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镇冰（中国近代著名的海军将领）

萨镇冰（1859—1952年），字鼎铭。祖籍山西代县，出身于福建福州，著名的色目人萨氏家族。中国近代著名的海军将领。萨镇冰先后担任过清朝的海军统制（总司令）、民国海军总长等重要军职，还曾代理过国务总理。

光绪三年（1877年）受派赴英国学习海军。回国后任天津水师学堂教习、北洋水师帮统兼海圻舰管带、广东水师提督、清政府海军统制等职。武昌起义爆发后，被袁世凯任命为内阁海军大臣，萨镇冰未就职。1917、1919年两度任海军总长。翌年5月暂代国务总理。其后继任海军总长等职。1922至1927年，任福建省省长。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萨镇冰挂名为海军部高等顾问。1933年11月他支持十九路军在福州成立人民革命政府，赞成反蒋抗日的主张。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到南洋和后方川、黔、湘、滇、桂、陕、甘等省宣传抗日。

1952年4月10日卒于福州。

基本信息

外文名

Sak Dheing Bing & Sa Zhenbing

别名

鼎铭

出生日期

1859年3月30日

视频百科

人物生平

身出名门

少年时代的萨镇冰

咸丰九年（1859年），萨镇冰生于福州澳桥，即今福州鼓楼区东大路附近。萨镇冰家庭是著名的福州色目人萨氏家族。始祖为辅佐元世祖经略吐蕃有功的色目人（属西突厥部落葛罗禄）答失蛮，元代中期赐姓萨，后为蒙古族同化，明后更“从汉俗，弗称氏”。故如今其后人有的自认蒙古族，有的自认汉族，有的自认回族。因为先祖曾经世居雁门，故常称为雁门萨氏。元代末期一支后人迁居福州，名列福州八大家族。始祖萨拉布哈，为元世祖忽必烈所信任，使掌兵权，“元统年间，家于闽”世居榕城朱紫坊。萨镇冰家族中人才辈出，包括元朝诗人萨都剌、明朝宣德时礼部侍郎萨都琦，近代曾经出任厦门大学校长的萨本栋和中山舰殉难时的舰长萨师俊等。其父萨怡臣，字怀良，号纳吉，是道光年间的秀才，以塾师为业，家贫。幼年时乳母将其安置在族叔名医萨觉民家，得学经书。

同治八年（1869年），由于时主福建船政的沈葆桢与萨镇冰之父萨怡臣关系较好，经其父推荐，萨镇冰考入福州船政学堂（马尾船政学堂）二期，学习天文、驾驶，毕业时名列第一。同学中还有邓世昌。同治十一年（1872年），萨镇冰从船政学堂毕业，在“扬武”练船实习。

同治十三年（1874年），任“海东云”船二副，巡防台湾。参加闽台海域的缉私捕盗巡航。光绪元年（1875年），调福建水师巡洋舰旗舰扬武任职。游历新加坡、小吕宋等地。

海军管带

光绪二年（1876年）冬，他与叶祖珪、刘步蟾、方伯谦、严复等作为福建船政第一批留学生出国，被派往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驾驶。临行前其父题联“家有健儿驰海上；国御顽夷赖栋梁”，送子赴英。光绪三年（1877年）春，进入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

光绪六年（1880年）4月，期满回国。时值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北洋水师学堂。光绪七年（1881年）萨镇冰分配到南洋水师任驱逐舰“澄庆”炮船大副。光绪八年（1882年）调任天津水师学堂教习。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中方的惨败刺激了萨镇冰，他在教习的岗位上再也呆不下去，多次请求上前线，两年后如愿以偿，调到“威远”舰任管带。

光绪十一年（1885年），调任“康济”号练船管带。光绪十二年（1886年），萨镇冰任威远练舰管带。光绪十四年（1888年）晋为参将。光绪十五年（1889年）署精练左营游击。

甲午拒敌

光绪二十年（1894年）5月，萨镇冰晋升副将衔实授精练左营游击，同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海军在鸭绿江口丰岛突然袭击北洋水师舰队，挑起了甲午战争，战火很快蔓延到黄海、渤海、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让萨镇冰感到遗憾的是，他未能指挥军舰参加黄海海战。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月，威海卫之战打响，萨镇冰奉命驻守日岛。恶劣的生活环境，加上劳累过度，萨镇冰病倒了，夫人陈氏闻讯从福州赶来探视，被萨镇冰下令撤开扶梯，不准夫人登舰。左右将士极力相劝，萨镇冰断然答道：“此地非同寻常，此时非同寻常，怎能允其登舰？告她当我已死，令其速回！”1月底，日岛卫战爆发，时值隆冬，大雪纷飞。日军以18艘舰艇分四批轮番进攻，并从已被日军占领的威海卫南北炮台以猛烈的炮火狂轰日岛，在十分险恶的情况下，萨镇冰始终沉着指挥反击，英勇抵抗了11天，最后在接到提督丁汝昌的命令下才撤回刘公岛。2月3日，威海陆地悉数被日军占领，刘公岛已是孤岛。丁汝昌在屡次拒绝投降后，于2月11日夜饮药殉国。三天后，北洋海军威海营务处提调道员牛昶昞与伊东祐亨签订《威海降约》。北洋练习舰康济号被解除武装，交还中国。

甲午战争以清军失败告终，残存下的所有海军官兵遭革遣返乡，萨镇冰也回到福州。此时他父母已逝，不久妻子也过世了，萨镇冰囊空如洗，家计维艰，连两个子女也无法抚养，只好到官绅家庭当塾师挣钱糊口，过了半年。

任职新军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两江总督张之洞礼聘他当吴淞炮台总台官，升他为自强军帮统。1898年，清政府议重建海军，分别向英国和德国定购了“海天”、“海圻”等舰，并开复北洋海军副将叶祖珪的革职处分，授为北京海军水师统领。叶祖珪认为萨镇冰的学识、经验、为人等均远胜于己，遂向朝廷推荐由萨镇冰来任水师统领一职，萨镇冰坚持不受，于是清廷便授予萨镇冰担任帮统兼“海圻”号管带。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任通济练习舰管带，旋调任北洋海军帮统。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兼带海圻巡洋舰。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议和大臣中有人提出将“海天”、“海圻”等5艘大型军舰出售，撤销一切防务，以表示中国绝无对外备战之意，以此讨好外国人，此提议一经提出，即遭到萨镇冰等的强烈反对，后来在叶祖珪等爱国将领的抗议下被废除。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叶祖珪调驻天津，萨镇冰开始统领全部北洋海军舰艇。萨镇冰到任之后，成立了负责培训士兵的海军练营。海军练营设在东炮台附近，“正当海边，且内有余屋”。萨镇冰认为，这些旧营房稍加整修，就可以用作海军学校的校舍。

创校取材

自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清政府开始重建北洋海军。此时，急需大批海军人才，而北洋原有的海军学校——天津水师学堂，在八国联军之役中已毁于兵燹。于是，萨镇冰奉命择址另建海军学校。经过反复论证，最后他把校址选在了烟台。当时，曾作为北洋海军基地的天津、旅顺、青岛、威海等港口相继被列强瓜分，在剩下的北洋港口中，烟台的条件相对较好。选择在烟台建校也有“就地取材”的考虑。他在甲午战争中曾亲眼目睹文登、荣成籍的水手勇猛善战。因此，他决定在烟台建校，以便多招收一些烟、威一带的学生入校学习。随即开始对北洋海军进行整顿，萨镇冰不尚空谈，经常乘坐舰只在海上游弋视察，并亲自指导海军官兵练习航海驾驶技术以及演放鱼雷、打炮靶、备战操练等战斗技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升任北洋海军统领，仍兼带“海圻”舰。冬天，烟台海校正式开办，当时称“水师学堂”，附设在海军练营内，萨镇冰亲自为学校制订了“开办水师学堂章程”。为适应快出人才的需要，萨镇冰进行了大胆改革，把学制从原来的5年缩短为3年，只保留驾驶专业，专门培养海军指挥军官。烟台海校创建不久，便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升任总理南北洋海军兼广东水师提督，担负起重组北洋水师、复兴海军的重任。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中国首次派遣海军学生赴日本留学，烟台海校就有24人入选，居各海军学校之首。同年，又有两人被选派到美国留学。此时，萨镇冰已成为中国海军的第一号人物，总理南北洋海军。在他的建议下，清政府决定扩大烟台海校的办学规模。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烟台海校的新校在金沟寨村以南建成，正式命名为“烟台海军学堂”。新校三面环山，东面临海，距离烟台港口约7华里，校园占地90余亩，校内建筑中西结合。萨镇冰对新校建设十分重视。新校落成之际，正值烟台海校第二届学生毕业，萨镇冰亲自监考，还为学校题写了“才储作楫”四个字，寄托对学校的厚望。后来，这4个字被制成匾额，悬挂在学校的屋梁上。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萨镇冰奏陈清政府今后每年派舰访问华侨较集中的南洋各地抚慰侨胞。清政府采纳萨镇冰建议，由他率“海圻”、“海容”二舰前往新加坡、印尼、越南等地抚慰侨胞，南洋各地侨胞甚多，闽籍华侨尤为集中，这是近代中国政府要员宣抚华侨的始端，萨镇冰也在华侨中广为传颂。

宣统元年（1909年），萨镇冰被委为筹备海军大臣和海军提督，他上任后合并了过去分裂的南北水师，建立起统一的指挥系统，下分巡洋、长江两舰队，还统一了官制、旗式、军服、号令，这是中国近代海军第一次实行的科学管理。宣统元年（1909年）8月24日至9月24日，载洵、萨镇冰等人从北京出发，巡视了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湖北、安徽、直隶、山东、江苏等9个沿海（及长江）省的海防情况，考察了海军学堂、船坞，并参加了象山辟港典礼。10月16日，载洵、萨镇冰等乘船赴欧洲考察海军，廖景方、曾以鼎等23人随同前往英国留学海军。载洵一行先后访问了意大利、奥地利、德国、英国的海军学校和船厂，并向意大利订购炮舰1艘，向奥地利订购驱逐舰1艘，向德国订购驱逐舰3艘、江防炮舰2艘，向英国订购巡洋舰2艘。宣统二年（1910年）8月24日，载洵、萨镇冰乘船前往美国、日本考察海军，参观了船厂及其他海军机构，向美国订购巡洋舰1艘，向日本订购炮舰2艘。

民国初年

萨镇冰军装照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爆发了武昌起义，被清政府指令率舰队前往武汉江面炮轰起义军，驻刘家庙及武汉、九江之间。10月17日，在海军炮火轰击下，革命军占领的武昌刘家庙车站失守。当时革命军虽已得武昌，而清军与革命军仍在对峙。革命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早年毕业天津水师学堂，又曾在威海北洋舰队当过兵，与萨镇冰有师生之谊。黎元洪致函其师萨镇冰，情真意切陈明大意，信件先后通过海军起义军官朱孝先，瑞典籍红十字会人员柯斯递送。在给各舰管带的信中写道：“汉族存亡之机，在诸船主一臂之助。孰无心肝，孰无血诚，孰非炎黄子孙，岂肯甘为（满族）奴隶，残害同胞？请勿犹豫。”但萨镇冰无动于衷。在萨镇冰看来，革命是清廷的叛逆，当然也是他的敌人。10月31日，清军见民军节节抵抗，难于长驱直入，冯国璋（冯国璋当时为清朝第1军总统，即军长）竟决定纵火烧房，使民军无存身之处。清军虽使用大火把民军逼出汉口，却激起了全国民众的强烈愤慨。广大海军官兵本来就不清政府的黑暗统治，不愿为清廷打民军。水兵有起义倾向，当冯国璋下令舰队炮击武昌时，官兵们把炮弹都打到江堤边和稻田里。在配合陆军攻击汉阳时，也仅派出“海容”舰及几条舢板和汽艇应付。海军的消极厌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陆军的作战。当时，英国驻汉口领事朱尔典在给英国外交部的电文中就明白写道：“水师提督萨镇冰所统之舰队，自始至今对于清军行为殊淡漠。”

萨镇冰目睹清政府摇摇欲坠，各省纷纷独立的局面，既不愿为清廷殉葬，也不愿公然易帜加入革命军，对黎元洪回信说：“彼此心照，各尽其职。”黎元洪收到信后又致书萨镇冰：“吾师抱救国之卓见，熟察现势，必知专制政体之必亡。”萨镇冰不想做清廷的罪人，又不愿当那为后人唾骂的历史罪人，于是选择了一条中间的道路。在此情形下，萨镇冰乃以有病需医为由离开舰队，搭乘英商太古公司轮船赴沪。

宣统三年（1911年）11月1日晚，萨镇冰与下级告别，乘坐的“江贞”号军舰发出信号灯：“我去矣！以后军事，尔等舰艇好自为之。”[1]弃舰改乘英国商船前往上海。他以离舰出走向部下暗示对起义的默许，从而解除了各舰官兵的顾虑。11月袁世凯组阁，任萨镇冰为海军部长。11月2日，由副官汤芗铭等以他的名义命令军舰退向九江，而汤芗铭等于中途反正，参加革命。1912年，他从教就任吴淞商船学校校长。1913年，萨镇冰督办淞沪水陆警察事宜。1914年任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1916年，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后，他又出山任海军临时总司令、海军总长、粤闽巡阅使。1917年任海军总长、海疆巡阅使。

1918年，冯国璋成为大总统，他入阁任海军总长、任福建清乡督办。1919年再任海军总长。1919年5月9日，国务总理靳云鹏在直皖两系军阀争斗中难能为继辞职，5月14日，总统徐世昌请海军总长萨镇冰暂代国务总理。直皖战争爆发后，张作霖入关助直，萨镇冰感到他的看护内阁使命已经完成，1919年8月9日，辞去本兼各职，仍留任海军总长。

1921年5月14日，他卸了海军总长职务，遂回闽任福建省清乡督办。1922年10月15日，北洋政府任命他为福建省省长、福建军务会办，期间聘黄乃裳为高等顾问。1922年11月31日解职。1923年2月，军阀王永泉等策动毛一丰掀起“倒林（森）拥萨”风潮，他由福州南台中洲海军公所迁入城内省长公署，担任了“自治”省长。1926年7月，广东革命政府在国共合作下举行北伐。1926年9月，何应钦率东路军入闽，北洋军阀孙传芳系的福建陆军第一师师长张毅率残部退败漳州，见福州守军单薄，企图夺取福州。

晚年时期

1933年，萨镇冰支持和赞助李济深等的福建事变（十九路军闽变），担任在福州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延建省省长。1934至1935年居福州，主持修编《雁门萨氏家谱》。1935年，他到了山西雁门，访萨氏祖籍地。

1937年，从福建省政府的邀请，前往南洋考察，并宣慰侨胞。1938年取道安南（今越南）回国。抗日战争期间，他历经四川、贵州、湖南、云南、广西、陕西、甘肃等地，宣传抗日救国。1940年在西安时，萨镇冰曾出发前往延安，半途被朱绍良派员接回重庆，将他送到辰溪水雷所休息。1945年秋，日本军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86岁的萨镇冰从重庆飞往上海小住。

1946年，萨镇冰回到故里，居住在福州中山路仁寿堂。此堂是他80岁高龄之时，由陈兆锵、陈培锟等20多位乡亲捐资建赠的。萨镇冰被授予国军海军二级上将并除役。1948年，萨镇冰90诞辰，福建省会各界人士为他祝寿，成立筹备会，由当时的省政府、省参议会以及地方知名人士参加。当时，萨镇冰拍有乘马一照，自题：“行年九十，壮志犹存，乘兹款段，北望中原”作业答谢纪念。

1949年8月，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解放军进驻福州之际，“代总统”李宗仁来到福州，在福州佛教医院（他有小恙住院）见了萨镇冰，转达蒋介石之意，力劝他前往台湾，萨镇冰以病为由坚决推辞了，并发文拥护中国***。他晚年走上与中国***合作的道路，为迎接解放军进入福州城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解放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等职。

1951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后打进了汉城，萨镇冰得知此事，回想起57年前的甲午悲歌，当即作诗一首：五十七载犹如梦，举国沦亡缘汉城，龙游浅水勿自弃，终有扬眉吐气天。

1952年4月10日，萨镇冰于福州病逝，享寿94岁。临终前不久，萨镇冰写道：“国疆昔小而今大，民治虽分终必联，人类求安原有道，俗情狃旧尚无边，忘怀富贵心常乐，从事勤劳志益坚，所望群公齐努力，相扶世运顺乎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均发来唁电。中央人民政府给费治丧，福建人民政府为其举行公祭。

主要成就

抵抗侵略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中方的惨败，让萨镇冰在教习的岗位上坐立难安，他多次请求上前线。7月，日本海军在鸭绿江口丰岛突袭北洋水师舰队，挑起甲午战争。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月，威海卫之战打响，萨镇冰奉命驻守日岛。月底，日军炮火集中打向日岛，萨镇冰坚持反击，英勇抵抗了11天。

海军事业

萨镇冰照片1

天津水师学堂毁于八国联军炮火，萨镇冰择址另建海军学校。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冬，烟台海校开办。为快出人才，萨镇冰将学制从五年缩短为三年，只保留驾驶专业，专门培养海军指挥军官。三年后，中国首次派遣海军学生赴日留学，烟台海校入选24人，居各海军学校之首。

宣统元年（1909年），萨镇冰被委以筹备海军大臣和海军提督之职。上任后，他合并了过去分裂的南北水师，建立了统一的指挥系统，下分巡洋、长江两舰队，还统一了官制、旗式、军服、号令，这是中国近代海军第一次实行科学管理。为了保存海军的实力，萨镇冰还订立了一个特殊的信条：海军是国家的海军，职责是保卫海疆，不参与陆上军阀的混战。正是由于萨镇冰的这个信条，民国时期，几次海军分裂都没有造成大规模火并，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这支羸弱的海军始终存在。

反蒋抗日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州发动抗日反蒋事件，时年74岁的萨镇冰，义无反顾地加入其中。1949年8月，解放军进福建之时，萨镇冰拒绝随蒋介石去台湾，留在大陆。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筑路修桥

萨镇冰很重视筑路和造桥，认为这有利于人们通行，车辆通行、运输，可以促进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因此，萨镇冰一生中建了不少道路和桥梁。

（一）筑路方面：1925年萨镇冰任福建省省长时，将署中空地（旧日闽浙总督衙门之箭道）圻墙通街，辟为马路，以利交通，人称曰：“肃威路”族人嘉曦为此作“肃威路”记。1927年萨镇冰在南港建有通往各乡的大路，其中南港新街大路，宽达3丈，通行很方便。对此人们高兴地把它们定名为“通商”、“惠工”，“安康”之路。1933年萨镇冰到太姥山，为了方便游人上山观景，发动群众，在登山崎岖之处筑了一段石板山路，共有360级石磴。后来乡人把萨镇冰筑路之处名叫“萨公岭”，并勒石纪念。

（二）造桥方面：1928年萨镇冰在南港建造苏州桥。竣工后，他写诗云：“回忆当年病涉时，寒天没胫剧堪悲，桥成今日诸无苦，来往行人险化夷。”南港，瓜山乡民，为纪念萨镇冰的功绩，在桥北建立“萨公寿亭”，张一琴作记述之。1948年夏末福州闹特大水灾，萨镇冰向华侨募捐（款），亲自施赈，并重修了晋安桥，有利于通行和生产。

创办医院

1947年初福建佛教会决定创办“福建佛教医院”，目的是为贫苦民众和僧尼居士免费或半价治疗疾病。为解决建院的基金问题，福州佛教会便成立“福建佛教医院董事会”，准备向南洋各埠华侨募款。萨镇冰担任董事后，遂分别函电东南亚各国华侨人士，请其捐款。各地侨胞，以萨镇冰领衔募捐，都踊跃捐款、捐物，不久便汇回一批巨款，还有商品、医疗器械等。随即在城里开元寺前沿的药师殿旧址动土建院，到年底一座三层楼，拥有40架病床的“福建佛教医院”建成。后来“福建佛教医院”改称为“福州大众医院”，更有利于病人看病。

其他作品

诗集《古稀吟集》、《客中吟草》、《里门吟草》、《仁寿堂吟草》。

人物事件

热爱乡土，造福桑梓

萨镇冰引退后，致力于慈善事业。他热心家乡各项建设事业，同情关心民间疾苦，他在福州倡设孤儿院、工艺传习所、收容所等安置孤儿、残疾者，提倡医生义诊，接受福州开元寺住持宝松和尚等聘请，为佛教医院董事长。他函电海外闽侨募集巨资，佛教医院建成后以济世救人为本，施医赠药，僧尼、居士及贫民受惠存活者甚众。1926年冬，漳泉镇守使军阀师长张毅率部窜袭福州，兵败后，窜到闽县，大掠南港瓜山一带，民舍悉付一炬，乡民流离失所，走投无路。萨镇冰以下台省长之身，走遍南洋群岛，向侨胞乡亲募集了20余万元巨款，重建灾区，亲自督办救济事宜。93个乡村人民为他建起长寿亭，称赞他为“活菩萨”。他在福州扩建道路，以利交通，市民感戴其德，该路命名为“肃威路”。

心系侨胞，体察民情

早在1908年，清政府采纳萨镇冰建议，由他率“海圻”、“海容”二舰前往新加坡、印尼、越南等地抚慰侨胞，南洋各地侨胞甚多，闽籍华侨尤为集中，这是近代中国政府要员宣抚华侨的始端，萨镇冰也在华侨中广为传颂。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寄居四川重庆，已是76岁的老人，仍以极高的爱国热情，不辞辛苦，再次前往南洋各地华侨中宣传抗日，募集物资、医药器械支援抗日。由于广大侨胞具有爱国爱乡的思想感情，萨镇冰心系海外赤子，博得广大侨胞的敬重与支持。回国后，他足迹历遍川、鄂、湘、黔、陕、甘、滇等七省体察民情，时达八载之久。

壮志犹存，北望中原

1945年秋，日军投降，萨镇冰从渝飞沪小住，1946年归里，居住在福州中山路仁寿堂。此堂是他80岁时，由陈兆锵、陈培锟等20多位乡亲捐资建赠的。1948年，萨镇冰90诞辰，福建省会各界人士为他祝寿，成立筹备会，由当时的省政府、省参议会以及地方知名人士参加。当时，萨老拍有乘马一照，自题：“行年九十，壮志犹存，乘兹款段，北望中原”作业答谢纪念。

晚节余热，留名青史

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代总统”李宗仁来榕，谒萨老于福州佛教医院（他有小恙住院），转达蒋介石之意，力劝他前往台湾，萨老以病坚辞之。他晚年走上与中国***合作的道路，为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入福州城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他的爱国表现和政治选择得到中国***的肯定。福州解放后，他受聘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及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员，发挥余热，为乡亲继续作奉献。萨老暮景念念不忘海峡彼岸的袍泽故旧，盼望祖国的和平统一。1952年4月10日，萨镇冰病逝于福州，享年94岁。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均发来唁电，他的爱国精神，令人可钦可仰。中央人民政府给费治丧，福建人民政府举行公祭，葬于福州西门外梅亭。

相关报道

中国首艘航母或被命名为萨镇冰号

据外媒收到消息，中国首艘航母将在10月1日正式试航，届时将会又是一场腥风血雨，据中国解放军内部走漏消息称8月1日中共建军节，中国解放军当局对航母的宣传将再掀高潮，并可能公开徵名，不过据目前探讨发现中国很有可能将其命名为萨镇冰号。因为有消息透露中国高层军方属意以曾历清朝、北洋政府、民国以及中共四个时期的海军名将。

家族历史

萨镇冰照片2

萨镇冰出身于著名的福州色目人萨氏家族，萨孟武出身于著名的福州萨氏家族，其始祖为辅佐元世祖经略吐蕃有功的色目人（属西突厥部落葛罗禄）答失蛮，元代中期赐姓萨，后为蒙古族同化，明后更“从汉俗，弗称氏”。故如今其后人有的自认蒙古族，有的自认汉族。因先祖曾世居雁门，故常称雁门萨氏。元代末期一支迁居福州，名列福州八大家族。始祖萨拉布哈，为元世祖忽必烈所信任，使掌兵权，“元统年间，家于闽”世居榕城朱紫坊。16世传至萨镇冰。父萨怡臣，字怀良，号纳吉，为诸生，以教书为生。

人物评价

作为少有的活到民国、唯一活到解放后的北洋海军军官，萨镇冰就是一本活的历史百科，他亲眼见证了北洋舰队从壮大到覆灭、清朝灭亡民国成立、日本的战败投降、新中国的建立各个历史时期，他出身于清朝政治腐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逝世于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崛起的初期；年轻时亲眼目睹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耄耋之年看到了日本的投降。解放后拒绝蒋介石的去台邀请，转而加入了中国***并以年迈之躯为共和国建立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萨镇冰既是中国近代史中一位在国共两党都享有名望的人物，也是中国海军史上一位卓越的人才。同时，他一生扶贫济困，广造福祉，被人民大众称为“活菩萨”。真可谓是“生前享有隆声，活时享有赞许，死后享有美誉”。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思考

关于文化，有广义、狭义两种解释。其广义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切精神和物质文明的总和。其狭义解释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我们所论的文化,主要是指狭义的解释。任何文化都具有民族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是由多重类文化媾合而成的。但是由多重类文化凝结而成的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的强力结构性，以致子两千多年来，我国虽经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我国传统文化经受了三番五次的巨大冲击，尽管今天所见到的现代文化与两千年前的古文化有了根本区别，但是与我国传统文化形成与兴盛时期相比，其质与核却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为什么呢？ 认识这一问题，首先应该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沿革与流变。这种沿革与流变曾五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战争频仍，随着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军事、风俗的发展，加之我国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而各种哲学文化也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自从孔丘编诗经、理春秋、兴教肓，创立儒学以来，中国文化开始定位。同时老庄哲学以及法、墨、名、阴阳等也熠熠生辉。后经董仲舒整理改制，儒家兼容诸学，开始独家显荣。

两汉之际，印度佛教东渐。魏晋时期佛教逐渐产生巨大影响，这是第一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佛教与其他宗教一样，在人们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通过宗教虚构和诡辩，制造出“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神不灭”的相当严密的一系列宗教迷信说教和神学唯心主义哲学。它把现实生活作为一切痛苦的根源，堆砌出一个极乐净土和悲难地狱的神秘世界，启渡人们以佛为最高境界，来超脱轮回，投身净土，进入天国。这种神学唯心主义非常符合魏晋时期地主阶级和门阀制度的需要，这些在政治上腐败、生活上堕落、且不学无术的君臣们，为了解释和维持自己的利益，佛教的神不灭说、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的理论恰恰成了他们寄生生活和政治特权合理性的借口。他们现世所以荣华富贵，都是前世行善积德的结果。而劳动人民受苦受难，也因前世不积德行善。因此，这些豪贵们无不信仰和宣扬佛教。甚至南朝梁武帝萧衍宣布“唯佛道为正道”，以佛为国教，他三次把自己舍给寺庙，三次被大臣们花了很多钱从寺庙中赎回。一时间佛教迅速发展。佛教的鼎盛时期是在隋唐，尤其是唐代。唐朝统一中国，为了麻痹人民的斗志，防止农民再起革命，维护自己的统治，也极力提倡佛教神学。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时，就向佛许愿，一旦作了皇帝，定要力弘佛法。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派玄奘西天取经，而且大倡佛教。武则天就被佛教徒说成是“弥勒佛转生”，利用迷信为自己做皇帝制造舆论；唐玄宗曾受佛教徒灌顶。唐代宗把李唐王朝的延续看成是因果报应。在唐王朝的扶植和卵翼下，出现了一大批僧侣贵族，或被称为“国师”，或受封领地，或做了官僚。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宣扬与提倡，佛教达到了空前隆盛时期。在佛教东进、发展、以致于隆盛的过程中，佛教文化和我国土生土长的儒道等文化逐渐掺进捏合。特别是由周敦颐、邵雍滥觞，经过张载的重要发展过程，由二程完成体系，朱熹集大成的理学，将儒、释、道三家思想揉和，把厌世、出世、超脱尘寰的佛学精神揉和进儒家等级森严、听天由命和道家虚静无为、避世忘时的文化范畴中去，改变了以往“独尊儒术”的文化传统。唐宋元明时期三教并行，儒学居首，从此．我国民族文化进入一个相对超稳恒时期。①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次冲击，是16世纪中期的明朝。以扶助教皇为宗旨的耶稣会成立，起而与新教抗衡，为了从深得民心的新教那里争取群众 耶稣会派遣教士到南美、非洲、亚洲以及我国发展势力。1583年（万历11年）传教士利玛窦和罗明坚来到中国，著名的还有意大利的龙华民、高一志、熊三拔、艾儒略、华方济、傅讯济，德国的汤若望，西班牙的庞迪我，葡萄牙的邓玉函，法国的金尼阁等。他们带来了与中国文化特征迥异的西方文化，一种异质的高势能文化猛烈冲击我们超稳恒文化。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新的伦理纲常对宋明理学以有力的挑战。笃信西学的礼部尚书徐光启，光禄少卿李之藻等大胆认为有必要融容西学以“补儒易佛”。西方的“神权至上”与儒家“君权独尊”截然相反，基督伦理强调“天主”至上，“凡我人类，皆亲如兄弟”，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全然违反了理学的宗法伦理准则。所谓君臣“皆以友道处之”，将会破坏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国中男女配偶，上自国君，下及黎元，止唯一夫一妇，无嫔妃姬妾”，不就淆乱了儒家的“至尊之大典”。破坏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伦理法则？这种西学东渐时缓时急，时毁时兴，势力渐强，持续了200多年，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我国封建文化的根基，但也足以使我国传统文化遍体鳞伤，显现出我国封建伦理文化的捉襟见肘。与佛教东进相比，其势逊于佛教，但其作用则大于佛教。佛教被儒学不断同化，它也屈就于儒学，自觉与之同化，为封建阶级所利用，加强了封建文化意识。而西方人文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则加速了封建文化的崩溃。

清统治阶级清醒地感到末世危机，对可能动摇其思想文化、伦理纲常的异端邪说展开空前围剿。他们关闭国门，严厉禁教，进一步加强以族长权力为核心，以家谱、族规、祠堂、族田为手段的宗法制度，到处搜查、追捕异族教徒。汉学虽盛极一时，但只流行于少数知识分子之中，其弊端日益增显；长期流布民间的佛、道也日渐衰微，应者寥寥。在这样一个思想乏主的大背景下，为西方文化的侵入大开方便之门，对我国传统文化比第二次更猛烈的文化冲击接踵而至是不可避免的。

对我国民族文化的第三大冲击，是伴随着异族侵略和民族压迫而来的。1840年，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西方文化的强行灌输下，我国传统文化的柔弱无力立即显示出来。“与外界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②正是在这木乃伊式的粉蚀中，中华民族文化才有获得重新排列组合、再振雄风的契机。在严复那里，中西文化对立已泾渭分明。他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西人重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方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居，而西方务发舒；中国尚文节，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才力。”③如此说来严复时代，中西文化的对立，“实未敢遽分其优绌”，那么到了谭嗣同，饮恨菜市口，孙中山却让石头城才认识到制度的变革何等艰难，这才从制度认识到文化意识的重要。在陈独秀、吴虞力倡“最后之觉悟”的年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意识已成为新文化战士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④正是有了“最后之觉悟”的文化铺垫，五四时期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才敢于挺进孔家店。“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⑤在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肇始于19世纪中叶的80年代中，近代新文化终于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随着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传统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意识开始坍塌，一场崭新的文化革命运动正在酝酿，即将爆发。

第四次文化冲击的浪潮——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席卷而来。

五四文化革命运动的高潮，表示传统文化已经无方“保存我们”，这恰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意识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五四运动斗争的焦点是批判孔学，口号是“打倒孔家店”，是关系着继续变革中国古代封建文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同时也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问题。陈独秀说：“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制为本位，以实和为本位，东方民族以情感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⑥这几乎是差不多的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共识，他们用以批判孔盂之道的理论武器主要是西方的进化论，肯定人类社会是进化的，国家制度、道德观念，都应世移时异变更宜矣。因此，孔孟之道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准则，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文化是同社会进化论相悖逆的。但是社会进化的规律是什么，进化论是无法作出正确的回答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所谓“西学”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就不仅仅是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而且也包括大量涌入的西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更包括马克思主义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这就由原来的古今中西文化之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封建复古思想、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及其它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开始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空前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也曙光微露。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第四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是以前任何一次都无法比拟的。第一，它响亮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第二，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中国近代哲学实现由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使文化运动产生了质的飞跃；第三，为我党的成立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孕育了新中国的诞生。从此，文化运动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但是建国后，由于缺乏经验和后来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到了登峰造极的极左思潮的影响，我国又牢牢关闭了开放的大门，不敢于正视西方文化，甚至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全面的理解，科学的认识和辩证的对待。当我们蓦然回首，西方的物质文明建设和人们生活的富裕，我们与之不可同日而语时，才幡然醒悟。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经济，加入世贸组织，与国际社会接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既是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更是第五次文化冲击的结果，也为文化的进—步交流准备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根据。第五次文化冲击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为标志的。在当今世界大发展趋势下，文化的撞击、渗透、交流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一种势能，强力的向低势的倾斜与流淌是不可阻挡的。唯一正确的科学态度是正视现实和因势利导，疏浚它们流通贯注的渠道，借东风，为我所用，来发展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次文化冲击与历次文化冲击皆是不同的。第一，这次文化冲击是完全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的，是自觉的引进；第二，第一次以国家组织形式，有组织、有计划地提出、号召和推行的；第三，因而其规模更是无以伦比的，自上而下，东西南北中形成强大的阵势，而且这仅仅是一个兆头；第四，是伴随着经济体制、经济管理的改革而进行的。因此，必然会带来我国各个方面的重大变革，其中包括政治体制的变化。然而，尽管如此，我国的传统文化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生活中某一事物的形成与发展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需要；二是可能。这两个基本因素是缺一不可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凝结力，也正因为此，地域环境和人的智力结构，为中华民族初始文化的孕育诞生准备了主客观条件，各个阶层根据各自多方面的需要，形成各自独立的类文化，但是人类以及个人对文化的需要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是多层次、多角度、立体的。这就需要文化的整合与同一，而这一整合与同一的中国传统文化恰恰适应了人们的需要，同时也有了整合与同一的可能，堡垒式的我国传统文化不被攻破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如果我国传统文化具备了整一的可能，那么，它整一的“需要”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讲就是生存和繁衍的需要。作为阶级统治的需要，它必然要选择适合维护自己统治的思想文化，该儒则儒、应佛则佛，应该黄老之学就黄老之学。汉初，一些明智的政治家认识到，秦统一天下，急功近利，严刑峻法，以保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而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使他们不得不反思“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的根本原因。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其“务胜不休”，造成“无所不为而无所为”的严重后果，迫使无赖英主刘邦不得不“因民之性而治天下”，而采取了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的“无为而无所不为”的长久之术。黄老之学应运而生了，这是秦汉之交历史的必然．也是汉初政治家成熟的表现。然而，这里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无所不为”已不是纯粹的“老庄哲学”，它融铸了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和法家阴贼险狠的手段。陆贾本来就是一个大儒，他提出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是融儒家“仁义”于道家“无为”之中，以积极的“仁义”来改造道家消极的“无为”。实质上，所谓黄老之学是以老庄哲学为基础。吸收儒、法学说而形成的汉初统治思想。说得再明白些是：表黄老之学而里为儒法并道。即该儒则儒，该法则法，应黄老之学则黄老之学。

然而，经过七十年与民休养，汉朝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雄厚而不可一世，显然曾有积极意义而很消极的黄老之学已不适应汉武帝扩张皇权的多欲政治。为王霸天下，汉武帝统治集团迫切需要一个适应自己“生存”、“繁衍的哲学与文化。汉武帝意气昂扬，对繁文隆礼，讲求事功的儒学大感兴趣，任用儒者，尊儒兴学。制度教化，去开辟自己的鸿业。武帝令三公、侯王荐贤良、举孝能，网络人才，重定国策，儒学大师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思想，立即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和推行。汉武帝罢黜秦所立之各家博士，专立儒学之五经。把秦的博士之业的《诗》《书》和“百家之言”分开，使得儒学赫然卓立。本质讲孔孟儒学的产生就是出于维护统治阶级的需要，只不过经过漫长的认识过程，才发现它金光闪闪的价值。儒学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基础，也确实对维护两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儒家学说不断发展壮大，与历代统治阶级所需和它的强力推行有着必然的联系。

历朝历代明智的统治阶级未有不根据自己的统治的需要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哲学文化，这就极有力地促使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凝结。

作为一个阶级、一个集团是这样，而作为人的个体也是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类文化是作为个体心理调节剂深入到一个人的潜意识中，被不时地选择着而凝聚于个体身上。作为个体，儒、释、道各种类文化因子并存于其中，在不同境遇、不同条件下，其一种文化侧面为主要矛盾方面，来决定事物的性质。陶渊明一开始也并不完全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是他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积极入世的儒家精神到处碰壁，不容于时下的门阀世俗制度，才使他不得不回头向佛、向道，返璞归真，来寻求自己的心理解脱和生理调节，纵观陶渊明的三仕三隐无不如此。现实生活中，陶渊明以行之在心，外无形状的超然态度，不拘生活的外在形式与表象。努力追求一种恬然自适的情趣，实质上是一种老庄哲学的体现，庄子的理想是茫然徘徊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的超世之境，这是一种物我一体，天道合一，达到忘我的境界。显然陶渊明超然率真、向往自然的生活态度深受庄子的“顺天从性”的影响。然而，他却以平常心体味非常心，把淡泊朴素的乡居生活引入心与道冥的自由世界，深得庄子任性逍遥的真谛。假如陶渊明在积极入世求仕方面一味追求不羁，不达目的仍然去撞南墙势必会使他心理不得承受而引起机体的病变，导致他的悲剧命运。然而“陶渊明道家旷达任放的‘真’和儒家坦荡固穷的‘善’合而为‘美’，统一在他一身，使他超越时俗求得个体生命的自由发展，以走上解放自身的历程。达到古代文人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也这正是陶渊明淡泊而充实、深厚且光辉的人格价值所在。”⑦

陶渊明的人生道路，以及他自觉不自觉的文化选择有着很强的代表性。许多名鸿大儒当他积极入世的人生理想破灭，往往返朴归真，回归自然，以求得自身的解脱。象王维、李白、孟浩然、柳宗元、陆游，以及许多政治家都是这样。就是孔子这样儒家的鼻祖到了晚年，因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到处碰壁而破灭后，不也唱起了“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吗？（《论语•先进》）苏轼在春风得意之时，积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极力反道排佛，而到了他政治失意和晚年则结识了不少佛家道友。作为个体心理调节因素的各种类文化，对于人的“生存”、“繁衍”具有很强的积极意义。从而在选择中，儒、释、道等各种类文化才能够整合统一，并且有强大凝结力。

不仅如此，我国传统文化的抉择、整一、凝结，还有着浓郁的自然因素，这是西方文化难以具备或具备甚微的。“生存”、“繁衍”的欲求是包括人在内的任何动物都有的，只不过人是理智的而已。与此，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自然因素：人类文化的抉择、整一、凝结，与人的身体、年龄、甚至“力必多”，即性的强弱有关。身强力壮，年轻气盛、性欲强烈，一般说来常常显示着他们英勇搏击、积极奋进，向往和追求的是儒家精神；身体赢弱，年老气衰，性欲枯竭，一般说来，往往又显示着他们趋于保守、意志衰退而向佛向道、回归自然的文化倾向，从而使各种类文化整一于一人之身，显示出一个人不同的文化倾向。其中大儒李白是其较典型的了。李白年轻的时候，积极仕进，拥抱“辅弼天下”的宏愿，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孟少府移文书》）开始了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漫游生活而兼求仕的历程。“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这是李白应唐玄宗之诏无比兴奋之情的显露，更是他积极仕进的政治抱负的形象展现，这是他42岁时的心态。然而，由于他刚直不阿、傲岸不羁的性格，他并没有青云直上，在权臣们的馋毁下，不得不上书请还，开始了他访道求仙的又一个历程。此时他暮气渐沉，年轻时他非常艳羡范蠡、鲁仲连、张良诸人平交诸候，长揖万乘。之后他尚老庄，甚至把庄子抬到屈原之上，“投泪笑古人。临濠得天知”。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⑧其实，李白的老庄文化意识和儒侠哲学观念虽然并存于他的一生，但每一个不同环境和年龄段所显示出来的文化侧面是不同的。这就是李白前后的文化抉择、整一与凝结。非独李白，难道孔子、苏轼等许多明哲贤达不都有这样的文化现象吗？

文化选择的这一因素，实质上是人的生存向度的必须过程。人生之于自然，回归于自然。对自然有着天生的亲和力，在生存与回归的全程中，有一个超越阶段。这个阶段就是人一生中的青壮年时期。这个时期。他精力充沛，“性”欲勃发，细胞活力旺盛，血液循环茁壮，因而产生巨大的能量需要释放，怎么办？就要依靠“动”来宣泄。相对来讲，儒、墨、法是“动”的哲学。所以，一个人的青年及壮年时期，往往选择儒、墨、法的哲学作为自己奋斗的信条。而其中儒、法并流，以儒为体，更具合理。所以此时的个人往往向儒向法，儒家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一个人的文化性质。然而，人到了老年，或身体孱弱时期，其精力、性、细胞活力、血液循环等渐衰，能量疲软。在惰力中“迫使”他回顾往事，如此就自然会重新唤醒个体生之于自然，回归于自然的本性。他们要求平静、安然、恬适。相对来讲老庄思想和佛学意识是“静”的哲学。它们“天人合一”，“人与天调”、“梵我合一”的自然观念，封闭苍茫的深山老林、古河僻壤的自然野景，以及原始、古朴的世外桃源的人性美、人情美恰恰适应了这些人的生理所需和心理欲求。如此说来，人的文化抉择、整一、凝结有着它的自然向度，也是必然的、客观实在的。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沿革与流变，曾经有过五次大的西学东渐过程。虽然使我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它的质与核还是很本色的。这是由于我国民族文化构成的特殊性所致。这其中是有了儒、释、道、法、名、阴阳等类文化构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可能，而由这些类文化构成的我国传统文化，又极其充分地适应了中国人的攻守进退等各个方面的生存与繁衍的需要。这之中既有它的社会性，也有它的自然性；既有它的群体性，也有它的个体性；就个体讲，有心理调节的需要，也有一个人年龄、体质、细胞活力和“力必多”的原因。所以我国传统文化比起其他诸如西方文化来要牢固得多，包容性要强得多。它不仅在种种冲击下，保持了自己本体性，而且还兼容和同化了许多我国其他民族的文化，如蒙古族文化和满族文化等，以及其他外国文化。我国有这一特征的传统文化对我国社会历史发展，曾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但也有过无与伦比的负效应。今天我们重新辩证地审视我国这样特征的传统文化，以促进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会有些价值的，也是许多哲人贤达无可回避的，因此为文以做抛砖之举。

注释：

①⑥ 转引自冯天瑜《中华文化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社第52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卷，人民出版社第3页。

③ 严复《论世变之亟》。

④ 吴虞《吃人与礼教》。

⑤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⑦ 李之河、傅杰《论陶渊明自然率真的人生态度》，《张家口师专学报》1996年3、4期合刊号。

⑧ 龚自珍《最录李白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