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时候出了一种叫察举制的选官制度，也叫举孝廉。就是听人推荐，谁孝，廉，然后考你点论语什么的，你就可以当官了。

想想啊，当时也没有那么多书，基本上看得起书己经是有点势力的人了。你得有知识，然后有人推荐，说白了你还得有关系。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有钱有势的人相互推荐。最后有时候一家都是大官，类似袁绍的四世三公这种，普通人就算能读点书也只能当个小官。就是所谓的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后来曹丕又发明了一个九品中正制的选法，分为九品十八级。比察举制好那么一点，但本质还是推荐制。这种形式就一直传承下来了。直到东晋到了巅峰。因为出现两个大士族。

咱们呢大概聊聊这两个士族，太具体承起败落就不细讲了。好吧；

当时西晋被灭之后，司马睿在南京建立东晋 。而帮助他在南京称帝的就是王导，琅琊王氏的掌门人。据说啊，这司马睿到了南京之后，一个多月都没人搭理他，你什么皇帝根本没人关心。后来是王导说，让司马睿上街遛弯，王导，王敦两人跟着。别人一看，哟，王导这么牛逼的人都跟人家混，自己也得赶紧站位。说白了看王导哥两的面子那些士族才愿意听司马睿这个皇帝的。

之后就是说 王与马，共天下。虽然之后发生了司马睿打压王导，王敦判乱，但是王导也是三朝元老。并且有什么剑履上殿， 入朝不趋的权利。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说完王氏，我们来聊聊谢氏。

淝水之战的主将都是谢家人啊。谢安，谢玄，谢石。淝水之战后，谢氏一族也正式成了大士族。谢安上位宰相，谢玄，谢石，谢石些人，几乎分管了东晋的军政大权。这种门阀士族一直到隋朝开科举制有所好转。到了唐朝中期的时候，又死灰复燃了。经过唐末一直到宋的时候，算是彻底消失了。

（即“阀阅”。指封建社会中的世家门第。东汉前期，许多人已赖以被荐举。有些保门世家，甚至形成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巨大团体。魏晋南北朝时尤重门阀特权，被高门压抑的中下级士族为突破门阀的限制，取得富贵，往往投靠诸王公、外戚和少数族酋豪。《后汉书韦彪传》：“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李贤注引《史记》曰：“明其等曰阀，积功曰阅。”《北齐书羊烈传》：“烈天统中与尚书毕义云争汴州大中正。义云盛称门阀，云我累世本州刺史，卿世为我家故吏。”《陈书傅宰传》：“后主即位，朝臣以[章]华素无伐阅，竞排诋之，乃除大市令。”《旧唐书魏玄同传》：“今贵戚子弟，例早求官，髫齿之年，已腰银艾，已袭朱紫。弘文崇贤之生，千牛辇脚之类，课试既浅，艺能亦薄，而门阀有素，资望自高。”《醒世恒言两县令竞义婚孤女》：“此女廉吏血胤，无惭阀阅。愿亲家即赐为儿妇，以践始期。”）引自（百度）。

不过我想提及：西晋开国后的门阀士族贵族子弟坐享特权,清谈放荡,“任达”、纵欲之风恶性膨胀,乃至危及门阀士族集团统治本身的稳定。促使魏晋时期门阀世族的内部争权。

魏晋南北朝虽处于长期分裂对峙状态，但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多有建树（其实我觉得堕落的制度没必要称道），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九品中正制，士族制度、均田制是这一时期初创的政治、经济制度。

门阀制度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它的特点是按门第等级区别士族同庶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不同地位；从历史上看，士族制度有一个萌芽、形成、充分发展（又称鼎盛）、衰落和走向消亡的漫长过程；我们应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把士族制度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分析和评价。

(1)萌芽（东汉）

自汉武帝以来崇尚儒术，官僚多以经术起家，至东汉 时逐渐形成了累世公卿的状况。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使得世族地主能够凭借家世出身参与政权。 西汉中后期，土地兼并十分严重，逐步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豪强地主势力。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豪强地主在东汉王朝享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他们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庄园，渐成割据，逐渐成为名门大族。士族地主（又称世族、门阀地主）在东汉开始形成，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阶级、经济基础。

（2）形成（曹魏、西晋）

门阀制度的形成，是指统治阶级颁行各项法令，从制度上维护士族地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特权。曹魏政权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

（2）巩固（西晋）

西晋建立后，司马氏为取得世家大地生的支持，对他们继续实行放纵和笼络的政策，从而形成了典型的门阀政治。

（3）鼎盛（东晋）

东晋时士族制度得到充分发展，进入鼎盛阶段。原因是东晋王朝依靠南北士族的支持才得以存在。东晋政权是司马氏皇权和以王、庾、桓、谢诸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以及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江南吴姓士族的联合专政，这种政治格局一直延续到东晋末年，长达一个世纪之久。那时士族门阀的势力足以与皇权并立，甚至超越皇权，皇帝都要依赖士族的支持，门阀政治达到鼎盛。这一时期，士族在政治上高官厚禄，垄断政权，经济上封锢山泽，占有大片土地和劳动力，文化上崇尚清谈。为维护这种制度，东晋南朝时，士族非常重视编撰家谱，讲究士族世系源流，作为自己享有特权的凭证，于是谱学勃兴，谱学专著成为吏部选官、维持士族特权地位的工具。

（4）渐衰（南朝）

东晋后期到南朝时期士族制度逐渐走向衰落。根本原因在于士族自身的腐朽，士族制度下的门阀士族特别是高级士族凭借门第就可做官，世代控制高级官职。特殊的社会环境使许多士族不思进取，沉溺于清闲放荡的生活，不屑于政务军务。加之士族是近亲联姻，身体素质极差，因此东晋与前秦淝水之战以后，一些庶族出身的将领脱颖而出，显示出较高的政治、军事才能，声望与权力迅速上升，南朝宋、齐、梁、陈开国诸帝均为庶族将领。南朝帝王虽无法改变高级士族垄断高官的局面，但却引用庶族官吏委以品位不高却握有实权的职务，在实际执政中分享了士族的特权。这一时期士族制度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二是受到农民起义的打击；原因之三是士族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受到打击、削弱。上述三种原因相互作用，极大削弱了士族制度的阶级、经济基础。 到了南朝时期，由于门阀世族自身的腐朽。丧失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统治能力；社会阶级矛盾的冲突和激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寒族地主乘机以军功崛起，在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进而典掌机要，控制地方，统帅军队，以武功称帝，如刘裕、萧道成等，打破了门阀地主一统天下的局面。世族地主此时虽据高位，却已无实权，走向必然的灭亡。后经候景之乱、隋灭陈等变化，门阀等级制已奄奄一息，庶族地主跃居政治舞台的主要地位。至隋唐两代，废止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终于使产生于魏，盛行于晋的门阀士族制度在政治、法律制度上最终消亡。

（5）消亡（唐末）

隋唐时期士族制度走向消亡。其原因一是隋唐科举制的实施使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通过考试参加到政权中来，摧垮了士族制度的政治基础“九品中正制”；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推行使一部分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了一些土地，也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其禁止无限占田和随意买卖土地的规定，多少起到了抑制土地兼并和保护自耕农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士族制度的经济基础。二是唐朝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三是农民战争进一步摧垮了腐朽的士族制度。从此，存续了六七百年的士族制度最终在历史舞台上消失。

与士族对立的是庶族： 南朝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比起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来，更显得优越。世族、寒门两者身份高下不同，「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之为伍」（《文苑英华》卷七百六十引《寒素论》）。因此，这两个阶层之间是不相往来的。寒人虽致位通显，上升为贵戚近臣，倘不自量而往见世族，亦不为世族之所礼接，甚至会受到侮辱。如宋孝武帝母路太后兄路废之孙路琼之，和王僧达做邻居，琼之「尝盛车服诣僧达，僧达将猎，已改服。琼之就坐，僧达了不与语，谓曰：身昔门下驺人路废之者，是君何亲」（《南史·王弘传子僧达附传》）。于是叫左右把路琼之坐着的床烧掉，搞得路琼之下不了台。宋吴郡张敷为正员中书郎，中书舍人秋当、周赳以为与张敷是同僚，商量是否应该去拜访他。周赳说：「他倘若不招待我们，我们会很难堪，我们还不如不去。」秋当说：「我们也已经有相当地位了，既是同事，随便坐坐总可以。」这样，他们两人就决定去看张敷。张敷「先设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我远客」（《南史·张邵传子敷附传》），表示不愿意和寒人共坐。秋当、周赳二人感到很窘，只得退出。齐中书舍人纪僧真，曲掌机要，曾请求齐武帝萧赜：「臣出身本系武吏，荣任高官，又替儿子娶得旧门荀昭光家的女儿作媳妇，现在我没有其他要求了，只请求陛下允许臣列入士族！」齐武帝说：「由江斅、谢沦，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斅，登榻坐定，斅便命左右曰： 移吾休让客。 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曰： 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南史·江夷传曾孙斅附传》）。世家大族社会地位的优越与对当时官位身份的严格区别及世家大族之排斥寒流，即此敝端，已可概见了。

世家大族为了要表示自己门第族望的特别优越，为了不使混淆所谓「士庶天隔」的界限，他们就必须不与寒门庶族通婚。所以世家大族对婚姻的选择，特别重视门第，高门望族一定和高门望族结亲，吴郡顾、陆、朱、张四姓也一定自择素对，或者和会稽孔、魏、虞、谢四姓结亲。一方面他们不以连姻素门出身的南朝帝室为殊荣；另一方面，他们也以「营事婚宦」，不得及其门流为耻。因为「婚宦失类」，就会受到本阶层人士的排斥和非难，他们金字招牌的门第就会变得不光彩，他们以后的政治前途就会黯然失色的。

然而南朝寒门出身的将帅，也有很多位至三公，任总方面。他们在政治上的势力既是那么大，所以有少数世家大族与这一批暴发户结起亲来，如琅邪王锡（王尊七世孙）以女妻沈废之子沈文季，陈郡谢超宗（谢玄玄孙）「为子娶张敬儿女为妇」（《南史·谢灵运传孙超宗附传》），谢脁妻王「敬则女婚，像「东海王源（王朗七世孙）嫁女与富阳满氏」满璋之子满鸾，满氏「下钱五万，以为聘礼」；南齐御史中丞沈约上表弹劾，以为王源曾祖位至尚书右仆射，王源本人及其父祖也都位列清显，而满璋之虽任王国侍郎，璋之子满鸾任吴郡主簿，可是满氏的「姓族，士庶莫辨」，「王、满连姻，实骇物听」，玷辱世族，莫此为甚，故请政府革去王源官职，剔出士族，「禁锢终身」（《昭明文选》卷四十沈约《奏弹王源》）。可见寒门、世族的界限，还是极严格的。

社会上士庶的区分愈严，世家大族愈互相标榜门阀，「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史通·邑里篇》），郡望习惯上已经变成了他们的商标。自西晋末年中原世家大族开始播迁渡江，一个世家大族，在其原籍是人人知其为世家大族，用不着自行表禄，迁徙到其他地方以后，就不然了。琅邪王氏、太原王氏是世族，其他地方的王氏就不是；陈郡谢氏、济阳江氏是世族，其他地方的谢氏或江氏就不是，一处地方，新迁来一家姓王或姓谢的，谁知道他是哪里的王氏或哪里的谢氏呢？如此，就不得不郑重声明，我是琅邪王氏或太原王氏而非别的王氏，是陈郡谢氏、济阳江氏而非别的谢氏、江氏了。可见所以重视郡望，是讲究门阀制度的必然结果。……

由于重视门阀，于是谱牒百氏之学，遂成为专门的学问。平阳贾渊，祖弼之，父匪之，祖孙三代以谱学名家。弼之，晋太元中撰十八州士族谱。宋刘湛、齐王俭、梁王僧孺均撰定《百家谱》，俾便吏部诠叙之用。「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唐人柳芳语），故宋、齐以下，不熟悉谱学的，即认为不能居吏部之职

齐梁时期， 以老庄之学为内容的清谈玄学随着门阀世族制度的衰落而逐渐销，唐代文人大都对六朝门阀制度及其观念深恶痛绝，当然我也相当讨厌那个时代！

东汉著名的宗族，特点是“世”和“大”，即世代承籍和聚族而居。他们在地方有实力，不论是居官或不居官，社会影响都比较强大。但是，居官者即令是累世公卿，在朝廷也不一定有很大的实权。而魏晋士族，其特点是世居显位。士者仕也。[6]①只要他们权势在手，濡染玄风，而又慎择交游，取得名士[7]地位，就算士族。反过来说，士族身分又可以巩固权位。当然，士族权位的轻重也因时而异，在魏和西晋，士族还得依附于皇权，而东晋居高位的士族，其权势甚至得以平行或超越于皇权之上。

世家大族和士族，我们以汉魏之际作为分界线。世家大族的发展处在一个相对和平安静时期，他们崇尚儒学，沿着察举、徵辟道路入仕，罢官则回籍教授。至于士族，则或以乱世经营而得上升，或预易代政争而趋隆盛。他们一般以玄风标榜，沿着九品官人之法出仕。当然，这也只是大体言之，并非每个宗族的发迹都如此整齐划一。

就魏晋士族而言，他们在两晋之际，在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之中和以后，又出现了一次大分化。他们有的死守北方旧居，有的播迁江左。大体说来，真正根深抵固、族大宗强的士族，特别是旧族门户，往往不肯轻易南行，例如范阳卢氏、博陵崔氏、弘农杨氏等等。甚至于与司马睿关系甚深的河东裴氏，都宁愿留在北方，甘冒风险。也有少数例外，如颍川荀氏，荀藩、荀组兄弟于洛阳陷后先后以西晋行台居密。荀组见逼于石勒，不得不自许昌东行过江。同时还可以看到，决心过江的士族，就其多数而言，都是八王之乱后期东海王越与成都王颖对峙时属于东海王越阵营的名士。可以说越府聚集的名士，构成了以后江左门阀士族的基础。这些名士，深知江左的琅邪王睿与中朝的东海王越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他们估计过江后在建康朝廷立足是有保障的。而东海王越由于王国地境所在和活动范围所及的原因，所团聚的士族名士大抵为黄河以南诸州人，而且多为新出的门户子弟，所以江左用事臣僚也多籍隶青、徐、兖、豫诸州。史家认为永嘉以来籍隶黄河以南的诸士族以路近而多南奔，籍隶黄河以北的诸士族则否。这是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南奔者一般都是在倥偬之际，自洛阳而非自本籍启程，而许多河北士族居官洛阳，南来亦非不可，但他们宁愿北归故里而不南行。所以只以士族本贯与建康道里远近一端来解释士族是否南行，而不考虑他们在历史上与司马越、司马睿的政治关系，似乎还是未达一间。

永嘉乱后留在北方（主要在黄河以北）的士族旧门，历十六国和北朝，与南迁士族相比，维持着比较保守的门风。《颜氏家训》所载北方士族鄙侧出，尚节俭，妇女持门户，重女红（分见《后娶》篇、《治家》篇）等，都是证明。他们也较多地保持着东汉世家大族的特点，一般地以儒学传家而不重玄学，聚族而居而不轻易举家迁徙。他们既是子孙相袭，历仕胡族政权，又与胡族政权保持着或隐或显的民族的和文化的隔阂。他们扬名显世或者不如南渡士族，但历数百年不离根本之地，其基础越来越巩固，与移植江外的士族难于固本者大为不同。所以他们的宗族大抵不因胡族政权频繁易手而骤衰，一直到隋唐时期还保存着固有的势力。不过，际遇不同，人物有别，也有些留在北方的士族，在此期间从历史上消失了。

两晋之际南渡的士族，即江左的侨姓士族，他们南来前夕多数在北方还没有发展到根深抵固枝繁叶茂的地步，可赖以雄据一方的宗族势力还不强大，可溯的世系还不长久。南来以后，他们才得以乘时应世，逐渐尊显起来。他们南渡，一般说来所偕者止于父母兄弟辈近亲。间有群体较大者，疏宗乡党，佃客部曲，络绎于途。这种较强大的群体构成一个个流民群，向南移动，往往为司马睿所忌，被阻止于江淮以北，不得至于建康。侨姓士族既然没有北方士族那样的强大宗族和土著根基，更得直接凭借权要地位求田问舍，企图尽快地重建家园，以维系其家族地位于不坠，所以江左草创伊始，侨姓士族就陆续进行占山护泽的竞逐。如果时运不济，无所树立，只有过贫穷的生活了。侨姓士族的门户地位既然不是特别稳定，所以一旦政局变化，他们就可能受到大的影响，就会有些士族升起，有些士族沉沦。侯景之难，如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所说：“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百家谱》）。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云。周师入江陵，侨居江陵的士族又悉数驱迫北行。江左入隋，政局又一大变，昔日繁华竞逐的江左侨姓士族，几乎全部寂然无闻，只留下耸立的石头城和建康残迹，供后世的文士们千古凭高，谩嗟荣辱。

以上所称的侨姓士族，是就东晋高层的当权士族，亦即本书所谓门阀士族而言。门阀政治，就是指由这些士族所运转的东晋政治。但是，南来的侨姓士族并非都能居于高层的当权地位，并非都是门阀士族。侨姓士族之南来者，有些由于时势的原因而以武干显名，有些由于父祖事胡、本人渡江晚而不为时所重，有些由于缺乏可观的人物而在士族阵营中本来时誉不高，有些则由于缺乏历史关系和新的机缘而沉屈里巷。他们一般都不得居于建康。这些人在江左，地位大大低于门阀士族。陈寅烙先生称侨姓北府将为次等士族，近人亦或称之为低等士族。本书采取这一观点，并认为次等士族的范围还应放宽，除包括北府武将以外，还应包括一些旧族门户之晚渡者如杨佺期、卢循等，包括所有无缘入仕东晋的士族其他人物。形形色色的次等士族人物在江左门阀政治中不受尊重，所以在一定条件下投入门阀士族的对立营垒以求出路。杨佺期、刘牢之、刘裕以及孙泰、孙恩、卢循，所走的道路各不相同；以刘牢之、刘裕为一方，孙恩、卢循为另一方，更是战场上势不两立的仇敌。但是就他们本人所处的社会层次说来，就他们为求得一种新的统治秩序以代替东晋门阀政治的这种要求说来，他们又有着彼此一致的地位。

不过，对于东晋末年出现于历史上的这些次等士族，还须补作一点说明。土族的形成，文化特征本是必要的条件之一。非玄非儒而纯以武干居官的家族，罕有被视作士族者[8]。到东晋时，士族早已定型，他们一般是通过仕宦婚姻等途径，保持自己的士族地位于不衰。但是由于战乱流迁和其它缘故，南来士族，其门户地位有的上升，有的下降。士族门户下降者无从选择婚宦，不一定都能维持门户的文化特征；而有些不学无文的非士族的武将，却由于婚宦机缘得附于士族，居于其中的次等地位。杨佺期、卢循等属于前一类型，而刘牢之、刘裕则属于后一类型。两种类型的次等士族，在东晋政治地位大体一致，但是家族背景却本不相同。本书就是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采用次等士族一词。其实，本来是习武少文的齐、梁皇族得以纳入王、谢、袁、萧四姓士族之中，也是这个道理。由于前人对于次等士族或低等士族的界限并未作具体阐述，本书理解与之是否符合，那就很难说了。

东晋时士族制度得到充分发展，进入鼎盛阶段。原因是东晋王朝依靠南北士族的支持才得以存在。东晋政权是司马氏皇权和以王、庾、桓、谢诸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以及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江南吴姓士族的联合专政，这种政治格局一直延续到东晋末年，长达一个世纪之久。那时士族门阀的势力足以与皇权并立，甚至超越皇权，皇帝都要依赖士族的支持，门阀政治达到鼎盛。这一时期，士族在政治上高官厚禄，垄断政权，经济上封锢山泽，占有大片土地和劳动力，文化上崇尚清谈。为维护这种制度，东晋南朝时，士族非常重视编撰家谱，讲究士族世系源流，作为自己享有特权的凭证，于是谱学勃兴，谱学专著成为吏部选官、维持士族特权地位的工具。这一时期土族政治上拥有特权，清官要职被士族垄断;经济上拥有田庄，占有大量土地人口，还经常与官府争夺劳动力人口；文化上家学传承，占据垄断地位，还大兴谱牒之学，崇尚清谈玄学，擅长书法、绘画等艺术；社会上不与庶族通婚往来等。士族把持大权，却不愿涉身实务，在优容奢侈中腐朽衰落。 按东晋高门士族兴起的顺序一般是王庾桓谢。但就影响力，还是王谢为大。至于其他的真是不太好排，他们或为后起士族诛灭，如庾氏为桓氏所驱除，桓氏灭于刘裕为首的北府兵；或家族发展没有持久力，仅因人物而骤盛，如郗鉴后高平郗氏无出众人物，势力仅在北府，已大异往昔。勉强排列的话，东晋一朝的顺序可参照毛汉光先生的观点为：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太原王氏、谯国桓氏（《两晋南北朝士族研究》）至于陈郡殷氏、高平郗氏等则更在其后了。可参考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此为论东晋士族、政治的宏著。

东晋时期，经过多年的战乱，门阀士族势力遭到很大削弱，江左苟安之时，也未完全恢复，竟不能有效地控制国子学这样一小块专有的领地，以致庶族布衣竟不顾禁例，争跻于其间，高门大族虽讥讽国学生员混杂，并自恃清高，却又无能改变这种士庶争夺官学位置的现

门阀士族政治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一种政治形态，反映的是贵族官僚化的现象。这一种政治模式产生于东汉时期，确立于魏晋时期，兴盛于东晋时期，在南北朝时期开始衰落，最终在隋唐五代时期崩溃。下面我们就详细介绍一下门阀士族政治。

一、门阀士族政治兴盛

（一）产生原因

门阀士族产生于东汉末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发展。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政治模式，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在政治方面，政治模式和政治制度为其提供了掌控政治的机会。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禅让式的政权更迭使得统治集团逐渐封闭化；而恩荫制、九品中正制和征辟制等选官制度，也为官员们形成庞大关系网提供了基础。

在经济方面，豪强地主的形成为士族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东汉末年，田庄经济开始形成，其后所形成的荫族荫客制、占田制、均田制等土地制度也巩固了这种经济优势。

在文化方面，学在家族为士族子弟入仕提供了条件。在独尊儒术之后，经学成为了入仕的文化资格。也是在这时，学术家族逐渐形成，例如弘农杨氏、汝南袁氏。而因为这些家族所形成的门生故吏构建了庞大的关系网，为士族掌握权力提供了基础。

总体来说，门阀士族是官僚世家、豪强世家和文化世家的三位一体。

（二）士族特征

士族按照地域划分为山东士族、代北士族、江南士族、关陇士族，在其内部又划分为甲族、次门和素族（非宗室、公侯）。

士族们有自身的标志，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婚宦关系，在婚姻上体现为门第婚，在官职上体现为清浊之分。二是郡望谱学，郡望体现为所在地域，因此在南迁后产生了侨州郡县；谱学是家谱之学，代表为贾氏谱学和王氏谱学，《百家谱》甚至成为了官吏选拔的参考。三是士庶之别，士族与庶族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甚至出现士族凌辱庶族的现象。

（三）士族政治的兴盛：汉晋时期

士族政治产生于东汉，一开始被称为冠族、著姓、大姓、名士。到了三国时期，九品中正制确立，士族政治便在魏晋时期得到了巩固。西晋时期，晋武帝恢复了封建制，通过宗王政治来打击士族政治。可是，事与愿违，随着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西晋的宗王势力被扫荡殆尽，门阀士族的地位反而得到提升，东晋时期甚至出现了门阀政治。

在东晋政治模式中，有皇帝、门阀士族、流民武装三股重要的政治势力。门阀士族控制着朝廷的政权，流民武装负责国家边防军事。在门阀士族中，有外来的侨姓士族和本土的吴姓士族。流民武装的领袖是流民帅，在国家政局中也有着重要影响。

二、门阀士族政治的衰亡

（一）士族政治的衰落：南北朝时期

1、南朝

南朝的政局由同族皇帝、宗室、汉人士族、庶族、武将和土豪酋帅六股政治势力组成，其中同族皇帝多为武将出身，宗室和庶族的地位也开始提升，土豪酋帅在地方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南朝皇帝为重振皇权，实行了“武将执兵柄、寒人掌机要、皇子镇要藩”。武将执兵柄，使得士族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寒人掌机要使得庶族地位不断上升，皇子镇要藩使得宗室成员们控制了军事政治要地，打击了士族在地方的势力。但总体来说，南朝的士族势力仍有着巨大影响。

2、北朝

北朝的政局由异族皇帝、军功贵族、汉人士族、庶族和国人武装五股政治势力组成，其中军功贵族和国人武装掌握着国家的军队，汉人士族和庶族负责国家行政。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其主奴思想和军事独裁会强化这种专制政治模式。功利主义也体现在政治运行中，官僚政治开始复兴。与此同时，皇帝也开始打击士族。北魏时期，太武帝通过国史之狱打击了山东士族，孝文帝通过立郡姓、定姓族打造鲜卑士族以压制汉人士族。北周时期，宇文泰打造出了关陇集团压制其他士族，又通过六官制打破了官职的清浊之分。也是在北朝，士族政治得到了重大打击，但所确立的均田制和府兵制也巩固了士族政治。

（二）士族政治的崩溃：隋唐五代

隋朝废除了辟举制度，创建了科举制度，但士族仍有政治影响力。唐朝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变化，均田制变成了不立田制，府兵制变成了募兵制。与此同时，朝廷编写了《氏族志》、《姓氏录》等谱籍，稀释了原有士族。五代时期，士族开始分流，一部分转化为了科举官僚士大夫，另一部分变成了平民百姓。至此，士族便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三）士族政治消失的原因

在政治方面，政治变革是根本性原因。一是官僚制度使得士族的政治空间开始缩减，辟举制度废除，科举制度确立，官僚政治复兴，使得士族不得不转型为官僚。二是庶族地位开始上升，由于皇帝扶持和士族自身受到打击，庶族逐渐登上历史舞台，挤压了士族的政治空间。三是皇权专制得到强化，打击士族以巩固权位，使得士族在政治上的影响力逐渐削弱。四是士族内部和外部都进行了斗争，各大士族团体不停地争夺政治资源，又要打击崛起的庶族，使得自身损失严重。

在经济方面，土地模式改变瓦解了经济基础。均田制瓦解后，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士族手下的部曲逐渐逃亡，使得庄园经济瓦解。与此同时，品官地主崛起，在基层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削弱了士族在民间的影响力。

在文化方面，学在家族的优势不复存在。官学开始复兴，庶族知识分子也开始复兴私学，使得民间学术更大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学在家族变成了学在民间，文化世家的优势已不再像原来那样明显。

在军事方面，军事打击为士族带来毁灭性打击。在军事制度上，府兵制为募兵制所取代，士族难以控制军队，在军事上的参与度越来越低。与此同时，永嘉之乱、孙恩卢循起义、六镇之乱、侯景之乱、隋末农民起义、安史之乱、唐末农民起义等一系列战争打击使得士族遭遇了灭顶之灾。

在社会方面，士族的稀释使得士族影响了进一步下滑。无论是定姓族、打造关陇集团，还是编写《氏族志》、《姓氏录》，都扩充了士族队伍。而士族的稀释使得，传统的士族不断贬值，士族影响了逐渐衰落。

正是由于一系列的打击，士族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