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姓家谱介绍　赵姓很早就有了自己的家谱，宋的《天水堂·赵氏族谱》把西汉名将营平侯赵充国世系的发展、演变做了详细的记载，在“汉传至宋系图”中列了一世祖赵充中至六十七世赵景雍，表明天水迁长安、又迁襄阳樊城、再迁洪州，至赵景雍时移居江南的历程。赵姓规定每0年修订一次家谱。现存赵姓家谱多是清代和民国初年纂修的　赵姓族谱的基本式　　赵姓族谱虽有以上种种类型，但从其发展历史来看，这些类型并非同时出现，而是大体经历了一个从简易家谱，到族谱、支谱、房谱，再到宗谱、统谱等联宗合纂的演进过程。同样，族谱的修撰式也有一个从简单谱系、谱表到体例完备的发展过程。就现存清代、民国时期的赵姓族谱而言，其式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谱序。这是每部族谱都不可缺少的内容，它包括本族人写的序和邀请外族人写的序，以及跋语等。外族人写序通常是当朝、当地的名人，或是与家族有特殊关系的人。谱序跋的内容大致是修谱缘由、修谱经过、家族渊源传承，有的谱中还阐发一些修谱理论。随着族谱撰修的次数增多，序跋也不断增多，所以一些大型族谱，其序跋篇幅很大。通常情况是续修次数越多，谱序就越长，谱序跋本身也就成了了解家族历史的重要资料。　　二是谱例，即修谱凡例，主要阐明族谱的纂修原则、体例、领谱和族谱的管理原理。同治年间所修的《天水堂赵氏合修族谱》凡例共有0则。《山阴华舍赵氏宗谱》除录旧谱凡例外，还新增凡例若干条。　　三是先世考与遗像赞。主要考述本姓来源、本族的历史和分支迁徙情况，尔后是把本家族中最显赫、有德行功业的先祖绘成遗像载诸谱端，并附像赞。这方面，民国年间所修的《东莱赵氏家乘》最具典型。不仅考述文字简明清晰，祖像的绘制也十分精美。在说明本脉出于蜀汉顺平侯赵云，世居成都府红花市之后，用四言联句表达家族的迁徙、兴盛情况，颇有特色：“聿维我谱，俱详历履，原籍西川，始白天水。明初迁莱，郡城安宅，嘉靖开科，隆万任职。伯镇封疆，仲总六卿，武勋相业，朝廷所荣。愿绍前烈，德言与切，绵长先泽，睦族敦宗。”另外，赵宋皇室后裔的族谱大多载录《太祖遗训》一文。　　四是恩荣录。主要刊载皇帝和朝廷、地方官员对家族或家族成员的封赠文字和匾额。山阴华舍谱中有御印、御押，东莱赵氏有“诰命”、“封赠”、“荫袭”、“旌表”四项　五是家法族规。清末民初所修的赵姓族谱中，一般都是旧规、新规分列，内容庞杂，财产婚姻、祖业管理、家族往来，举凡为人处世的各个方面无所不包，且各个家族因自己的不同情况而有所侧重，但都不离敬宗收族这一核心内容。　　六是祠堂坟墓。赵姓对祠堂、祖坟的修建历史、建筑规模、地理位置等都有详尽记载，有些谱中配有简单的绘图。其中大量内容是有关宗祠的管理规章，如山阴华舍赵氏谱中有“宗祠条规”、“陵祭条款”、“宗祠禁约”、“宗祠祭典”、“宗祠仪注”、“六陵仪注”、“宗祠仪注”、“六陵祭文”、“宗祠祭文”、“宗祠祭句”、“六陵联额”，另外还有历代相关的碑文、记颂等。　　七是世系。这是赵姓族谱中的主要内容，有的篇幅。世系可分两种形式，一是世系传录，即从一世祖开始到修谱日期止，家族成员的姓氏名号、生卒年月、简要阅历、妻室子女以及葬地封赠等情况；另一种是世系表或世系图，即以图表的形式记载该家族的血缘传承情况。在笔者所见的赵姓族谱中，后一种形式要多一些。　　八是传记，包括行状、墓志铭、神道碑以及年谱等多种形式。传记又有德行、孝友、烈女、仕宦等篇目，与地方志的体例大体一致。　　九是仕宦录，或称科第录，登载赵姓族内历代科第人仕者的名单，并简要记载他们的业绩及著述。　　十是族产，包括祀田、祖山、义庄、庙产、房屋等。赵姓族谱对这一点相当重视，族田、祖山都写明地理位置和面积大小。同时《还记载族产的数量、买卖情况、管理细则、收支账目以及经营租佃。　　十一是艺文或名迹录。收录赵姓族人或与家族相关的各种著述诗文。名迹录则是记载与赵姓家族相关的名胜古迹、山水桥梁、庵寺书院和亭台堂舍等。　　十二是字辈谱与领谱字号　附录：光绪年间所修《暨阳章卿赵氏宗谱》谱目　　卷一：总谱，包括江阴赵氏发源图、江阴赵氏世子总图、章卿赵氏四大支十一分支世系总图、发源谱、十六世总谱。卷二至卷十五，支谱。卷十六至十八，分支谱。卷十九，家范录，包括祖训、家法、祭法等。卷二十，义田录，包括义庄、义庄条规、义田细则。卷二十一，世济录，含科举、世荫、胄子等。卷二十二，先茔录。卷二十三，先茔图。卷二十四，墓志行状。卷二十五，丝纶录，包括制、敕书等。卷二十六至二十九，文乘录，录家族艺文。卷三十，节录，内含历修谱序、后序、跋等。　　-------------------------------------------------------　　赵姓家谱文献目录　全国·赵氏宗藩庆系录口口卷　全国·油麻村赵氏宗谱六卷 藏地：河北大学（清）赵龙生修清光绪二十九年(10)孝思堂木刻　　全国·赵氏族谱四卷 藏地：南京大学清宣统二年（110年）赵尔巽四川刻本北京密云·天水郡赵氏族谱三　河北满城·玉川赵氏宗谱不分卷 藏地：美国（民国）赵述诚等修 1年钞本 一册　　河北迁安·泺阳赵氏东门统谱六卷 藏地：吉林大学 美国（民国）赵云路等修 1年唐山泰石印局石印本　河北丰润·赵氏西门统谱七卷 藏地 ：华东师范大学 日本 美国（民国）赵庶蕃 赵春林增纂 1年唐山同泰刷印局石印本 七册　　山西洪洞·赵氏族谱二十卷 藏地：美国（清）晨等辑清雍正四年（门）边贻斋刊本 四册　山西洪洞·赵氏族谱四卷 藏地 ：中国国家图书馆（民国）赵景宸汇编 1年济南茂文斋印刷局铅印本册　　山西·阳林赵氏家谱 藏地：台湾清嘉庆十年（10年）钞本 一册　辽宁本溪·赵氏谱册一卷 藏地：辽宁本溪市城厂镇九龙口村（清）赵永连纂复印清康熙间刊本　　辽宁本溪·赵氏分清谱册一卷 藏地：辽宁本溪市碱厂镇厂西街（民国）赵永顺纂 11年铜刻本　辽宁本溪·赵氏谱册一卷 藏地：辽宁本溪市清河城满族乡小市五七街（民国）赵芳贵纂复印本　辽宁本溪·赵氏谱册一卷 藏地：辽宁本溪市清河城乡清河村赵振铎纂　辽宁辽阳·赵氏家谱 藏地：中国国家图书馆（清）赵宏恩辑清乾隆二年（1年）赵氏刻本　　上海·忠诚赵氏支谱二卷附一卷 藏地：吉林大学 哈尔滨师范大学 美国（民国）赵锡宝编 1年上海彩文协记印刷公司美术　江苏·宿迁县赵氏家谱四卷 藏地：扛苏泗洪县公安局档案室(缺卷 ) (民国)赵培心 赵光启整理 1年半部堂重修本　　江苏兴化·赵氏念初族谱不分卷 藏地：吉林大学（清）赵恭生等修清同治十二年（1年）活字本八册　　江苏南通·崇川赵氏祚德堂宗谱不分卷 藏地：江苏南通市图书馆（清）赵国祯修清同治十三年（1年）刻本六册　江苏镇江·大港赵氏重修宗谱不分卷 藏地：中国国家图书馆（明）赵邵颛纂明钞本　江苏镇江·润州赵氏宗谱不分卷 藏地：日本美国明崇祯十七年（1年）刊本 四册　江苏镇江·大港赵氏族谱六卷 藏地：北京大学 吉林大学 日本 美国（清）赵紫瑜续修清康熙二十八年（1年）刻本　江苏镇江·大港赵氏增删构正重修家史八卷 藏地：吉林大学（清）赵中道 赵克全续修清雍正八年（10年）刊本 十册　江苏镇江·大港赵氏族谱 十二美国汪乾隆四十四年（1年）刊本 十二册　江苏镇江·古润洪溪赵氏族谱十卷 藏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缺卷）（清）王文沼 赵明礼撰清乾隆四十七年（1年）刊本　江苏镇江·大港赵氏族谱不分卷 藏地 ：美国（清）赵元勋等修清乾隆五十三年（1年）刊本十四册　江苏镇江·大港赵氏族谱十卷 藏地：日本（存卷-10）美国（存四册）（清）赵廷芝续修清嘉庆十四年（10年）刊本　　江苏镇江·大港赵氏斗星分宗谱十卷 藏地：吉林大学（清）赵书田续修 清道光三年（1年）刻本　江苏镇江·梅巷赵氏宗谱八卷 藏地：日本美国（清）赵彦等修清道光九年（1年）悼叙堂刊本 八册　江苏镇江·大港赵氏分谱六卷 藏地：日本美国（清）赵方栋等修清道光十年（10年）木活字本 六册　江苏镇江·大港赵氏分谱八卷 藏地：日本美国（清）赵沣 赵槭等修清咸丰元年（11年）木活字本 十六册　江苏镇江·大港赵氏第八大分大二公支下屏翰分宗谱十四卷 藏地：日本 美国（存卷-1）（清）赵存高等修 清同治六年（1年）木活字本　江苏镇江·洪溪赵氏庆三公支下分谱三卷 藏地：吉林大学（清）赵念祖修 赵增复续辑清同治十二年（1年）活字本四册　江苏镇江·梅巷赵氏重修宗谱十二卷 藏地：扛苏苏州市图书馆（清）赵时芬修清光绪七年（11年）活字本美国十四册　扛苏镇江·大港赵氏斗星分宗谱十二卷 藏地：中国国家图书馆（清）赵雨三主修清光绪八年（1年）活字本　江苏镇江·大港赵氏分谱六卷 藏地：江苏镇扛市博物馆清光绪三十四年（10年）木活字本　江苏镇江·古润洪溪赵氏族谱十六卷 藏地：吉林大学（清）赵明俊修清宣统二年（110年）活字体十册　江苏镇江·大港赵氏第四大分仁三公裔下煜载分续修宗谱四卷 藏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民国）赵赓元纂 111年活字本 十一册　江苏镇江·大港赵氏文翕分谱十卷 藏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图书馆（民国）赵蓉曾纂 11年活字本 十册　江苏镇江·大港赵氏族谱十四卷 藏地：河北大学（民国）赵文麟修民国四年（11年）木刻本十四册　江苏镇江·梅巷赵氏重修宗谱十七卷 藏地：美国（民国）赵桐 赵衡辑民国六年（11年）惇叙堂刊本五十册扛　苏镇江·大港赵氏迁居住驾庄重修族谱十卷 藏地：日本美国（民国）赵治中主修 1年木活字本 三十册　江苏·丹徒赵氏支谱二卷首一卷 藏地：美国（清）赵楫等修清道光三十年(10)活字本二册　江苏·丹徒赵氏支谱二卷 藏地：吉林大学上海图书馆 — （清）赵邦翰重纂清光绪十二年（1年）活字本 四册　江苏扬中·赵氏家谱 藏地：江苏扬中县民国间木刻本六册　江苏丹阳·赵氏宗谱 藏地：中央民族大学（明）廷桂编　江苏丹阳·云阳赵氏重修宗谱六卷 藏地：中国国家图书馆 吉林大学（清）赵学曾重修清光绪三十三年（10年）排印本 六册　江苏丹阳·云阳鸥溪赵氏家乘三十二卷 藏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清）赵佛纂 1年榖诒堂铅印本三十五册　江苏句容华阳赵氏宗谱 藏地：江苏句容县夫王乡赵巷 11年木活字本 十三册　江苏常州·观庄赵氏分支小谱四卷 藏地：美国 （清）赵味辛等修清同治二年（1年）活字本四册　江苏·常州观庄赵氏支谱十六卷首一卷末一卷 藏地：辽宁图书馆 江苏常熟市图书馆日本 美国（清）赵烈文辑清光绪二年（1年）木活字本一卷　江苏·常州观庄赵氏支谱二十一卷 藏地：中国国家图书馆 江苏常州市图书馆 江苏苏州市图书馆 1年活字本十二册　江苏常州·寺庄赵氏宗谱十二卷 藏地：吉林大学（清）赵昉等纂清光绪十年（1年）敦睦堂刻本十二册　江苏常州·寺庄赵氏宗谱十六卷 藏地：中国国家图书馆 11年敦睦堂活字本 十六册　江苏常州·赵氏近支人丁册 藏地：江苏常州市图书馆（民国）赵毓森编订 11年石印本 一册　江苏常州·赵氏族谱 藏地：江苏常州市图书馆清稿本 一册　江苏武进·焦溪河口赵氏族谱四卷 藏地：美国（清）赵端思等修清光绪十一年（1年）敦睦堂刊本四册　江苏武进·西盖赵氏族谱十二上海图书馆美国（清）赵洪良等修清光绪十二年（1年）永思堂重刻本二册　江苏武进·将林赵氏宗谱十卷 藏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民国）赵书文主修 1年

　　李自成遇难湖北通山县九宫山，被清初的公私著述如《明史》、《乾隆御批纲鉴》、《绥寇纪略》、《见闻随笔》、《罪惟录》、《怀陵流寇始终录·甲申剩事》、《所知录》、《甲申传信录》、《明末纪事补遗》、《明亡述略》、《永历实录》等诸多史籍所记载。但是，李自成究竟是怎样死的，却一直存在争论，《明史·李自成传》也无法搞清其殉难经过，少数史料也有以下几种不同说法：

　　自缢说

　　自缢者自尽也，自己上吊而死。其根据是清军统帅阿济格向朝廷的奏报，奏报中说：“……自成窜走时，携随身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得脱，遂自缢死。”但是后人认为，李自成久经沙场，果敢坚强，绝无自杀之可能。而且阿济格的说法，并非亲眼所见，故真实性甚低。

　　战死说

　　《通山县志》中的记载为：“九伯聚众杀贼首于小源口”；而《程氏宗谱》却是这样记载的：“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没有一个地方明确指出，程九伯的确杀死了李自成，而只是说杀死了李延。《米脂县志》《延安府志》等李自成家乡的史料显示，记载李自成乳名和名字说法很多，却唯独没有“延”字，陆续发现的大顺档案记载李延为大顺昭侯，不是李自成。

　　误死说

　　误死即误伤致死。清初吴伟业《绥寇纪略》中说：李自成率二十骑到通山九宫山，他让将士留在山下，自己上山拜谒元帝庙。当地村民“疑以为劫盗”，在李自成跪拜元帝像时，被村民在身后用荷锸击伤头部，李自成当即昏倒“不能起”。这时村民一拥而上，“碎其首”而亡。村民搜其钱物时，发现“金印”，方知道杀错了人，“大骇，从山后逃去”。

　　搏斗死说

　　康熙年间费密撰写的《荒书》中说：“李自成率十八骑，由通山过九宫山岭”时，山民“闻有贼至，群登山击石，将十八骑打败。”李自成一人和山民程九伯赤手搏斗，程九伯不是对手，被李自成摔倒在地，并骑在程九伯身上，“抽刀欲杀之”。但刀被血渍又渗人泥浆；一时没拔出。正在这时，程九伯外甥金某，从背后以铲猛击李自成头部，即刻而亡。而程九伯的宗谱明确记载“剿闯贼李延于牛脊岭下”，根本不是李自成，而且牛脊岭也不属通山九宫山范围。

　　夹山寺禅隐说

　　观点：1981年，湖南石门夹山寺发现一座古墓，考古人员发现墓主人奉天玉和尚违背僧规，按俗礼下葬，而葬俗又与本地葬俗不同，最后通过种种物证认为奉天玉和尚很可能便是李自成。但疑点十分明显：在奉天玉夹山出家的历史中，奉天玉和尚与当地官员交往密切，而李自成“陕北口音，四十岁多一点，一只眼睛瞎了”的相貌特征相当明显，很容易暴露身份，这与他的身份有些不符。

　　青城归隐说

　　在青城镇苇茨湾村李文生家发现了一本抄录并补修于民国三年（1914年）的《李氏家谱》，经过考察研究，得出全新结论，李自成兵败后，化装为和尚投靠其在榆中青城的叔父李斌，晚年的李自成就生活在附近的深山大沟里，并葬于龙头堡子山下，经学者考证，《李氏家谱》中李自成除姓名与明末农民领袖李自成相同外，其余与李自成的籍贯、故里和祖辈、父母及夫人姓名等均不相同，显然不是大顺皇帝李自成。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孔有德是铁岭矿工出身，其父在铁岭领导反建州政权起义失败后流亡辽东各地，曾在广宁军任游击。

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占领辽阳后，同其兄孔有性及耿仲明，耿仲裕兄弟，经后金南四卫总兵官刘爱塔（刘兴祚）的暗中遣送，投奔东江毛文龙。

与耿仲明，尚可喜被称为“山东三矿徒”。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萨尔浒战役以后，清政权在东北迅速崛起，到崇祯年间（1628—1644年），已基本上控制了东北地区，并伺机入关，山东半岛已成为明朝防御清军渡海南下的前线。

孔有德是原明朝辽东总兵、左都督毛文龙的部下。

吴桥兵变

自天启年间到崇祯初年，毛文龙部以辽东沿海金州、朝鲜皮岛一带为根据地，屡次袭击清的后方，给清军造成了威胁。然而这支部队军纪败坏，不听明朝 指挥，冒领军饷，骚扰地方，引起明 的忧虑。

崇祯元年（1628年），袁崇焕督师辽东，借机处死毛文龙，其旧部由副将陈继盛统辖，不久，参将刘兴治在皮岛叛乱，杀陈继盛等十余人，总兵黄龙随即赴皮岛镇压。

崇祯六年（1633年），孔有德、耿仲明不服黄龙统辖，率部来投登莱巡抚孙元化。

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皇太极率清兵攻大凌河城（今辽宁锦县），祖大寿受困城内。孙元化急令孔有德以八百骑赶赴前线增援，然登州辽东兵与山东兵素不和，孔有德抵达吴桥时，因遇大雨风雪，部队给养不足，士兵抢劫哗变。孔有德在登州发动吴桥兵变，自号都元帅，孙元化忠于朝廷不愿称王，孔有德放他逃离登州。

登莱之乱

崇祯五年（1632年）一月，孔有德部东进围登州，登州告急，而在此防守的孙元化仍相信自己能招抚孔有德，疏于防范。孔有德乘机让部下300余人诈降，混入登州城，与在城里的耿仲明等密谋策划，并趁夜间人们熟睡之时，里外夹攻，占领了登州城，活捉了孙元化及明守备宋光兰、分巡道王梅等官员。总兵张可大坚守水城数日，终因寡不敌众，水城陷落，张可大杀死妻妾后自尽于太平楼。孙元化不久逃回天津，被明 处死，余大成也被罢免。不久以后，孔有德、耿仲明等人又攻破黄县，明廷急令谢琏为副都御使巡抚登莱，擢参政徐从治为山东巡抚，让徐从治驻守莱州城，以防备孔有德部西进。

崇祯五年（1632年）二月，孔有德部率军围攻莱州，徐从治与谢琏拼死抵抗，同

时向朝廷求援。但自北京南下的总兵刘同柱，虽抵山东境内，却迟迟不敢到莱州解围，大学士周延儒与兵部主事张国臣等又提议招抚，张国臣等也自愿到阵前招抚孔有德等人。明主力部队的迟疑不前和主抚派的活动，更加助长了孔有德等人的气焰，他广招原部下，驻守皮岛的明将陈友德等3000人，也加入到叛乱的行列。叛军更是全力攻打莱州城。对于明朝一些官员的招抚行为，坚守莱州的徐从治、谢琏等人坚决反对。

在徐从治、谢琏和莱州知府朱万年等的带领下，守卫莱州的军民“备刍粮，设守具，据敌数月”。在叛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尽管城中已到弹尽粮绝的地步，仍拒不开城投降。而明总兵邓圮、王洪已率川兵万人自昌邑来援，距莱州仅40里，却接到命令驻足不前，指望招抚成功。孔有德见状，拼命攻城，巡抚徐从治亲上城楼，被叛军炮火击中，重伤而死。他的死更激发了莱州军民守城的决心，“莱人感其义，卒坚守不下”。

背明投清

崇祯五年（1632年）七月，莱州被围已有4个月之久，而明 的一些官员却并不急于解莱州之围，而是一直采用招抚的手段对待孔有德。由于莱州城防坚固，叛军一时也难以得手。孔有德见攻莱州不下，就又施展诡计，给总督刘守烈写信，表示愿受抚归降，但要面见谢琏谈判。刘守烈派推官屈宜阳入莱州城，谢琏信以为真，先让知府朱万年出南门面见孔有德，孔有德告诉朱万年，表示愿意投诚。朱万年回城将情况告知谢琏，谢琏与朱万年及翟、刘两个派来监军的宦官出城与孔有德见面，宣读朝廷让他投降的诏书。孔有德早有准备，立即让部下将4人捉住，乘城门大开，急令攻城。朱万年见势危急，大喊关闭城门，被孔有德杀死。明军紧急关闭城门，孔有德破城计谋未能得逞。

谢琏被俘后，明 招抚不成，遂急令各路援军向孔有德进攻。孔有德见情势不妙，撤回登州城，明总兵吴襄率军克招远、黄县，莱州之围方解。同年九月，明军将孔有德叛军围于登州城中。十月，明军开始攻城，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明副总兵丁思侯、裨将程仲文、祖邦楼在攻城中战死，叛军主要将领李九成也被明军炮火击毙。孔有德见登州难保，率叛军近万人突围，弃城登船而逃。驻守在旅顺、长山、鹿岛的明总兵黄龙，预计孔有德兵败后必经长山、旅顺而投奔清朝，早已严阵以待。孔有德部在旅顺一带登陆后，黄龙率兵伏击，擒获孔有德部将毛有顺、毛承福等人，大败叛军。孔有德、耿仲明等率余部逃到盖州，崇祯六年（1633年）四月，投靠清朝，登莱之乱遂告结束。

崇祯九年（1636年），孔有德受封恭顺王，出征朝鲜、锦州、松山等地。在之后几年，三顺王充当了清军的急先锋，带领6千清军攻打朝鲜，迫使朝鲜投降清朝，使明朝失去了可靠的邻国和在东面牵制清军南下的重要力量。

攻打南明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后，孔有德随多铎追剿南明武装力量，镇压了江南各地的抗清斗争。

顺治三年（1646年）授平南大将军，进攻南明永历政权。顺治四年（1650年），会同清军破桂林，收捕张同敞、瞿式耜、靖江王朱亨P等，瞿式耜、张同敞在桂林风洞山仙鹤岭下被杀，靖江王朱亨P在西门外民房中被缢死。

身死桂林

顺治五年（1647年），改封定南王，出征广西。顺治九年，西宁王李定国率东路军收复湖

南大部，并南下广西，直趋桂林，清定南王孔有德亲自率军前往兴安县严关，扼险拒守，明军以象阵大破清军，取得严关大战的胜利。孔有德狼狈奔回桂林，下令紧闭城门，惶惶不可终日。七月初一，孔有德又败，只身逃回桂林城。李定国乘胜追至桂林，将城包围。七月初四，明军登云梯攻城，孔有德额头已中一箭，他自知走投无路，便手刃爱姬，自焚而死。仅有一女孔四贞逃脱。

顺治帝为孔有德上谥号武壮。孔有德之子孔庭训几年后由李定国下令处斩，朝廷破格予以厚葬。

孔有德的尸体被李定国焚骨扬灰，清廷为孔有德建衣冠冢。惟一幸存的女儿孔四贞，则被孝庄太后收为养女。

历史评价

皇太极：都元帅远道从戎，良亦劳苦。行间诸事，实获朕心。招抚山民，尤大有裨益。不谓劳顿之身，又遭衔橛之失。伫闻痊可，用慰朕怀。

屈大均：崇祯间有三叛臣，其首恶为孔有德。

永A：皮岛才初展，吴桥计渐穷。天教投上国，时至树宏功。缔造膺皇眷，招徕锡命隆。师仍提旧部，衔独授元戎。袍解丰貂暖，筵张秘殿融。直将心腹待，应竭股肱忠。兵特称天v，恩尤出圣衷。鼓鼙劳乍效，银币赉何丰。国号承基大，宗王拜爵同。威扬平壤外，声震塞垣中。降将开山海，偏师佐邓冯。贼氛旋拉朽，明业已飘蓬。定鼎邀殊赏，为屏冠上公。自兹频讨乱，所向辄横空。捷屡驰吴楚，铭兼勒华嵩。定南封更晋，攘外奖宜崇。疆圉偏多事，千城合鞠躬。蛮方琛未献，粤徼道宜通。远统貔貅往，亲蒙矢石攻。桂林除跋扈，梧野起疲癃。反侧行看尽，功名惜未终。潢池妖复炽，萑泽孽潜讧。大师成孤注，危城倚上穹。来援音杳杳，出战势SS。冠裂肝俱碎，袍沾血尽红。肯将身落贼，争觉气如虹。素帛全遗体，丹忱报聪。盟无惭带砺，军竟化沙虫。马革酬专阃，牛眠敕考工。烈名标武壮，旷典荷獭

赵尔巽：有德、仲明，毛文龙部曲；可喜，东江偏将；志祥又文龙部曲之馀也。文龙不死，诸人者非明边将之良欤？大寿大凌河既败，锦州复守，相持至十年。明兵能力援，残疆可尽守也。太宗抚有德等，恩纪周至，终收绩效。其於大寿，不惟不加罪，并谓其“能久守者，读书明理之效”。推诚以得人，节善以励众，其诸为兴王之度也欤！

轶事典故

孔有德自称为孔子后裔，但张同敞认为孔有德自称孔子后裔是对孔子的侮辱，孔氏族人则在孔有德试图拜谒孔庙孔林时关闭大门禁止其进入，并呵斥孔有德是冒称孔子后裔，《孔子世家谱》也没有将其收入。

家庭成员

妻：白氏、李氏

子：孔廷训

女：孔四贞

史书记载

《清史稿· 列传二十一》

摘 要：早在商代后期就已出现记录世系的图谱，但还不属于纸质的谱牒类文献。东汉以后，由于谱牒的政治功用渐趋强化，谱牒类书目迅速增加，逐渐由《汉书·艺文志》术数略下的一个子目变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类目。宋代以后，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缺失，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著作中分属演变的历程，折射出不同历史背景下谱牒社会功用的变化。

关键词：谱牒；源流；分属演变；史部目录

谱牒一词出于《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1]3303。从这句话来看，谱牒应是某种记载有帝王世系的载体。“谱”在《史记正义》中的解释为“布也，列其事也”[1]487。“牒”最早是指“古代用来书写的小而薄的竹简或木片”[2]470。由此推断，谱牒应是一种记载帝王或家族世系的竹简或木片。谱牒作为一类重要的文献分支，对其起源与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分属演变进行研究，对于考察谱牒类书目的历史流变与其在不同背景下功用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一、秦代及秦以前有关谱牒的记载

据陈梦家研究，在商代后期就已经出现了记载直系祖先、宗子名讳的世系表。在《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陈梦家提到，在1506号甲骨上记载有“儿”氏祖先11代的世系名讳，其中两代有兄弟2人，共13位祖先的名字[3]499。暂不论这片甲骨的真伪①，陈梦家所提到的这片甲骨文是刻在龟甲上的，并不是竹简或木片。司马迁也提到谱牒自周以后“乃颇可著”[1]487。由此可推断，我们如今所提到的谱牒主要是指周以后的谱牒资料。

有关周代的谱牒文字记录在战国以后的书籍中有所记载。《周礼·小史》提到：“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4]376郑玄注引郑司农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5]108即谱牒类书目。同时也说明周代设有专门执掌世系的官员——小史。关于周代谱牒的内容，《礼记·内则》也有记载，“(生子)书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6]100，说明在周代谱牒主要是记录人的生卒年月与昭穆世系的书籍。这一时期的谱牒类书目主要有：《世本》《大戴礼记·帝系》《春秋公子血脉谱》等。《世本》也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谱牒类书目。周代出现官修的谱牒类书目，与其分封制、宗法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周建国后实行分封制，周天子将亲属、功臣及古代帝王的后代分封到各地做诸侯王，诸侯在自己的封地范围内再次实行分封，分封制和宗法制层层下移，构成周王朝的统治秩序。如何巩固和维系这两个制度，必然要明确宗法制家族内部世系和嫡庶之分以确保分封制的承袭，谱牒正是将这类承袭关系记载成册，以“奠世系、辨昭穆”，维系周王朝的统治。可以说，宗法制是谱牒类书目产生的直接根源，谱牒类书目有力维持了宗法制的沿袭。

秦王朝建立以后，废除了周代的分封制、宗法制，代之以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这种制度不再分大宗、小宗，同时也切断了血缘与官制的联系。秦始皇下令焚书，将天下“无用”之书焚毁，使谱牒类书目在秦代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公侯子孙皆“失其本系”[7]990。

二、汉唐时期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及原因

《隋书·经籍志》采用四部分类法，将隋代及以前的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四类。乙类为史部，其类下著有“谱系”类。《隋书·经籍志》将史部作为一级类目单独分类，同时将谱牒类书目置为史部目录的一个二级类目，使谱牒类书目开始有一个明确的划分。《隋书·经籍志》共著录“谱系”类书目41部360卷，加上已亡佚的书目共53部1 280卷[7]990。需要注意的是，“谱系”类下有3本书目不可算进谱牒类著作，即《竹谱》《钱谱》和《钱图》，这3本书目与记载家族世系的谱牒类书目毫无关系。另外，除“谱系”类下著录有谱牒类书目外，杂传类下也有很多“家传”，如《李氏家传》《桓氏家传》《太原王氏家传》等[7]977。《辞海》对“家传”的解释为“叙述父祖事迹以传示后人的传记”[2]1040，即将家族中有声望和功绩的人单独列出，为之立传。这一时期的谱牒类著作还是以官修为主，这类“家传”则类似于私修谱牒“家谱”的前身，虽被著录于杂传类下，但也有一些谱牒类著作的特征。《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书目卷数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25卷又15篇相比，明显大为增加。究其原因，应是与东汉以后门阀士族的形成有重要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标准为九品中正制，即将天下士族分为九品，选官用人皆根据郡望品级。世家大族为了延续自身的特权地位，家族婚姻严格恪守“门当户对”的原则。如何准确判断“寒门”与“士族”，防止“冒籍”的出现，这就使得官修谱牒格外重要，其政治功用逐渐突显，但这也造成了“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9]1的局面。正因谱牒的这种功用，使得其时研究谱牒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被称之为“谱学”。魏晋时期涌现出众多的谱牒著作和研究谱牒的大家，西晋蒙挚撰有《族姓昭穆》10卷，东晋南朝的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等祖孙3人是研究谱学的专家。谱学的集大成者是梁代的王僧孺，他将贾弼之的《十八州谱》续为710卷，又撰《百家谱集抄》15卷、《东南谱集抄》10卷等。不可否认的是，这时期谱牒类书目地位的提升和对谱牒的研究盛极一时，与门阀士族制度下对门第、血统、婚宦的重视息息相关。这一时期，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密切。

其二，官修谱牒的衰落和私修谱牒的非公开性。在唐中期以前，谱牒多为官修，且多属于皇族玉牒、天下郡望谱、天下姓氏录等著作，用以确定姓氏郡望和门第品级。唐朝除唐太宗、武则天、唐高宗朝3次修撰谱牒外，之后再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组织过大修谱牒，官修谱牒逐渐衰落。宋代以后，反映一家一姓之谱系的私修谱牒书目繁多，是因其在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史学价值，也无政治功用，无需上报朝廷。这类谱牒多被供奉在家族祠堂中，作为“敦宗睦族”的象征而存留。朝廷并不收藏这类书目，对此无可著录之书，《四库全书总目》和《清史稿·艺文志》对这类家修谱牒没有任何的著录，只有前朝遗留的少量总谱类著作，同时也因数目太少只能著录于类书类下。

《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的谱牒类下。《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杂谱牒类书目五十五部，共一千六百九十一卷”[10]2013。之所以将其著录为“杂谱牒”类，是因为在“杂谱牒”类下不仅著录了谱牒类书目，同时又著录了很多“家传”。“家传”类书目多数时间是著录于“传记”类下，因而称之为“杂谱牒类”。《新唐书·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7家39部1 617卷，“王元感以下不著录二十二家，三百三十三卷”[11]1501-1502。与《旧唐书·经籍志》不同的是，《新唐书·艺文志》又将家传类著作重新置于杂传类，并在谱牒类下增加了很多之前从未著录的“家谱”类书目，这些“家谱”类书目卷数很少，多为1卷。如《谢氏家谱》1卷，《东莱吕氏家谱》1卷等[11]1501-1502。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谱系类书目相比，这些“家谱”类书目显然是记录一家一姓之谱系，与前代州谱、百家谱相比，更多地带有私人撰修的性质。

唐朝之所以会出现私修家谱类书目，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关。自隋代创立科举制以来，选官用人的标准逐渐从姓氏郡望变成分科考试，这使得众多寒门子弟通过读书进入了官僚阶层，高门士族直接晋升的渠道被阻断，官修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逐渐被削弱。唐朝统治者曾3次大规模地组织撰修谱牒，目的却不是维系世家大族的地位，而是通过撰修谱牒，提高皇族和新晋官员的门第等级，贬低旧的世家大族，扶植新的官僚势力。如唐太宗朝撰修的《氏族志》将博陵崔氏由一等姓氏降为三等，唐高宗朝撰修的《姓氏录》更是将五品以上的官员全部列入士族。应该说这时期的官修谱牒在很大程度上被统治者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从侧面来看，旧士族被削弱，新士族逐渐发展壮大，新士族的壮大推动了记载有一家一姓之谱系的新谱牒产生，但这类新谱牒书目毕竟只占少数，官修谱牒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谱牒类书目依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三、宋以后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中的转变

宋代是目录学著作发展的高峰时期，出现了众多的私修目录学著作，目录学著作的攀升标示着有更多的史家对书籍类目划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宋史·艺文志》史部目录专门增设“目录”类，共著录目录学书目68部607卷[12]5148。“谱牒”依然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宋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10部437卷[12]5152。与“新旧唐书”相比，总卷数明显减少，这与唐末五代以来战乱频繁使大批谱牒类书目散佚和宋朝科举取士更加完善使得谱牒的政治功用迅速丧失有关，“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三代”[9]1。宋朝官修的目录学著作《崇文总目》史部目录下专设“氏族”类，主要著录谱牒类书目，共41部，计113卷[13]92。南宋郑樵的私修目录学著作《通志》将谱牒类书目著于卷66“艺文略”下，是谓“谱系”类。比前人有所进步的是，郑樵又将谱系类书目详加划分，分为“帝系、皇族、总谱、韵谱、郡谱、家谱”等6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70部2 411卷[9]619，这个数目明显超过之前目录学著作所记载的书目，基本上包括了宋代及以前的谱牒书目。总谱著录43部1 074卷数量居首，家谱数目为次，共68部250卷。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也是私修目录学著作，该书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姓氏”类下，共计33部，只是列出书名，并没有记载书目卷数[14]13。该书在“姓氏”之外，又设“谱录”类，但并不著录谱牒类书目，而是像《考古图》《端砚谱》《竹谱》等[14]24，是对政区、事物进行注述的图谱类著作。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270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史部“谱牒”类下，共计21部71卷[15]1709。此外，宋朝的欧阳修、苏洵也先后创新了修谱体例，被后世称为“欧谱”“苏谱”，直到近代都是私家谱牒编撰的样板。可以看出，自唐末五代以来，宋代谱牒类书目有逐渐复兴的趋势，这与宋代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政府对于累世同居大家庭的提倡有关。在宋代，民间宗族组织明显增多，民间修谱(私修谱牒)的数量也随之攀升，谱牒类书目的政治色彩明显减弱。

《明史·艺文志》依然遵循《宋史》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方法，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之下。《明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38部504卷[16]2420，且只是明代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包括前朝，这个数目也可算是繁多了。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这时的“谱牒”类目已位于史部目录的最后，预示着谱牒类书目在史部目录中地位的变化。《明史·艺文志》所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多数为私修谱牒。实际上自唐中期以后，除皇族玉牒外，官修谱牒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私修谱牒逐渐占据主导。另外，在宋以后，“家传”类著作无论是“传记”类还是“谱牒”类，皆没有著录，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家谱”类著作。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是《明史·艺文志》的蓝本，《千顷堂书目》在史部目录下置“谱系”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30余部，大部分为家谱、宗谱、家乘等[17]269-289。这些书目的卷数明显超越《新唐书·艺文志》只有1卷的界限，少则3～4卷，多则60余卷，反映出明政府明显放松了对私家修谱的限制。另外，明代家庙、祠堂类建筑显著增多，反映出社会宗族意识的复苏。这时期的谱牒基本不具备政治功用，同时，由于统治者对私家修谱和民间建庙、修祠堂没有过多的限制，使得谱牒类书目“敬宗保族”的社会功能渐趋突显。

清乾隆朝官修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目录下已无谱牒类书目，说明这时的谱牒类书目已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子部目录下置“谱录”类，但并没有著录谱牒类书目，只是“器物、食谱、草木虫鱼鸟兽”之属，真正的谱牒类书目被置于子部类书类下。所谓“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18]1141。清代学者认为谱牒类书目无类可归，所以置于类书类下，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清代目录学著作中地位迅速下降，已经算不上史书，只能分属于类书。《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谱牒类书目有：《古今同姓名录》2卷、《元和姓纂》18卷、《古今姓氏书辨证》40卷、《帝王经世图谱》16卷、《万姓同谱》146卷附《氏族博考》14卷等，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多，且多是姓氏总谱[18]1141-1153。《四库全书总目》对著录的每一种书目都有文字简介，如著录作者及书目流传状况等。《清史稿·艺文志》与《四库全书总目》相同，谱牒类书目同样被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有《历朝人物氏族汇编》10卷、《氏族笺释》8卷、《姓氏谱》6卷、《类纂》50卷等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22卷，并附有作者姓名[19]4366-4367。

谱牒类书目从《汉书·艺文志》到《明史·艺文志》一直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地位明显下降。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两方面。

其一，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消失。魏晋南北朝是谱牒发展鼎盛的时期，“谱学”也发展成为一门显学，这是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最为密切的时期。谱牒规定了门第等级，门第等级又与选官用人相联系，这使得谱牒类书目的地位迅速攀升。在《隋书·经籍志》中谱牒类书目开始单独分类，成为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类目。唐中期以后，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大为减弱，虽然谱牒也作为统治者的斗争工具被使用，但随着科举制的完善、皇权的加强，这种功用逐渐消失。唐末五代以来的战乱使世家大族分崩离析，有的迁往南方，有的在战乱中衰败，谱牒类著作也大批散佚。战乱过后，由于谱牒实际功用的缺失，这些世家大族并没有对散佚的谱牒进行重新纂修，而是任其消亡。宋代以来，政府放松了对私家修谱、建庙的限制，人们的宗族意识又逐渐活跃起来，但再也不可能形成像东晋那样“王与马共天下”的世家大族了，谱牒的政治功能基本不复存在。正是因为谱牒没有了政治功用，也使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迅速下降。在《明史·艺文志》中谱牒已被置于史部目录的末端，到《四库全书总目》时则完全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

《汉书·艺文志》是第一部流传至今的目录学著作，沿用刘歆的六分法，除“辑略”外，将汉及以前的天下图书分为6类，分别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术数略下置有“历谱”类。所谓“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8]1767，主要用于记载汉代的天文历和四时历。其中也包括2种谱牒类书目，即《帝王诸侯世谱》20卷和《古来帝王年谱》5卷，共25卷[8]1766。另外《世本》15篇在六艺略下也有著录，与史部书目著录在一起[8]1714。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多次提到“谱牒”一词，并将其作为史料来源之一，但从《汉书·艺文志》对谱牒类书目的分属方式及著录卷数来看，谱牒类书目在这一时期显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四、结 语

谱牒自商周时期起源，隋以后逐渐成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社会功用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也导致其在目录学著作中地位的变化。实际上从古至今，代表家族意识的谱牒始终没有消亡。如今，国家重提“家庭、家教、家风”问题，使人们的视野又重新审视传统的家族观念。今天仍有很多家庭在撰修家谱、族谱，重新认识自己的家族文化。谱牒“敦宗睦族”的社会功能至今仍然适用，尽管它的政治功能已不复存在，但其作为维持家族和睦、维系社会和谐的纽带作用仍然存在。

注 释：

① 关于这片甲骨的真伪,学界有不同看法：陈梦家、李学勤、于省吾等学者皆认为此甲骨为真品,而郭沫若、董作宾、胡厚轩等学者则认为是伪刻罗格斯大学的陈光宇教授于2016年又发表《儿氏家谱刻辞综述及其确为真品的证据》(《甲骨文与殷商史》,2016年第6辑,第267-297页)一文，力证“儿氏家谱”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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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文琪(1996- )，女，江苏丰县人，在读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宗族史、区域社会史研究

24史书中，清史稿属于比较差的一部。编修人员鱼龙混杂，修书时间也很短，成书匆匆，政治观点问题严重，有必要重修。

1、修史者立场错误

《清史稿》撰者多为满清遗老，其故国情结很深，而袁世凯政府窃自辛亥革命，本身就是顽固反动的封建余孽，不可能对史馆宗旨律以进步的革命的要求，因此《清史稿》作者在修史中明确站在清王朝的立场上，对清朝皇帝歌功颂德，而对清朝统治之黑暗尤其是近代以来的腐败卖国未能如实反映，反而有意掩盖粉饰。对于反清革命一概反对，将白莲教、太平天国等诬称为“匪”、“逆”、“贼”、“寇”。虽身在民国，仍持反对辛亥革命、反对民国的态度，不仅对兴中会、同盟会成立及孙中山等领导的许多革命活动略而不记，间或有所记述，必加以贬斥，称革命烈士之牺牲为“伏诛”，称武昌起义为“革命党谋乱于武昌”。

2、人才不足，组织不力

清史馆开馆之先，并没有进行修史专业人才的培养与储备。开馆之后，聚集了一批晚清名士，但是这些“翰苑名流，文章名宿”，多数非史学专才，其中以桐城古文派居多，于古文则雅驯，于史例往往未娴，因此，人们认为“修清史人才，远不如修《明史》人才”。

3、史料搜集利用有限

清史资料浩如烟海，既有清政府主持修定的历朝实录、圣训、起居注、部院则例、方略以及各种典籍，又有大量私人著述；既有现存的大量清朝中央衙门的原始档案，又有许多民间的碑传家谱等；既有丰富的汉文史料，又有许多满文、蒙古文、藏文等少数民族文字史料；既有中国自身产生与保存的史料，又有外国保存或产生的有关中国的史料，等等。编纂清史，要穷尽所有清史资料是不可能的，也是没能必要的，但是，要编纂一部系统完整的清史，那些主要的史料是必须搜集掌握并充分利用的。

清史开馆，于式枚等建议于史料方面要“搜档册”、“采书籍”、“勤采访”，颇为中的。但在编修过程中，做得远远不够。图书方面仅江浙、甘肃等省录送少量著述文献，以及京师大学堂、江浙图书馆书目等，“余多未送”。其采访，各地辑送过一些官绅履历事实，而于大量的经济、社会史料全未涉及。尤其是档案史料方面，除了国史馆的档案全部接收利用外，其余基本上没有能够利用。如军机处档案，保存着数千册数十万件满汉文上谕，上百万件满汉文录副奏折，“实为清史之根本材料”，当时“存国务院秘书厅第一科，史馆曾行文索取，国务院政事堂以办公须用未允，故史馆纂述各员多未见”。内阁档案，既有《满文老档》、满文《国史院档》、《秘书院档》、《密本档》等大量清初档案及许多地图等，史料价值极高，又有100余万件题本、各种杂件等，“清史馆未利用”。内务府档案，“清史馆亦常行文调取，然未能顺手利用”。而宫中各处档案，包括大量档册、近百万件的满汉文朱批奏折均未能利用。清史馆未能充分利用清代档案，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当时档案未能集中保管，尤其是宫中各处档案仍为溥仪小朝廷占有，难以取阅，另一方面这些档案尚未经过系统整理，不便利用。中国的史料尚且利用有限，清史馆更无力也无意顾及到国外的史料。史料搜集利用的局限，是影响《清史稿》质量的重要因素。

时至今日，清史资料的利用条件（包括收藏保管、整理、出版、现代技术手段等）已远胜当年，应该在修史中全面、系统地加以搜集，充分利用。

4、体例不够详明

《清史稿》仿《明史》，用传统的纪、志、表、传体例，略有增删变通，其中不尽合理之处及修纂中的混乱现象仍很突出。南明政权历弘光、隆武、永历三朝，共十八年，天平天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前后达十四年，影响所及十余省，按照传统史书宜设“载记”，《清史稿》中仅以《张煌言》、《李定国》、《郑成功》、《洪秀全》等几个人物传代表，于其政权建置、史事大半阙略，太平天国的重要人物如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等均未立传。《清史稿》设志目十六，较《明史》增邦交、交通二志，但是如“宗教志”等一些重要内容均未设志（宗教志初设，后来删除），即所修诸志亦参差不齐，如《河渠志》仅记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四条，竟遗最重要的第一大江长江，其他如珠江、黑龙江、松花江等重要江河均缺载。《天文志》只记载到乾隆朝，其后半叶之天文全无内容。《时宪志》所收“八线对数表”，是中学生就应学习掌握的普通数学工具书，于清史毫无意义。其表列目十类，设外戚等无用之表，而于总理衙门大臣年表等反缺。列传设置更属混乱，据考证一人二传者达14人，列女传开列数百人，绝大部分是封建纲常的牺牲品，并无彰显意义，而于一些重要人物如思想家严复等反而无传，将民国十六年投湖的王国维列入《清史稿》忠义传更属荒谬。《清史稿》从清王朝的封建立场出发，于体例设置阙略不详、混乱不明的毛病是比较突出的。

如今纂修清史，必须在宏观上反映有清一代的制度、史事和重要人物，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趋势，于体例制订一定要详慎明确。

5、史事考订不细

《清史稿》一书因所用史料有限，又仓促成书，很多史事未能详细考订，错误失实之处很多。当年傅振伦《清史稿评论》多有列举，容庚先生批评其“毛举细故，”经台湾学者对该书进行全面系统地清理，凡正误、异同、脱衍、得失诸端加以检校疏注，共校注47,000余条。即便如此，据有的学者研究，仍有不少错误未能较订，可见《清史稿》错误失实之处确实不胜枚举。其错误失实，主要有时间、地点、地名、人物、人名、官职、爵位、书名等类，多数都是未能详细考订造成的。如《公主表》载道光第六女寿恩固伦公主为“道光十年十二月生，咸丰九年四月薨，年三十八”，错误非常明显，或为笔误，或为排印时错衍“八”字。又如《忠义传》包立身传称浙江诸暨包村拒太平军，“大小数十战，毙贼十余万”，至其失败，“合村死者，盖六十余万人”，试想太平军牺牲十余万人该是何等重大的战役，有谁见过“六十余万人”的大村？编者在利用史料时显然未加考量辩析。如此等等，这些是编印中的错误，占绝大多数。另有一类，属于当时的研究结论后来被推翻纠正的，如《世祖本纪》称李自成“窜九宫山，自缢死”，今人研究认为李自成是被当地地主武装击杀，而非自缢。

湖南图书馆是国家举办的省级综合性公共图书馆，其前身是始建于1904年3月，由梁焕奎等人募捐、湖南巡抚赵尔巽准令于古定王台创办的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它是我国第一家以“图书馆”命名的省级公共图书馆。1912年秋至1913年春毛泽东在此自学半年，1927年间何叔衡担任馆长。1949年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湖南图书馆获得了较快的发展。1984年12月韶山路湖南图书馆馆舍落成开放，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邦题写了馆名。现有馆舍主楼面积23万平方米，培训楼6700余平方米，馆藏实体文献450余万册（件），其中图书308余万册（件），古籍线装书80余万册（件），报刊55余万册（件），视听与缩微制品20余万件。数字资源规模增速迅猛，电子图书达330万余种。年到馆读者256余万人次，外借文献259万册，网站年访问量达2860余万次。

湖南图书馆是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馆藏中不少是稀世的善本、谱、牒、字画、手札等，尤以丰富的地方文献著称。本馆设有综合借阅处、文学艺术图书借阅室、中文报纸期刊借阅室、外文借阅室、中文参考图书借阅室、地方文献阅览室、古籍阅览室、电子阅览室等服务窗口，还相继设立了独具特色的湖南人物资料中心、毛泽东著作版本室、徐特立藏书阅览室、家谱收藏中心、滋贺文库、音像借阅室、盲人图书馆、湖南图书馆少年儿童分馆、老年图书馆、女子图书馆等。本馆实行开架借阅，现设有阅览座位1570余个，开展书刊外借、阅览、参考咨询、文献检索、专题服务、系列讲座、社会教育等多种形式、多种途径的读者服务工作，成为广大读者喜爱的获取知识信息、阅读休闲的理想场所。近年来湖南图书馆加强信息化、网络化基础设施建设，开辟了网址为wwwlibraryhncn的湖南图书馆网站、网址为wwwtxhnnet的天下湖南网和湖南图书馆官方微信服务号，提供数字化、网络化的电子资源服务。由我馆承办的共享工程湖南省分中心已成为我省开展文化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网络中心、资源建设中心和信息服务中心。

开放时间为周一至周日，8：30～18：00（22：30），法定节假日各窗口服务时间另行通知。

公交车：6路、7路、104路、602路、202路到窑岭北下;348路、368路、138路、139路、112路到文艺路口下;

01路、131路、122路、406路、301路、9路在窑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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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层窗口名称开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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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图书馆

一楼

总服务台-处

周一、三、四、五、六、日：8：3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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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三、四、五、六、日：8：3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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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像借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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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三、四、五、六、日：8：30-18：00

中文参考图书借阅室

地方文献阅览室

政府公开信息查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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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三、四、日：8：30-12：00

14:30（15:00）－17:3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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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三、四、五：8：30-12：00

14:30（15:00）－17:30（18:00）

学习室

周一至周日：8：30-22：30

大门南侧

24小时自助图书馆

全天候开放

24史书中，清史稿属于比较差的一部。编修人员鱼龙混杂，修书时间也很短，成书匆匆，政治观点问题严重，有必要重修。

1、修史者立场错误

《清史稿》撰者多为满清遗老，其故国情结很深，而袁世凯政府窃自辛亥革命，本身就是顽固反动的封建余孽，不可能对史馆宗旨律以进步的革命的要求，因此《清史稿》作者在修史中明确站在清王朝的立场上，对清朝皇帝歌功颂德，而对清朝统治之黑暗尤其是近代以来的腐败卖国未能如实反映，反而有意掩盖粉饰。对于反清革命一概反对，将白莲教、太平天国等诬称为“匪”、“逆”、“贼”、“寇”。虽身在民国，仍持反对辛亥革命、反对民国的态度，不仅对兴中会、同盟会成立及孙中山等领导的许多革命活动略而不记，间或有所记述，必加以贬斥，称革命烈士之牺牲为“伏诛”，称武昌起义为“革命党谋乱于武昌”。

2、人才不足，组织不力

清史馆开馆之先，并没有进行修史专业人才的培养与储备。开馆之后，聚集了一批晚清名士，但是这些“翰苑名流，文章名宿”，多数非史学专才，其中以桐城古文派居多，于古文则雅驯，于史例往往未娴，因此，人们认为“修清史人才，远不如修《明史》人才”。

3、史料搜集利用有限

清史资料浩如烟海，既有清政府主持修定的历朝实录、圣训、起居注、部院则例、方略以及各种典籍，又有大量私人著述；既有现存的大量清朝中央衙门的原始档案，又有许多民间的碑传家谱等；既有丰富的汉文史料，又有许多满文、蒙古文、藏文等少数民族文字史料；既有中国自身产生与保存的史料，又有外国保存或产生的有关中国的史料，等等。编纂清史，要穷尽所有清史资料是不可能的，也是没能必要的，但是，要编纂一部系统完整的清史，那些主要的史料是必须搜集掌握并充分利用的。

清史开馆，于式枚等建议于史料方面要“搜档册”、“采书籍”、“勤采访”，颇为中的。但在编修过程中，做得远远不够。图书方面仅江浙、甘肃等省录送少量著述文献，以及京师大学堂、江浙图书馆书目等，“余多未送”。其采访，各地辑送过一些官绅履历事实，而于大量的经济、社会史料全未涉及。尤其是档案史料方面，除了国史馆的档案全部接收利用外，其余基本上没有能够利用。如军机处档案，保存着数千册数十万件满汉文上谕，上百万件满汉文录副奏折，“实为清史之根本材料”，当时“存国务院秘书厅第一科，史馆曾行文索取，国务院政事堂以办公须用未允，故史馆纂述各员多未见”。内阁档案，既有《满文老档》、满文《国史院档》、《秘书院档》、《密本档》等大量清初档案及许多地图等，史料价值极高，又有100余万件题本、各种杂件等，“清史馆未利用”。内务府档案，“清史馆亦常行文调取，然未能顺手利用”。而宫中各处档案，包括大量档册、近百万件的满汉文朱批奏折均未能利用。清史馆未能充分利用清代档案，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当时档案未能集中保管，尤其是宫中各处档案仍为溥仪小朝廷占有，难以取阅，另一方面这些档案尚未经过系统整理，不便利用。中国的史料尚且利用有限，清史馆更无力也无意顾及到国外的史料。史料搜集利用的局限，是影响《清史稿》质量的重要因素。

时至今日，清史资料的利用条件（包括收藏保管、整理、出版、现代技术手段等）已远胜当年，应该在修史中全面、系统地加以搜集，充分利用。

4、体例不够详明

《清史稿》仿《明史》，用传统的纪、志、表、传体例，略有增删变通，其中不尽合理之处及修纂中的混乱现象仍很突出。南明政权历弘光、隆武、永历三朝，共十八年，天平天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前后达十四年，影响所及十余省，按照传统史书宜设“载记”，《清史稿》中仅以《张煌言》、《李定国》、《郑成功》、《洪秀全》等几个人物传代表，于其政权建置、史事大半阙略，太平天国的重要人物如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等均未立传。《清史稿》设志目十六，较《明史》增邦交、交通二志，但是如“宗教志”等一些重要内容均未设志（宗教志初设，后来删除），即所修诸志亦参差不齐，如《河渠志》仅记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四条，竟遗最重要的第一大江长江，其他如珠江、黑龙江、松花江等重要江河均缺载。《天文志》只记载到乾隆朝，其后半叶之天文全无内容。《时宪志》所收“八线对数表”，是中学生就应学习掌握的普通数学工具书，于清史毫无意义。其表列目十类，设外戚等无用之表，而于总理衙门大臣年表等反缺。列传设置更属混乱，据考证一人二传者达14人，列女传开列数百人，绝大部分是封建纲常的牺牲品，并无彰显意义，而于一些重要人物如思想家严复等反而无传，将民国十六年投湖的王国维列入《清史稿》忠义传更属荒谬。《清史稿》从清王朝的封建立场出发，于体例设置阙略不详、混乱不明的毛病是比较突出的。

如今纂修清史，必须在宏观上反映有清一代的制度、史事和重要人物，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趋势，于体例制订一定要详慎明确。

5、史事考订不细

《清史稿》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