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介绍姓氏的书有哪几本?除了百家姓以外！

栏目：资讯发布：2023-10-19浏览：1收藏

古代介绍姓氏的书有哪几本?除了百家姓以外！,第1张

我国古代谱牒姓氏之学发达，相关书籍相当多。唐林宝撰《元和姓纂》。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南宋著名史学家郑樵的《通志·氏族略》。还有《世本》、《族姓记》，《三辅决录》以及《百家谱》、《英贤传》、《姓源韵谱》、《姓苑》等等。宋末元初的硕儒王应麟 ,撰写了《姓氏急就篇》

我国古代谱牒姓氏之学发达，（"谱牒学"是一门专门研究家谱、族谱的学科。"家谱"是以表谱的形式记载家族世系繁衍和本族人员事迹的图书体裁。）相关书籍相当多。关于中国谱牒的产生过程，根据目前能见到的材料和研究状况，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小的阶段，即商代（公元前1500-1000年）的萌芽阶段与西周（公元前1000-800年）的形成阶段。商代已有一些简单的世系表，是家谱的雏型。较为完备、成熟的谱牒形成于西周。司马迁说的《谱牒》、《牒记》都是周以后的东西。到春秋时，谱牒相当盛行了，不过由于这种东西并非专门著作，小能强大雅之堂，传到今天的连一种也没有。

南宋著名史学家莆田人郑樵撰，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成书。《通志》为通史性的志书，共200卷，其中第一略《氏族略》为考辨、论述姓氏的专著，共收录姓氏2255个。

此外，郑樵还著有《氏族志》、《氏族源》及《氏族韵》等相关的姓氏学专著，是我国姓氏学研究中承前启后的著名学者。

《古今姓氏书辩正》40卷，邓名世撰，其子椿裒次之。此书搜集宋及宋以前历代姓氏文献，对当时所能见到的姓氏的起源、郡望、名人、流布作了或详或略的考证，为后人研究姓氏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堪称宋代姓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是我国古代姓氏谱牒学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邓名世因不满前人以及当时姓氏研究大多停留在记录姓氏的现状，而是以考证姓氏文献的真伪为己任，希望能清理以往姓氏研究的成果，在学术上有所创新。他从考辨以往姓氏书之误入手，以修撰一部古今姓氏全书为撰著宗旨，因此"长于辩论"成为此书的一大特点。《辩证》问世以后，颇为同时代学者所重，也对后世的姓氏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朱子语类》称赞邓名世"世学甚博，姓氏一部，考证甚详，盖不虚也"，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困学纪闻》等多引据邓著。清乾隆年间纂修《续通志》，其《氏族略》一篇更是多据《辩证》以补充之。在现存的姓氏谱牒文献中，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辩证》与《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鼎足而立，有着重要的地位。

《元和姓纂》是中国唐代谱牒姓氏之学的专著。原本10卷，今有10卷本、18卷本两种。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命林宝修撰，元和七年(812)成书。

谱牒在历史上曾经兴旺过一阵子，后来随着宗法式家族制度的瓦解而消亡了。东汉末年到魏晋之际（公元200-300年）世家大族式家族制度形成后，谱牒又再次盛行起来，不过从内容到形式都与西周春秋时的谱牒不同了。这时称之为“谱牒”的文献，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家传”，这是最初级的形式。一个家族之所以在一个地方兴旺发达起来，必有几个人对家族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或者做过朝廷要员，或者做过封疆大吏，他们的子孙就为他们立传，表彰他们的功绩，显示自己家族的身份。如：《荀氏家传》、《袁氏家传》（汝南）、《裴氏家传》（河东）、《褚氏家传》（阳翟）、《谢车骑家传》（陈郡）等。

谱牒的第二种形式是“家谱”，或叫单姓族谱，每姓每族一本。家传是传而不是谱，只能记载家族名人事迹，不能把所有族人都记上去，光有家传还是无法搞清家族所有人的血缘关系的，于是有人以家传为基础，以家族的世系为脉络，把包括名人和非名人的所有族众贯串起来，注明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这就是家谱了。如：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到的：《崔氏谱》（博陵）、《郭氏谱》（太原）、《陈氏谱》（颁川）、《稽氏谱》（谯郡）、《阮氏谱》（陈留）、《王氏谱》（太原）；《世说新语》注中引到的：《王氏世家》（琅琊）、《袁氏世纪》（汝南）、《王氏家谱》（东海）、《荀氏谱》（颍川）、《谢氏谱》（陈郡）、《羊氏谱》（泰山）、《顾氏谱》（吴郡）、《陆氏谱》（吴郡）等等，都是这样的家谱。

谱牒的第三种形式，也是最高最典型的形式是“簿状谱牒”，后来又叫作《百家谱》、《东南谱》、《十八州谱》、《天下望族谱》、某郡望族谱等等。家传、家谱都是私家撰述，不具法律效力，必须有一种得到朝廷认可的官撰的谱牒，才能据以确定谁是士族，谁是庶族．才能据以选官、论人和通婚。官修的谱牒不是某一姓的家谱，而是全国或某一郡所有士族家谱的汇编或选编，所以叫作“百家谱”（百指约数）等等。在这种官撰的谱牒中，把天下所有士族的姓氏、郡望都列进去，每姓士族又都详细列其成员的名字、官位及血缘关系，这就是簿状谱牒。所谓“考之簿世然后授任”（《太平御览》卷二一四引《晋阳秋》），“有司选举必稽谱籍”（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指这种官修的谱牒。官修谱牒不仅同士族的仕途性命攸关，而且是一项十分繁杂的工作，要对所有自认为是士族，并将其家谱上之于官的家族进行甄别、认定，还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修订与重撰，所以朝廷设立专门的常设机构图谱局主持撰修工作，置郎和令史等官来执掌（《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载沈约语），并汲收对谱牒有研究的学者参与其事。

东晋南北朝时门阀士族制度充分发展，士族、非士族要根据谱牒来确认，人们入仕做官要根据谱牒来认定门阀的高卑，所以谱牒之学就成了一种专门学问，有专门的人从事研究。天下那么大，士族那么多，它们之间的关系又那么复杂，每个家族的历史，近的兴起于魏晋之际，远的则要追溯到东汉中叶，少说也有几百年，要搞清楚他们内部和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如：血缘关系、名讳、官位、姻亲等等），确非易事。再加上许多新起的士族要求列名谱牒，而许多庶姓大族还采取冒名顶替、伪造家世等手段企图挤进谱牒，这就进一步增加了谱牒修撰的艰巨性。东晋初年苏峻之乱，把原来的谱牒焚毁了，后来重修，称为“晋籍”，其分量之大竞有东西两库（《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这样繁杂的工作，没有专门学问，不作专门研究，的确是不行的。所以从西晋以后，到南北朝时，毕生研究谱牒的不乏其人，有的祖孙几代从事谱牒研究，从而出现许多著名的谱学家。

西晋（公元250-300年）的著名谱学家是挚虞。挚氏为京兆大族，虞父模曾任曹魏太仆卿。挚虞才学通博，著述不倦，认为汉末以来天下丧乱，许多世家大族，虽子孙已不能明其祖先的事迹，辨其家族的由来，于是撰《族姓昭穆》十卷，进于朝廷（《晋书》卷五一挚虞传）。此书早巳遗佚，我们不能确知其内容了。所谓“族姓”即指世家大族式家族，所谓“昭穆”即父子祖孙的血缘关系，这是现在所知道的当时第一部记载天下士族血缘关系的正式谱牒。因为它“定品违法”，大概是触动了一些显赫的大族，为人们弹劾。它有没有成为官书，我们也不得而知，从晋武奇特诏原谅其“违法”的过失来看，大约是被钦定为官修谱牒了。

东晋南朝（公元400-500年）的著名谱学家有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祖孙三人和王僧孺。贾氏为南渡的平阳大族。贾弼之在东晋太元年间由朝廷委任撰修谱牒，于是“广集众家，大搜群族”（《南齐书》卷五二贾渊传），撰成《十八州士族谱》百帙，共七百余卷，缮写抄定，藏在秘阁，另抄别本藏于左户。其子匪之，匪之子渊，世传其业。齐永明中，贾渊与王俭共同参撰《百家谱》，又撰《氏族要状》、《人名书》等谱牒，并行于世。谱牒研究成了贾氏世传的家学。王僧孺出身于东海王氏。他在梁代继续贾氏的研究，接成《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当是修订贾弼之之书）、《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此时的谱牒之学，到了王僧孺手中，算是集大成了。

北朝（公元350-550年）官修谱牒，大抵均属集体撰述，故不见研究谱牒之名家，如魏太和中，诏各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作为选士的依据，似乎还没有把全国士族的谱牒统到一起来。北齐的《类例》以甲门为士族，北周的《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士族，似乎是他们那个小国的统一的谱牒，除《类例》知道是浮屠昙刚所撰外，《建德氏族》也是集体撰修的，故未留下撰人姓氏。

唐代在太宗、高宗两次修谱。高士廉等修<氏族志>。高宗时修《姓氏录》。

唐初的著名谱学家中首先要介绍的是路敬淳。他是高宗、武后时人，勤学不倦，对于历代谱学素有研究，对于各个士族的门第姓望，能究其根源枝派，曾撰《著姓略记》十卷行于世。史称“唐初姓谱学唯敬淳名家”，其他各家“皆本之路氏”（《旧唐书》卷一八九路敬淳传）。另一名家是柳冲，他曾主持修撰《姓族系录》，“好学多研”，是路敬淳以后的第一人。唐代谱学为柳氏家学，后其族人柳芳著《氏族论》，是对魏晋以来的谱学进行理论上的总结的第一篇论文，为后世研究谱牒的人所必读（《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比柳冲稍后的有韦述，亦是唐代谱学名家。他雅好谱学，在秘阁见到柳冲等撰《姓族系录》，非常喜爱，乃于工作之余，亲手抄录，另撰成《开元谱》二十卷（大约是《姓录》的节本）（《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柳芳《氏族论》“唐兴，言谱者以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应是不假的。

唐初谱牒的形式也同魏晋南朝一样，分为私修的单姓族谱和官修的天下望族谱两种，前面说到的几次重修谱牒，即是指后一种。隋唐的单姓族谱，如《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通志·艺文略》中提到的许许多多某氏某姓家谱，我们至今只发现了两件原件的残片（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64，180-184页），都是用方框、线条、箭头表示的世系图表，详细注明每人的血缘关系、名讳、官职及配偶的姓氏名字等，图画清晰，抄字工整，人们看去，一目了然。官修的望族谱，却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几种残卷，其中以题为《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的最为完整和典型。它的内容是按照唐代的政治区划，依道、州、郡的次序排列，每一郡列出该郡的望族姓氏，少者三姓（如凉州西平郡），多者四十姓（如雍州京兆郡）（参见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考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敦煌石室出残姓氏书五种考释》（均载《蜡华山馆丛稿》）：多贺秋五郞：《中国宗谱的研究》上卷第一章。）。据我们看，这大约是官修谱牒的一种提纲，而不是修成的谱牒。因为光列每郡的几个望族姓氏，而不列出某一个人是不是属于这个望族，是起不到谱牒的作用的。

　　1、在山西闻喜裴柏村。

　　裴氏祠堂又称晋公（晋公裴度，字中立，为唐宪宗、穆家、敬宗、文宗四朝重臣，出将入相，爵封晋公。）祠，建于唐贞观三年（629年），有前殿、后殿、状元坊、碑廊等，规模宏大，但屡遭兵燹，屡修屡毁。

　　2、姓氏简介

　　河东裴氏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盛名久著的一大世家。其始祖为赢秦始祖非子之后，非子之支孙封pei（原字为上非下邑）乡，因以为氏。周僖王时，六世孙陵封为解邑君，乃去“邑”从“衣”，以“裴”为姓。后裴氏分为三支，分居河东、燕京、西凉等地，但考其谱系源流，皆出于闻喜之裴氏，故有“天下无二裴”之说。裴氏家族自古为三晋望族，也是中国历史上声势显赫的名门巨族。裴氏家族“自秦汉以来，历六朝而盛，至隋唐而盛极，五代以后，余芳犹存。在上下二千年间，豪杰俊迈，名卿贤相，摩肩接踵，辉耀前史，茂郁如林，代有伟人，彪炳史册。”其家族人物之盛、德业文章之隆，在中外历史上堪称独无仅有。裴氏家族公侯一门，冠裳不绝。正史立传与载列者，600余人；名垂后世者，不下千余人；七品以上官员，多达3000余人。据《裴氏世谱》统计，裴氏家族在历史上曾先后出过宰相59人，大将军59人，中书侍郎14人，尚书55人，侍郎44人，常侍11人，御史10人，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 25人，刺史211人，太守77人；封爵者公89人，侯33人，伯11人，子18人，男13人；与皇室联姻者皇后3人，太子妃4人，王妃2人，驸马21人，公主20人等，真可谓“将相接武、公侯一门”，中国“宰相村”由此而得名。

　　3、人物

　　自汉、魏，历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在中华大地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裴氏家族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诸方面，均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仅隋唐二代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名臣就不下数十人。其中著名的政治家有裴休、裴楷、裴蕴、裴矩、裴佗、裴让之、裴政、裴寂、裴胄、裴度、裴枢等；军事家有裴行俭、裴茂、裴潜、裴叔业、裴邃、裴骏、裴衍、裴宽、裴果、裴文举、裴镜民、裴济等；法学家有裴政；外交家有裴矩、裴世清等。

在山西省闻喜县东镇有一村落，叫裴村。裴村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还专门写了一篇《裴村记》赞之。《辞海》中注曰：“古地名，今山西闻喜东。”《闻喜县志》记有：“裴村，古为裴城，裴氏祖受封之地。”而欧阳修根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写道：“非子之支孙封裴乡，因以为氏，今闻喜裴城是也。”由此看来，裴村已经存在了2500多年。裴村的闻名是因为裴氏，裴氏在中国历史上曾先后出过59位宰相。在裴氏家族耀眼的光环下，人们常常遗忘了裴村的另一个望族——宁氏家族。裴氏家族自宋以后逐渐衰落，而宁氏家族自元以来逐渐兴起。据《宁氏家谱》记载，从明正统到清康熙年间，宁氏家族就出了进士11人、文举人21人、武举人5人、明经14人、例贡28人、武科2人，无怪乎康熙年闻喜知县沈光瑀感叹道：“宁氏不数传而文物蔚起，习弦诵者若而人，服先畴者若而人，子姓之繁衍，且耕且读，几偏裴村间，昔以名裴村者，今竟俨然为宁村！”

宁氏家族何时居于裴村？众说纷纭。顺治年间的中州学使者李震成认为，“宁之先世为稷山人，唐时徙闻喜八裴村，盖晋公故里也。”清初，根据在裴村汤庙灌底景云宫出土的元代碑记记述来看，元时宁氏已族殷人繁。《宁氏家谱•源流考》记述，“余祖则自（稷山）钟楼巷徙闻喜之西裴村，占藉甘泉里三甲，亦以顺为户名。”宁氏自始祖宁景先居裴村，至清末，传二十世，其间人文蔚起，俊杰不绝，烂勋名于当代，流声施于奕礼，声名渐近裴氏。在闻喜县档案馆里保存着一套雍正六年（1728年）的《宁氏家谱》，家谱共四集，十卷，一集曰孝，二集曰弟，三集曰忠，四集曰信。“孝弟忠信”也正是宁氏的治家之本，也是宁氏成功的秘诀。宁氏家族有庭训十八条，如：身不可不修也，尊卑不可不辨也，孝思不可不永也，教子不可不严也，出仕不可不清也，邻里不可不睦也，输粮不可不先也，等等，不正是宁氏家族对“孝弟忠信”的最详实的注解吗？宁三翰，明万历丁未（1607年）科进士，初仕河南武安县知县，有异政，调陕西泾阳县知县，京兆有“青天”之颂。后以直言忤上官，遂挂冠而去。临行前，两地士民拥马前，号泣之声响彻天地。任山东布政使兵备霸州时，一年秋天，霸州发生蝗灾，蝗虫遮天蔽日。三翰公率领大家扑杀蝗虫，并规定，凡得蝗一斗者，予粟同蝗。很快，蝗虫灭净。皇帝嘉其能，赐之诰命，进阶通议大夫，赠其祖、父同其官，祖母、母、妻为淑人。宁七翰，明万历丙午（1606年）科乡试见进士。崇祯七年（1634年）至十四年（1641年），天下荒歉异常，人食人肉。七翰公闻而痛其心，捐粟数十车赈灾。看到邻里朋友家不举火，人人面似菜色，他就在门前架起锅，熬粥以果其腹。日就食者四十有九人，期间至者不计其数。大家送其牌匾旌奖之，曰“公之为人，富而能恭俭”。宁光野，清顺治戊戌（1658年）科进士。辛卯（1651年）冬，父文正公遇疾，光野侍汤药，数月有余，目不交睫。父殁，痛不欲生。葬父后，与弟宪野矢志力学，苦不少懈，先后中进士。凡此中人，数不胜数。宁氏就是靠着“孝弟忠信”四字经来平身齐家治天下的。宁氏家族的功绩也得到了历朝最高统治者的肯定，从明朝的泰昌帝光宗到清朝的雍正帝世宗的一百年间，六位皇帝给宁氏家族下的诰（敕）命就有26道。

宁氏家族十分重视教育。清初，宁氏家族的书斋书院有“淇园”、“我园”、“暇园”、“谁楼”、“品斋”等。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卫蒿在《淇园记》中写道：“淇园也者，宁耀野先生读书训子之所居也。”宁氏的“品斋”更是广丈二有余，中堂左檐匾曰“修德”，右檐匾曰“讲学”，东廊檐匾曰“尊师”，西廊檐匾曰“亲友”，三屋对峙，形似“品”字，意为重“品”。宁氏族人多建书斋，以居内专心读书，辄晓大义。宁元胄在“淇园”里读诗书，每诵必百遍乃止，夜诵非三鼓不休。宁宪野在“暇园”里夜研经史，昼论天下。有一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闻喜廪生董象贤、张齐尹、杨莪呈山西学政的折牒，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儒士张国宠年仅十五岁的长女张氏嫁入宁家，做了四十二岁的宁奇翰的继妻。清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初一，宁奇翰病故，二十六岁的张氏强忍悲痛，把年仅六岁的儿子世珩送外延师受业。每每世珩回家，张氏必询以所为何事，所读何书。每晚织纺伴攻，稍懈，即切责之，以为负先君之遗命。由于张氏的严厉督教，世珩终中康熙丙子（1696年）科进士。县、府、道感其行，批示予以表扬。山西督学道刘梅的旌匾曰“柏舟永矢”，平阳府知府梁继祖的旌匾曰“操同水筠”，闻喜县知县王士美的旌匾曰“彤管芳徽”，闻喜县儒学教谕田茂、训导阎文炳的旌匾曰“苦节凌霜”。正是宁氏子弟的勤勉自强和宁氏长者的严格要求，才使的宁氏家族人才辈出，科甲蝉联，为祖上增添荣耀，替家族声播万世。从宁光野身上就可以看出宁氏是官宦之家、书香门第：光野的曾祖锦川为通奉大夫、山东右布政使，祖父为增生、遥授贡士冠带，父二翰为进士、刑部云南司主事，祖上三代皆从仕；光野兄希野为文林郎、河南开封府祀县知县，弟宪野为进士、内阁撰文中书候补府同知，而光野本人为进士、刑部浙江司员外郎，兄弟三人都为官。为官就要治学。光野任汾州府教授时，创建汾州府儒学；宪野任河南遂平县知县时，重修河南遂平儒学；其从兄凤翔为三晋书院文衡。光野有《文稿》、《义经近编》，宪野有《文稿》、《联捷真稿》，凤翔有《缄庵文集》。正是宁氏子弟的过人才学，才使抚院赞其“风雅渊博，人文蔚起”，监院赞其“才学兼优，西河再观”。

正史、方志、家谱，向被称为研究历史的三大主体资料。正史（此处指官修的全国性史书，非指文献学所谓的纪传体史书）研究全国，方志研究地域，家谱研究家族。而研究地方的资料，可以称为地方文献，一般认为以方志、碑刻、谱牒三类为主。

　　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北方草原与中原的衔接地带，对邻近的河北、中原、关中而言，山西海拔较高，与四边有黄河、太行山、长城之阻隔，易守难攻，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研究山西，对于华北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山西的资料，产生并集中留存于山西地域，可以统称为山西地方文献。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域，从广义上来说，方志、碑刻、谱牒、文集、日记、文书、档案、书信、口述资料、图像、传说、实物遗存、报刊杂志等，均应属于这一范畴。从狭义上来讲，主要包括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类。

　　山西特殊的地理形势，域内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尤其以现存碑刻资料全国领先。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如火如荼推进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省内外以及国外学者关注及投身山西研究，因而山西地方文献的收集利用及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由于山西地方文献体量庞大，目前所见整体探讨的文章较少。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身十多年收集、研究山西地方文献的经历，粗撰浅文，重在叙述，以期为山西研究者起到一定目录索引作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所谓的山西地方文献，仅从狭义来讲，同时基于研究古代山西历史（秦统一到1912年清朝灭亡）及山西地域社会具有资料利用价值。

　　一、方志

　　1949年以前编撰的地方志，称为旧志。据1998年出版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李裕民先生统计，山西现存旧志中的政区志有458种，专志有20余种。20年过去了，发现《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地方志》所列现存方志也有不实者，如万历《乡宁县志》和顺治《乡宁县志》实为一种；而多种现存方志陆续被发现，如民国《石膏山志》、民国《沁县启蒙乡土志》、乾隆《景毛小记》、乾隆《湾里庄志》、同治《湾里庄续志》。加上私人及国外收藏的，笔者推测山西现存旧志不会少于500种，约占全国现存旧志的二十分之一强。主要是明代后期、清朝、民国成书的，以清代为最多。

　　山西旧志，现存者均已列入珍贵古籍，少见流传。有两套方志丛书集中收录。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62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73种、省志辑2种。

　　山西旧志的整理，包括影印、排印、点校、点注、标点、翻译、辑录几种方式，或正式出版或内部印行，或线装或胶装，或铅印或油印。（一）影印。如嘉靖《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嘉靖《太原县志》，万历、顺治、咸丰《太谷县志》，康熙《阳曲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永和县志》，乾隆《重修盂县志》，乾隆《泫志拾遗》。（二）排印。主要是原晋东南地区，现长治和晋城两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域内的府州县志绝大部分都已经排印线装出版，内部印行。（三）点校。省志如成化、万历、康熙、雍正、光绪《山西通志》；府志如雍正《朔平府志》，万历、乾隆《汾州府志》；州志如弘治《潞州志》、万历《应州志》；县志如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四）点注。如万历《太原府志》，万历《潞安府志》，道光《大同县志》，光绪《蒲县志》，民国《襄陵县新志》，光绪《太平县志》，民国《翼城县志注释》。（五）标点。如顺治、乾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蒲州府志》，万历《代州志》，万历《泽州志》，民国《洪洞县志》。（六）翻译。如乾隆《浑源州志》，民国《翼城县志今译》，民国《永和县志》。（七）辑录。如《永乐太原府志》就是辑录《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太原府志》；《汾州府志·平遥编》是辑录万历和乾隆《汾州府志》点校本中的平遥内容而成；《宁武旧志集成》中的《三关志·宁武地理总考》就是辑自明代廖希颜《三关志》。此外，《静乐旧志集成》（康熙、雍正、同治）和万历《忻州志》是影印和标点相结合，一页分成上下两栏，下栏为影印一页，上栏为对应的简体文字，标点竖排，优点是可以对照影印版。

　　利用山西方志，当然刻本或影印本最好，但刻本越来越珍稀少见；影印本成本较高，过去印量小，有的也不易找寻。可见编辑影印出版现存山西方志全集是绝对利好的一件文化盛事。近年来出版的《山西文华·史料编》影印了数种山西旧志，如万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雍正《朔平府志》、雍正《泽州府志》、乾隆《汾州府志》、乾隆《蒲州府志》、光绪《代州志》、光绪《解州志》、光绪《直隶绛州志》。两套山西旧志丛书《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省志辑）除去重复者仅有一百余种，只占山西现存方志的四分之一，且版本均是清代民国的，早期版本少。好在一些国内外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文化学会网站可以在线阅读部分珍贵的山西方志原版。在原件及影印本见不到的情况下，点校本或标点本就派上用场了，这也是山西旧志整理的主要方式。任根珠先生《西樵志语》一书中所收的文章《山西新方志事业综述》［1］10-11统计，截至2002年，山西旧志点注或标点的有101种。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统计的山西旧志整理点校有129种，时间显示截至2010年。据笔者收集，截至目前，山西旧志点校或标点本（不包括影印）有190余种，加上整理的专志，至少有220种以上，约占山西现存旧志的五分之二强。如果加上影印单行的，足有一半以上。

　　山西旧志整理以长治市最有功效，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将府州县志多数版本均标点排印线装内部出版，本世纪前后新加点校、标点整理，除却长治、平顺两县外，其余市县的府州县志现存旧志所有版本均已正式出版，均是合订一两册。太原市及辖县点校或标点出版《太原府志集全》4种、《太原古县志集全》12种，前者合订1册，后者合订3册，实现了旧志中的政区志全部正式整理出版。此外，介休市、寿阳县、静乐县、汾阳市、孝义市、交城县、广灵县、应县、代县、繁峙县、翼城县、乡宁县、霍州市、吉县、隰县、永和县、沁水县均已将辖区内的旧志标点整理出版，其中交城、静乐、广灵、隰县、沁水合订1册，寿阳合订2册，翼城一套5册。加上影印，绝大部分县市均整理出版至少一种旧志，但也有极个别县到目前为止尚未整理出版任何一种旧志。

　　山西旧志编撰过程中，涌现出修志名家、晚清乡宁人杨笃，一生修志（包括参订）13种，山西11种、河北2种，是公认的中国古代修志最多的个人，其中山西11种为光绪《山西通志》、光绪《代州志》、光绪《壶关县续志》、光绪《长子县志》、光绪《续修黎城县志》、光绪《屯留县志》、光绪《长治县志》、光绪《潞城县志》、光绪《天镇县志》、光绪《繁峙县志》、光绪《五台县志》。山西旧志中的名志如成化《山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光绪《五台新志》等等。山西旧志整理过程中，大概以李裕民先生点校整理最多，如成化《山西通志》、万历《汾州府志》、雍正《朔平府志》、天启《文水县志》、康熙《宁乡县志》、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利用旧志编撰的资料书，有：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和《晋志钩沉》，郭展翔等《山西方志物产综录》，山西省地震局《山西省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利用山西旧志的工具书，有：李裕民《现存山西地方志总目提要》，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方志概述》，祁明《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方志要览》，池秀云《<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张国淦《山西方志考》、赵保平《晋中地方志总目提要》等。整体研究山西旧志，成就较大的学术成果是新近出版的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全面梳理山西地方志发展史、编撰史，总结特点，辑佚志文，附录现存及亡佚志书目录，形成最新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山西整理的旧志，除去影印的，主体是点注或标点，按通行古籍整理原则方法点校的较少，且在整理过程中录文、标点诸方面，错误屡见，利用时一定要仔细，最好查对原刻本印本或影印本。可见，全部影印很有必要，影印同时或随后再认真点校出版，将极大方便社会大众阅读利用。

　　二、碑刻

山西境内碑刻受到重视，古已有之。如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七即为《碑目》，分17类，载碑刻600余通简目，包括碑名、时代、撰者姓名。清末光绪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持编纂《山右石刻丛编》，收北魏到元末840余年720通碑刻，录尺寸、字体、地点、碑文及考证。光绪间方志家、乡宁人杨笃编纂《山西通志》的《金石记》（后辑为《山右金石记》单行问世），共有七卷，收录汉至元山西碑刻1550余通，列碑名、时代、撰者姓名、地点、考证按语，所收碑刻现已大多亡佚。民国间，山西各地编辑多种《金石志》、《金石记》、《金石考》、《金石类编》，如《阳城县金石记》、《汾阳县金石类编》、《定襄金石考》、《介休金石略》，多收录碑文，略加考证，为时人及后人研究山西地域文化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山西现存的碑刻年代久远、序列完整、数量庞大，支撑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及研究持续深入推进。最早有东汉碑碣，尤其是宋金元时期的碑刻在同期全国数量领先，明清民国时期的碑刻比比皆是。现存1949年之前的碑刻至少有3万通以上。三晋名碑如太原晋祠《晋祠之铭并序》、临猗《密云太守霍扬碑》、闻喜《玄宗御书裴光庭碑敕》和《平淮西碑》、夏县《司马温公神道碑》、新绛《碧落碑》、稷山《姚天福神道碑》、万荣《汾阴二圣配飨铭》、浮山《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翼城《裕公和尚道行碑》、大同《大金西京大慈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俗称《朱弁碑》）等。

　　利用碑刻，最好查看原碑、拓片及碑文较清晰的照片，如果尚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使用出版的碑刻书籍就成为最主要的途径。山西出版的碑刻合集，首推《三晋石刻大全》，从2009年《临汾市洪洞县卷》出版开始，现已出版近60个市县区，山西现有119个县市区，接近一半。基本是每县一册，洪洞县、襄汾县、孝义市、泽州县、朔城区等5个县市是上下两册；仅有吕梁市汾阳市为上中下三册；有的县出版了续编，如大同市浑源县、灵丘县和临汾市浮山县、曲沃县。《三晋石刻大全》分县编排，书首有全省、全市、全县碑刻总况说明，可以先行了解，内容包括现存及亡佚碑刻，有标点的录文，简要解题，附录部分拓片及拓片局部，但多数碑文未录碑阴题名，主体是人名，也多有捐资商号、组织、个人及资金，这是研究基层社会史、商业史的好资料，实为明显的缺失遗憾。当时编撰原则不收墓碑，但多数县均收了不少近些年刊立的纪念碑。所谓大全，其实也不可能齐全，如上述灵丘、浑源、浮山、曲沃均已出版续编一册。《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2册）比晚出的《泽州碑刻大全》（4册）所收碑刻要少些。《三晋石刻大全》出版之前，曾编撰出版过《三晋石刻总目》9册，除了忻州、吕梁以外均有，每市一册，算是清家底，但《总目》错误很多，利用时也要注意。但《三晋石刻大全》毕竟成为研究利用山西现存碑刻时优先使用的碑刻资料书，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三晋石刻大全》出版工作中，晋城市6县区全部出版，临汾市出版数量最多，17县市目前已经出版13县，而忻州市出版最为迟缓。

　　除《三晋石刻大全》独领风骚后，全省碑刻总汇还出版过《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及《续一》、《续二》3册，选萃类的《山西碑碣》与《山西碑碣续编》。市域碑刻选萃如《晋城金石志》、《晋中碑刻选粹》、《临汾历代碑文选》、《河东百通名碑赏析》。县域碑刻汇编如《泽州碑刻大全》、《高平金石志》、《灵石碑刻全集》、《灵石古韵》（碑石卷）、《介休碑传集》、《偏关古碑文集》，选编如《乡宁碑文选》（上集）、《尧都历代碑刻选萃》、《临县碑文大观》、《沁水碑刻蒐编》、《陵川历代碑文选》、《尖草坪区碑碣》。村域碑刻全集，如《古村郭峪碑文集》。流域碑刻汇编，如《盂县乌河石刻》。

　　山西出版的专题碑刻之书，如《山西地震碑文集》、《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晋商碑刻资料选编》（一）、《山西清代神庙戏碑辑考》、《晋祠碑碣》、《河东盐池碑汇》、《河东出土墓志录》、《河东水利石刻》、《河东地区书院碑刻辑考》、《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广胜寺文献碑刻汇编》、《五台山碑文》（同书名两种，忻州市文物局和五台山佛教协会各编一种）、《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五台山碑文选注》、《阳城汤庙碑拓文选》、《太行山成汤庙碑刻资料集》、《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治县炎帝碑陵卷》、《晋城佛教金石录》、《高平诉讼碑刻辑考》。《中古陇西牛氏碑刻集录》卷三收近年晋东南出土的唐宋上党牛氏墓志81方。市县文史资料也有碑刻专辑，如《忻州文史》有《古碑文录》5辑5册，介休、襄汾、平遥文史资料也出版过碑刻、碑碣专辑。还有碑刻工具书可供利用，如《<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石刻分域目录》。［2］45-48研究山西碑刻的书如《漫谈山西碑刻》、《金石证史：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等。

　　分市县的《三晋石刻大全》和其它山西碑刻书籍，整理工作都相当不易，但录文及断句常有错误，利用时务必引起注意。利用碑刻时，如果能亲临碑刻放置的原址，综合考量碑刻、建筑及场域的相互联系，实现在地化，充分结合所在区域社会文化，这样更有助于理解领悟碑刻反映的文化信息。

　　三、谱牒

　　魏晋隋唐是门阀社会，谱牒流行，但几乎均散亡不见。赵宋以来，聚族、修谱大受提倡，新的谱牒被陆续修撰，记录了千年历史，中国南方数量多、质量精于北方。山西现存的谱牒，宋金元代罕见流传，以明清及民国为多，尤其是清代民国最多。尽管历代战争、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损毁许多，但辗转遗留保存下的谱牒数量也不少。或刻本或铅印或抄写，多数藏于私家，现在图书馆、博物馆也有不少收藏，如山西省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闻喜县档案馆、山西大学图书馆等。至于数量究竟有多少种，没有确数，保守估计2000种以上应没问题。《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谱牒”有461种，分现存、待访、亡佚三类，附简要提要。《中国家谱目录》及《中国家谱总目》收录山西家谱较多。著名者如闻喜《裴氏世谱》、代县《冯氏族谱》、代县《杨氏族谱》、代县《崔氏世谱》、五台《徐氏宗谱》、五台《赵氏宗谱》、崞县《徐氏宗谱》、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忻州《朱氏家谱》、忻州《陈氏族谱》、繁峙《宫氏族谱》、太原《王氏家谱》、榆次《常氏家乘》、灵石《王氏族谱》、灵石《陈氏家乘》、灵石《何氏族谱》、灵石《梁氏家谱》、寿阳《祁氏世谱》、徐沟《乔氏家谱》、祁县《罗氏族谱》、祁县《温氏家谱》、离石《于氏宗谱》、交城《安定王氏宗谱》、石楼《杨氏家谱》、乡宁《石涧村杨氏家谱》、襄垣《连族谱牒》、武乡《信义程氏族谱》、沁县《吴氏人物志》、沁县《东山赵氏家谱》、沁县《魏氏宗谱》、阳城《黄城村陈氏家谱》、盂县《续修张氏族谱》、平定《窦氏族谱》、平定《周氏家谱》、平定《郗氏族谱》、洪洞《韩氏家谱》、曲沃《靳氏族谱》、闻喜《赵氏家谱》、闻喜《郭氏家谱》、河津《平原薛氏族谱》、荣河《徐氏家谱》、稷山《段氏家谱》、夏县《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运城《河东路氏谱牒》、运城安邑《仝氏族谱》。譬如民国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卷二为《墓志文》，汇录了邢氏历代先人的碑铭墓志百余篇［3］64，价值就很高；光绪运城安邑《仝氏族谱》抄本对于廓清山西晋南及豫西女真族后裔仝氏价值较高。近些年，一些旧谱牒被陆续发现，或被影印、复印，尤其是一些新修的家谱族谱全部或部分承用老谱内容，也算老谱牒继续得以传承。但总体来看，1949年以前的家谱损毁的远多于现存的，造成山西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大缺憾。看来非常有必要由山西省级文化部门出面组织或规划设立一个大课题，逐步收集山西现存家族谱牒，也可分地区进行普查，编撰总目、内容提要，最好能先影印再点校，最后出版《山西现存谱牒汇编》，这必将是嘉惠学界、社会大众的文化功绩。

利用家谱资料，除查找新旧谱牒外，山西还出版过几种家谱文化的书，可以参看，如《临县家谱文化》、《盂县家族文化》、《山西盂县姓氏源流考略》、《娄烦文史资料》第六辑《娄烦碑谱文化》、《关氏三千年》，《洪洞大槐树寻根》、《洪洞大槐树志》（上下）收录了不少当地的谱序。山西学者张海瀛、李吉在山西家族、谱牒研究方面较有成就，张海瀛著有《族谱姓氏研究集》、《源晋姓氏与寻根》、《太原王氏史略》、《太原张氏史略》，还有《缅晗集：张海瀛谱牒研究文选》，主编过《中国族谱集成》；李吉著有《姓氏族谱与寻根文化》、编著《郭氏史略》。研究山西家族的成果，如周征松研究河东裴氏，著有《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姓氏谱：裴》、《家族史研究及其他》，利用了大量碑刻谱牒资料；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谢振中《河东望族万荣薛氏》。山西省社科院曾建立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收藏家谱资料近3000种，还有缩微胶卷近千盘，出版过《中国家谱目录》，影印出版《中国族谱集成》（全100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名人家谱丛刊》（全285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全137册）、《历代姓氏文献丛刊》（全93册），出版期刊《谱牒学研究》四辑、《谱牒学论丛》七辑。

明初，晋南洪洞大槐树移民、晋北马邑圪针沟移民，均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后裔遍及全国诸多省市县，所以有很多谱牒都自称是大槐树移民后裔，洪洞大槐树成为全球华人老家、汉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山西及各地谱牒常见的现象。［4］72-75其实，山西古代长期地处边防地带，因为官、驻军、经商、逃荒而移入的民众历代有之。如晋南、晋东南多有河南、山东移民；而晋中人因经商移民外地，晋北、晋西北民众“走西口”及三年困难时期移居内蒙古很多，1949年前晋中、晋南、晋东南南下干部留居华中、华南、西南的人数也不少。尤其在两省交界处，移民活动更是频繁。通过阅读相关谱牒，上述历史信息及特点均能清晰呈现。

　　谱牒的通病，记载常有夸大溢美的成分，追溯远祖，往往攀附高贵贤能，利用的前提务必要考证鉴别、去伪存真。但谱牒集中记述家族，是为一家的历史，可以弥补正史、方志记载不足，是研究姓氏家族渊源、迁转、家规、世系、成员功业事迹、地方社会的珍贵资料。

四、文集

　　文集也称别集，是个人所撰诗文总汇。对于研究人物的生平经历、家族世系、交游师承、思想主张、学术成就、活动空间、区域社会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尤其是古代那些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长期居于民间基层从事文教事业的文士，他们的文集对于研究地方社会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4］72-75这里所说的文集，立足于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有价值，故而也把晋人诗文总集及选集也包括在内。晋人文集，以明清及民国留存为最多，这是和全国一样的普遍现象。

　　《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别集”有687种、“总集”68种，部分亡佚不存，这些数据也太会准确，其中有些书严格来讲不算诗文集，收录有些宽泛，但也大致能反映晋人诗文集现存状况。

　　晋人诗文集，收入丛书中的，如民国《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收录十余种，如《文潞公集》、《松龛全集》、《庄靖先生遗集》、《西台集》等。近年山西出版的大型丛书《山西文华》，已经出版的文集有《王绩全集》、《温庭筠全集校注》、《元好问全集》、《薛瑄全集》、《祁寯藻集》、《祁韵士集》、《陈廷敬集》、《吴雯集》、《张慎言集》等；山右历史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山右丛书二编》，收的文集有《忠正德文集》、《拙庵集》、《敝帚集》、《梁园寓稿》、《涂水先生集》、《孔文谷集》、《孔文谷续集》、《孔文谷诗集》、《大椿堂诗选》、《条麓堂集》、《条麓堂续集》、《仰节堂集》、《苍雪轩全集》、《大司马张海虹先生文集》、《张忠烈公存集》、《张司隶初集》、《句注山房集》、《孙忠靖公全集》。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晋城历史名人文存》，收录《鹤栖堂诗集》、《陵川集》、《庄靖集》、《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常评事集》、《泊水斋集》、《六砚草堂集》、《艳雪堂诗集》、《东谷集》。李豫主编《阳城历史名人文存》共收录明清时期阳城28人37部著述，另收入阳城诗歌总集7部，收录明清阳城诗人130余人作品近千首，包括《泊水斋文钞》、《泊水斋诗钞》、《东谷集》、《归庸集》、《桑榆集》、《午亭文编》等。徐永忠主编《高平历史文化资料》，收录高平籍文士文集，有《司昌龄诗文集》、《高平祁氏三世遗稿》、《张立本诗集》、《知常先生云山集》、《蒲溪吟社三家诗抄》、《刘宫詹天先生文集》、《毕振姬文集》。田同旭主编《沁水历代名家文存》收录沁水县8位古代名家传世11种文集。《介休近代艺文丛稿》收《介休诗略》、《介休续诗略》、《介休金石略》、《庄镜集》等10余种。

　　单行的晋人文集，如《郭弘农集校注》、《司马光集》、《文彦博集校注》（《文潞公集》、《文潞公诗校注》）、《元好问全集》（《元遗山诗集笺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郝经集编年校笺》、《郝经集校勘笺注》、《薛瑄全集》、《王家屏诗词译注》、《王家屏奏疏译注》、《王琼集》、《霜红龛集》、《傅山全书》、《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孙嘉淦文集》、《于成龙集》、《康基田和折遇兰诗集笺注》、《霞荫堂诗集》、《泊水斋诗文钞》、《吴琠文集》、《六砚草堂诗集》、《砚樵山房诗稿》、《程昆仑先生诗文集》、《徐继畲集》、《张瑞玑诗文集》、《曹润堂诗集》（影印）、《剑虹斋集》、《晚香诗钞存稿》、《吴庚诗文选》、《杨笃诗文选》、《卧虎山人感慨集》、《陈敬棠诗文辑》、《敬业文集》等。

　　还有一些家族、地域诗文汇编，如《皇城陈氏诗人遗集》、《夏门梁氏诗歌集释》、《润城古代诗文选编》（润城、西坡、北音、上庄、中庄、下庄、屯城、上伏、下伏卷，共4册）、《沁水历代文存》、《潞安诗钞》、《河汾诸老诗集》、《秀容诗文存》、《忻县古迹名胜诗文录》等。

　　上述晋人诗文集，基于研究山西地域有价值而言，主要是那些多年生活于山西的官员、文士，所记所写多关涉晋人晋地，利用价值自然较高。而一批常年在外地为官的晋人文集，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的价值反而不高了。反而，一大批曾经为官、寓居山西的外省籍官员、文士，他们的诗文集，也应多加关注，尤其是他们在晋地任职寓留时为晋人撰写的序跋、志铭及唱酬、观瞻诗文，对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资料利用价值。

　　山西的地方文献，除却上述四种之外，比较集中的还有地方史籍，也可以单独归为一类，集中记录晋地历史，价值也很高，整理出版的如《晋乘蒐略》、《晋政辑要》、《交山平寇本末》、《牧爱堂编》、《河东盐法备览校释》、《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晋游日记》、《山西票商成败记》等。

　　上述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大类山西地方文献，多是正式出版的，也包括部分内部编印的，仅是列举笔者所藏及所知，不可能齐全完备，难免挂一漏万，但肯定具有一定代表性。加上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多有作者后裔及地方文化爱好者参与，收集有一定难度，有时需要亲临当地寻访。山西研究地方文化的机构，主要是省市县各级三晋文化研究会、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史委、档案馆、图书馆，民间地方文献收藏者、爱好者及书商书贩也广有存藏，这些都是征集时应优先考虑的对象。

　　近40年来，一批批山西地方文献得到整理出版，为研究古代山西历史及中国历史提供了系统的基础资料，但整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错误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的文化发展需要，亟待将山西地方文献科学整理乃至总体编辑出版，编印《旧志集成》、《石刻大全》、《谱牒汇编》、《文集汇编》等等之类总集、汇编性质的地方性丛书，这必将是嘉惠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事。

安庆怀宁裴姓渊源

2013-08-01 18:11阅读：730

安庆怀宁裴姓本姓张氏，据冶塘孝友堂《张氏宗谱》载，明初有张氏携二子自江西鄱阳迁居怀宁冶塘，其一居雪山之麓（长安岭边雪山洞下），为参加科举考试，借用本地裴氏籍贯应试，后即姓裴氏，称“张本裴籍”，这就是冶塘裴姓的来历。本地裴氏后远迁他省。

另一子则居龙井张家山，即是三义堂张氏。

乾隆年间，两家合修祠堂、家谱，为争大小房闹矛盾，焚烧家谱，自此分裂，二百多年互不来往。

冶塘孝友堂《张氏宗谱》所载宗派字辈是从第九世起：

9九廷必世起/14大家善荣昌/19敦本全忠孝/25生才作栋

元朝末年，由于统治阶段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加之天灾不断，最终引起全国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经过十余年的战乱，中原大地一片荒芜，人口稀少。朱元璋建立明政权以后，为了恢复经济，发展生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大规模移民，即从地窄人密地区向地广人稀地区迁徙人口。此次移民时间长，包括地区多，迁出地主要是山西，迁往地主要是豫、冀、鲁、皖等省。河南洛阳自然是移民的重要地区之一。因此，至今在洛阳城乡流传着“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的歌谣，祖籍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已成为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共同根源。那么，移民与大槐树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需要从元朝末年说起。

　元朝自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至元顺帝从大都(今北京)败逃塞外，历时不足百年，虽也曾盛极一时，但其内部矛盾重重，冲突及自相残杀不断。从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到顺帝即位(1333年)的25年中，元朝九易其主，故有“席不暇暖”之说。　特别是到元朝末期，由于蒙汉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农民不断流亡，造成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加之黄淮多次决口泛滥，农民无法生存，揭竿而起反抗压迫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1351年终于爆发了元末最大规模的红巾起义，韩山童、刘福通在颖州起义。随后，郭子兴、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纷纷响应。经过十几年的征战，朱元璋逐渐消灭了其它势力，推翻了元朝统治，并于1368年建立了明政权。　但是，以朱元璋为首的明朝统治者面临的是一个满目疮痍、残破不堪的局面。由于多年的战乱，战争最惨烈的中原地区土地荒芜，人口锐减，死的死，逃的逃。据清乾隆《偃师县志》记载，早在“至正五年(1345年)，伊洛河泛滥，淹没千家，生灵涂炭，十室九空”，“至正廿二年(1362年)，洛阳、偃师、孟津大旱，人相食”。天灾人祸并至，遂致河南、河北、山东、皖北等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渐绝”((明太祖实录)卷廿九)。而这个时期，相对远离战区的山西却是另一番景象，“风调雨顺，连年丰收”，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比较繁荣，所以人丁兴旺，并逐渐出现了地窄人密的矛盾。　针对这一现状，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发展经济，首要解决的便是劳动力与土地的矛盾。明太祖朱元璋果断地从洪武初年开始了大规模移民，山西就被指定为最主要的移民迁出地。令“疏散山西两府(平阳、太原)五州(汾、辽、蒲、潞、沁)五十一县之民遣送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陕甘等广大地区”，使生产得到了一定发展。但好景不长，接着又发生了“靖难之役”，战乱达四年之久，天下被破坏的程度，甚于明太祖时代，结果造成“中原田多荒”(《明史、食货志》)，再次加剧了中原地区地广人稀的荒凉局面。于是，明成祖朱棣不得不继续大量移民，补充人烟稀少的地方。因此，移民高潮历三朝五十年，这在我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明初移民的事实，在《明史》、(明实录)、《续文献通考》、《日知录》等文献中都有记载。大致情况是这样的：政府对移民采取了鼓励和奖励政策，被迁徙的老百姓每户发给银锭二十两，作为安家费，使其置耕牛、种子、建房等，并免其三年或五年的赋役。　那么，山西迁民，为什么仅洪洞大槐树影响最大呢这是由于山西人口之稠密，首推晋南，而洪洞县正位于山西省南部临汾盆地北端。它地处南北交通咽喉，北达幽燕，东接齐鲁，南通秦蜀，西临河陇，且是晋南平阳一带人口最为稠密之县。明代迁民虽不是专迁洪洞人，但作为迁民重点是很自然的。　洪洞县西周为杨侯国，秦汉置杨县，隋代改为洪洞县至今。在县城北郊贾村西，有一处公园式建筑。据(洪洞县志)记载，明朝时，这里是广济寺，为唐贞观二年所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僧众济济，香客往来不绝，唐宋以来，又建有驿站，房舍宽广，常驻驿官，办理公差。在广济寺旁有一株“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阳关古道即从树下通过。　为此，明政府便在广济寺和大槐树下设局驻员，集中移民，编排队伍，并发给移民“凭照川资”。　元末河南的大部分地区因天灾战乱，造成人烟稀少、田地荒芜，中原地区又是明政府的重要根据地，所以，河南必然成为移民的重点。据有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河南全省63个县有移民。我国有关历史文献记载，“山西迁民于河南者，以彰德府(今安阳)、怀庆府(今沁阳)、归德府(今商丘)为最多，河南府(今洛阳)、汝宁府(今汝南)、南阳府(今南阳)也不少。”洛阳所在的河南府中，据记载永宁(洛宁县)、孟津、偃师、洛阳县山西迁民为数不少。据一些氏族家谱、碑文上看，都记载有迁民的历史。从时间上看，多数正是在洪武、永乐年间迁来，虽然有些村庄氏族无所记载，但他们都知道是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明通化《河南通志》记载：明初洛阳县有人口82841人，永乐十年(1412年)83124人，成化十八年(1482年)85124人。《偃师县志》记载：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全县3961户，29125人，永乐十年(1412年)4017户，30000余人。这些都是迁民以后的数字。　现就看到的部分家谱、石碑所记载的情况，摘录如下：偃师山化乡游殿村道光二十三年十月续写的(滑氏家谱)载：“吾滑氏聚族邙上，自明初洪武六年由山西迁徙而来，至今四百余年。……考《明史》洪武朝户部郎中刘元皋上疏，古狭乡之民，迁于宽乡，欲地无余利，人无失业也。上从其言，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屡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则滑氏之来偃，其在明初无疑矣!”游殿村西滑氏老坟有一碑载：“自山西洪铜(洞)迁来……”。　偃师寇店韩寨《赵氏族谱。引》：“自山西平阳府洪洞县迁于河南府洛阳县东南路偏五里孙贺庄，后改名杨裴屯。”韩寨{大明处士张公大老之墓碑}载：“大老系张氏始祖也，原籍山西长子县南和村人也，因国祸世乱，随母到偃师县治。”　洛阳《王氏祠堂碑》载：“洪武元年，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处，迁到河南省洛阳府北窑天华岭……明中期由洛阳北窑迁到洛阳府高崖寨。”　清道光廿四年所修偃师山化乡王窑村《王氏家谱·序》载：“吾王氏聚族邙山角下，洛河北岸，自明初洪武三年山西长子县迁移已来至四百余年。”山化乡关窑《王氏家谱·序》及祖茔碑文均记载：“祖讳贵，原籍山西阳城县大王庄人，于明洪武初年迁偃，至今六百余年。”　宜阳县城关乡河下村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所立《创修谷氏祖庙碑记》载：“明初，谷氏仁美公自山西洪洞迁居宜阳县寿安之左，迄今四百余年。” 据宜阳《裴氏家谱》载：其先祖于明洪武二年自山西闻喜迁来，当时是裴成夫妇携五子，现已繁衍到2700多人，分布于三乡的可乐湾、杨圪塔、赵堡乡的油路口及盐镇等地。　宜阳《许氏老八门家谱》载：先祖于明洪武七年由山西迁入宜阳鱼泉，至今已繁衍至19代。　宜阳莲庄《王氏家谱》载：王氏先祖于明初由山西夏邑小李庄迁入。当初仅为母子四人，现已繁衍到1927人，分布于宜阳县的莲庄、张坞、韩城、盐镇、石陵、赵堡等乡。明嘉靖年间兵部尚书王邦瑞即为此支王氏之名人。　东赵保(张氏祖茔碑文)载：始祖友谅公系山西洪洞县八政村人，于大明永乐年间迁至河南省宜阳县东赵保。”　新安县《陈氏宗谱》载：先祖于明代由蒲坂迁至河南省新安县窨兴村。六百年来，人口繁衍流迁，今分布于宜阳、新安、济源、渑池、孟津、洛阳、嵩县、卢氏等地。　由以上所列资料看，洛阳一带在明初有许多山西迁民，说明大槐树处集中迁民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但究竟有多少人，则无从查考，有待于进一步调查考证。也许有些已不知由山西何处迁来，但大家公认是大槐树处迁民的后裔。迁民到了新的居住点后，他们大多在新居的院子里或大门口栽种槐树，借以寄托对家乡的思念。　总之，明朝初年大规模迁民，客观上缓解了土地与人口的矛盾，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生产逐步得到恢复，社会秩序渐趋稳定。因此，迁民政策应该说是一项成功的政策。　有关当时大槐树迁民，还流传着不少传说故事，其中“复形小脚趾甲”、“背手走路”、“解手”的来历最为生动形象。　“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据说凡是洪洞迁来之民，脚小趾甲中都有一裂缝好象是两个小趾盖。据说明朝政府为实行迁民垦田政策，也实行了优惠政策，如发给川资盘缠及安家费，但人们故土难舍，谁不留恋自己的家，而去千里迢迢投奔异乡因此，明政府在迁民前广贴告示，欺骗百姓说：“不愿迁移者到大槐树下集合，须在三日内赶到。愿迁者可在家等待。”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晋南、晋东南、晋中的人都来了。第三天，大槐树四周集中了十几万人，他们拖家带口，暗中祈求神灵保佑平安无事。突然，一大队官兵包围了大槐树下手无寸铁的百姓，一大官员在官兵簇拥下宣布：“大明皇帝敕令，凡来大槐树之下者，一律迁走。”这道命令犹如晴天霹雳，他们这才明白上当受骗了。人们哭着、骂着、呼爹唤娘，混乱一片。但这都无济于事。接着，官兵强迫人们登记，发给凭照。每登记一个，就让被迁者脱掉鞋子，用刀子在每只脚小趾上砍一刀作为记号，以防逃跑。因此，至今移民后裔的脚小趾甲都是复形，据说就是被砍一刀的缘故。　在押解迁民时，为防止逃跑，被迁者都用绳反绑，然后用一长绳联结起来。人们一步一回头，大人告诉小孩子：“这里就是咱的老家，这里就是咱的故乡。”由于移民的手臂长时间被捆着，胳膊逐渐麻木，久而久之就习惯了。以后迁民们大多喜欢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了这一习惯。　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路上自然要经常有人要大小便，这时，只好央求官兵：“老爷，请解手，我要拉便。”次数多了，这种口头的请求也趋于简化，只要说声“老爷，我解手”就明白了。以后，“解手”便成了大小便的代名词。

裴姓都出了哪些名人历史名人：

裴度：(公元765～839年)，字中立；降州闻喜人(今山西闻喜)。著名唐朝宰相。

唐宪宗时宰相。他力主消除藩镇。元和十二年，督师破蔡州，唐朝藩镇叛乱的局面暂告结束。有“名震四夷”、“天下莫不思其风烈”的赞美。

裴度后来因功高为牛僧孺，李宗闵所忌，罢其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徙东都留守，乃治第东都，作别墅曰“绿野堂”，与白居易、刘禹锡觞咏其间。

裴土：(生卒年待考)，降州闻喜人(今山西闻喜)。著名唐朝宰相。

导致唐元和年间较为安定社会环境。

裴寂：(生卒年待考)，字玄真；蒲州桑泉人。著名唐朝宰相。

裴炎：(生卒年待考)，字子隆；降州闻喜人(今山西闻喜)。著名唐朝宰相。

裴耀卿：(生卒年待考)，字焕之，裴守真之子；降州闻喜人(今山西闻喜)。著名唐朝宰相。

裴耀卿应童子举，为唐睿宗藩邸典签。

裴坦：(生卒年待考)，降州闻喜人(今山西闻喜)。著名唐朝宰相。

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性简俭。子娶杨牧女，陪嫁多饰金玉，坦命撤去，曰：“乱我家法。”居太平里，时称“太平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