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湖北麻城孝感乡程氏入川

栏目:资讯发布:2023-10-18浏览:2收藏

关于湖北麻城孝感乡程氏入川,第1张

“自古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湖广填四川,历史上有两次,一次明初,一次明末清初。当年,因朱元章和陈友谅在鄱阳湖一带的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发生激战,导致很多人因战乱而迁徙,就有很多人往西迁徙,当时很多江西人往西到了湖北,也有到四川的。不过,在明末清初时有湖广填四川,也有很多人是当时迁徙去四川的。显然,您们不是。您们是在朱元章建立大明朝时迁徙的,那时,西南没有完全统一,西南的少数民族都有很多割据政权,再加上元朝的残余势力在西南,因四川地广人稀,就从湖北迁徙很多人到了四川,发展西南,镇守西南,最终统一西南。

麻城程氏主要分布在原麻城孝感乡(今麻城市中馆驿镇和宋埠镇、铁门乡等)一带,可以到此寻根问祖啊。

揭开两座朱升墓之谜

——谜团重重的朱升父子身后事(之四)

朱升是在洪武二年(1368)请老归山回石门,因患肺病,二年后(1370)死于石门家中。

但他的坟墓却落在江苏省盐城市,这是朱氏后裔集资建的朱升墓。墓碑记载“洪武二年,升以年迈和祭扫祖茔为由,辞官退隐。偕夫人涉江沂淮抵东海,转至西溪胥宇,筑室于南龙港。次年病逝,葬于盐城南龙港文曲沟,享年72岁。”

从朱升的《枫林集》和朱同的《覆瓿集》,梳理出朱升逝世前后的生活轨迹,可以确认,朱升的最后岁月是在石门度过的,盐城的记载是有误的。

至少,现在有根据的只是朱升的七世孙朱从馨墓落在盐城,他卒于明弘治十七年(1504)十二月(有出土文物为据)。

从朱升去世的1370年到七世孙朱从馨去世的1504年,相隔134年,(平均一代19年,符合徽州世系特征)。

朱升死后为什么先葬汊口后改葬詹田

朱升墓到底在哪里?

古代徽州人有个风俗,过了六十,就得准备自己的棺木和坟地了。朱升早就为自己准备了墓地,那就是詹田。

《朱枫林集》里的有首朱升写的五律《得詹田佳城》:

朱升的墓址肯定是请风水先生(他自己就是这方面的专家)勘察选定的,这首诗没有注明时间,但从“海内风尘息”可知,当时朱元璋已控制大局,国内形势趋于稳定。从诗中“亲朋何用哭,含笑入黄泉”,可以看出,朱升对人的生老病死规律淡然面对。

但是,朱升死后没有立即入土詹田,据弘治《徽州府志》是葬“在汊口,后改葬詹田”。

仔细看《安徽省地图册(2011年版)》,发现休宁县有个汊口乡,距石门有20公里左右;而石门附近也有个汊口,是个自然村。距石门仅2公里左右。

显然,朱升墓先是葬在离石门附近的汊口村,而不会葬在离石门40里左右的休宁汊口乡。

我查了从明嘉靖到民国歙县区划,在民国《歙县志》中,石门、汊口、占田均属二十五都,占田即詹田,据《康熙字典》,詹“又通作瞻”“又与占通”。

当时为什么没有归葬朱升选定的风水宝地詹田而先葬汊口?从朱同的文章中可解开此谜。朱同在《卒哭祭先考文》中说:

呜呼哀哉!流光迅速,节序变迁,卒哭在临,重増崩溃。按礼三月而葬,今不能遵者,泥乎葬书隂阳拘忌之说,此固先考平生之所留心者,不能破其惑也。

古代汉族的丧礼仪式是很讲究的:孝子自父母去世至出殡,哭不绝声;殡后思及父母即哭,不择时间,称“无时之哭”。”卒“即终止,”卒哭“祭为终止“无时之哭”的祭礼,自此改为朝夕各一次哭奠,称“有时之哭”。

按周代礼制,士三月而葬(大殓后须停柩待葬,为时三月),自葬日开始接连举行三次虞祭,”卒哭祭“举行在第三次虞祭后的一个刚日(天干纪日法,甲丙戊庚壬日为刚日,乙丁己辛癸日为柔日)。此时距始死约百日。后世,民间的“百日祭”即源于“卒哭”礼。

朱同这段话的意思大致是:”卒哭“祭马上要到了,按古礼,应大殓后须停柩待葬,为时三月,但现在不能遵守这一规定,因为葬书上有隂阳拘忌的禁忌,必须回避这个日子(朱升是十二月去世)。而阴阳之说是朱升平时研究最深的学问之一,因此只有按照朱升所信奉的学说,提前”急葬“(急葬谓家贫或以他故不得待三月,死后即葬者)。

既然是急葬,就没有更多的准备时间,所以临时葬在汊口,以后选定吉日,重新安葬在风水宝地詹田。

这应当是朱升先葬汊口后改葬詹田的原因。

詹田在哪里?

詹田地处休歙交界处,现在地图上没有詹田,只有旃田。詹与旃、占读音均为zhān,是同音字。

从詹田到旃田有个地名变迁的过程,嘉靖《徽州府志》记载歙县二十五都有6图8村,其中有就旃田、石门、黄墩等。

到了清顺治《歙县都图全载》中,二十五都一图有石门、詹田等,旃田变成了詹田;

到了清乾隆,二十五都6图19村仍有石门村,没有了詹田村(可能合并了),新增了汊口村。

到了清道光,二十五都6图44村,又增加了占田村,詹田又变成了占田;

到了民国,二十五都6图40村,有石门、占田、南溪南、篁墩等,又增加了石坦、乔亭、呈田、汊口等村。

到了2005年,王村镇有旃田村,石门乡有石门村,解放前二十五都的旃田、石门两村分属两个乡镇,一直维持到现在。而汊口村并到其它村了,但地图上还有。

由此可知,詹田、旃田、占田、汊口、石门都是明朝二十五都的范围内,和志书上记载朱升的墓葬地有关。

盐城为什么有朱升墓?

问题说到现在,已经基本弄清楚了,朱升墓就是先在汊口后迁到詹田,也就是现在的歙县王村镇旃田村。

朱升去世后,朱同到京都任职,洪武十八年(1385),受户部侍郎郭桓案牵连,冤死狱中,这一年,他才46岁。

我原来认为,朱同死后,他的子女会离开石门逃避他乡,有可能逃到盐城。但后来读了范涞的文章,感到问题不是如此。

范涞(1538-1617)即范晞阳,休宁人,万历进士,官至浙江右布政使,转福建左布政使。

万历四十四年(1616),距离朱升去世246年,七十九岁的范涞“过榆村,乃偕程氏姻友,由深麓逶迤三十里,抵石门”,见到了朱的裔孙朱时新、朱时登、朱庆登(有版本名字不同),“因获展拜先生遗象像,阅所藏谱画图籍,挹芳撷华,师资自幸,而龙飞首顾,扁(匾)御书‘梅花初月’大字,千载如新。”

这份资料太珍贵了。按年代算,朱时新等人大约是朱升的十三世孙了,仍在石门生活,虔诚地坚守着祖茔,保存着朱升的遗像遗物,甚至朱元璋题写的“梅花初月”的匾额仍保存如新。

而据盐城挖掘的出土文物,早在明弘治十七年(1504),朱升的七世孙朱从馨已葬在盐城。这说明,朱升的后代有部分早已离开石门外出谋生。

经过梳理,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

一、朱同18岁娶妻,朱升在世时,已有孙子。朱同冤案是受贪污案牵连,不是谋反案,不至于像李善长那样祸及九族,殃及子孙。所以,朱同的子孙仍然在石门平安生活。

二、朱升尽管去世多年,但光辉永存,历代都有来石门祭拜的官员和文人,《朱枫林集》里有不少这样的祭文。如洪武四年(1371),镇国上将军驸马都尉王克恭来新安“旌旗朝麾,夕驻石门”,致祭于故翰林大学士朱公之灵;洪武四年,门生黄枢偕弟权等、正德十三年(1518),翰林修撰唐皋(歙县岩镇人,正德间状元)也先后前来祭奠,留下祭文。一直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距离朱升去世246年,致仕的福建左布政使范涞仍来石门凭吊。说明,人们对朱升的追思之情从未间断。而朱升的后代仍有人坚守祖茔和老屋供人凭吊。

三、随着时光流逝,朱同的子孙繁衍,那点薄田茶山难以养活众多的人丁,有部分朱氏子孙离开大山,或读书入仕,或经商求生。

我看了一些徽商史料,从成化、弘治开始,已有一些徽州人远走他乡谋生,这是徽商的先行者,这些人最早介入盐业。研究徽州一些家谱得知,安徽歙县詹田上坦的程氏,就有人在成化年间始迁外地,后裔后来辗转又到福建经商。

朱升的七世孙朱从馨是葬在盐城。而盐城从西汉建立盐渎县(渎是运盐之河),当时这里遍地是煮盐亭。“环城皆盐场”,这里是东南沿海重要盐业中心。

朱从馨的的先祖也许也在成化年间外出谋生,落脚在盐城经商,成了第一批徽州盐商。 “偕夫人涉江沂淮抵东海,转至西溪胥宇,筑室于南龙港”,这段家谱的记载应当是朱从馨先祖的活动轨迹,但绝对不是朱升。因为,年老多病的朱升夫妇两老经不起这样折腾,也不会抛开家乡的祖茔和子孙而顾自己躲命。 朱从馨的祖上离开石门时,也许带走了朱升的部分遗物,如衣帽等,作为纪念。到了异乡,他们将这些衣冠埋葬,作为朱升的衣冠冢,以示纪念。以便在清明等节日,后辈进行祭奠。

衣冠冢,是古代一个常见而重要的纪念方式,始于黄帝。《汉书•郊祀志上》:“上(汉武帝)曰:‘吾闻黄帝不死,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以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史记》就有衣冠冢的记载。

杨贵妃衣冠冢在长安,史可法衣冠墓位于安徽省六安市三十铺镇,杨敬、袁崇焕、孙中山等许多名有都有衣冠冢。祁门古英雄梅鋗一说葬在祁门,一说葬于今江西余干县梅港。两处都记载有墓。有种说法,梅的遗体葬在梅港,墓(也许是衣冠冢)在祁门县城南郊悟法寺。连《大清一统志》也支持这种说法。

有一点是肯定的,朱升死在徽州石门,遗体葬在旃田。

至于盐城的墓,如果真有此事,那只能是个衣冠冢,但不能说它是假墓。

衣冠冢也是后人祭奠的神圣之地,我们感谢盐城人民对朱升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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