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特殊的家庭背景，少年周恩来在性格形成方面，承接了更多来自生母和嗣母的巨大影响。周恩来的生母万冬儿性格开朗、精明果断、乐于助人，从小受到良好教育。

嫁到周家后，更显贤惠能干，家中大小事情，都离不开她。周恩来不满1岁时，他最小的叔父周贻淦病危，膝下无子女。为了使叔父在弥留之际得到一点安慰，也使他留下的妻子陈氏能有所寄托，周恩来的父母把他过继给周贻淦。

两个月后，周贻淦去世，幼年的周恩来由守寡的嗣母陈氏抚养。陈氏出身于书香门第，性格温和、待人诚挚、办事细心、仁慈礼让、学识广博。嗣母的教育，对幼年周恩来的性格形成和文化修养，影响异常深刻。嗣母早逝以后，周恩来还曾写过一篇《念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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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则从四岁起便在嗣母的教育下开始认字和背诵唐诗。五岁时候，嗣母又把他送到家塾里去读书。从家塾回到家里，嗣母不仅进一步辅导他学习，而且经常给他讲历史故事和神话故事。

后来周恩来到南开学校上学时写了《射阳忆旧》一文，回忆他“幼时喜闻故事”，对嗣母讲的故事具有“辄绕膝不去，终日听之不倦”的浓厚兴趣。

六岁时，周恩来随父亲、生母、嗣母和弟弟一起，搬到清河县清江浦镇外祖父家居住。那里有满书房的书，诗词歌赋、通鉴野史，还有很多小说，正好满足了周恩来的求知欲。

人民网——从家庭和时代背景 看毛泽东周恩来的文化和性格特征

周恩来的出生地是江苏淮安,祖籍地在浙江绍兴。他生前多次说过“我是浙江绍兴人”,还曾说:“祖坟在绍兴,绍兴的家谱有我的名字,我不能不承认是绍兴人。但我生长在淮安,满嘴的淮安口音,也不能不承认是淮安人。

淮安县工作人员的功劳。根据查询搜狐新闻网信息显示，在周家老宅房屋倒塌时，淮安政府的副县长王汝祥到北京汇报工作，与周总理进行一番详谈，解释城市没有土改，无法私自没收土地。而且总理的侄子周尔萃参军入伍，周家人属于军人家属，理应有特殊照顾，修缮房屋也是在合理的范围内。此番谈话后，周家老宅勉强保存下来。因此周总理故居保存下来是淮安县工作人员的功劳。

周恩来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都是师爷。祖父曾由师爷而任代理知县、知州，祖父的兄弟均是师爷。周恩来祖母的父亲是福建有名的师爷，祖母的兄弟中也有人是师爷。师爷文化对周恩来影响至深，值得深入研究。

“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

周恩来的始祖是宋代学者周敦颐，后代由中原迁到浙江，后在绍兴落户，繁衍生息，到周恩来高祖父这一代已是第十六代。这一房是五十房。五十房始祖活到96岁，在家里大厅挂上“百岁堂”的匾额。周家都说自己的老家是绍兴城内保佑桥百岁堂。中国人一般是共一个爷爷为一家，五服之内为本家，出了五服形同路人。而周恩来家族，却是共一个曾祖父，每一代人都是大排行。即使挑门单过也要相互帮助、相互提携。这是为什么？因为周恩来的高祖周元棠不仅学问和为人好，而且有远见，推动了家族的发展，深受后人的尊敬。

周元棠（1791—1851），28岁中秀才，但未能进入举人、进士的行列，只能到福建、浙江一带做钱谷师爷。晚年，周元棠因年轻时家贫，看到儿子周樵水有病，虽然孙子周昂骏13岁（虚岁）已考中秀才，却决定不让他再考科举，而是学习钱谷师爷。周元棠为孙子选定的职业，决定了周家几代人的发展和命运。

1851年阴历八月，周元棠病逝。同月内，他的大儿子周樵水（周恩来的曾祖父）病逝，年仅33岁。周恩来的曾祖母绍兴人氏樊氏及5个儿子，成了孤儿寡母。樊氏的5个儿子，大的只有15岁，小的5岁。樊氏两个弟弟樊文炜、樊燮正在江苏游幕，出手相救，将她的大儿子、二儿子带到江苏，学习幕业。老大学钱谷，老二不仅学习钱谷，还学习刑名。正值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兄弟俩承担起供养家庭的全部责任，并将三个弟弟带到江苏学习幕业。

1869年秋，周起魁接任二哥周昂骏在淮安府幕的席位。1881年，周昂骏病逝。其小儿子周嵩尧（周恩来的六伯父）时年8岁，由二舅郑仁寿抚养。周嵩尧中举后随二舅在漕运总督府衙门内担任文案，官至邮传部员外郎、北洋政府总统袁世凯的幕僚。1890年后，周恩来的四伯父周贻赓和周恩来父亲周贻能回到绍兴，跟随其舅父鲁小和学习钱谷。周贻赓三年出师，开始师爷生涯，而周贻能未能学成。

从周家人学幕业的 历史 看，基本上是从父、从兄、从姻亲。100多年来，周氏家族就是这样靠着学做师爷延续下来的。1964年8月，周恩来在与亲属谈话时曾说：“我的曾祖下有五个兄弟，都搬到了苏北，大、二、三、四都做过县知事，老五没做过，我祖父（四）从绍兴师爷升为县知事。”

周恩来的生母是淮阴万青选的第12个女儿。万青选的第14个女儿是周恩来的五伯母。万青选的祖父1814年任山阳县知县，做外南同知，署理淮安知府。万青选在淮安、清河（今淮阴）、安东（今涟水）和盐城等地先后做官达30余年，并很有政绩。周恩来的嗣母陈氏，出生于清河名门望族。1860年捻军火烧清河县城，陈家的房子大都被毁，才迁到宝应。周家败落后，1904年春万氏带着陈氏及周恩来三兄弟和腿有残疾的八弟一家回到娘家万家。

这时万青选已去世6年，万家也已开始走向败落，不好长住，一家人就搬到陈氏花园。当时陈氏花园还有14间房子，可想当年陈家的盛况。陈氏的父亲陈沅学问渊博，在父亲的培养下，陈氏14岁就能赋诗填词。陈氏的母亲是山东袁状元的四**。袁家的三**嫁给了原籍江苏常州、后在山阳县当钱谷师爷的龚怀朴。袁状元的另一个女儿嫁给清河的万立钰，就是万青选第8个儿子，即周恩来的八舅。

周恩来祖父辈即从绍兴迁至江苏，但是周恩来的几个伯父都曾回绍兴参加过科举，其中二伯父周龢鼐、六伯父周嵩尧和从伯父周嘉琛三位中举。周家到了江苏仍然和绍兴人结亲。周恩来的大祖父和同在淮阴任师爷的绍兴同乡王庸吾为儿女定了娃娃亲。1887年王庸吾去世，王家迁回绍兴。1894年，周桂珍长大后回到绍兴与王庸吾之子王子余完婚。

周恩来说：“祖坟在绍兴，绍兴的家谱有我的名字，我不能不承认是绍兴人。但我生长在淮安，满嘴的淮安口音，也不能不承认是淮安人。所以我说我是‘原籍浙江，淮安生人，江浙人也’。说是绍兴人，不仅那有祖坟和家谱，更主要的是封建家庭的根子在绍兴。”

周家有良好的家风，注重教育

周恩来出身于书香门第，家传久远，文化底蕴深厚，文化素养高。从小养成学习的习惯和自学能力，勤学好问，善善从长，知识广博。但是，他与一般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人不一样，他有生母、嗣母两位母亲，得到两位母亲的厚爱。两位母亲的性格迥然不同，他深受两位母亲的影响。两位母亲的爱护、仁慈和礼让，影响了周恩来的性格，使他少了男性的野蛮，多了女性的柔韧。得到爱的人爱心多，才知道如何爱别人。由近及远，爱家人，爱同学，爱朋友，爱祖国，爱民族。

每到年节前后，周家热闹非凡，农历腊月二十三在堂屋挂容像（祖宗像），十几幅容像都是请高手精心绘制，男的身穿官服，威严肃穆；女的身穿官眷服装，眉慈目秀，仪态端庄；个个容像，光彩照人，满堂生辉。周恩来的母亲指着容像向周恩来兄弟们一一讲述老祖宗们的官阶、业绩，教 育儿 子们不能辱没家门，将来立功、立业，光宗耀祖。她知道丈夫老实忠厚，能力弱，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过完年，到农历三月十八日才落容像。这个仪式给幼年的周恩来留下深刻的印象。事隔50年，淮安县委的同志将十几幅容像带到北京，周恩来还能一一认出，并向县委的同志介绍。

周恩来的祖父活到近60岁，这在当时已算是高寿了。他一辈子当师爷，并由此当了知县。周恩来出生后不久，因祖父去世，家庭开始衰败。周恩来有一个伯伯，两个叔叔。伯伯没有子息，周恩来是长孙。两个叔叔，一个有肺病生命垂危，一个腿瘸不能做事。周恩来出生半年，十一叔贻淦病故，父母将他过继给十一叔贻淦夫妇。他由嗣母陈氏抚养。他称嗣母为娘，称自己的生父母为干爹干娘。

周恩来的嗣母陈氏从小文静尚学，年轻时守寡，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周恩来的身上。她恪守家规，夫婿少丧后，从不轻易出门，遇到矛盾、纠纷从不相争，处处隐忍，只一心一意教养周恩来。陈氏这种隐忍的作风，周恩来从小耳闻目睹，影响了他的一生。周恩来从4岁起开始认字和背诵唐诗，听嗣母讲故事，像“岳少保朱仙镇大捷”“忠节公虎门殉国”“梁红玉击鼓抗金”“孙悟空大闹天宫”“沈状元招勇抗倭”等等，这些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保家卫国的故事给周恩来童年留下难忘的记忆。这种文化启蒙，使他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从幼儿时起就得到了很好的培养、锻炼。几十年后周恩来还深情地说：“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

周恩来的生母万氏在家中的地位、作风与陈氏完全不同。周恩来的外祖父万青选在淮阴一带为官30年，在淮阴有99间房子，占了整整一条街。在周恩来出生的第二天外祖父去世了。外祖父有18个儿子、14个女儿，但长大成家的只有17个。周恩来的母亲是第12个女儿。万氏从小得到父亲的疼爱，不肯缠足，进家塾馆读书，常常随父亲出门，是万家的“当家姑娘”。出嫁时，嫁妆是用两条木船由运河装运到淮安的。她从小受万老太爷的影响，学会了处理复杂纠纷的能力，处事干练，考虑问题细密周到。据说当时无论是周、万两府还是亲友发生纠纷时，请万氏来便可迎刃而解。她先耐心地听各方将情况说清楚，然后才发表意见，所以想得周到，断得入情，说得在理，双方都能心服口服。处理完了，人家少不得酬谢，至少招待一顿饭，在桌上大家边吃边议论刚才的纠纷或其他家事。处理这些事情，她常常带着周恩来。发生纠纷不是因“利”即是因“名”，复杂关系的症结、利害之所在，有不少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私密。懂事的周恩来自然了解了人世间的复杂，增长了不少见识。周恩来说：“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其实，周恩来不仅继承母亲爽朗的性格，同时学会了母亲处理矛盾的本事。所以周恩来比同龄人早熟，见过世面，遇事沉稳，明白事理，有主见。

1907年春，周恩来母亲万氏因操劳过度病故于清江浦，时年29岁。父亲周劭纲（原名周贻能）在湖北谋差，没能见上最后一面。周恩来外祖母不顾周家的经济情况，守着封建门第观念，严厉要求按旧例大办丧事。如棺材不仅要楠木的，还要“十二朵正花”；棺材要裹五层麻，添七层漆，请和尚做道场；等等。楠木棺木都是借钱买的，哪有钱再办这些事。万老太太毫不退让，不达目的即不许安葬。周劭纲唯唯诺诺，最后只好将万氏的棺木暂厝于庵中。周恩来对此十分反感。第二年的7月28日，嗣母在贫病忧愁中病逝，也是29岁。周恩来不怕闲言碎语，决定丧事简办，买了薄木棺材运回淮安和嗣父合葬。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行为。他只有10岁，就是个敢作敢为的人。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提倡移风易俗，丧事简办，带头火化，留下遗言不保留骨灰。要寻其根源，这就是源头。他从小对大讲排场、虚情假意的官场作风深恶痛绝。

两位母亲病故后，1908年11月，周恩来带着两个弟弟回到淮安同八伯一家生活。父亲在母亲死后，外出谋差做事，收入少，养活不起留在家中的3个孩子。周恩来的四伯周贻赓经常从东北寄钱给家里。五伯周贻鼎在淮安做师爷，五伯母是周恩来的十四姨，常常帮助几个侄子。周恩来主持家务，时不时去当铺典当家中的衣物，勉强度日。

从小深受封建思想之害，最终走上革命道路

周恩来的爷爷周起魁去世后，周家开始衰败。但是，家里人旧习不改，还要守着官宦人家的旧规矩、旧礼数生活。周恩来深受其害，对此深恶痛绝。

家庭失去主要收入来源，体面还得要，迎来送往的排场，送礼的规格还不降低。为了支撑门面，万氏不得不举债应酬，后来又靠典当衣物应付。万氏典当衣物常常带着年幼的周恩来。破落的官宦人家靠典当与借债来支撑门面的虚荣心态与陈规陋习，是留给童年周恩来第一个深刻的印象。

1904年，周恩来的父亲和十八舅合买了一张**，中了头彩，1万元。从小习惯讲排场的母亲，高兴得昏了头。**在武汉，母亲坐船到武汉去兑，一路走一路玩。兑到了，就买皮大衣、留声机，给这个买礼物，给那个买东西，还没有到家，就花掉了一部分。刚一到家，债主们来讨债，亲友们来祝贺，住下了要吃要喝，还要拿。母亲无力承担，就和丈夫带着6岁的周恩来和周恩来的两个弟弟及陈氏一起回娘家暂住。这时万青选已去世6年，万家也已开始走向败落，家里人多、事多。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一家人只好搬到有14间房子的陈氏花园去住。很快钱花完了，丈夫又到湖北做事。中彩的事，真是昙花一现。这是留给童年周恩来心中第二个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对亲属说：我当总理后第一件事就是取消**。他取消**，就是要消除不劳而获的思想，反对靠侥幸的心理生活。

1907年，周恩来的生母去世，外婆不体恤周家的情况，坚持大办丧事，纠缠不休。这是留给童年周恩来第三个深刻的印象。

两年之内失去了两位母亲，对周恩来打击很大。周恩来在淮阴无法生活，只好带着两个弟弟又回到淮安驸马巷同八伯、八妈一起生活。这年他10岁。八伯腿瘸，不能做事，不能出门，也不管事。八妈带着自己7岁的儿子和周恩来兄弟三人，一家六口过日子。八妈是个女流，不能出门，周恩来成了家中紧要的男子。或者把房子押出去，或者向亲戚借钱过日子，真是度日如年！有时在外面工作的四伯寄回一笔钱马上还债。一身债，常常有人到家里来要债、要利息。周恩来经常出面典当、到处向亲友借钱。1918年，周恩来在日本听到八伯去世的消息，他在日记中写道：“想起家中一个紧要的男子也没有，后事如何了法？这几年来八伯和八妈的苦处已算受尽了，债务天天逼，钱是没有，一家几口饭是要吃的，当也当尽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是没处赊，不要说脸面是没有了，就是不要脸向人家去要饭吃，恐怕也没有地方去要。八伯这个病，虽说是老死的，然而病到现在，何曾用一个钱去医治呢？简直说是穷死了。”这段话一字一泪，由此可知周恩来当年在淮安过的是什么日子。

周恩来最反感、最头疼的事情是家庭生活那么困难，还要讲礼数。墙上贴一张纸，上面写着亲戚们的生日、祭日，到日子都要去，而且要带着礼品。就是借钱也要去送礼，不但送礼还要磕头。因为周恩来的辈分小，而且是家里唯一紧要的男子，这些事都得他来办。到外婆家要走30里路，还要坐船过河。夏日顶着太阳，冬日冒着严寒，没有车可坐，没有牲口可骑，只能用两条腿走。连吃饭都困难，还要讲这些虚排场。他痛恨虚荣，痛恨讲排场。可是在他困难时，借钱也只能向亲戚们借。为了生存，周恩来不得不在封建大家庭内周旋。沉重的负担使少年周恩来常常叹息：“这个家真难当啊！”

短短几年之内家庭发生如此巨大的变故，可想而知这对年少体弱的周恩来是多么大的刺激。他想离开这个家庭，离开这个令人窒息的环境。他不断地给在东北工作的四伯周贻赓写信求助。机会来了。1910年春，三伯父周贻谦从东北回到淮安办事，便带他到自己工作的辽宁铁岭入银岗书院读书。半年后，周恩来到沈阳随四伯父一起生活、读书。从此，周恩来开始了新的生活。在沈阳，周恩来进入新建的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后改名为东关模范学校）丁班上学。1911年辛亥革命后，只有13岁的周恩来率先剪掉了拖在脑后的辫子，响应和拥护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

周恩来的这个革命举动不是偶然的。这是他基于对家庭、对 社会 的认识。家庭是 社会 的细胞，从一滴水可以认识大海，从一个家庭可以认识 社会 。他由痛恨这个封建的家庭，进而痛恨这个 社会 制度。虽然当时他的认识还并不清晰，但是他企盼改变现状。所以当他听到辛亥革命的消息后，马上由此看到希望，立刻起而响应，剪掉头上的辫子。

周恩来对封建制度有切肤之痛，对孔孟之道的危害有深刻的体会。正是由于有这样的经历，他在学校学习时就以改造 社会 为己任。他说学生应“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当五四运动爆发，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时，他积极参加并成为领导者。随着他确定了信仰共产主义，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对旧的家庭、封建思想、封建制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深知封建主义在中国根深蒂固，不是一日可以消灭的；他深知封建主义在中国有广泛的影响，不是一代人可以清除的，所以他对封建的东西有高度的警惕。周恩来深知改造 社会 的艰难，时时警惕旧的习惯势力的侵蚀，终身保持着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人的本色，保持着革命者的本色。

防止师爷文化浸染，提倡过“五关”

周恩来从不隐讳自己的出身，他在教育干部时将自己摆进去，说：“还是以我为例。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说原籍绍兴，生在淮安，江浙人。为什么这样啰唆呢？因为我的亲兄弟、堂兄弟都是绍兴人，我不能不说原籍是绍兴，否则就有企图摆脱这种关系的嫌疑。我生在淮安，祖父当过淮安县知事，外祖父是淮阴县知事，现在还有家属在淮安。如果我不说生在淮安，和他们的 历史 关系也无法交代清楚。一个人的 历史 关系要交代清楚，这样没有坏处。不管现在情况如何，不能抹掉过去的 历史 。我经过革命锻炼，现在当然不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说是革命知识分子了，但写 历史 不能把过去那一段抹掉。”

周恩来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一直这样教育干部、教育后人。他提倡要过好“五关”。这“五关”是思想关、政治关、 社会 关、亲属关、生活关。1963年，他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作报告，专门讲到这个问题。他在讲到过 社会 关时说：“一般总是讲思想、政治关，我特别提到后三关，是因为中国这个 社会 极其复杂，我们还有改造 社会 的任务。在这个 社会 里，旧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习惯势力，很容易影响你，沾染你，侵蚀你，如果失去警惕，这些东西就会乘虚而入。所以改造 社会 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处在领导地位的同志担子更重。”

周恩来讲：“第四过亲属关。不只是直系亲属，还有本家，还有亲戚。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自己没有儿女。由于他出身大家庭，新中国成立后当了总理，有100多个亲戚来找他或要求解决困难，或来看望他。周恩来历来认为家事是 社会 问题的一部分，从不把家庭应承担的责任推向 社会 。他为了做要他解决更好工作的亲戚的工作，专门召开家庭会议。他在会上对这些亲属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要承认家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不能依赖它。但是，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搞裙带风。想靠我给你找个好事，这点我做不到。你只能依靠自己，要自食其力。”1950年前后，周恩来的许多亲戚失业，无以为生，写信向他求救。周恩来一律建议他们到当地政府登记报名，由当地政府量才录用，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以期为人民服务。“自食其力，为人民服务”是他改造旧家庭的目标。

周恩来对自己的亲属严格要求，制定了十条家规：1晚辈不能丢下自己的工作专程去看望我。2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3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付，没有工作的代付伙食费。4看**、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5不准请客送礼。6不准动用公家的车子。7个人生活中凡能自己做的事，不要找人办。8生活要艰苦朴素。9任何场合不要讲出与我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10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当大家都争相考大学时，周恩来却支持侄女周秉德初中毕业考师范学校，鼓励侄子周秉华去当兵。“文革”爆发后，大批的学生下乡插队，这时当兵成为好事，他勉励侄子周秉和、侄女周秉建上山下乡，当知青。他的侄子、侄女在农村已按正常手续被部队招上兵，他知道后却动员他们回到农村。他说：把好事让给群众。他动员弟弟周恩寿带头退休。弟弟有6个子女，生活困难，他每个月从自己有限的工资中拿出200元支援弟弟，不让弟弟向单位伸手，不增加国家的负担。

周恩来在谈到过生活关时说：“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这样，我们就会心情舒畅，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 社会 主义强国。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

周恩来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身体力行，带头移风易俗，坚决反对重修祖坟，一向主张平坟深葬。1964年，周恩来分别派人将父亲和岳母在重庆的坟以及淮安的祖坟平掉，将棺木深埋，将原墓地给当地农民耕种。他去世后，邓颖超按照他的遗愿，派亲戚到绍兴将祖先的坟平掉，将棺木深埋。周恩来没有保留骨灰，其骨灰撒向祖国大地。邓颖超病逝后骨灰撒向大海。

周恩来的一生，表里如一，心口如一，一直保持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色，是全党的楷模。他与旧家庭、旧制度彻底决裂，摒弃了旧家庭、旧制度落后和腐朽的东西，在他的身上表现出来的完全是***员的作风和风格。

文／李海文

民间传说故事构成了中国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广大民众的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周恩来的故事：周恩来三平淮安祖坟：

1952、1958、1965年，三平淮安祖坟周恩来未满周岁就过继给了嗣母陈氏。陈氏才学出众，是周恩来的文化启蒙老师。安葬嗣母是10岁的周恩来当家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1907年，生母去世后不久，周恩来的嗣母陈氏也在清江浦去世。一年中连续失去两位母亲，这个打击对于幼小的周恩来来说是巨大的。由于父亲常年在外做工，周恩来兄弟3人一下子失去了依靠，直接面临着生存的威胁。周恩来领着两个弟弟（一个9岁，一个4岁），扶着陈氏的灵柩，乘船返回淮安，借债将陈氏安葬在周家的祖茔地。祖茔地位于淮安城东郊的闸口村夏庄组，是周恩来的曾祖父周樵水当年迁居淮安时买下的。周家在淮安没有田地，除了驸马巷的房屋（也就是周恩来的诞生地）外，只有这不足一亩的坟地。这里安葬着周恩来的祖父母、嗣父母、生母等13位亲属的遗骨。周恩来对嗣母陈氏的感情很深，在日本留学时，他于1918年1月2日写过这样一篇日记：“我把带来的薛嵩听了情报，心中焦躁不安，满腹登州府有个柳刀，祖传根雕的独门绝技，从他手里出来的根雕，那是雕鸟鸟似飞，雕虎虎生威，而且没有丝雕琢痕迹，竟像天生地长的样。时间，柳刀的根雕成了达官贵人热衷收藏的物件。忧愁。倒不是薛嵩兵力不能抵挡田家军，而是因为"安史之乱"刚平息不久，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医治战争留下的创伤。如果再行交战，就会使安定与繁荣毁于旦。向崇尚文治的薛嵩边加紧备战，边忧心忡忡，长吁短叹。母亲（指嗣母陈氏）亲笔写的诗本，打开来念了几篇，焚好了香， 一会儿，觉得心里非常的难受，那眼泪忍不住的要流下来。计算母亲写诗的年月，离现在整整26年，那时候母亲才15岁，还在外婆家呢。想起来时光易逝，墨迹还有，母亲已去世10年了，不知还想着我这儿子没有。”2月12日，当周恩来从家乡的来信中得知爹爹（嗣父周贻淦）和娘（嗣母陈氏）的坟还露出棺材在外边时，心里“越想越难受，恨不得即时回国，为家里处置这些事情才好”。1941年周恩来曾表示，希望抗战胜利后能到母亲的坟前扫墓。他曾对记者说：“38年了，我没有回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恩情未报。”这也是有资料考证的周恩来对祖茔地的唯一印象。1950年他又深情地回忆：“1946年，我在南京。南京离淮安只有300余华里，我很想回淮安老家看看，因为淮安还有我两个母亲的坟……”周恩来最早从1952年开始就计划平掉淮安的祖坟，历时13年。期间虽然遇到八婶母杨氏等亲属的强烈反对以及地方 的冷处理，但他平坟的态度却一次比一次坚决，直至最后将祖坟平掉。第一个阶段是1952年，周恩来安排身边的工作人员将其意见转告淮安县委。1952年底，周恩来让警卫干事王雨波将八婶母杨氏护送回淮安。王雨波向周总理写了报告，关于祖坟地的内容有：“把老太太送到家后，第二天(元月一日）上午见了县长赵荣洲、秘书长张文高，向他们传达了总理的指示。家里的坟地如果能种，而群众要求要分，可让群众分去耕种。”这是有文字考证的周恩来第一次向淮安县委表示要平坟还耕。第二个阶段是1958年，周恩来亲自写信给淮安县委商讨平坟事宜。1958年6月29日，周恩来写信给当时的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转淮安县委，有关祖坟的内容是：“还有，我家有一点坟地，落在何方，我已经记不得了。如淮安提倡平坟，有人认出，请即采用深葬法了之，不必再征求我的意见。我先函告为证。”第三个阶段是1965年，周恩来安排适合的亲属专程回淮安，敦促淮安县委和家乡的亲属平坟。1965年，周恩来在 西花厅同弟弟周恩寿商议平坟一事。因为担心乡亲们想不通不肯平坟，于是决定派一位亲属前去做工作并督办此事。周恩寿自告奋勇，极愿前往。但是周恩来没有同意，他说：“你的身份不同，是周恩来的弟弟……你回去后，省里、县里都要接待你在炎帝神农故里有着很多的至德人们看着兄弟的船渐渐消失在夜色中，徐信立即回到柜上，美美地睡了觉。大早，他唤醒伙计收拾东西，说他要乘船到杭州谈生意。临行前，徐信亲自去拜别岳母，说十天后归来，到时定会报上湛，补上空缺的漏洞。而潘老婆子睡在床上，气喘吁吁，咳嗽不断，似听非听。观赏的建筑，如里面有着丰富多彩，极具观赏价值的神农洞穴，据说炎帝在里面居住过，还有着炎帝的墓碑以及人们为了纪念炎帝而建造的炎帝纪念广场和纪念馆，总之周学霆深知民间流传不少诊治疑难怪病的秘方、偏方，就利用为人看病的时机，走村串寨，广为收集。个病人的眼睛里长了两个翳子，前来求他医治。周学霆随即开了药方，让他吃中药。病人照方吃了几服药，眼病不见好转，只得又来找他。周学霆正在田边和老农交谈，那老农听了哈哈大笑："真是的，大郎中奈何不了小翳子！来来来，我给你治治！"老农随手在牛背上捉了只牛蜱子，刺破肚皮，挤出汁来，涂抹到病人的眼睛里。病人眼睛眨了几下后，就说："好多了，好多了！"周学霆自言自语："秘方治大病，偏方气名医啊！"自此以后，他更加重视收集民间偏方了。可以说在这里积聚了很多关于炎帝的事物。可以说炎帝的故里其实就是个炎帝各项事务的收集所，这里不仅有着他所用过的事物，还有着各项关于炎帝的建筑，有百草园，神农殿、神农井等等。而且，据说开始的时候这里还收集了炎帝在世时使用过得农耕用具，只不过后来遗失了。如今炎帝的故里已经发展成为了当地有名的旅游圣地，每个到达这里旅游的人，炎帝神农故里都是必经之地。，既影响人家工作，又造成浪费。”见弟弟没有异议，周恩来便说：“还是等在西安的尔萃回去办吧，他母亲在淮安，是探家，不会惊动地方领导。”1965年春节前，周尔萃回乡探亲，周恩来将这个任务郑重地交给他，并明确交代：棺木要就地下沉一米以下，做到不影响机耕。周尔萃回到淮安后，首先将周恩来的意见转告给了哥哥周尔辉和嫂嫂孙桂云，然后又向淮安县委作了汇报。农历除夕，周尔萃、孙桂云以及30多位当地生产队的农民，来到周恩来祖茔地，平掉了坟头，深埋了棺木。周恩来得知后非常满意，从工资中拿出70元钱给生产队寄去，汇款人一栏里端端正正地写上“周恩来”3个字，在附言一栏内还有几行清晰的小字：“此款支付生产队平坟工资和赔偿青苗损失费。”此后，全国上下其实，县城已经都有竹壳水瓶了，不少人都见过，罗拴住说到这里的时候，不少人都哈哈大笑起来了掀起了大规模的“平坟还田”运动。1958年火化平坟，不留痕迹1912年，父亲周贻能带周恩来到东北投奔四伯父周贻赓。1927年，周恩来在上海领导第3次工人武装起义，周贻能去上海看望儿子。“四・一二这天早上，刘财主早就吆喝着在老宅的伙计们起来扫雪，顺便把陈天良父子也并吆喝起来。陈天良扫出雪道，过去把黑漆大门敞开。那大门往里拉，就听"咕咚"声，个拄着根木棍的单腿乞丐硬邦邦地从门外倒了进来。陈家父子惊呼："坏了，是个条腿的‘路倒！"”反革命政变后，周恩来遭悬赏通缉，父亲一直留在上海陪伴他，并帮他做些秘密通信联络工作。直至5月下旬，周恩来奉党中央之命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周贻能才返回东北谋生。1940年秋，周贻能随周恩来到重庆，为革命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以后，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重庆红岩村，也未曾续弦。1942年7月10日，周贻能去世时万元搓搓手，有些难为情，可是俊俏女子眼睛还在求他，他想，人家女人都不在乎，你个大老爷们怕什么，他放开拉缰绳的手，弯腰，就将姑娘抱上了驴。嘿！那女子的身上软绵绵的，无骨样，竟使万元的手麻酥酥的。，周恩来小肠疝气发炎，正进山寻茶在中央医院治疗。董必武和红岩村的同志经研究后，决定暂不将噩耗告诉他，等其出院后再说。周贻能的灵柩暂放在红岩沟内，待周恩来回来后再出殡。据童小鹏回忆：“当7月13日周恩来君大任，只牢牢记住了条理――结果明天就去挖，挖到下面个大石底下，发现下面有很多的蛇，红色的蛇。当方孝孺的父亲看到这么多红蛇，他竟然说"这样吧，我们把这些红蛇都烧死"，结果就用火把这些蛇都烧死，很多很多的蛇都烧死，结果祖坟就建了。树不剪不成材，玉不琢不成器。儿童不读书，定然变蠢猪！这书让臣教臣就教，不让教，臣就回乡下躬耕陇亩去！"说着脱下了官服，扔掉了顶戴花翎，扬长而去。出院回红岩二楼办公室，得知父亲去世已三日时，悲痛欲绝，恸哭不已。随后大声责问办事处处长钱之光，为什么不通知他，钱之光不敢回答。周恩来特别责问邓大姐说：‘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你为什么也瞒我？’邓大姐只得流着眼泪认错。一些同志闻声到二楼走廊，听到这些话，都为之感动得流泪。我更是泪流满面。这天晚上，周恩来为父亲守灵至拂晓。”7月18日，周贻能被安葬在沙坪坝小龙坎伏园寺墓地。周恩来头戴孝帽，身穿白衣，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列。伏园寺墓地里又一座新冢立起，墓碑中间竖刻着：父亲周懋臣大人之墓。落款是：男周恩来媳邓颖超民国卅一年七月十八日敬立周恩来在墓前向父亲默哀，并深深地叩首、叩首、再叩首。1952年2月，周恩来出访亚非11国后途经重庆，时任市委书记任白戈向他汇报了拟把小龙坎墓地扩建成一处革命公墓的想法。周恩来当即明确表态：“两位老人（周恩来的岳母、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也安葬在这里）的墓地是我的私人墓地，不能称为公墓。如建公墓，我的父亲和岳母应该从墓地移出火化，平坟还耕。”1958年11月，周恩来委派童小鹏等前去重庆，并交代说：“老人的坟是私坟，不能放在革命公墓。而且现在都提倡死后火化，不占地，坟墓也没有再保留的必要，应平掉深埋，让出这块地。”童小鹏来到小龙坎伏园寺公墓后，让工人把离该墓地约30米远的一块水田里的水放干，挖出一口5米深的墓"大人，你发现了什么？"两个侍卫中，饶是乔泰心思细腻，见狄公瞧着那布片与尸体发愣便问了句。坑，然后一一挖开坟墓，从墓穴中挖出13具棺材，再用卡车送到火葬场开棺火化，将骨灰装入13个罐子中，并写上死者的姓名，最后运回墓地放入坑中，盖上石板，填土夯实，放水还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960年平掉周家祖坟1939年3月末，周恩来以正梳妆的紫茹，心颤了下，说："个家奴，不经传唤，敢进咱屋里吗？"国民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的身份，自皖南到达浙江。在绍兴期间，周恩来拜访了姑父王子余，瞻仰了姑妈周桂珍的半身遗像，并向她三鞠躬。周恩来为定扫墓之事，还派秘书邱南章赴百岁堂周希农太公处，送去现金100元和一张便条，上面写道：“希农太公公赐鉴：兹派人呈上国币百元，请代办明晨祭席四桌，并于午间代请宝桥本家各长幼午餐，烦渎之请，容明晨面谢。专禀，敬请晚安。曾侄孙周恩来叩，即晚。”第二天，周恩来从县商会回宝桥百岁堂老家，与周氏曾祖希农等10余人同往扫墓祭祖，包括涂山鸭嘴桥、石旗唐家岱、外王狮子山等周家的祖坟。周恩来曾祖周樵水就葬在外王狮子山公墓。每到一处墓地，周恩来都亲自上香，行三鞠躬礼，给管坟人一些钱作酬谢。希农太公捧出《老八房祭簿》给周恩来看，当他看到樵水公之子云门，云门公之子懋臣（贻能）时，欣然举笔在懋臣公之下写上：“恩来……生于光绪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时。妻邓颖超。”周恩来的孝行在绍兴一时被传为佳话。1964年8月2日，周恩来在北京 西花厅召来在京亲属，专门向他们讲述家史：“曾祖樵水公的坟，人家来信问，已经破烂不堪了，准备重修，人家不肯深埋。我告诉他们不准修坟，要平坟，起码不准修。”同时，他也指出“平坟的问题，庙外有"海不扬波"的石牌坊。庙宇的主体建筑沿着中轴线从南到北依次为头门、仪门、礼亭、大殿、昭灵宫共进，进高于进。其他附属建筑均以进为中心，左右对称。这是较典型的中国传统庙宇建筑。"不愿享福不贪财，捕鱼阿祥我最爱!"也不能由我一个人决定，以后如有机会到绍兴，我要找本家开个会，把坟平了”。后来，绍兴的周家遵照周恩来的意见，将周家在绍兴的几处祖坟都平了，棺木全部就地深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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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祖坟

周恩来是中国现代史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研究、回忆、记录他事迹的文章著述数不胜数。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海文主编，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周恩来研究室原主任秦九风、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会常务理事周秉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张能耿副主编经过多年合作，研究挖掘和整理编辑而成的《周恩来家世》是独具一格的著作。

　　这部著作初版于1997年4月，经作者进一步整理，补充许多新史料后于日前再版，期间历经约20年，反映出编辑者对周恩来家世研究的深入和执着。

　　作为读者，我认为《周恩来家世》有两个特点：

　　第一，《周恩来家世》拓宽了周恩来研究领域的时间跨度，从中国近现代史延展到千年以来的周氏家族史。

　　第二，《周恩来家世》拓宽了周恩来研究领域的内容和方式，从革命、战争、建设、外交等政治领域转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长幼、同胞、亲属关系及其迁居和谋生的考证，从崭新的角度揭示了周恩来之所以成为周恩来的家世影响因素。

　　因此，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吴丽娱评论此书说：“这样的写作内容及方式，在有关国家***的著作中尚属第一次。”（《周恩来家世》再版前言，第5页）

　　在周恩来诞辰120周年之际，愿与作者和广大读者分享自己阅读的粗浅体会。

　　一、周敦颐是周恩来的祖先

　　周恩来有两个故乡，即祖籍绍兴和出生地淮安。这是周恩来家族传承迁居的两个重要节点。而周氏家族的始祖，是宋代绍兴宝祐桥的周敦颐（1017—1073）。他是周恩来的祖先。

　　周敦颐为周恩来的祖先，根据是周敦颐曾孙周靖的墓志铭，刊于《诸暨县志·山水志》。而周氏后裔迁徙成族者五十余处，各族均有宗谱，其源都上溯至周敦颐。（《周恩来家世》第1页。后除特别注明外都出自《周恩来家世》）

　　提起周敦颐，并不是每个人都知晓，但说起“出淤泥而不染”的千古名篇《爱莲说》，知道的人就多了。周敦颐就是《爱莲说》的作者。

　　但周敦颐的历史地位主要并不源自《爱莲说》，而在于他是中国理学的创立者之一。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是他的弟子，朱熹则是周敦颐的徒孙辈。

　　《周恩来家世》指出：

　　周敦颐立学的宗旨是教人如何做个圣人，注重道德修养，讲正心诚意的性命之学。在哲学上，把孔孟的修心养性的理论和佛老的虚静、无为思想结合起来，终于推出唯心主义的体系，是宋明理学（道学）的创始人。（第4页）

　　十年浩劫之中，位于江西九江濂溪之前的周敦颐墓被炸开捣毁。这座宋代六品官员的墓中，未见陪葬品，证实了墓志铭上对他清正廉洁的称颂是可信的。1988年，当地乡民自发集资义务重建周敦颐墓。至今宋代建造的观莲亭和刻有周敦颐墨迹的《爱莲说》石碑仍立在当地。（第5页）

　　《周恩来家世》编者作了多年艰苦细致的努力，为读者辑录了尽可能完整的周氏族谱。从周敦颐算起，周恩来是其第二十一代后人。周恩来的祖父是周起魁（1844—1900？），字云门，父亲是周贻能（又名劭纲）（1874—1942）。（第61页）

　　关于家世传承的考证，其中的繁复困难是可以想象的。太远的不提，周恩来祖父的名字，就是经《周恩来家世》的编者们多方考证，才得出正确结论。截止1997年，所有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周恩来祖父的名字都是周殿魁。这其中包括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周恩来传》。而这个名字也是周恩来本人在几次谈话中提到的，并说祖父当过县知事。（第335页）

　　但是，有关人员始终没有找到周殿魁当过知县的历史记录，他只做过巡检。于是认为应当是职务有误，姓名没问题。直到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宜1996年参与《周恩来家世》的编辑工作后，得到了一册1897年的《周嵩尧中举资料》，经反复研究考证，终于发现周嵩尧父辈中排行老四的周起魁（周嵩尧的亲叔，即“胞伯叔”）就是周恩来祖父。而周殿魁名列“嫡堂叔”中，是周恩来祖父的堂兄弟。

　　后又经李海文、秦九风等人进一步研究有关地方志和淮安周恩来纪念馆保存的宗谱，找到了周起魁于光绪二十一年任桃源（后改名为泗阳）县令，以及其原名骏龙，字云门，更名起魁的文字记录。这才使长达20年的疑难问题得到了解决。（第335—337页）

　　二、周氏家族的大排行

　　绍兴周氏家族，延承千年，是中国传统社会氏族关系的缩影。读《周恩来家世》，我深切体会到的是传统大家族血浓于水、抱团互助的内部关系。可以说，没有这种内部关系，就没有周恩来青少年时期的顺利成长。

　　周敦颐第十七世孙周元棠（1791—1851）是周恩来高祖。周元棠字笑岩，形成周氏一个小房族。这个氏族的一大特点是以大排行计算族内相互关系，形成了跨越小家庭的更为亲密的内部关系。（第64、68页）

　　到了周恩来的“恩”字辈，共有十四人，现在能找到姓氏生辰资料的有十二位。周贻能长子周恩来在同辈弟兄中按出生顺序排位第七（生于1898年），同辈人称“七哥”或“七弟”。周贻能的次子恩溥（生于1899年）和三子恩寿（生于1904年）分别排位老八和老十三。（第70页）

　　这种跨越小家庭的大排行，体现了一个家族紧密的亲缘关系。而这种关系不仅仅体现在兄弟排行上。周恩来出生后的第二年，父辈大排名中的老十一周贻淦因病去世，年仅20岁，没有留下子女。周恩来的父母遵从长辈旨意，将长子周恩来过继给周贻淦的遗孀陈氏。周恩来称已故周贻淦为父亲，称陈氏为母亲，改称自己的生父生母为干爹干娘。（第156—157页）

　　这是现代人很难理解的一种过继安排。而在传统的中国大家族中，这却是一种义务。严格的旧宗族观念，将保持世系分支完整看作很重要的事情。旧传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妇女出嫁“从一而终”的习俗，决定了这种过继形式的存在。大家族要照顾到家族中每一房的后继有人，即使户主已故，也要过继养子给遗孀，以延续香火，保存财产，同时可以使独居寡妇有所寄托和依靠。

　　周恩来的生母万氏和嗣母陈氏先后于1907年和1908年病故，周恩来的生父周贻能能力有限，生活贫困，在外地辗转谋生糊口，留在家乡刚刚十岁的周恩来形同孤儿。（第160页）

　　但是，周氏大家族慷慨地主动地接过了抚养周恩来的担子。1909年，远在东北奉天任政府职员的四伯父周贻赓请在铁岭税捐局当主任的三哥周济渠利用前往南方的机会，把在武汉教书的七弟周贻能（劭纲）和在老家的侄子周恩来带到东北，以便接应他们的生活。（第190页）

　　两兄弟安排周贻能在铁岭县衙做师爷，安排周恩来在铁岭和奉天上学。后来两位伯父先后前往天津谋职，周恩来1913年随四伯父迁到天津，又考上南开学校，受了四年正规的现代教育，还在天津经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为其一生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周恩来先后留学日本和欧洲，也靠了叔伯长辈们的资助。（第168、190页）

　　由于周氏家族有人在天津落脚，江浙老家的周氏子弟有多人到南开上学。其中，在同族长辈们的帮助下，周恩来二弟恩溥（博宇）和三弟恩寿（同宇）也先后到天津进入南开学校学习。（第252、254页）就周恩来小家庭的家境来说，没有外力的帮助，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周恩来将自己的东北之行看作一生的转折点。他后来说：

　　12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转变思想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惨的下场。（第166页）

　　这种资助，周恩来的长辈很主动，他们只是依照祖训和传统观念尽自己长辈的义务而已。大家族观念在这里起了关键作用。

　　正如《周恩来家世》总结道：在封建社会里，血缘关系是维系社会的纽带，大家都很重亲戚关系……在一个大家庭内，共一个曾祖父每一代人都是大排行，即使分了家也要互相帮助，相互提携，忠孝友悌。（第70页）

　　三、周氏家族对少年周恩来的影响

　　周恩来之所以成为周恩来，除了中国革命实践的筛选锤炼之外，还有其参加革命之前青少年时代受到的家族传统教育和影响。这两方面外部因素的结合，通过周恩来本人的内因起作用，造就了中国现代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

　　周恩来的家族始于绍兴，其家族的传统职业是师爷。周恩来说：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第71页）绍兴师爷这个家族传统，不能不给青少年的周恩来以很大的影响。

　　师爷是科举制度的副产品。中举的始终是少数人，一些无法通过科举上升的读书人就变身为师爷，为科举成功当上官的人服务，做幕僚、助手，管文书、管账目、管公关，俨然是一个“秘书长”的角色，但一般不在“正规编制”之内。

　　《周恩来家世》说：清朝时，全国上千个县，各县的主官多请绍兴师爷，上一级行政机关的师爷也是绍兴人。哪一级的案子不是绍兴师爷办的，到了上级就不能让你通过。所以有“无绍不成衙”之说，互通声气，互为支援。（第71—73页）

　　师爷的养成，地域和亲缘因素很强，并无专门学校教授，而是靠父子相传、兄弟互教，从父、从兄、从姻亲，“100多年来，周氏家族就是这样靠着学做师爷延续下来的”（第115页）。

　　周恩来的爷爷和父亲都做过师爷。周恩来的高祖周元棠之后，当了师爷的族人一般都不事商业，不置田产，只有些房产，还主要是祖传。他们重视的是自己的名节和对后代的培养。“他们是凭自己的才干、学识、品行端正立足、谋生，所以有良好的家风，特别重视后人的教育。”（第73页）

　　李海文在再版前言中指出：“师爷的理想是做像张良、诸葛亮这样的将军、宰相。出将入相，而没有当刘邦、朱元璋的想法，没有称王称霸的僭越之妄想，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没有个人野心。”（《再版前言》第7页）

　　忠诚、清廉、专业、细致、宽容、明智、深谙处世之道，是周氏家族祖传的人文基因，不能不在周恩来身上打下深刻的烙印。

　　周恩来本人的家庭在大家族中处于弱势地位。父亲忠厚正直，但能力有限（周恩来说，他父亲一辈子的月收入没有超过三十元）。母亲万氏出身大家，行事机敏干练，婚后又生出长子周恩来，因此能够出面处理一些家族的事务。每当年节期间的祭祖仪式，万氏都要向周恩来兄弟们介绍祖先的事迹，勉励他们要不辱家门，光宗耀祖。

　　嗣母陈氏出身书香门第，很有才华，教幼年的周恩来背诗写字读文章。（第326页）

　　后来，周恩来多次表示，他很怀念两位母亲。

　　周恩来生母在周恩来九岁时（1907年）去世。由于周劭纲经济条件达不到老岳母提出的厚葬要求，万氏的棺木居然在一个庙庵中停放了二十多年。（第155页）而嗣母陈氏在周恩来生母去世的第二年也去世了。此时，年仅十岁的周恩来以陈氏唯一后人的身份，力排众议，坚持简葬，亲自送陈氏归乡入土。

　　《周恩来家世》写道：一年之内，连失两位母亲，给周恩来打击很大。两位母亲的丧事处理迥然不同，引起亲友们的议论。但是周恩来完全不理会这些议论。这对十岁的孩子来说是十分不简单的。（第161页）

　　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在外地谋生，竟然没能回乡见妻子最后一面。丧母后的周恩来三兄弟，是在各位叔伯亲属的帮助下成长起来的。据周同宇回忆，对少年周恩来帮助最多的是二伯父周龢鼐、四伯父周贻赓，还有娘舅家的一些亲人（如表哥陈式周等人）。（第325—326页）

　　周恩来1943年在重庆谈到自己的过往经历，提到了四伯父周贻赓，说：“伯父对我恩重如山。”（第170页）

　　周恩来后来还特意提到的一个人是姨表舅龚荫荪（嗣母陈氏的亲戚）。龚荫荪是辛亥革命的追随者，思想开放，反对封建礼教。周恩来丧母后，受到这位表舅的关照，特别是从他那里初步接受了爱国、进步的观念。周恩来说：“表舅是我政治上的启蒙老师！”（第225—226页）

　　1920年11月，22岁的周恩来在非常欣赏他的南开学校董事长严范孙的资助下前往欧洲留学。欧洲之行是周恩来从大家族走出去的起点。而他能够走出去，也离不开家族各位亲属在经济上的支持。（第328页）

　　四、周恩来的家事观

　　周恩来对自己的出身定位是“封建家庭”。但他对家族的长辈、同辈、晚辈都十分关心，特别是不忘那些在早年抚养帮助过他，甚至在危难时刻冒着风险掩护过他的亲友。作为革命领袖、开国总理，他对自己的家族成员做过一次专门的谈话。他说：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要承认家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不能依赖它。但是，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搞裙带风。想靠我给你找个好事，这点我做不到。（《再版前言》第9页）

　　周恩来是这样说的，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周恩来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找上门的亲属有100多人，以至于需要他请更熟悉家乡情况的亲友事先辨认，确定身份才能接待。（第198页）这都是他的家族亲人，不能不理。确有困难的，他尽量用自己的工资收入予以帮助，减少社会的负担。但他绝不动用公权力，为自己的亲友安排工作，谋取利益。

　　《周恩来家世》归纳了周恩来要求亲属履行的十个方面的家规：

　　一、晚辈不能丢下工作专程进京看望他，只能出差路过时才可以来看。

　　二、外地亲属进京看望他，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住宿费由他支付。

　　三、一律到国务院食堂排队就餐，有工作的自付伙食费，没工作的由他代付。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购票入场，不得享用招待劵。

　　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车。

　　七、凡个人生活中自己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劳，自我服务。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能说出与他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第303—304页）

　　就拿不用公车来说，周恩来在淮安老家的唯一长者八婶母，1950年代初期两次来京看他，也从未派车接送过。当两位外地来京的晚辈眼看要误了看戏，秘书就派车把他们送过去。周恩来回来后知道此事，批评了晚辈和秘书，并双倍自付了车资。（第304页）周恩来认为，决不能动用公车给私人亲属使用，即使付费也是不对的。

　　周恩来处理家族亲属关系，并不是毫无区别地一味从严，而是坚持公私分明，合情合理。

　　对确实为社会为人民做出过贡献的亲属，周恩来是充分认可的。如六伯父周嵩尧，才华出众，人品廉洁，曾有“识穷两戒，清绝一尘”之誉。他当过江苏督军李纯的秘书长，出面平息了江、浙两省迫在眉睫的军阀大战；他当过大总统袁世凯的秘书，袁称帝时，周嵩尧决然而去；扬州陷落后，日本人多次请其出山，他断然拒绝；抗美援朝期间，周嵩尧主动捐赠古董，希望为国出力。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邀请周嵩尧进京，国庆一周年时安排他上天安门观礼。这是周氏家族成员得到的最高礼遇。1951年6月，经推荐，由周恩来签字批准，周嵩尧被任命为中央文史馆首批馆员。周恩来赞赏六伯父为人民做的好事，还常向他请教清末民初的机构设置、官员待遇等问题。（第193－197页）

　　周恩来的十三堂弟周恩彦则是另一种境遇。周恩彦1948年被胁迫加入国民党，当局知道他是周恩来堂弟，又故意给他按上一个区分部委员的头衔。解放后，周恩彦向堂哥周恩来求助，周并未答应，而是要他“回原单位报到”，听候处理。后来的肃反运动中，周恩彦因为有国民党基层骨干的历史，被判刑七年（提前一年释放）。周恩来虽知这位堂弟“没有怨恨情绪”，但绝不做违背当时政策的个人干预。周恩彦服刑期间，周恩来夫妇对周恩彦的子女给予关照，与他们书信不断，鼓励他们上进。1961年，周恩来夫妇还将周恩彦的儿子周保章接到中南海西花厅住了一周，赠送1939年他们在武汉与周保章兄弟姐妹的合影照片。（第273—275页）

　　这些，都体现了他在政治大局之下处理事情时，把握原则性和亲情关系的分寸。

　　至于周恩来动员在北京的亲属到外地工作；鼓励晚辈亲属上山下乡，入伍后又脱去军装回草原；为身体不好的家乡长辈支付医疗费甚至丧葬费；悉心抚养家族成员子弟；坚持要身体不好不能正常工作的胞弟周同宇退职，自己用几乎一半的工资供养同宇家庭生活；文革中为在江青的威逼之下保护弟弟和自己，亲自命令卫戍区逮捕周同宇等等事情，大家已经知道得很多，《周恩来家世》中有更详尽的介绍，就不一一列举了。

　　我想特别提到的，是周恩来超出一般亲族伦理传统观念的特殊举动——平祖坟。

　　1939年，国共合作时期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要到江浙一带向当地中共党组织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视察工作了解情况。于是他以到浙江绍兴省亲祭祖的名义回乡，光明正大，无人可以反对。周恩来趁此机会召见了在东南局、浙江、江西、福建等地的中共负责人曾山、黄道、刘英等人，完成了工作任务。（第85—86页）

　　但既然是省亲，当然也要有实际行动。周恩来的祭祖并不是单纯打掩护，而是很虔诚，很认真的。《周恩来家世》详细记载了他的祭祖过程，从看望长辈乡亲、抚慰困苦孤寡、拜谒祖坟，到宴请亲族，做得十分周到。周恩来为在场各亲族分别题词留念，鼓励大家维护家风，团结抗战，共赴国难。周恩来还在祖屋百岁堂内，应邀亲笔在《老八房祭簿》中续写“恩”字一辈的族谱。（第88—94页）显然，周恩来这次家乡之行，既是省亲，也有团结和统战的意义。

　　到了新中国成立，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后，他却多次力主平掉祖坟。早在1953年、1958年，周恩来就先后向淮安县委提及此事。1964年，他在与晚辈谈话时又说，“坟地问题一定要解决”，将来人口越来越多，每人平均土地越来越少，不能让坟地占用土地。周恩来不仅坚决反对家乡重修自己的祖坟，反而要求平掉祖坟。（第268页）无论多么难，他要以总理身份身体力行，带一个头。

　　周恩来的岳母和父亲先后在抗战时期逝世于重庆。那时周恩来邓颖超夫妇都在重庆工作，将二老葬于重庆。1958年11月，周恩来特派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前往重庆，将二位老人遗骨火化深埋。（第289页）

　　1965年春节前夕，为了不惊动地方领导，周恩来在多次做亲属工作之后，派侄子周尔萃回到淮安，自费将周家七座祖坟全部就地深埋，不留坟包，变为耕地。这其中就包括周恩来祖父周起魁的坟墓。（第119页）

　　在周恩来去世之后的1977年，邓颖超还遵照周恩来遗嘱派亲属回到绍兴，将周家16世祖和18世祖的坟墓平掉深埋，变成村民菜地。平坟费用由周家晚辈分担。（第363页）

　　周恩来的决绝举动，不仅家乡亲属难于接受，地方政府也很难理解。显然，如果不是总理的身份，这个想法也是无法实行的。

　　周恩来本人不留骨灰，夫人邓颖超也不留骨灰，并且在生前身后平掉祖坟，人们会有各种不同评议。笔者觉得显然不会是扩大耕地面积这样的单纯目的。他们身上有中国历史、中国革命的深刻烙印，有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影响，也很可能是对自身名节有超越常人的历史性感悟。

　　周恩来去世后的若干年内，他生前不准修缮和对外开放的故居，被重新整修开放，迎来大批参观、瞻仰者（第139页）；他平掉祖坟的地方，在诞辰百年纪念后建了纪念亭（第119页）。这也是人心所向，是人民对总理的感怀和敬意。

　　领袖人物的廉洁自律和大公无私，可以成为榜样和楷模。祈愿这种榜样和楷模在良好的人文环境中真正发扬光大，并最终结晶为民族文化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