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是我国战国时代一部资料汇编，由当时各国史官或策士们所辑录，由西汉末期的学者刘向(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整理编订而成。据刘向《战国策续录》说，他奉汉成帝之命整理皇家藏书，发现一批战国资料，“书中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修书》”。他认为“战国时游土，辅所用之国，为立策谋，宜为《战国策》。”可见书名是刘向定的。此前有各种名称，体例亦不统一，肯定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近人罗根泽有“《战国策》作于蒯通”一说)经过刘向“以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为三十三卷，十二个国别。今天看到的是：齐策6卷，秦策5卷，楚策、赵策、魏策各4卷，韩策、燕策各3卷，东周策、西周策、中山策各1卷，宋策、卫策合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汇校汇注本(1978年)分为497章。记载内容起自周贞定王(姬介)十七年(公元前452年)，终于秦始皇（嬴政）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前后近204年间事。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墓中，发现帛书27章共约11万余字，不少内容与《战国策》相同，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二者可互为参证，具有重要勘误价值。

《战国策》产生的背景及反映的时代，据刘向《叙录》说：“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尽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在这种混乱情况下，“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于是产生了苏秦，张仪一类摇唇鼓舌之人，“生从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苏秦为纵，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占有了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为了推行他们的主张，宣传他们的观点，以博取功名利禄，这一大类人是在“战国之时，君德浅薄，内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以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在历史上起了一定作用。而他们的言论，“亦可喜，皆可观”。

历代典籍汇编把《战国策》归入历史散文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此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国时期诸侯纷争、兵连祸结、百姓流离、生民涂炭的社会现实。在不少篇中，揭露了统治者的荒*无耻，反复无常，时而结盟修好，时而背盟相攻，尔虞我诈，贪狠阴毒的丑恶面目，暴露出一切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动本质。如骄横固执、贪婪昏愦的智伯(赵策一)，阴险毒辣、工于心计的李园(楚策四)，褊狭嫉妒、心毒手狠的郑袖(楚策四)，贪婪愚蠢一误再误的楚怀王(楚策一)，昏庸残暴，身死国灭的宋康王(宋卫策)，拒谏饰非、滥施刑罚的齐闵王(齐策六)等，通过这些人，使后人认识古代统治阶级的昏乱腐败，骄奢*逸，引起人们对他们的强烈憎恶。

与鞭挞谴责昏君佞臣的同时，书中也歌颂赞扬了一批明主良后，忠臣贤士，如:勇于革新、倡导胡服骑射、具有雄才大略的赵武灵王(赵策二) ，关心邻政、重视人民、虚心纳谏、勇于改过的赵威后(齐策四、赵策四) ，深明大义、忠贞爱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触龙(赵策四)，胸怀大志、隐忍韬晦、足智多谋、具有远见卓识的冯谖(齐策四)，自尊自信，备言要道、不慕权势，归真返朴的颜斶（齐策四)，明察弊端、竭忠尽智、冒险进言、循循善诱的范睢(秦策三) ，感情真挚、语言恳切、忠于社稷、尊贤爱才的莫敖子华(楚策一)，“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的鲁仲连(赵策三)，机智沉着、冷静老练、辩词锋利、理直气壮的虞卿（赵策三）以及热爱国家勇敢机智的颜率(东周策)，沉着冷静、深谋远虑的司马错(秦策一)，冷静明智、不为表象迷惑的邹忌(齐策一)不畏强暴为国冒险的唐且(魏策四)，重然诺轻生死以报知遇之恩的荆轲、聂政(燕策三、韩策二)等等，作者赞颂了他们的优秀品德，对他们的作为、经历或遭遇，倾注了满腔褒扬之情。

作者更以浓笔重采刻画了一批以游说为生极尽纵横捭阖之术的策士形象，如朝秦暮楚、能言善辩、为猎取功名利禄不惜一切手段的苏秦(秦策一)、危言耸听、言而无信、翻云覆雨、欺诈狡猾的张仪(楚策一、秦策一、二等)，虚伪奸诈、强词夺理、巧舌如簧、色厉内荏的楼缓(赵策三)，屈从于暴力主张尊秦为帝的辛垣衍(赵策三)等。书中重点写他们的论辩术或诡辩术，以显示他们的舌辩能力和过人的口才，突出他们的“奇策异智”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和社会效果。

《战国策》除记叙了大量历史人物的活动外，还重点记述了一些历史事件，如田单攻狄，荆轲刺秦王，燕昭王复国求贤，赵韩魏三家灭智伯等。这些人物和事件，成为后代史书如《史记》、《资治通鉴》转述的根据，有些段落几乎是原文照录，可见此书对后世影响之大及在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但是，从后世史学家要求的史书应“文直”、“事核”、“实录”(班固语)等标准看，《战国策》至少有以下不足：(一)所记历史事件多无年代，时间交代不清楚；(二)每章所记多系事件片断，不能给人以系统的完整的印象；(三)文字不够朴实严谨而采用夸饰铺张的成分太多，易为人疑为“虚拟”过多而失去历史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四)个别历史人物或事件记述不准确：如张仪死于公元前310年，苏秦死于乐毅率五国之师攻齐时，为前284年。张仪早死26年。但在《楚策一》中张仪说楚王连横时有以下说辞:“凡天下所信约从亲坚者苏秦，封为武安君而相燕，即阴与燕王谋破齐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齐，齐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觉，齐王大怒，车裂苏秦于市。”此事张仪决不会知道。此段文辞显系后人假设。此类情况，便削弱了该书的历史价值。

然而，从艺术鉴赏角度来分析，《战国策》却有高于史学意义的文学价值在。

首先，它塑造了一系列生动具体的历史人物的鲜明形象，这包括君王、后妃、将相、谋臣、策士、刺客、平民、隐者、小吏等等，除前述诸人外，著名的还有知己知彼的白起(中山策)，忠直蒙冤的乐毅(燕策一、二)，善用比喻的庄辛(楚策四)，用寓言说理的陈轸(齐策二)，怀才不遇的汗明(楚策四)，老练多智的张孟谈(赵策一)，辨贤不愚的燕惠王(燕策二)，善于纳谏的齐威王(齐策一)以及各具特点的“战国四公子”等，这些人物，既不是抽象化概念化的历史符号，也不是脸谱化的阶级模特儿，而多是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有着复杂性格和丰富感情的历史人物形象。

其次，在记叙、描写、塑造、刻画这些历史人物时，作者有意识地采用了文学创作中普遍应用的常见的一些典型化原则和传统的艺术手法。诸如：

把人物放到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去表现性格，如围绕荆轲刺秦王，鞠武的老谋深算，太子丹的心急浮躁，田光的重义轻生，樊于期的慷慨献首，秦武阳的怯弱失态，秦王的贪婪惊俱、荆轲的勇毅镇定从容死节等，都表现得非常充分，给读者留下深刻而鲜明的印象。这就是“把人物放在风口浪尖上加以考验的”用人法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由于情况紧迫、矛盾尖锐、斗争激烈，甚至关乎生死存亡。当事人必须表态，“亮相”，人的观点态度不容隐匿,故而性格就表现得鲜明充分。又如《虞卿阻割六城与秦》是在秦将白起坑杀赵降卒40万人之后又提出了非分要求时发生的，虞卿据实依理驳斥了秦客楼缓的饰说诡辩而维护了赵国利益；《鲁仲连义不帝秦》也是在秦兵压境的危急情况下，大义凛然，仗义执言，驳斥了辛垣衍的谬沦，破释了他的疑虑，维护了赵国尊严，并坚辞平原君的厚谢，从而赢得了“千古一士”的美称。

让人物用自己的言行去表现性格，是我国小说创作的传统手法，本书中亦不少见。为表现策士谋臣们的才华和韬略，长篇议论、大段对话，在本书中俯拾即是，构成这部散文集的基调或主体，不少段与表现人物性格有关，反映他们思维的严密，推理的周详、说话的条理、雄辩的才能。其方式，或铺张扬厉，危言耸听；或居高临下、咄咄逼人；或诚挚恳切、循循善诱；或合情顺理、委婉动听……是一部舌战口角的资料书，是一部洋洋大观的“演讲录”。有些段落，作者还写出了对话人的生动口吻，如“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 “辛垣衍怏然不悦曰:‘嘻，亦太甚矣’”(赵策三)用不同的虚词表现“怒”和“不悦”的不同情态。“张仪说楚王连横”时，口口声声表白:“窃以为大王之计过矣”，“臣窃为大王危之”，“是故愿大王熟计之也”，极力作出替楚王着想的姿态，表现这个巧言令色的阴谋家的险恶用心和虚伪面孔。写动作的段落也给人留有深刻印象，如荆轲私见樊于期想用他的脑袋以换取秦王信任时，先帮他“忆苦思仇”，引起“樊将军仰天太息流涕”，表现那刻骨铭心的不共戴天之仇带给他的痛不欲生之感，“樊于期乃前”急于想听到报仇雪恨的方法，“樊于期偏袒扼腕而进”，写他激昂的心情和果断的决心。一系列的动作描写，把这个慷慨献身的复仇英雄表达得淋漓尽致，再加上他们双方那富有个性的对话语言，使人如睹其面、如闻其声，是一幕悲壮的戏剧性场面。

《战国策》中大量运用多种描写手段，如外貌描写：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滕履峤，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愧色。”(秦策一)一副穷书生失意时的狼狈样；“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齐策一）一个标准的美男子形象。情态描写:“太后盛气而揖之……太后之色少解……太后笑曰……”(赵策四)表情‘由阴转晴” 的变化反映思想的转变，赞颂触龙言辞的成功。《唐且不辱使命》中，“秦王怫然怒”，盛气凌人，要摆君王的臭架子恐吓对方；由于唐且‘挺剑而起”，“秦王色挠”，面对不怕死的勇士，他成了斗败的公鸡，“长跪而谢之”，甘拜下风了。表情的变化反映了人物由骄横跋扈到怯懦怕死的心态。心理描写，突出的如邹忌听到别人赞扬他长相美貌后的冷静反思。细节描写，如孟尝君对“无好”、“无能”，而“愿寄食门下”的冯谖，“笑而受之”，这一“笑”的深刻含义。又如触龙见盛怒下等待接见他的赵太后时，“入而徐趋”，这一形容词与动词的巧妙结合，准确而形象，多么切合老人的心理和身份。

为突出主要人物形象，书中还多处使用铺垫、烘托、对比等手法。如为了赞颂冯谖的远见和才干，先写他自报的“无好”、“无能”，且一次次弹铗而歌，似乎真是“贪而不知足”混饭吃的无赖，在“左右皆恶之”的情况下，孟尝君独能经受住“考验”，宽容地满足他的一切要求，这便为他以后报效孟尝君作了铺垫。这是欲扬先抑法。郑袖嫉恨谗害魏美人，却先表现出比楚王更爱魏美人，以取得楚王信任，为后进谗言作铺垫，则是欲抑先扬法。苏秦说秦王不行，盘川花尽，衣帽不整，蓬首垢面，落魄归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多么冷落凄惶。后说赵成功，受相印，“黄金万镒为用，转毂连骑，炫横于道……伏轼撙衔，横历天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侧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这前后情况明显不同，固然是鲜明强烈的对比，如实表现了古今一样的人情世态。后者同时也烘托出一种热烈气氛，使人似乎看到在车马炫赫仆从丽都的队列中，高踞马上的苏秦那踌躇满志、春风得意的傲慢神态。荆轲刺秦王，易水送别的场面，白衣白帽，击筑和歌，“士皆垂泪涕泣”、“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用记实和夸张手法，多角度多侧面地描绘场景的悲壮，凄怆，渲染出一种凛冽的气氛、烘托荆轲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高大形象。至秦廷，“秦武阳色变振恐”，与荆轲的镇定自若，是对比，更是反衬。荆轲逐秦王，“秦王方还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荆轲负伤，被八创，“倚柱而笑，箕踞以骂”，也是对比。秦王畏惧狠狈，壮士蔑视暴君，表现两个人在意外情况发生时不同的承受能力，其根源在于不同的生死观念，两人间品德形象的高下立判。

《战国策》这些描绘人物的方法，为《史记》等优秀史籍所继承和发展，成为以人物为中心的记传体史书的精髓。但“前四史”以后的所谓“正史”，人物传往往写得枯燥乏味，概念化、家谱式，难给人以深刻鲜明的印象，就是因为缺少了这些文学手法。

《战国策》在记事记人时还运用了其它多种修辞格式和艺术手法，词藻丰富华丽，句式流利酣畅，后人说它“繁辞瑰辩，烂然盈目”“辩丽横肆，亦文辞之最”。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上)》中说:。战国者纵横之世也。纵横之学……、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这些特点突出表现在那些论辩辞中，如《苏秦以连横说秦王》(秦策一)、《范睢说秦王》(秦策三)《张仪说楚王连横》(楚策一)、《莫敖子华论社稷之臣》(楚策一) 《虞卿阻割六城与秦》(赵策三)、《鲁仲连义不帝秦)(赵策三) 等篇，其论辩观点鲜明，论据充分，推理严密，驳难方法丰富多采，其语句铺张扬厉、雄辩恣肆，刚健雄浑，气势磅礴，如楚策四“庄辛谏楚襄王”一篇，庄辛用蜻蛉、黄雀、黄鹄、蔡圣侯等处境作臂喻，步步说到楚襄王，“不以天下国家为事”的危险，使得“襄王闻之，颜色变作，身体战栗”，马上改弦更张，励精图治。篇幅不长，却大量应用了博喻、拟人、对偶、排比、层递、引用、摹状、对比、夸张、反问、示现、互文、警策等多种修辞格式，句式整齐，节奏和谐，语言清新婉丽，辞采斐然，成为后代辞赋体如《七发》一类文字的先驱。

《战国策》的句子多简短有力，这固然与古代汉语中单音节词汇居多数的情况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内容和表达的需要。试以“荆轲刺秦王”中的一段为例：

“轲既取图，奉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绝袖；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 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还柱而走。群臣惊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

本段中五字以下句约占五分之四，读来节奏紧凑，能传达出一种紧张危急的气氛，与当时的激烈搏击场面、情态相应合，如果换用长句子，则显得拖杳松散，难产生此种效果。

《战国策》中还大量运用寓言或故事进行说理或论辩，使观点鲜明、具体，深入浅出，易于被人接受。如用“骥服盐车”的故事表达怀才不遇的悲愤和痛苦，用“画蛇添足”的寓言说明昭阳伐齐的危害，用“南辕北辙”的常识说明目的与措施的矛盾，用“鹬蚌相争” 的现象说明同室操戈的危险。它如“狐假虎威”“狡兔三窟”、 “土偶木梗”、’“亡羊补牢”、 “不死之药”、“孽雁疮陨”等成语或寓言故事均源自此书，都蕴蓄着丰富的含义，均能给人以联想和启迪。

《战国策》中不少篇章结构完整，情节曲折、故事性强，直可作小说读。如《郑袖谗魏美人》一则，全文仅200字，把楚王的昏庸残暴、美人的单纯、轻信，特别是郑袖的毒辣明险，表现得十分充分，故事情节起伏曲折，结构紧凑完整，语言精炼流畅，有叙述、有描写、有对话，还运用了比喻、衬托等修辞方式，且场面多次转换，人物关系有戏剧性。实在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文学作品。

总之，《战国策》是一部文学价值很高的古代历史散文集，它对后世的史学家、文学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而受到历代大家的推崇与效法。

不好找啊，我只找到这些，你好好看看，对你也许有些帮助的。

表，是用表的形式表达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况的史表。

中国史书，体裁繁富。《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有《尚书》和《春秋》两类，都属于不同体裁的史书。《礼》类记典制，《诗》包含了不少的史诗，也都具有史书性质。《隋书·经籍志》除《书》、《春秋》等列于经部外，专有史部书的著录，共十三类。这十三类史书，各有其在体裁上的特点。刘知几的《史通》，以编年、纪传二体为正史，把偏纪、小录等十类史书列为“杂述”，共十二类，即十二种体裁。清修《四库全书》，定史部为十五类，比《隋书·经籍志》的类别更多一些。这些分类的方法不一定都很恰当，但反映了中国史书体裁之多。当然，这些分类都与内容有关，但也结合着体裁上的特点。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是史书体裁中最主要的三种形式。具体到一部史书，往往是以某种体裁为主，同时也采用别种体裁作为补充的形式。象《春秋》那样单纯的编年体，是很少见的。这种在史书体裁上的综合运用，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长期的传统，不过作者不一定意识到这一点。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史书都属于一种单纯的体裁，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我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一般认为是一部记言的书。从书的基本内容说，是这样的。但从全书内容来看，《尚书》就已经是一部多体裁的书。书中，如《金滕》、《顾命》，都是纪事本末体，《禹贡》是地志，《尧典》则近于本纪。《国语》的情形也是这样，既记言，又记事，还记一事的始末及历史发展的趋势。《尚书》、《国语》都是后人编集而成，把多种体裁的记载汇集在一起，就出现了多体裁的形式，但这并不是编集者要运用什么体裁，还说不上是多体裁的综合运用。

作者： 凤莫忆 2005-8-31 09:11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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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复：史书体裁

编年体史书，《春秋》只记年月日和事目，记载很简单。后来，《左传》出来了，记事又记言，有时还追溯一事之由起和事态发展的结果。这是编年体史籍本身发展出现的新形式，也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别种体裁的结果。编年体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无年月可考的事，即使是很重要的事，也无法写在书内。《左传》使用了纪事本末的办法，对此有所突破，而所受限制仍然很大。《前汉纪》、《后汉纪》用类举记事的办法，把典章制度和一些人的传记都写了进去。《资治通鉴》又在前人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形式，记载的内容大为恢廓。

纪传体的本身，就是一种综合体。司马迁写《史记》，就是这样作的。《汉书·司马迁传·赞》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史事以为之《传》，又撰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这里说的是《史记》吸收了前人所著史书的内容，实际上它也吸收了前人所著史书的各种体裁，而形成本纪、列传、世家、书、表综合的形式。本纪，基本上是编年体，也有关于帝王本人的事迹。列传，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传记。世家，是诸侯和贵族的历史。书是关于典章制度和有关社会文化生活各方面的历史。表，是用表的形式表达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况的史表。《史记》把多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互相配合的整体，能从多方面反映社会生活，构成一个时代的全史，并且容量很大，有很大的伸缩性。这是纪传体在二千年中被长期沿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历代史家赞扬《史记》的体裁，评论有详有略，侧重或有不同，中心实在于此。范晔、刘知几、章学诚都强调它能够包括丰富内容，囊括历代史事。如刘知几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纲，传以委曲细事，表以序其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赵翼则认为由于《史记》的体例堪称“全史”，因而成为史家的极则。他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梁启超则认为《史记》各体互相补充，包罗丰富，很有伸缩性。他说，“《史记》在体裁上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充而各尽其用。”又说：“纪传体的体裁，合各部在一起，记载平均，包罗万象。表以收复杂事项，志以述制度风俗，本纪以纪大事，列传以传人物，伸缩自如，实在可供人们研究。”他们所共同强调的《史记》具有综合众体、容量广阔的突出优点，在今天仍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这个问题在文学界也有人提出来。茅盾同志的《梦回琐记》，说：“我有一个简单的想法，按正史的体裁编一部中国文学史。……本纪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大纲而已，读者要知其详，要读列传和书志。”“文学史如此，美术史、音乐史似乎也可以取同样的办法”。茅盾提出要从《史记》的综合体裁中吸取营养，撰写新的纪传体文学史的设想很有见地。

作者： 凤莫忆 2005-8-31 09:1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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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复：史书体裁

新综合体裁的探索

《史记》在编撰方法上囊括全局的优点，对于史学的演进影响极大，不仅后世修史竟相仿效，绵延不绝，而且吸引着一些有识史家在它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尝试。十七世纪以后，出现了一种探索新综合体的趋势。先有清初马骕撰《绎史》创造了新的综合体制。至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评论家章学诚深入地辨析体例，提出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主张，并在修撰方志上作出尝试。本世纪初，具有近代色彩的史学家章炳麟、粱启超分别提出了编撰《中国通史》的设想。马、章、章、梁具体做法虽有不同，但都是朝着同一的方向努力。他们都试图突破原有体裁的限制，创造出一种更能显示出历史演进大势，更能广泛反映社会史丰富内容的新体裁。他们不断探索的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史学发展的要求。

清初的马是近三百年探索新综合体的第一人。他的史学成就在当时就受到重视。顾炎武对他尤为推服。他在青年时期，曾将《左传》改编为纪事本末体，成《左传事纬》一书，至今仍为研究者所重视。此书除正文外，还有附录八卷，内容包括“图表”、“览左随笔”、“名氏谱”等，补充正文叙事的不足。这种做法，已经包含着吸取多种体裁的优点以补充单一体裁所不足的意图。

作者： 凤莫忆 2005-8-31 09:1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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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回复：史书体裁

《绎史》一书创造了新的综合体制。此书是马一生精力所萃，共计一百六十卷，分为五部：一为“太古部”，二为“三代部，三为“春秋部”，四为“战国部”，计一百五十卷，是全书的主要部分，或按事件始末立篇，如“夏禹受禅”、“商汤灭夏”等；或按人物及其学说立篇，如“老子道教”、“孔子类记”等。”最后是“外录”，十卷，补充前面四部记载的不足。冠于全书之首的还有世系图、地图和年表，用来与正文互相配合。总之，马骕是将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学案体、典制体等，熔炼成为综合的体裁。马骕自述其著述主旨说：“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了然具焉。”他为自己确定的要求，是既重记事，又重记人。显然，倘若只是简单地采用传统史学三种主要体栽中的哪一种，都是无法容纳这样广泛的内容的。《绎史》的出现可说是体裁上的突破。清初著名学人李清为《绎史》作序，盛赞它具有“体制之别创”、“谱牒之咸具”等特点，又说“自读《绎史》，然后知天地之大，识宇宙之全”。话说得有些过头，但他特别推崇《绎史》体制别创和内容丰富，则是颇有见地的。

章学诚著《文史通义》，以发展的眼光，深入地辨析史书体例的得失，提出了改革史书编撰的方向。

章学诚认为，纪传体本是三代以后之良法，司马迁发凡起例，具有远见卓识，纪表书传互相配合，是以“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具有很大的包容量。加上司马迁对体例的运用能够灵活变通，“体圆用神”，不愧是撰述的典范。《汉书》、《三国志》也都是“各有心裁家学”的上乘之作。降而《晋书》、《隋书》、《新唐书》等，“虽不出于一手，人并效其能”，所以能修成有价值的史书。后来的修史者墨守成规，不知根据需要变通，结果史才、史识、史学都反过来成为史例的奴隶，“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纪传体之最敝者，如宋元之史，人杂体猥，不可究法，或一事而数见，或一人而两传，人至千名，卷盈数百”。这些论述分别见于《史学别录例议》和《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二文中，相当中肯地总结了中国一千多年历史编撰的一些重要经验教训，贯串着历史分析的眼光，强调史家的才识，强调灵活运用。他还认为，纪传体本身在反映史事上的缺陷，是难以反映史事演进的大势。“夫史以记事者也；纪传、编年，区分类例，皆期于事有当而已。……盖史至纪传而义例愈精，文章愈实”而于事之宗要愈难追求，观者久已患之。”又说：“纪传之书，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这都是讲纪传体不利于反映历史发展主线的缺点。

作者： 凤莫忆 2005-8-31 09:1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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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回复：史书体裁

章学诚认为，纪传体的这一缺陷，正好从纪事本末得到弥补。他说：“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漏。”“夫史为记事之文，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或溢也”。这里强调史实本身千变万化，史书要与之适应，就必须采用纪事本末体的办法，“按事立篇”，“不为常格”，“起讫自如”。

根据上述对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利弊的分析，章学诚明确提出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作为改革史书编撰的方向。他说：

神奇可化臭腐，臭腐亦复化为神奇。纪事本末本无深意，而因事命篇，不为成法，则引而伸之，扩而充之，遂觉体圆用神，《尚书》之神圣制作，数千年来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岂非穷变通久自有其会，纪传流弊至于极尽，而天诱仆衷，为从此千百年后史学开蚕丛乎！今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发凡起例……

作者： 凤莫忆 2005-8-31 09:1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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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回复：史书体裁

章学诚主张的实际内容，就是吸取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二者之所长，形成一种新的综合体裁。他认为这是为史书的编撰解决了大难题，开辟了新途径。如何实现“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原则，他有过两种设想。一种办法是采用“纪”、“传”、“图”、“表”四体配合。即保留纪传体原有的“纪”、“表”；去掉“书志”名称，设立包含多种类型内容的“传”，并增加“图”。另一办法是设置“别录”，在全书前面标列出一个时代最主要的事件，在每一事件之下将书中有关的篇名注明，以此起到提纲挚领的作用。总的意图，则都是要保留纪传体各体配合的特点，补充纪事本末体更能显示历史大势的长处。这与《绎史》的编撰意图是相符合的。

章炳麟、梁启超二人生活的时代距我们更近，他们的史学思想有近代色彩，并且两人还曾通信讨论修撰《中国通史》的体例，他们探索新综合体的尝试更值得注意。

章炳麟于一九○○年写作《中国通史略例》，明确地采用章学诚的主张，吸收了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而对纪传体加以改造。一九○二年，他又写信给梁启超、吴君遂等，重申其见解。这说明：《略例》中提出的设想，不是一时兴之所至，而是他长时间探索后形成的相当固定的看法。《略例》中所列中国通史目录，有表、典、记、考纪、别录五种表述形式。

作者： 凤莫忆 2005-8-31 09:1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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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回复：史书体裁

章炳麟的历史观比封建时代的史家进步得多。他申明，修撰《中国通史》的目的，一是为了“扬榷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厉士气，令人观感”。这反映出他当时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同时，也反映出他接受了日本、西方资产阶级进化史观的影响。他所设想的体制，是吸收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而对纪传体加以改造。目录中的“典”是用以记典章制度，来源于“书志”。“考纪”和“别录”都是记人，来源于“本纪’和“列传”。“表”用以列举次要的人物和纷繁的材料，其来源于纪传体甚明。十篇“记”，是吸取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设立的。尽管五种体裁中以何为纲没有解决，但总的来说，章炳麟的设想较章学诚前进了一步。

梁启超于一九○一至一九○二年也酝酿写《中国通史》。到一九一八年，他在致陈叔通信中概述他订定的《中国通史》体例。要设立“载记”、“年表”、“志略”、“传志”（又称“列传”）四项。现见于《饮冰室文集》中有关《中国通史》的部分作品，都写于1920年，计有《春秋载记》和《战国载记》、《春秋年表》和《战国年表》、《志语言文字》和《志三代宗教礼学》，正与此信件中所说四项体例相符。他还有一篇《原拟中国通史目录》，共列有朝代篇、民族篇、地理篇等三十一个篇名，但包括不了“载记”、“年表”、“志”的体例，可见这份“目录”是他更早时候所拟而后来放弃了的。

作者： 凤莫忆 2005-8-31 09:1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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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回复：史书体裁

梁启超的“载记”、“年表”、“志”、“列传”四体与章炳麟的五种表述形式有许多相通之处。“载记”的作用是叙述一个时期的主要事件和历史大势。从《春秋载记》和《战国载记》可见，这是吸收了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并加以发展。“载记”是作为大纲，再用“年表”、“志略”和“列传”相辅而行。梁启超认为纪传体史书是帝王家谱，又说“愈晚出之史，卷峡愈增，而芜累亦愈甚也。”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对纪传体的长处也有中肯的评论，如说：“纪传体的长处，在内容丰富，社会各部分情状，皆可纳入。”他设想的《中国通史》体例，其核心内容，就是既吸取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又发挥纪传体各体配合、包罗丰富、伸缩自如的长处，而形成新的综合体裁。尽管梁启超远未实现自己的设想，但他的做法和认识却对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战国策》是我国战国时代一部资料汇编，由当时各国史官或策士们所辑录，由西汉末期的学者刘向(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整理编订而成。据刘向《战国策续录》说，他奉汉成帝之命整理皇家藏书，发现一批战国资料，“书中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修书》”。他认为“战国时游土，辅所用之国，为立策谋，宜为《战国策》。”可见书名是刘向定的。此前有各种名称，体例亦不统一，肯定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近人罗根泽有“《战国策》作于蒯通”一说)经过刘向“以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为三十三卷，十二个国别。今天看到的是：齐策6卷，秦策5卷，楚策、赵策、魏策各4卷，韩策、燕策各3卷，东周策、西周策、中山策各1卷，宋策、卫策合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汇校汇注本(1978年)分为497章。记载内容起自周贞定王(姬介)十七年(公元前452年)，终于秦始皇（嬴政）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前后近204年间事。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墓中，发现帛书27章共约11万余字，不少内容与《战国策》相同，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二者可互为参证，具有重要勘误价值。

《战国策》产生的背景及反映的时代，据刘向《叙录》说：“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尽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在这种混乱情况下，“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于是产生了苏秦，张仪一类摇唇鼓舌之人，“生从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苏秦为纵，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占有了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为了推行他们的主张，宣传他们的观点，以博取功名利禄，这一大类人是在“战国之时，君德浅薄，内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以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在历史上起了一定作用。而他们的言论，“亦可喜，皆可观”。

历代典籍汇编把《战国策》归入历史散文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此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国时期诸侯纷争、兵连祸结、百姓流离、生民涂炭的社会现实。在不少篇中，揭露了统治者的荒*无耻，反复无常，时而结盟修好，时而背盟相攻，尔虞我诈，贪狠阴毒的丑恶面目，暴露出一切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动本质。如骄横固执、贪婪昏愦的智伯(赵策一)，阴险毒辣、工于心计的李园(楚策四)，褊狭嫉妒、心毒手狠的郑袖(楚策四)，贪婪愚蠢一误再误的楚怀王(楚策一)，昏庸残暴，身死国灭的宋康王(宋卫策)，拒谏饰非、滥施刑罚的齐闵王(齐策六)等，通过这些人，使后人认识古代统治阶级的昏乱腐败，骄奢*逸，引起人们对他们的强烈憎恶。

与鞭挞谴责昏君佞臣的同时，书中也歌颂赞扬了一批明主良后，忠臣贤士，如:勇于革新、倡导胡服骑射、具有雄才大略的赵武灵王(赵策二) ，关心邻政、重视人民、虚心纳谏、勇于改过的赵威后(齐策四、赵策四) ，深明大义、忠贞爱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触龙(赵策四)，胸怀大志、隐忍韬晦、足智多谋、具有远见卓识的冯谖(齐策四)，自尊自信，备言要道、不慕权势，归真返朴的颜斶（齐策四)，明察弊端、竭忠尽智、冒险进言、循循善诱的范睢(秦策三) ，感情真挚、语言恳切、忠于社稷、尊贤爱才的莫敖子华(楚策一)，“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的鲁仲连(赵策三)，机智沉着、冷静老练、辩词锋利、理直气壮的虞卿（赵策三）以及热爱国家勇敢机智的颜率(东周策)，沉着冷静、深谋远虑的司马错(秦策一)，冷静明智、不为表象迷惑的邹忌(齐策一)不畏强暴为国冒险的唐且(魏策四)，重然诺轻生死以报知遇之恩的荆轲、聂政(燕策三、韩策二)等等，作者赞颂了他们的优秀品德，对他们的作为、经历或遭遇，倾注了满腔褒扬之情。

作者更以浓笔重采刻画了一批以游说为生极尽纵横捭阖之术的策士形象，如朝秦暮楚、能言善辩、为猎取功名利禄不惜一切手段的苏秦(秦策一)、危言耸听、言而无信、翻云覆雨、欺诈狡猾的张仪(楚策一、秦策一、二等)，虚伪奸诈、强词夺理、巧舌如簧、色厉内荏的楼缓(赵策三)，屈从于暴力主张尊秦为帝的辛垣衍(赵策三)等。书中重点写他们的论辩术或诡辩术，以显示他们的舌辩能力和过人的口才，突出他们的“奇策异智”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和社会效果。

《战国策》除记叙了大量历史人物的活动外，还重点记述了一些历史事件，如田单攻狄，荆轲刺秦王，燕昭王复国求贤，赵韩魏三家灭智伯等。这些人物和事件，成为后代史书如《史记》、《资治通鉴》转述的根据，有些段落几乎是原文照录，可见此书对后世影响之大及在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但是，从后世史学家要求的史书应“文直”、“事核”、“实录”(班固语)等标准看，《战国策》至少有以下不足：(一)所记历史事件多无年代，时间交代不清楚；(二)每章所记多系事件片断，不能给人以系统的完整的印象；(三)文字不够朴实严谨而采用夸饰铺张的成分太多，易为人疑为“虚拟”过多而失去历史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四)个别历史人物或事件记述不准确：如张仪死于公元前310年，苏秦死于乐毅率五国之师攻齐时，为前284年。张仪早死26年。但在《楚策一》中张仪说楚王连横时有以下说辞:“凡天下所信约从亲坚者苏秦，封为武安君而相燕，即阴与燕王谋破齐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齐，齐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觉，齐王大怒，车裂苏秦于市。”此事张仪决不会知道。此段文辞显系后人假设。此类情况，便削弱了该书的历史价值。

然而，从艺术鉴赏角度来分析，《战国策》却有高于史学意义的文学价值在。

首先，它塑造了一系列生动具体的历史人物的鲜明形象，这包括君王、后妃、将相、谋臣、策士、刺客、平民、隐者、小吏等等，除前述诸人外，著名的还有知己知彼的白起(中山策)，忠直蒙冤的乐毅(燕策一、二)，善用比喻的庄辛(楚策四)，用寓言说理的陈轸(齐策二)，怀才不遇的汗明(楚策四)，老练多智的张孟谈(赵策一)，辨贤不愚的燕惠王(燕策二)，善于纳谏的齐威王(齐策一)以及各具特点的“战国四公子”等，这些人物，既不是抽象化概念化的历史符号，也不是脸谱化的阶级模特儿，而多是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有着复杂性格和丰富感情的历史人物形象。

其次，在记叙、描写、塑造、刻画这些历史人物时，作者有意识地采用了文学创作中普遍应用的常见的一些典型化原则和传统的艺术手法。诸如：

把人物放到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去表现性格，如围绕荆轲刺秦王，鞠武的老谋深算，太子丹的心急浮躁，田光的重义轻生，樊于期的慷慨献首，秦武阳的怯弱失态，秦王的贪婪惊俱、荆轲的勇毅镇定从容死节等，都表现得非常充分，给读者留下深刻而鲜明的印象。这就是“把人物放在风口浪尖上加以考验的”用人法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由于情况紧迫、矛盾尖锐、斗争激烈，甚至关乎生死存亡。当事人必须表态，“亮相”，人的观点态度不容隐匿,故而性格就表现得鲜明充分。又如《虞卿阻割六城与秦》是在秦将白起坑杀赵降卒40万人之后又提出了非分要求时发生的，虞卿据实依理驳斥了秦客楼缓的饰说诡辩而维护了赵国利益；《鲁仲连义不帝秦》也是在秦兵压境的危急情况下，大义凛然，仗义执言，驳斥了辛垣衍的谬沦，破释了他的疑虑，维护了赵国尊严，并坚辞平原君的厚谢，从而赢得了“千古一士”的美称。

让人物用自己的言行去表现性格，是我国小说创作的传统手法，本书中亦不少见。为表现策士谋臣们的才华和韬略，长篇议论、大段对话，在本书中俯拾即是，构成这部散文集的基调或主体，不少段与表现人物性格有关，反映他们思维的严密，推理的周详、说话的条理、雄辩的才能。其方式，或铺张扬厉，危言耸听；或居高临下、咄咄逼人；或诚挚恳切、循循善诱；或合情顺理、委婉动听……是一部舌战口角的资料书，是一部洋洋大观的“演讲录”。有些段落，作者还写出了对话人的生动口吻，如“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 “辛垣衍怏然不悦曰:‘嘻，亦太甚矣’”(赵策三)用不同的虚词表现“怒”和“不悦”的不同情态。“张仪说楚王连横”时，口口声声表白:“窃以为大王之计过矣”，“臣窃为大王危之”，“是故愿大王熟计之也”，极力作出替楚王着想的姿态，表现这个巧言令色的阴谋家的险恶用心和虚伪面孔。写动作的段落也给人留有深刻印象，如荆轲私见樊于期想用他的脑袋以换取秦王信任时，先帮他“忆苦思仇”，引起“樊将军仰天太息流涕”，表现那刻骨铭心的不共戴天之仇带给他的痛不欲生之感，“樊于期乃前”急于想听到报仇雪恨的方法，“樊于期偏袒扼腕而进”，写他激昂的心情和果断的决心。一系列的动作描写，把这个慷慨献身的复仇英雄表达得淋漓尽致，再加上他们双方那富有个性的对话语言，使人如睹其面、如闻其声，是一幕悲壮的戏剧性场面。

《战国策》中大量运用多种描写手段，如外貌描写：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滕履峤，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愧色。”(秦策一)一副穷书生失意时的狼狈样；“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齐策一）一个标准的美男子形象。情态描写:“太后盛气而揖之……太后之色少解……太后笑曰……”(赵策四)表情‘由阴转晴” 的变化反映思想的转变，赞颂触龙言辞的成功。《唐且不辱使命》中，“秦王怫然怒”，盛气凌人，要摆君王的臭架子恐吓对方；由于唐且‘挺剑而起”，“秦王色挠”，面对不怕死的勇士，他成了斗败的公鸡，“长跪而谢之”，甘拜下风了。表情的变化反映了人物由骄横跋扈到怯懦怕死的心态。心理描写，突出的如邹忌听到别人赞扬他长相美貌后的冷静反思。细节描写，如孟尝君对“无好”、“无能”，而“愿寄食门下”的冯谖，“笑而受之”，这一“笑”的深刻含义。又如触龙见盛怒下等待接见他的赵太后时，“入而徐趋”，这一形容词与动词的巧妙结合，准确而形象，多么切合老人的心理和身份。

为突出主要人物形象，书中还多处使用铺垫、烘托、对比等手法。如为了赞颂冯谖的远见和才干，先写他自报的“无好”、“无能”，且一次次弹铗而歌，似乎真是“贪而不知足”混饭吃的无赖，在“左右皆恶之”的情况下，孟尝君独能经受住“考验”，宽容地满足他的一切要求，这便为他以后报效孟尝君作了铺垫。这是欲扬先抑法。郑袖嫉恨谗害魏美人，却先表现出比楚王更爱魏美人，以取得楚王信任，为后进谗言作铺垫，则是欲抑先扬法。苏秦说秦王不行，盘川花尽，衣帽不整，蓬首垢面，落魄归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多么冷落凄惶。后说赵成功，受相印，“黄金万镒为用，转毂连骑，炫横于道……伏轼撙衔，横历天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侧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这前后情况明显不同，固然是鲜明强烈的对比，如实表现了古今一样的人情世态。后者同时也烘托出一种热烈气氛，使人似乎看到在车马炫赫仆从丽都的队列中，高踞马上的苏秦那踌躇满志、春风得意的傲慢神态。荆轲刺秦王，易水送别的场面，白衣白帽，击筑和歌，“士皆垂泪涕泣”、“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用记实和夸张手法，多角度多侧面地描绘场景的悲壮，凄怆，渲染出一种凛冽的气氛、烘托荆轲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高大形象。至秦廷，“秦武阳色变振恐”，与荆轲的镇定自若，是对比，更是反衬。荆轲逐秦王，“秦王方还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荆轲负伤，被八创，“倚柱而笑，箕踞以骂”，也是对比。秦王畏惧狠狈，壮士蔑视暴君，表现两个人在意外情况发生时不同的承受能力，其根源在于不同的生死观念，两人间品德形象的高下立判。

《战国策》这些描绘人物的方法，为《史记》等优秀史籍所继承和发展，成为以人物为中心的记传体史书的精髓。但“前四史”以后的所谓“正史”，人物传往往写得枯燥乏味，概念化、家谱式，难给人以深刻鲜明的印象，就是因为缺少了这些文学手法。

《战国策》在记事记人时还运用了其它多种修辞格式和艺术手法，词藻丰富华丽，句式流利酣畅，后人说它“繁辞瑰辩，烂然盈目”“辩丽横肆，亦文辞之最”。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上)》中说:。战国者纵横之世也。纵横之学……、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这些特点突出表现在那些论辩辞中，如《苏秦以连横说秦王》(秦策一)、《范睢说秦王》(秦策三)《张仪说楚王连横》(楚策一)、《莫敖子华论社稷之臣》(楚策一) 《虞卿阻割六城与秦》(赵策三)、《鲁仲连义不帝秦)(赵策三) 等篇，其论辩观点鲜明，论据充分，推理严密，驳难方法丰富多采，其语句铺张扬厉、雄辩恣肆，刚健雄浑，气势磅礴，如楚策四“庄辛谏楚襄王”一篇，庄辛用蜻蛉、黄雀、黄鹄、蔡圣侯等处境作臂喻，步步说到楚襄王，“不以天下国家为事”的危险，使得“襄王闻之，颜色变作，身体战栗”，马上改弦更张，励精图治。篇幅不长，却大量应用了博喻、拟人、对偶、排比、层递、引用、摹状、对比、夸张、反问、示现、互文、警策等多种修辞格式，句式整齐，节奏和谐，语言清新婉丽，辞采斐然，成为后代辞赋体如《七发》一类文字的先驱。

《战国策》的句子多简短有力，这固然与古代汉语中单音节词汇居多数的情况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内容和表达的需要。试以“荆轲刺秦王”中的一段为例：

“轲既取图，奉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绝袖；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 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还柱而走。群臣惊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

本段中五字以下句约占五分之四，读来节奏紧凑，能传达出一种紧张危急的气氛，与当时的激烈搏击场面、情态相应合，如果换用长句子，则显得拖杳松散，难产生此种效果。

《战国策》中还大量运用寓言或故事进行说理或论辩，使观点鲜明、具体，深入浅出，易于被人接受。如用“骥服盐车”的故事表达怀才不遇的悲愤和痛苦，用“画蛇添足”的寓言说明昭阳伐齐的危害，用“南辕北辙”的常识说明目的与措施的矛盾，用“鹬蚌相争” 的现象说明同室操戈的危险。它如“狐假虎威”“狡兔三窟”、 “土偶木梗”、’“亡羊补牢”、 “不死之药”、“孽雁疮陨”等成语或寓言故事均源自此书，都蕴蓄着丰富的含义，均能给人以联想和启迪。

《战国策》中不少篇章结构完整，情节曲折、故事性强，直可作小说读。如《郑袖谗魏美人》一则，全文仅200字，把楚王的昏庸残暴、美人的单纯、轻信，特别是郑袖的毒辣明险，表现得十分充分，故事情节起伏曲折，结构紧凑完整，语言精炼流畅，有叙述、有描写、有对话，还运用了比喻、衬托等修辞方式，且场面多次转换，人物关系有戏剧性。实在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文学作品。

总之，《战国策》是一部文学价值很高的古代历史散文集，它对后世的史学家、文学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而受到历代大家的推崇与效法。

乐羊、乐毅、乐进、乐广、乐史等。

1、乐羊

乐羊，生卒年不详，魏国安邑（今山西夏县）人，乐毅先祖，战国时期魏国将领。乐羊初为魏相翟璜门客，后因大败中山国而成名。

魏文侯虽然奖赏乐羊的战功，将其封在灵寿，但却怀疑起乐羊的心地来 ，认为乐羊心地残忍，没有父子骨肉之情。

乐羊死后，安葬在灵寿，乐羊的后代子孙就在灵寿安家落户。

2、乐毅

乐毅（yuè yì），生卒年不详，子姓，乐氏，名毅，字永霸。中山灵寿人，战国后期杰出的军事家，魏将乐羊后裔，拜燕上将军，受封昌国君，辅佐燕昭王振兴燕国。

公元前284年，他统帅燕国等五国联军攻打齐国，连下70余城，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报了强齐伐燕之仇。后因受燕惠王猜忌，投奔赵国，被封于观津，号为望诸君。

3、乐进

乐进（？－218年），字文谦，阳平郡卫国（今河南清丰）人。东汉末年名将。

以胆识英烈而从曹操，南征北讨。从击袁绍于官渡，奋勇力战，斩袁绍部将淳于琼。又从击袁谭、袁尚于黎阳，斩其大将严敬。不久乐进别击黄巾、雍奴、管承，皆大破之。

从平荆州，留屯襄阳，进击关羽、苏飞等人，击退其众，南郡诸郡的山谷蛮夷都前往乐进处投降。后来，从曹操征孙权，假进节。曹操自合肥还，留下乐进与张辽、李典屯于合肥。

后来，以乐进数有军功，迁右将军。建安二十三年（218年）逝世，谥曰威侯。后世将其与张辽、于禁、张郃、徐晃并称为曹魏“五子良将”。

4、乐广

乐广（？－304年2月29日），字彦辅。南阳郡淯阳县（今河南南阳）人。西晋时期名士。

乐广出身寒门，早年即有重名，受卫瓘、王戎、裴楷等人欣赏，因而得入仕途。历任元城令、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侍中、河南尹等职。后任尚书左、右仆射，又代王戎为尚书令，被后人称为“乐令”。

太安二年（303年），成都王司马颖与长沙王司马乂互攻时，乐广因司马颖岳丈的身份而被司马乂怀疑，乐广虽极力澄清，但仍在次年因忧虑而去世。

乐广与王衍同为西晋清谈领袖，袁宏在《名士传》中以乐广等人为“中朝名士”。卫瓘曾称赞他“此人之水镜，见之莹然，若披云雾而睹青天也。”乐广亦善书法，有文集二卷，今已佚。

5、乐史

乐史（930－1007），字子正，北宋宜黄霍源村（今属江西）人。文学家、地理学家。曾在南唐时做过官，入宋后为平原主簿， 是隋唐开科举 以来抚州地区第一位进士。

仕宦60余年，先后任过著作郎、太常博士、水部员外郎及舒州、商州等地的地方官。

——乐姓

1 古文《三槐堂铭》的全文翻译

一、全文翻译如下：

上天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但为什么贤德的人不一定富贵，仁爱的人不一定长寿？难道上天不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但行善仁爱之人一定有好的后代。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是对的呢？我听申包胥曾经说过：“人为的因素可以改变天命，天命胜于人为因素。”世上议论天道的人，都不等上天的意愿完全表现出来就去责求，因此认为天是茫茫无知的。善良的人因此而懈怠，邪恶的人因此而放肆。盗跖可以长寿，孔子、颜回却遭受困厄，这都是上天还没有表现出来他的真实意愿的缘故。松柏生长在山林之中，起初被蓬蒿围困，遭牛羊践踏，但最终还是四季长青，经千年而不凋零，这就是上天赐予它的天性。关于对人的善恶报应，有的要一直到子孙后代才能表现出来，这也是上天确定已久的。我根据所见所闻来验证，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这是明白无疑的。

国家将要兴盛时，必定有世代积德的大臣，做了很大的好事而没有得到福报，但此后他的子孙却能够与遵循先王法度的太平君主，共享天下的福禄。已故的兵部侍郎晋国公王佑，显赫于后汉、后周之间，先后在太祖、太宗两朝任职，文武忠孝，天下的人都期盼他能出任宰相，然而王佑由于正直不阿，不为当世所容。他曾亲手在庭院里种植了三棵槐树，说：“我的后世子孙将来一定有位列三公者。”后来他的儿子魏国文正公（王旦），在真宗皇帝景德、祥符年间做了宰相，当时朝廷政治清明，天下太平，他享有福禄荣耀十八年。

现在如果把东西寄存在别人处，第二天就去取，可能得到，也可能得不到了。但晋国公自身修养德行，以求上天的福报，在几十年之后，得到了必然的回报。如同手持契约，亲手交接一样。我因此知道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

我没来得及见到魏国公（王旦），却见到了他的儿子懿敏公。他事奉仁宗皇帝时直言敢谏，出外带兵、入内侍从三十多年，这种爵位还不足以和他的德行相称。上天将再一次使王氏兴盛吗？为什么他的子孙有这么多的贤人呢？世上有的人把晋国公（王佑）与李栖筠（唐代贤相）相比，他们两人的雄才大略、正直气节，确实不相上下。而李栖筠的儿子李吉甫，孙子李德裕，享有的功名富贵和王氏也差不多，但忠恕仁厚，则不如魏公父子。由此可见，王氏的福份正旺盛不衰啊！懿敏公的儿子王巩，跟我交游，他崇尚道德而又善诗文，以此继承了他的家风，我因此把他记了下来。铭曰：

“啊，多么美好啊！魏公的家业，跟槐树一起萌兴。辛劳的培植，一定要经过一代才能长成。他辅佐真宗、天下太平，回乡探家，槐荫笼庭。我辈小人，一天从早到晚，只知窥察时机求取名利，哪有空闲修养自己的德行？只希望有意外的侥幸，不种植就能收获。如果没有君子，国家又怎能成为一个国家？京城的东面，是晋国公的住所，郁郁葱葱的三棵槐树，象征着王家的仁德。啊，多么美好啊！”

二、扩展知识：

1、作品简介：三槐堂，即三槐王氏的堂号。三槐王氏是当今王氏中最大的一支，闻名天下，枝繁叶茂，是太原王氏的一衍派。三槐堂是王氏子孙繁衍最大的支派，在《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王氏家谱目录中，冠以“三槐堂”堂号的家谱目录，占有堂号的王氏家谱总数的40%左右。

2、作者简介：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山人。是著名的文学家，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各方面都有很高造诣。他的书法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合称“宋四家”；善画竹木怪石，其画论，书论也有卓见。是北宋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散文与欧阳修齐名；诗歌与黄庭坚齐名；他的词气势磅礴，风格豪放，一改词的婉约，与南宋辛弃疾并称“苏辛”，共为豪放派词人。

3、作品赏析：

本文是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在湖州任上为学生王巩家中“三槐堂”提写的铭词。三槐堂，是北宋初年兵部侍郎王佑家的祠堂，因王佑手植三棵槐树于庭而得名。古代传说，三槐象征朝廷官吏中职位最高的三公。而王佑正是王巩的曾祖父。

文章主题在于歌颂王佑的品德和功业，分五段进行。第一二两段，从天命的有常立论，肯定了善善恶恶的因果报应，提出“仁者必有后”的观点，为全文的理论基础。第三四五层，记叙了王佑手植三槐的经过和期待，以及王佑子孙后代多有仁德贤能者的事实，说明王佑仁爱厚施、积善成德，因此才子孙多贤，福祚绵绵不绝，从而论证了观点，突出了主旨。

全文贯穿着天命有常、因果报应思想，崇尚仁厚忠恕的德行。认为“善恶之报，至于子孙”，显然带有惩创人心、引为鉴诫的良苦用心。文章叙议兼行，挥洒如意。文字简洁，自然流畅。

原文： 陋室铭 唐•刘禹锡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斯是陋室①，惟吾德馨②。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

谈笑有鸿儒③，往来无白丁④。可以调素琴⑤，阅金经⑥。

无丝竹之乱耳⑦，无案牍⑨之劳形。南阳⑩诸葛庐，西蜀子云〔11〕亭。

孔子云：“何陋之有？”〔12〕 注释： ①斯、是：均为指示代词斯，这。陋室：陈设简单而狭小的房屋。

②惟：同介词“以”，起强调作用。德馨，意指品行高洁。

馨，能散布到远方的香气。 ③鸿儒：这里泛指博学之士。

鸿，大儒，旧指读书人 ④白丁：未得功名的平民。这里借指没有什么学问之人。

⑤素琴：不加雕绘装饰的琴。 ⑥金经：即《金刚经》（《金刚般若经》或《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略称），唐代《金刚经》流传甚广。

⑦丝竹：弦乐、管乐，这里指的是奏乐的声音。此处泛指乐器。

乱耳，使听力紊乱。 ⑨案牍：官府人员日常处理的文件。

⑩南阳：地名，今湖北省襄阳县西。诸葛亮在出山之前，曾在南阳庐中隐居躬耕。

〔11〕子云：汉代的扬雄（前53—18）的字。他是西蜀（今四川省成都市）人，其住所称“扬子宅”，据传他在扬子宅中写成《太玄经》，故又称“草玄堂”。

文中子云亭即指其住所。川中尚有纪念他的子云山、子云城。

〔12〕何陋之有：之，表宾语提前。全句意为“有何陋”。

《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意思是：孔子想搬到九夷之地去住。有人说：“那地方非常简陋，怎么好住？”孔子说：“有君子去住，就不简陋了。”

〔13〕劳形：使身体劳累形，形体、身体。 译文： 山不一定要高，有了仙人居住就著名了。

水不一定要深，有了龙居住就灵异了。这虽是简陋的房子，只是我的品德美好（就不感到简陋了）。

青苔碧绿，长到台阶上，草色青葱，映入帘子中。与我谈笑的是博学的人，往来的没有不懂学问的人。

可以弹奏朴素的古琴，阅读珍贵的佛经。没有嘈杂的音乐扰乱两耳，没有官府公文劳累身心。

它好比南阳诸葛亮的茅庐，西蜀扬子云的玄亭。孔子说：“有什么简陋的呢？” 作者简介： 刘禹锡，字梦得，唐代文学家，词人，洛阳人。

毕生从政，曾官至监察御史，后贬官为多处刺史，虽其时其宦途不顺，然这段时间的经历，却为他后来的文字，打下了广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