老舍文学词典》等。

克　勤：(公元1935～今)，四川省邛崃市镇渔箭村人。著名根雕艺术家。

从事根雕艺术的研究、创作十余年。现为世界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根艺美术学会会员、根艺美术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四川分会会员；四川省侨光东方文化科技研究院研究员；四川省根雕奇石协会会员；四川省农民诗书画艺协会创作研究员；成才市民间文艺这协会会员。

1995年5月在成都民间艺术“三绝”展演比赛会上，首次对外参展作品，获得“绝艺”奖，其中《卓文君与司马相如》被淬为精品之作，《成者晚报》、《成都商报》、省、市电视台、《四川美术家通讯》、《苡苑求索》和《巴蜀风》等传媒相继报道。部分作品还被“四川音像出版社”选为专题录像，传播到国内外。

1997年7月应邀赴北京参加第六届中国根艺美术作品展，获“刘开渫”根艺铜奖。同年11月在成都举办的第五届中国艺术节获银奖，文化部原副部长王济夫看了展品后，欣然命笔题词“巧夺天工”四个大字赠我，还受到省委副书记杨崇汇的新切接见。他赞扬说“真是个也不起的农民根艺家”。在展期中，成都电视台对其作了人物专访专题报道。

1998年7月，在成都举办的1998年西部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大展，再次获得银奖。

克令诰：(公元1944～今)，河南荥阳人。著名现代教育家。

1969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现在河南财经大学经贸职业学院任职。

克　成：（公元1995～今)，浙江杭州人。平凡小学生。

2000年进入杭州市文一街小学，现在正在上小学六年级 班级为六（1）班

家庭现任状况：

父亲于2008年5月13日赶赴四川灾区救灾，负责房屋检查工作

母亲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