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昌又名沃洲，山川秀美，人杰地灵，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底蕴厚，到处闪耀着灿烂的古代文明。新昌县建置始于后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至今已有1100年历史，由此上朔到商代，祖先们就在这里躬耕、繁衍、生息。千百年的悠久历史，数百代的勤劳新昌人，在新昌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历经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斗争，孕育了多少志士仁人，创造了多少灿烂的文明，为后代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新昌人文历史积淀深、底蕴厚。翻阅县志，新昌县境原为越国荒徼，秦时属会计郡，汉唐为剡县一部分。后梁开平2年(公元908年)，吴越王钱镠始析剡东南13乡置新昌县，至今已有1000余年历史。新昌人杰地灵，历史上出现了许多知名人物，如北宋兵部尚书石公弼，南宋左承相兼枢密使王爚 ，理学家石墪，监察御史黄度，明兵部尚书何鉴、吕光洵、礼部尚书潘晟，都是其中佼佼者。近代还涌现出梁柏台、张万成、张载阳等。新昌文化遗产资源丰富 早在商代以前，祖先们就在新昌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躬耕憩息。随着历史的演进发展，一代又一代勤劳淳朴的新昌人民，在12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发明创造，为后代留下了极其丰富珍贵的文化遗产。在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全县已发现文物点284处，其中县级文保单位15个，省级文保单位4个，这就是：大佛寺石弥勒像，千佛岩石窟，董村水晶矿摩崖题记，桃树坞迎仙桥。文物馆收藏文物2517件，其中二级文物23件，馆藏家谱308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更是品类繁多，色彩纷呈。王羲之、谢灵运、李白、杜甫、王维、元稹、孟浩然、刘长卿、刘禹锡、崔颢、温庭筠、朱熹、范仲淹、叶朋、袁枚、黄炎培、郁达夫等300多位文人墨客在新昌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留下了众多遗迹和千古传诵的诗文。尤其是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为妇孺皆知的唐诗杰品，以此为代表给后人留下了一条文化底蕴极深的“唐诗之路”。 勤劳智慧的新昌人，世世代代薪火相传，还创造积累了新昌特色的戏曲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茶文化等宝贵的地域文化，如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昌调腔”、填补中国桥梁建筑史上空白的悬链线型单孔石拱“迎仙桥”、天姥岭谢公道等。新昌地方民间文艺更是品类繁多，色彩纷呈。民间艺术有民间音乐、民间曲艺、民间舞蹈、民间杂耍等41种，428个班社。如激昂动听的紫云乱弹，幽默诙谐的布袋木偶，表演独特的目连戏，表演粗犷豪放的舞狮、舞龙，心灵手巧的剪纸艺术…… 新昌名山簇拥，风光秀丽，素有“东南眉目”之称，被道家列为福地洞天。古代缁衣羽客，来此修道养生、传经说法，文人墨客纵情山水，诗文唱和，史不绝书。晋世有竺潜、支遁等十八高僧和王羲之、戴逵等十八高士游憩、栖隐于沃洲，与当时的会稽山阴兰亭修禊，同属中国文化史上风流韵事。唐代杜甫、李白相继入剡漫游，众多诗人接踵而至，形成“唐诗之路”的文化奇观。至宋元明清，范仲淹、朱熹、叶适、刘基、徐渭、王思任、袁枚、方苞等一代名流，均有诗文流传。现代名人黄炎培、郁达夫、高僧印光等，亦来驻足盘桓。自然风光与人文胜迹相得益彰，为新昌文化增艳添彩。历史文化遗产分布广泛 新昌县历史文化资源的遗产分布十分广泛，全县1200平方公里，16个乡镇街道大都有历史遗迹和文化遗产。如摩崖石刻，有沙溪龙皇堂的白竹岭题刻，董村水晶矿摩崖石刻，儒岙王渡桥“万马渡”题刻，石城山摩崖石刻。大佛寺景区的摩崖石刻更是俯拾皆是，如大佛殿五层高阁后崖壁上有刘建惠所书“壁立万仞”；在濯缨亭外侧峭壁有明嘉靖时俞应星作“天柱屹然”；山门外石壁上有涂鸿占书“南无阿弥陀佛”，其右侧有米芾书“面壁”，其左侧有奉化毛玉佩书“少有洞天”，大小放生池岩壁上分别有钱思廉和僧悔诸书“放生池”，大放生池岩壁上为弘一法师手笔：“南无阿弥陀佛”和“大势至菩萨”，大佛洞窟右侧壁上有梁国治之书“最胜庄严”，其左侧壁上有尚书李书“弥勒尊佛”…… 石桥是建筑文化的代表作之一，新昌因山区多溪流，因而县境内有许多造型漂亮的石拱桥，至今仍有保留完好无损者。诸如：班竹村外的“司马悔桥”，下宅的“永济桥”，赤上村前的“迎仙桥”，横渡桥村的“皇渡桥”，坞石坑的“万安桥”，儒岙村的“彼色庙石桥”，真诏村前的“大庆桥”，旧坞村的“吉安桥”，小将村的“灵雀桥”，南洲“永春桥”，儒岙横山村外的“永安桥”等都是其中代表。 新昌人民自古以来能歌善舞、尚武多艺，喜爱机巧杂赛相传至今，有民乐、曲艺、杂赛共41种，428个班社，遍布新昌各地。 曲艺“坐唱班”是县境内相当普及的民间曲艺，常被群众邀请在喜庆节日和庙会盛典中登堂坐唱。有大小班社110个，几乎遍及每个乡镇。大唱班10-12人，小唱班7-8人，每人使用打击乐器或丝弦乐器二三件，并分担生、旦、净、末诸行档角色。 民间舞蹈是县内所有民间艺术中最为丰富多彩的，按其表现形式可以分成动物模拟舞、灯具舞、面具舞、人物化妆舞四大类，18种，213个班社。其中舞狮是县境内最为普及的一个民间舞蹈，有123个班社。舞龙也是深受群众喜爱的民间舞艺，全县共有22个班社。长诏溪西、溪东两村的大青龙与大黄龙，全长100余米，镜岭溪西的双龙一青一黄全长60多米，16人参加舞蹈，龙起舞时势如翻江倒海，蔚为壮观。 此外，“哑背疯”、“莲子行”、“吹鼓亭”、“十番”、“目莲戏”、“木偶”等民间艺术颇具地方特色，可惜不少已经失传。新昌文化遗产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县境位于曹娥江上游，东接奉化宁波，南界天台，西南邻东阳、磐安，北连嵊州、绍兴。地势东高西低，多高山台地，山脉呈南北走向，黄泽江、澄潭江、新昌江三江并流，地缘特点十分明显。这叫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地域富一方文。”新昌的历史文化遗产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与宗教、尤其是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晋时期，中原纷乱，新昌境内因万山蟠结密林覆盖，交通闭塞，人踪稀少，环境幽静，是谈经论道的释门子弟游栖的天然胜境。诸多高僧驻足石城沃洲，立刹建寺，传播教义。“六家七宗”，竟有五家盛于此境，其佛宇遗迹至今尚有多处留存，比较著名的有澄潭的新建寺，县城西面的南岩寺，大市聚东（山卯）山庄的东（山卯）寺，三坑真君殿，沃洲湖真君殿。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南朝古刹大佛寺，石窟中的石弥勒像被称为“江南第一大佛”，始建于南朝齐永明年间，梁天监15年凿成，距今有1500多年历史，与北方的龙门石窟、云岗石窟同属古代造像艺术的杰出代表，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深刻的文化内涵。位于大佛寺西北面的“千佛禅院”，建于齐永明年间，分为大小两窟，大的一窟有1020龛，1040尊佛象，小的一窟35龛35尊佛象，这些佛象神态各异，惟妙惟肖。 大佛寺又名宝相寺。宝相寺名闻古今中外，高僧云集，既是佛教徒瞻礼圣地，也是宗教文化交流中心之一。晋世高僧昙光于法兰、于法开、支遁在此立寺行道，南朝有僧护、淑、祐凿成大佛留下“三生圣迹”，寺内尚存“智者大师衣钵塔”。 两晋时，道教兴盛，书圣王羲之辞官归隐剡东曾炼丹于鼓山，创金庭道院于王罕玲(沙溪境内)。道教称仙人居住的名山有七十二座，又称洞天福地，新昌境内有三座：沃洲山、天姥山、司马悔山。 新昌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名山簇拥，山水风光自然景观美不胜收，文人墨客慕名而来，纵情山水，以诗文咏唱，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杜甫、李白相继入剡漫游，诸多诗人接踵而至，形成了“唐诗之路”的独特文化奇观。据统计，在《全唐诗》收录的2200余名诗人中，有312位诗人到过剡中漫游，占总数的14％。 在《唐才子传》记载的278位才子中，有174位到过剡中，占63％。他们中多数是唐代诗坛上的杰出人物，在这里留下了众多遗迹和千古传颂的诗篇，形成了其他地方少有的文化积淀。杜甫的“壮游”、白居易的“沃洲禅院记”、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是杰出的代表，“唐诗之路”对唐诗豪放、清丽、隽永等风格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新昌民间艺术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大多数民间艺术与农村传统的习俗和节庆相联系。一到传统节庆，民间艺术就是发挥作用的时机，每到春节各地舞狮班穿村走庄，表演舞狮与拳术。热闹时一个村庄得接待二三个狮子班。到了元宵节，不少乡村有舞龙灯的习俗，大市聚、城关、澄潭、大明市等地都曾有过这一习俗。此外还有船灯、花灯、马灯。坐唱是遍布城乡的民间音乐活动，主唱乱弹曲目，每逢喜庆盛典，邀班演出，事主支付酬金。 这些年来新昌县委县府提出了建设旅游大县的目标，围绕这一目标在利用文化遗产发展旅游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提高新昌知名度，发展旅游经济取得了一定成绩。“大佛寺”是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应该说是保护开发利用最好的历史文化遗产。沃洲湖真君殿得以全面修复并对外开放，也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千佛岩”石窟惨遭文革破坏，令人痛心，至今没有修复。另有15处文物被列为县级保护，对保护利用文化遗产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调腔”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对于今后的开发利用更是十分有利。但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失传的威胁，亟待采取抢救措施。

　　时下关于纪晓岚与和珅的电视剧层出不穷，剧中的纪晓岚正直、机智、英俊、洒脱，与油腔滑调、不学无术的和珅形成鲜明对比。纪晓岚与和珅打成一片，时时不忘捉弄对手，让他出尽洋相，又每每能化险为夷，成功避开来自和珅的报复。观众看了无不忍俊不禁，深感痛快。可是，历史上纪晓岚的真实面貌到底是怎样的呢？

　　纪晓岚（1724～1805），名昀，晓岚是他的字，直隶河间献县（今河北沧县）人。据史书记载，他一生诙谐、滑稽，机敏多变，才华出众，给后世留下许多趣话，素有“风流才子”和“幽默大师”之称。他是清代著名的学者、诗人、目录学家和小说家。总体而言，他的一生与民间传说中的形象和银屏上的形象存在很大的不同。

　　在流行的民间传说和电视剧中，纪晓岚与乾隆这对君臣的关系是十分融洽的，其间充满信任、调侃和幽默。这是经过美化了的描写，历史上并不如此。实际上纪晓岚不过是乾隆蓄养的文学词臣而已。这要先从纪晓岚的长相说起。

　　在民间传说中，纪晓岚的形象风流倜傥，一表人材；在银屏上，基本上由张国立“垄断”的纪晓岚形象，也颇说得过去。真实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据史书上记载，纪晓岚“貌寝短视”。所谓“寝”，就是相貌丑陋；所谓“短视”，就是近视眼。另外，跟纪晓岚交游数十年的朱珪曾经有诗这样描述纪晓岚：

　　河间宗伯姹，口吃善著书。

　　沉浸四库间，提要万卷录。

　　如此说来，纪晓岚还有口吃的毛病。当然，纪晓岚既然能通过各层科举考试，其间有审音官通过对话、目测等检查其形体长相以及说话能力，以免上朝时影响朝仪“形象”，应该不至于丑得没法见人，但无论如何，纪晓岚长相不好看，却是无疑的。长得丑，近视眼，口吃，这些生理特点都成为纪晓岚一辈子与乾隆貌合神离、不得乾隆真正信任的重要原因。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背景知识。纪晓岚的官场命运是由乾隆掌握的。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圣主”，也是一位自小生长深宫的皇帝，有很多怪习。对于纪晓岚来说，乾隆最要命的一条就是对身边近臣的用人标准。他不但要求这些人机警敏捷，聪明干练，而且要相貌俊秀，年轻漂亮。例如和珅、王杰、于敏中、董诰、梁国治、福长安等人都是数一数二的“美男子”，故而得到重用。和珅的美貌是不用说的了，即使是福长安，能在乾隆晚年得到宠信，一方面是由于他死心塌地地追随和珅，与其结成死党，另一个重要原因却是因为他年轻漂亮。曾经来华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其著作中记载说，福长安英气逼人，是一个典型的贵族美少年。

　　长相本由天注定，没有办法选择。相貌丑陋的纪晓岚却偏偏又碰上乾隆，所以即便他再才华横溢，也难得到真正的重视，难以参预重大的政治决策，只能以文字安身立命。纪晓岚只能做乾隆的词臣，而难以做乾隆的宠臣、重臣。纪晓岚一生中两次任乡试考官，六次任会试考官，三次任礼部尚书，均是这种际遇的体现。这种官职并无重权、实权，只是大清朝廷的摆设而已。即便是乾隆派他出任都察院，因判案不力，本应受罚，乾隆却说：“这次派任的纪晓岚，本系无用腐儒，本来只不过是凑个数而已，况且他并不熟悉刑名等事务，又是近视眼……他所犯的过错情有可原。”可见纪晓岚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其实，长相不过是一个表层原因。纪晓岚跟乾隆的隔阂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专制君主从本质上来说，不会喜欢稍有个性、具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有一次，内阁学士尹壮图指陈弊政，称各省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我经过各省地方，问起官吏的好坏，人们都皱眉叹息，各省风气大抵皆然”。由于这些话惹恼年岁已高、再也听不进忠言的乾隆，结果军机大臣要将尹壮图拟斩。尹壮图之父尹松林与纪晓岚为同年进士，当纪晓岚打算为尹壮图求情时，乾隆竟勃然大怒，当即骂道：“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原来，皇帝让纪晓岚总纂《四库全书》，并不是真正把他当成独当一面的重臣，只是把他当作给皇帝解闷的戏子之流。公元前一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因为为李陵说了几句话，竟惹得汉武帝大怒而受到残酷的宫刑。司马迁痛定思痛，说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1800多年过去了，纪晓岚面临的竟是同样的处境：在专制的皇权面前，一个知识分子是难有尊严的。纪晓岚面对乾隆的指责，只能忍气吞声。我想，在电视剧中，是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镜头的吧？

　　正如清史专家邓之诚先生所言，乾隆用人“颇以貌取，文达（即纪晓岚）貌寝短视，且江北人，故不为纯帝（即乾隆）所喜。一时若翁覃溪、朱竹君、王兰泉、邹一桂皆不得朊（ruǎn）仕，际遇颇相似，纯帝所许为明敏之才，率外擢督抚。若于文襄、梁文定、董文恭，皆以弄臣蓄之”。以长相作为选用人才的标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悲哀。

　　如上所述，纪晓岚在乾隆心目中的地位不过如此。那么，从纪晓岚这一方来说，他是怎么认识自己的处境呢？纪晓岚一生，做过翰林院编修、日讲起居注官、侍读左庶子、侍读学士、詹事府詹事、内阁学士、总理中书科事务、兵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官，诰受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兼文渊阁直阁事，赐紫禁城内骑马。中间只有乾隆三十三年（1768）因给亲家卢见曾通风报信而卷入盐政亏空案，被发配到乌鲁木齐，但也仅仅两年多就被召回京师做官。所以在一般人眼里，纪晓岚也可以算是官运亨通的一个人。然而，久在官场浮沉的纪晓岚并没有体会到多少飞黄腾达的快感，他的内心更多的时候是充满孤独、愁苦的感叹。这从纪晓岚一生中的几个细节可以看出来。

　　不敢著书纪晓岚一生著述甚丰，既有以官方身份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热河志》等，也有以私人身份著述的《阅微草堂笔记》。但在纪晓岚生前，就有关于他平生不著书的说法流传。

　　有人说，纪晓岚认为自己的作品超不过古人，所以不重著述，不存作品。纪晓岚的门生刘权之就说他老师文名满天下，经常给人写文章，但都“随手散失，并不存稿”，原来纪晓岚总是认为这些文字不过是古人的糟粕而已，没有刊刻的价值。纪晓岚的另一门生陈鹤也说，老师自从主持纂修《四库全书》，纵观古今著述，知道该有的都已经有了，后来的人再怎么挖空心思，所著也不出古人的范围，而那些自谓超过古人的人，都是自不量力罢了。所以纪晓岚“生平未尝著书”，偶尔为人作序记碑表之类的文字，也都随即丢弃，未尝保存。陈鹤感慨地说，如今某些人偶尔写了一点小东西就四处炫耀，急欲表露，真是厚颜啊！

　　清代大学者江藩在其《汉学师承记》中却说，纪晓岚一生精力全都耗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又喜欢写些稗官小说，故而“懒于著书”，他青少年时期的著作都藏在家中，未曾流传于世。

　　而按照纪晓岚自己的说法，与上面都稍有出入。纪晓岚晚年就曾讲起，“我早年就学习诗歌，其间意气风发，与天下同好互相唱和，总是不甘人后。如今我年纪差不多80岁了，却转而瑟缩不敢著一语，平生所写的稿子也不敢自存”。他说这是因为随着阅历的增长，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得意作品，大多都是古人已经说过的东西，自己辛辛苦苦地著述，不过是徒自苦耳。从纪晓岚的话来看，他并不是“未尝著书”，早年还是勇于吟诗弄赋的，只不过后来他对自身所处的世道逐渐有了深刻的体会，越来越不敢从事写作了，而且也不敢保存自己的稿件。要说是因为怕超不过古人而罢笔，这个理由似乎很是勉强。这个理由背后还有着极大的社会政治背景，那就是乾隆年间思想控制的加强，文字狱屡见不鲜。

　　清朝文字狱集中发生在号称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其中著名的，康熙时有庄氏《明史》狱和戴名世《南山集》狱，雍正时有查嗣庭狱和吕留良、曾静狱。其中查嗣庭狱是莫须有的罪名外，其他的还是或 多或少确因文字有犯忌之处。而在乾隆时期，文网更加苛密，大多是无中生有、借题发挥来杀人。例如有内阁学士胡中藻狱。胡中藻的诗歌中有两句诗引起乾隆的敏感。一句是“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认为是故意加浊字于大清国号之上，大不敬；一句是“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乾隆认为这是讽刺他朝门不开，不进人才。又因为胡中藻在广西学政任内，曾出试题“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隆认为龙与隆同音，这是诋毁他的年号。乾隆就凭着这些强词夺理的借口，将胡中藻杀了。乾隆一朝的文字狱，大多都是这样。作为乾隆的词臣，纪晓岚对这些文字狱自然深有感知。

　　同时，纪晓岚及其同僚也因纂修《四库全书》而饱尝文字所带来的窘迫，甚至家破身亡。本来，进行偌大一个文化工程，中间出现一些差错是难以避免的。只要尽心尽力，有错即改，加以完善就可以了。可惜纪晓岚他们面对的是乾纲独断、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一点点不完善之处带来的就是杀身之祸。在纂修四库过程中，总纂纪晓岚、陆锡熊和总校陆费墀等人因有差错而遭到多次呵斥、交部议处、罚赔等处分，最后，总纂陆锡熊死在前往东北校书的途中，而陆费墀因无力负担江南三阁的修改费用而被革职，郁郁而终，家产被查抄，妻离子散。同僚和自己的亲身遭遇一定会给纪晓岚带来更深的感触，也使他真切认识到自身所处环境的险恶。

　　《清稗类钞》中有一则纪晓岚轶事很值得回味。据说纪晓岚做翰林时，有一天起草文牍，文思枯竭，于是出屋顺着走廊散步。廊下有一个老兵正睡得香，鼾声阵阵。纪晓岚拍醒了兵士，问他睡得可好。老兵说很好。纪晓岚于是拿来一部书让他认字，老兵说不识字。纪晓岚这时若有所思地说：“人生识字就是困苦患难的开端，你不识字，真正是快乐啊。”这则轶事不一定是真，但它所反映的心态可能跟真实的纪晓岚相距不远。纪晓岚4岁就跟笔砚结缘，后以文字走上仕途，却没料到文字也动辄给人带来杀身之祸，给他带来窘迫，有这种感叹自在情理之中。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他“瑟缩不敢著一语”的现象，不正反映了他在专制君主面前那种战战兢兢的感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