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守维
李守维（1903—1940），字新甫，宿迁市洋河新区仓集镇李楼村大庄组人。村中还有其亲侄子。李楼出来的最大的官，家谱首页有其巨幅照片，所以他是李楼李氏骄傲。幼时，家庭并不宽裕，从小颇有大志，读了几年私塾后，经亲戚介绍并资助考取南京工业专科学校职工科。1924年夏毕业后到上海法租界大隆机器厂当车工，结识同乡中共党员陈玉梅，受其进步思想影响，积极参加工会组织。不久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二期），继而加入国民党，曾参加左派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其父务农 为业，李守维有同胞兄弟五人，他居长，其二弟李守宽，曾在国民党江苏省军警干训班毕业，以后又由江苏省保安处保送到国民党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军官训练班学 习，毕业后，先后任过江苏省国民党保安部队排连长、副官、大队长等职。其三弟李守俊抗日战争初期由镇江中学转学到湖北汉口某中学，后又转到四川中山中学读 书，毕业后，传闻他在成都考上华西大学，解放后随国民党到台湾，据后人介绍，曾任职台湾某县县长，晚年举家到美国定居。
1927年5月，李守维随北伐军第一军第三师（师长顾祝同，参谋长韩德勤）北伐，任营长。1931年，任陆军第五十二师补充团副团长（师长韩德勤），7月，参加对中共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在方石岭全军覆灭。后跟随韩德勤又参与豫南“剿共”战役。1932年，李守维任江苏省保安第一团上校团长。1933年升任少将副处长。1934年又成为国民党军统外围组织复兴社在江苏的负责人之一。蒋介石在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李守维被委任为江苏省“新生活促进委员会”常务干事。1938年6月，韩德勤任江苏省代理主席兼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任副军长。次年冬，韩德勤免兼军长，李守维升任中将军长兼中央军校驻苏北干训班主任、江苏省复兴社组织部长、江苏省干事长、国民党苏北战地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0年7月，新四军东进，解放黄桥，组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开辟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9月下旬，韩德勤对新四军发起围攻，令李守维率部担任正面主攻。10月5日夜，李守维全军覆灭，率残部逃跑，刚出黄桥东口子就不辨方向。这时，见一白胡子老人，遂向老人问路。老人说：向东北方向有两条路。一条是从芦沟头向北到野屋基，中间要过五里桥；另一条是从八尺沟过河后直接向东北。李守维想，八尺的沟凭我的战马一跃即过，而五里的桥太长，万一遇到新四军设伏不就完了？遂策马向八尺沟而去，哪知八尺沟是地名，其实是叫“挖尺沟”，是因为当初挖沟时挖到一把铜尺得名。沟，其实是宽阔而水流汹涌的姜黄河！李守维哪里知道？一马当先跃入沟中，跟在他后面的残兵败将纷纷拽住马尾、缰绳、、、、、战马哪堪重负？只能随它的主人一道葬身河底！在骑马过黄桥北“八尺沟”时，有族中子弟拉住马，要求带他们一起逃走，马惊力挣，李守维随马落水淹死。
黄桥决战是当时关乎新四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战役，这一仗打胜了，新四军满盘皆活，一方面在苏北站住脚跟，抢到了地盘，另一方面打通了和山东八路军的联系。从抗战统一战线的角度讲，新四军打的是国军（我们称顽军，不是伪军），是心虚理亏的。韩德勤嫡系八十九军长李守维在突围中被一纵一团三营周建平营长带部队抄后路截住，周营长亲自端起机枪向骑白马的为首军官扫射，敌营大乱，该军官连人带马从桥上落入八尺沟中，事后证实此人就是八十九军李守维军长。粟裕和乔信民团长大喜，买了鞭炮，打算开庆功会，给三营请功。报到陈毅那里，陈毅说了一句话“李守维要是不打死，活捉就更好了”。至此以后提及此事统一口径：翁达中将旅长自杀身亡，李守维中将军长落河溺水而死。　 黄桥一战，新四军歼灭国民党韩德勤嫡系一个军一个旅，共一万一千余人，蒋介石大为恼火，国民党内部强硬派执意要报复，延安得知后恐皖南军部有不测，遂严令叶、项率军部即刻北上，与陈、粟部合为一股。项英对蒋介石还抱有幻想，行动迟缓，蒋得知叶、项擅自北上后，深怕新四军做大，于是借口新四军不听军令调遣，有反叛不轨之嫌，下令围而歼之。　 因此说皖南事变是由黄桥决战而起，黄桥决战之后三个月爆发了皖南事变，是引发皖南事变的导火索。事后延安只好自吞苦果，未借此大做文章发起宣传攻势，周恩来仅在新华日报上写了一句：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可见底气不足。
开明绅士 仓化南 字化南（1900-1981），江苏省宿迁市洋河新区仓集镇人。出身地主，解放前家有土地五十余亩。幼年在家乡读书，后务农经商，于仓集街设六陈行，经常往返于大江南北，把花生、金针菜、肥猪等土特产品运销镇江、常州、苏州一带，把南方的布匹、棉纱等工业品转贩于泗阳。由于他苦心经营，勤业守信，故生意兴隆，积资日丰。在仓集周围十里八乡，颇有名气。
解放前，兵荒马乱，战祸迭起，民不聊生，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于“而立”之年，信奉基督教，当地人都称他为“大耶稣”。他自己拿出一笔款，在仓集街东首，建起十二间教堂，供周围数百人到这里做礼拜。　　仓化南心地善良，申张正义，扶困济贫，拥护***，支持革命，在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作出重大贡献，受到党和政府的信任，广大群众的爱戴。解放后，先后当选为泗阳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泗阳县政协委员。　　为民扶困济贫　　仓化南乐于从事慈善事业，关心人民疾苦，人们都称他为“善人”。过去他家虽然有五十余亩土地，每年收的租粮却甚微。一些佃户一旦遇上了天灾人祸，不仅租粮斤两不收，还要给他们以救济。早在解放前，他就主动将大部分土地分给佃户所有，因此被称为开明地主。他经商赚来许多钱，一不用来买田置地，二不购买房产，而把钱用在救济穷人上。旧社会十年九灾，大批灾民缺吃少穿，每当遇此情景，他都要捐粮捐款，施以救济。到了春节，他都要到附近群众家看一看，给缺粮断炊的送粮送款上门，尤其对病灾户和老弱者更是关怀备至，加倍救济，仓集老幼无不称赞。　　年过花甲的村民杨学生回忆说：“他一辈子不知做了多少好事，救活了多少穷人，我这条命就是他救出来的。除了年年给我家送粮送款以外，遇上天灾人祸还给我特别照顾。1944年，我患了疟疾病，无钱医治，拖几个月不好，瘦成皮包骨头，九死一生，求医不治。父亲急得无法，只好去他家求救。当时仓化南一口答应，并随同父亲去找王普成医生。王医生连连摇头，说是无法治。还说：三分治病，七分调养，杨家穷得连饭也吃不上，吃药也无用啊！仓化南一再要求设法医治，一切费用，由他负责。这时，王先生才勉强开了药方，撮几剂药。仓化南把我带到他家，每天亲自给我煎药送药，还给我做可口的饭菜吃。一连几个月，天天如此，我的病治好了，身体也强壮起来了。这时，我要求回家，临走前，他给我做一套衣服，又给我家许多钱粮。春节时，还给我家送来了猪肉，这些事时刻记在我心上，永生难忘。象我家这样得到他好处的还有许多户，如梁柱堂、马德山等户都受过他接济。”　　解放前，这里灾害频繁，盗贼蜂起，逃荒要饭者有之，卖儿卖女者有之，遇到这样灾年，他总是慷慨解囊，捐粮捐款，施粥以济。家中用专人熬粥给每天川流不息的乞食者每人一大碗，对老弱和儿童更加照顾。有一年春荒，当地市场缺粮，他筹款赴镇江购了两大船粮食救济灾民。　　1950年是个大灾年，百姓生活困难。仓化南东奔西走，配合政府，尽力救济灾民。当时政府号召组织生产自救，安度春荒。他积极响应，捐献出十包棉纱（当时每包纱价值20多块银元）作资金，由朱正良、薛德顺等人牵头，组织灾民纺纱织布，开始只有几十户，后来发展到一百多户。采取保本吃利的方法，把死钱变成活钱。这不仅使当地灾民稳度灾荒，而且后来办起了纺织合作社，越办越兴旺，本保住了，还盈得了不少利。大家要把棉纱退还给仓化南，可他一分钱也不收。后来，党号召办合作社，他提出把这笔款作为农民入社股金，归集体所有。每当提起这件事。人们都交口称赞。仓化南就这样为群众操心劳碌，千辛万苦，经商务农，把赚来的钱全部用在扶困济贫上，他自己却过着清贫生活：住的是低矮草屋，穿的是粗布衣衫，吃的是粗茶淡饭，一生以此为乐。他生前常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活在世上，要为社会多做点事情，留下美名；要尽自己所能，不能虚度一生。”与民风雨同舟　　仓化南先生一生经历三个朝代，深知旧社会劳苦大众的苦，自己想解放他们无能为力，施以救济，也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他看到***一心为人民谋利益，是贫苦人民的救星。因此，他从内心拥护***，同情和支持革命。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仓集地区尚未建立起巩固的民主政权，敌来我往，形成拉锯地带，以他在当地的威望，掩护我革命干部，开展对敌斗争。有的同志来到他家，他总是热情接待，精心安排，保证安全。万一有人盘查，他挺身而出，不是说是自己的亲戚，就说是自己的朋友。常和他保持亲密联系的有***的干部马任、吕奋志等。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下，也从不怕担风险。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泗阳失守，敌人到处搜捕***，他多方设法，加以掩护，使许多同志脱离虎口，保存了革命力量。有一次，我军有一位营级干部在战斗中牺牲，他得知后，及时将家中一口大的寿材献给烈士。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些老干部被揪斗，他很痛心，有些所谓造反派向仓化南先生调查材料，要他提供被审查人材料，他一概拒绝。并说：我不能无中生有，诬陷好人……仓化南先生与***合作共事诚心诚意，风雨同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他一生乐于扶困济贫，拥护党的方针政策，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留得美名在人间！
陈秉恭，字净尘，宿迁市洋河新区仓集镇罗庄村人，1888年2月出生于地主家庭。先读四书五经，后进淮阴第三农校，毕业后失业家居。北伐战争时，受大革命潮流的影响，报考无锡社会教育学院。毕业后任泗阳教育局社会教育指导员，兼任县立师范社会教育课教师。任职期间与中共泗阳县委有较多的接触。1931年，地下党县委负责人谢楠遭敌逮捕，他曾多次到狱中看望并设法营救。国民党教育局局长陈升儒以“赤化分子”为名，辞退了他在教育上的一切职务。他不服，约几位进步青年在洋河东狱庙办夜校，还未开学，东狱庙就被地方恶霸烧毁。后到仓集西叶庄自筹资金办了一个初级小学，教贫苦农民子弟读书。该校直到1938年日军轰炸洋河时才停办。1941年，淮北泗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他参加革命。　　陈秉恭虽出生于地主家庭，但他生性耿直，崇尚正义，对当时的军阀混战，乡绅恶霸横行乡里极为不满。他的政治观点在动乱的时代就逐渐确立和明朗，他不随波逐流，而是自觉地走上背叛剥削阶级家庭、向劳动人民靠拢的道路。他工作后，一有空就与老农研究种桑养蚕之道，计划改造废黄河滩。他与农民感情较深，常去看患病的佃户，资助药费不计其数，一次曾把家中仅存的一支鹿茸送给垂危病人，使其得救，他还收养两孤儿视同亲生，后来都送他们参加革命。一次他女儿同轨从徐州女师放假回家，随便谈起有些同学家庭困难问题，他在女儿回校时特让她多带些钱资助困难同学。　　陈秉恭这些“不合世俗”的行为遭到地方一些人的非议，说他搞乱了庄规、家规。对这些攻击，他不屑一顾，报以轻蔑的一笑。1938年以后，泗阳抗日同盟会负责人谢楠等人，经常去皖东北与我党联系工作，开展抗日活动，路过仓集常在他家食宿，和他一起研究革命理论，学习毛主席的《论诗久战》等书。从此，他接受革命真理，自觉走上革命道路。1940年秋，他先送女儿同轨去淮海区工作，又带儿子陈謇（同路）去淮北参加革命，十四岁的小女儿同训被送到淮海军区卫生所工作，人们誉他为“革命父亲”。　　1942年春，他受淮北行署主任刘瑞龙派遣回乡开辟抗日根据地。他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争取各阶层人士参加反伪化斗争，并动员十几名青年参加工作。　　1942年6月，运河两岸发生大规模小刀会暴乱，会首在敌顽引诱下，绑架和残害新四军及地方党政干部，气焰十分嚣张，泗阳县陈圩区民主政权受到严重威胁。有些革命意志薄弱者脱离了革命，甚至叛变投敌。而陈秉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大力揭露那些出卖灵魂的民族败类的罪行，为巩固抗日民族政权，安定运河两岸的社会秩序，他主动找泗阳县委书记高峰反映情况，自报奋勇到敌人内部了解实情。他依靠群众，不畏艰险，深入虎穴，做部分小刀会会首工作，争取一部分小刀会组织中立，使泗阳县大队顺利通过中立区，击溃王其可顽匪和最反动会首、骨干分子及其武装，形势趋向好转。　　1942年9月，淮北运河特区建立时，由于形势紧张、环境恶劣、斗争艰苦，年近花甲的陈秉恭冒着风险，终日为建立特区、巩固特区奔走效力。1943年4月，陈秉恭被选为运河特区办事处副主任。同年6月，为了分化瓦解敌人，他三进熊码头敌军据点，做伪军中队长策反工作。他进述了解放区战场的大好形势，阐明了党的宽大政策，争取数十人投诚，为陈圩区的巩固作出了贡献，也为双河、程道口两区的发展铺平了前进的道路。　　陈秉恭平易近人、艰苦朴素，与干部群众亲密无间。他是特区唯一的“老头干部”。他卷着裤脚，握着小烟袋，常和群众谈心。集会时，他和年轻人拉歌子，他唱《流亡三部曲》，唱到激动时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使听的人深受感动，激起了人们的抗日热情。　　1943年冬，家乡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家里人问他怎么办，他说：“还用问吗？按边区政府法令快减！”他还对家人说：“土地要让给无地的穷人耕种，以后要靠劳动吃饭。”1944年7月，他到淮海地委参加整风学习期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运河特区撤销后，出任宿迁县副县长。　　1944年9月，新四军第三师十旅攻打林宫渡据点，陈秉恭连夜赶到林宫渡担任后勤工作，他一连多日没有睡好觉，还冒着危险救伤员，亲自抬担架。陈秉恭一心为革命，群众拥护他，党信任他，可敌人视他为眼中钉，重金悬赏捉拿他。他在组织与群众保护下，敌人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气急败坏，放火烧了他家的房子以示威胁。陈秉恭毫不理会，抗日意志更坚定。抗日民主政府根据他家的损失情况拨专款帮他重建家园，他说，被敌人烧过房子的何止我一家？我决不能要这个特殊的照顾。于是他把钱拿去购买枪支弹药，支持地方武装。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那时陈秉恭年已57岁了，但他老当益壮，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组织发动新解放区人民生产自救，医治战争创伤，进行和平建设，处处身先士卒。他常说：“工作越艰苦，越要一心跟党走，只要有党的领导，一定会取得胜利的。”　　1946年春，为防止国民党反动派在河南花园口决堤，让黄河水冲入运河，以水代兵来毁灭解放区。宿迁县委决定陈秉恭带民工抢修运河堤，以保住运河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大运河堤复修工程是苏皖边区政府为实现和平民主建国采取的一项重大行动，陈秉恭担任宿迁县运河堤工程督工所主任。每天他都深入工地，往返几十里，堤上堤下细心察看，掌握工程进度，解决具体问题。一次他到闸河区大寺乡工地，民工正在打坝子，合龙门时，他对烧香磕头求龙王的群众耐心教育说：“打坝子是为了防水患，保丰收，我们要听党的话，不要迷信龙王，要相信自己的力量”。他与民工同甘共苦，一同吃高梁煎饼。有时喝不上开水，就手捧运河水解渴。由于劳累过度，他生病发高烧，嘴唇干燥开裂，说不出话来。然而，为了根治水患，造福人民，他置病体于不顾，仍坚持工作。县里领导知道后，及时安排医生为他治疗，但已经晚了。1946年5月22日，陈秉恭在宿迁城外一座庙里不幸病故，终年58岁。　　陈秉恭逝世，干群万分悲痛，《淮海报》、《新华日报》连续发表悼念文章，县委书记高锋在悼念文章中称赞他：“不为政治鬼魅所惑，能于狂涛骇浪迷蒙沉闷的环境中认清光明的方向。”他倾心革命，热情地追随党，其精神真是难得可贵！　　1946年6月21日中午12时，宿迁干部群众2000余人，在宿城东门外行宫举行追悼会，副县长马爱亭致悼词。机关、学校、群众团体敬献挽联、花圈。下午5时，举行送灵仪式，人们送至东关河口，含泪泣别陈副县长灵柩上船远去，遗体安葬在他生前战斗过的家乡废黄河滩上。会后，苏皖六专署追认陈秉恭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