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与中国通婚有哪些
朝鲜(韩国)姓氏的由来及其与中国之关系
朝鲜的姓氏除了“朴”之类的以外,有大量姓与中国相同,比如“李”、“张”等等。虽然有联系,但是这些姓和中国的联系并不太大。朝鲜人的汉姓大都是出于仰慕中原的心理自己改的,但是有少数是中土汉人迁徙过去保留原姓氏的。朝鲜族中的汉人后裔估计在千万以上,打上“韩国 寻根”搜索一下,就可查到许多韩国的名人、望族来中国寻根的信息。
在中国历史上也有皇帝赐姓外族人的事例。但是并没有赐姓给朝鲜。朝鲜的姓氏是继承中国的姓氏,他们有的我们也有。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是因为现在的朝鲜文字是在朝鲜李氏王朝世宗时期发明的,在发明朝鲜文字前朝鲜人用的是汉字,而且即使在朝鲜文字发明后也没有广泛应用,氏族子弟在朝鲜李氏王朝统治时期仍然大部分在学汉字。直到现在的朝鲜和韩国建立后才大规模推广。
比如,金姓有几个来源,第一来自新罗国王金阏智,第二来自伽耶国王金首露。朴姓来自新罗国王始祖朴赫居世(新罗国王虽然是同一家族,却有朴、金两个姓)。这两个姓都属于来自神话传说的姓氏。济州岛的高、夫、梁三姓也来自神话传说。百济国王扶余氏和高句丽国王高氏是自己起姓。
还有一些姓氏是古代中国皇帝或者韩半岛三国国王赐姓(比如新罗国王赐的金海许氏、中国皇帝赐的甘泉文氏)、自己创氏改姓(高丽灭亡后,王氏王族纷纷改姓玉、全、田等)。百济义慈王之子扶余隆在亡国后去中国唐朝学习,被唐高宗赐姓曰徐。新罗第三代儒理王在将全国划分为6个部落后,给每个部落的酋长都赐姓,比如俱礼马赐姓为孙,苏伐都利赐姓为崔等等。
还有国王给“乱民”起侮辱性的姓,比如高丽太祖给百济遗民起的牛、马、象(后改为尚)、獐(后改为张)、豚(后改为顿)等姓氏。还有一些来源不详的古代姓氏,比如从箕子朝鲜传下来的鲜于、徐,辰韩传下来的苏姓,百济时的“八大姓”——沙、燕、解、国、真、苗等。
有些朝鲜古姓和中国传来的姓重复,但其“本贯”(祖籍地)不同。从中国传入朝鲜的主要姓氏有张(元朝公主陪嫁人员)、孔(明末曲阜孔氏渡海避难)、闵(始祖为宋朝使臣闵称道)、印(晋朝使臣印瑞)、左(元朝驻耽罗岛牧马官左亨苏)、朱(南宋末期前往高丽避难的朱熹之孙朱潜后裔)、明、升(明初被流放的明玉珍之子明升后裔)、杜(北宋真宗时因逃避迫害的兵部尚书杜庆宁后裔)等等。
还有些姓氏,虽然在朝鲜有相同的姓氏,但始祖不同,比如李氏,既有新罗时期、高丽时期自己“创氏”或者被赐姓的(比如全州李氏、公州李氏、仁川李氏),也有从中国传入的,比如唐朝援新罗将领李茂(延安李氏始祖)的后裔、西汉文人李般第24代孙李璜(固城李氏始祖)、高丽开国功臣中国元朝人李之兰(青海李氏始祖)、陇西人、汉乐浪太守李震(安岳李氏始祖)等。
韩国人口最多的金、朴、李、崔、郑五大姓中,金氏可考的106个本贯、朴氏的70多个本贯、崔氏43个本贯,全为本土起源,没有从中国传过去的相同姓氏。李氏109个本贯中,大约有30多个是从中国传入的。郑氏35个本贯中,只有瑞山郑氏、琅琊郑氏两个本贯的始祖来自中国。
朝鲜和韩国的安、卞、边、蔡、曹、陈、池、丁、范、方、房、洪、蒋、吉、康、孔、廉、卢、明、南、潘、千、秦、秋、任、沈、慎、石、宋、魏、阎、严、杨、殷、印、禹、朱等姓氏完全来自汉唐直至明朝时期的中国,有完整的家谱文献可以佐证。林、鲁、柳、车、罗、吕、南宫、芮、王、吴等姓氏则在族谱中相传始祖是商周战国秦汉时代进入朝鲜的中国人。
韩国和朝鲜法律都规定同姓不能通婚,但是具体情况不同。同姓、相同本贯,或者不同本贯但源自同一始祖的情况下不能通婚。分以下几种情况:
一、同族、同姓、同本,绝对禁止通婚,比如全州李氏和全州李氏之间,安东金氏和安东金氏之间。即使和外国的同族通婚也不可以,比如说虽然早已出了五服,但是韩国曲阜孔氏和中国曲阜孔氏间也是绝对禁止通婚的。
二、异族、同姓、同本,比如南阳洪氏分“唐洪”和“土洪”,“唐洪”始祖为唐朝时前往新罗定居的洪殷悦,“土洪”始祖为朝鲜土著洪先幸,则这两族之间可以通婚。
三、同族、同姓、异本,比如江陵金氏和光州金氏,其始祖、本贯都不同,但其远古祖先都是金阏智,因此以不通婚为好。还有一种情况是绝对禁止通婚的,即始祖下面出现异地的分支,比如宝城吴氏始祖是高丽时期因抗击元军被封为宝城君的吴贤弼,长兴吴氏的始祖吴天佑是吴贤弼第六世孙吴思忠的次子,因此这两族之间是绝对禁止通婚的。
四、异族、同姓、异本,这种情况在大姓中出现,比如金海金氏和江陵金氏之间,远古始祖一个是首露王,一个是金阏智,相互间无血缘关系,不影响通婚。
五、同族、异姓、同本,比如金海金氏和金海许氏,始祖都是首露王,因此禁止通婚。
六、同族、异姓、异本,比如西蜀明氏和昌平升氏,始祖都是明朝初年流放到朝鲜的明玉珍之子明升,因此也禁止通婚。
李恪出身贵胄,父、母双亲皆出自隋、唐皇族帝裔:
父系:曾曾祖父是西魏开国功勋、八大柱国之一的太尉、唐国公李虎 ,曾祖父是北周御史大夫、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唐国公李昞,其祖父是唐朝的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其父是一代圣主唐太宗皇帝李世民。
母系:外曾曾祖父是西魏开国功勋、十二大将军之一的随国公李杨忠,外曾祖父是隋朝的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其外祖父是隋炀帝杨广;
其曾祖母与外曾祖母都是西魏八大柱国之一、大司马、卫国公、三朝国丈独孤信 之女,曾祖母系独孤信第四女,外曾祖母系独孤信第七女隋朝文献皇后独孤伽罗;
故李恪与其胞弟李愔乃融杨隋、李唐和独孤氏三豪门之血脉,身兼两个大一统皇朝且血缘亲近、渊源深厚的帝族,在中华历史中可谓难得一见。 吴王妃杨氏,王妃疑贞观中薨,葬安州,今湖北安陆。是否有子女,今已难考。
萧氏,根据李恪后人家谱显示可能为第二任吴王妃三子李琨之母,或还有李璄,家谱中不知为何却无吴王妃杨氏任何记载,有待研究。而根据成王李千里墓志铭,成王出生于贞观末年“实长吴嗣”,也就是嫡子。如果吴王妃杨氏亡故于贞观中期确凿,则成王千里也当为第二任吴王妃所出。萧氏疑出梁朝帝室,家谱记载与李恪葬于西长安城。原文曰“妣萧妃,曾封沛国夫人。公妣俱葬于西长安城”并有萧氏一封沛国夫人的诏书,妃指亲王正妻而非泛指,因无墓志出土,家世不明。按道理亲王正妃乃正一品外命妇不可能再同时封国夫人,故而有人推测有可能是先贬后平反时晋封。但是,族谱真实性尚待考证,此中所云存疑。
因此,吴王妃杨氏为何独葬湖北安陆而未同李恪合葬和第二任吴王妃是否为萧氏仍为历史谜团,有待日后史料或考古有所突破,方可近一步揭开历史真相。 李恪子孙表系 ,参考《新唐书宰相表》 。
李仁(李千里) , 李恪嫡长子,成王;王妃:慕容真如海 。
⑴ 天水郡王李禧 。
①蔡国公李瓘 。
②郕国公李峒 。
-成纪县男李定 。
--李映 ,夫人太原王氏,生李景叔、李景祥、李景翱,另有女二人。
--李稷 ,夫人博陵崔氏,生李景阳。
--李赡 ,夫人兰陵萧氏 ,有女一人。 李玮,李恪次子,英年早逝,追封郎陵郡王 ;王妃:长乐冯氏。
⑴李祚,袭爵嗣王。
⑵李袨,原名李褕,出继叔叔蜀王李愔。 李琨,李恪三子,赠吴王 。
⑴李祎,李琨长子,信安郡王 ,对外战功卓著。
①李峘,李祎长子,赵国公 。
②李峄,李祎次子 。
③李岘,李祎三子,梁国公 ,堪称宗室第一贤相,宣宗年间,诏令上临烟阁;夫人:独孤峻。
根据唐制,三品以上官员可以门前立“戟”,以示尊贵。李峘、李峄、李岘在当时皆有令名,当时兄弟三人同住长兴里第,门列三戟,两国公门十六戟,一、三品门十二戟,荣耀无人可比。
⑵李祗,李琨四子,嗣吴王 。
①李巘,李祗次子,因兄长李岵有罪,李巘袭爵,官至宗正卿、检校刑部尚书。
-李宙(寅)袭爵嗣吴王。 李璄,李恪四子,归政郡王。
⑴李襘,吴国公。 信安县主 ,李恪四女,名讳不详。武则天时嫁后魏景穆帝八世孙元思忠,生三子,死于开元四年。 李华,李恪五女,宣城县主 。 其他三女今失考。 据族谱所云(虚实待考):李恪九世孙李衟,为江西磨刀李始祖。
唐朝耕地面积达到八百五十万顷。粮食产量也有提高。
天宝八年,官仓存粮达九千六百万石。长安洛阳米价最低时每斗仅十三文,青州、齐州每斗仅五文。唐朝后期,由于人口南移加上土地开垦及大修水利,南方的粮食产量大幅增加。唐朝的疆域在最盛时期东至朝鲜半岛,西达中亚咸海,南到越南顺化一带,北包贝加尔湖,总面积达1251万平方公里。
650年唐朝统计户380万。705年达到615万户,3714万余口。到了开元盛世740年,户8412871万,口48143609万。安史之乱前一年的754年,户达9069254万,口达52880488万。
安史之乱时期760年户1933174万,其中不课户1174592万,口16990386万,其中不课口14619587万。唐朝后期户籍统计和管理混乱废弛,数据难以信任。基本上在三、四百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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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变革论”者主张唐宋之际的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就阶级关系的变动而言,诸家意见各不相同,大致似可归纳为以下三类:
一、唐代门阀士族地主仍占统治地位,推行部曲佃客生产制,唐宋之际,衍变为官户统治和客户佃农生产制。
二、唐代是中世封建社会,佃户被束缚在土地上,是典型的农奴,宋代开始“近世”,佃户与地主是平等的经济关系。
三、汉唐间是奴隶生产制,宋代开始确立中世庄园农奴制。
参考资料:
摘 要:早在商代后期就已出现记录世系的图谱,但还不属于纸质的谱牒类文献。东汉以后,由于谱牒的政治功用渐趋强化,谱牒类书目迅速增加,逐渐由《汉书·艺文志》术数略下的一个子目变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类目。宋代以后,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缺失,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著作中分属演变的历程,折射出不同历史背景下谱牒社会功用的变化。
关键词:谱牒;源流;分属演变;史部目录
谱牒一词出于《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1]3303。从这句话来看,谱牒应是某种记载有帝王世系的载体。“谱”在《史记正义》中的解释为“布也,列其事也”[1]487。“牒”最早是指“古代用来书写的小而薄的竹简或木片”[2]470。由此推断,谱牒应是一种记载帝王或家族世系的竹简或木片。谱牒作为一类重要的文献分支,对其起源与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分属演变进行研究,对于考察谱牒类书目的历史流变与其在不同背景下功用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一、秦代及秦以前有关谱牒的记载
据陈梦家研究,在商代后期就已经出现了记载直系祖先、宗子名讳的世系表。在《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陈梦家提到,在1506号甲骨上记载有“儿”氏祖先11代的世系名讳,其中两代有兄弟2人,共13位祖先的名字[3]499。暂不论这片甲骨的真伪①,陈梦家所提到的这片甲骨文是刻在龟甲上的,并不是竹简或木片。司马迁也提到谱牒自周以后“乃颇可著”[1]487。由此可推断,我们如今所提到的谱牒主要是指周以后的谱牒资料。
有关周代的谱牒文字记录在战国以后的书籍中有所记载。《周礼·小史》提到:“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4]376郑玄注引郑司农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5]108即谱牒类书目。同时也说明周代设有专门执掌世系的官员——小史。关于周代谱牒的内容,《礼记·内则》也有记载,“(生子)书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6]100,说明在周代谱牒主要是记录人的生卒年月与昭穆世系的书籍。这一时期的谱牒类书目主要有:《世本》《大戴礼记·帝系》《春秋公子血脉谱》等。《世本》也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谱牒类书目。周代出现官修的谱牒类书目,与其分封制、宗法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周建国后实行分封制,周天子将亲属、功臣及古代帝王的后代分封到各地做诸侯王,诸侯在自己的封地范围内再次实行分封,分封制和宗法制层层下移,构成周王朝的统治秩序。如何巩固和维系这两个制度,必然要明确宗法制家族内部世系和嫡庶之分以确保分封制的承袭,谱牒正是将这类承袭关系记载成册,以“奠世系、辨昭穆”,维系周王朝的统治。可以说,宗法制是谱牒类书目产生的直接根源,谱牒类书目有力维持了宗法制的沿袭。
秦王朝建立以后,废除了周代的分封制、宗法制,代之以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这种制度不再分大宗、小宗,同时也切断了血缘与官制的联系。秦始皇下令焚书,将天下“无用”之书焚毁,使谱牒类书目在秦代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公侯子孙皆“失其本系”[7]990。
二、汉唐时期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及原因
《隋书·经籍志》采用四部分类法,将隋代及以前的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四类。乙类为史部,其类下著有“谱系”类。《隋书·经籍志》将史部作为一级类目单独分类,同时将谱牒类书目置为史部目录的一个二级类目,使谱牒类书目开始有一个明确的划分。《隋书·经籍志》共著录“谱系”类书目41部360卷,加上已亡佚的书目共53部1 280卷[7]990。需要注意的是,“谱系”类下有3本书目不可算进谱牒类著作,即《竹谱》《钱谱》和《钱图》,这3本书目与记载家族世系的谱牒类书目毫无关系。另外,除“谱系”类下著录有谱牒类书目外,杂传类下也有很多“家传”,如《李氏家传》《桓氏家传》《太原王氏家传》等[7]977。《辞海》对“家传”的解释为“叙述父祖事迹以传示后人的传记”[2]1040,即将家族中有声望和功绩的人单独列出,为之立传。这一时期的谱牒类著作还是以官修为主,这类“家传”则类似于私修谱牒“家谱”的前身,虽被著录于杂传类下,但也有一些谱牒类著作的特征。《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书目卷数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25卷又15篇相比,明显大为增加。究其原因,应是与东汉以后门阀士族的形成有重要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标准为九品中正制,即将天下士族分为九品,选官用人皆根据郡望品级。世家大族为了延续自身的特权地位,家族婚姻严格恪守“门当户对”的原则。如何准确判断“寒门”与“士族”,防止“冒籍”的出现,这就使得官修谱牒格外重要,其政治功用逐渐突显,但这也造成了“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9]1的局面。正因谱牒的这种功用,使得其时研究谱牒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被称之为“谱学”。魏晋时期涌现出众多的谱牒著作和研究谱牒的大家,西晋蒙挚撰有《族姓昭穆》10卷,东晋南朝的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等祖孙3人是研究谱学的专家。谱学的集大成者是梁代的王僧孺,他将贾弼之的《十八州谱》续为710卷,又撰《百家谱集抄》15卷、《东南谱集抄》10卷等。不可否认的是,这时期谱牒类书目地位的提升和对谱牒的研究盛极一时,与门阀士族制度下对门第、血统、婚宦的重视息息相关。这一时期,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密切。
其二,官修谱牒的衰落和私修谱牒的非公开性。在唐中期以前,谱牒多为官修,且多属于皇族玉牒、天下郡望谱、天下姓氏录等著作,用以确定姓氏郡望和门第品级。唐朝除唐太宗、武则天、唐高宗朝3次修撰谱牒外,之后再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组织过大修谱牒,官修谱牒逐渐衰落。宋代以后,反映一家一姓之谱系的私修谱牒书目繁多,是因其在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史学价值,也无政治功用,无需上报朝廷。这类谱牒多被供奉在家族祠堂中,作为“敦宗睦族”的象征而存留。朝廷并不收藏这类书目,对此无可著录之书,《四库全书总目》和《清史稿·艺文志》对这类家修谱牒没有任何的著录,只有前朝遗留的少量总谱类著作,同时也因数目太少只能著录于类书类下。
《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的谱牒类下。《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杂谱牒类书目五十五部,共一千六百九十一卷”[10]2013。之所以将其著录为“杂谱牒”类,是因为在“杂谱牒”类下不仅著录了谱牒类书目,同时又著录了很多“家传”。“家传”类书目多数时间是著录于“传记”类下,因而称之为“杂谱牒类”。《新唐书·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7家39部1 617卷,“王元感以下不著录二十二家,三百三十三卷”[11]1501-1502。与《旧唐书·经籍志》不同的是,《新唐书·艺文志》又将家传类著作重新置于杂传类,并在谱牒类下增加了很多之前从未著录的“家谱”类书目,这些“家谱”类书目卷数很少,多为1卷。如《谢氏家谱》1卷,《东莱吕氏家谱》1卷等[11]1501-1502。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谱系类书目相比,这些“家谱”类书目显然是记录一家一姓之谱系,与前代州谱、百家谱相比,更多地带有私人撰修的性质。
唐朝之所以会出现私修家谱类书目,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关。自隋代创立科举制以来,选官用人的标准逐渐从姓氏郡望变成分科考试,这使得众多寒门子弟通过读书进入了官僚阶层,高门士族直接晋升的渠道被阻断,官修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逐渐被削弱。唐朝统治者曾3次大规模地组织撰修谱牒,目的却不是维系世家大族的地位,而是通过撰修谱牒,提高皇族和新晋官员的门第等级,贬低旧的世家大族,扶植新的官僚势力。如唐太宗朝撰修的《氏族志》将博陵崔氏由一等姓氏降为三等,唐高宗朝撰修的《姓氏录》更是将五品以上的官员全部列入士族。应该说这时期的官修谱牒在很大程度上被统治者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从侧面来看,旧士族被削弱,新士族逐渐发展壮大,新士族的壮大推动了记载有一家一姓之谱系的新谱牒产生,但这类新谱牒书目毕竟只占少数,官修谱牒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谱牒类书目依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三、宋以后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中的转变
宋代是目录学著作发展的高峰时期,出现了众多的私修目录学著作,目录学著作的攀升标示着有更多的史家对书籍类目划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宋史·艺文志》史部目录专门增设“目录”类,共著录目录学书目68部607卷[12]5148。“谱牒”依然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宋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10部437卷[12]5152。与“新旧唐书”相比,总卷数明显减少,这与唐末五代以来战乱频繁使大批谱牒类书目散佚和宋朝科举取士更加完善使得谱牒的政治功用迅速丧失有关,“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三代”[9]1。宋朝官修的目录学著作《崇文总目》史部目录下专设“氏族”类,主要著录谱牒类书目,共41部,计113卷[13]92。南宋郑樵的私修目录学著作《通志》将谱牒类书目著于卷66“艺文略”下,是谓“谱系”类。比前人有所进步的是,郑樵又将谱系类书目详加划分,分为“帝系、皇族、总谱、韵谱、郡谱、家谱”等6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70部2 411卷[9]619,这个数目明显超过之前目录学著作所记载的书目,基本上包括了宋代及以前的谱牒书目。总谱著录43部1 074卷数量居首,家谱数目为次,共68部250卷。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也是私修目录学著作,该书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姓氏”类下,共计33部,只是列出书名,并没有记载书目卷数[14]13。该书在“姓氏”之外,又设“谱录”类,但并不著录谱牒类书目,而是像《考古图》《端砚谱》《竹谱》等[14]24,是对政区、事物进行注述的图谱类著作。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270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史部“谱牒”类下,共计21部71卷[15]1709。此外,宋朝的欧阳修、苏洵也先后创新了修谱体例,被后世称为“欧谱”“苏谱”,直到近代都是私家谱牒编撰的样板。可以看出,自唐末五代以来,宋代谱牒类书目有逐渐复兴的趋势,这与宋代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政府对于累世同居大家庭的提倡有关。在宋代,民间宗族组织明显增多,民间修谱(私修谱牒)的数量也随之攀升,谱牒类书目的政治色彩明显减弱。
《明史·艺文志》依然遵循《宋史》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方法,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之下。《明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38部504卷[16]2420,且只是明代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包括前朝,这个数目也可算是繁多了。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这时的“谱牒”类目已位于史部目录的最后,预示着谱牒类书目在史部目录中地位的变化。《明史·艺文志》所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多数为私修谱牒。实际上自唐中期以后,除皇族玉牒外,官修谱牒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私修谱牒逐渐占据主导。另外,在宋以后,“家传”类著作无论是“传记”类还是“谱牒”类,皆没有著录,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家谱”类著作。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是《明史·艺文志》的蓝本,《千顷堂书目》在史部目录下置“谱系”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30余部,大部分为家谱、宗谱、家乘等[17]269-289。这些书目的卷数明显超越《新唐书·艺文志》只有1卷的界限,少则3~4卷,多则60余卷,反映出明政府明显放松了对私家修谱的限制。另外,明代家庙、祠堂类建筑显著增多,反映出社会宗族意识的复苏。这时期的谱牒基本不具备政治功用,同时,由于统治者对私家修谱和民间建庙、修祠堂没有过多的限制,使得谱牒类书目“敬宗保族”的社会功能渐趋突显。
清乾隆朝官修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目录下已无谱牒类书目,说明这时的谱牒类书目已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子部目录下置“谱录”类,但并没有著录谱牒类书目,只是“器物、食谱、草木虫鱼鸟兽”之属,真正的谱牒类书目被置于子部类书类下。所谓“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18]1141。清代学者认为谱牒类书目无类可归,所以置于类书类下,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清代目录学著作中地位迅速下降,已经算不上史书,只能分属于类书。《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谱牒类书目有:《古今同姓名录》2卷、《元和姓纂》18卷、《古今姓氏书辨证》40卷、《帝王经世图谱》16卷、《万姓同谱》146卷附《氏族博考》14卷等,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多,且多是姓氏总谱[18]1141-1153。《四库全书总目》对著录的每一种书目都有文字简介,如著录作者及书目流传状况等。《清史稿·艺文志》与《四库全书总目》相同,谱牒类书目同样被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有《历朝人物氏族汇编》10卷、《氏族笺释》8卷、《姓氏谱》6卷、《类纂》50卷等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22卷,并附有作者姓名[19]4366-4367。
谱牒类书目从《汉书·艺文志》到《明史·艺文志》一直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地位明显下降。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两方面。
其一,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消失。魏晋南北朝是谱牒发展鼎盛的时期,“谱学”也发展成为一门显学,这是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最为密切的时期。谱牒规定了门第等级,门第等级又与选官用人相联系,这使得谱牒类书目的地位迅速攀升。在《隋书·经籍志》中谱牒类书目开始单独分类,成为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类目。唐中期以后,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大为减弱,虽然谱牒也作为统治者的斗争工具被使用,但随着科举制的完善、皇权的加强,这种功用逐渐消失。唐末五代以来的战乱使世家大族分崩离析,有的迁往南方,有的在战乱中衰败,谱牒类著作也大批散佚。战乱过后,由于谱牒实际功用的缺失,这些世家大族并没有对散佚的谱牒进行重新纂修,而是任其消亡。宋代以来,政府放松了对私家修谱、建庙的限制,人们的宗族意识又逐渐活跃起来,但再也不可能形成像东晋那样“王与马共天下”的世家大族了,谱牒的政治功能基本不复存在。正是因为谱牒没有了政治功用,也使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迅速下降。在《明史·艺文志》中谱牒已被置于史部目录的末端,到《四库全书总目》时则完全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
《汉书·艺文志》是第一部流传至今的目录学著作,沿用刘歆的六分法,除“辑略”外,将汉及以前的天下图书分为6类,分别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术数略下置有“历谱”类。所谓“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8]1767,主要用于记载汉代的天文历和四时历。其中也包括2种谱牒类书目,即《帝王诸侯世谱》20卷和《古来帝王年谱》5卷,共25卷[8]1766。另外《世本》15篇在六艺略下也有著录,与史部书目著录在一起[8]1714。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多次提到“谱牒”一词,并将其作为史料来源之一,但从《汉书·艺文志》对谱牒类书目的分属方式及著录卷数来看,谱牒类书目在这一时期显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四、结 语
谱牒自商周时期起源,隋以后逐渐成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社会功用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也导致其在目录学著作中地位的变化。实际上从古至今,代表家族意识的谱牒始终没有消亡。如今,国家重提“家庭、家教、家风”问题,使人们的视野又重新审视传统的家族观念。今天仍有很多家庭在撰修家谱、族谱,重新认识自己的家族文化。谱牒“敦宗睦族”的社会功能至今仍然适用,尽管它的政治功能已不复存在,但其作为维持家族和睦、维系社会和谐的纽带作用仍然存在。
注 释:
① 关于这片甲骨的真伪,学界有不同看法:陈梦家、李学勤、于省吾等学者皆认为此甲骨为真品,而郭沫若、董作宾、胡厚轩等学者则认为是伪刻罗格斯大学的陈光宇教授于2016年又发表《儿氏家谱刻辞综述及其确为真品的证据》(《甲骨文与殷商史》,2016年第6辑,第267-297页)一文,力证“儿氏家谱”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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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文琪(1996- ),女,江苏丰县人,在读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宗族史、区域社会史研究
我也是高阳的你是那村的 看看底下有资料没有 !
魏家佐,明成化年间魏由中从山左(即山东)迁来建村,故名原属里县,民国29年入属高阳
高阳县传为颛顼故都,八才旧里商代即有人群聚落汉高祖六年始置高阳县明洪武年间由旧城迁丰家村至今此前的高阳,其时是旧城,这也是旧城的来历
南关其实包括黄庄,李家庄,中华民国时并入高阳
北蔡口,因位于蔡家口北称北蔡家口,后简北蔡口蔡家口亦改南蔡口明(1404~1412)王,常二姓由山西,刘,高二姓由本县刘庄(今无)迁来建村
于八,宋初陈姓建村于鱼坝口之北称北鱼坝口,后简北于八口,后简北于八相传此地西分唐河之水形成坝口,称鱼坝口张,王建村之南称南于八
赵堡店,宋末当地豪强志士为抵抗外族侵搅,建堡自卫,因打赵王棋号,名赵王堡。明永乐年间设官道于村北,民沿道设店无数,故名。之前,亦称北赵堡。又一说,此为古水域,名赵堡淀,后干涸。明,山西迁来定居,称赵堡店。
尖窝,宋代甄姓在此建村,以熬盐为生,称村为煎盐窝。清简称煎窝。1958年改尖窝
边渡口,好像因为在县边上,有渡口而名。
赵堡店,宋末当地豪强志士为抵抗外族侵搅,建堡自卫,因打赵王棋号,名赵王堡。
明永乐年间设官道于村北,民沿道设店无数,故名。之前,亦称北赵堡,此为古水域,名赵堡淀,后干涸。明,山西迁来定居,称赵堡店。
北沙,因南有大片沙地,风吹沙起,不见天日,杀气凛凛(笑谈) 故名
团丁,相传此处为水泊,姓马的 姓桑的走到这 船搁浅走不了了 定居 民俗称船丁 后叫团丁 ,又一说 该村形状像船 叫船丁后叫团丁
岳家佐,因为岳姓建村而名,不是岳飞后衰落杨家务有人搬来定居,但仍叫岳家佐所以,该村于杨家务有千丝干系
苏果庄,于1404年苏姓建村,村人以'哥'互称(有点怪怪的),故名苏哥庄,后演变成苏果庄
赵官佐此地原属官田,叫官屯运河,(指赵王河,不是京杭运河,)贯川此地,改称赵贯屯明建文年间,王氏定居,朝廷有人,挺牛,不纳粮还佐收税,又改赵贯佐,后再改赵官佐
古有安洲八景之说,指:云锦春游,齐云远眺,石臼停舟,白洋垂钓,柳絮飞滩,蒲口落花,板桥晓月,易水秋歌,八景其中,蒲口落花就是蒲口村,因靠近蒲水渡口,固名
莘桥,传为唐代司马殷峤建,也可能是他后代,叫殷峤,后谐音新桥清改为莘桥老有历史的一个村啊
光绪年间,东赵堡村民离村另建,称赵堡新庄,后改为赵堡辛庄
南圈头,元代始有人居住山西移民于明代迁来扩建,因居马家河南桥头,名南桥头,后改南圈头
赵通,北魏时已有人居住。赵王河流经此地,起名赵通。
季朗,为宋兵寄存粮饷之地,故称寄粮庄。后改季朗
布里,原属赵王堡(即赵堡店)管辖,后渐成村,称堡里,后改布里。曾分南,北布里。其中,北布里亦叫安澜村(很美的名字),有座安澜桥的,布里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地方,布里人有理由自豪。在中国革命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蔡和森,在这里工作一年多,毛泽东也相当重视。原于李石曾,段子均创建的留法学校。这也是我们的骄傲。
于堤,唐朝吧,韩氏由陕西去不定哪(惭愧,记不得了),途径本县,定居,因有愚堤,故名愚堤村。
高阳本属九河下潲,十年倒有九年涝的,经常修葺水利。康熙年间,直隶巡抚于成龙督修愚堤,就改为于堤,村名亦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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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马,宋时此地有牧马场,该村居之南称南马牛姓建村原在孝义河堤西畔,两次西迁至此
南路台,挺老的村子,据说在宋代以前其时,此地附近多水,有一块陆地很高,人称陆台许姓建村南部,称南路台刘,阎二姓建村北部称北路台
马果庄,明马姓由山西迁来建村,村民以'哥'互称,遂叫马哥庄,后称马果庄
西演,村东有淀名罗汉,村建西沿名之,后称西演。
后柳,应是后柳滩吧,安州八景之一柳滩飞絮之地,有药王庙,该村在北而名。
邱佐,应是丘佐吧,因丘姓建村位庞佐南而名。
相传此地原有杨柳十八村,柳树千棵,遮天蔽日,春,柳絮纷飞,如晴空舞雪,阡陌迷离。
于留佐,本村建于宋代。以临河道水易泄,名易流佐。还是有几分幽默的。又因有儒生溺死,村人又起名儒留佐,看来该村还是有才气的。后称于留佐。
晋庄,传唐末晋王李克用在此屯兵,名晋王庄,后称晋庄。
野王,明建村似乎姓杨因邻村较远,大家都说该村是在大野洼咧,遂叫野洼后改野王
庞口,周代赫平元自幽州迁来建村,因傍古高河,称旁口后改庞口
傅家营,因傅姓建村而名
付家营,说说顺安军付家营传顺安军曾设营田务顺安军是政区建置,一种名称,就像保定,里县一样,而不是军队番号宋置辖今高阳全境,清苑东,任丘西,安新南曾为金据
让我们热血沸腾的是,1127年,顺安军不肯奉旨归降,群起反抗,金调兵杀百姓数千人,这绝对体现了高阳人的抗争精神
前柳,后柳,西柳,差不多都是因为一座药王庙,而定方位,此地原为安州八景之一,柳树很多,因此嵌一柳字吧。
皇亲庄。倒是有皇室宗戚原因而起名。传有皇亲在此建皇庄。
陶口店,原来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叫桃花淀。建村后,村民烧陶器很有名,就叫陶口店
东留果庄,原为刘姓建村,因在高阳(这里指旧城)附近,起名刘郭庄。后冉姓五兄弟由蠡县迁来,改为留果庄,为区别后建的西留果庄,又加以东字。
杨家务,古村来历已不可考宋,顺安军设水路营田务,并设一个税务机构,由姓阳的主持,就叫了杨家务
坎苇该村因位洼地多苇而名北坎苇比南坎苇建村要早 苇地里扔大镰,谜底是坎苇
苇元屯,建于唐代因傍水多苇称苇园宋顺安军设营田务,所以也有人叫苇营儿后改屯田务,故称苇园屯后改苇元屯
田家庄,很小的一个村子田姓自明代搬来定居得名初并不成村,只有几家
堤口,原名狼虎口王,高二姓建村处于分水道冲,就象入了狼虎之口,故名万历年间修横堤至此,故又称老堤口民国分二村
关于横堤,明万历年间修筑值得一提的是县令周之藩万历三十九年,横堤崩溃,周县申请经费未果,便拿出俸银,雇民修建他下泥地之中,与民同苦,全县感动,争相而来,八天竣工
高阳位于多河下游,人称九河下潲远古时更是一片汪洋,赵布新庄一带传是高阳最早的陆地所以一大部分村子取名都与水有一定关系
西柳,因处河道西多柳而名建于金代
斗洼,明朝苑氏自里县北郭丹搬来,该村四周高,中间洼,因此叫斗洼
王福,如果高阳是颛项故都,那么王福是他的别墅,是打猎的行宫,当然驻兵把守,颛顼家属有也住这里的,称王府,后改王福也有说该村好,福地也,故名王福的事实上该村风水确实不错,历史上做宫者无数,单知县就有十多名之多,但最有名的首推李乘云 王福大坟,经我多发查证,应是韩荩光之墓。韩荩光,高阳于堤人,曾任中牟县令,顺治年间进士,属于古代焦裕禄式的人物。在任期间多施善政,百姓归乡,编篡中牟县志,后死于案桌之上。康熙自国库拨款为其修墓,全县大车每人一车土,安葬之日数万人为其发葬,其墓考究按文房四宝造型建筑,在京畿只有曾国藩墓能与其相比拟。其墓大多伤于文革,现在只能大概见其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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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城的土疙瘩,位置应在村东,是则剬顼之墓。旧城村东北有土疙瘩,名磕鞋冢,传宋军倒鞋中土而成,下有地道,亦宋军建制。
北圈头,古马家河流经此地,河上架有南桥,北桥因位于北桥头名北桥头,后谐音北圈头
马家河上文也有提及,即现在的孝义河
板桥,传古时有河流经过,有桥树碑云,登石望月铁板桥,故名板桥。安州八景之一
徐果庄,不太确切,尖窝那边那个吗/ 是则是,因徐姓建村,名徐家庄,后因广种桑榆,改徐果庄
周家辛庄,源于任丘百尺周家。有人自该村迁出建庄,称周家新庄,后写周家辛庄
布里上文有述,南布里亦是。大约清康熙年间,因村民纠纷分为南北布里。雍正年间,北部里,改为安澜村。
安州,指安新安州。 古称儒阳,盖因在儒水之阳也。 八景之说由来已久,前文有述,不再多言。 高阳占其三。上文均有述。其中易水秋歌,也不在高阳,出于个人喜欢。其余四景,那就简单说说,与高阳没连系的。
博士庄,原名史家庄,盖因史姓建村。后王姓出一博士,改博士庄
利家口,相传乃蔺相如的故乡,称蔺家口,后谐音利家口。
北圈头上文有述。刘家连城,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古龙的书,知道十二连环坞,但我们高阳确有十二连城。有王,张,严,石,刘,尹,穆,李,等十二盟兄弟各居一地,叫十二连成,后南部几组南连城,1939,分两村,本村刘姓多,得名
三房子,顺治年间,有张氏,段氏,辛氏建屋定居,人称张家房子,段家房子,辛家房子,后合为一村,称三房子。其中段有说是教台段
西庄,盖因在楞严塔西得名。其村亦出孙岳,陆军上将,北伐一路军总司令。 楞严塔,也称赵通塔,宋时建,用以了敌
西河大鼓,创始人马大河,又名马三峰,生于教台,后随母改嫁至端村,在端村,马唱到:端村人来,教台种(zhuo三音),生来就叫马大河。马增芬之父连登居北京改进独成一派,为其后人,郝艳霞生于辽宁,据说原籍教台不知是否确切
于留佐上文有述。晋庄上文有述。值得一提的是,北晋庄原有两个村子,尚建有北晋庄堡。有村杨家佐因建于堡东,称杨家左,后名杨家佐。
三坊子的来历和教台当家院密不可分,教台当家院为冀中最大地主之一,且历史久远,三房子原为给其种地的佃农,以段氏最早,因离教台当家院(今教台村桥西)较远不便,随在种地处盖房居住,后张、辛两姓也来此成为佃农,繁衍至今,教台村南称南场,为当家院的场片
老调源于流行在保定东白洋淀的西河调,后有一姓韩的自幼从蠡县迁居至此,迷恋于是,后经其整理便有了老调的雏形,传唱于高阳、安新淀南一带,并开始步入天津、北京、保定等城市,1953年(也可能是1954年)高阳老调剧团成立,是最早的老调专业剧团。
难教台,燕王扫北时设教兵台。位南名南教台。
归还,原有桂花树,毁于南归还西明朝。谐音归还。树南男归还。树北,北归还。南归还西,西归还。系南归还迁出。
南归还四姓建村,北归还三姓建村
古代这里有堡,靠近潴龙河。村民为祈福去灾,名龙化。因南处,名南龙化。北为北龙化。有传说刘基曾欲在此建都,因龙化一名而打消念头。传说而已。
潴龙河自南向北,为季节性河流。 上游纳沙河,滋河,小唐河,北入白洋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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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影山,旧县志确有记载,亦有诗云,天上有关临胜境,日中无影落瑶坛。说的就是无影山。在旧城。传尚有苍山,洗马池,均已不见。旧志云,无影山,旧城西北约一里许。山峰日照无影,今垒然丘耳。
宋景德四年,战争少有,宋军营田,屯田务,河槽渡口,开始有人居住,高阳及附近县出现了许多以营,田,河,务,口为名的村庄,有四古屯,三古务之说。旧城以东,至今有十营九务。
延福屯,大约始于唐朝,召流民在此开盐池,设盐屯,后渐成村,称盐夫屯。后,村有雅士,易名延福屯。
田家佐,明田姓自山西迁来建村,称田家庄,清因佐收赋税,易名田家佐。
关于六郎延召,所需篇幅过长,只作寥寥数语。高阳塘淀密布,深不可涉,浅不可舟,辟为险固之地,与霸州益津关,雄州瓦桥关,并称三关,时高阳关亦称草桥关,设在三岔口一带。太宗年间,移旧城,即当时的高阳,称高阳关。宋景德二年,杨延昭自保州调任高阳关副都部署,在任九年病死。杨延召功勋卓著,且品德高尚。事迹甚多,苦木不一一详述,单说其屯田。杨延召有许多军事发明,屯田只是其一。他在关外挖河渠,置斗门,垦荒地,植水稻,广种桑榆。此举后人颇赞,并广为引用,最成功的一人便是明兵部尚书孙承宗
宋朝的“三关”则是瓦桥关(也称雄关,在今河北雄县境内)、益津关(在今河北霸县境内)、草桥关(或淤口关文安境内)据史实杨延昭二十多年的戍边生涯都是在沧州(包括今山东的西北部的无棣)北部的“三关”前线度过的,这是历史的真实,而不是戏剧的艺术演义。
旧城又称龟背澶洲府,为高阳县先前之县城,历经国、州、城、府、县、镇、村,你明白吗?世界许氏宗亲会的来历你或许知道一二。旧城有历来传说,聘出的闺女往北不走正北的街口
黄帝25子。正妃嫘祖。嫘祖生二子,一名青阳,一名昌意。昌意子名颛顼。此人便是我国远古第二帝。曾有苍舒,仲容等八才抚佐,初国高阳。这个高阳,就是旧城。高阳,盖在高水之阳也。汉高祖六年始置高阳县。明洪武三年因水患西迁,此地称旧高阳城,后称旧城。 旧城历史久远,传说众多,不是一朝一夕说完的
高阳有好几个村子消亡。其中包括许姓的渊源塔头村。原因大致有三。一为水淹。二是一种硬盖得红虫吃人,咬人即死。三,战争。其中燕王扫北时,曾在这里屠村无数,梅果庄东北,和西龙化之间以前有一村,因瘟疫消亡,关于消亡的村庄,列举几个。刘庄,南蔡北蔡之间。 银庄,梅果庄村北。 太平庄,教台村东南。 王家坨,辛侨东。
小冯村,很有意思的一个村。曾数度改名,元朝聂姓建村,名小堡村。后易小福村,村民强横,人又称小霸村,解放前,还叫过赵元佐。大约在1944_1946年间改称小冯村
梅果庄,该村成于元代,由梅姓建村,称梅庄,该村有一段时间属于石氏村,大家就叫他梅郭庄,后改称梅果庄。
都曹口,张姓建村。因位于都漕河渡口,而名都曹口。
石氏,村建于汉代。村有碑云,汗永元石将军里也。故名石氏里。后称石氏。
小王果庄,原名王古庄。后称王果庄,为区分东边的大王果庄,又叫小王果庄。
骆屯,原属北圈头。清朝骆姓定居自立,冠其姓称骆家屯
宋代梁姓建村,称梁村,后梁姓渐无,清代改良村
南赵堡成村较晚,因位于赵堡店村南,称南赵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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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高阳关兵多将广,良马甚多,所需草料供给不是很充足,就在关北寻水草丰富的水淀,设马棚监,专饲马。此淀即名马棚淀,在今龙化、蒲口一带。
拥城原名淀边村,盖因处淀边也。明有人迁来定居,改名雍城,取四面水雍之意。后简化成拥城。
刘家庄,系杨家务有人搬来。刘姓,故称刘家庄。
有村名龙化。盖因此村古代临潴龙河道,“以猪化龙”取一个祈福镶灾的意思,故名龙化。有南龙化,北龙化。
明永乐年间,曹姓自山西搬来在北龙化村西建村,名西龙化。
永乐年间戴姓自山西搬来,冠其姓称戴家庄,后简化为代家庄
宋代即有此村。史姓建村。称史家庄。后因河流改道,本村居河道之南称史家左,建国后改史家佐
河西村,因位于河道之西,名河西。
庄头,原属于河西。原名桩头,好像和防水排桩有些联系。后改名庄头
辛留佐,系刘姓自蠡县刘佐搬来建村,称新刘佐。后刘姓衰落,改新留佐。后简写为辛留佐。
东街原为丰家口
南蔡家口,蔡姓宋时建村,因濒临古滱水渡口冠其名称蔡家口。后为区别北面的安新蔡家口,更名为南蔡家口。也叫南蔡口。
高阳县的移民大约是明永乐二年,即1404年后迁来。自山西省洪洞县城北广济寺旁古槐树下。在一定意义上有积极的方面,比如果树栽培,比如商业活动。另有小兴州的说法。
移民到高阳之后,曾在三岔口集结。再分散各村。
古有利家口王家大户,王福村王驸马世家的记载,没有南蔡家口王姓的记录。
留祥佐,建于北宋末期,曾因赵王堡屯兵故址命名赵堡屯,后因河流改道,村民择吉祥之意改称留祥佐。该村出过高人啊,否则,留祥之语不易想出啊。
北佛堂教台上文有述。
孟仲峰,建于周代末期,吴、杜二姓建村。相传此地曾有两座土山,称孟峰、仲峰,遂称村名孟仲峰。
尚家柳,宋初尚姓建村称尚家里。明代邓文德自北佛堂搬来定居,尚姓渐绝,留下许多柳树,故改名尚家柳
杨庄,清代有杨姓自庞口迁来定居,冠其姓称杨庄。好像也叫东杨庄,是为了区分西北边的杨家庄。
东王,西王应该是东王草庄,西王草庄宋时为官兵屯积军草之地,民称皇草场明代移民在东西各建村落,故名东\西皇草庄,清代又将皇字改为王字
西庄上文有述。值得补充的是,此村西南有关帝庙,北二里为古安洲界,西南里许有运河故道。孙承宗、孙岳的故里。
明洪武三年,因为水涝,高阳由旧城西迁丰家口。丰家口为运河渡口,在今圈头的西北面,高阳的东街一带。
古人讲究吉利,丰家口有丰富丰厚之意,村南有马家河流过,交通便利。高阳数水,也因此可使高阳继续处于河之阳。高阳的初得名,就是因为处于高河之阳。高河,以后我会给大家讲述。
丰,为周易64卦之一,离下震上,火上行风,颇多吉祥。更有诸多丰字命名的地方,如丰京,丰镐,有周朝800年天下,所以,丰家口是高阳理想的搬迁地方。
明景泰年间,山东人鲁能知高阳县事。此人清正廉明,体察民情。甫上任便缉捕盗贼,修桥筑堤。修建庙学。1460年,鲁能修筑高阳城池。置四门,南城沾化门,北城迎恩门,东城东作门,西城西成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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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庄,清代梁姓三兄弟自山西搬来,逐渐繁衍成村,人称梁家庄,也叫北梁家庄,为的是区分西南的梁家庄。
庙子,称隆和庄。
嘉庆十八年,满人元善来建此庄。后于村西北角建一座麦王庙,供天、地、风、雨、雷、雹六神,取尊贵六合之意名隆和庄。时因有大庙,亦称庙子。
1957年因为修潴泷河分洪道,全村搬出。现又有人定居,仍称隆和庄
古旧城人称龟背澶州府,高阳巧得是也出土了一座石龟。于是新高阳城大体延续了旧城街道的特点。比如,南街长,北街短,东街长,西街段。四条主街名称相同,柴市街,枣市街,辘轳把街等也名称相同
邱佐,应是丘佐吧,因丘姓建村位庞佐南而名 丘家左。后改为,丘家佐。
相传本村为唐太宗时帅府司马殷峤之后裔所建,称殷峤。后谐音新桥。宋时有史书记载新桥镇之说。清时改写为莘桥。
西河,唐代此地有两条河流经过,一名东河,一曰西河。该村以河命名,盖因傍于西河也。秦、曹、吕、季四姓建村。
赵官佐,上文有述。值得一提的是赵王河。赵王河指宋军开挖的运粮河。该河由季朗、王草庄,经赵通往东至旧城。
河西村,唐代即有此村。明永乐年间,侯氏三兄弟自山西搬来定居,因位于河道以西,名河西村。
赵官佐 ,此地原属官田,叫官屯运河,(指赵王河,不是京杭运河,)贯川此地,改称赵贯屯明建文年间,王氏定居,朝廷有人,挺牛,不纳粮还佐收税,又改赵贯佐,后再改赵官佐
边家务,唐代就有人居住。宋顺安军设水陆营田务,并设商税务,由姓边的主持。后来,此地有人居住后,便称边家务。
崔庄,明朝因崔姓由山西搬来建庄,人称崔家庄。 崔姓的来历,崔姓起源于西周时期的齐国,曾长期是山东望族和全国著姓,在当今以人口多少为序的中国姓氏中名列第74位。齐国是西周初周武王分封的重要诸侯国之一,建都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开国君主吕尚。吕尚本性姜,因其先祖被封于吕(今河南南阳西),从其封姓。吕尚的儿子丁公伋,是齐国的第二代国君,他的嫡子叫季子,本该继承君位,但却让位给弟弟叔乙(即乙公得),而自己则住到食采地崔邑(今山东章丘县西北),后以邑为氏,就是崔氏。
西梁淀以水成名。古来地势低洼,高河泛滥,贮水成淀,称梁淀。该村因位于淀西,而名西梁淀。
高阳县城原名丰家裕,明永乐年间(大概,不过肯定是明朝)原高阳县县城(今旧城)遭洪水,因丰家裕地势较高搬迁至此,原原高阳县县城更名为旧城。
明洪武三年,因为水涝,高阳由旧城西迁丰家口。丰家口为运河渡口,在今圈头的西北面,高阳的东街一带。原高阳县县城更名为旧高阳城。后,称旧城
河西村始建于唐中期,秦贾二姓建村。明永乐二年侯氏仁义友三兄弟由山西洪洞迁此定居,因处河道之西,称河西村。庄头村原属河西村,因防洪打桩形成桩头之称。清咸丰十年前后与河西村分离,名曰桩头,后简写为庄头。都曹口古为高河支流都漕河的渡口。明永乐初张姓由山西洪洞迁此建村,称都漕口,后写为都曹口
石氏汉代以前石姓建村,曰;石氏里。后简称石氏
2010-4-29 01:38回复
1203200 7楼
龙化乡张庄;明代一张姓以卖糖为生于此居住,始称张糖庄,后称张庄。 请苦大师快出,主持课堂。
周辛庄:据周氏家谱载,明永乐二年周氏兄弟二人由山西洪洞小行舟迁于本县百尺(今属任丘)定居,后其一人由百尺迁于此处始建新村。冠其姓氏名周家新庄,后简写为周家辛庄。长果庄:明永乐七年(1409年)山西移民李友智和同村张氏来此定居,种桃、李、杏、桑等果园,取名长果庄。
高河,也是高阳的名字的来历。高阳,盖因在高河之阳也。于是说说高河。说说高阳。高为崇,阳为日,这高阳含自然崇拜之意。很见吉祥。旧城成龟形,中间高四处低。古有四象之说,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玄武,便是龟,颛顼族的族徽。
高阳自古多水,但是所有的防水工程里,只有旧城是龟行的。十字街是龟背,坚硬无比,从来轧不出车辙来,北街为龟尾,人言常有车翻死人之事,盖因尾巴常常晃动所致。南街口两侧各有一井,为龟眼。南街就是龟脖子,很长,正对高河。
高河,天启四年高阳县志记载,潴泷河传‘颛顼时猪化龙而成河,在旧城东三里。高河会河间经流入邑,在旧城汇入潴泷河。
河间得名,便是因为处于高河和沱沱河之间。河西村,是因为处于高河之西,庞口则是因为处于高河河口,坎苇,是因为高河在这里被砍了尾等等。
高河的走向应是,河间、相连口、边渡口、汜水、庞口、坎苇流入潴泷河,今已不再。
说说杨六郎高阳关(指旧城)拒辽。杨六郎到任高阳后,曾有许多措施用于抗辽。他训练部队,巩固城防,修补城墙。挖井以备冬季灌城结冰御敌。修地道。用来袭击。还有传说宋军曾在城墙上放蜈蚣蝎子,敌军上城被咬,无法进攻。因此,旧城又称蜈蚣蝎子城。杨六郎还在关外挖河渠,置斗门,垦荒地,植水稻。广种桑榆。明朝高阳人孙承宗曾亲临杨六郎屯田地考察,并效仿在山海关广为应用。杨六郎作战身先士卒,功勋卓著。从不抢功。他自景德二年(1005)一月调来,在任九年病死。死后民间为其修建庙宇,称六郎庙。当地人亦称三关庙。
高阳沙土地很多,很适合棉花的播种。集中区大多在高阳蠡县清苑交界之处、高阳南部、东部。
高阳自古十年九涝,夏季水涝之后,农民无事可做,便用自己的棉花开始纺织业。当然,高阳碱地也很多,也可以熬煮硝盐,但当时这是违法的。
天长日久,出现了很多布匹的交易市场。有任丘的青塔,莘桥,季朗,大庄等等。这时的织布机很落后的,生产的布匹很粗劣,直到天津洋行,足踏机的介入、引进,高阳纺织才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高阳的陆路,是可以到达天津的。但是那时没有公路,泥路很难行走,交通多用水运,高阳水路发达,渚泷河自太行山发源,经博野、蠡县,在高阳城东北三十余里注入白洋淀。是该河上游各县到天津的要道。高阳城雇大车往北到安新的同口,装货登船,渡白洋淀,经大清河,直奔天津。水路大约三百余里。只需三日。由天津来高阳亦然。
一出自姜姓,炎帝后裔,得姓始祖为高一。
高姓是齐太公姜子牙的后裔,姜氏原是炎帝的后裔,那么高姓则是炎帝的后裔,高姓的血缘初祖是炎帝。
《古今姓氏书辩证》、《通志·氏族略》都讲到:“高氏出自姜姓”。炎帝是上古时期姜姓的部落首领,所以炎帝神农氏是高姓的血缘初祖。
前面已提到,相传炎帝和黄帝为同胞兄弟。因炎帝生长于姜水(渭水支流,今陕西岐山东)流域,故以姜为姓。后来,炎帝和黄帝又有了利害冲突,前后经过3次激烈的大战,炎帝又为黄帝所败。此后,炎帝部落进一步与黄帝部落合并在一起,并与部分九黎族结合成一体,在黄河流域长期生活下来,构成了以后华夏族的主干。
传说炎帝是古代最早发明农业的人,因而被称为神农氏。相传当时人口多而禽兽少,衣食不足,炎帝就用木料砍削、揉制成耜、耒等工具,教人们开垦土地,播种五谷。他的儿子拄,还教人们种植蔬菜。传说他正在思索如何教人们播种五谷时,天空中纷纷下落许多谷种。他把这些谷种收集起来,播种在开垦过的土地上,以后就有了供人们食用的五谷。还有更神奇美丽的传说,说那时有一只遍身通红的丹雀,嘴里衔了一株九穗的禾苗飞过天空,穗上的谷粒掉在地上,炎帝便把它们拾起来种在田间,以后就长成了又高又大的嘉谷。这种嘉谷,人吃了不但可以充饥,而且还可以长生不死。
除此之外,炎帝还和人类的疾病作斗争。传说他曾经用一种叫作“赭鞭”的神鞭,来鞭打各种各样的药草。这些药草经赭鞭一打,它们有毒无毒、或寒或热,其性质就会自然显露出来,炎帝就根据这些药草的不同禀性,给人们治病。还传说,炎帝为了进一步验证药性,还亲自遍尝百草,曾在一天之内中毒70次,由此鉴别出不少有毒的药草。最后尝到一种有剧毒的断肠草,终因肠子断烂,为人民牺牲了生命。到现在,人们一见那攀缘在墙垣或篱笆边上开小黄花的藤状植物,都有了警戒,知道它的毒性猛烈,因为它曾害死过炎帝神农。据说在山西太原神釜冈,还保存着神农尝药的鼎。又说在成阳山里,还可以找到神农鞭药的场所,那山又叫神农原,或叫药草山。
炎帝看见人民衣食虽然丰足了,生活上却还有些不方便,于是又叫人民成立市场,把彼此需要的东西在市场上互相交换。那时没有钟表,也没有别的记录时间的方法,凭什么来定交换的时间呢人们不能丢弃了工作整天在市场上老等呀!于是炎帝又教他们以太阳升起的高度为标准,太阳当顶时就进行交易,过了这段时间就散市,大家使用起来感觉着又准确、又方便,人人都很喜欢。
传至西周时,姜子牙因辅佐周武王灭商有功,被封于齐,时人称齐太公。
齐太公是炎帝的后裔,所以称炎帝为高姓的血缘初祖。齐太公,本为姜姓,字子牙,俗称姜子牙。他的祖先因协助大禹治理水土有功,在虞舜和夏禹时,被封在吕(今河南南阳西),其后人即以吕为姓。齐太公,名尚,后人又称为吕尚。据史书记载:齐太公的家族到夏商时已开始衰落,他就生活在贫困之中。他虽然极有才学,时常想把他的本领施展出来,可是他的大半生几乎都是在默默无闻,贫困而颠沛中度过了。他曾在朝歌(今河南淇县)屠过牛,又在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开过饭铺。当他的精力已经明显衰退的时候,他才不得不到渭水来,在水边盖上一间茅屋,以钓鱼为生,糊口度日。可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有这么一个隐隐的希望:有一天会遇见明君,使他满腹的经纶抱负,能够最后得到施展。可是一年一年过去了,他的须发终于由斑白而全白,石头上他投竿抛饵、两膝跪踞的地方已经有了深深的凹下去的两道印痕,而希望之中的明君脚音还是渺茫。最后他连这一点仅存的希望也打算抛去,准备做一个他并不甘心做的(氵因)波钓徒,隐遁终身。却不料就在这心如死灰的当儿,他看见一个黑而长的王者打扮的人向他身边走来,一幕戏剧性的会见开始了。求贤若渴的周文王,以他政治家的慧眼卓识,很快就认识到此人就是他要寻访的那位大贤。周文王说:“我的先祖曾说‘将来有圣人来周,周就会兴旺起来。’你就是我太公所说的圣人吧!”从此,人们即称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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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2023-10-18 15:12:31发表“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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