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杨振宁出生在安徽合肥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当他未满周岁时，父亲杨武之先生考取美国公费留学，去了著名的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整整6年，他一直没有见到过自己的父亲，甚至不认识父亲。6年过去了，父亲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受聘于厦门大学数学系。母亲带着全家人从合肥老家出发，风尘仆仆地赶往厦门与父亲团聚。他们一路水陆兼程，途经上海。当杨振宁站在上海这座东方大都市的大马路上，望着生平第一次见到的往来穿梭奔驰的汽车，他的惊愕程度绝对不会逊于《子夜》里那位从乡下初到大上海的吴老太爷！尔后，他在下榻处，又第一次看到了手指一揿便会涌出哗哗流水的抽水马桶。这个富于想象的孩子第一次朦胧地感受到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无比伟力！

1949年，杨振宁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开始同李政道合作进行粒子物理的研究工作，其间遇到许多令人迷惑的现象和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们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最终推翻了宇称守恒律，使迷惑消失，问题解决。杨振宁在1957年诺贝尔演讲中这样说道：'那时候，物理学家发现他们所处的情况就好像一个人在一间黑屋子里摸索出路一样。他知道在某个方向上，必定有一个能使他脱离困境的门。然而究竟在哪个方向呢？'原来，那个方向就是宇称守恒定律不适用于弱相互作用。'

1956年杨振宁第一次出名。那一年他和李政道共同发表了一篇文章，推翻了物理学的中心信息之一——宇称守恒基本粒子和它们的镜象的表现是完全相同的。因为这个工作，两人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奖。

杨振宁先生已经百岁高龄，我们是否真的了解杨振宁先生的一生呢？如果说他有什么成就，这100年间不曾虚度的每一天，这一个世纪的时光就是他最大的成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一生可以算作一个圆，从一个地方开始，走了很远的地方，现在又回来了。”

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生是中国第一个数论博士。杨武之生于1896年4月14日，安徽合肥人。他的父母都早早去世，叔父杨邦瑞负责照顾他长大。他一路连升省立中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他回到老家的学校当教师兼任训导员。

后来，杨武之对当时所处的环境深感无力，决定出国学习科学技术以改变自己的国家。1928年，他完成博士论文，发表《华林问题的各种推广》，成为了芝加哥大学数学博士，也是中国第一个数论研究方向的博士。归国后杨武之任教清华和西南联大。

1973年，杨武之在晚年任教的复旦大学去世。杨振宁回忆父亲时谈到自己的父亲临终前仍挂念自己的国籍问题。2017年，95岁高龄的杨振宁将中国国籍恢复。可以说，从数学学习，到中国诗赋，以及家国情怀，杨振宁的一生都深受父亲杨武之影响。

1945年，杨振宁到芝加哥开始攻读他的博士学位。在芝加哥的学习生涯，可以说让杨振宁完成了从一个学徒到独立学者的转变。刚刚来到美国的杨振宁，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原本定下的研究方向。在实验室的他显得笨手笨脚，甚至被同学们调侃，哪里有噼里啪啦仪器摔坏的声音，哪里就是杨振宁所在的地方。

好在当时的学习氛围很好，老师和同学都支持杨振宁转移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自己最擅长的理论方向。“转行”没多久，杨振宁就遇到了最谈得来的伙伴——小他几岁的李政道。二人讨论物理问题时的激烈场面，一起在林间散步的和谐身影一度成为了校园内的风景。

很快，在1957年二人合作的宇宙不守恒定律被授予诺贝尔奖。这份研究成果在二人合作初期其实已经初露苗头，然而当时业界并未对二人的成果予以认可和关注。直到他们的研究反反复复被当时身在美国的华裔女科学家吴建雄以实验的方式加以验证，理论物理的核心框架也因此迎来了革命性的改变。

杨振宁35岁的时候就获得了诺贝尔奖，而此后他一直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与人的和善和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除了和李政道一起发现的宇宙不守恒定律，杨振宁在物理研究方面还有着其他突破性的成果，比如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杨-巴克斯特方程等。

杨振宁在自己的科研方向上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并没有松懈自己在教书方面的努力。如今已经百岁高龄的他，其实已经在清华大学继续任教了近20年之久，他也是带头为本科生上课的资深老教师之首。杨振宁教书的过程中总是能给学生提出最切合的建议。

曾经他就结合自己的求学经历对自己的学生强调研究方向的重要性。他说，如果研究方向找不对，那么就会走入穷途末路，一旦找对了方向，找到了兴趣，就会豁然开朗。熟悉杨振宁的人还了解他是一个非常有生活情趣、对中国文化充满热爱的人。

无论是日常游览中信手拈来的诗词歌赋，还是日常文章中的旁征博引，似乎杨振宁总是可以在科研和生活中找到一个平衡，在西方与东方之中找到一个平衡。当初为了国家而出国的他，曾经选择留在美国，而无论身在中国还是美国，他都为两国的教育教学事业、物理学研究、青年人的培养作出巨大的贡献。

杨振宁先生跨越一个世纪的生命和无数历史事件与名人有过交集。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有杨振宁和邓稼先先生的友情。从上个世纪杨振宁先生询问中国原子弹是否完全由自己制造的故事开始，到如今百年诞辰上杨振宁先生的讲话。两位科学伟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为祖国的强大作出着自己的贡献。

“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这是1957年在得到诺贝尔奖之后，杨振宁的父亲送给他的寄语。半个世纪之后，我想这位清华园中的老人念及自己的双亲、一生的友情、时代的变革一定是无愧于父亲当年的教诲。

杨振宁不仅是诺贝尔获奖者，还是图灵奖唯一的华人获奖者。除了那些大名鼎鼎的奖项，他还身体力行地为中国青年学者的培养不懈作出努力。他曾经为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筹集到巨额科研经费，协助几十座实验室的建设。他以个人名义捐助600多万美金，以清华大学的名义发表数十篇国际论文，成功推荐上千名年轻学者参与国际培训等等。

1922年 出生于安徽合肥

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1929年 就读北京清华园内成志小学

1933年 就读北平崇德中学

1938年 插班昆明昆华中学高二

1938年 入西南联大就读

1942年 西南联大研究所毕业

1944年 任教于西南联大附中

1945年 抵美国

1948年 在泰勒指导下转做理论物理，于是年获芝加哥大学物理博士

1949年 进普林斯敦大学研究1956年 与李政道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

1957年 因宇称不守恒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58年 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6年 转赴纽约大学石溪分校，创立并主持理论物理研究所

1971年 返回久别的中国大陆

1986年 返国参加中研院院士会议

1994年 荣获美国费城富兰克林学院颁发之波维尔(Bower)奖

1996年 获清华、交通两所大学颁授荣誉博士学位

简介

西南联大毕业

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博士

历任美国普林斯顿研究所研究教授

现任美国石溪大学理论研究所所长

杨振宁，安徽省合肥县人，民国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出生。一九二八年就读厦门国小、一九三三年就读北平崇德中学、一九三八年插班昆明昆万中学高中二年级、一九四二年西南联大毕业、一九四四年西南联大研究所毕业、一九四五年在西南联大附中教学后赴美、一九四八年夏完成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一九四九年秋天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一九五七年获诺贝尔物理奖、一九五八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一九六五年应纽约州立大学校长托尔邀请筹备创立石溪分校研究部门、一九六六年离普林斯顿赴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主持物理研究所，担任教授至今。杨氏于一九三八年以高二的同等学历，考取当时由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大学合并的西南联大的化学系，后来改念物理系。

一九五七年，和李政道合作推翻了爱因斯坦的「宇称守恒定律」，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学金。他们这项贡献得到极高评价，被认为是物理学上的里程碑之一。尽管他们早已入了美籍，但也是「美籍华人」，消息传来，中国人无不引以为傲。杨氏也是以曾经接受中国文化的薰陶为自傲的，那年他们在接受诺贝尔奖金的时候，由他代表致辞，最后一段，他说：「我深深察觉到一桩事实，这就是：在广义上说，我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是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我愿意说我既以我的中国传统为骄傲，同样的，我又专心致于现代科学。

在教了十七年书之后，杨氏于一九六六年，离开普林斯顿大学，前往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主持理论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他认为是自己「走出象牙塔」，重新出发，科学界人士对他再度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抱持期待与乐观。杨夫人杜致礼女士，出生名门，为杜聿明将军掌珠，专攻文学，中英文造诣均佳，曾在台湾教过英文，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教中文，言谈举止富书卷气，育子女三人，老大杨光诺电脑工程师，老二杨光宇，化学家，杨又礼，医生。

父亲和我——杨振宁

1922年我在安徽合肥出生的时候，父亲（编按：杨克纯教授，字武之。）是安庆一所中学的教员。安庆当时也叫怀宁。父亲给我取名“振宁”，其中的“振”字是杨家的辈名，“宁”字就是怀宁的意思。我不满周岁的时候父亲考取了安徽留美公费生，出国前我们一家三口在合肥老宅院子的一角照了一张相片。父亲穿着长袍马褂，站得笔挺。我想那以前他恐怕还从来没有穿过西服。两年以后他自美国寄给母亲的一张照片是在芝加哥大学照的，衣着、神情都已进入了20世纪。父亲相貌十分英俊，年轻时意气风发的神态，在这张相片中清楚地显示出来。

父亲1923年秋入斯坦福大学，1942年得学士学位后转入芝加哥大学读研究院。40多年以后我在访问斯坦福大学时，参加了该校的中国同学会在一所小洋楼中举行的晚餐会。小洋楼是20世纪初年因为中国同学受到歧视，旧金山的华侨社团捐钱盖的，楼下供中国学生使用，楼上供少数中国同学居住。60年代这座小楼仍在，后来被拆掉了。那天晚餐有一位同学给我看了楼下的一个大木箱，其中有1924年斯坦福大学年刊，上面的Chinese Club团体照极为珍贵。其左下角即为该小楼1923-1924年的照片。木箱中还有中国同学会1923年秋的开会记录。

父亲到厦大当数学教授

1928年夏父亲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后乘船回国，母亲和我到上海去接他。我这次看见他，事实上等于看见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几天以后我们三人和一位自合肥来的佣人王姐乘船去厦门，因为父亲将就任为厦门大学数学系教授。

厦门那一年的生活我记得是很幸福的。也是我自父亲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的一年。那一年以前，在合肥母亲曾教我认识了大约3000个汉字，我又曾在私塾里学过背《龙文鞭影》，可是没有机会接触新式教育。在厦门父亲用大球、小球讲解太阳、地球与月球的运行情形；教了我英文字母“abcde……”；当然也教我一些算术的鸡兔同笼一类的问题。不过他并没有忽略中国文化知识，也教我读了不少首唐诗，恐怕有三四十首；教我中国历史朝代的顺序；“唐虞夏商周，……”；干支顺序：“甲乙丙丁……”，“子鼠丑牛寅虎……”；八卦：“乾三联，坤六段，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等等。

父亲少年时候喜欢唱京戏。那一年在厦门他还有时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不过他没有教我唱京戏，只教我唱一些民国初年的歌曲如“上下数千年，一脉延，……”，“中国男儿，中国男儿……”等。

父亲的围棋下得很好。那一年他教我下围棋。记得开始时他让我16子，多年以后渐渐退为9子，可是我始终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真传”。一直到1962年在日内瓦我们重聚时下围棋，他还是要让我7子。

这是没有做过父母的人不易完全了解的故事。

在厦大任教了一年以后，父亲改任北平清华大学教授。我们一家三口于1929年秋搬入清华园西院19号，那是西院东北角上的一所四合院。西院于1930年代向南方扩建后，我们家的门牌改为11号。

我们在清华园里一共住了8年，从1929年到抗战开始那一年。清华园的8年在我回忆中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困难很多。但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不大与外界接触。我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在我的记忆里头，清华园是很漂亮的。我跟我的小学同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几乎每一棵树我们曾经爬过，每一枝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

这是我在1985年出版的一本小书《读书教学四十年》中第112页写的。里面所提到的“在园里到处游玩”，主要是指今天的近春园附近。那时西北起今天的校医院、近春楼、伟伦中心，南至今天的游泳池和供应科，东至今天的静斋，北到今天的蒙民伟楼旁的河以南的建筑，都还没有兴建，整块都是一大遍荒地，只有一些树丛、土山、荷塘、小农田和几户农家，变成我们游玩的好地方。

我读书的小学成志学校，现在是工会。自1929年起我在这里读了4年书。我每天自西院东北角家门口出发，沿着小路向南行，再向东南走， 爬过一个小土山便到达当时的清华园围墙，然后沿着围墙北边的小路东行到成志学校。这样走一趟要差不多20分钟，假如路上没有看见蝴蝶或者蚂蚁搬家等重要事件的话。

另外一条我常常骑自行车（脚踏车）走的路是自家门口东北行的大路。此路的另一端是当时的校医院（即今天的蒙民伟楼）旁的桥。每逢开运动会，我就骑自行车沿此路此桥去体育馆，和成志学校的同学们组织啦啦队呐喊助威。

父亲常常和我自家门口东行， 去古月堂或去科学馆。这条小路特别幽静，穿过树丛以后，有一大段路左边是农田与荷塘，右边是小土山。路上很少遇见行人，春夏秋冬的景色虽不同， 幽静的气氛却一样。童年的我当时未能体会到，在小径上父亲和我一起走路的时刻是我们单独相处最亲近的时刻。

中学时背诵《孟子》

我九、十岁的时候，父亲已经知道我学数学的能力很强。到了11岁入初中的时候，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更充分显示出来。回想起来，他当时如果教我解析几何和微积分，我一定学得很快，会使他十分高兴。可是他没有这样做；我初中一与初中二年级之间的暑假，父亲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我《孟子》。雷先生介绍他的得意学生丁则良来。丁先生学识丰富，不只教我《孟子》，还给我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是我在学校的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到的。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的《孟子》，所以在中学的年代我可以背诵《孟子》全文。

父亲书架上有许多英文和德文的数学书籍，我常常翻看。印象最深的是G H Hardy and E M Wright的《数论》中的一些定理和ASpeiser的《有限群论》中的许多space groups 的图。因为当时我的外文基础不够，所以不能看得懂细节。我曾多次去问父亲，他总是说：“慢慢来， 不要着急”，只偶然给我解释一两个基本概念。

1937年抗战开始，我们一家先搬回合肥老家， 后来在日军进入南京以后，我们经汉口、香港、海防、河内，于1938年3月到达昆明。我在昆明昆华中学读了半年高中二年级，没有念高三，于1938年秋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

1938年到1939年这一年，父亲介绍我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他借了G h Hardy的Pure Mathematics与E T Bell的Men of Mathematics给我看。他和我讨论set theory。不同的无限大、the Continum Hypothesis等观念。这些都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印象。40年以后在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 (Freeman and Company, 1983)第74页上我这样写道：

我的物理学界同事们大多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也许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我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我赞美数字家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机巧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虑。而且，奇迹的奇迹，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

吴大猷教授是恩师

父亲虽然给我介绍了数学的精神，却不赞成我念数学。他认为数学不够实用。1938年我报名考大学时很喜欢化学，就报了化学系。后来为准备入学考试，自修了高三物理，发现物理更合我的口味，这样我就进了西南联大物理系。

1941年秋为了写学士毕业论文，我去找吴大猷教授，给了我一本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现代物理评论》，叫我去研究其中一篇文章，看看有什么心得。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分子光谱学和群论的关系。我把这篇文章合回家给父亲看。他虽不是念物理的，却很了解群论。他给了我狄克逊（Dickson）所写的一本小书，叫做Modern Algebraic Theories《近代代数理论》。狄克逊是我父亲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这本书写得非常合我的口味。因为它很精简，没有废话，在20页之间就把群论中“表示理论”非常美妙地完全讲清楚了。我学到了群论的美妙，和它在物理中应用的深入，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个领域叫做对称原理。我对对称原理发生兴趣实起源于那年吴先生的引导。

1997年为了庆祝吴先生的90寿辰，邹祖德和我写了一篇文章，用群论方法计算C60的振动频率。C60是一个对称性特高的分子，用群论讨论最合适。（有这样高度的对称的分子不仅在1941年吴先生和我没有预料到，在1983年我写上面的那段话时也还没有任何人预料到。）

抗战8年是艰苦困难的日子，也是我一生学习新知识最快的一段日子。最近三弟杨振汉曾这样描述1945年夏抗战争结束时我家的情形：

1945年夏，大哥获取了留美公费，将离家赴美国读博士。父亲高兴地告诉我们，艰苦和漫长的抗日战争看来即将过去，反德国法西斯战争也将结束。我家经受了战乱的洗礼，虽有精神和物质损失，但是我们家七口人都身体健康，学业有进， 更可喜的是儿女们都孝顺父母，兄弟姐妹之间和睦相处，亲情常在，我们一家人相互之间的关系，的确非比寻常，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十分珍视的。

抗战胜利至今已51年了， 父亲、母亲和振复（振宁注：振复是我们的五弟，1937年生， 1985年卒。）均已长眠于苏州东山。回忆抗战8年的艰苦岁月我们家真可称得上美好、和睦和亲情永驻的家。

我还记得1945年8月28日那天我离家即将飞往印度转去美国的细节：清早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记得她没有流泪。

最终忍不住离别泪

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很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崩发，不能自已。

1928年到1945年这17年时间，是父亲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人的阶段。古人说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现在不讲这些了，但其哲理我认为是有永存的价值的。

1946年初我注册为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选择芝加哥大学倒不是因为它是父亲的母校，而是因为我仰慕已久的费米(Fermi)教授去了芝大。当时芝加哥大学物理、化学、数学系都是第一流的。我在校共三年半，头两年半是研究生，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一年任教员，1949年夏转去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父亲对我在芝大读书成绩极好，当然十分高兴。更高兴的是我将去有名的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可是他当时最关怀的不是这些，而是我的结婚问题。1949年秋吴大猷先生告诉我胡适先生要我去看他。胡先生我小时候在北平曾见过一两次，不知道隔了这么多年他为什么在纽约会想起我来。见了胡先生面，他十分客气，说了一些称赞我的学业的话，然后说他在出国前曾看见我父亲，父亲托他关照我找女朋友的事。我今天还记得胡先生极风趣地接下去说：“你们这一辈子比我们能干多了，那里用得着我来帮忙！”

1950年8月26日杜致礼和我在普林斯顿结婚。我们相识倒不是由胡先生或父亲的其他朋友所介绍，而是因为她是1944年到1945年我在昆明联大附中教书时中五班上的学生。当时我们并不熟识。后来在普林斯顿唯一的中国餐馆中偶遇，这恐怕是前生的姻缘吧。1950年代胡先生常来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曾多次来我家做客。第一次来时他说：“果然不出我所料，你自己找到了这样漂亮能干的太太。”

父亲对我1947年来美国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与翌年我的博士论文特别发生兴趣，因为它们都与群论有密切关系。1957年1月吴健雄的实验证实了宇称不守恒的理论以后，我打电话到上海给父亲，告诉他此消息。宇称不守恒与对称有关，因而也与群论有关，父亲当然十分兴奋。那时他身体极不好（1955年因多年糖尿病加某种感染，不能吸收胰岛素，医生曾认为已无希望，后来幸能克服感染，但身体仍十分虚弱），得此消息对他精神安慰极大。

1957年我和杜致礼和我们当时唯一的孩子光诺（那时6岁）去日内瓦。我写信请父亲也去日内瓦和我们见面。他得到统战部的允许，以带病之身，经北京、莫斯科、布拉格，一路住医院，于7月初飞抵日内瓦，到达以后又立刻住入医院。医生检查数日，认为他可以出院，但每日要自己检查血糖与注射胰岛素。我们那年夏天在Rue de Vermont租了一公寓，每天清早光诺总是非常有兴趣地看着祖父用酒精灯检查血糖。我醒了以后他会跑来说：“It is not good today, it is brown“（今天不好，棕色。）或“It is very good today,it is blue”（今天很好，蓝色。）过了几星期，父亲身体渐恢复健康，能和小孙子去公园散步。他们非常高兴在公园一边的树丛中找到了一个“secret path”（秘密通道）。每次看他们一老一少准备出门：父亲对着镜子梳头发，光诺雀跃地开门，我感到无限的满足。

有一天他给致礼和我写了两句话。今天的年轻人恐怕会觉得这两句话有一点封建味道，可是我以为封建时代的思想虽然有许多是要不得的，但也有许多是有永久价值的。

1960年夏及1962年夏，父亲又和母亲两度与我在日内瓦团聚。致礼、光宇（我们的老二）和二弟振平也都参加了。每次团聚头两天总是非常感情冲动，讲一些自己的和家人与亲友们的遭遇。以后慢慢镇静下来，才能欣赏瑞士的一切。

父亲三次来日内瓦，尤其后两次，都带有使命感，觉得他应当劝我回国。这当然是统战部或明或暗的建议，不过一方面也是父亲自己灵魂深处的愿望。可是他又十分矛盾：一方面他有此愿望，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我应该留在美国，力求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

和父亲、母亲在日内瓦三次见面，对我影响极大。那些年代在美国对中国的实际情形知道很少。三次见面使我体会到了父亲和母亲对新中国的看法。记得1962年我们住在Route de Florissant，有一个晚上，父亲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那时还没有制成原子弹，父亲也不知道中国已在研制原子弹）。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正说得高兴，母亲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站排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父亲很生气，说她专门扯他的后腿，给儿子错误的印象，气得走进卧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我知道他们二位的话都有道理，而且二者并不矛盾：国家的诞生好比婴儿的诞生，只是会有更多的困难，会有更大的痛苦。

1971年夏天我回到了阔别26年的祖国。那天乘法航自缅甸东飞，进入云南上空时，驾驶员说：“我们已进入中国领空！”当时我激动的心情是无法描述的。

傍晚时分，到达上海。母亲和弟妹们在机场接我。我们一同去华山医院看望父亲。父亲住院已有半年。上一次我们见面是1964年底在香港，那时他68岁，还很健康。6年半中间，受了一些隔离审查的苦，老了、瘦了许多，已不能自己站立行走。见到我当然十分激动。

1972年夏天我第二度回国探亲访问。父亲仍然住在医院，身体更衰弱了。次年5月12日清晨父亲长辞人世， 享年77岁。5月15日在上海为父亲开的追悼会上，我的悼词有这样两段：

近两年来父亲身体日衰。他自己体会到这一点，也就对我们的一切思想行为想得很多。1971年、1972年我来上海探望他，他和我谈了许多话，归根起来他再三要我把眼光放远，看清历史演变的潮流，这个教训两年来在我身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父亲于1973年5月12日长辞人世。在他的一生77年的时间里，历史有了惊天动地的演变。昨天收到他一位老同学，又是老同事的信，上面说“在青年时代，我们都响往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解放以后二十多年来在毛主席和中国***的英明领导下，当时我们青年梦寐以求的这个新中国实现了。”我想新中国的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事实以及它对于世界前途的意义正是父亲要求我们清楚地掌握的。

6岁以前我生活在老家安徽合肥，在一个大家庭里面。每年旧历新年正厅门口都要换上新的春联。上联是“忠厚传家”，下联是“诗书继世”。父亲一生确实贯彻了“忠”与“厚”两个字。；另外他喜欢他的名字杨克纯中的“纯”字，也极喜欢朋友间的“信”与“义。父亲去世以后，我的小学同班同学、挚友熊秉明写信来安慰我，说父亲虽已过去，我的身体里还循环着他的血液。是的，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我于1964年春天入美国籍。差不多20年以后我在论文集中这样写道：

从1945至1964年， 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9年，包括了我成年的大部分时光。然而，决定申请入美国籍并不容易。我猜想，从大多数国家来的许多移民也都有同类问题。但是对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成长的人，作这样的决定尤其不容易。一方面，传统的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长期离开中国移居他国的观念，迁居别国曾一度被认为是彻底的背叛。另一方面，中国有过辉煌灿烂的文化。她近一百多年来所蒙受的屈辱和剥削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极深的烙印。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忘却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我父亲在1973年故去之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他曾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游历甚广。但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百载魂牵黄土地

三春雨润紫荆花（蔡国平撰）

1997年7月1日清晨零时，我有幸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参加了回归盛典。看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音乐声中冉冉上升，想到父亲如果能目睹这历史性的，象征中华民族复兴的仪式，一定比我还要激动。他出生于1896年——101年前，《马关条约》、庚子赔款的年代，在残破贫穷，被列强欺侮，实质上已被瓜分的祖国。他们那一辈的中国知识分子，目睹洋人在租界的专横，忍受了二十一条款、五卅惨案、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等说不完的外人欺凌，出国后尝了种族歧视的滋味，他们是多么盼望有一天能看到站了起来的富强的祖国，能看到大英帝国落旗退兵，能看到中国国旗骄傲地向世界宣称：这是中国的土地。这一天，1997年7月1日，正是他们一生梦寐以求的一天。

父亲对这一天的终会到来始终是乐观的。可是直到1973年去世的时候，他却完全没有想到他的儿子会躬逢这一天的历史性盛典。否则，他恐怕会改吟陆放翁的名句吧。

国耻尽雪欢庆日

家祭毋忘告乃翁

杨振宁，1922年10月1日出生于安徽合肥，清华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台湾省中央研究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教廷宗座科学院院士，巴西科学院院士，委内瑞拉科学院院士，西班牙皇家科学院院士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出生于安徽合肥。 1954年提出的规范场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成为整合和理解基本粒子三种相互作用力:强、弱、电磁的基础。1957年，因为实验证明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概念，他与李政道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此外，他还在统计物理、凝聚态物理、量子场论、数学物理等领域做出了许多贡献。

主要成就

杨振宁获得了1980年的拉姆福德奖和1986年的国家科学奖章。杨振宁对物理学做出了广泛的贡献，包括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除了和李政道一起发现宇称不守恒外，杨振宁还率先和RL 米尔斯一起提出了“杨-米尔斯规范场”，和R 巴克斯特一起建立了“杨振宁-巴克斯特方程”

宇称不守恒理论:他和李政道提出基本粒子间的弱核力没有镜像对称性，违背了当时物理学家的认知。这个理论被吴健雄的实验所证实。

杨-米尔斯理论:他和罗伯特·米尔斯提出的理论是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基本理论。

他在理论结构和现象学分析方面做出了许多贡献。他的作品有一种特殊的风格:强烈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以及远见卓识的眼光。美国物理学家、诺奖得主e·塞格雷(ESegre)称赞杨振宁是“几十年来世界上可以称得上全才的三位理论物理学家之一”。

杨振宁讲他的故事

在中国，杨振宁的名字从知识阶层，到平民百姓，可谓家喻户晓。一位从事自然科学的学者具有这样宽泛的知名度，不仅因为他是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之一（另一位得主是同为美籍华裔学者的李政道教授），还因为他是1949年新中国建国以后第一个回国访问的卓有成就的美籍华裔学者。

合肥小男孩从厦门走进清华园

2001年10月29日下午，杨振宁应上海市海外联谊会邀请，在浦东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作《21世纪的科技》演讲后，又以“八十自述”为题即席演讲。他用亲切的语调对大家说：“按中国旧历的算法，今天我整整八十岁！”

台下响起一片深情的掌声……

1922年，杨振宁出生在安徽合肥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当他未满周岁时，父亲杨武之先生考取美国公费留学，去了著名的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整整6年，他一直没有见到过自己的父亲，甚至不认识父亲。

6年过去了，父亲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受聘于厦门大学数学系。母亲带着全家人从合肥老家出发，风尘仆仆地赶往厦门与父亲团聚。他们一路水陆兼程，途经上海。当杨振宁站在上海这座东方大都市的大马路上，望着生平第一次见到的往来穿梭奔驰的汽车，他的惊愕程度绝对不会逊于《子夜》里那位从乡下初到大上海的吴老太爷！尔后，他在下榻处，又第一次看到了手指一揿便会涌出哗哗流水的抽水马桶。这个富于想象的孩子第一次朦胧地感受到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无比伟力！

父亲任教的厦门，是一个给杨振宁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他们家住的那栋小楼就坐落在大海的边上。在那段美妙岁月里，他看到了蓝天大海无穷无尽的变化，看到了伟大宇宙无边无际的奥妙。这片广袤无垠的天地，在杨振宁的心里，种下了对大自然、对祖国河山的深深情种，以及对探索自然奥秘的无穷兴趣。

后来，父亲受聘于清华大学，一家人又去了北平。

杨振宁在清华园生活了8年，这8年恰恰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青春岁月。杨振宁曾多次谈到，清华园的8年，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过了半个世纪，20世纪70年代以后，他欣然应聘出任清华大学名誉教授。近年来，在他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和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后，他更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的完善和发展上。

当然，在这8年里，杨振宁也跟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亲历了日本军国主义入侵祖国东北三省事件，亲历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段历史自然是终身难忘的。

卢沟桥事变以后两周，杨振宁与全家人一起回到了合肥。原以为会像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一样，日本人会撤退。但事与愿违，几个月后，日机开始大规模轰炸，回北平的梦成了泡影。

西南联大的感情链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随后就是那场人类历史上野蛮血腥、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这是一段令杨振宁，也是令整个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耻辱历史。

烽火岁月里，父亲带着一家人从合肥经汉口等地到了昆明。杨振宁在那里进了西南联大，那所在战时极负盛名的大学。父亲也在那所大学任教。

西南联大由战前中国最有声望的三所大学合并而成，它们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读了4年本科，尔后，1942年至1944年，还是在西南联大，他又完成了研究生学业。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读的是物理系。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教授多为留学欧美归来的年轻博士。他坦率直言，在西南联大，最为成功的当推数学系，而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三位数学教授是：陈省身，华罗庚和许宝路。

说到物理系的老师们，杨振宁的眉宇间更是洋溢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怀念之情。那些当年亲手把他引入科学圣殿的业师们，都是中国物理学界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哪！

杨振宁是一个非常念旧重情的人，对于他来说，师恩终身难忘。他十分尊崇已故的赵宗尧教授，80年代，他曾与国内的物理学界同行共同撰文，赞扬赵老师在物理学研究和教育中取得的重要成就。还有吴大猷和王竹溪教授，在杨振宁的眼里，这两位老师当年的教育对他的一生都起到了重大的影响。

杨振宁在上大学四年级时，曾就毕业论文一事求教于吴大猷教授。吴大猷当时给他出了一个题目：“群论在分子光谱学中的运用”，而分子光谱学正属于吴大猷本人当时的研究范围。在吴大猷的指导下，杨振宁完成了这篇论文。就在完成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杨振宁第一次步入群论研究这一神奇之谷，群论在未来物理学研究空间中的重要地位，群论所展示的那种令人赞叹的奇特的美，在这位未来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自此以后，杨振宁一生所从事的研究几乎都与群论有关。

从美国学成归来的上海籍教授王竹溪是从事统计力学研究的，一位优秀的教师对学生日后的学术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杨振宁一生从事的研究中，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统计力学。

韩愈曰，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杨振宁后来的事业，已被历史证明是超过了他的老师，但是，对他而言，没有这些优秀的甘为人梯的老师们，就不会有他杨振宁的今天。师恩难忘哪！

1944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获硕士学位。同年，清华公费留美发榜，杨振宁榜上有名。

为了护照、签证等事，前前后后，足足拖了一年。父亲虽为教授，但战时持续通货膨胀，入不敷出，可谓捉襟见肘。迫于生活，杨振宁在等待出国的这一年里，做了西南联大附中的教师。他自然没有想到，这一年的教职，竟促成了他一生的美满良缘。

今天我们都同意，是她先看到我了

杨振宁说，他很感谢那一年的中学教师生活，因为那段生活使他对中学生、中学老师的生活有了真切的了解。特别是，在自己任教的那个班上，他认识了后来的太太、当时的学生杜致礼。

1945年，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杨振宁决定在印度加尔各答搭乘去美国的运兵船。等了两个月，终于等到了床位。于是，经地中海、红海和直布罗陀海峡……最后到达了美国。

“上岸至今，已经有56年了。”2001年10月，在浦东上海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大厅，对着上千位听众、同胞，他十分有感触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跟当年父亲一样，杨振宁也选择了芝加哥大学。他希望著名的物理学大师费尔米做自己的导师，结果如愿以偿。

费尔米在当时已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之一，这位非凡的科学家同时在上述两个领域都做出了第一流的工作。

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念了两年半，获得了博士学位。尔后，又留校教了一年书。杨振宁在芝大的力学老师是当时年龄还不到四十的泰勒教授，那位泰勒后来被誉为氢弹之父。杨振宁记得，泰勒有一种非常反传统的性格。有时候，他会在走廊上拉住你，兴致勃勃地谈他刚萌生的一个新见解。而此后不久，他又毫无惧色地纠正了自己。也许，在泰勒的10个新见解中，有9个半是错误的。但这对杨振宁一生的科学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因为，科学研究，发现、揭示真理，这确实需要一种异乎寻常的率真和勇气，而在这份勇气中，自然也包括了敢于认识和纠正自己错误的自信和大胆。

离开芝加哥大学后，杨振宁去了普林斯顿研究院。这所独立的研究机构有二十几位专职教授，没有学生，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00多位研究人员。

杨振宁在普林斯顿呆了17年。这是他生命中十分重要的17年，在那里，他邂逅了自己在西南联大附中教书时的学生，后来成为他太太的杜致礼。

那是1949年的一次不期而遇。

“今天我们都同意，当时是她先看到我了。”杨振宁说。也许是太太不在身边，说这话时显得旁若无人。

邂逅的地点在普林斯顿的一家饭店。

“杨老师，你还认识我吗？”那天，杜致礼突然出现在杨振宁的面前，明眸含笑地问道。

人生的改变有时是从一句寻常到不能再寻常、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寒暄语开始的。 就像所有的有缘男女一样，这对年轻人很快坠入爱河。8个月后，他们喜结连理。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这块学术圣地中，最负盛名的人物，便是被公认为20世纪人类科学史上的骄傲的爱因斯坦，以及同样令世人高山仰止的科学大师奥本海姆。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的绿色草坪间，年轻的杨振宁经常能够看到爱因斯坦步行而来。他从来不开汽车，与他同行的，是他那位杰出的助手戈登。

与伟大的前辈同饮一池之水，自使杨振宁备享“开光”之泽，获益终生。

1957年，因提出“弱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现象”这一重大理论，年仅36岁的杨振宁与他在美国的中国同行李政道博士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居世界一流科学家的行列。

在普林斯顿生活了17年之后，杨振宁收到了来自纽约的邀约函。纽约州正在筹建一所新的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这所大学的校长怀广纳贤才共襄盛举之心，盛情邀请杨振宁加盟，助其为新校发展出力。

杨振宁欣然受聘，前往石溪分校走马上任。这一年是1961年。

“乒乓外交”开启回国之门

1971年，在中美关系史上，先后有毛泽东邀请他的老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走上天安门、“乒乓外交”等震惊中外的大事，这一系列重要信号预示着中美关系解冻在即。

1949年以后，杨振宁一直与在上海的父母弟妹保持着联系。他曾经四度跟家人在瑞士日内瓦和香港等地见面。面对着这些世界名城的湖光山色，如画美景，与家人久别重逢的片刻喜悦却无从消除长期离别的苦涩愁情。

当他获知“乒乓外交”的信息后，立即给父亲去信，要求回国探亲。忐忑不安地，父亲将此事向有关方面作了请示汇报。很快，杨武之教授就接到来自国务院的答复：“欢迎！让你的儿子到中国驻法大使馆去签证。”当时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建交，许多中美之间的重大外交谈判都在巴黎进行。

就这样，杨振宁，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便成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成绩卓著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回国访问的第一人。

杨振宁在上海华山医院见到了父亲杨武之。当时父亲已经罹病住院，但他气色不错，特别是见到爱子归来，更是喜出望外。

两年以后，杨武之教授在华山医院故世。这位老人离去时的心情当是安详自如的，因为他为社会、为祖国、为世界奉献了一个杰出优秀的儿子，而且，在他有生之年，终于能与远隔重洋的儿子在祖国重逢。

大饼油条摊的“粮票风波”

杨振宁1971年第一次回国，上海是他的第一站。他住在锦江饭店。

住进饭店的第二天一清早，他就被宣传喇叭给吵醒了。他随手取了照相机走出饭店。他看到，马路对面有一家大饼摊。好香哪！大饼，油条，还有豆浆、粢饭团，这里面，有多少儿时的欢乐，多少青少年时代的往事！他走近大饼油条摊，把手伸进裤袋，袋里有弟弟杨振汉头天晚上给他的一些人民币零钱。他看见一位中年妇女在舀豆浆。

“一碗豆浆多少钱？”

“两分钱。”

掏钱。伸手接豆浆。

“同志，粮票——”

“粮票，什么粮票？”

他一脸惊愕。对方却是一脸疑惑。

他一想不妙，回身就走。豆浆也顾不上拿了。

他继续漫无目标地走，略微显得有点心神不宁。忽然，他瞥见前面不远处那一长排修剪整齐的法国梧桐树中间，有一个小男孩的身影。一定是在摸知了——真像自己的童年哪！杨振宁一时童心大发，举起手上的照相机，便要把这动人的一幕记留下来。

“不要动！”

猛然间，他听到一声断喝。他的手一哆嗦，照相机差点跌出手去。

抬头望去，那是一张警觉的脸。很认真很执著。对方示意他站在原地不要动。

那是一个对许多事许多人保持着高度警惕的时代，站在杨振宁前面的是一位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市民。

那人叫来了一位正在茂名路上值勤的解放军。解放军是懂纪律的，他对杨振宁说：“你先站着，我去请示一下。”

“误会了，这是我们请来的客人！”

幸好，一位锦江饭店的工作人员看着杨振宁从饭店大门口走出去，见他久久不归，便走出饭店张望一下，不想正好给杨振宁解了围。

一场虚惊。

风波过后，杨振宁的父母坚持让弟弟陪哥哥同住，以免再有什么希奇古怪的事情发生。

他把毛主席诗词看了10天

杨振宁那一年回国，到了很多地方。他发现，虽然当时中国很落后，城市居民只能勉强度日，但他们生活得很自信。

在北京，杨振宁故地重游，一呆就呆了10天。

他住在长安街的北京饭店。在他房间的墙上，挂着水印木刻的毛泽东主席的墨迹：“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杨振宁看着这两句诗想了很多很多。他的子女是美国人，而他自己、他的父母是中国人，他不能回避这样一个十分现实又十分敏感的问题，他不能不面对这些萦绕脑际挥之不去的问题。

他反复思考的结论是：中美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他，杨振宁，将竭尽己力，努力促进中美关系的好转。尽管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家。

回到美国后，这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到各处作了多场演讲，身体力行地为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而奔走呼号。

1973年夏，已经步入晚年的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中南海会见了杨振宁。

在这次会见时，杨振宁十分吃惊地发现，日理万机的毛泽东竟然对自然科学抱有十分浓厚的兴趣。那天，他跟杨振宁兴致勃勃地讨论了基本粒子的结构问题。

毛泽东把身子靠近杨振宁，兴奋地笑着，用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告诉对方：在中国，那些古代哲学家们也曾试图解释过物质的结构。这位充满睿智的老人还风趣地引用了一些古典著作中的话，这一切激发了诺贝尔奖得主的很大的兴趣。

毛泽东伸出手指，比划着问杨振宁：“在你们的领域里，对‘理论’这个词和‘思想’这个词是如何用的？”

杨振宁显然给问住了，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两个词之间的区别。他停顿了好一阵，向对方作了一个他自己也并不满意的答复。随后，话题又转入这两个词在中文和英文中的含义，并把它们放入物理学学术这个特定领域里加以比照，以找到这两个词之间的细腻区别。杨振宁认为，这一关于“理论”和“思想”的词义讨论似乎没有得出任何具体的结论，但令他印象至深。

中国在10年里有望问鼎诺贝尔奖

从1971年杨振宁第一次回国至今，已经30年了。

2001年的金秋，在上海西南角的衡山宾馆11楼，这位年近耄耋的老人轻轻撩开南窗的窗帘，显得十分感慨：短短的几年间，上海这座城市已经变得让所有熟悉她的人都认不出来了！

杨振宁已经有7、8年没有去上海了，他本想看看市容，唤起多年以前的记忆，但他已无从找到这座城市原来所给予他的印象，他看到的是一座全新的城市！

杨振宁认为，新中国已是一个新新中国了。

杨振宁还认为，中国在20世纪的科技进步非常之快，而且现在还继续保持着这种进步。再过三四十年，中国一定能够居于世界科技的前沿。

当谈到父母当年对自己的教育时，杨振宁十分坦率地承认，父母当年对自己的教育很明智。他小时候数学好，但父亲并没有刻意地向他灌输数学知识，上初一、初二时，还让一位著名的历史教授教他《孟子》。

对于当前出现低龄出国留学现象，杨振宁的看法很辩证：一个人的目标是在学术上和科技上有所成就，那最好的办法是在国内念好的中学和大学，到国外去念研究生；假如是求得将来的生活优裕，那么低龄出国的成功率比较大。

他还认为，中国的机会比外国的机会多。

他说：“清华的学生比美国大学的学生水平高。这话我不是随便讲的，是认真想过的。中国的学生数是美国的4倍，而中国的大学远远没有美国多。所以我说，哈佛大学学生的水平不能跟清华大学比。中国学生在美国念研究生，一开始有吃亏的地方，这是中国的教育制度太注意稳扎稳打所以导致学生的胆子小，一开始手脚放不开，时间长了，也就适应了，步子也快了。”

谈及中国科学家什么时候能够在本土问鼎诺贝尔奖，这位诺贝尔奖得主信心十足地回答：“20年完全可以，10年里希望也很大！”

他说，他对冯友兰晚年提出的“旧邦新命”论完全赞同。

“这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在21世纪是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旧邦中生长出来的新的国家。对于21世纪的世界，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哪！”

杨振宁 (Chen Ning Yang) 1922年9月22日出生于中国安徽省合肥市。原籍安徽省原凤阳府。杨振宁的父亲杨克纯(字武之)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数学博士，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主任多年。杨振宁1938年至1944年在中国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读书，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杨振宁的学士论文的导师是吴大猷，硕士论文导师是王竹溪。1945年赴美求学，1948年获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1958年至1979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和波兰、美国等6所院校的物理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研究员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是美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66年起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艾伯特·爱因斯坦讲座教授兼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1999年5月21日正式退休，石溪分校同日将理论物理研究所命名为“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同年被该校授予一等荣誉博士学位。

杨振宁于1956年与李政道教授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原理，因而共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原理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对称性的认识，为人们正确认识微观粒子世界开辟了新天地。提出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大大促进了四种基本相互作用的研究。在粒子物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另外，杨振宁还是统计物理、凝聚态物理、量子场论、数学物理等诸多领域中重要研究方向的先驱和奠基人。

1971年以来，他多次到中国探亲、访问和讲学，同时努力帮助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在美进行科研和学习，在促进中美科技交流和合作中起了重要作用。1998年6月，清华大学授予杨振宁为清华大学名誉教授，1994年6月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

夫人杜致札（已故）是杜聿明的女儿，她是杨振宁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附属中学教书时的学生。他们于1950年结婚，生有两子一女：长子杨光诺、次子杨光宇和女儿杨又礼。

2004年12月24日，杨振宁与潮汕女子翁帆在汕头市民政局涉外婚姻登记处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