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宣城旅游必去十大景点

宣城十大旅游景点：

1、龙川风景区

龙川，又名坑口，位于绩溪县以东11公里处，是座典型的徽派村落，村庄呈南北走向的船形，东北首有龙须山，登源古溪贴着村东，自北向南流去。

2、太极洞

太极洞位于安徽、江苏、浙江三省交界处的石龙山内，虽属于宣城，但是离以竹海、溶洞闻名的宜兴很近，仅有35公里路程。

若在皖南想观赏溶洞，那么太极洞是首选，明代冯梦龙曾把“广德埋藏（太极洞）、钱塘江潮、雷州换鼓、海市蜃楼”称为天下四绝。洞内冬暖夏凉，钟乳石千姿百态，有旱洞、水洞之分，可以步行游览，也可以乘船探秘地下暗河。

3、桃花潭

桃花潭位于泾县西南约40公里处的桃花潭镇，因李白在此写下“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而闻名。

桃花潭镇古称南阳镇，桃花潭其实是青弋江的一段，东岸的陈村与西岸的万村隔潭相望，这两座徽派古村算不上精致，却有一种沧桑的美。老街上铺着不规则的鹅卵石，两侧墙壁斑驳，一旦穿过狭窄的老街，见到豁然开朗的清澈潭水，令人惊喜。

4、查济

查济距东边李白写下“桃花潭水深千尺”的桃花潭约20多公里，游客常把两者放在一起游览。这座建于唐初的徽派古村，自始祖查文熙定居于此开始，一直聚居着查姓家族。

岑溪、许溪、石溪三溪在村中汇流，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沿溪而建。村中祠堂众多，建筑上的徽派三雕砖雕、木雕、石雕很是精美。随处可见的来写生的学生，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

5、敬亭山

敬亭山位于宣城市中心以北5公里处，主峰一峰海拔317米，谢_、李白等文人为它留下许多诗篇，其中以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最为出名。外地人来此为了追寻李白足迹；当地人则喜欢来爬山，大片的茶园和竹林带来了清新空气，站在山顶俯看山下的视野也很好。

6、徽杭古道

徽杭古道全长15公里，它连接着安徽绩溪县的伏岭镇和浙江临安市的马啸乡，是古时候连接徽州和杭州的重要运输通道，而如今已经成为了初级徒步者的天堂。

而这条古道保存最完整的一段则是绩溪县境内的盘山石阶小道，它位于古道起始一段，也是徽杭古道的精华所在。而徒步古道的最佳季节是3月下旬，此时满山的杜鹃花盛开，非常好看。

7、太极湖村

太极湖村，又名湖村，位于绩溪县东北约17公里处，南宋龙川枢密使胡云龙葬于此地，胡氏后代守墓成村，后来章氏超越胡氏，成为村中大姓。

缘溪河穿村而过，呈反“S”形，河西是村庄，河东是农田，整个村落看上就像一副太极图，4月可赏农田上的油菜花开。比起其他徽派古村，太极湖村不大，但以众多砖雕门楼取胜，精细的砖雕层层叠加，最高竟有九层之多。

8、夏霖风景区

夏霖风景区位于宁国市中溪镇境内，面积174平方千米，在省道104线上，距黄山220千米，离西湖110千米，距上海290公里车程，离南京220公里车程，为天目山山脉和黄山山脉的碰撞挤压带。

境内多瀑布、怪石、崖洞、奇潭等自然景观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特别是云集众多瀑布，享有皖南第一大瀑布群的美誉。“Y”形河流两侧瀑布成群，怪石多姿，深林绝壁、云锁幽谷。

9、鄣山大峡谷

鄣山大峡谷，又名伟人谷，位于绩溪县以东22公里处，据说轩辕黄帝曾携容成子、浮丘公在此山中采药炼丹，今山中仍有天子墓、丞相坟等遗迹，因此鄣山古称三天子都、三王山，春秋时吴越以此为界。景区内溪水一路伴着峡谷，可以玩水，又有各种奇石可看，植被品种很多，是天然的氧吧。

10、水墨汀溪风景区

水墨汀溪风景区位于宣泾公路以南35公里处，从宣泾公路弯进来，一路都是山路，算是“养在深闺中”的景点，游人不多。整个景区是一条峡谷，以原生态的自然风光为主，流水和竹林伴随着步道，不时能见到瀑布，也有漂流、滑翔伞这样的游乐设施，适合周末休闲游。

宣城旅游景点介绍

宣城旅游景点介绍：

1、龙川风景名胜区

龙川风景名胜区，是国务院于2017年03月29日公开发布的第九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名单。龙川是坑口村的古称，位于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城东北约12公里处。该村地势独特，风景优美，是胡姓聚族而居的古村落。

龙川旅游风景区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珠联璧合，浑然天成。龙山胡氏宗祠，素有“木雕艺术博物馆”和“民族艺术殿堂”之美称，1988年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敬亭山风景名胜区

敬亭山，原名昭亭山，位于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北郊，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山，也是宣城文化魂之所在。风景区规划总面积213平方公里，以诗、佛、茶、酒为四大文化特色，划分为双塔景区、独坐楼景区、一峰景区和宛陵湖景区四大景区。

其中名胜古迹多汇于双塔景区和独坐楼景区，是游人赏诗怀古、宗教礼拜、休闲娱乐、观光度假、亲近自然、怡情养性的好去处。

3、绩溪徽菜文化园

绩溪是徽菜的发源地，绩溪人以擅烹调著称，素有“徽厨之乡”的美誉。位于绩溪县东北郊的劳模徽菜文化园即是一个介绍徽菜、让游客品尝徽菜的地方，园区分徽菜文化展示区、休闲体验区、生产加工展示区，徽菜和农特产品展示区，美食品尝区五个功能区。

园区内展出了许多和徽菜文化有关的图文资料和实物，介绍徽菜的历史传说和菜式。游客在园区内可参观徽菜的制作工艺，购买徽菜、土特产，并现场品尝徽菜。

4、徽杭古道景区

徽杭古道景区，位于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伏岭镇江南村，是中国继”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之后的第三条著名古道，也是一条集自然风光及神秘文化的走廊。

景区西起安徽绩溪，东至浙江临安，全长至少50公里，其中保存最完整的一段位于绩溪县境内的盘山石阶小道，区内沿途有诸多茶亭、休息点和驿站，保留有古村落、胡雪岩祠等景点。

5、旌德县江村景区

江村景区，位于安徽省宣城市旌德县白地镇江村，是一处以徽文化研究、明清徽派建筑、江氏宗谱和民俗风情为主的旅游胜地。景区占地面积92平方公里，区内枕山环水，阡陌纵横，山川灵秀，前有山峰耸然侍立，后有幽谷深藏，村中双溪环绕，汇锁村口聚秀湖。

聚秀湖周旁古庙宝塔，诗碑堤栏，垂柳秀荷，相映成画，徽商及仕宦的积年造化，使江村一度享有“小杭州”美名。

宣城旅游景点介绍有哪些？

宣城旅游景点介绍有：

1、障山大峡谷：

鄣山大峡谷位于安徽省绩溪县东南方，距县城22公里，是国家自然保护区；这里自然原始的独特环境里，不仅有大量的珍稀动物和植物，而且景区中50多个景点各具特色和神奇，是旅游观光的好去处。

2、鼓角楼：

广德鼓角楼，又称谯楼，在安徽省广德市城中旧州衙南，初建于北宋治平熙宁间。此楼原是宋代州衙子城的南门，下建楼座，中砌卷洞，上建复宇重楼，楼中设鼓、钟之一。

3、太极洞：

太极洞位于宣城广德市新杭镇，距县城35km，因“洞面有纹，类太极图”而得名。太极洞古名颇多，或称太极真境，或称广德埋藏，或称长乐洞。

4、敬亭山：

敬亭山，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山，系宣城文化魂之所在，位于中国安徽省宣城市区北郊，原名昭亭山，晋初为避帝讳，易名敬亭山，属黄山支脉，东西绵亘十余里。

5、石佛山：

石佛山位于安徽省郎溪县姚村乡境内，主峰353米。石佛山又称石佛岭，山势峻峭，白云缭绕，山巅有三巨石，高三丈许，形似石佛。

安徽宣城旅游景点推荐

安徽宣城旅游景点推荐：

1、查济

查济的风格偏硬一些，他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徽州，但是受徽州文化圈的影响，它主要保存的是明朝的建筑，所以看起来比其他的地方补那么柔和。如果说丽江的古城是大家闺秀，它就是小家碧玉，三溪环绕小桥流水，以徽派古建筑人文景观和自然风光成为“中华第一写生村”，也称之为“画家村”，一路上都有作画的俊男美女！

2、桃花潭

桃花潭镇不大，因李白在此逗留而出名。“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一个绝美的地方，特别是在春季，仿佛人在画中，画在眼前，汪伦一个传奇的人物，可能在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因为李白来过他家更为他写了一首诗会让他千古被人背诵铭记，镇上有条老街，可以去看看。早晚不收票。镇头上有座陈村大桥，是个拍摄的好地点。

3、敬亭山

值得去，文化底蕴深厚，环境雅致宁静。“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这是李白的诗句，但是来到这里的不仅仅是李白，有很多诗人也来到这里留下了名誉中外的诗句，所以敬亭山有名可见一般。太白独坐楼里可以了解到诗仙详细的生平，还有一些围绕着李白的精美雕刻作品。也能继续往上走到安徽广播电视台里的_望台，风景很好。

4、龙川风景区

胡姓聚族而居拥有千年历史的古村落，是典型的徽派小山村。主要分为人文景观与自然风光，人文景观主要是水街上的徽派建筑，胡氏宗祠，乡贤祠等，其雕刻艺术非常精致，自然风光是水街尽头的那条大河与背面的龙须山等，景区完全无污染，河上的风景非常不错，只是还没有游船。

5、太极洞

在炎热的夏季，比漂流更凉爽的地方，那就是溶洞了，太极洞有“东南第一洞”的美誉，明代大文学家冯梦龙把太极洞誉为“天下四绝”之一。“太极洞，晴天早晨洞口罩着一层轻雾，如纱、如絮。中午云开雾散，洞中阳光明媚；晚上四周虫声，云破月来，树枝异影，别有洞天。”太极洞为石灰岩溶洞，游览的顺序为先走旱洞，再游水洞。

三通学·郑樵与《通志》

《通志》二百卷，是我国古代继《史记》之后，又一部纪传体通史。

作者郑樵字渔仲，号溪西遗民，因其在夹漈山结庐读书、讲学30余年，故时人又称他为夹漈先生，他是福建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据近人考证，他生于北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59岁。他一生不事科举，专门读书。16岁丧父之后，更加远离人事，与堂兄郑厚筑室夹漈山，“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并认为，“如此一生则无遗恨”。(《夹漈遗稿》中《献皇帝书》)虽然，其堂兄郑厚中途弃学就仕，但这丝毫没有动摇郑樵读书的初衷，他一直在这里潜心用功了30来年。在这30来年中，他边读书边著述，名气越来越大。这时，他有感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恐君百岁后，泯灭人不闻。赖藏中秘书，百代无湮沦。”他把自己的著作抄写了一份，并写了一通《献皇帝书》，一齐上奏朝廷。他在《献皇帝书》中，详叙了他的治学和著述情况：

臣困穷之极，而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

十年为经旨之学。以其所得者，作《书考》，作 《书辨讹》，作 《诗传》，作 《诗辨妄》，作《春秋传》，作《春秋考》，作《诸经略》，作《刊谬正俗跋》。(按即唐颜师古《匡谬正俗》，宋避“匡” 字而改。)

三年为礼乐之学。以其所得者，作《谥法》，作《运祀仪》，作《乡饮礼》，作《乡饮驳议》，作《系声乐府》。

三年为文字之学。以其所得者，作 《象类书》，作《字始连环》，作《续汗简》，作《石鼓文考》，作 《梵书编》，作 《分音》 之类。

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以天文、地理之所得者，作《春秋地名》，作《百川源委图》，作 《春秋列国图》，作 《分野记》，作 《大象略》; 以虫鱼草木之所得者，作《尔雅注》，作《诗名物志》，作《本草成书》，作《本草外类》;以方书之所得者，作《鹤顶方》，作《食鉴》，作 《采冶录》，作 《畏恶录》。

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以讨论之所得者，作 《群书会纪》，作《校雠备论》，作《书目正讹》;以图谱之所得者，作 《图谱志》，作 《图书谱有无记》，作 《氏族源》; 以亡书之所得者，作《求书阙记》，作《求书外记》，作《集古系时录》，作《集古系地录》。此皆已成之书也。(见 《夹漈遗稿》卷二)

据上可知，郑樵在30年间，共完成了四十二种著作。他当时还有一些未完成的著作，他在《献皇帝书》中继续写道：

其未成之书，在礼乐，则有《器服图》;在文字，则有《字书》，有《音读》之书;在天文，则有《天文志》;在地理，则有《郡县迁革志》;在虫鱼草木，则有《动植志》; 在图谱，则有《氏族志》;在亡书，则有《亡书备载》。(同上)

这里提到了八种书，合已完成的四十二种，恰是五十种书。

据《宋史》卷四三六《郑樵传》，我们知道郑樵向朝廷献书是绍兴十九年(1149)的事，其时，郑樵46岁。由于其所上书，“诏藏秘府”，郑樵“益厉所学”(以上引文均见《宋史·郑樵传》)。他在继续完成未竟著作的同时，逐步产生了修一部“可为历代有国家者之纪纲规模”的史书的打算。(见《夹漈遗稿》卷二《寄方礼部书》)由于历史上的前车和现实处境，郑樵向朝廷提出了两点要求：①史书“非有朝廷之命，樵不敢私撰也”。(同上)②“庶沾寸禄，乃克修济”。(《夹漈遗稿》卷三《上宰相书》)其实，郑樵的要求并不高，他只是希望朝廷援引对待陈烈、徐积与胡瑷的先例，“以一命，官本州学教授”;或者援引唐朝对待蒋乂、李雍的先例，“与集贤小职，亦可以校雠，亦可以博极群书”(《夹漈遗稿》卷三《上宰相书》)郑樵所要求的，不过是要解决温饱和著述的笔札而已，元人修《宋史》，据此说郑樵“独切切于仕进”(《宋史·郑樵传》)，实在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的无稽之谈。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由于侍讲王纶和贺允中的推荐，宋高宗赵构召见了郑樵，并授他为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这是朝廷较低级的文职官员。但由于遭人弹劾，郑樵连这个芝麻官都没有当成，最后“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抄所著《通志》”。(《宋史》卷436《郑樵传》)这时，他已55岁。回家以后，他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通志》的撰著和抄写，完稿后的次年春天，即绍兴32年(1162)三月，郑樵便与世长辞了。

《通志》共有本纪十八卷，世家三卷，列传一百十五卷，载记八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二卷。本书上起三皇五帝，但其下限全书并不一致。郑樵说：

《唐书》、《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议，故纪传讫隋。若礼乐政刑，务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通志·总序》)

《通志》的纪、传等部分，主要取资于宋及宋以前的正史，郑樵虽对旧的史文有所剪裁，但总的来看主要是因袭而缺乏新意。而其书的二十略则不同，二十略是郑樵用毕生精力研究的成果。二十略共包括： 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这二十略都源于郑樵相应的著作，郑樵在《上宰相书》中透露了这一信息，他说：

观《春秋地名》，则樵之《地理志》异乎诸史之《地理》;观《群书会记》，则知樵之《艺文志》异乎诸史之《艺文》;观樵《分野记》、《大象略》之类，则《天文志》可知;观樵《谥法》、《运祀议》、《乡饮礼》、《系声乐府》 之类，则《礼乐志》可知; 观樵《象类书》、《论梵书》之类，则知樵所作《字书》，非许慎之徒所得而闻;观樵之《分音类韵》、《字始连环》之类，则知樵所作韵书，非沈约之徒所得而闻; 观 《本草成书》、《尔雅》注、《诗名物志》之类，则知樵所识鸟兽草木之名，于陆机、郭璞之徒有一日之长;观《图书志》、《集古系时录》、《校雠备论》，则知樵校雠之集于刘向、虞世南之徒有一日之长。( 《夹漈遗稿》 卷三)

可以看出，《通志·二十略》，几乎都是郑樵已有著述的改易，或者说，其内容全部本之于郑樵的已有著述，而这些著述恰是郑樵30年潜心研读的结果，都是他的真知卓见。

对于这二十略，郑樵颇为自负，认为是“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通志·总序》)又说： “其五略(按指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同上)郑樵的话显然过于夸张，其实，在所谓“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的十五略中，天文、艺文以及灾祥，在郑樵以前的史籍中都有相应的“志”，尽管所记内容的范围、角度或有差别，但它们不属郑樵创造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礼略、谥略、器服略等，都在《通典》中属于《礼》典的内容，它们显然也不是郑樵所创造。但在二十略中，确有“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的内容，这就是郑樵所增益的都邑、氏族、六书、七音、校雠、金石、图谱、草木昆虫八略。不过，早在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即已提出，史书“盖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则氏族志，三曰方物志。”(《史通》卷三《书志》) 可见在这八略之中，其发明权也不都属郑樵。属于郑樵独创而又有较大影响的，是《校雠略》、《金石略》与《图谱略》。

以性质而论，《校雠略》应是我国第一部目录学研究的理论性著作，它探讨了文献的收辑、文献的分类和文献的著录等等问题。汉代刘向编制书目以前，必先进行校雠(即今天说的校勘)，这虽是简册时代的特殊情况，但郑樵仍守其遗制，视目录为校雠，《校雠略》 的取名盖本于此。

书有散佚，自古皆然，故孔子有 “文献不足”，“杞不足微”之叹。但从历史上考察，郑樵认为，不少亡书只是散在了民间而已，其实并没有亡。他说：

古之书籍，有上代所无，而出于今民间者。《古文尚书音》，唐世与宋朝并无，今出于漳州之吴氏。陆机《正训》，隋唐二志并无，今出于荆州之田氏。《三坟》 自是一种古书，至熙、丰间始出于野堂村校。按漳州《吴氏书目》，算术一家有数件古书，皆三馆四库所无者，臣已收入求书类矣。又《师春》二卷、甘氏《星经》二卷、《汉官典义》十卷、《京房易钞》一卷，今世之所传者，皆出吴氏。应知古书散落人间者可胜记哉! 求之之道未至耳。(《校雠略·亡书出于民间论一篇》)

他在《校雠略·收书之多论一篇》中，亦明确指出，堂堂的天府，不能尽有天下之图书，别无它因，“患不求耳”!“是求之道未至耳”!那么，怎么访求民间的遗书呢郑樵提出了八种方法，这就是：一即类以求，二旁类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求之公，六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

所谓即类以求，说通俗点，就是某些专业用书，向相应的专家去访求。郑樵举例说：“凡星历之书，求之灵台郎;乐律之书，求之太常乐工。灵台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星历者;太常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音律者……”，这就是即类以求。

所谓旁类以求，就是某些专业用书，和另一些行业的人有关系，可向这些相关的行业去求。如“凡性命道德之书，可以求之道家;小学文字之书，可以求之释氏……《周易》之书多藏于卜筮家，《洪范》之书多藏于五行家……”

所谓因地以求，是指地方文献，则在其地访求。如“《孟少主实录》，蜀中必有……《零陵先贤传》，零陵必有……”

所谓因家以求，即求之于某些文献作者的后代或家乡。郑樵举例说，如《钱氏庆系图》，即可求于忠懿王之家;《章氏家谱》，即可求之于申公之后。他说，徐寅的 《文赋》，今蒲田有之，以其家在蒲田;《潘佑文集》，今长乐有之，以其后居长乐。

所谓求之公，即求之于有关官府，这主要是指“礼仪之书、祠祀之书、断狱之书、官制之书、版图之书等，因这些书大都是官府必备必用之书，只要这些官府未经兵火洗劫，一般都会保存的。

所谓求之私，即面向民间，面向民间的私人藏书家。据郑樵说，这些私人藏书家向来都准备两个书目，其中一个书目是专门给别人看的，一般不载奇书秘籍;而另一个书目则是秘不示人的。郑樵说：“若非与人尽诚尽礼，彼肯出其所秘乎”足见向民间求书并不容易，但却是一条重要途径。

所谓因人以求，即因某人有名家之旧藏，迹其所从来，专追寻这些旧藏的下落。郑樵说：“乡人陈氏，尝为湖北监司，其家或有田氏之书，臣尝见其有《荆州田氏目录》。若迹其守官，知所由来，容或有焉。”

所谓因代而求，即是按其书时代的远近而求之。一般说来，“书之难求者，为其久远而不可迹也，若出近代人之手，何不可求之有”(以上引文均见《校雠略·求书之道有八论九篇》)

郑樵的求书八法，并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他一生求书的经验总结。他在《与景伟兄投宇文枢密书》中说：“家贫，无文籍，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去住曾不吝情。”(见《夹漈遗稿》卷二)因此，他熟知求书的途径和方法，这八法，应该说都是经过他实践证明而行之有效的。

郑樵同时指出，求书只凭个人之力是微乎其微的，因而他向朝廷提出了“求书遣使，校书久任”的建议。就是说，国家需要设立求书之官，派遣他们到民间去求书;国家还需要设立校雠之官，使他们久任专职，成为这方面的专门家，这将对搜天下遗书大有好处。郑樵说：“汉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久矣。至成帝时，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遂有《七略》之藏;隋开皇间，奇章公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后嘉则殿藏书三十七万卷;禄山之变，尺简无存，乃命苗发等使江淮括访，至文宗朝，遂有十二库之书;唐之季年，犹遣监察御史诸道搜求遗书。知古人求书欲广，必遣官焉，然后山林薮泽可以无遗。”(《校雠略·求书遣使校书久任论一篇》) 可见郑樵的求书遣使说，是从历史上总结而来的。至于校书久任，郑樵列举了司马迁父子、刘向父子等，以为“若欲图书之备，文物之兴，则校雠之官岂可不久其任哉!”(同上)久司其职则必学有专功，这对保存和整理文献当然是极重要的。他在《编书必谨类例论六篇》 中指出：

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

这里虽然强调的是“编书必谨类例”，即注重图书分类，但要对图书进行分类，就必须要“明书”，即了解有关图书的内容，而要作到这一点，就必须学有专长。从这个逻辑关系上看，郑樵显然认为学有专长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其它都无从说起，这是与“校书久任” 的观点一脉相承的。

在具体著录图书方面，郑樵首先强调对图书进行分类，他认为：“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同上)把图书分类比喻作率领军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很恰当的，也很形象。试想军队若是没有队列，岂不成了乌合之众同样，图书如不进行分类，也便成了一堆乱书，无法利用。

对于著录图书，郑樵还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意见。

首先是著录图书时的“类书”与“类人”问题。所谓“类书”，即“以人类书”，著录时以书名为主，作者用小字系于书名之下;而所谓“类人”，即“以书类人”，著录时以人为主，作者在书名之前，都用同一大小的字书写。《新唐书·艺文志》就是采用的后一种办法。郑樵批评说：

《唐志》以人置于书之上，而不著注，大有相妨。如管辰作《管辂传》三卷，《唐》省文，例去 “作”字，则当曰“管辰管辂传”，是二人共传也; 如李邕作《狄仁杰传》三卷，当去“作”字，则当曰“李邕狄仁杰传”，是二人共传也。又如李翰作《张巡姚訚传》三卷，当去“作”字，则当曰“李翰张巡姚訚传”，是三人共传也……《炙毂子杂录注解》五卷，乃王睿撰，若从《唐志》之例，则当曰“王睿炙毂子杂录注解”五卷，是王睿复为注解之人矣。(《校雠略·不类书而类人论三篇》)

郑樵通过对《唐志》的批评，提出了著录图书必须“以人类书”的原则，就是著录时以书名为主，复注作者于其下。这一原则无疑是正确的，它将避免不少不必要的混乱。

郑樵第二个意见是，著录图书时不要“见名不见书”，亦不要“看前不看后”揣测书的内容。郑樵举例说：

《尉缭子》兵书也，班固以为诸子类，置于杂家，此之谓见名不见书。隋唐因之，至《崇文目》始入兵书类。颜师古作《刊谬正俗》，乃杂记经史，惟第一篇说《论语》，而《崇文目》以为“论语类”。此之谓看前不看后……按《刊谬正俗》当入“经解类”。(《校雠略·见名不见书论二篇》)

郑樵在这里提出了著录图书必须认真核实内容的原则，不能掉以轻心、马虎从事。这一原则无疑是很重要的，它将保障著录图书，特别是在图书分类上少出错误。

郑樵的第三个意见是，编次书目不要失书。他说：

书之易亡，亦由校雠之人失职故也。盖编次之时，失其名帙。名帙既失，书安得不亡也

郑樵举例说，《唐书·艺文志》“天文类”有星书，但没有日月风云气候之书，郑樵反问：“岂有唐朝而无风云气候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又举宋《崇文总目》说，它倒是有风云气候书，却没有日月之书，“岂有宋朝而无日月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以上引文均见《校雠略·编次失书论五篇》)这一意见和前面的意见很有关联，但侧重点却不完全相同。因为很清楚，编次要做到不失书，除上条强调的要认真，不草率行事外，还需要有一个总体观念和全局的认识，靠这种认识来把握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这样才有可能保证著录全面，不使任何一方面偶或遗落。

郑樵最后一个意见是，“编次必记亡书”。著录已经亡佚的书，不是为了备篇幅，而是为了以后访求遗书提供依据和参考。

郑樵的 《校雠略》虽然只有《秦不绝儒学论二篇》等二十一题，为文不过几千言，远非皇皇巨制，但却字字甘苦，每一题都是自身实践的经验总结。他结合历史，把这些经验升华为理论，提出了一些卓有见地的看法，这正是《校雠略》的价值所在。

在《通志》二十略中，郑樵既设了《艺文略》，著录古今图书，又在《艺文略》之外，设了本可包容于《艺文略》的《图谱略》和《金石略》，其中的深意很值得研究。尤其是《图谱略》，不过区区一卷，著录图谱总计不足三百种。特别是其中的某些小类，如《孝经类》，仅收《应端图》一种; 《刑法类》亦仅路仁恕《五刑旁通图》一种;其《时令》、《算术》、《食货》三类，也是各著录一种图书。至于《论语类》，也不过 《井田义图》、《论语世谱》两种而已，其它如《易类》、《诗类》、《经学类》、《小学类》等，也都同此，大有强为立目之意。那么郑樵为什么非要立《图谱》一略呢 究其原因，大概有三：

(1)从学术上说，郑樵深诋刘、班。他说：“歆、向之罪上通于天。汉初典籍无纪，刘氏创意，总括群书，分为七略，只收书，不收图。《艺文》之目，递相因习，故天禄、兰台、三馆四库内外之藏，但闻有书而已”。(《图谱略·索象》)很清楚，郑樵把图谱不传的原因，全部归罪于刘向父子及班固等人。郑樵十分强调图谱的作用，他甚至说：“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同上)郑樵列举了两个实例，以说明图谱的重要：

张华晋人也，汉之宫室，千门万户，其应如响，时人服其博物。张华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见 《汉宫室图》焉。

武平一唐人也，问以鲁三桓、郑七穆春秋族系，无有遗者，时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于《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见《春秋世族谱》 焉。

使华不见图，虽读尽汉人之书，亦莫知前代宫室之出处;使平一不见谱，虽诵《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终。《图谱略·原学》

勿庸置疑，对某些问题，图谱的确有直观的效应，如器物形状、地理方位、宫室布局等，较之文字，图至少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特别是器物的形状、文字很难曲尽其妙，在这方面便非图莫属了。但图与文字不同，文字是人所共识、人所共用的，而画图则需要一定的技艺，因而较为难传。郑樵似没有看到这一点，只是力诋刘、班，这当是他立《图谱略》的原因之一。

(2)从时代背景上说，郑樵的一生，主要处于靖康之变以后、高宗中兴的时期。由于宋金战事的需要，具有军事价值的地形图显得十分重要，诚如郑樵所指出：“非图无以明关要。”(《图谱略·明用》)事实上，自从宋与辽、金南北对峙以来，宋便十分注重辽、金的地理形势。如北宋神宗熙宁间，沈括使辽，他便在道图其山川险易迂直，成《熙宁使契丹图抄》，上之朝廷。南宋张棣的《金虏图经》，顾名思义，其书原必有图，可惜图于今不传，而记述由宋至金的驿站里程文字，却完好地保存《三朝北盟会编》与《大金国志》之中。在《图谱略》中著录有：《大辽对境图》、《大金接境图》、《契丹地理图》、《西夏贺兰山图》等等，不用说，显然都具有重要的军事和实用价值。这应是郑樵立《图谱略》的又一个原因。

(3)从个人情怀上说，郑樵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一个一心想报效朝廷的志士。靖康之变，徽宗、钦宗被金人俘虏而北，这时，郑樵与他的堂兄郑厚给在朝显宦宇文虚中写了封信，他们在信中慷慨陈辞说：

然则厚也樵也何人也 沉寂人也，仁勇人也，古所谓能死义之士也。谓人生世间一死耳，得功而死，死无悔!得名而死，死无悔!得义而死，死无悔! 得知己而死，死无悔! 死固无难，恨未得死所耳。今天子蒙尘，苍生鼎沸，典午兴亡，卜在深源一人耳。厚兄弟用甘一死，以售功、售名、售义、售知己。故比见阁下，以求其所也。(《夹漈遗稿》卷三《与景韦兄投宇文枢密书》)

字里行间充满了为功名、大义的献身精神。可惜的是，郑樵兄弟的愿望未能实现，更可惜的是，宋作为失败者，将淮河以北大片领土归属了金朝，连京城汴梁都成了金朝的南京，宋高宗只好避居杭州，更名临安，成了宋的都城。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宋朝臣民的故国乔木之思，《东京梦华录》等著述，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不过，文字毕竟是文字，不如《宋朝宫阙图》、《汴京图》等来得更直观。值得注意的是，《图谱略》首先著录的恰是这些宋宫阙图之类，其用意是不难理解的。这也应该是郑樵为什么要立《图谱略》原因之一。

从实际情况看，图和文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特别是图的直观作用，是文字很难取代的，因此，郑樵重视图的著录和流传显然是很有必要，也是很有意义的。

至于谱，则是文字表述的一种体裁，谱在一定的程度上把文字的表达与图表的直观结合了起来，对叙世系，年谱等都有很好的效果。魏晋南北朝时，注重门第，因而谱学兴盛。但“自唐末之乱，士族亡其家谱，今虽显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谱学由是而废绝。”这是欧阳修在《欧阳氏谱图序》中说的话，说明谱学在北宋时已经衰微。但自吕大防于元丰间写了《韩文公集年谱》、《杜工部年谱》，又把谱学引入了学术研究领域，谱学又以年谱这种形式再度兴起。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目录》，也是采用的谱表形式，以后刘恕的《疑年》、《略年》相继而出，都说明北宋后期谱表这种形式又开始在学术界勃兴，郑樵重视图谱，亦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金石学是宋代兴盛起来的一门科学。近代大师王国维说：“古器之出，盖无代而蔑有。隋唐以前，其出于郡国山川者虽颇见于史，然以识之者寡，而记之者复不详，故其文之略存于今者，唯美阳、仲山父二鼎与秦权莽量而已。赵宋以后，古器物愈出，秘阁太常既多藏器，士大夫如刘原父 (恕)、欧阳永叔(修)辈亦复搜罗古器、征求墨本;复有杨南仲辈为之考释，古文之学勃焉中兴。伯时与叔复图而释之，政宣之间流风益煽，《籀史》所载著录金文之书至三十余家，南渡后诸家之书犹多不与焉，可谓盛矣。”(《宋代金文著录表序》)金石是一种特殊文献，也就是其本身是带有文物价值的文献。郑樵十分重视这种文献，他以为“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面貌”。(《金石略·序》) 又说：

今之方册所传者，已经数千万传之后，其去亲承之道远矣。惟有金石，所以垂不朽，今列而为略，庶几式瞻之道犹存焉。且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此道后学安得而舍诸 (同上)

这里，郑樵强调了具有文物价值的金石文献有方册不可比拟的特点。首先，方册在流传过程中不能不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讹误，而金石则大都是原物或原物拓本，没有或少有方册在流传过程中所造成的那些弊病。其次，方册是古人的“语言”，只闻声，不见其形，而金石文献则大都是古人原作，时代风貌具存。真可谓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而这正是金石文献的独家特点。

由于金石文献大部分同时又是文物，因此，它不是《艺文略》所完全包容得了的，因此《艺文略》不能著录器物、碑刻或造像等等。换言之，《艺术略》只著录“书”，而不著录书以外的文献。但是，金石文献又是极其珍贵的文献，如果说在宋以前，人们对这些文献的价值认识还有不足的话，那么宋人已完全认识了这些文献的价值，并开始大规模地临摹、著录、评论、考释这些文献，以至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即金石学。郑樵《金石略》的创立，敏锐地反映了这一事实，这是难能可贵的。

最后，我们还不能不提及，靖康之变以后，宋金划淮为界，不仅宋都汴京的大批金石收藏被金人席卷而北，而且，尤其为历代皇帝珍视的泰山及其山上的石刻，也都落入了金人之手。至于宋金石家的个人收藏，也因颠沛流离，损失惨重。因此，《金石略》的编撰，便不能不另有深意了。

郑樵的《通志》，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纪传体通史，但它的主要成就在于其中的“二十略”。宋末元初，《通志二十略》首先被单独刊行，很反映了人们对这一书的基本看法。当然，这不是说其纪传部分毫无价值，事实上，郑樵对正史史文的任何损益，都可反映出他对历史的看法，都是很有价值的。只是这些纪传文字，毕竟主要因袭旧史史文，故不大被人看重罢了。退一步说，即便 《通志》纪传部分的史文价值不大，但其体现出来的“会通”思想，也是在史学史上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的。

“东乡武术” 虽然在全国武林中没有另立门户，确也曾响当当的威震八皖。它的源流何在，有什么地方特色，何以能自成一家具有神威的魅力？

从枞阳周家潭章、周大姓的家谱中，才可以找到这个武术系统的蛛丝马迹。据周潭镇永兴村《鹞石周氏宗谱》记载，其祖“文一讳仕龙，生失考。省考中解元，有名登龙虎榜。文武双全，学博渊源，精通子史，更懂汉字五音之学。武有三十六翻身，七十二变化之妙术。宋季附籍桐城县清净乡杨都湖上鹞石山下，设教馆授生徒，而四方远近者争师之。”“清净乡”即宋、元、明、清时期桐城东乡的称谓，“杨都湖”即今天周潭镇和陈瑶湖镇境内的陈瑶湖、枫沙湖水系。由此可见，周氏早在宋代就迁移到枞阳县周潭镇，并成为东乡武术起源流派之一。据章氏族谱所载，章姓始祖可追溯到秦朝大将章邯。唐朝的先祖为仔钧公，系名将，有15个儿子，他的后代有一支迁至安徽泾县，宋时也出过一些武官，元朝时泾县章家天武、天禄兄弟迁来周潭乡大山（原名发洪山）定居。在大山繁衍的后代有武艺高手，如章慕斌，就是清嘉庆甲子科第二名武举人。章氏祖传的武艺，原属福建少林门派。（因先祖也曾在福建蒲城住过）

约在明朝前期，周氏第三世祖与章家联姻，周姓武术又掺入河南少林、湖北武当的套路，所以在明末时萌芽的“东乡武术”，已是南拳北腿的混合流派。它既有南拳“拳打卧牛之地”的步伐稳健、刚劲有力的特点，又有北派拳的跌打滚翻，以腿功见长的风格。它以中低架势为主，低盘为多。步型以马弓步和震脚为多。它以刚劲为主，出手快捷、灵活多变，勇猛凶悍为特色。

“东乡武术”形成后主要用于防卫守土，注重实用，不搞花架子。因为习武者都是农家子弟，除了上百种的拳路套数，十八般武器外，他们还结合农家生产工具，甚至日常生活用品，使之由非武器而化为武艺。我读初中时，有一些东乡同学，几乎都在原籍学过武术，其中有一种叫“板凳花”的套路，真是闻所未闻。它教你坐在长条木板凳时，遇到战斗需要时，立记得转身用两手紧握板凳腿，举起一条板凳便成了武器，只见上下翻腾，左右抵挡，就变出不少攻防的架式来。这便是板凳花。

干农活用的钉耙、扁担、叉子，都被精通武术者设计了武艺动作，成为套路。也是幼小时，还听说一位农家拳的高手发明了用半个钉耙战斗的狠招，他名字即称某半耙。武侠影视中乾隆爷以纸扇做武器，出神入鬼，东乡的神手们以干活擦汗的大毛巾也能甩出攻防的招数，可惜金庸之辈还是没有看过或听说我们东乡拳的活学活用还有那么多他们想像不到的神奇。

“东乡武术”还有不少神奇、神秘的“功”法，如轻功，“贴壁挂画”即是其中的一种。另有“二龙戏珠”、点穴法、铁砂掌、硬功等都是最难学的。在三十六教头中，都或多或少各有所长地掌握了不同的奇功绝技，可惜这些“功”都无文字传承下来，加上过去我国古代习武练功历来有“家传不外传”、“传媳不传姑”的规矩，所以它们几乎全都失传了。

今天，我们重温祖国武化遗产，主要为了自卫、健身，也可对现代反恐擒拿，武装侦察的技艺中注入古典武艺精华的有益元素，使其重放光芒。这也是一种实用的“古为今用”吧！

东乡武术 简介

渊源

据周潭镇永兴村《鹞石周氏宗谱》记载，其祖“文一讳仕龙，生失考。省考中解元，有名登龙虎榜。文武双全，学博渊源，精通子史，更懂汉字五音之学。武有三十六翻身，七十二变化之妙术。宋季附籍桐城县清净乡杨都湖上鹞石山下，设教馆授生徒，而四方远近者争师之。”“清净乡”即宋、元、明、清时期桐城东乡的称谓，“杨都湖”即今天周潭镇和陈瑶湖镇境内的陈瑶湖、枫沙湖水系。由此可见，周氏早在宋代就迁移到枞阳县周潭镇，成为东乡武术起源流派之一。据《章氏族谱》记载，元代，有天武、天禄兄弟二人迁周潭定居，并带来福建的南少林武功。此后，经周、章两大家族世代扩散融合，习武之风不断，到了清初，以周潭为中心，周围50里的居民都争相习武，习武之风遍及整个东乡，形成了“东乡武术”。

特点

东乡武术发展巅峰时期，定居在周潭镇永兴、大山、彭桥、七井、施湾、吴桥等村的周、章、陆、邓、谢、王、汪、吴这几个家族，男女老少嗜武成性，家家备有刀枪棍棒，奇拳怪招，高手如云。

东乡武术融“南拳北腿”于一体，特别注重功法，拳械术套路虽不多，但比较复杂，善于破解对方阵式和路数，拆招散打，攻防合一。

明清之际，东乡武术南北拳种包容兼收，在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中，又创出了许多新拳种，举手投足都能显现高深的功力，普通的生产生活工具都能当兵器，譬如：拳术中的三掌、三踏、三炮、双盖、摸刀鱼、甩菜瓜、奤子走路、走趟对打等，器械中的半耙、铁尺、板凳花、扁担花、手巾花等等。

东乡武术主要以低盘架势为主，走趟田字形、一字形为多。步型以马弓步和震脚为多，辗转幅度小，正所谓拳打卧牛之地、棍探龙潭虎穴。肢体动作以拳、掌、肘、上肢动作为主。劲力刚猛，行拳迅速，灵活多变。看似朴实无华，但精妙绝伦，往往能一招制敌，出手便是绝杀，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因此，东乡流传着“畈畈有好田，村村有好拳”的谚语，由此可窥一斑。

在称霸文坛三百年的桐城派故里安庆市枞阳县(原属桐城)，也有着习武的风气，当地有句俗话“文不过南乡，武不过东乡”。在2013年中国体育文化·体育旅游博览会上，来自该县的“东乡武术”，被评为首批“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推广项目”。 11月12日，记者专程来到东乡武术的发源地枞阳县周潭镇探访，发现曾经名满江湖的东乡武术，正面临失传的困境，亟需保护。

习武之风犹存

娃们体育课上学武术

　　老校长章友武同时也是东乡武术的传承人，他告诉记者东乡武术已经作为彭桥小学体育课的内容之一。　素有“武术之乡”美誉的周潭镇是东乡武术的发源地。 13年11月12日下午4点半，正值放学时间，该镇彭桥小学操场上老校长章友武正冒着细雨义务教授学生东乡武术。有近20名小“功夫迷”，都是3年级以上的学生。

走在周潭镇，你无处不感受到当地的习武之风，家家有刀枪棍棒，上了年纪的老人，不分男女大都会耍几拳。在该镇大山村，文化墙上印着拳谱。在习武堂，还有一把有上百年历史的关公刀，系清朝武举人章慕斌马上兵器。

老翁三顾茅庐学绝技

69岁的章根苗是东乡武术首席传承人。这几天他都在忙活着一件事——拜师学艺。

章根苗告诉记者，他正想学的是“毛巾花”，这是一种用毛巾作为武器的功夫，只有村里82岁的章老先生会，但他还保留着过去老拳师的传统，无缘不教拳，“我现在一有空就到他家串门，记不清去了多少次，我相信功夫不负有心人。 ”

据章根苗介绍，东乡武术有三十多种套路，现今只剩下约20种套路了，很多绝学已经失传。

谱牒学·谱牒学的形成和发展·宋元明清时期的谱学

宋代以后的谱牒学发生的变化，正如清人钱大昕所说：“五季之乱，谱牒散失，至宋而私谱盛行，朝廷不复过而问焉” ( 《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二，《郡望》)，亦即官府主持修谱之事已不多见，而以一家一族修纂“私家之谱”为主。宋代族谱，以欧阳修、苏洵两家最有影响。苏洵《嘉祐集》载有《谱例》、《苏氏族谱》、《族谱后录》、《大宗谱法》、《苏氏族谱亭记》等篇，论述了谱学的起源、发展与衰落，从理论上提出了族谱的编修方法。欧、苏家谱体例重在图表的创新，都属五世则迁的小宗谱法。每图只谱五世，即上自高祖，下至玄孙。五世以后，格尽另起。格式上，欧体是横行的，每图五栏;苏体是上下直行的，每图列五世。后人多以欧、苏谱例为法式编纂族谱。

宋代的其他一些学者也很重视谱牒。王尧臣《崇文总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都设有谱牒类。郑樵撰《通志》，首著《氏族略》，对谱牒之学颇有创见。他还在《通志·艺文略》中，将史部分为十三类，谱系为其中之一;又把谱系细分为帝系、皇族、总谱、韵谱、郡谱、家谱六种，共著录了一百七十部，二千四百多卷。从而对谱牒进行了一次较为系统的整理和编目，对后世著录谱牒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宋代，还产生了一种新的谱牒体裁——年谱，是按年月专门记载某一个人生平事迹的谱籍。被写的人物即为谱主，他们大多为著名的政治家或学者。流传至今的较早的年谱有吕大防《杜甫年谱》、《韩吏部文公集年谱》等。年谱的出现，为谱牒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同时它还具有相当的史学价值。此后，编制年谱之风日盛，尤其以清朝乾嘉时代最为突出。

元代的家谱同宋代一样，仍以敬宗收族为目的。从大量保存于元人文集中的谱序可以窥见当时家谱的一些情况，在体例上变化不大，在内容上虽在生卒、继承、劝诫方面体现了一定的伦理和宗法要求，但远不如后世的族谱那样严格讲求宗法和伦理，这同元代族谱与政治的关系密切有关。

到了明代，修立家谱的宗旨已演变为以强调“三纲五常”的伦理为主。欧、苏体例得到突破性的发展，记事范围扩大，而且大量出现把分布于各地的同族各宗支统贯于一谱的宗谱，即统宗世谱。如弘治十四年(1501)编修的《新安黄氏统谱》记载了新安支出的二十五个支派谱系。此外，明代家谱功能的强化还体现在族权的形成。明代较著名的谱学家有方孝孺、吴沈、解缙、李日华、凌迪知等。吴沈于洪武初年任翰林院编修，曾奉旨撰《千家姓》。李日华撰有《姓氏谱纂》七卷，凌迪知撰《历代帝王姓氏统谱》六卷、《姓氏博考》十四卷、《万姓统谱》一百四十卷。

清朝开国后，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造成社会学术风气大变，谱学在学术发展上的地位受到影响。 曾一度下令删改家谱之僭妄字句，以致官修《四库全书》和清遗老赵尔巽主修《清史稿》，均不在史部下明立谱系一门。尽管如此，民间修谱之风仍很浓厚，这从现存的大量清代谱牒可以得到证明。同时，一些学者对谱学也颇有研究。

为了坚持修谱，一些大姓名族制订了修谱条规。如乾隆甲子年(1174)，曲阜孔氏所订修谱条规达三十四条，规定家谱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修谱时，要开馆，祭祀祖先，颁发格册;严防假冒，如有干名犯义者不得滥入谱牒等等。同时，还颁布了《修谱榜示》、《修谱凡例》等。

清代学者重视史学与谱学的关系，作为谱牒组成部分的“表”，得到很大发展。学者们重视史表的作用，将二十四史中无表者一一补齐，对前人所作之表进行校正、考释。并扩大了表的范围，可表人、表事、表时、表地。著名史学家章学诚论述史表的作用时认为：“人表者，《春秋》谱历之遗，而类聚名姓之品目也。人表入于史表，则人分类例，而列传不必曲折求备，列传繁文既省，则事之端委易究，而马、班婉约成章之家学可牵而复也”，因此，“欲使文省事明，非复人表不可，而人表实为治经业史之要册”(《文史通义》外篇二《史姓韵篇序》)。由于史家的倡导和实践，史表的作用得以充分施展，从而强化了谱牒学在史学中的功能。史家们还将谱牒视为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邵晋涵认为：“家修谱牒，能使体例精核，未始不列于著作之林，而世家之谱，更有裨于掌故”(《南汇文钞》卷六，《涞水方氏家谱序》)。章学诚则直接把谱学视为史学的支流，他说：“余惟谱历之学，仿于《周官》，所以奠系属，分经纬。太史公集《尚书》世纪，为《三代世表》，其遗法也。魏晋以还，家谱图牒，与状述传志，相为经纬，盖亦史部支流，用备一家之书而已”(《章氏遗书》卷二十一，《刘忠介公年谱序》)。因此，他在编纂 《史籍考》一书时，将谱牒立为一大部类“谱牒部”，下分专家、总类、年谱、别谱四类。

同时，一些学者还很关注谱学与方志学的关系。如章学诚积极主张地方志书应该记载州县士族大姓及其世系，“谱牒之书，藏之于家，易于散乱，尽入国史，又惧繁多。是则方志之书，考定成篇，可以领诸家之总，而备国史之要删，亦载笔之不可不知所务者也”(《和州志·氏族表》)。又在《湖北通志检存稿·望族表叙》 中总结了地方志书著录谱牒的 “十便”。他主修的《永清县志》、《和州志》和《湖北通志》等，均设有“氏族表”，专门记载州县地方的大姓谱系。这一作法，对其他一些志书的编纂产生了影响。

另一位在谱学研究上较有造诣的学者是朱次琦。他的谱学著述今仅存两篇，即《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序》和《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序例》。他在《序例》中自述了该谱的分目情况：“有世系支派，然后诸谱中讳字有可稽，昭穆有可考，故首立《宗支谱》;氏族、书第、门阀，有自来矣，故《恩荣谱》次之;谱所以明孝爱，作一本之思也，故《祠宇谱》、《坟茔谱》次之; 谱所以守文献，备一家之故也，故 《艺文谱》、《家传谱》次之;其余遗闻逸事，不列于诸谱者，散碎爬罗，亦述家风修世禄者所不废，故以《杂录谱》终之也。”朱氏《序例》是融合前人成法的总结性表述，堪称清人族谱体例较完备的代表。

[诸葛亮家谱]和兰溪《诸葛氏宗谱》。

当今比较通行的[诸葛亮家谱]（或称为[诸葛氏族谱]、[诸葛氏宗谱]），几乎都来源于1983年10月由湖北省南漳县印刷厂印刷出版的[诸葛亮与三国]第一辑（或有更早本）。如下所示（简表）：

1、诸葛丰（《汉书诸葛丰传》）

2、诸葛硅--章氏（《诸葛忠武侯文集诸葛氏谱》）：三子二女

　3、诸葛谨--诸葛谨妾：三子

　　　 4、诸葛恪：三子

　　　　　　5、诸葛绰

　　　　　　5、诸葛竦

　　　　　　5、诸葛建

　　　 4、诸葛乔：一子

　　　　　　5、诸葛攀：一子

　　　　　　　　 6、诸葛显

　　　 4、诸葛融：三子佚名

　3、诸葛亮大姊--蒯祺(《襄田府志》）　

　3、诸葛亮小姊--庞山民(《诸葛忠武侯文集故事卷一·襄阳记》)

　3、诸葛亮--黄氏：二子一女

　　　 4、诸葛瞻：三子

　　　　　　5、诸葛尚

　　　　　　5、诸葛京

　　　　　　5、诸葛质(《诸葛忠武侯文集故事卷一。杂记》)

　　　 4、诸葛怀(《诸葛忠武侯文集故事卷一·朝真观记》)

　　　 4、诸葛果(《诸葛忠武侯文集故事卷一，朝真观记》)

　3、诸葛均--林氏((诸葛忠武侯文集故事卷一·诸葛氏谱》)：一子

　　　 4、诸葛望

2、诸葛玄

2、诸葛：一子

　3、诸葛诞：一子

　　　 4、诸葛靓：二子

　　　　　　5、诸葛颐

　　　　　　5、诸葛恢　

兰溪诸葛村《诸葛氏宗谱》，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第二十七世孙诸葛大狮于元至元、至正年间（1340年前后）迁民高隆（今兰溪诸葛村）。谱载祖传《戒子书》、《高隆八景诗》等。

兰溪诸葛氏宗谱

[诸葛村]　高隆诸葛氏宗谱

主 修　诸葛佐清等

宗族堂名 大公堂

版 本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大公堂第十五次重修，木活字本。本谱始修于南宋初年，此为第十五次修，世系修录至第五十四世，排行字为：容。

载体形态　共二十卷，计三十九册，线装本

卷目内容　卷一：谱序、敕、书、阳居图、墓图、诗文；卷二至卷二十：世系图等。

始 祖　（东汉）诸葛圭；诸葛青，北宋天禧二年（1018年），由寿昌县（今属建德）迁徙兰溪西乡砚山下定居

始 迁 祖　诸葛大狮，字威公，行宁五（诸葛青后之六世），元代时，由兰溪西乡砚山下迁居本县高隆（今诸葛村）

排 行 字　仍兴宁祥瑞 安原富贵昌 忠肃严恭懿 宣和德裕彰 聪明通睿智

文理敬容庄　孝友敦信睦 仁慈正伦常 咸恒开鼎晋 纯粹美贤良

俭让崇宽厚 谦尊茂泰方　亨贞嘉敏行 钦慎发荣康 恺惠成蕃秀

英华永庆襄

本支名人　（元）诸葛大狮 （明）广东参议诸葛伯衡 （明）弄笠给事中诸葛岘

（清）山西怀仁县知县诸葛提 药商诸葛韵笙

珍贵史料　民国三十六年陈果夫《宗谱序》（汉）诸葛亮《戒子书》诸葛亮生卒年月《高隆族居之图》《祠记》

备　注　本谱现存二部，兰溪市博物馆所藏为人字号，官字号一部藏金华白竹村

收藏者　兰溪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