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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根亲文化扬名
据专家考证,闽台与固始同根同祖,固始是闽台港澳同胞的乡关祖地。历史上因朝代变迁、战争纷乱、生活逼迫,固始人民曾多次南迁,其中较大规模的移民有4次共计100多姓1万多人,特别是唐朝两次大规模的移民使中原文化广为传播。时至今日,福建、广东、港澳台及东南亚等地仍袭用着固始方言,秉行着固始的习俗,固始也因此成为海外侨胞的乡关祖地,蜚声海内外的“中原第一侨乡”、“唐人故里”,并造就“台湾访祖到福建,漳江思源溯固始”的“根亲文化”现象。
认知根亲,厚重固始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所谓“根亲”就是姓氏同源同脉的延续,是族邦同渊同宗的亲情,是居食同根同缘的联谊。所谓“根亲文化”就是由根亲而发生、发展的一种追族索缘、血脉相继的文化现象。广义上属于历史文化,狭义上属于区域文化,本质上是文化的追属、心理的认同和灵魂的皈依。
根亲文化在固始县尤为突出,从内容上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姓氏文化。西晋永嘉二年(公元308年),为避“八王之乱”,固始有林、黄、陈、郑、詹、邱、何、胡8大姓南迁入闽;唐初陈元光父子所率府兵80多姓7000余人赴泉、潮二州镇抚啸乱;唐末王氏兄弟率50多姓5000余人入闽,均在当地安家落户。以及两宋之末由陈、戴、闵、叶、侯等姓因循先民足迹而南迁入闽,其后裔经过数十代,在闽、粤、港、澳、台及东南亚诸国渐次播迁。清代,因海防需要,固始3000多人移至山东福山,同样在当地落户。再加之固始曾为“蒋国”、“番国”、“蓼国”,“蒋”、“番”、“蓼”〔廖、缪(miao)〕皆有衍姓。作为全球华人的根之所在,情之所系的祖地之一,许多人把“光州固始”刻在墓碑上,镌在祠柱上,写进家谱里,流传在血液里。据1953年人口普查,台湾人口居前500户以上的100大姓中有63姓(占总户数80.9%人口)族谱中明确记载:先祖来自河南光州固始县。自20世纪80年代始,有20多个姓氏宗亲会在固始成立,有近50家宗亲规模性来固始寻根访亲。如2005年黄氏宗亲近300人,2007年福建泉州陈氏、林氏近千人到固始寻根祭祖。
2、农耕文化。固始县自古就有“耕读之家”良风,以耕助读,以读修功。春秋时期楚相孙叔敖率乡民设计兴修了淮河灌区,“决期思之水,灌雩娄之野”,有“百里不求天”美誉,比都江堰早近400多年。晋末八姓入闽,带去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推动了闽地生产方式的变革,提高水稻栽培技术,推广小麦的种植。陈元光、王审知率兵入闽镇抚啸乱后,垦农桑,兴水利,发展生产,把中原先进生产工具和水利技术适用于当地,使当地百姓生活治安稳定,农业生产得到恢复,经济得到长远发展,修建的部分水利工程,直到今天还在发挥效用。
3、政治文化。固始几次大规模移民都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八姓入闽为躲避战乱,唐初陈氏父子奉诏入闽平定“啸乱”,王氏兄弟受政治大气候黄巢起义的影响入闽,清末移民福山为巩固海防。同时,陈元光入闽后设郡置县,建置漳州,王氏兄弟入闽后与陈元光父子一样打击豪强,厉行法治,开科选才,任用贤士,实行汉蛮通婚,通商惠农,发展经济,设校兴学,大力推行“仁爱”、“一统”的中原文化。到了五代末年,福建已被视为文儒之乡,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已经与中原同根源共发展。固始移民的世代努力,不仅使东南边陲生产得到开发,民族逐渐融合,而且使朝廷的行政能力大大提高,东南海防得到巩固,德及后世千年,从陈氏父子移民后千余年至今,闽南再无出现与中央朝廷对抗的割据政权和势力,随王审知入闽的郑氏后裔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了台湾,施氏后裔施琅帮助清王朝统一了台湾。陈、王也由于战功显赫,成绩斐然,成为一种政治的象征,去世后分别追封为“开彰圣王”和“开闽忠懿王”,受到固始、福建、广东、台等地人顶礼膜拜。
4、语言文化。人类的迁移在促进文化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作为人类最重要交际工具的语言发生很大变化。由于西晋末年之后几次大规模入闽都以河南固始人为主体、为首领,移民所带来的中原文化都一脉相承,再加上中原文化优于闽地文化,中原方言成为当地官方语言,因此固始方言无疑是形成闽方言最重要的基础部分。据专家研究,今天闽南语发音最接近隋唐的官音《切韵》。在语音方面,声母上《切韵》中有重唇音帮、滂、并、明,轻唇音尚未分化,韵母上《切韵》一等为开口,二等为闭口,闽方言与之相同。词汇方面如今闽南话仍保留的如“鼎”(锅)、“箸”(筷子)、“食”(吃)、“设使”(假使)、“读册”(读书)等词汇在汉唐的中原诗文中都可以找到;在语法上闽南话仍保留着古汉语“中心语+修饰语”构词方式,如鸡母(母鸡)、头前(前头)、菜蔬(蔬菜)等。总之从语言上,词汇上,语法上,闽方言都属于汉语的一个分支,其源头可以追寻到隋唐以前包括固始在内的中原地区。
5、民俗文化。随着固始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中原汉人风俗也被传入闽地,至今福建人仍保留有喜欢喝茶,多食用腌制鸡、鸭、鹅,过春节时蒸年糕、炸年糕等固始生活风俗。闽南人把开发福建有重大贡献的固始人慢慢地奉若神灵,像陈元光、王审知及其家人被神化,为其建庙祠进行祭祀,莫不受中原民间信仰的影响。此外,据资料所考,福建木偶戏、竹马舞等艺术活动,也都是由固始移民所创。
从以上内容不难看出,根亲文化主要特点:
1、地缘性。根亲文化的本身是离乡之人对自己乡关祖地的追寻,长时间思乡之情依旧,无不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像在语言、风俗、饮食习惯、信仰文化都带有浓厚的原始“祖地”色彩,在姓氏宗亲上追求同姓祖地,以根脉定地域,以地域定支系,谒祖、寻根也以原始地而非他乡,莫不受地域文化的影响。闽南人之所以认为根在固始而非他地,也正因为此。
2、继承性。不管是农业水利技术、语言,还是风俗、艺术、姓氏,闽与固始都保留着中原文化的根脉,接受着中原文化的滋养,同根起源,前后相继,一脉相承,这在姓氏上寻根谒祖、讲究缘亲等方面显得尤为突出。
3、开放性。根亲文化不仅是原有文化的单向的流动,也是与当地文化吸收、融合、影响的过程。中原文化之所以能在闽南、潮汕、以至于港、澳、台及东南亚各国延续传布,影响巨大,最重要的不仅在于其本身具有优势性,还在于自身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能因地制宜,与时俱进。
4、民间性。作为根亲文化中最重要部分的姓氏文化,是以民间族谱的形式进行记载,又以民间的形式进行传记和交流,像姓氏研究会及其谒祖活动无不是以民间为主体进行的,民间特色十分明显。
5、和谐性。根亲文化的核心是以儒、道、释相结合的追求仁爱、统一、和谐为主的文化。它讲究名出其实,姓出其渊,追求家族源流的整体和谐发展,进而扩展到家乡、祖根地乃至整个国家的繁荣,民族的强盛。
简单的姓名承载丰富的内涵名字,是一种文化
名字,传承了人的情、意、志!
名字,蕴含了人的精、气、神!
名字,不仅是一个符号,它还折射著不同家庭的思想观念、文化素养、情趣追求等,有时还反映一个人的形象、层次和品位。一个人的名字,既是个体生命的代称,又是个体的个性特征和社会特征的象征。反过来说,一个人的名字必然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因为人都是社会的,文字既然也具有社会性,借助于文字的人的名字,它的意义的好坏,就必然与社会文化的影响分不开。一定时期的社会和一定民族的社会,都有属于它的特定文化,人的名字型现出一种与当时社会的文化和当地民族的文化难以割离的联系。首先,从
人的命名谈起,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行为,中国人的命名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文化。
我们知道,姓氏和名字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人的人名。姓氏是属于家族的,只有你的名字是你的父母、其他亲属或你自己取的。从姓氏而言,我们每个人一生下来一般从父姓,当然也有从母姓的,它揭示一种血缘关系,一种家族关系。中国人传统上注重传宗接代、家族兴旺,希望子孙繁衍、光宗耀祖。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个家庭的“香火”传承,以姓氏继承的方式,表示家族的血脉相连。
中国人的姓名是非常有特色的。这一点,不光反映在一个人的姓氏上,而且在为他起的特定的名字上也反映出很强的传统文化色彩。比如除姓氏外,中国人长期有按“字辈谱”命名的方式。在一些家庭中,至今存在有一本本的家谱、族谱。从这些家谱、族谱中,不但可以看到一代一代的家族世系繁衍的情况,而且每一代人的人名中都有严格的字辈规定,形成序列明晰的字辈谱。例如江西九江某地的吴姓家族字辈谱排列极为明确:“伦常呈瑞家,敦厚作英雄,孝友祯祥集,熙康治理通。书香延祖泽,华耀正兴丰,信义胡钦敬,亲爱东咸雍。”这种序列由家族的祖先预先排定,然后一辈一字,世代相传,任何家族后代不得随意更改,每一代人起名的时候不但按姓氏,而且按字辈规定的要求来。
考虑,表达祖祖辈辈对子孙后代的期望。据此,我们中国人,尤其是长年居住海外的华夏子孙更热衷于寻根问祖,他们往往就是依据家族谱和字辈谱来寻找自己的根脉。这种浓厚的宗族观念和文化特色,表达着人们几代甚至数十代之间的血缘亲合关系,把人的个体生命延续的意识和家族亲缘关系传承的意识统一起来,保留下去,成为家庭乃至民族坚不可摧的亲和力和凝聚力。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名字有很深的影响。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道德、操行是对人们的基本要求,所谓“三纲五常”,有“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要求。传统的中国人的名字多用“仁”(如刘仁、高修仁等)、“义”(如卢俊义、蔡义)、“礼”(如周学礼、王恭礼)、“智”(如王智、贺智慧)、“信”(如李信、李信义)等字来起名,类似与“德”有关的人名如于谦、龚自珍、张自忠、沈德潜等,都体现了中国人的某种道德向往和追求,而女人的名字又多含有“贞”“端”“惠”“芳”等属于“女德”一类的字。中国传统道德在人名上的反映,体现出中国人的传统的道德文化心理。
中国的传统文化,除了对个人的命名有影响外,一些老字号的商铺的命名也受到了它的影响。比如,在北京有悠久历史的中药店“同仁堂”,还有如“居仁堂”“安仁堂”等店铺名字,一个“仁”字,不同的药店,反映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药店经营者心目中的分量。以经营烤鸭为特色的北京著名的餐饮品牌“全聚德”,不但在北京开了许多分店,甚至发展到了京外、海外,老字号的“全聚德”取“以德聚全,以德取财”的意思。作为一个餐饮品牌,信奉道德在经营中的至上作用,其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可见一斑。
中国人起名直接用一些汉语辞汇或者典故作为自己的名字,反映了中国文化内涵丰富的又一鲜明特点。
汉语辞汇,特别是一些典故成语,经过历史的发展演进,有了广泛的引申义和丰富的象征意义,体现出中国语言文字文化的特色。于是中国人,尤其是当代中国人有了一种根据自己的姓氏,或者直用其字,或者谐用其音,借词意、典故意起名的倾向,它使中国人名文化与中国语言文字文化的联系更多了一道有趣的景观。
如借用词语起名:
刘畅(谐音“流畅”)、刘洋(谐音“留洋”)
姚望(谐音“遥望”)、潘峰(谐音“攀峰”)
唐正(谐音“堂正”)、姚远(谐音“遥远”)
如直用词语起名:
高峰、高兴、高远、万里、万千、万山红远征、远方、远近、康泰、康健、康乐田野、田间、田中禾、成功、成城、成方圆如精简成语起名:
周而复(周而复始)、华而实(华而不实)
马识途(老马识途)、叶知秋(一叶知秋)
黄腾达(飞黄腾达)、郑清源(正本清源)
翼开来(继往开来)、邢成思(行成于思)
还有如借用典故起名:
吴三省(出自《荀子•劝学篇》:“吾日三省吾身。”)李德邻(出自《论语》:“德不孤,必有邻。”)
王朝闻(出自《论语》:“朝闻道,夕死可矣!”)
盂浩然(出自《盂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张中行(出自《论语》:“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猬平!”)
朱自清(出自《楚辞•卜居》:“宁静洁正直以自清乎”)
郑板桥(出自《杨柳枝》:“春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
周树人(出自《管子•权修》:“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人名文化,是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由于汉语言文字在表意、象形、谐音、隐喻等方面套用的广泛性和深刻性,使得中国人的汉语名字在传意、抒怀、寄情等方面有了丰富的空间,也使得中国人的名字更多了一些情趣、品位。一个人的名字,往往体现出一种文化修养的高低,寄寓了人们追求的志趣方向。所以中国人的起名颇有学问,中国人起名也就难怪颇爱有讲究,颇多想像,颇费周折。
名字借用表达一定意义的词语、典故,成为一种文化,又反过来丰富了中国的语言文化。
一个人起名,借用汉语成语、典故起名,使名字具有了文化内容,而名字作为某个人的特定代称,随着社会生活中这个人名的特定意义的引申,被赋予广泛的社会文化内涵,因而又具有了一般词语的广泛文化意义,这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另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
走进中国的语言文化宝库,这种由人名形成的典故或成语几乎俯拾皆是。比如说“毛遂自荐”。毛遂是春秋战国时期赵国平原君门下的一个食客,当国家有难时,他挺身而出,自告奋勇地担当大任,为国分忧。后来“毛遂自荐”便成为一个人名典故,毛遂成为在社会需要时那些能够自荐勇为、脱颖而出的人的总的代称。还有如“华佗再世”,华佗是汉朝末年一个著名的医生,曾发明了麻醉治疗法。由于他医术高超,治愈了很多疑难病症,在历史上很有名气,后来人们把具有高超医术的人都赞誉为“华佗再世”,华佗的名字也就成为许多有精湛医术的人的代称。此类人名典故,对人或褒或贬,在汉语词典中确实不少,比如“再作冯妇”“吴下阿蒙”“项庄舞剑”“柳毅传书”“管宁制度”“苏武牧羊”“韩信点兵”“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这些人名典故,都是一个人名一个故事,本来这个特定的故事为特定的这个人所为,后来因为社会的流传,慢慢地被引申,被赋予特定的文化意义,使这个人的名字成为社会上具有此类特性的人的代称。这个人名由某个特有的人的代称,被社会发展为一类人的泛称。
除了人名成语、人名典故之外,这类人名词语以各种汉语形式出现,反映了人名词语的丰富多彩。
如人名俗语有:
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因为《红楼梦》中的刘姥姥作为乡下老妪,没见过多少世面,头一次进了贾府大观园,闹出不少笑话,于是此语把刘姥姥这个形象引申为见识很少的那些人的代称。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此语出于对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的智慧的肯定,形容很多人在一起,只要善于集思广益,有了集体的智慧,就能够有诸葛亮的才智,能成就大事。这里用集体的力量来作为有智有谋的诸葛亮这个智慧化身的代称。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吕布的人名和赤兔马一起成为人中才俊的代称。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在这里,韩信这个人名,成为那些做什么事情总希望有更多更好的人的一种总的代称。
还有许多人名歇后语,更直接地表达了由人名引申出来的社会文化意义,如:
周瑜打黄盖---"个愿打,一个愿挨;
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徐庶进曹营---言不发;
刘备借荆州——只借不还;
武大郎攀杠子——上下够不著;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张飞拿耗子——大眼瞪小眼;
另外,还有好多的名字,或由于其使用者本身确有的故事,或由于人们的传说被定型为某种特定的个性,成为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语汇,如:
阿斗:刘备的儿子,三国时蜀汉后主,降魏后乐不思蜀,个性定型为“扶不起的阿斗”,其名也就被用做无能无知的人的代称。
张飞:三国时蜀汉名将,人称“猛张飞”,被用做烈性、勇猛一类人的代称。
蒋干:《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形象,他劝降周瑜,反中周瑜“反间计”致曹军大败,所谓“蒋干献计”,被指为那些遇什么事总喜欢自作聪明的一类人的代称。
柳下惠:春秋时期鲁国的大夫。所谓“柳下惠坐怀不乱”,世传他不好女色,人们尊称严守道德规范的那些人为“柳下惠”,也是对这些人用柳氏之名代作一种美誉……
综上所述,人名作为一种人的特定称呼,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符号,从一个非常个性化的称谓成为一个社会化的具有特定文化意义的语汇,它体现了中国语言文化的特色和丰富性。同时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人名之所以能有这种文化性的演变,总是与特定人名所代指的特定的人——不论他是历史中的人,还是文学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也不管对他是褒是贬一总是与他特定的个性、特定的行为所具有的广泛社会意义或典型的社会代表性有关。一种美德、一种高尚的品行通过一个人的人名固定在一定的人名文化中,同样,一个人的人名也能成为一种丑恶、虚假、罪孽的代称。每个人都想有一个好的名字,一个人总想让自己的名字能流芳百世,那么就看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用自己的言行赋予我们自己的名字什么样的意义了。
马太家谱的目的和意义:
1、目的:家谱是先辈留给族人的一笔巨大思想财富,起着教育后代的作用。
2、意义:家谱作为家族诸事的记载,标志着血缘的延续和根脉的连接。家谱作为祖先留在世上的纪念,通过一部家谱就更有利于子孙后代将祖宗的精神和拼搏历史不断地传承和发展下去。作为永久的纪念,这是族人的共同历史使命。
胡传淮,四川省蓬溪县人,生于1964年8月,因胡姓传统根脉在淮阳,故名胡传淮。四川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毕业,文学学士。著名文史学家、张问陶及其家族研究专家,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员、蓬溪县家谱收藏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清诗、巴蜀文化、乡邦文献及方志家谱。出版专著50余部、发表论文、诗词、随笔等300余篇,共计800余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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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2023-10-19 12:14:41发表“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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