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不是恒温，而是桓温！

桓温（312~373年），字符子，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人，东晋大臣。桓彝之子，桓冲之兄，娶晋明帝之女南康公主为妻。一度执掌东晋朝政，曾三次北伐。

父亲早逝，少有大志，向往刘琨、陶侃的事迹。咸康七年（341年），任琅琊太守。永和元年（345年），桓温任荆州刺史，取代庾翼兵权。次年（346年），桓温趁成汉内部不稳之际，率军沿长江直上，平定蜀地，汉王李势投降，拜征西大将军，封临贺郡公。永和五年（349年）四月，后赵主石虎死，北方再度混乱，桓温多次请求北伐未果。永和六年（350年），朝廷以殷浩为中军将军、都督五州诸军事，委以北伐重任，以此抗衡桓温。结果殷浩大败而回，桓温遂掌大权。

永和十年（354年），桓温第一次北伐前秦，亲率步骑四万余人，水军直指南乡（湖北均县），命梁州刺史司马勋沿子午道（秦岭栈道，通向汉中）推进，一路攻占上洛（陕西商县），在陕西蓝田击破氐族苻健军队数万人，进驻霸上（长安东面），苻健以数千人退守长安，当地民众“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晋书》），桓温未乘胜追击长安，反待敌自溃，期间本想将春麦收作军粮，但秦军已抢先收割，晋军粮秣不继，被迫撤返襄阳。永和十二年（356年），桓温第二次北伐，击败羌族姚襄，收复洛阳。隆和元年（362年），桓温建议迁都洛阳，又建议南迁的士族返乡，但遭到达官贵人激烈反对。前燕趁东晋君臣相互猜忌和牵制之际，重新占领洛阳。太和四年（369年），桓温为了树立更高的威望，决定率步骑5万北伐前燕，一路势如破竹。经金城时，“见前为琅琊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涕。”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说道：“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晋书》）在枋头（今河南汲县东北）忽逡巡不前，企图“坐取全胜”。不久军中绝粮，又闻前秦援兵将至，遂烧船、弃甲，自陆道撤退，凿井而饮，行军七百余里，途中遭前燕骑兵伏击，损失三万余人，大败而归。

桓温长期掌握大权，素有不臣之志，颇羡王敦之举。有一次，他抚枕而叹：“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复遗臭万载耶？”咸安元年（371年），率军攻寿春（今安徽寿县），俘斩袁瑾。枋头败归后，桓温威望大减，便听从谋士郗超的建议想用废立的办法重新树立威权。同年，桓温废帝司马奕为海西公，改立司马昱，即简文帝，以大司马专权。

次年，简文帝死，遗诏由太子司马曜继承皇位。这就是晋孝武帝。桓温本来以为简文帝会把皇位让给他，听到这个消息十分失望，就带兵进了建康。桓温到达建康那天，随身带的将士，都是全副盔甲，手里拿着明晃晃的武器。朝廷官员到路边去迎接时，看到这个情景，吓得变了脸色。桓温请王坦之、谢安到他官邸去会见，王、谢两人早已听说桓温事前在客厅的背后埋伏一批武士，想杀掉他们。所以，王坦之到了相府，浑身出冷汗，连衣服都湿透了。谢安却十分镇静。进了厅堂坐定之后，他对桓温说：“我听说自古以来，讲道义的大将，总是把兵马放在边境去防备外兵入侵。桓公为什么却把兵士藏在壁后呢？”桓温听了，也有点不好意思，说：“我也是不能不防备点儿。”说着，就命令左右把后面埋伏好的兵撤去。

桓温看到建康的士族中反对他的势力还不小，不敢轻易动手，希望朝廷赐其九锡的愿望也没能实现。兵权由其弟桓冲接掌。不久，就病死，终年六十二岁。

桓温死后，谢安担任了宰相，桓温的弟弟桓冲担任荆州刺史，两人同心协力辅佐晋孝武帝，东晋王朝出现了团结的气氛。

南郡公的爵位由幼子桓玄继任。桓玄称帝后，追封桓温为宣武皇帝，庙号太祖。桓玄败死后，桓温的后代为躲避刘裕追杀，一部分降后秦，另一部分逃入苗中，成为南蛮。

桓温北伐

陶侃平定了苏峻的叛乱以后，东晋王朝暂时获得了安定的局面。这时候，北边却乱了起来。

后赵国主石虎死了以后，内部发生大乱，后赵大将冉闵称帝，建立了魏国，历史上称为冉魏；鲜卑族贵族慕容皝建立的前燕又灭了冉魏。352年，氏族贵族苻健也乘机占领了关中，建立了前秦。

后赵灭亡的时候，东晋的将军桓温向晋穆帝（东晋的第五个皇帝）上书，要求带兵北伐。桓温是个很有军事才能的人，他在当荆州刺史的时候，曾经进兵蜀地，灭掉了成汉，立有大功。

但是东晋王朝内部矛盾很大。晋穆帝表面上提升了桓温的职位，实际上又猜忌他。桓温要求北伐，晋穆帝没有同意，却另派了一个殷浩带兵北伐。

殷浩是个善于清谈、军事才能欠佳的名士。他出兵到洛阳，被羌族人打得大败，死伤了一万多人马，连粮草武器也丢光了。

桓温又上了道奏章，要求朝廷把殷浩撤职办罪。晋穆帝没办法，只好把殷浩撤了职，同意桓温带兵北伐。

354年，桓温统率晋军四万，从江陵出发，分兵三路，进攻长安。前秦国主苻健派兵五万在峣关抵抗，被晋军打得落花流水。苻健只好带了六千名老弱残兵，逃回长安，挖了深沟坚守。

桓温胜利进军，到了灞上。长安附近的郡县官员纷纷向晋军投降。桓温发出告示，要百姓安居乐业。百姓欢天喜地，都牵了牛，备了酒，到军营慰劳。

自从西晋灭亡以后，北方百姓受尽混战的痛苦。他们看到桓温的晋军，都高兴地流着眼泪说：“想不到今天还能够重新见到晋军。”

桓温驻兵灞上，想等关中麦子熟了的时候，派兵士抢收麦子，补充军粮。可苻健也厉害，他料到桓温的打算，就把没有成熟的麦子全部割光，叫桓温收不到一粒麦子。

桓温的军粮断了，呆不下去，只好退兵回来。但是这次北伐毕竟打了一个大胜仗，晋穆帝把他提升为征讨大都督。

以后，桓温又进行了两次北伐。最后一次，进攻前燕，一直打到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后来，因为被前燕切断粮道，遭到失败。

桓温北伐的动机大概跟刘裕差不多，企图籍此立威，掌握朝权。 在北伐之前，桓温已经迫使晋廷给他加殊礼，位在诸侯王之上。很明显，桓温是想趁着北伐胜利的余威，回来后篡夺皇位，或者说至少是为篡位作准备，但他的运气实在不好。

前燕当时慕容垂还在，其指挥才能众所周知，加上桓温本是赌徒心性，敢于冒险，偏偏此次北伐过于迟重，不听郗超之谋，结果在连战胜利的情况下，最后粮尽退兵，被慕容垂所败。

桓玄是东晋名将大司马、南郡宣武公桓温之子，自幼为桓温所喜爱。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宁康元年（373年），桓温去世，遗命其弟桓冲统率军队，并以时年5岁的桓玄袭爵南郡公。

桓玄长大后，对自己的才能和门第颇为自负，总认为自己是英雄豪杰，然而由于其父桓温晚年有篡位的迹象，所以朝廷一直对他深怀戒心而不敢任用。到了23岁那年（391年），才被任命为太子洗马。几年后出京任义兴（今江苏宜兴）太守，但还是颇觉不得志，于是就弃官回到其封国南郡（今湖北江陵）。

东晋安帝司马德宗隆安元年（397年），尚书仆射王国宝、建威将军王绪倚仗当权的会稽王司马道子，图谋削弱各方镇，青、兖二州刺史王恭不满而起兵，桓玄遂怂恿荆州刺史殷仲堪响应王恭，朝廷畏惧，故杀王国宝、王绪以息事宁人。

次年（398年），桓玄向朝廷求为广州刺史，司马道子任命其为督交、广二州军事、广州刺史，桓玄受命后却不到职。同年，豫州刺史庾楷又因不满其辖区被割予江州，因此起兵声称讨伐谯王司马尚之、江州刺史王愉，桓玄与殷仲堪及南郡相杨佺期再度响应，并再推王恭为盟主。不久，王恭因其北府兵出身的部将刘牢之叛归朝廷而兵败被杀，桓玄等人退兵，朝廷为表安抚，乃任命各人官职，而以桓玄为江州刺史（首府浔阳，今江西九江）。桓玄、殷仲堪、杨佺期等三人惧怕朝廷讨伐，虽然相互间已生猜忌之心，但不得不合作自保，因此于浔阳正式结盟，桓玄因其家世声望而被推为盟主，遂更加骄傲。

当时东晋的局势，朝廷内有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相继专权，外有桓玄等三人与刘牢之、司马尚之割据，而京师建康（今江苏南京）以南一带，更为变民孙恩盘踞，国内大乱。隆安三年（399年），桓玄消灭荆州刺史（首府江陵，今湖北江陵）殷仲堪、雍州刺史（首府襄阳，今湖北襄阳）杨佺期二人势力，尽占长江中游一带。次年（400年），朝廷不得已乃任命桓玄为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宁、江八州及扬、豫八郡诸军事、后将军、荆、江二州刺史、假节。

东晋在暂时压制孙恩的势力后，权臣司马元显决定铲除桓玄，元兴元年（402年），以手握晋军精锐北府兵的将领刘牢之为前锋都督出兵讨伐，然而刘牢之唯恐消灭桓玄后，不能被司马元显所容，又打算假借桓玄的力量以除掉当政者，自己再趁机夺权，因此不战而降。桓玄遂顺利东下，进入建康，杀司马元显。不久，并解除刘牢之的兵权，刘牢之因此意图叛变，事败自缢。桓玄更矫诏以任命自己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扬州牧、领豫州刺史，完全掌控国政，随即又接连诛杀北府将领，以铲除其势力。

元兴二年（403年）二月，再矫诏自任大将军；同年九月，更加授相国，封楚王，封地有十郡，并加九锡，准备篡位。十一月二十一日（阳历为403年12月20日），东晋安帝献上国玺，禅位于桓玄。十二月三日（阳历为404年1月1日），桓玄正式称帝，国号楚，改元永始。

桓玄即帝位后，好行小惠以笼络人心，例如他亲自审讯囚犯时，不管罪刑轻重，多予释放；拦御驾喊冤者，通常也可以得到救济；然而为政繁琐苛刻，又喜欢炫耀自己，官员有将诏书中“春搜”字误缮为“春菟”，经办人员即全被降级或免职。而桓玄又好游玩打猎、兴筑宫殿，因此人心思变。

桓楚永始二年（404年）二月，以北府旧将刘裕为首的数名将领，起兵讨伐桓玄。同年三月，楚军在屡次战败后，桓玄不得不退出建康，并挟持安帝西逃至江陵；桓玄于逃亡后恐怕命令不被听从，因此更加严刑峻罚，然而部众反而愈加离心。

四月，桓玄在荆州重整部队，以苻宏为前锋，再次东下与刘毅率领的勤王军决战。五月，楚军于峥嵘洲（今湖北鄂城）大败，桓玄欲乘船逃往汉中（今陕西汉中），在江陵附近，与益州军队相遇，益州将领冯迁跳上桓玄坐船，抽刀向前，桓玄拔下头上玉饰递给冯迁，说：“你是什么人，竟敢杀天子？”冯迁说：“我这只是在杀天子之叛贼而已！”遂被杀。死后被其侄扬武将军桓振谥为武悼皇帝。

谱牒是适应世家大族式家族和门阀士族制度的需要而兴起的，在唐末五代，随着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的瓦解，谱牒彻底衰绝了，专门研究谱牒的谱学也消失了，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已经彻底瓦解。

谱牒衰绝的过程

如前所述，直到唐代中叶，维系世家大族式家族和门阀士族制度的谱牒，还在不断地重修，谱学还相当兴盛，谱学家也代不乏人。可是，在唐中叶以后，尤其是唐末五代以后，情况就完全变了。这时谱牒已经散亡，谱学已经衰绝，我们甚至已无法举出一个有影响的谱学家来了。这说明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彻底瓦解之后，维系它们的统治的谱牒和谱学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而被送进了博物馆。那种专门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研究人们血缘世系的官修的谱牒，藏于官府的正本，即人们据以选官和联姻的天下望族谱，因为长期战争和频繁的改朝换代，大多毁于战火。后唐时豆卢革说，朝廷选官，据以考查世系的“文书不完”（《新五代史》卷二八豆卢革传），就是指的谱牒已经残缺散佚了。至于藏于私家的副本和单姓谱，或者毁于战火，或跟着它的主人及庄园一齐被消灭，或者在逃亡流徙中散失。五代时，豆卢革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崇韬回答说：“经乱失谱牒。曾听先父说：去汾阳王已经四代。”（《旧五代史》卷五七郭崇韬传）可见在战乱中丧佚谱牒是普遍现象。由于谱牒在当时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对于它的散亡人们已不怎么关心，也没有必要进行重修。谱牒既然在政治上已没有什么重大的作用，研究它就没有多大价值，谱学和谱学家自然也就跟着绝迹了。从北宋以后，许多学者曾经一再谈到过谱牒衰绝的这个过程。如苏洵说，自唐朝衰亡，谱牒就废绝了（苏洵：《苏氏族谱谱例》，《嘉佑集》卷十三）；胡应麟说，自五代以后，人们已不崇尚门阀，谱牒之学，遂绝而不传（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庚部卷三九）；归有光说，魏晋以后，根据门阀高下来选官，所以谱牒之学特别兴盛，直至李唐，还十分崇尚，五代衰乱，谱牒就荡然无存了（归有光《龙游翁氏宗谱序》，《震川先生集》卷二）。他们说的谱牒衰绝的过程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2、北宋（公元950-1100年）以后人们均已不知自己的统系来处

谱牒是记录士族的世系源流、血缘亲疏、门第高下的簿籍，是用来区别人们身份地位的高低贵贱的依据。一家士族几代以至十几代的发展、繁衍情况及履历宦绩，都在谱牒上记载下来，所以他们对自己家族从始祖以下（一般是从魏晋以来）的历代祖先，叫什么名字，任什么官职，都了如指掌，家族内部支派分析的发展脉络，清清楚楚，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也十分明确。当谱牒衰绝之后，到五代北宋时期，情况就完全变了。历代皇室以至达官显宦大都出身于庶族地主，还有不少贫穷士子通过科举爬到高位，他们中很少有人能搞清楚自己五代以上的祖先是谁，即使有的人本人心中有数，但也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草野之民。例如宋初的几位宰相，范质、王溥的家世，只能数到他们的父亲，魏仁浦幼时孤贫，父亲叫什么名字，史书上都没有记载，赵普的世系虽然能数到曾祖父，再往上也搞不清了（这种情况均见《宋史》本传）。他们都是靠中进士这条路爬上高位的，并非由于家族的荫庇。由于没有了谱牒的记载，家族的世系脉络只能靠口耳相传，时间一久，谁是谁的祖先，谁是谁的子孙，在世的人相互间是什么血缘关系，也就搞不清楚了，家族的世系成了一笔糊涂账，即使那些确实出身于历史上的门阀士族的人们，也搞不清自己的来历了。这就是张载、程颐等人说的人们都已不知道自己的“统系来处”的意思。（张载：《经学理窟·宗法》，《张载集》第258页；程颐：《伊川先生语》，《二程集》第179页。）

宋明时期的家谱是维系家族血缘关系的主要纽带

每个聚族而居的封建家族组织，必有一部以至数部家谱。家谱又有宗谱、族谱、家乘等不同的名称。人口众多的大家族的家谱，同他们的祠堂一样，还分为通谱、支谱、总族谱、分族谱、大同宗谱、小宗谱等等。宋以后，随着近代封建家族制度的形成，修家谱的风气十分盛行。到了明清两代，在农村中，可以说既没有无谱之族，也没有无谱之人。

1、家谱的内容

家谱是一种簿籍性质的东西，其基本内容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一是全族的世系和血缘关系图表，这是家谱的主要内容，一般占90%以上的篇幅。世系图表中详细记载着全族男子的名讳、字号、生卒年月、葬地、配偶姓氏及生卒年月等，以及生几子几女、子何名、女适何地何姓等，“至于讳某宇，娶某氏，生几子，葬某处，寿若干、咸备载于后，庶几可示后昆。”（宋濂：《符氏世谱记》，《宋学士文集。翰苑别集》卷九）有进学中举、为官作宦者还要记其简历。每一代每一人都这样详细记录，不嫌其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家族血缘关系的清楚。世系图表的基本形式有图式和表式两种。图式是把全家族的世系绘成简图。把主要内容注于图中，使人一目了然，表式是将家族世系排列成表格，将世系的内容用小字注于格内，也可收到眉目清楚的效果。

二是全文刊载本族有史以来制订的各种家法族规、家训家范、祖宗训诫子孙的言论等。“谱列家箴、家礼、庭训，立宗法实伸国法也。”（《康熙潜阳吴氏宗谱》卷一凡例）如果一个家族有几百年的历史，历代制订的家法族规就很多，家谱不惜篇幅罗列上去。只有少数兴起不久的家族，修谱时还未制订成文的家法族规，它们的家谱才缺少这部分内容。这类东西是封建家族组织的形态结构的特点之一，载入家谱的用意是便于平时向子孙宣讲，要求族人永远恪守，并使族长能依据此类家法来惩罚不服统治的族众。

三是祠堂、祖茔、族产公田的坐落方位、形胜地图，以及义田记、墓志铭、买地契等等。“其各支家祠、条规、祭产地图，亦宜详载，以见报本追远之意，并使后便翻检”（《道光吴江王氏宗谱》卷首载乾隆间订《续修家谱凡例》）。祠堂的基本轮廓，几进几重、门户窗棂、围墙设施。都要绘制清楚，刻入家谱。祠堂如果是建在新近购置的异姓土地上，还要在家谱中记载购置过程，并附刻地契，以防一旦发生产权纠纷时有案可查。一个家族的祖茔往往有多处，大多错杂在异姓田地之间．抛弃在远郊乡野之外，且无专人经管，经过日晒雨琳风蚀，历年久远，就会树折碑残，失去标记。所以必须在家谱上详细记载每一墓地的方位、坐落和四至，并刻上略图。“祖茔，或绘形胜地图，或书世系格内，某山某向，坐落某处，庶免侵占．志不忘也。”（《康熙潜阳吴氏宗谱》卷一凡例）。

四是家族的历史。每个家族的家谱，都必有一篇叫做“宗族源流”或“族姓渊源”的小序冠于谱首，叙述本族姓氏的由来，始祖的渊源，迁徙的经过，兴盛的始末，祖宗的事迹等等。家族历史既是家族势力向族众进行宗法思想教育的工具，又是核查家族的系统源流确有依据。一般说来，一个家族的来历清楚，迁徙分析脉络分明，血缘关系也必然清楚。

2、家谱的“行辈字派”

这也是家谱所包含的主要规矩。行辈字派又叫祧字，是以之入名并区分辈份、排行的一些字。行辈字派在进入家谱以前就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 最后，起到了巩固宗族作用的姓名范畴内的东西是姓。姓是部落的名称，每个人都用同一个姓，表示每个人都是这家族里的人。后来种族繁衍，人口扩大，家族越分越多，于是出现了氏，氏是姓下面的分支。秦汉以后，姓、氏合一，同时门阀制度又兴起，社会中很讲门第观念和家族出身，这个时候，人们就考虑用名字来表示行辈了。

首先人们是用来表示行辈的，尤其是表示排行。这些常用在字中表示排行的字有：长、次、幼、少、元等等。这些字同先秦时期在名中表示排行的字：孟、伯、仲、叔、季等的作用是一样的，而且一般也都是字中的第一个字。长、元都表示排行第一，是在子，比如晋朝王悦字长豫、桓温字元子，他们都是长子。此外字中用长、元的还有汉司马相如字长卿、徐庶字元直等等。次，是次子的意思，排行第二。比如东汉时的祭彤字次孙。幼和稚都是小儿子的意思，排行最末。比如东吴主孙坚字文台，而其幼弟孙静字幼台，东晋葛洪字稚川，三国蜀马谡字幼常等等。少，是弟弟的意思，比如东汉之时许荆就上有兄长，他的字是少张。此外也有用某一个不是表示排行的字来给家里的兄弟命字的，如袁绍的儿子们的字一律都以显为第一个字。下层人民常以数字为名来表示排行。

魏晋以后，人们逐渐又把表示行辈的字从字转向名，这就是现在的家谱中一般的行辈字派了。唐朝的杜甫有两个儿子分别叫宗文、宗武，宋朝的三苏中苏轼与苏辙是兄弟。他们也代表了行辈字派的两种主要形式。

一种行辈字派是对各辈人名中的用字的限定。比如某一辈人的名中都用明字，另一辈都用德字等等。孔氏家族的行辈字派从思晦开始，他规定下一辈均用克字。再往下各辈依次在名中用：希、言、公、彦、承、弘、闻、贞、尚、衍、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详、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等等。现在在台湾的孔德成先生是孔子的77代孙。

行辈字派一般都是由家族中的某一位名人制订的，很多都编成几句吉祥话，有的文人甚至可以写成诗。比如浙江《唐氏宗谱》的行辈字派是福禄永昌隆，和良端世美，才智瑞宁聪。湖北《汪氏宗谱》的行辈字派是：正大光明，成先于后，世泽延长，齐家有猷。

行辈字派有的用在名字的头一个字，有的用在后一个字，以前一种居多。考虑行辈字派，既要考虑其意义，又要照顾读音，字形适宜人名，而且还可以与大量的字组合成名，不致于因人多而重名。行辈字派快要用完的时候，就由家族中德高望重的旅长再次将其延长。

这种行辈字派对人名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使双字名增多，因为这种行辈字派只能起双字名。但是由于其中一个字属于行辈字派，家族内的同辈人都用这个字，而且社会上可入行辈字派的字并不很多，所以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双字名，只是带上了家族标志的单字名。行辈字派还限制了名字的另一个字的使用，这一方面是由于字派的字不多，可与之组合的也不多，另一方面是由于很多人喜欢让另一个字也互有联系，比如杜周的三个儿子分别名叫延寿、延考、延年，寿、考、年都表示寿命，但这种字毕竟不多，如果这一辈有十几个人，可就十分难办了。所以行辈字派又往往会造成文意不通的名字和冷字僻名，这是由于宗谱既强调行辈关系，又十分重视名讳，不允许出现重名。

另一种行辈字派是用人名字的偏旁作出规定。像在《红楼梦》里，贾家第二代都用亻旁，第三代都用夂旁，第四代都用王旁，第五代都用艹旁，比如贾代善--贾敬--贾珍--贾蓉，这种行辈字派的选择用字范围似乎更宽泛一些，但是一代一代用下来，为数有限的偏旁也就所剩不多了，而有一些偏旁仍旧是字少或意差，如犭旁。

宗谱的行辈字派由于是加强宗法制度的工具，所以其用字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目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美德或吉祥的字，如：德、仁、明、亮、全、有、忠、诚、孝、礼、福、禄、吉、祥、贤、良等等。第二类是希望宗族延续和昌盛的，如：永、传、昌、盛、兴、延、继、承、世、多等等。第三类是怀念先祖和歌颂皇天恩德的，如：泽、祖、显、荣、恩、锡、启、先等等。这也限制了行辈字派的用字。

宗谱在宋元（公元1000-1200年）以后在中层以上的家族中大为风行，甚至影响到皇族。清廷皇室的行辈字派是两种方法并用，像雍正皇帝一辈的名的第一个字都是胤，后一个字都是礻旁。乾隆皇帝一辈都是弘字，后面用日旁字。乾隆、道光、咸丰皇帝还分别规定了四个行辈字派：永、绵、奕、载、溥、毓、垣、启、焘、岂、增、祺。

3、续修家谱的间隔时间

一个家族的家谱，必须定期续修。因为每隔一段时间，家族中总要新生孩子，娶进媳妇，增加人口，还会逝去老人，新增坟墓。族产公田虽不准买卖，但兴旺的家族还会购进公产，破败的家族，族产公田也免不了被不肖子孙偷着出卖，发生变化。所以家谱必须定期续修，把上述种种新的变化反映到家谱上来，这样才能确保家族血缘关系上的清楚准确。续修的间隔时间，绝大多数家族规定为三十年或三世。“谱必三代一修，恐世远年久，无不散失，乖离之弊，其所失为不小。”（《光绪春谷东溪王氏宗谱》卷首载乾隆间订《续修旧谱总纲》）许多家族还规定家谱要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族谱重修刻板后，每十年汇稿，三十年续倍，补刻刷印，附装谱后，以免久远难稽。”（《道光香山黄氏家乘》卷一《族规》）一个家族三十年不修谱，即被认为不孝，“修谱不宜历年久远。古人云：谱宜三十年一修，若不遵此，即属不孝”（《民国浦城高路季氏宗谱》卷一《谱训》），出现了这种情况，对族长及族中执事人员要律以不孝之罪，给予国法和家法的惩治。家谱三十年一修，大体上可以把家族中的两代人衔接起来。三十年是一代人的成长时间。每隔三十年续修一次家谱，就能趁老一辈还健在，新一代又已成长的时候，将三十年里家族中的亲缘关系的变化准确记录下来。如果间隔时间过长，老人陆续死去，族中人丁变化就会记不准确，势必引起血缘关系的混乱。

4、修谱的义例

所谓“义例”，类似我们今天说的指导思想。家谱能不能起到维系家族制度的作用，关键在于遵循什么义例去修纂。如果指导思想不明确，该写的不写，不该写的又写了，或者兼收并蓄，有文必录，非但不能巩固家族统治，还会适得其反，削弱和涣散家族制度。修撰家谱的最基本的义例是什么？就是“隐恶扬善”、“为亲者讳”两句话。这是近代封建家谱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基本原则。一是扬善，写好的，“谱以正宗派，笃恩义，故独以书善也”（《嘉庆桐城黄氏宗谱》卷一《凡例》）。二是隐恶，不写坏的，祖先族人做了坏事，不准写进家谱，“凡有干谱例，当削不书，违者许房长（即族长）鸣祠处治”（《道光无为查林徐氏家谱》卷首载乾隆间订《规条》）。

5、家谱的保管

家谱刻印出来，要分发给族人保存，以备必要时查询，发挥它的作用。家谱一般一房一部，不得多印，掌谱人由房长充任，也有的家族规定推本房之贤能者为掌谱人。掌谱人领取、保管家谱时，要在族长处登记造册，注明所领家谱字号，这样便于检查家谱保存好坏，有无破损、失落现象，而且可以分清责任。一个家族，往往在家法族规中对家谱的收藏、保管提出严格的要求。如必须将家谱装进特制版木匣，供于祖龛之上，或藏于书室之中，不得随意乱放，以致亵渎家谱。木匣不准移作他用，家谱不准鼠蚀虫蛀、污损油浸、腐败霉烂、遗失散落、私自誊录或借给外姓人观看，违者依家法处罚。如果领谱人敢于瞒众觅利、鬻谱卖宗、出卖家谱者，则视为不孝，从重惩治。为掌握家谱的收藏、保管情况，家族每年要检查一次或数次，检查时，由领谱人携带原发字号的家谱，到祠堂集中，先由各领谱人相互检查，后由族长评判，保管好者表扬奖励，保管不善者批评处罚。

从湘潭陈氏和平越杨氏对家谱收藏的规定，可以看出家族对此的重视：“凡领谱者宜各什袭藏之，慎勿瓻借。即被水火之灾，亦须急为搬出，以谱之重，无异于契券也。……议定三年一会，公同勘验，若有污秽、添改、散遗、鼠啮及以箱作别用者，重行责罚。”（《宣统湘潭白沙陈氏支谱》卷首《家规》）

“谱牒所载，皆宗族祖、父名讳，见谱即见祖、父也，理宜敬谨收藏，毋得亵渎。莫如用木匣装载，置于香火之上，或藏之书室之中，每逢伏日晒晾，勿使少有蛀烂，所以妥先灵，垂久远也。岁时祭祀之日，各带原本，到祠会看一次，如有鼠咬、油污、墨侵以及磨坏字迹者，祠中之人，即在祖宗前申饬，并凭众罚银三两，归入祠内，以作后日修谱之贽，搞者不得与祭。更有不肖子孙，鬻谱卖宗，或誊写原本，瞒众觅利，致使以假混真，紊乱支派者，众共黜之，不许入祠。”（《咸丰平越杨氏重修小宗祠谱》卷十《原刊条规》）

6、家谱对于维系近代家族制度的作用

家谱的作用，在于防止因年代久远或异姓及同姓异族者迁入本地而造成家族血缘关系的混乱，从而达到“收族”的目的。因此，家谱首先是确认族众的血缘关系亲疏、防止血缘关系混乱的依据。家族既然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而成的社会组织，那么族人在家族中与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利益，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血缘关系中所占的地位。一般说来，在三四代以内，谁是谁的父祖，谁是谁的子孙，人们是不会搞混的。但是时间一久，族大人多，人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就不容易记得很准确。加上族众中有过继族人子为嗣者，有养异姓儿为子者，有随妻带来异姓子者，有不同家族的同姓迁居本村者，时间一长，就会搞不清楚他们是不是本家族的人。而这些情况在家谱的世系图表上一查就着，就可以据此确定族众的地位，赈济贫困族众，解决世系纠纷，防止血缘关系的混乱。

其次，家谱在历史上曾是向族人宣传宗法思想的工具或课本。宣传的方法主要是祠堂读谱。通过祠堂读谱这种家族的重大活动和盛大典礼，使宗法思想和家族观念在族众的思想上扎下根来，达到团聚族人的目的。

再次，家谱在历史上还是惩罚族人的一种工具。在封建家族制度盛行的农村，族人的名字列进了家谱，就表示得到了家族的承认，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不准入谱或削去谱名，在人们的观念上认为是一种奇耻大辱。封建家族势力正是利用人们的这种观念，把不入谱和削谱作为随意处罚族人的手段。族人倘有不孝不悌，犯奸为窃、玷辱家声、逆伦伤化者，一慨不准入谱，如果在修谱之后发现了这些“罪名”．还要从家谱上削去名字，严重的株连父兄子弟一起削去名字。私生子虽有亲近的血缘关系，但也不准上谱。

宋书 武帝本纪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刘裕使桓温\桓玄绝后:

玄闻敷等并没，愈惧，使桓谦屯东陵口，卞范之屯覆舟山西，众合二万。己未旦，义军食毕，弃其余粮，进至覆舟山东，使丐士张旗帜于山上，以为疑兵；玄又遣武骑将军庾祎之，配以精卒利器，助谦等。高祖躬先士卒以奔之，将士皆殊死战，无不一当百，呼声动天地。时东北风急，因命纵火，烟焰张天，鼓噪之音震京邑。谦等诸军，一时土崩。玄始虽遣军置阵，而走意已决，别使领军将军殷仲文具舟于石头，仍将子侄浮江南走。庚申，高祖镇石头城，立留台，总百官，

焚桓温神主于宣阳门外(有这种待遇的,其后人肯定要倒大霉)，造晋新主，立于太庙。

遣诸将帅追玄，……

� ………诸葛长民失期不得发，刁逵执送之，未至而玄败。玄经寻阳，江州刺史郭昶之备乘舆法物资之。玄收略得二千余人，挟天子走江陵。冠军将军刘毅、辅国将军何无忌、振武将军刘道规率诸军追讨。尚书左仆射王愉、愉子荆州刺史绥等，江左冠族。绥少有重名，以高祖起自布衣，甚相凌忽。绥，桓氏甥，亦有自疑之志。高祖悉诛之。四月，奉武陵王遵为大将军，

承制，大赦天下，唯桓玄一祖后不在赦例。

……

桓玄儿子韶，聚众向历阳，高祖命辅国将军诸葛长民击走之。无忌、道规破玄大将郭钤等于桑落洲，众军进据寻阳。加高祖督江州诸军事。玄既还荆郢，大聚兵众，召水军造楼船、器械，率众二万，挟天子发江陵，浮江东下，与冠军将军刘殷等相遇于峥嵘洲，众军下击，大破之。玄弃众，复挟天子还复江陵。玄党殷仲文奉晋二皇后还京师。玄至江陵，因西走。南郡太守王腾之、荆州别驾王康产奉天子入南郡府。初，征虏将军、益州刺史毛璩，遣从孙佑之与参军费恬送弟丧下，有众二百。璩弟子修之时为玄屯骑校尉，诱玄以入蜀。至枚回洲，恬与佑之迎射之。

益州督护冯迁斩玄首，传京师，又斩玄子升于江陵市。

……玄从子振逃于华容之涌中，招聚逆党数千人，晨袭江陵城，居民竞出赴之。腾之、康产皆被杀。桓谦先匿于沮川，亦聚众以应。振为玄举哀，立丧廷。谦率众官奉玺绶于安帝。无忌、道规既至江陵，与桓振战于灵溪。玄党冯该又设伏于杨林，义军奔败，退还寻阳。兖州刺史辛禺怀贰。会北青州刺史刘该反，禺求征该，次淮阴，又反。禺长史羊穆之斩禺，传首京师。………十二月，诸军进平巴陵。义熙元年正月，毅等至江津，破桓谦、桓振，江陵平。天子反正。三月，天子至自江陵。……

……

闰月，府将骆冰谋作乱，将被执，单骑走，追斩之。诛冰父永嘉太守球。球本东阳郡史，孙恩之乱，起义于长山，故见擢用。初，桓玄之败，以桓冲忠贞，署其孙胤。至是冰谋以胤为主，与东阳太守殷仲文潜相连结。乃诛仲文及仲文二弟。

凡桓玄余党，至是皆诛夷。

桓温是东晋为数不多的名将，他是东汉大臣桓荣的后代，宣城内史桓彝长子。桓温一生战功累累，不仅收复蜀地还多次北伐，为东晋立下显赫功劳。此后桓温独揽朝政十几年，还曾有自立的打算，只是北伐战绩多为战败，所以也难得人心。可能桓温最后是有些动机不纯，但他的功劳可是实打实的。或许还有很多小伙伴不太熟悉桓温，下面就为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感兴趣的话就一起来看看吧。

说到东晋的名将是少之又少，但有这么一个人物，他可是东晋少有的名将，尽管他有北伐中原的信念，但整个东晋朝廷的惰性和他个人过于膨胀的权势欲，还是葬送了东晋统一中国的好时机。

桓温(312～373)字元子，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西北龙亢集)人。桓家是北方的名门望族，桓温的父亲桓彝是最早跟随晋元帝司马睿南渡长江，建立东晋的亲信大臣，后来又因为参与平定王敦的叛乱，被皇帝封为了宣城(今属安徽)内史。桓大人升官没多久，他的夫人就生下了桓温。

东晋咸和三年(328)，东晋历阳(今安徽和县)内史苏峻发动了叛乱。桓温的老爹因为是皇帝的忠实党翼，很快被苏峻的部将韩晃杀死。这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年仅16岁的桓温就天天拿着长矛睡觉，发誓要为父亲复仇。两年之后，18岁的桓温以吊孝的名义参加了杀害他父亲的主要凶手、泾县县令江播的葬礼。就在葬礼仪式上，桓温一刀砍死了江播的儿子江彪，然后一路追杀，把江播的两个儿子全部杀死，报了杀父大仇。

东晋大臣庾翼知道桓温报仇的经过后，非常欣赏满身侠气的桓温，就跟晋成帝说：“桓家的这个小子很有胆略，希望陛下您别把他当常人，最好能把公主嫁给他，让他承担匡扶国家的重任。”晋成帝也是个从善如流的皇帝，立刻把南康长公主嫁给了桓温，并任命桓温为驸马都尉。

后来，桓温一路高升，到镇守荆州的庾翼病死后，年仅33岁的桓温被封为了安西将军、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东晋整个长江防线的西端全部握在桓温手中，真是权倾一时。

从永和十年(354)二月，桓温以氐族建立的前秦政权为主要攻击对象，发动了第一次北伐。桓温率军一路打到了长安城下。可由于运输不畅，缺少军粮，最后桓温还是被前秦主苻坚击退，第一次北伐失败。

永和十二年(356)六月，桓温以羌族的姚襄政权为攻击对象，再次北伐。战斗中，桓温披着盔甲亲自督战，晋军无不奋勇向前，很快就击败姚襄，夺回了西晋的都城洛阳。兴高采烈的桓温上奏东晋朝廷，希望能还都洛阳。可东晋司马氏早就习惯了偏安江南的生活，根本不愿意迁都，无奈的桓温只好率军南撤，北伐再次劳而无功。

桓温回到东晋后被加封为南郡公，桓氏一族全部被封了大官，桓温的二弟桓云任江州刺史、三弟桓豁任镇威将军、四弟桓秘任辅国将军、五弟桓冲任振威将军。掌握东晋的内外军政大权后，桓温整军备战，积极准备第三次北伐。

当时桓温的参军郗超曾经劝告桓温不要在春天出兵，而要等秋天粮食丰收，军粮有了保证后再出征。可桓温当时满脑子都是北伐建功，然后逼司马氏禅让的念头，一天到晚对部下念叨着：“大丈夫不能名垂千古，还不如遗臭万年。”野心膨胀的桓温根本听不进部下的劝告，非要用战争来博取自己的功名。

兴宁二年(364)三月，北伐之梦破碎之后，桓温膨胀的权欲并没有消退，他开始走上了权臣篡国的标准道路，先是废海西公司马奕的帝位，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是为简文帝。随后，桓温又要求朝廷赐予他九锡。

可桓温最终没有实现自己的帝王梦想，宁康元年(373)七月，62岁的桓温在荆州病故。桓温一生确实有功于晋室，也确实有篡权的野心，所以时人评价他功劳逊于曹操、诸葛亮，可权欲之心与篡权造反的董卓、王敦之流相比，其名声又好一些。

东汉时期的蔡邕,迫于压力,依附军阀董卓。卓败,表示了一点同情,被王允收下廷尉。这位王司徒,巧施连环计,将十八路诸侯联军也无可奈何的董卓,置于死地时,筹谋计划,是个很有头脑,很懂策略,同时很能忍让的政治家。不知为什么功成名立以后,变得特别的狭隘暴躁,毫无器度。估计他实际上是很爱貂蝉的,将情人作为钓饵奉献出去以后,精神损伤太大,心理变态,便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肯加以原谅。

后汉的蔡邕,是继马融、郑玄以后的大学者,知道站错了队,也知道深自悔痛,希望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愿黥首为刑以继汉史。大家认为他这个要求不算过分,他也确是做此项工作的最佳人选。王允当时是一言九鼎的人物,他说不行,就是不行。把脸一板：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后令吾徒并受谤议。

他这句免受谤议的话,是千百年来握有权柄的人,封杀史家的嘴和笔的原因所在。虽然我们从读书那天起,就知道孔子作,而乱臣贼子惧的名言。很给舞文弄墨者提气长精神。其实看看历史,完全是阿Q式的自欺欺人之谈。乱臣贼子会惧你一个耍笔杆的吗？笑话！他要是有一丝惧心的话,也就不会猖狂地为非作歹了。

但也奇怪,不光中国,全世界的恶贯满盈者,都不承认自己是乱臣贼子,他们的孝子贤孙,也讳莫如深地不愿触及这些人所做下的恶行,丑行；所犯下的罪行,兽行。无不拼命地往作恶多端的脸上涂脂抹粉,无不努力地使大家忘却他们丧心病狂的史实,这种坏事做尽,却不愿留下坏名的文化心理,大概以东方民族尤为热衷。

东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大司马桓温发徐兖州民筑广陵城,徙镇之。征役既频,加之疫疠,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秘书监孙盛作晋阳秋,直书时事。

用今天的眼光看,秘书监是朝廷的写作班子,记史是一项工作任务,孙盛不过是如实地报导了一些阴暗面罢了。但他触怒的是军方首脑桓温,这可就惹下了天大的麻烦。这位权力正处于顶峰的大军阀,已经到了可以逼皇帝禅让的地步,整个东晋王朝,他一人说了算,予取予夺,气焰嚣张。后来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当时名位不低,还应该算是他的朋友,路上见了他的车队行进,也来不及地扑地叩拜。桓温觉得不好意思,赶紧着人扶起,说老兄何必如此？谢安说,连皇帝见了你,都作揖打躬,我焉敢不诚惶诚恐。

凡统治者,失败后能认输者少,而变本加厉继续其错误政策者多,地位愈高,理性愈低,也就愈不肯认错,非弄到海枯河干,实在混不下去为止。孙盛是位史家,他坚信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所以直书桓温独断专行,造成倾全国之力的北伐,以失败告终的事实,更批评他为挽回面子,不顾国力民心,又搞这种劳民伤财的建筑工程,制造假繁荣的虚浮现象。

由于孔夫子作了春秋的榜样力量,使得历代有良知的史家,像孙盛先生都以此期勉,哪怕以身殉史,也以撰写真实的历史为己任。但手里握有刀枪棍棒,拥有生杀大权的乱臣贼子,一点也不傻,知道他们尚能耀武扬威的时候,可以给所有不满者的嘴巴贴上封条,但他们一旦失势,一旦没落,或最终被上帝清算,进了太平间,那就无法制止后人评说。所以,正因为有桓温这样的人物,想要封住后代人的嘴,中国数千年来史书之被篡改,史家之被问罪,才会层出不穷的。

桓温见到了孙盛的晋阳秋,可以想像他是如何的火冒三丈。把孙盛的儿子找来兵戟林立的大司马府,当面威胁说：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然后拂袖而去。这是再明白不过的警告,不过,没有立刻付诸行动。我觉得这位曾经口吐狂言：倘不能流芳百世,也无妨遗臭万年的桓温,到底要比王允失恋的心胸,多少开宽些,只是阻吓一番：你们要是不怕遭到灭门之祸的话,你就让你那糟老头子去出版他的晋阳秋吧！而没有马上派去刀斧手,来一个满门抄斩,表现出一种不愧为世家子弟、贵族出身的度量。尽管如此,孙家大少爷当时已吓得三魂出窍,七魄悠悠,一路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门,一头栽在孙盛面前：老爷子,您就高抬贵手,救救我们全家百十口子的身家性命吧！时盛年老家居,性方严,有轨度,子孙虽斑白,待之愈峻。

但消息传来,全家上下,没有一个不胆破心惊的。那时的株连,可比现代人搞运动,打击面要宽泛得多,常常是成百上千的亲属,跟着掉脑袋。于是,孙男弟女,姻亲妇眷,面前黑鸦鸦地跪了一片,号泣稽嗓,要求他修改晋阳秋,如不能为桓大司马歌功颂德,至少也要将这一页掩饰过去,只当历史上没发生过这回事。

老爷子呀！他们开导这位历史学家：诸如此类的瞪着眼睛说瞎话,昧着良心捧臭脚,将坏蛋美化为天使,把罪犯鼓吹成圣徒的文化流氓,难道还少吗；至于那些动不动就宣布某部作品成为经典,永传后世,来不来就把某位作家捧为大师,从此不朽的文学骗子,不也比比皆是吗！您老人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盛大怒,不许。

断然拒绝,这就透出史家的铮铮风骨了。

他的几个儿子,一看老爷子如此顽固倔强,毫无商量余地,又不能等着桓大司马的刀落在头上,便私下里将晋阳秋大大地涂抹更改,梳理润饰。中国文字的弹性,也着实是刀笔吏足以表现才华的所在。假如放在二十世纪,他儿子们准会这样改动：明明是桓温大军,仓皇败北,会说成是战略撤退而心安理得；明明是将舟船辎重,统统抛弃,会说成是缴了学费而自我安慰；失败以后,不思悔过,更加浪费民力国帑,去建造广陵城,会说是不吃一堑,不长一智而更加英明；这和如今不论怎样的狗屎作品,都会有人天花乱坠地叫好一样,溢美之词,过誉之言,廉价的吹捧,不值钱的桂冠,已经和垃圾一样成灾了。

于是,总算将改定本送到大司马府,请桓温定夺,免去了一场天大的灾难。

但哪里知道孙老先生早有预见,一是料定桓温畏惧历史的谴责,必然要动用强力手段毁史；二是担心那些严重缺钙的人,骨头很软,迫于压力,必然要按统治者的口味改史。老先生未雨绸缪,据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载：盛先已写别本,传之外国。及孝武帝购求异书,得之于辽东人,与见本不同,遂两存之。

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应该是像孙盛这样,不以谁的脸色来写史。

鲁迅先生早在文章里写过,如果你对一位操皮肉生涯的**说：你是妓女！很可能还你一顿臭骂；但你若说：姑娘勒浪做生意！她没准会报之以嫣然一笑,然而并不改变卖*的事实。依次类推,你对一位在731部队里的哪位皇军说：你是杀人犯！很可能赏你一颗枪子。但你若对他说：先生在经营大东亚共荣圈的王道乐土！他可能给你注射鼠疫细菌时剂量减少些,让你死得慢些。即使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绞尽脑汁,用进入代替侵略这种文字的改变,能抹煞731细菌部队,在杀害中国人的历史真实吗？早些时候,在电视新闻里报导一条海外消息,也许并没有引起太多的人注意,如今时隔多年,更是被人们遗忘得干干净净。但历史会记住这一真理战胜邪说的镜头。画面上,是一位83岁的日本历史学家,由他的子女搀扶着,向日本最高法院走去的情景。那是个很高很长的台阶,老人走得有些吃力,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日本历史学家,专门研究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所犯下滔天罪行的家永三郎先生,为了日本政府的文部省官员,删去他编的历史教科书里有关臭名昭著的731细菌部队的章节,而打了三十二年官司,终于得到最后宣判,法院判这位历史学家获得胜诉,那是1997年8月29日下午2时30分的事情。

这次日本文部省败诉,说明了一个真理,历史是不容篡改的。即使被想掩盖真实历史的手,扭曲了过去,最终也会回复到真实的面貌,还历史以本相。

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应该像孙盛这样,像家永三郎这样,坚持真理,不畏强势,不看着谁的脸色来写作。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史家风骨,也是我们为人和为文的最需要坚持的宝贵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