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应该是在那个时代取得最大成就的人，而且相对来说都是往正确的方向走。早年潜心学问。幼年时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他聪颖过人，“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1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被誉为“岭南奇才”。18岁拜读于康有为门下，接受当时最进步思想——君主立宪。叱咤政坛。卓如之笔，可敌十方报纸。尤其是在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在广州论战的时候。到后来的民国，他创办报纸学刊，敢于执笔抨击权威，到各地讲演，世人俱道卓如为一大杰，袁世凯，孙中山都争着要他。

脱离迂腐，敢于叛逆。从四书五经到君主立宪，从君主立宪到共和革命。在明白老师康有为走的路线已经过时的时候，毅然背着恶名（当时背弃师门可以要召天下骂名的），走革命路线。晚年回归教育。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并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其留学美日，学贯中西，在诸多领域都有非凡的思想及学术贡献。举个例子，对于中国早期证券市场。

梁启超说：“华人不善效颦，徒慕公司之名，不考公司之实。”；“托拉斯者，原语为trust，译言‘信’也，多数之有限公司互相联合，而以其全权委托少数之人，为众用信用者。故得是名。”股份有限公司必须在强而有力的法治国家才能生存。而中国，不知法治为何物。股份有限公司，必须有责任心强的国民才能够成功。

这点就算现代中国也少有人能够明白。其学生遍布天下，如蔡锷，徐志摩，蒋百里等。其子女思成、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等具为那个时代的杰出人才。鄙人觉得，梁任公乃晚晴民国为数不多没有污点的人，最大的成就乃开启民智，令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综上所述，梁启超的确算是一个伟人。

大概的意思是二十四史不是纯粹的历史记载,只是那坐皇朝的二十四个姓的家谱罢了它的意译也可理解为历史是当权者写的,只会记载当权者的生平事迹之类大多数记载的都是帝王将相的发家史，没有记载普通人的。比如它不会记载某年某月某个农民种地的事吧。

鲁迅有言，中国的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就因为史官单一地从帝王的视点出发，忽略了更广大的人群，尤其忽略了他们的精神状况。“也不知道是不是作者搞混了，或者鲁迅先生曾经在某篇文章引用过类似的话，就不得而知了。

选自《梁启超文集》：中国之旧史

（1902年2月8日）

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

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

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

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虽然，我国兹学之盛如彼，而其现象如此，则又何也？

今请举中国史学之派别，表示之而略论之：

都为十种、二十二类。

试一翻四库之书，其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者，非史学书居十六七乎！上自太史公、

班孟坚，下至毕秋帆、赵瓯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数百，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

而陈陈相因，一邱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

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

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其言似稍过当，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实际固不诬也。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

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

此则非所闻也。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

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虽以司马温公之贤，其作《通鉴》，亦不过以备君王之

浏览。（其“论”语，无一非忠告群主者。）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

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其大蔽在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别，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于

是乎有所谓正统、闰统之争论，有所谓鼎革前后之笔法。如欧阳之《新五代史》、朱子

之《通鉴纲目》等，今日盗贼，明日圣神；甲也天命，乙也僭逆。正如群蛆啄矢至今不

能兴起者，数千年之史家，岂能辞其咎耶！

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

舍英雄几无历史。虽泰西良史，亦岂能不置重于人物哉！虽然，善为史者，以人物

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

附属。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

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

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

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于鲫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能见及此者。此我国

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发生，而群体终不成立也。

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凡著书贵宗旨。作史者，将为若干之陈死人作纪念

碑耶？为若干之过去事作歌舞剧耶？

殆非也。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也。故泰西之史，愈近世则记载

愈详。中国不然，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又不惟正史而已，邓各体莫不皆

然。故温公《通鉴》，亦起战国而终五代。果如是也，使其朝自今以往，永不易姓，则

史不其中绝乎？使如日本之数千年一系，岂不并史之为物而无之乎？太史公作《史记》，

直至《今上本纪》，且其记述，不少隐讳焉，史家之天职然也。后世专制政体日以进步，

民气学风日以腐败，其末流遂极于今日。推病根所从起，实由认历史为朝廷所专有物，

舍朝廷外无可记载故也。

不然，则虽有忌讳于朝廷，而民间之事，其可纪者不亦多多乎，何并此而无也？今

日我辈欲研究二百六十八年以来之事实，竞无一书可凭借，非官牍铺张循例之言，则口

碑影响疑似之说耳。时或借外国人之著述，窥其片鳞残甲。然甲国人论乙国之事，例固

百不得一，况吾国之向闭关不与人通者耶？

于是乎吾辈乃穷。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沈。”夫陆沈我国民之罪，史家

实尸之矣！

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人身者，合四十余种原质而成者也，合眼、耳、鼻、

舌、手足、脏腑、皮毛、、筋络、骨节、血轮、精管而成者也。然使采集四十余种原质，

作为眼、耳、鼻、舌、手足、脏腑、皮毛、筋络、骨节、血轮、精管无一不备，若是者，

可谓之人乎？必不可。何则？无其精神也。史之精神维何？曰理想是已。大群之中有小

群，大时代之中有小时代，而群与群之相际，时代与时代之相续，其间有消息焉，有原

理焉，作史者苟能勘破之，知其以若彼之因，故生若此之果，鉴既往之大例，示将来之

风潮，然后其书乃有益于世界。今中国之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此

事之何以生，其远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事之影响于他事或他日者若何，当

得善果，当得恶果，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读

之徒费脑力。是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

以上四者，实数千年史家学识之程度也。缘此四蔽，复生二病。

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英儒斯宾塞曰：“或有告者曰，邻家之猫，昨日产一子。

以云事实，诚事实也；然谁不知为无用之事实乎。何也？以其与他事毫无关涉，于吾人

生活上之行为，毫无影响也。然历史上之事迹，其类是者正多，能推此例以读书观万物，

则思过半矣。”此斯氏教人以作史、读史之方也。秦西旧史家，固不免之，而中国殆更

甚焉：某日日食也，某日地震也，某日册封皇子也，某日某大臣死也，某日有某诏书也。

满纸填塞，皆此等“邻猫生子”之事实，往往有读尽一卷而无一语有入脑之价值者。就

中如《通鉴》一书，属稿十九年，别择最称精善，然今日以读西史之眼读之，觉其有用

者，亦不过十之二三耳。（《通鉴》载奏议最多，盖此书专为格君而作也，吾辈今日读

之实嫌其冗。）其他更何论焉！至如《新五代史》之类，以别裁自命，实则将大事皆删

云，而惟存“邻猫生子”等语，其可厌不更甚耶？故今日欲治中国史学，真有无从下手

之慨。《二十四史》也，《九通》也，《通鉴》、《续通鉴》也，《大清会典》、《大

清通礼》也，十朝实录、十朝圣训也，此等书皆万不可不读。不读其一，则挂漏正多，

然尽此数书而读之，日读十卷，已非三四十年不为功矣！况仅读此数书，而决不能足用，

势不可不于前所列十种二十二类者一一涉猎之。（杂史、传志、札记等所载，常有有用

过于正史者何则？彼等常载民间风俗，不似正史专为帝王作家谱也。）人寿几何，何以

堪此！故吾中国史学知识之不能普及，皆由无一善别裁之良史故也。

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中国万事，皆取“述而不作”主义，而史学其一端也。

细数二千年来史家，其稍有创作之才者，惟六人：一曰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其

书亦常有国民思想，如项羽而列诸本纪，孔子、陈涉而列诸世家，儒林、游侠、刺客、

货殖而为之列传，皆有深意存焉。其为立传者，大率皆于时代极有关系之人也。而后世

之效颦者，则胡为也！二曰杜君卿。《通典》之作，不纪事而纪制度。制度于国民全体

之关系，有重于事焉者也。前此所无而杜创之，虽其完备不及《通考》，然创作之功，

马何敢望杜耶！三曰郑渔仲。夹漈之史识，卓绝千古，而史才不足以称之。其《通志·

二十略》，以论断为主，以记述为辅，实为中国史界放一光明也。惜其为太史公范围所

困，以纪传十之七、八，填塞全书，支床叠屋，为大体玷。四曰司马温公。《通鉴》亦

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

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五曰袁枢。今日西史，大率皆纪事本末

之体也，而此体在中国，实惟袁枢创之，其功在史界者亦不少。但其著《通鉴纪事本末》

也，非有见于事与事之相联属，而欲求其原因结果也，不过为读《通鉴》之方便法门，

著此以代抄录云尔。虽为创作，实则无意识之创作，故其书不过为《通鉴》之一附庸，

不能使学者读之有特别之益也。六曰黄梨洲。黄梨洲著《明儒学案》，史家未曾有之盛

业也。中国数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梨洲乃创为学史之格，使后人能师其

意，则中国文学史可作也，中国种族史可作也，中国财富史可作也，中国宗教史可作也。

诸类此者，其数何限！梨洲既成《明儒学案》，复为《宋元学案》，未成而卒。使假以

十年，或且有汉唐学案、周秦学案之宏著，未可料也。梨洲诚我国思想界之雄也！若夫

此六君子以外（袁枢实不能在此列。）则皆所谓“公等碌碌，因人成事。”《史记》以

后，而二十一部皆刻画《史记》；《通典》以后，而八部皆摹仿《通典》；何其奴隶性

至于此甚耶！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以故每一读辄惟恐卧，而思想所以不进也。

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端：一曰难读。浩如烟海，穷年莫殚，前既

言之矣。二曰难别择。即使有暇日，有耐性，遍读应读之书，而苟非有极敏之眼光、极

高之学识，不能别择其某条有用、某条无用，徒枉费时日脑力。三曰无感触。虽尽读全

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厉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

然则吾中国史学，外貌虽极发达，而不能如欧美各国民之实受其益也，职此之由。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

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

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

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

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

又称族谱、家乘、祖谱等。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

族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在汉族有悠久的历史，后来在民族融合中。逐渐在各民族中开始出现族谱。族谱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族谱）之一，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在1960年代中国的破四旧运动中，家谱被当作四旧遭到清理，“成千上万”的家谱被毁，很多中国人不得不毁掉家族世代珍藏的家谱，这对于研究中国人的人文历史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编辑本段]家谱的起源

关于家谱的起源，虽然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但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尽管先秦《世本》早已亡供，今本《世本》是清人所辑，但从辑有的篇目可见，《世本》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对前代和当代各血缘集团系谱进行综合、总结的全国性的总谱。

家谱的起始与士族门阀制度有重要的关系。自魏晋以后，谱牒之学大盛，一些士族门官都以此互为夸耀。但隋唐及其以前得到谱牒早已亡佚殆尽，宋、元及明朝的家谱也所存寥寥。现在能见到的，主要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家谱。家谱的名称很多，大体唐以前都称家谱、家传的，宋代又有宗谱或族谱之谓。到了明代，特别是清代以后，名称更多，如宗谱、世牒、世谱、家谱、家乘、家志、谱录等。

[编辑本段]家谱的形式

家谱的形式有多种。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就有口授家谱和结绳家谱。后来，人们有的用图表裱制垂挂于中堂的，也有的装订成册供家人翻阅的。历史上，官宦人家一般都是采用装订成册的家谱。而平民百姓、经商士绅、豪门则多为悬挂供后人供奉的图表式家谱。

[编辑本段]家谱的内容和作用

上古时期的家谱，仅为君王诸侯和贵族所独有，家谱的作用仅为血统的证明，是为袭爵和继承财产服务的，其内容也比较单一，仅为世系的说明。

魏晋以后，选官、婚姻以至社会交往都要看门第，这样一来，家谱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就大大增强，家谱的内容也比以往有所增加。

到了宋代，官方修谱的传统禁例被打破，民间编撰家谱的风气更加兴盛，这时的家谱在政治生活中基本上不再发挥作用，其作用转移到尊祖、敬宗、睦族上。家谱经常被反复修撰，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

到了明清两代，家谱修撰的结构已基本定型，流传到现在的家谱也极为丰富。

家谱的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世系图，即某人的世系所承，属于何代、其父何人；第二部分是家谱正文，是按世系图中所列各人的先后次序编定的，分别介绍各人的字号、父讳、行次、时代、职官、封爵、享年、卒日、谥号、姻配等。这些介绍性的文字，长者50余字，短者仅二三字，实际是人物小传；第三部分为附录。

有些家谱，在立谱时，便确定了家族世系命名的辈分序列，而且事先标定字号，辈分清楚，乡间名之为“排辈”，实则是排资论辈的意思。由于历史上形成的重男轻女思想，男子在起“大名”时，必须以预定的某字作为名字的一部分。这个字要放在全名三字的中间或最末，各个辈数层次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有着约定俗成的规矩。

[编辑本段]家谱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一 、 家谱是以记载一个血缘家族的世系与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史类文献。关于家谱的起源，目前学术界众说纷坛，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尽管先秦《世本》早已亡供，今本《世本》是清人所辑，但从辑有的篇目可见，《世本》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对前代和当代各血缘集团系谱进行综合、总结的全国性的总谱，《世本》的意义还在于证实谱学研究发轫于周代，是家谱研究的源头。

就家谱的形式而言，唐代以前的古谱和现存的以欧阳修、苏洵创制编撰体例为特征的明清家谱有所不同，但家谱作为绵延不绝的人类历史象征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究其原因除了追本溯源寻根问祖的目的以外，还在于对家谱重要价值的认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有过"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之说，把家谱与国史、方志相提并论可见其重要。古代家谱研究的内容主要在于对谱学的本身，包括谱例的撰写以及家谱发展历史的研究等方面。

家谱的应用研究始于汉代，《史记》中有关帝王谱牒的记载，说明汉代司马迁已经把家谱资料应用到史学领域一纪传体史书的撰写中去。后代史学家继承了这一传统，后代编撰的纪传体断代史如班固撰《汉书》、陈寿撰《三国》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谱牒资料。中国古代对家谱资料的应用主要在史书、方志和人物评传的撰写过程，体现了谱牒的史料价值。

二 、到了本世纪20年代，随着社会科学新领域的开拓，有学者从人口学、优生学、遗传学等新学科的角度肯定家谱的重要价值，并倡导对家谱资料进行深入研究。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在1923年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两性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了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为此他提出广收家谱并对家谱进行研究，"我国乡乡家家皆有家谱，实可谓史界瑰，如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谱，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古史辩派的创始人、著名学者顾须刚也说："我国历史资料浩如渊海，但尚有二个金矿未曾开发，一为方志，一为族谱。"肯定了家谱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梁启超等的倡导下，学术界出现了研究谱牒的热潮，北京图书馆致函社会各界广征家谱。(1945年杨殿殉撰《中国家谱学通论》就是利用馆藏家谱撰写的研究论文。)1931年南京国学图书馆馆长柳治徵撰《族谱研究举例》一文可视为对梁文的呼应，该文中有将太仓王氏与武进庄氏比较，分析人口的数量与增殖的例子，开了利用家谱资料进行人口问题研究的先例。利用谱牒资料对人口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还有潭其骧，其著《湖南人由来考》系根据氏族谱系资料对湖南7个县的人口来源作了考证。建国以前在谱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有潘光旦、罗香林等人。潘光旦从192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中国家谱学略史》以后，数年间陆续发表了《家谱与宗法》、《家谱还有些什么意义》、《说家谱作法》等论文，还就遗传与人才的问题进行研究，发表了《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人文选择与中华民族》、《近代苏州的人才》等；罗香林30年代起就重视家谱研究，1971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族谱研究》论文集，大多为早年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对谱学理论的普及与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热情是由史学领域的变革引起的。近代史学的显著特征是打破了以往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史学研究传统，将史学研究转为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关注。新史家们认为，“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算完结，重要的是看见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梁启超语)史学研究的发展，必然要求突破仅从正史中寻找史料的传统局限，拓展史料收集的范围。因此这一时期的史学家们特别重视新史料的发现，包括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和异域发现的史料记载都是他们关注和搜集的目标。家谱作为在家族内部编撰的、不公开发行的史籍，又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史研究的史料价值，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史学观念的更新与史料范围的扩展是引发谱学研究的直接原因。

由于战乱等原因，建国前的谱学研究展开得并不充分。其中谱牒资料的缺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不得轻易示人的祖规家训的警戒厂，家谱资料的搜集比较困难，以北京图书馆为例，从1928年到1945年总共收集到家谱247种，仅占馆藏的十分之一。大图书馆尚且如此，一般研究机构要获得研究资料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了。

三 、解放以后，家谱作为封建残余受到人们的唾弃，对家谱的研究也理所当然地停顿下来。60年代出于对封建族权的批判，有人写了《封建家谱谈》，这是至今所见祖国大陆解放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唯一的一篇关于家谱的论文，家谱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但作为家谱的搜集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土地改革、批判封建宗族，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藏于深阁的家谱被作为封建残余扫地出门，从上海图书馆成为全国收藏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来看，其家谱有许多来自造纸厂回收的废纸堆。这种情况也见于其他图书馆，比如北京图书馆，解放初统计为353种，到1985年清点馆藏已有2228种，大多为土改时期和文革时期所得。正是有识之士对这批历史遗产的保存，才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个宝藏，值得好好发掘。海外华人的寻根意识及对家谱文化的重视则对祖国大陆家谱研究的开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日益加强的文化背景下，中国家谱研究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当前，家谱研究呈现一派方兴末艾之势。经过10来年的研究，其学术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家谱资料的整理开发。80年代家谱研究的兴起首先是文献资料的成功开发，北京图书馆在1985年开始馆藏家谱的开发整理，经过数年时间，在完成编撰馆藏家谱目录和家谱提要2228种的基础上，成立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编辑出版家谱的二次文献、资料丛编。上海图书馆收藏有家谱原件 11200种、83000余册，为世界收藏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目前已成立专门机构，加强馆藏家谱的开发、利用及其研究。除了图书馆加快馆藏家谱的开发整理，社会各界也从各个方面促进家谱资料的开发整理。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档案局二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联合编纂《中国族谱联合目录》共收家谱目录12000多种。

2关于家谱的研究。在家谱资料整理开发的基础上，学术界出现了不少家谱研究的论文。许多论文对家谱的源流、沿革及编撰体例、记事内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对一些重要姓氏宗族的家谱作了研究。比如家谱研究中有专文对古代人物白居易、曹雪芹、郑和，近现代人物洪秀全、傅斯年、鲁迅等人的家谱进行研究。在谱学史研究方面，不少学者对前人提出的并为学术界所接受的观点进行了挑战，比如对中国家谱起源的年代研究，前人一般都认为中国家谱起源于周代，而现在有学者根据周代以前的文字记录即甲骨文、金文等资料，以及大量的民族学、民俗学的资料得出中国家谱的起源远远早于周代的结论。关于家谱的形式，有的学者提出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就有口授家谱和结绳家谱，将家谱的形式扩展到书写范围之外。还有对汉代谱学的理解，过去一般都认为“汉朝帝王将相出身草野，不知家世，故不需谱牒学，此为不兴时期。”现在有学者从司马迁、扬雄、班固等人的自叙家谱及现存的汉代石刻为依，提出汉代并不是谱学的消沉时期和静止时期，而是谱学的活跃时期和发展时期。尽管他们的研究结论还有待检验，但其勇于探讨的精神和扎实的研究方法却值得提倡。他们的研究对家谱研究朝纵深方向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3关于家谱应用的研究。从这段时期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书籍来看，家谱资料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无论是在人口学、民族学、人才学、社会学、经济史、华侨史、法制史、伦理学史等方面都有应用家谱资料进行研究的上乘之作。其中利用家谱资料最多，研究成果最大的是社会史的研究。社会史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部分，属于微观史学研究范畴。过去史学界重视宏观研究，偏重于讨论社会、朝代发展更替的原因。现在随着家谱资料的重见天日，以家谱作为重要史料基础的社会史研究得到发展。以1996年社会史研究为例，有不少论著是以家谱作为史料基础的。如《中国古代的家》、《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中国的宗族社会》等。还有是姓氏学方面，利用家谱资料梳理血缘亲族的源流的著作有《中国姓氏通书》，详细介绍每一个血缘亲族的起源、演变、分支、迁徙、繁衍的历史，以及家族独特的风俗礼仪、家族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