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姓火？

火姓是怎么来的？

我们的祖先究竟在哪里？

有一段时间，我常常被这样一些问题所困扰，以至心心系念，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确定感。

小的时候，因为村子里的人大都姓火，所以自己并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别。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高中毕业，走出自己生活了多年的村子。

上大学时，代我写作课的宁夏大学教授张海滨先生，一次在我的作文后面写了这样一段评语：“语言流畅，表达清楚明白，只是下次要注意，课堂上的作文不同于文学创作，尽量不要用笔名。”那篇作文被张老师作为范文在课堂上进行了朗读、点评。那篇作文当然很快被人们遗忘了。人们记住的，似乎只是作文后面的那句特别评语：“注意，以后不要用笔名。”

大二时，教我古代文学的是杜桂林教授。杜先生一直在北京某中学教书，调入宁大后，其教学方式仍沿袭着中学时期的习惯，每教完一篇课文或一个知识点，他总要对学生进行课堂提问。这往往是我们最不情愿也最忌惮的。他提问时，常常会把眼镜摘下来，挪开一点，然后手指顺着花名册往下滑，滑到谁，就叫谁。他点名的学生往往是名字有些特点的，如“马应驰”“马笑”等。一次他的指头就滑到了我的名字，似乎是停顿了一下。“火会亮，废话。”他这么一嘀咕，我们班里的同学就哄一声笑了。他认为我的名字太直白，不够含蓄。这个笑话被我的大学同学一直“传颂”至今。

慢慢地我感觉到，自己的这个姓氏确实有些特别，但究竟怎样特别、特别在哪儿，自己还是不甚了了。

但自己因此招徕的格外关注却是明显的、确切的。

比如办什么证件，或在外住宿，需要登记姓名，我说我叫某某某，登记的人便抬起头，问：“是哪个huo？贺龙的贺，还是霍元甲的霍？”我说：“火柴的火，火光冲天的火。”登记的人便停住手，目光有些异样地看我一看，同时指头在空中划上几划：“是这个火吗？”我点点头。登记的人便笑了，边笑边写我的名字：“真是怪，世上还有姓这个的。”同时也不忘追问一句：“什么民族？是回族吗？”我说是汉族。登记的人将信将疑，边看我的身份证边自言自语：“还真是汉族。”似乎我的姓名存在着某种疑点似的。

大学毕业后，我先在一所乡下中学教书，后调入报社当编辑。因为名字常常被挂在报纸的一角，注意的人便渐渐多起来。

后来一位本地学者告诉我说，据他考证，姓我们这个姓的，祖上应该是蒙古人。

“你们的祖上应该是一位将军，他随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大军一路南下，攻城掠地，立下赫赫战功，后来功成名就，回到内蒙古草原，得到一块封地。封地叫火，你们的姓氏自然也就是火了。”

这位将军的名字叫火力虎达。

那么我们为什么流落到了现在的宁夏西吉县呢？

他讲起了我们那个村子的来历――

他说，很早以前，我们的村子并没有人住，是一片放马的草场，到了宋代，为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不断袭扰，朝廷下令在这里运土筑寨，以作兵营。城筑好后，最早的名字叫羊牧隆，后来改叫隆德寨，都是希望这里发达昌盛的意思。后来这里真就打了一仗，是西夏人和宋朝人打的，那场战事史书有载，叫好水川之战。这场战争非常惨烈，西夏人赢了，宋朝人连兵带将死了一万余人，尸横遍野，哭声震天。李元昊占了土城后，曾和他的丞相张元到城中巡游，路过土城脚下的土地庙时，诗兴大发，为贺大捷，曾于庙前照壁题反讽诗一首：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夏竦和韩琦是当时驻防固原的两员大将，与他们共事的正是威名赫赫的一代名宿范仲淹。到了南宋，金人又攻占了寨子，并以此为据点，与宋兵对峙。据传，《岳飞传》中“牧羊城盗图”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到了元朝，成吉思汗率军攻伐西夏，在占领了宁夏的大部分地区后，不久就攻克了当时金人把守的隆德寨，并以此为据点，继续向南进攻平凉。蒙古人掌权后，隆德寨周边已住满了人，当时北方业已统一，忽必烈认为，“隆德”已无险可守，无敌可防，而六盘山附近正当其紧，遂颁诏迁城――这就是现在隆德县城的前身。

“我想，你们的先人原来就是在古城当兵吃粮的，时间一长，娶妻生子，落地生根。迁城以后，大约他们也不愿再四处奔波，于是就定居在这里，成了第二故乡。老城虽迁，但边贸集市犹在，久而久之，这里就改叫火家集了。”

“这就是你们先人的来历。”

听学者说完，我的脑海中立即浮现出古城中那些至今犹用的名字：大衙门、二衙门、大教场、小教场、杀人圈、马圈、马豁口……这些名字狼烟滚滚，杀气腾腾，似乎在无声地描摹着我家先人早年间的生活图景。

我们的祖先很早以前生活在大草原上？

我们当真就是蒙古人的后裔吗？

我想起了我们村子里一些人的独特相貌：细眼、高颧骨、锣槌鼻子、骨架粗大的身材……尽管彼此融合了许多代，但细究起来，蒙古人的影子还在他们身上依稀可辨。

没有家谱，没有史志，也没有祖上流传下来的金辔银蹬。

我曾经问过村子里最年老的老人。

老人充满迷茫地说：“咱们的先人嘛，听说都是从大槐树那边过来的。”

和张王李赵家的说法几近相同。

我的叔父也一直在做着这样的考证。他早年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风雨隆德寨》，写的是他对古城历史的梳理与追溯。后来还写过一篇文章，叫《阿拉善联宗》，写他与内蒙古左旗一家火姓人家的奇特交谊，只可惜那家人的祖上不是内蒙古，而是山东。那家人照样对他们的来历充满迷惑。他们几乎逢“火”必问。他们不但通过某报社联系到了我叔父，还用通信的方式联系到了好几个“火”姓名人。如他们曾去信问过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厅长的火华，此人是一位颇有成就的诗人、词作家、书法家，河北大学毕业，祖籍北京怀柔，后来回信道：“我不姓火，本名郑桂富，火华只是我的笔名。”还问过当红歌星火风，知情的人告诉他，那也是个艺名，人家姓霍，名叫霍风。看来，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姓火的与另一个姓火的相认，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后来碰到在固原**院工作的火耀学兄，他说，他家在彭阳新集大火，住在他们那个村子的人，十有八九都姓火，而且他们的名字和我们村里人的名字，几乎出奇地一样。

这大约就是我至今知道的火姓人家最多的另一个地方了。

查互联网“百度”，在“火姓”辞条下有这样的解释：

火姓之说有七种起源，第一说源于燧人氏，出自远古时期发明火的三皇之首燧人氏，属于以先祖名号为氏;第二说源于口传历史，出自远古时期人类朴素自然的辩证思维，属于以五行中的火字为氏;第三说源于苗族，出自东汉末期罗匐（即南蛮）人的首领火济，亦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第四说源于姬姓;第五说源于回族;第六说源于蒙古族;第七说源于锡伯族。

这七种说法每条下面都有详尽的解释。

我又查找到第六说中的“源于蒙古族”。这种说法称火姓出自蒙古族郭尔罗斯部族，属于以部族名称为氏。

这种说法又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原为蒙古族郭尔罗斯氏，亦称郭洛罗斯氏，族中人多为执法官或执政官，世居察哈尔及科尔沁。后有满族引以为姓氏，世居沾河。后改汉字单姓为火氏、郭氏。

第二种，在今上海市浦东闵行区、南汇区，有火氏一族的聚居村。据火氏后人称，他们原不属汉族，属蒙古族，姓也不是火，是蒙古氏，他们的祖上即为开国元勋蒙古直脱儿。蒙古直脱儿因其父蒙古阿察儿征战有功，被封为博尔赤（掌管御膳的官），故以赤为姓氏。赤脱儿在元曾历四朝，立有大功，后被封为昭毅大将军、镇国上将军淮东宣慰使，后又在南方任过嘉议大夫行御史台中丞、资善大夫福建行省左丞、江淮行省左丞等职，最后卒于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任上。由于其后来在江浙行省做官，因而其后裔中不少人定居江南。元朝末年，义军纷起，蒙古后裔受到较大冲击，赤氏一族因此被逼上流亡之路，其中一个支系流亡到了现在的上海南汇。据称，当时他们一路隐姓埋名，朝行暮宿，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盘诘。一天，义军又来查问，不过他们这次不问大人，而问少不更事的小孩。他们问一个正帮母亲在灶下烧火的小孩：“你姓啥？”孩子当时有些发懵，不知如何回答，此时突然灶中火起，小孩便边添柴边大声地说：“火、火、火”。因此顺利躲过盘查。后来他们便改蒙古赤氏为火姓，定居于百曲村，即今上海南汇区金汇镇百曲港一带。火氏定居后，渐渐融合于汉族，至清乾嘉年间已成为该地区重要姓氏之一。该支火氏中最早成名的是火观若和火始然父子，他们同为上海南汇区秀才，学识渊博，且善诗赋，对冯金伯辑成《海曲诗抄》颇多贡献。自火始然后，其弟火锦纹、火金涛、火光大，及火光大之子火文焕等亦为南汇知名人士，喜作文，好诗赋，其中火文焕在清咸丰年间曾继冯金伯之后编《海曲诗抄续集》，名气颇大。

那么，我们流落到宁夏的这一支火姓，究竟属于哪一种情况呢？

关于家族

听老一辈人说，我们这个家族曾经有过一个家谱，但不是书，不是写在纸上，而是用毛笔在一面绸缎上写了，像锦旗一样高高地挂在某一家的神案上，供后人祭奠、瞻仰。家谱就等于我们这个家族的神牌。过年过节，或是谁家有红白喜事，便要将这面锦旗请到家里，供全村子的人去烧香，去祭奠。家谱虽然简单，但也一目了然，谁谁家是哪一支、哪一派，锦缎上标注得一清二楚。当然，一旦名字出现在这面旗上，就说明这个人已经故去，已不在人世了。一般来说，往这一面锦旗上写字的，肯定是家族里最有文化也最具威望的老者了。比如谁谁家的人故去，首先要报告给这一位老者，得到大家的肯定与确认，再由老者将名字书写于后，这位故去的人才算真正登堂入室，成为这个大家族中的正式一员。

老一辈人说，这个家谱存在了数百年之久，上面的名字写得密密麻麻。后来“破四旧”，家谱被当作“封建迷信”一把火烧掉，于是我们这个家族从此犹如断线的风筝，再也找不到自己的根了。

但我们村里的人却很聪明，他们发明了一种独特的划分族系的方法，就是用居住位置来代替族系分支，如住在庙台子下面的，就叫“庙底下”;住在古城原先饭馆一带的，就叫“馆子呢（里）”;住在城墙下面高台上的，就叫“台台子上”;依次还有“火家堡子”“湾儿呢（里）”……等等。我家先人原先可能在村子的北边住着，所以他们便称我们这一门人为“北头子”。

北头子老大――这是村里人对我爷爷生前的称谓。

我太爷是一位老实本份的农民，勤俭持家，平顺度日，他一生最为人称道的豪举就是一连生了四个虎头虎脑的儿子。我爷爷是老大，其次还有二爷爷、三爷爷、四爷爷。四个爷爷长大成人后，赤条条四条汉子，村里谁家也得高看一眼，于是我太爷便成为村里少有的受人尊抬的人。他老人家治家大约也是有一些办法的，因为在他不幸谢世后，他的四个儿子并没有因此打得头破血流，而是仍奉先祖遗训，率领着各自的谱系分支，在一个香案上焚香升表，祭奠先人，至今也没有分开。如此算来，我们这个家族的人，从我太爷开始，到我爷爷这一辈、父亲这一辈、我们这一辈、我们的下一辈、我们的下下一辈，总数已超过了一百余口。

我小的时候，我的四个爷爷都还健在，他们一律戴瓜皮小帽，留修剪得很讲究的三绺长须，对门襟褂子，大裆裤。

我爷爷生于清朝末年，他的脑后至死都留着向后梳的剪发，这大约是某个民间帮派的某种特殊标记吧。

记得最热闹的时候是大年初一，我的四个爷爷都在各自的家里坐了，然后由我的伯父叔父们带领着，一家挨一家地去拜年。一大股子人忽隆隆走在路上，地上的雪也被踩踏得扬起了粉尘。我的四个爷爷坐在自家的炕上，看着一大群儿孙忽啦啦趴倒在地，整齐划一地磕头、作揖，脸上不禁微微笑了。之后便从炕橱里取出香烟、核桃、枣儿，边给大家散边说：“上炕上炕，先暖和暖和嘛。”

但谁也不会真去上炕。

得了核桃枣儿，大家又袖着手，急急忙忙赶往下一家。

我的爷爷们去世后，我的伯父们看上去明显地老了。

我父亲弟兄、家门兄弟共十一人，他们按照年龄的大小都进行了长幼排序，我父亲排行老五。叔父火仲舫排行老八，他是我二爷爷的次子。不管是伯父还是叔父，我们一律称大大，再在前面冠以他们各自的排位序号。如大伯父，我们叫他爹爹，二伯父叫二大大，三伯父叫三大大，四伯父叫四大大……依此类推。

我的最小的十一大大只比我大一岁。

在我的印象中，我们这个家族真正过得有些样子的时候，还是在包产到户之后。那时家家都解决了温饱问题，日子在不知不觉中慢慢红火起来。不知怎么的，家族里就兴起了吃年饭。吃年饭是轮着来的，一年一次，一次一家。吃年饭的这一天，往往就是杀年猪的时候或大年初一。这一天，准备年饭的人家是最忙碌的，他们往往会在几天前就做一些准备工作，如买烟、买酒、买配菜用的粉条和大料，猪杀倒以后，大人们在门前拔毛洗下水，孩子们则已经开始奉命去各家各户请叔叔伯伯。人到齐后，年饭很快就端上来了，是猪肉片子炒粉条。肉片子足有一■厚，白花花地苫在粉条上，看一眼都让人馋涎欲滴。吃完肉，自然要喝酒，这时候主人便要像吃席那样一盅一盅给大家倒。酒是很便宜的本地烧酒，酒盅只有拇指盖大小，倒过两三轮，已经有人捂着酒盅嚷叫“醉了醉了”，便不再喝。那时候，一瓶酒就可以把一炕人喝得很高兴，下了炕个个脸红脖子粗。

年饭吃了十年左右，后来不知怎么又不吃了。

1985年，我们家族在村里出了一次大名。那一年，包括我在内，我的两个叔叔和一个堂兄，我们四人一起上了大学。虽不是什么名牌，但由于是同一年的同一时间入学，于是在村里很是掀起了一些波澜，被人们戏称为“一门四进士”。

由于这种好风气的带动，后来上大学的人就更多了，到我这一辈，和我们的下一辈，读大学的人少说也有十多个。

我这一辈亲堂弟兄共二十一人。由于年龄的差别和人数过多，其亲密程度已大不如前，说到下一辈，有些甚至连名字也叫不出来。只是在谁家有了丧事出门牌告示（即讣告，是阴阳写在一张大纸上以晓喻亲朋好友的，它往往张贴在一块卸了的门板上，内容为亡人的生平及子嗣情况）时，大家才一一对号，这时大家不免有些伤感，边对号边自言自语：“噢，这是谁谁家的老二么，这娃都长了这么大了么……”

之后长长叹息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