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普，读音作pǔ(ㄆㄨˇ)]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鲜卑族，出自古代鲜卑族拓跋氏，属于以先祖名字汉化为氏。

南北朝时期，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即北魏政权的第六位皇帝显祖献文皇帝，把北魏王朝拓跋氏皇族分为七个部分，以七个兄弟分别统率之。其中，北魏献帝的第二个哥哥原名为拓跋·普乃，其后裔子孙中有以其名为姓氏者，称普乃氏，其后分衍有普屯氏、普周氏、普六茹氏等。

在北魏孝文帝实施汉化政策后，普乃氏、普屯氏、普周氏等，有省文汉化为单姓普氏者，亦有改为周氏者。

在史籍《魏书·官氏志》中记载：“献帝以兄为纥骨氏，后改为胡氏。次兄为普氏，后改为周氏。”后隋朝时期的上柱国周摇，就是北魏献帝次兄普乃氏(普氏)的后代。

第二个渊源：源于彝族，出自彝族普除普氏族，属于以氏族名称为氏。

在少数民族彝族中有普除普氏族，后取其首音的谐音“普”为汉字单姓，称普氏。

据史籍《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先秦至两汉时期，彝族被称作“嶲”、“昆明”，处于“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状态，就是彝族的先民，如今仍聚居在马头山、底尼、阿戛米等地。

据史学界一些专家的考察，认为彝族祖先有可能是洪水时代的古滇人，从易门甲浦菜子山、赵普寨子山两个新石器遗址发现的石器、陶片来看，易门早就有古人类居住，这些土著古人与南迁的一部份氐羌族融合成为当地较早的彝族先民。

水塘乡的普氏家族，祖籍在南京，迁至昆明数代后，又被外族驱至易门浦贝，最后又被逐到水塘乡一带。普氏家族有四兄弟分别占居了红木箐、上村、阿戛米、三棵树等山寨。新华浪巴铺的普氏族人在明朝时期入滇，先落籍定远，后分支庙门，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移居浪巴铺)。而凹里簸普氏族人则氏在清朝光绪年间从牟定秧田冲迁入。

自两汉以后，内地汉族人民因各种历史原因陆续迁入云南，部份辗转至易门，与当地的土著彝族先民来往密切，互相融合，世代繁衍，形成了现在的彝族同胞。

第三个渊源：源于蒙古族，出元朝时期蒙古族普鲁部落，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蒙古族普鲁氏部落，元朝时期据驻毗沙普鲁地区(今新疆于田)，毗沙在清朝时期称“于阗”，但非汉、唐时期的于阗(今新疆和田)，普鲁地区以盛产昆山美玉和葡萄干。

普鲁，在蒙语中为“火山”之意，普鲁氏部落以为部落名称，后在明朝初期以谐音汉字改为普氏、鲁氏、陆氏等。

第四个渊源：源于鄂温克族，出自鄂温克族达普图部落，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鄂温克族达普图氏，亦称大卜苏氏，世居黑龙江雅鲁河(今黑龙江嫩江支流雅鲁河流域)。后有满族引以为姓氏者，满语为所Daputu Hala，后冠汉姓为普氏、达氏、图氏等。

第五个渊源：源于满族，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①满族赫舍里氏，亦称何舍里氏，满语为Heseri Hala，是满族最古老的姓氏之一，源于唐朝末期女真族“通用三十姓”之一的纥石列氏，以及金过时期女真族纥石烈部，以部为姓。世居哈达(今辽宁西丰小清河流域)、辉发(今吉林柳河、辉发河以及沙河下游，桦甸、辉南一带，辉发部集聚区，包括辉发城、多壁城等)、佛阿拉(今辽宁新宾永陵镇)、伯都讷(今吉林松源)、长白山、多尔济河、黑龙江色钦及穆理哈村、塔散堡(皆今辽宁锦县南塔山)等地。后多冠汉姓为何氏，亦有普氏、高氏、康氏、赫氏、张氏、芦氏、贺氏、索氏、英氏、郝氏、黑氏、佟氏等。

②满族嘉布塔喇氏，亦称嘉普塔喇氏、嘉塔喇氏，满语为Giyabutala Hala，世居辉发(今吉林柳河)、尼雅满山(今长白山地区)等地。后多冠汉姓为普氏、贾氏。

③满族普佳氏，满语为Pugiya Hala，世居杏山地区(今辽宁锦州)。后多冠汉姓为普氏、蒲氏。

普姓是罕见姓氏（即总人口数在12万到12万的姓氏），当今分布北京、天津武清、河北尚义、山东鱼台、平邑、湖北老河口、云南陇川、泸水、河口、邱北、石林等地。另外，河南、山西(有说法是说多位于山西垣曲一带）也有普姓存在。汉、藏、彝、侗等民族有此姓。

湖北应城市长江埠有两个普姓村庄，有大普村和贾普村，有普姓人口一千人以上，并有代表人物在世界名人榜。潮汕在潮州湘桥区有数户普姓。

　　虽然明朝建立当年（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就已经荡平中原，将元顺帝赶到了大漠以北，由他取而代之成为中原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然而，地处西南一隅的云南一带依然处于元梁王的据守控制之下，臣属蒙古“北元”政权，那梁王凭借边疆山高皇帝远和苦心经营云南百年的根基实力，根本不把年轻的明朝放在眼里，继续与其他地区的元朝残余势力遥相呼应。当时云南的主要蒙元势力，有蒙古政权梁王把匝刺瓦尔密和大理国王后裔——土酋段氏总管段明。梁王，以昆明为统治中心，大理段氏，控制着滇西一带，都听从北元指令，但相互处于半联合半独立状态，为了既得利益，段氏总管与梁王政权之间还不时发生纠纷甚至武装冲突。

　　朱元璋也想征服云南，只是云南版图问题过于棘手。西南夷地区，自从秦汉时期便一直让中原王朝感到进退两难——秦时的所谓羁縻与封疆置吏，实际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一纸空文，政权仍由土著人所掌控左右；汉习楼船，无异于“纸上谈兵”，结局是不了了之；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堪称精明绝顶，对待云南问题最后还是以夷治夷；唐代貌似强盛，可几十万唐朝大军挥戈云南，竟然几次血洒西洱河畔，败北于南诏国。不仅留下几处“唐代将士万人冢”，还害得白居易为之伤感，挥毫写下一首哀婉如泣的《征蛮朝歌》；于是，宋太祖思前想后，只好“忍痛挥玉斧，划云南为徼外”；到了元代初年，忽必烈雄才大略、勇谋兼施，不仅扫平中原，进军欧亚，而且亲自出征云南，坐镇指挥，也在付出了牺牲将士十万人，损失战马四十万匹的巨大代价之后，才破了大理国，将其收归蒙元版图，改大理国为云南行省！……对明朝而言，要攻克云南，除开要去面对驻滇几十万元军，交通落后，丛山峻岭阻挡，大军人生地不熟，行动困难等不利因素，还要对付遍布全滇各地的土酋部落。这些部落拥有自己的武装，长期占山为王，人熟地熟，既相互吞并又联合抵抗外部势力，就像山上的野火一样，将这里扑灭，那里又起火，防不胜防！故朱元璋经过几年的考虑，一直犹豫不决，认为“云南僻远，不宜烦兵”。为此，明太祖曾经先后七次派出使臣前往滇地召谕梁王，力争以和平方式解决云南问题。然而，梁王自恃僻远，明朝无奈其何，不仅拒不归顺，反而羞辱并几次杀害明朝使臣。朱元璋政治招降，和平统一云南策略失败，一怒之下只得采取最后的一招，以武力征讨：“云南自昔为西南夷，至汉置吏，臣属中国，今元之遗孽把匝刺瓦尔密等自恃险远，桀骜梗化，遣使招谕，辄为所害，负罪隐匿，在所必讨！”这是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九月间的事，距离明太祖南京称帝已经有十三个年头，此时的大明王朝兵强马壮，地位巩固，平定云南的时机日渐成熟。

　　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初一日，朱元璋下诏，调集各路大军聚集京城听命。明太祖择定吉日，亲自在故宫之外，一个叫做柳树湾高石坎的大军营检阅部队，设坛饮酒，为将士们壮行。随后，拜能征善战的颍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右副将军，统帅三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地从南京（柳树湾高石坎）连夜出发，挺进云南。临行前，朱元璋放心不下，根据西南军事地理形势，亲自制定进军战略：“自永宁先遣骁将别率一军以向乌撒，大军继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据要害，乃进兵曲靖。曲靖，云南之噤喉，彼必并力于此，以抗我师。审察形势，出奇制胜，正在于此。既下曲靖，三将军以一人提兵向乌撒，应永宁之师，大军直捣云南。彼此牵制，使疲于奔命，破之必矣。云南既克，宜分兵径趋大理，先声已振，势将瓦解。其余部落，可遣使诏谕，不烦兵而下矣。”明大军离开南京城，先乘大船从长江水路循江而上，穿过八百里洞庭湖，从武陵下岸踏上陆路，再沿着东行大道（通京大道）过湘西、进贵州，经过雄峙在滇、黔交界处的胜境关，行程近万里。百日后的十二月，一个北风呼啸的日子，明军主力顺利抵达云南曲靖。明代云南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白石江战役随之爆发！

　　曲靖，是中原进入云南的必经之地。白石江，是南盘江的一条支流，江面宽阔，水势汹涌，全长30里，由东向西迥护着曲靖坝子的南北两翼，成为曲靖北部一道天然屏障。白石江一带的地形，南，北，西三面皆为山峦丘陵，东面是云南第四大盆地平坝——曲靖坝子。

　　得知明军逼近曲靖，元梁王急忙派遣大臣司徒平章达里麻统帅精兵十万，驻扎于曲靖城北郊白石江南岸一带迎战来犯之敌。当明军主力抵达距离白石江十余里的时候，宽阔的江面上突然腾起大雾，浓雾像棉团雪球似的先在江面上滚动扩散，然后，飘上江岸,越过树丛，在广阔的田野上迅速泛开，顿时天地间一片迷蒙，数米之外看不清东西。明军大喜，趁着有大雾掩护，偃旗息鼓悄悄潜入白石江北岸布阵。忽然之间，一声号令，江北沿线金鼓齐鸣，喊声震天，似有千军万马杀来！元军主帅达里麻毫无防备，手忙脚乱，连忙下令仓惶应战。久经沙场的蓝玉一面令全军鸣金击鼓，作渡江之势，一面派出部分善游的勇士“将旗帜征鼓，从上流先渡，循山而出其阵后，吹铜角以张声势，于山林深谷间，树旗帜为疑兵”。元军果然中计，急令后军调整为前军御敌。主帅傅友德乘势“麾兵进战，矢石齐发，呼声动天覆地。战罢数合，（沐）英纵铁骑捣其中坚，敌众披靡，遂而大败，生擒了达里麻，俘其兵众万计！”《明太祖实录》里这一段精彩的描述就是白石江战役的真实写照。白石江战役是明朝在云南境内的第一大战役，江岸立有明军战功碑，战役留下的遗址沿白石江边比比皆是。

　　白石江战役，尸骨成山，血流成河，元梁王大半军事主力损失殆尽。曲靖为云南东部门户，水陆交通要道，明军占领了曲靖，等于扼住了云南的噤喉，打开了进入云南的大门。打扫白石江战场之后，明军一鼓作气，分主力大军为二：一部由蓝玉、沐英率领，直扑省府昆明，直捣梁王把匝刺瓦尔密的老巢；一部由傅友德亲率，挥师北向乌撒，以策应另一支明军。二十二日，梁王获悉达里麻兵败曲靖，匆匆逃往滇池边晋宁州。明军步步逼进，梁王深知昆明难保，元政权命在旦夕，洒泪话别众臣之后，率领家眷嫔妃百余亲信去往滇池岛上，投水殉国！二十三日，蓝玉、沐英率师进逼昆明郊区，元右丞观甫保出降，明军不费一兵一卒，占领昆明。之后，蓝玉分遣曹震、王弼、金朝兴率兵二万人，继续南下攻克临安府(通海、河西、建水)诸地。

　　在通河坝子与新兴州（玉溪）交界处，有一个叫做曲陀关的地方。史载：“曲陀关，又名万松营，元号休腊部，在河西县北二十里，东瞰通海，南抵桃园，西依习峨（峨山），北接江川。山势峭拔，自陆至顶二十里。其顶平衍，中有甘泉三十八穴，四百条岗环抱，茂林葱翠，南望山光水色，其胜无比……其阳颇平，其阴甚险，皆重要关隘，通道。元、明皆建设……”。曲陀关，海拔2200米，雄峻险奇，地势险要，历为兵家必争之地。地处新兴（玉溪）、峨山、河西（通海）、江川四县交界处，外形似一把大交椅，威武地恃立在通河坝子西北角，三座山峦环抱着一大块平地。其当阳一面，开阔平坦，可以容纳千军万马驻扎，背阴一面，却陡峭无比，如同刀削一般，莫说行走，攀援都不行。当年，元世祖忽必烈亲率大军平滇、灭大理国，其间忽必烈曾经驻跸这里。随后，元蒙政权在昆明设云南行省、在通海（河西）设临安路。不久，出于平叛和对缅甸、交趾（越南）之对外军事防务需要，在曲陀关设立行省之下、路府之上，监管滇中、滇东、滇南片区军民动向的“临安、广西、元江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统领滇中、东、南大片属地。紧接着，晋陕“一十五翼”十万大军又奉命从陕西西安府开拔入滇，到此镇守曲陀关。这些从江、浙、晋、陕诸省紧急征调而来的农家子弟兵，被合编为宿卫、哨卫、护卫、后卫，分别驻守在曲陀关、大村、小村、琉璃山、杞麓山、鞑靼营等地，并出师境外，参与占城国（西贡）战事。曲陀关，既是蒙古政权都元帅府驻地和滇中重要关隘，又是进入临安府的门户。

　　昆明告破，明军挥师南下途中，蓝玉大军主力在此遭遇拦截，与驻守在曲陀关都元帅府一带的另一支元军主力军队狭路相逢，发生了一场持续半个多月的八万军人生死大鏖战。驻扎此地多年的元军“一十五翼”五万余人在旃檀大元帅的亲自指挥下，以雄峻险要的曲陀关作为天然屏障，与明军展开对垒。元、明军队在此展开了拉锯血战，双方死亡将士尸横遍野。最终，元军兵少将寡，失去后援，弹尽粮绝、全军覆没，右丞蓝海牙被生俘，旃檀元帅自杀尽忠。“市肆辐辏，盛极一时”的元朝云南军事重镇，最后一座强大的军事堡垒——曲陀关都元帅府，在无情战火的摧毁之下，瞬间被夷为一块焦土平地，只留下满山遍野的征战将士遗体、一处处“烧人场”坟地冒出的青烟，还有少部分逃窜后幸存下来的蒙古兵士！

　　洪武十五年(1382)闰二月，段氏后院大理被明军攻克，第十二世段氏总管段明束手就擒。仅仅半年之后，云南江山易主，尽归明朝。为开发西南，巩固边防，明太祖下令，在云南省府昆明建立云南都指挥使司和云南布政使司，管理云南军政事务，着手处理接收云南事宜——奉旨将蒙古梁王集团成员，梁王家眷、元蒙上层官员和大理段氏贵族头领全部押解北方，交由朝廷处置；清扫元朝残余势力和大理地方势力，就地遣散并安置数十万蒙古俘虏士兵；建立明朝新的政权机构；于军事要冲地区设置卫所，屯兵戍守。之后，洪武十七年(1384)三月，傅友德、蓝玉率部分征南大军班师回朝，留下沐英继续镇守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