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如东浒澪顾氏字辈：“厚颖光川冲、上大德其甫、锦仕文艺本、谛世启夏贞、怀才用理国、登忠治寿成、维永生仁司、云良美再根。”。

江苏顾氏一支字辈：“明世泽万里、安国启贤良、玉福寿吉昌、光荣德盛长、天锡忠全成、万代永远强”。

江苏沛县顾氏字辈：荣朝瑞士 敬玉恒怀

江苏盐城顾氏字辈：“预兆维立志咸思克继承纯修必广学光显自昭庭”。

江苏徐州顾氏字辈：“西广明忠子”。

江苏大丰顾氏字辈：“天文成元宝田(廷)”。

江苏兴化吴家庄村顾氏：“文武忠孝结义”。

扩展资料：

顾源出：

一﹕ 出自妃姓，以国为氏 据《元和姓纂》所载，夏朝有附庸小国，在今河南省范县东南 商汤起兵攻伐夏桀时，先灭顾国，韦国 其国人以原国名”顾”为氏。

二﹕ 出自姒姓，越王姒勾践的后裔在越国被楚国灭国之后，迁居浙南，定都东瓯，称东瓯王。第七代东瓯王姒摇在西汉应功受封为东海王，因首都在东瓯（今浙江省永嘉县瓯北镇），俗称东瓯王。摇之子受封为顾余侯，世居于会稽（在今浙江省绍兴市） ，后以顾为氏。

顾姓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姓氏，最早的一支形成于夏末商初，出自顾（今河南范县）；还有一支形成于西汉初期，出自会稽（今江苏苏州）。

据宋人郑樵《通志·氏族略》所云：“顾氏，已姓，伯爵，夏、商之诸侯，今濮州范县东南二十八里有故顾城，是其地也，子孙以国为氏。又，顾氏谱云：越王勾践七代孙闽君摇，汉封东瓯，摇别封其子为顾余侯，汉初居会稽，亦为顾氏。”

而另一支顾姓源自遥的子孙。汉朝初年，越王勾践的裔孙摇，因佐诸侯灭秦有功，被封于东颐（今浙江永嘉），后来摇又封自己的儿子于会稽，人称顾余侯。后来顾余侯的子孙以其封地的名称号的“顾”为姓氏，从而又形成一支顾姓居民。

-顾氏家谱

家乘是记载私家之事的文字。春秋时晋国史书名《乘》，后因称史籍为史乘。北宋诗人、书法家黄庭坚撰有日记体《宜州家乘》，后人撰修家谱，袭用“家乘”之名，意为家族之史。谱牒是记述氏族或宗族世系的书籍，有专记帝王诸侯世系的，也有记载一姓一族世系及重要人物事迹的，后者又称“族谱”“宗谱”“家谱”或“家乘”。魏晋南北朝时特重门第，官方选用人才必须考察谱牒，因此，撰修族谱之风盛行，隋代以后虽然施行科举制度，通过考试取仕，但直至明清时期，许多家族仍编修族谱。族谱主要内容有姓氏起源、播迁、分支始祖、世代相传的统系、辈字、祠堂、祖茔、族规等，正文前有序和凡例。

根据谢氏宗亲网介绍:谢家最早见于记载的家谱，是南朝人刘孝标注释《世说新语》时引用的《谢氏谱》，其中又分为《陈郡阳夏谢氏谱》和《会稽山阴谢氏谱》两种。前一种家谱在书中共引用七处，后一种引用一处。从全部引文综合分析，这两种家谱的基本内容，包括东晋时两族谢氏人员的名讳、字号、承属关系、官爵、姻娅、子女、子女婚配等等。当时的社会特别重视谱牒，不仅朝廷选官要查寻家谱，而且社会上嫁女择婿也要以家谱为据。为防止假冒，国家还专门成立有谱局，社会上也有专门编撰和研究谱牒的世家。所以谢氏最早的家谱，有可能是根据谢氏提供的资料由官府修成的，时间最早不会超过东晋建国以后。

《世说新语》所引用的《谢氏谱》，大概出自当时的官谱。至于《隋书·经籍志》中收录的《谢氏谱》十卷，则是另外一种性质的家谱，即可能出自谢氏族人之手。但遗憾的是今天已经无法看到了。

目前所见谢氏最早的一部完整家谱，是宋朝人汪藻根据《世说新语》和魏晋南北朝及隋朝史书编辑的《世说·陈郡阳夏谢氏谱》。全谱包括世系表、正文、别族、人名考补四个部分，收录三国至隋陈郡谢氏94人，附录会稽谢氏4人。这部家谱的现存最早刊本，藏于日本，与宋本《世说新语》汪藻《叙录》放在一起，近年曾以珂锣版影印的形式与《世说新语》联合刊布发表。

修谱

谢氏修谱，约始于东晋、南朝时期。南朝梁刘孝标为南朝宋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作注释时，曾引用《谢氏谱》。此谱分为《陈国阳夏谢氏谱》和《会稽山阴谢氏谱》两种。此外，《隋书·经籍志》着录《谢氏谱》十卷，《新唐书·艺文志》着录《谢氏家谱》一卷。可惜这些书都已亡佚。

据福建谢氏源流研究室主任谢宗楷先生多年调查、发掘、整理，初步发现共有谢氏族谱401部，其中，福建省 166部，涉及44个县市，江苏3部，浙江 23部，安徽5部，江西8部，山东4部，河南3部，湖北2部，湖南6部，广东8部，广东2部，四川1部。台湾档案机构藏谱目录168部，泰国2部。另有《世界谢氏通讯》报导的《成都谢氏族谱》《深圳石岩龙银山谢氏族谱》《广东南海谢氏族谱》等多部族谱，可见谢氏谱牒资料还是相当丰富的。这些族谱，存有宋、元、明、清及近现代名人作的序数十篇，其中著名的有宋代《苏公老泉赠谢氏谱序》、黄庭坚《谢氏世谱序》、苏轼《谢氏宗谱谱序》、朱熹《谢氏宗谱序》、彭龟年《谢氏旧谱序》、文天祥《江西信州叠山谢先生谱序》、谢枋得《修辑族谱原序》及当代著名女作家冰心为福建长乐谢氏宗谱所写的序。

宋代的作者都是著名人物，按理说所作谱序应是非常珍贵的，但是，有些问题却值得考虑：首先是谱序的真伪应予以辨别; 即使是这些名人所写，由于时代的、阶级的、知识的局限，他们论述之事是否符合史实，也须加以研究。例如：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苏轼所写《谢氏宗谱谱序》(一本作《谢氏族谱序》)，落款“宋元祐五年知杭州眉山苏轼”，一本作“知浙江杭州眉山苏轼东坡”，一本作“通判浙江杭州眉山苏轼”，其中必有传抄者妄自增删者。文中有“熙宁三年余以谪通判杭州”、“绍兴与杭接壤”等语。据《苏东坡年谱》载，苏轼先后两次去杭州任职。第一次是宋神宗熙宁四年辛亥(1071年)，因获罪王安石，“乞外避之，除通判杭州”;第二次是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除龙图学士知杭州”。于此可知，苏轼被贬为杭州通判的时间为“熙宁四年”，而不是“熙宁三年”;元祐五年应为“知杭州”而不是“通判浙江杭州”。再者，“绍兴”作为地名，最早是在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而北宋时的苏轼1101年已死，怎能会有“绍兴与杭接壤”之语呢更重要的是文中所说“谢氏自申伯得姓”是非常错误的，因为申伯从来也没有姓过谢。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即使出自名家之手的谱序或谱中所记内容，也必须经过鉴别方能采用。

宋代以后，谢氏由于分散全国各地，随着私家修谱之风的兴起，各地的谢氏族人也纷纷修谱，发放给族中宗亲，并定期续谱，不，断更新。每当新谱一出，旧谱除留少数几部由族长保存外，其余全部销毁，加上社会动荡和天灾人祸，早期家谱保存下来的并不多。就笔者所知，目前台湾谢氏族人保存有一部明朝万历年间所修的《谢氏统宗志》，大概是较早的一部家谱。至于在此以后的各种落谱牒，较为常见者，有民国时期所修《谢氏宗谱》、明万历《海沧石塘谢氏族谱》、清同治《南海丹山谢氏世谱》、《番禹芳村谢氏族谱》、《西贡沙角尾谢氏族谱》、《深圳石岩龙眼山谢氏族谱》、浙江上虞《盖东谢氏宗谱》等。

1947年，由硕儒谢鸿轩发起并主持，约请各地谢氏宗亲，开始编写一部新的家族通谱。经过多人一年时间的辛勤耕耘，新谱于次年冬至日全部修毕，并请谱师来宗祠中雕版印谱。又过了半年，新谱雕印完毕，共32部，每部12册，定名为《谢氏宗谱》，由于社会动荡和战争的影响，目前这部家谱完整的只有两套。另在台湾的大半套，是由修谱者本人于1949年从大陆带去的。当时修谱者正在督印新谱，来不及将谱印完，仅带一些印毕的纸页匆匆上路。至台湾后经分捡整理，编为家谱的第二至十册。另外三册终因海峡隔阻，多年来一直未能补齐。

近年来两岸关系解冻，寄居台湾的谢姓人纷纷回思念多年的家乡寻根祭祖，又从家乡访得新谱的第一、十一、十二册，带回台湾，使分散的家谱终于合璧。

世系

在谢姓人及其编修的家谱中，多称炎帝为太始祖，申伯为始祖，并说他是炎帝的六十三代孙，在周宣王五年(前823年)因功被封于申国谢邑。子孙别姜为谢，以地为氏。这样，就用一条血缘纽带把炎帝和申伯联系在了一起，同时还确定了申伯受封的确切时间，不过，仅就这一时间而言，历史上还有不同的记载。就笔者所见，明确记载申伯受封时间的书籍是《竹书纪年》，这本书原是一本在西晋太康二年(281年)从魏安厘王墓中发掘出来的书籍，记夏商以来至魏哀王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它的原书在宋代以前已经亡佚，今天所能看到的除几种辑本外，还有一种是由明朝人伪造、假称是南朝人沈约编定的《竹书纪年》。属于辑本者一般还能遵循历史的原貌，不擅自改写或添加原文;伪造者不仅全部抄袭他书，而且还随意添文去字，望文生意，甚至加注日期。说申伯在宣王某年确切受封者便出自这本伪造的书中，全文是“宣王……七年，王赐申伯命”，而前者对此事只字未提。这种确切的受封日期与前述受封时间虽有两年之差，但也大约是其说的根据，当然也不否认可能是另有所据。至于谢姓有关家谱明确记载申伯受封时间的做法的初衷，大约也不外乎为了解开人们心中可能存在的疑问，使人有一种确切无疑的历史感，同时也使之树立一种以祖宗为荣的自豪感。另外，大约也正是由于这一缘故，谢姓人还编定了自己传说中的世系，并在这一世系中确定了自己列祖列宗的姓名，以及他们的事迹、婚配、子女、迁徙、寿夭、在位时间等情况，使我们从另一方面看到了他们在后人心目中的位置。

关于谢姓传说中祖先的名字和世系，不少家谱都有记载，其间虽存在一些差别但大同小异。

八世祖考榆罔公，在位55年。蚩尤作乱，禅位黄帝，降为侯。妣伊耆氏，子帝柱。

九世祖考帝柱公，因父降为列侯，分封丁洛，世袭其职。妣伊耆氏，子庆甲。

十世祖考庆甲公，妣陈张氏，一作陈绛氏，子戏。

十一世祖考戏公，妣有邰氏，子器。

十二世祖考器公，妣风氏，子祝融。

十三世祖考祝融公，相黄帝而治天下，辩乎南方。妣挚氏，子垂。

十四世祖考垂公，妣蜀山氏，子伯益、伯夷。

十五世祖考伯益公，舜命为虞，佐禹治水有功，禹崩以天下授之，公不受，乃避居箕山之阳。妣虞氏，一作有娥氏，子若木。

十六世祖考若木公，妣石费氏，子费昌。

十七世祖考费昌公，妣祝绛氏，子房。

十八世祖考房公，妣视山氏，一作蜀山氏，子仁昌。

十九世祖考仁昌公，一作仁公。妣有娥氏，一作娥氏，子天英。

二十世祖考天英公，妣蜀山氏，子矽。

二十一世祖考矽公，妣扈氏，一作有扈氏，子敏。

二十二世祖考敏公，妣嫩訾氏，一作(女取)紫氏，子豹。

二十三世祖考豹公，妣鬼方氏，子谦。

二十四世祖考谦公，妣有扈氏，一作扈氏，子澄。

二十五世祖考澄公，妣挚氏，子晔。

二十六世祖考晔公，妣风氏，子宇。

二十七世祖考宇公，妣己氏，子清。

二十八世祖考清公，妣伊耆氏，子宝。

二十九世祖考宝公，妣鬼方氏，子宽。

三十世祖考宽公，妣有娥氏，一作娥氏，子典。

三十一世祖考典公，一作兴公。妣有娇氏，一作蟜子明。

三十二世祖考明公，妣有娇氏，一作蟜氏，子车。

三十三世祖考车公，妣宝惠氏、一作实费氏，子能。

三十四世祖考能公，妣蜀山氏，子宏。

三十五世祖考宏公，妣宝惠氏，一作实费氏，子瑞。

三十六世祖考瑞公，妣风氏，子倚。

三十七世祖考倚公，妣宝惠氏，一作实费氏，子拜。

三十八世祖考拜公，妣有娥氏，一作娥氏，子世长。

三十九世祖考世长公，妣景仆氏，子恭。

四十世祖考恭公，妣鬼方氏，子祥若。

四十一世祖考祥若公，妣有邰氏，一作邵氏，子范。

四十二世祖考范公，妣陈绛氏，子箨。

四十三世祖考箨公，妣有娇氏，一作娇氏，子安世。

四十四世祖考安世公，妣伊耆氏，子忠贞。

四十五世祖考忠贞公，妣挚氏，子绍良。

四十六世祖考绍良公，妣风氏，子庵年。

四十七世祖考庵年公，妣蜀山氏，子卿。

四十八世祖考卿公，妣景仆氏，子(讠合艹)。

四十九世祖考(讠合艹)公，妣风氏，子彦。五十世祖考彦公，妣姬氏、鬼方氏，子绥章、筠生绥章，一作绂章。

五十一世祖考筠生公，一作虺筠公。妣姬氏，子吕尚。

五十二世祖考吕尚公，字子牙，号飞熊，一称姜太公。年八十遇周文王，相武王而治天下，周尊为师尚父，封齐侯，子孙世袭。妣马氏，子丁、王、年、彦、柯、绍、骆、铎、青、易、尚、其、佐。

五十三世祖考佐公，封于申。妣景仆氏，子汲。

五十四世祖考汲公，妣有扈氏，一作扈氏，子陵高。

五十五世祖考陵高公，妣姬氏，子嵩。

五十六世祖考嵩公，妣温氏，子谋。

五十七世祖考谋公，一作某公。妣顾氏，子成。

五十八世祖考成公，妣马氏，子胡。

五十九世祖考胡公，妣温氏，子献。

六十世祖考献公，妣有施氏，子宁。

六十一世祖考宁公，妣顾氏，子恩。

六十二世祖考恩公，字宏道，妣孟氏女适周厉王。子诚、申甫。

六十三世祖诚公，号申伯。辅宣王中兴，宣王赐封于谢，子孙因以为氏，遂为谢氏受姓始祖。妣王、高、张氏，子弘、猛。

姓源、初祖、始祖、远年世系和联宗合谱 楼主

清代以前，人们编写家谱，叙述家族历史，往往讲述家族姓氏的由来，所以谱书多有得姓源流的内容，而且一追溯就追到黄帝、帝王、名臣、圣人、贤人那里，就以后世尊为楷模的欧阳修和苏洵分别制作的家谱讲，都有姓源的内容，分别推到越王勾践和祝融氏。清人继承了前人的观念，多数人认为写姓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有人提出异议。《四库全书》的总纂纪昀家族修谱，不讲姓源，纪昀说，汉将军纪成与晋司徒纪瞻不是一系，纪少瑜是吴姓，与中原纪氏无涉，因此纪姓之人虽都姓纪，但不是出于一个祖宗，是所谓“流合源殊”，因此修谱“不述姓源，慎也”。道光间江苏海门王氏修谱，处家馆的施桢为作序文，发表了王氏姓源非一的见解。他说，一般人认为王氏有三个地望，为太原、琅琊，系周灵王太子晋之后，另一为京兆，出信陵君，是以这三望之王均被说成是姬姓后裔，然而几乎同时还有吴国王犯、晋国王良、秦国王稽、齐国王驩，难道都出于姬氏？表示相当程度的怀疑。他又含蓄地批评儒家大贤韩愈，说韩愈写王仲舒神道碑，将所有王氏视作三者后裔，这是应当斟酌的。据此，他不主张写作姓源，及为此制作图谱：“总之，世系在千百载以前，代远难稽，作谱者但略着其梗概，以示数典不忘祖足矣，不当扭合为图，丛生纰缪”。他主要批评姓源不实，以帝王为荣而误认祖先。创修于光绪四年（1878）、成书于宣统三年（1911）的甘肃《武威段氏族谱》，就段氏姓源问题，在《凡例》上说，有的人说段氏是共叔段之后，有的说是老子李聃遗胤，还有说是战国时魏人段干木的后裔，“诸说纷纭，莫衷一是”，何况“古今姓氏之学，不足征信也久矣”，所以不必考姓源，“以免附会”。看来不写姓源的主要是两个原因，即姓氏可能是多元的，而流传久远，资料有限，一个家族很难考证清楚；考辨不清，强作附会，仍是不明祖宗是谁，倒贻笑大方。

反对在家谱中考证姓源的，在修谱人中是少数，多数人还是视为大事，以为非写不可。雍乾时期官员曹一士讲修谱有二“道”，一是“慎而谱之”，凡是不知道的事情就不写，以免附会疑误；二是“考姓氏，溯时代，由我之从生以及乎初生，毋敢有率略放佚焉，此追而谱之也”。主张考论姓氏源流、始生之祖（初祖），只是在做法上采取谨慎态度，阙疑存信。乾隆十一年（1746）江苏盐城李氏修谱，李成章序云：“窃怪今之为谱者，不慎考其所自始，详细其所自生，每排张其门地，影响附会，冒不可知之祖而尸祝焉，殂豆焉”。他批评人们将精力放在附会冒认上，而不下力气考证姓氏源流和始祖，可知他希望弄清姓源。咸丰间广东南海朱次琦修谱，强调学习纪昀谱法，但在姓源问题上看法相左，他说“姓氏源流，不可不考”，纪氏家谱为慎重而不写源流，不符合古人谱法义理。他叙述姓源的理由不外两条：不述姓源，是数典忘祖；记述是继承古人谱法传统。

纪昀谱法为许多人所尊重模仿，朱次琦谱法晚出，也产生不小的影响，他们在写不写姓源问题上的争论，反映清人修谱在族姓源流、初祖、始祖问题方面遇到难以处理的实际问题：不写不好，写则很难弄得清，为免出谬误，还是不写为好，这是不得已做法；也知道难写，故取慎重态度，但应竭力而为之。两种态度，两种做法。这都要表示谨慎从事，愿望都是不忘本根，不犯数典忘祖的误失。

关于家族的远年世系，许多族谱有著录，对于其真实性，怀疑者、批评者实在不少。康雍之世的李绂为江西南丰傅氏族谱作序，见谱上列有自商代传说开始的六十三代人的世系表，因而说“世次详明若此，岂别有所据耶”？明着说不知其制表的材料来源，实际露出怀疑其真实性的态度。又给江西新建赵氏作谱序，指出前此的赵氏谱书，所记述的始迁祖赵抃事迹，与苏轼所写的神道碑不合，家谱上载有朱熹的序言，可是《朱子大全》上并没有此文，这都是误失，靠这次修谱改正过来了。为李绂所赏识的全祖望讲到浙江鄞县西厢董氏族谱的世系表，在明初以来的人员准确，而在这以前的，与正史和志书皆对不上茬，真是“漫无依据，任心附会”，因而询问董氏修谱人，回答说是抄录的旧谱，对此也有怀疑，但是先人的东西不敢改，并表示愿意做得精确，于是全祖望为之作出改订。纪昀修谱不讲姓源，但作世系源流，“谱首上溯始祖，而中间六世，阙所不知”。制作远年世系，然而极其谨慎，不清楚的人物就不作纪录。特别指出，谱系人物，“但存其可考，无牵合附会剿说氏族之书，以贻君子之讥者，是皆可作谱者法”，告诫人们不要抄袭姓氏、谱牒之书的成说，以免牵强附会，给他人提供说笑的资料。开启近世经世文编之作的陆燿 对此更其严格，批评欠缺严肃的家谱，“世次统系，冒滥相沿，甚者至引远代君王将相为始祖”，接着指明汉末以来江左著姓陆氏、顾氏后人的一些家谱世系不实的情形，说陆氏的各个支派，“世历千年，屡经变革，承传次第，安保无不可深信之处”？而所寓目的几种顾氏族谱，“大抵非两汉六朝显荣赫奕之人，耻以为祖”。他为避免陆、顾二氏修谱所出现的远年世系不确的弊病，所作之谱是十一世以来的“近谱”，十一世以前不予著录。安徽泾县包世臣的家族自称是俗传“包青天”包拯的后人，谓其祖先包辉是包拯第四子的孙子，赠封吏部尚书，包世臣对此颇有疑问，因为他查阅史书，知道包拯只传一子，哪里来第四个儿子？包辉赠封的事，显然是后人依据明朝的制度推测的，不足为据。批评族人世代相传的讹传，具有相当的勇气。道光元年（1821）江苏海门王氏纂谱，对老谱卷首的两个世系图，“考信无征”，然而先人留下的，又不便取消，只好写个跋语，使族人知其不实的情况。光绪末年，安徽祁门程氏纂辑家谱，发现明朝中叶自徽州迁出的程敏政所著程氏统宗世谱，将善和程氏仁山门下增添二代，后人不察，历次修谱，仍因其旧，至此次编纂，发现他的错误，予以改正，并在《世系谱图》附载程敏政的世系图，以及专门的辩驳文章。

关于远年世系的讨论，要点大致在下述四个方面：第一个是勉强作远年世系，意图尊重祖先而实际上是误认祖宗。如李兆洛所说，“有谱而其世系乃益不明”，反而制造了混乱。全祖望说得更深刻：“夫数典而忘祖，不可为也；攀援华胄而无祖，尤不可为也”。忘祖不好，诬祖更坏。第二是不要迷信老谱，以为前人所作，照抄过来就行，或者明知有误，但因系祖宗所传，不敢改动，这就是纪昀及道光元年海门王氏、光绪末年祁门程氏纂谱者所指出的，应从实际出发作出更正。第三个是详近略远，与己身较近，知道确切的就书写，远年不清楚的就从略，即世系从可知之世开始写，系谱就准确了，所以恽敬说：“夫以远为不尽信，以近为可信，则谱信矣”。第四是采取阙疑的态度和办法，世系中传疑的人物宁可不记载，而不将疑似的收录进去。

关于联宗合谱，谨慎者严格认定同宗，趋利者冒认求合，辨别不清者分合无常，实出无奈。同治间编著的江西《萍乡县志》，说当地人重视谱系，经常纂修家谱，对于“同姓异宗，必严辨之”，意即在同宗的情形下才能联合修谱。河间纪昀家族所在地，还有北杨村、小河、王家庄的纪姓，与纪昀家族仅仅是同姓，并不同宗，纪昀修谱，特在谱名上冠以“景城”地望，表示与北杨村等地的纪氏不是一个家族，自然更不会联合修谱。乾隆间江苏武进的奔牛、辋川里两个姚姓家族联合修谱，到道光间，奔牛姚氏续谱，找辋川里姚氏合修，辋川里的姚煦信等人经过细心考订，得知这两家人所尊奉的始祖并非一人，也即并不同宗，拒绝合作，并自行编纂辋川里姚氏宗谱，这种求实态度得到名流的称赞，为之作序，其他“乡先

辈见者，谓敦本睦族，崇实黜华，焕焉炳焉，洵家藏之至宝矣”。可见明辨宗派，为有识者所特加留意。

从现有资料看，奔牛姚氏道光间仍欲与辋川里姚氏合谱，倒并非有意作伪，而是辨别不清是否真正同宗，但是有些家族则是明知故犯了。如同李兆洛所批评的：“攀援华胄，合宗联谱，以为夸耀，诬祖忘本，抑又甚焉。”这是微寒之族，攀附望族，以图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江苏嘉定、宝山的黄氏都出了名人，道光间崇海的黄氏修谱，找到嘉定黄宗起的祖父，要求合谱，遭到拒绝，但是光绪间黄宗起修谱，寻觅家族史资料，发现崇海黄氏的谱书竟有本家族名贤的名讳，可知崇海黄氏盗用嘉定与宝山黄氏族望。苏州吴县洞庭安仁里严氏是大族，祖先有以“伯”字为辈字的，与同县王家泾、后山严望里严姓并非同宗，可是嘉庆十四年（1809）在祖坟边上冒出两个坟头，刻碑云“安仁里始祖之墓”，并书两个“伯”字辈的人名，引起安仁里严氏的警觉，进行交涉，对方同意铲去“安仁里”字样，可知同姓不同宗的严姓，羡慕安仁里严氏的盛名，加以冒附，而本主则严行制止。武城曾氏因系圣裔，享有优免的待遇，冒附的人自会不少，所以宗谱特作规定“严查混冒，杜紊宗也”。

处在一个地方的同姓之人，由于年代久远，是否同宗，有时分辨不清，修谱的分合不定，成为并不乏见的现象，前述武进两个姚氏的情形就是显例。先迁崇明，后又部分迁徙海门的王氏，向有太原、琅琊二望的岐说，可是又弄不清楚，因此族谱合而分，分而合，“其间得失未可深言，即后来续修诸谱，或远绍多收而适成附会，或衍讹踵缪而绝少折衷”。

是故意的同姓不同宗合谱，还是分辨不清而误合，都违背笃信“一本”共祖的家族宗法原则，也失去修谱合族的本意，李兆洛分析得至为深刻：“夫谱以辨昭穆，非其祖之昭穆何辨焉；谱以收族属，非其祖之族属何收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