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唐朝名将，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由于荷兰作家高罗佩的著作《狄仁杰断案传奇》的影响，迪徐人杰在全世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太原村是狄的故乡。虽然历代编年史中有许多记载，但除了传说迪徐人杰的母亲种了一种汤怀植物之外，什么也没有。正史《旧唐书》和《新唐书》中有很多关于迪徐人杰的故事，但关于迪徐人杰家世的记载却很少，而且比较模糊。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文化名人来说，似乎有点太简短了。

2000年7月初，太原市迎泽区王家峰村一砖厂在生产过程中，挖毁了一座古墓。这块地离狄村只有3公里，墓主人姓狄。我们的第一印象是，这座官邸与迪徐人杰的家族有关。粗略阅读墓志铭可知，墓主为狄湛，但从曾祖父到其父的祖先描述中，并未提及书名。而且从经历和官职来看，好像都是羌人，很难和太原名门狄氏的印象相匹配。进一步检索史籍，发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是一个人：“孙公，后秦乐平人侯波后裔，居太原。詹，东魏首领，临沂人。孙小旭。”对照文：“武定六年，除役官而主政，八年，除招将军，临猗子。”毫无疑问它是合适的。因此，确认墓主狄湛是狄小旭的祖父，是狄徐人杰的高曾祖父。

在迪徐人杰的家乡附近发现他祖先的墓志铭自然是一件幸事。不仅为狄故里增添了确凿的新内容，而且纠正了史书中对狄家世极其简略的记载，解决了与此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

狄徐人杰的祖先是羌人。

《旧唐书》和《新唐书》的《狄仁杰传》都说迪徐人杰是太原人。狄的来历，按《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古今姓氏辨证》，《通志氏族略》，狄姓姬，的母亲和弟弟小波被封在狄城，因为他以为是自己的姓。历史记载中有鲁大夫米蒂、先贤狄逸、孔子弟子、汉代大夫狄山等。主张与匈奴友好的狄山，抗议出兵征服，触怒汉武帝。他被派去守卫城墙上的险地，到达一个多月后被匈奴人杀死。但东汉三国两晋以后，史书上就没有汉族的狄这个人了。这期间差距较大，可能不仅仅是没有姓狄的名人，更意味着姓狄在中原的消失。直到十六国时期，才出现了被公元《宰相世系表》年尊为帝徐人杰远祖的帝伯支，即公元《元和姓纂》年居住在天水的所谓帝山后裔。狄山和之前的狄氏无疑应该是汉族，但这个狄已经不是另一个狄了。

从一开始，狄伯志就以阿强的身份出现。最早见于《晋书姚苌载记》年，是指他和西州的羌、狄家族共同推举姚昌为首领，然后按制度行事，建立了后秦。据说迪智伯是阿强人。虽然史籍没有明文记载，但证据很多：第一，《魏书》年见到的狄姓几乎都是羌人。如《太宗记》云：“长泰五年兴城羌族土司狄文子附三千余户。”《世祖记》、《陆俟传》:“平凉断金崖，羌将狄玉子等人造反。”等一下。二是狄湛的曾祖父被任命为岭东羌校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官职由实力强大的羌族担任。

魏晋以来，边境失控，这样的官职逐渐转移到各个部落酋长的豪强手中，意思是“cont

《晋书》和《魏书》把住在天水的狄姓和狄山联系起来。《北史》更是厚颜无耻，说“是汉朝丞相狄芳进来之前的事”。所有的历史记录中都没有狄芳这个人。读了岑《元和姓纂》，才知道其实指的是汉朝宰相翟。在中国古代，“地”和“宅”在某些情况下是常见的，如米罗《宰相世系表》。但在汉代，这两个词是不相通的，所以汉代文献中既有地山，也有翟金芳。作者显然是想依附一个比地山更显赫的祖宗，所以用古文字传假句的例子，把翟金芳改成了狄金芳。魏晋以来，主流社会尊崇门第，贵族家庭自吹自擂，鄙薄普通士绅，大行其道，影响深远。文人一般都以出身低微为耻，更何况是所谓的义弟血统的人，自然更是遮遮掩掩。人死后，更常见的是依附贵族家庭，在墓志铭中显示自己的官职地位，不择手段。这个例子也说明，即使是相对可靠的历代姓氏书籍，也不可避免地受此影响，需要仔细辨析。

羌族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成员之一，早在商朝就出现在历史记载中。他们很早就开始了与汉族的交流和融合。在历史上，当许多邻近的民族部落与汉族交往时，他们使用的中国姓氏往往取其名字的第一个字，史铎就是例证。其中相当一部分后来完全汉化了，导致后人无法辨认其来源。狄姓就是一个例子。

狄徐人杰世系考

狄是徐人杰的高祖狄湛，字安宗。据《狄湛墓志》《春秋六十年有口》记载，它诞生于公元500年左右。他是一个“轻文好武”的人。18岁时“放了布朗”，做了官。他经历了北魏后期的社会大动荡。534年，当东西魏分裂时，他随宇文泰西行至咸阳。几年后“骑回朝”。高欢很重要，为官为官，平西将军，临猗。进入北齐后，他被授予前邱副都督、白马都督、荆州刺史、车骑将军等职。清三年，终于找到了晋阳。

狄湛的父亲名叫龚，住在太原。无标题。云曾官“将军傅参军，傅主疏”。北魏末年，尔朱荣为天竺将军，在太原设府，统率天下。狄公这段时间应该在位。朱荣倒台后，他的部下大多属于高欢，被安置在青州和晋阳。到东西魏分裂时，估计狄公至少年近六旬，极有可能留在晋阳，而狄湛则被威胁要西进。这可能也是狄湛后来“骑马回朝”的一个重要原因。

云，狄湛的祖父、曾祖父是北魏的“略阳公”，名字没写。:孝文帝在位四年。于是、狄、羌兵造反，断了后路。略阳公夫阿奴为将军，去与罗汉商议，破之。”同样适用于。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个略阳公夫阿奴应该是狄家的祖先。第一，如果按照每一代20年粗略计算，他的祖父出生于460年，他的曾祖父出生于440年左右。

李云迪家族两代略阳男性有人，其中一定有一人生活在上述历史事件发生的时代。这一时期不可能同时出现狄、傅两个略显阳性的男性，非此即彼。第二，狄的远祖狄伯支，在不同的史籍中都可以找到，说法很多：狄伯文、狄伯游、狄伯游等。这显然是复制和损坏，由于他们的接近。t的“福”字

根据现有的资料，大致可以梳理出狄姓的起源：天水的狄姓肯定是羌人或者汉化过程中的羌人；其祖先与汉地善博士无关；它们很可能出自《墓志》年所写的“迪”。到后秦地伯支时定居长安，故尔云墓《墓志》的主人是“凤仪县人”。他定居太原，到狄公时生下狄湛。当迪小旭和迪徐人杰到达时，他们自然是从太原来的。

自五国十六国以来，狄氏家族一直是东强的贵族家族。据《墓志》记载，历代先人所担任的地方官职都在甘肃天水，官职最低的也是秦州巡抚，军职则是镇西将军。狄湛在东魏北齐的官职与此相似，说明他的背景一直在发挥作用，他有为朝廷照顾自己人的使命。入北齐后，历任“前邱副都督、白马都督”，皆是明证。甚至在唐初，狄徐人杰被任命为宁州刺史，“与讲和讨喜，郡人立碑褒扬”，也不能排除利用其家族历史背景的可能。

狄氏家族从强大的羌族发展成为以唐朝名将狄为代表的名门望族，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典型。在封建社会，生在易狄显然被认为是一种耻辱，而史书中在谈到狄的家世时，又是含糊不清，含糊不清，这或许可以反映出狄氏家族对此事的态度。但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过程和结局不仅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荣耀，也是迪徐人杰家族的荣耀。太原村作为世界名人迪徐人杰的故乡，更有理由为之自豪。

说到残暴的官员，人们往往会认为他们都是凶神恶煞，就像地狱里的人物，青面獠牙，黑白无常。他们经常以残酷的刑罚服役，把人打死。就算再好，也就和法官和钟馗一样。剑眉直立，两眼如铃，目光如电，四校园，看了会让人不寒而栗。然而，历史上著名的酷吏张汤却另有一副嘴脸。

当小官时，他尊重上级，当大官时，他结交天下名人。就算他心里看不起他们，也会装作很佩服他们。尤其是在皇帝面前，他很会揣摩皇帝的心思。遇到皇帝表扬，就说都是文员的功劳。受到皇帝谴责时，他主动检讨。但他却能进入残暴官员的行列，杀了很多人，得罪了很多人。最后一个高官联合起来举报他。令人惊讶的是，皇帝在处理他的问题上犯了一个错误！最后，另一个残忍的官员，虞照，向他解释他的利益，引诱并强迫他在案件解决前自杀。更何况，即使死后，张汤的鬼魂依然挥之不去，他因为家里没有太多财产，葬得很轻，深得皇帝同情。汉武帝下令追查张汤的告密者，三长史被杀，丞相牵连自杀。

张汤是如何从一个基层小官做到“三公九官”的？这种多面人格是如何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

张汤从小就表现出狠毒、报复心强的一面。

张汤的父亲曾经是长安的县丞，那时候张汤还小。有一次他出门，父亲让他在家看门。父亲回来后，看到老鼠偷了肉，就惩罚张汤，用鞭子打他。张汤挖了一个鼠洞，找到偷了肉的老鼠和没吃的肉，和犯人一样处理掉。他检举揭发老鼠的罪行，刑讯逼供，录下审讯过程，报出罪行的判决结果，把吃剩的肉作为证据，当庭宣判。最后，他给老鼠下了一个“剁决定”，把它处死。他父亲看到这一幕，特别惊讶地发现，他的判决书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法官写的，于是让他研究判案的文书。父亲去世后，张汤在长安做官。

这充分说明了张唐具备了作为法官的基本素质，遵循程序的人格特征，以及内心恶毒的报复心态。就一般人而言，谁会和一只老鼠较劲？就算老鼠因为吃肉被爸爸罚了，大部分人都会抓住它杀了它。谁会像审问罪犯一样处理？就连他的父亲也对他的判决书感到惊讶，可见他具备了法官的基本潜质。

张唐是有意巴结权贵，揣测老板心思，办事能力强，屡被提拔。

邢星侯天生是汉武帝的叔父。他曾经因为犯罪被关押在长安。当时的张汤虽然官职很小，但他利用长安官员“现掌”的便利，极力保护他。田胜出狱受阻后，与张汤保持密切联系，经常把张汤介绍给当朝权贵，让他们结识。张汤被调去了文史，成了宁城的下属。因为有能力，宁的成绩得到了上级的推荐。张汤再次被提拔，调到茂陵卫，主持陵墓的土木工程，也就是梁武帝陵墓建设的实际指挥者。汉武帝的另一个叔叔田粉做了宰相，把张汤招为文官。田粉经常向汉武帝推荐张汤，张汤被任命为御史，让他处理此案。正巧赶上陈阿娇女王巫术事件，案子就交给了张汤。此时汉武帝已经嫁给卫子夫九年了，陈皇后早已被冷落，只因为她的姑姑馆陶公主，也就是现在的婆婆，在立自己为太子的时候下了很大的功夫，又碍于面子，没有废除阿娇皇后的位置。张汤读懂了皇帝的心思，有意识地把事情闹大，让汉武帝有充分的理由废掉皇后。唆使陈皇后使用巫术的人，就是女巫楚馥。张唐从她入手，深入调查。300多人受到牵连。有了这个结果，汉武帝终于有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废除陈阿娇皇后，收回她的法令，并把她贬到长门宫。

这件事再一次说明了张汤的狠毒和能力。一个法庭女巫案件可能涉及300多人。为什么能忍？怎么会呢？为什么会有人信？但是，张汤调查女巫楚夫，她有多聪明！给皇帝解决了一个心病，张汤终于得到了赏赐，汉武帝任命张汤为太忠大夫。从案件审理到升职封爵，前后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皇帝的想法和需求也可以从这件事上了解。从此，张汤和虞照制定了法律。他们两个做了一个“知法”，就是让官员互相监督，互相举报。同样，从这个时候开始，汉朝的法律由宽变严。

张汤尊重上级，嘉许下属，结交天下名士，善于遵从皇帝的意愿，狡诈的本性广为传颂。

他曾与张唐虞照共事过一段时间。不久，虞照被提升，张汤成为一名廷尉，负责案件的审理。但是这个张汤仍然和虞照保持着友好的往来，把虞照当作兄弟一样对待。虞照呢？傲慢，即使三公和九卿前来拜访，虞照也不会回拜感谢他。他只关注他的公务。张唐完全不一样。当他还是个小官的时候，就和富商交朋友，成了高官。他和世界各地的名人交朋友。即使他内心看不起这些人，表面上却表现出极大的敬佩。

汉武帝崇尚儒家，张汤总是千方百计把儒家的观点附在重大案件上，事先向皇帝汇报，然后根据皇帝说的话和皇帝的意思做出判断。如果案子被皇帝表扬，他会说是皇帝的智慧，做具体事情的下属是认真的；他说，如果皇帝怪罪，皇帝怪罪正义。其实我的下属曾经提醒过我，我没有拿。我太傻了！他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思。处理案件时，皇帝要加罪，就交给执法严的人。皇帝要赦，就交给执法宽大的人，深得汉武帝的信任，被提升为御史，进入三公九吏的行列。张汤还善于推荐提拔下属，尤其是做官的老朋友的子女。他有

张汤尊重上级，关心下属，结交名流，装得很佩服。这些都是他主动的行为。一旦有人的政治观点与他不同，或者对他造成伤害，他就会立刻露出狰狞的面目，就会置他于死地。在与匈奴的战与和问题上，汉武帝内心是主张战争的。一个叫狄山的医生在向他的大臣们咨询时，主张结婚，汉武帝向张汤征求意见。张汤不说打架好还是友好好，而是攻击狄山蠢！狄山说：“我很笨，但我很忠诚。不像张汤，他的忠诚是表现出来的，狡猾。”明明这是张汤引起的口水战，汉武帝却大怒，质问狄山：“我给你一个郡，你能抵挡住匈奴的抢夺吗？”狄山只是一个秀才，忠厚老实，如实答道：“不会”汉武帝又问，一个县呢？帝山还是说没有，汉武帝又问帖？狄山知道，如果他还是说不，皇帝就会把他交给法官处罚，他就会落到张汤手里。我怕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只好回答：“是。”于是，汉武帝派狄山去一个边防哨所。一个月后，狄山被杀，被匈奴人砍了头。本来是法庭研讨，张汤却引发人身攻击，导致悲剧发生。

有一个叫文立的官员，他和张汤发生了冲突。他收集整理了张汤的黑材料。张汤有一个喜欢的下属叫陆巧菊，谁告诉文立的谣言。这件事就这么交给了张汤，张汤毫不犹豫地判了文立死刑，然后杀了他。后来陆巧菊生病了，张汤去看望他，居然自己给陆巧菊按摩脚。这是一恶一善的张汤。

有人盗了汉文帝的墓，宰相庄和御史张汤约定，一起上朝认罪。在皇帝面前，老实人庄向皇帝道歉，但张汤认为此事与自己无关，没有道歉。汉武帝实际上把庄翟青交给了张汤。

这件事惹恼了庄的三位长史，他们联名上书，声讨张汤。这三个人分别是朱买臣、王朝和卞通，他们的官职都比张汤大。以前官职卑微的时候，张汤见到他们总是表现出恭敬的态度。当他的官位上升到三人以上时，他立刻以强凌弱对待他们。除了见到他们时端坐起来，冷眼看着他们，心安理得地接受他们的跪拜，还经常欺负压制他们。于是，三人密谋说服庄丞相，并派庄客逮捕张汤的帮凶田心。当张汤想要和皇帝一起扮演政治角色的时候，田心总是能够提前知道，然后囤积物资，等他发财之后再和张汤分享战利品。汉武帝知道自己被利用了，非常生气。他当面问张汤，“有人把我的想法告诉别人了吗？”张汤露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道：“应该说是有人干的。”此时，陆巧菊举报了文立，张唐给陆巧菊按摩脚的问题也被举报。武帝这才知道，张汤真是狡猾。

张汤为生存不认罪，死后却报了被轻葬的仇，儿子由皇帝照顾。

汉武帝要张汤认罪。毕竟，他为皇帝做了很多事。陈阿娇皇后案是张汤为皇帝处理的棘手问题之一。如果他认罪了，皇帝挽回了面子，回旋余地会很大。但这个张汤此时很强势，坚持不承认自己有罪，同时对自己被捕不满。汉武帝派了八个使者审问，张汤始终不承认。

对付张汤这种残暴的官员，一个普通的君子是不行的。汉武帝派了另一个残暴的官员虞照去审问张汤。虞照对张汤说：“你办案的时候，杀了多少人？”既然人家有了对你不利的证据，你还等什么？皇帝不知道你吗？只是他处理不了你的案子。你觉得一次次回答证词有意义吗？皇帝不要你活了你还想活吗？"张汤终于不抱希望了，给汉武帝写了一封信，说："张汤没有大小功德，能从一个小吏跻身三公，只是因为陛下宠信我。我无法逃避我的内疚。然而，密谋反对我的罪人是三个漫长的历史。“那就自杀。

张汤死后，家里财产很少，除了俸禄和皇帝赏赐，几乎没有其他财产。我的兄弟和儿子想埋葬张汤。他母亲说：“张汤是天子的大臣，因恶言诬告而死。为什么要把他埋了？”言下之意，如果有厚葬，不就说明人家在告他对吗？于是张汤就用最简单的丧葬器具和没有外框的棺材下葬了。汉武帝听后说：“没有这样的母亲，就生不出这样的儿子。”于是他把三个长史都杀了，庄的宰相自杀了。汉武帝可怜张汤，逐渐提拔儿子张安世。

汉武帝杀了三个长史，好像是因为他们诬告张汤。但是汉武帝没有说给张汤平反，而是说为了张汤的母亲，这只能说明张汤必须死，就像虞照说的那样。但是汉武帝需要一个像张汤这样残暴的官员，他也要杀掉那些举报张汤的人，这样以后才会出现更多的“张汤”。然而，这位“全能”评委张唐最后的结局是可悲还是可叹？恐怕谁也说不清楚。但也可以理解为，张汤的多面人生，使他登上了酷吏的最高官位，也使他成为了酷吏中最出名的一个。

张汤的出身与童年

西汉初期的官吏总体上由两部分组成：一类是法家式的官僚及其子弟，可概称为文吏；另一类是学习儒家经典而入仕途的知识分子群体，可概称为儒生。前者大多文化水平不高，未接受系统的六经之学，但深谙政治惯例，通晓法律事宜，熟知技术性业务，是人主眼中的“武力有功之臣”，其施政采用法家实用主义学说，直接秉承最高旨意，严刑峻法，打击盗贼豪强及一切不利于皇权统治的力量，后世称他们为“酷吏”。后者通常出身平民，深知社会底层民众疾苦，笃信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伦理，认为治国之本在于宽厚待民，但多不通政务，不适应官场规则。其施政坚决依照儒家学说，发展生产，施行教化，致力于社会的安定良态，后世称他们为“循吏”。〔1〕文吏与儒生之争，既有政治分歧，也因私人生活，汉武帝时代尤为激烈。而张汤就是武帝时期赫赫有名的一代酷吏。

张汤，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地区）人，具体出生年份不祥，约为汉景帝中期，是典型的法家式官僚子弟出身。现代心理学理论认为，人幼年的生活环境对其一生成长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潜意识中的刺激通常于悄无声息之中深刻地改变性格，而性格在某种程度上就决定着命运。中国民间谚语也有“三岁看小，五岁看老”。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里记有这样一件发生在张汤幼年时的小事，其中反映出的诸多信息将会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张汤及以其为代表的酷吏群体的心态。

“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鼠盗肉，父怒，笞汤。汤掘熏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鞠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父见之，视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 〔2〕

以职业风格治家的张父因老鼠偷肉一事大发脾气，用竹板、荆条“笞”汤，体罚儿子。请注意，笞刑是古代中国常见的正规刑罚之一。〔3〕受了委屈而又倔强的小张汤掘地三尺捕获盗鼠后，并非出口恶气一杀了之，而是一本正经地自设公堂，传布文书，刑讯定罪，最后宣读判决，将老鼠处以极刑，磔（肢解暴尸）于堂下。再请注意，磔刑是远古残酷周刑之一，即今人俗语“五马分尸”。〔4〕担任公职多年的父亲见证情景，也得“大惊”，从此发现了张汤的天赋，让他助理代案，专写司法文书。（关于汉代诉讼审判制度，文献记载不多，主要描述就在《酷吏列传》及张汤审鼠这一段。）〔5〕通过对上述事件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家庭环境的影响、张汤自身的兴趣和才能以及其父对他的专业培训，都使他非常适合担任“刀笔吏”职务，从事司法工作，这与他后来能位列三公、成为御史大夫关系极大；其次，张汤小小年纪性格中残忍冷血的一面已初显端倪，具有强烈的暴力倾向，其后更是愈演愈烈直至成为一代酷吏，“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6〕但同时也为其一生最终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

三 从小县吏到御史大夫

张父死后，张汤顶班当了多年长安吏。他的政治发迹，先是因为救助过周阳侯田胜，而被引见朝中贵族，在当时名酷吏宁成手下任职。接着攀交上田胜之兄丞相田蚡，遂被推荐给汉武帝，提升为御史。张汤仕途上的崭露头角始于公元前135年的陈皇后巫蛊案。皇后陈阿娇（成语“金屋藏娇”的女主角）为与美人卫子夫争宠，召集巫婆于后宫施法念咒。武帝下令严查此事。张汤借机发挥酷吏本色，网罗无辜。“汤深竟党与，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楚服枭首于市”，〔7〕被牵连者达上千人。既而陈阿娇被废，卫子夫新立为后。因办案有功，张汤升职为太中大夫，从此为武帝所赏识一路青云直上。

太中大夫任上，张汤与私交甚好的酷吏赵禹（成语“一意孤行”的主角）合作，根据武帝政治的现实需要，共同制订修改各种国家律令。其主要作为有：恢复汉初废除的连坐法、族诛法、妖言诽谤罪等严刑峻法；作见知故纵之法，即官吏获知犯罪行为后必须举告，对应判刑的罪犯必须严格执行，对当地动乱必须严厉镇压，否则以重罪论处；编《越宫律》二十七篇（今佚）。关于宫廷警卫制度，是汉律六十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律令的共同特点是“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8〕即务必使法令严峻细密，对任职官吏尤为严格。这使得文景盛世以来宽厚立法的趋势被逆转，汉法的发展从此严酷苛密化。

此时，武帝为加强封建大一统，罢百家尊儒术，推崇董仲舒的新儒家学说。张汤恰时投机，一边上书请求选派儒家博士为廷尉史，辅助自己办案，一边多次就朝堂重大案件代表天子及官方前去咨询已还乡退隐的董仲舒，以其意见为重要的审判依据。从此狱吏断案，多应朝廷旨意，附会古人之义，言必六经“公羊”，史称为“春秋决狱”，这既促进了法律儒家经典化的过程，也是两汉经学化的开始。

公元前123年，淮南王刘安（古籍《淮南子》的编著者，成语“鸡犬升天”的主角）、衡山王刘赐谋反，事败自刭。廷尉张汤主审这场政治大案，揣摩武帝心意，乘机铲除宿怨，穷追狠治大显身手，“凡淮南、衡山二狱，所连引列侯、二千石、豪杰等，死者数万人”。〔9〕张汤遂于次年，即武帝元狩二年，加官进爵，功成名就，开始了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七年御史大夫生涯。

张汤的飞黄腾达，首要原因在于他成功前谦卑待人、广交朋友、编织关系网，打下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史记•酷吏列传》上说“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已心内虽不合，然阳浮慕之”。虽然有意见，但是表面还要做足功夫，营造氛围，对富豪高官们仰慕推崇，毕恭毕敬，“与长安富贾交私，收交天下名士大夫……至于大吏，内行修也；送请诸公，不避寒暑”。于是“虽用法深意不专平，然得此声誉”，尽管问题不小，却被权贵褒奖，获得良好名声。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张汤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张汤的一言一行从武帝角度看去，无不是唯皇命是从，绝对效忠，绝无任何私心，武帝自然认为他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理所当然的重用他，赋于他大权。而事实上却是“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与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治狱所排大臣自为功”。也就是说，张汤断案大多是遇上武帝讨厌的，就落井下石加重刑罚；遇上武帝喜欢的，就寻找借口法外开恩；遇上武帝不关心而与自己有隙的，就毫不留情一审到底，以排挤仇家为政绩，在维护皇权的幌子下最大程度的扩张己欲。“虽文致法，上财察，于是往往释汤所言”，名义上万事由皇帝一人裁决，其实最终决策权却完全被张汤个人意志所引导。值得注意的是，张汤的成功所依靠这两个因素也正是他失败的原因。

位列三公后的张汤自恃有皇帝宠信，多行分外之职，权势远超丞相，天下之事皆由其决之。他在朝堂上高谈阔论国家大政常至日暮，武帝忘而废食迟不退朝，众臣皆不得归；因病不能上朝时，武帝竟御驾专程前往张府看望，隆贵到如此地步。汉匈间长年间大规模的战争导致国库空虚，民不聊生。为解决财政危机，武帝令张汤主管经济改革，策划国家与百姓争利，负责制造白金货币和五铢钱，实施盐铁用品专卖法案，到处张贴缉拿令，严刑打击豪强富贾，酷法压迫平民弱势，〔10〕全国被搞的通货膨胀，骚动不堪。

而就在这个时候，经武帝默许，张汤又亲手制造了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和法制史上最为严重的冤狱之一——腹诽案。以廉直闻名，任九卿之一的大农令颜异因对张汤以一张白鹿皮置换四十万钱的经济法案持有异议，得罪了汉武帝。主持变革大计、善察政治风向的张汤与颜异有旧怨，便借口颜异曾在下属批评朝政时“不应，微反唇”（无语，只动了下嘴皮），上告其“不入言而腹诽，论死”（没说话但在心里诽谤，应该处以死刑）。〔11〕武帝批准，颜异即被处死。腹诽案可以说是千古奇冤，竟纯以猜度主观判定政治犯，这个恶劣的先例比南宋岳飞“莫许有”、明于谦“意欲罪”在时间上还早了上千年。其造成的直接恶果就是皇权专制势力滔天，官民人人处于恐怖之中，“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多谄良取容矣”，腹诽被公然地搞成了能类推的罪名，众臣也得谄颜保身附和。至于改革大计，为政时不听众议不思后果，打击伤害面太广，必然造成对社会的严重损害。“自造白金、五铢钱后，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犯者众，吏不能尽诛”，以致民怨沸腾，怨声载道，“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汤”。〔12〕到了这个万夫所指的地步，可控制的经济危机已被人为恶化成了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如同不义的辉煌总逃不过惨淡的收场，张汤的飞黄腾达也快到尽头了。

四 四面楚歌无路可走

张汤的失败，最致命的原因在于他的两面性格，为法过酷，结怨太多，最后被武帝抛弃。公元前115年，武帝元鼎二年，由于盐铁收归中央政府独占，极大损害了同姓诸侯国的利益，再加上以前的个人恩怨，赵王刘彭祖率先指控张汤与其下属鲁谒居合谋诡计危害国家。鲁谒居是张汤的心腹手下，曾故意炮制冤案以陷害张汤的旧怨御史李文。鲁谒居因赵王上告被关入狱中不久病死。被连累的鲁谒居的弟弟认为张汤见死不救，于是在牢里揭露了其兄与张汤违法挟私寻仇的黑幕。武帝特命廷尉减宣调查李文案，而同为酷吏的减宣恰也是张汤的老对头，欲借此案置张汤于死地，便私下秘密行动罗织大罪。正在这危机时刻，有贼偷盗了汉文帝陵园的下葬钱，依惯例，丞相庄青翟与张汤相约一同向武帝谢罪。张汤临时变卦，单方面推卸责任，准备先弹劾庄青翟，将罪名全归于丞相。而丞相府的三位长吏朱买臣（成语“覆水难收”的主角）、王朝、边通也都与张汤结有深怨，三人得知张汤计划后，一起联名先发制人，替丞相声辩无罪的同时，告发了张汤平日的种种非法行径，将前后数件事一一联系。武帝暴怒，认定张汤内心险诈一惯欺君，便不由分说，派使者带着罪名簿以八项大罪痛责张汤。

“天子果以汤怀诈面欺，使使八辈簿责汤。汤具自道无此，不服。於是上使赵禹责汤。禹至，让汤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簿为？”汤乃为书谢曰：“汤无尺寸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为三公，无以塞责。然谋陷汤罪者，三长史也。”遂自杀。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昆弟诸子欲厚葬汤，汤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污恶言而死，何厚葬乎！”载以牛车，有棺无椁。天子闻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尽案诛三长史。丞相青翟自杀。上惜汤。稍迁其子安世。”〔13〕

武帝还派出当年与张汤情同兄弟的酷吏赵禹来质问他。〔14〕张汤见了好友，自以为事情终有转机，正准备长篇解释，却被赵禹当头痛斥：“今天你觉得自己冤枉了，当年被你杀的那么多人就不冤枉吗？现在别人告你都是有真凭实据的，皇上关你到牢里，就是希望你自我了断，为什么还要争辩呢？”（这与成语“请君入瓮”有神似之处）这么一折腾，张汤终于清醒了，回想自己昔日所作所为，再以自己对武帝的了解，尽管不甘心，但是非死不可了。在诸侯、部属、酷吏、同僚上下内外四面八方的夹击下，皇帝也抛弃了他。张汤自杀了，面对下葬事宜，张母之所以正气懔然地说了些我们不能理解的怪话，我想大概是因为在她眼中儿子一贯是清廉正气尽心为公的吧。

实际上，张汤之死是政治斗争的残酷结果，是作法自弊罪有应得的下场，是古语“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再印证，谈不上什么恶言诬陷。首先，张汤大权在握后，翻脸无情、广结仇怨，致使众臣群起围攻，再无人为其说话，失去了以前牢固的官场基础。丞相府的三长史朱买臣等人都是平民文士出身，曾位居张汤之上，“而汤为小吏，跪伏使买臣等前”。等到他们获罪降职后，风水轮流转，“（朱买臣）见汤，汤坐床上……汤数行丞相事，知此三长吏素贵，常凌折之”，冤家对头间已是易结不易解了。其次，怀着“何世患无才？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15〕的人才工具论的汉武帝，为人喜怒无常，随心所欲，做事治国常不计后果，一旦反悔便大走极端。在对待张汤案时，先是毫不留情，不容解释，一心治其死罪。等到终于如愿了，突然听闻张汤家贫薄葬，就立刻掉转方向，一口气又杀了三长吏，逼死丞相庄青翟，金口赞许了张母，再提升张汤之子张安世的官职，就算是拨乱反正给张汤正式平反了。孰不知这很可能是一场政治案件还没弄清，紧接着又制造了另一场也说不清的冤假错案。以武帝一贯的政治言行和后来的历史观之，他对张汤有保留的“信任”与所谓的“惋惜”，在关键时刻是不可靠的，一旦遭遇其他重大政治斗争，必要时还会弃之为牺牲品。

《史记•平淮书》载“是岁也，张汤死而民不思”，张汤本来也就没为民众做过多少有益之事，留给平民百姓的恐怕只有严刑峻法带来的肉体与心灵上永远的伤痛。他所做过的违法乱纪的罪行，只怕依他自己制订的汉律也是要严惩不怠祸及全族的。整个事件里最值得称赞之处在于，张汤虽然全公费开支，但从政数十年，一度掌控全国财政大权，却能不贪污索贿，以至家中清贫如许，真是难能可贵，在这一点上足为廉洁表率，或许这就是张母内心深处儿子正直形象的来源。

纵观这场高层大内斗，真可说几乎无对错之分，朝中各臣在揣摩皇帝心意互相倾轧的同时，都在不同程度地徇私枉法。在张汤一心陷害别人时，别人也在相机报复，一有机会，双方就借机发挥大肆发难，一场新的政治大风暴又凭空从天而降。其结果却不仅是葬送了自己的性命，还连累无辜他人，殃及下层百姓。这既是封建政治的黑暗无情，也是皇权制度下的丑恶与无奈。

五 张汤与武帝的历史教训

张汤死后，武帝继续重用酷吏治国，《史记•酷吏列传》所载十一名酷吏，竟有九位都是武帝时的，义纵、王温舒、减宣、杜周等人相继担任廷尉、御史大夫等职，搞得冤狱遍天下，民变起八方，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国家处于一片腥风血雨中。《汉书•刑法志》记“（张汤死）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网寝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章，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司马迁也评论说，张汤虽“深刻”，然相比之下“其治尚宽，辅法而行”，还能“知阴阳，人主与俱上下，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自张汤死后，网密，多诋严，官事浸以耗废，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赡，何暇论绳墨之外乎！”上有所好，下必甚矣，酷政蔚然成风，酷吏盈满天下，而张汤的继任者们只会一无是处祸国殃民，“何足数哉！何足数哉！”〔16〕张汤一生以悲剧告终，这是武帝统治下他的必然命运。汉武帝刘彻是一个雄才伟略却也好大喜功、黩武嗜杀的封建帝王。他在位五十年间，开疆拓土建立不朽功业、确建中国三千年“秦皇汉武政治架构”的同时，随意发动战争，任意制造大规模冤案，严刑酷法维护统治，挥霍了其祖父与父亲“文景之治”四十年多来的社会财富，导致国家动荡不安，人民饱受苦难，“海内虚耗，户口减半”，〔17〕全国人口减少一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总结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18〕武帝时共十三位丞相，不得善终者九位。至到最后“巫蛊”案刚愎自用听信谗言，逼死皇后（卫子夫）、太子、皇孙，才痛然恍悟，察觉自己于国于民为祸甚大，晚年“轮台思子悔过”下罪已诏，决定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任用贤良，以赎己罪。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暴君必然制造酷吏，二者互相利用互为依靠。酷吏在争宠内斗的同时，又提携互助共同营造暴政；不酷者反而被异化为官场公敌难以作为。仅以张汤为例，他师出酷吏宁成，与酷吏赵禹交好，最终也被酷吏减宣围攻。而酷吏尹齐、杜周、王温舒都曾先后为张汤属下。张汤对他们甚为欣赏，多次称赞尹齐“廉武”，数次进言杜周“无害”，〔19〕大力提拔王温舒。三人由此官至御史，在张汤死后倍受重用，“青出于蓝而甚于蓝”，施政残暴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可说是惹得人神共愤，当然也都如张汤般咎由自取，难逃政治牺牲品的悲惨下场。

在酷吏大量培养酷吏的同时，循吏与酷吏间斗争也一直未停止过。匈奴曾来请求和亲，儒生博士狄山反战主和，斥责张汤等酷吏“诈忠”，结果被武帝公然借匈奴人之手杀掉，“自是以后，群臣震摄，无敢忤汤者”。〔20〕唯一敢当面反对张汤批评武帝的只有大臣汲黯（成语“后来居上”的主角）。汲黯为人刚正，言行磊落，曾被武帝誉为“古之社稷之臣”。张汤初任廷尉时，汲黯就认定其必为祸及天下，多次在皇帝面前痛斥张汤，经常与张汤在朝堂上争论国家大事。张汤辩论注重咬文嚼字，于细微处反复纠缠；汲黯尽管义正言辞，坚守原则，但也无法驳倒对方。张汤为此“深心疾黯，欲诛之以事”， 武帝也厌烦汲黯逼迫其外调异地。汲黯临走前，对大行李息忠言直告：

“黯弃居郡，不得与朝廷议也。然御史大夫张汤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务巧佞之语，辩数之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好兴事，舞文法，内怀诈以御主心，外挟贼吏以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与之俱受其僇矣。”〔21〕

事实证明，汲黯这段话政治预见性极强，对张汤及酷吏群体的分析深刻到位。可李息“畏汤，终不敢言。后张汤果败”。事后逐渐认清张汤真面目的武帝听闻此言，认为张汤之所以横行，正是李息这类人懦弱纵容，“抵息罪”，将李息严惩，又提升了汲黯的官职，作为表彰。

值得一提的是，酷吏赵禹在张汤死后，一改以往“酷急”作风，晚年“治加缓，而名为平”，在一片酷吏的杀罚声中反而有了“据法守正”的好名誉，也得享天年终老于故土。〔22〕而张汤之子张安世为官也与其父迥异，昭宣二朝位居重臣，却明哲谨慎，施政宽厚，多与人善，生活方面是家传的廉洁简朴，封侯加爵家资万贯，依旧是身着夫人亲自为其纺织的衣衫（也有史家评论其有世故作秀的嫌疑）。最终“安世子孙相继，自宣、元以来为侍中、中常侍、诸曹散骑、列校尉者凡十余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张氏，亲近宠贵，比于外戚”〔23〕，发展为显赫非凡的名门世家。我想这其实都是前车之鉴，血与历史的教训吧。而张氏一家数代从事法吏工作，则是中国古代律学家族世袭化的开始。

《史记•酷吏列传》开篇引孔子语“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史记•循吏列传》前言也说“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我们知道，反暴政颂仁义是《史记》的核心指导思想，《循吏列传》正是作为《酷吏列传》的对比面而出现的。西汉酷吏集现代公安、检察、法院三大国家机构职能于一身，权力直出最高统治者，几乎不受任何制约。酷吏在治乱的过程中打击豪强盗贼，发挥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其本质决定作为封建皇权的私人统治工具，对国家社会终究是弊大于利的。一味偏私以刑治民的古代法家学说是存在重大缺陷的，须知绝对的权力只会导致绝对的腐化，这是人性与生俱来的弱点。治国之道应当同时加强道德建设与法制完善，善法面前不分阶层人人平等，才能顺利创建出和谐社会，而这也就是现代法治远胜于人治的地方。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张汤时代的历史值得我们后人沉思之处太多了。

狄，唐朝名将，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由于荷兰作家高罗佩的著作《狄仁杰断案传奇》的影响，迪徐人杰在全世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太原村是狄的故乡。虽然历代编年史中有许多记载，但除了传说迪徐人杰的母亲种了一种汤怀植物之外，什么也没有。正史《旧唐书》和《新唐书》中有很多

2000年7月初，太原市迎泽区王家峰村一砖厂在生产过程中，挖毁了一座古墓。这块地离狄村只有3公里，墓主人姓狄。我们的第一印象是，这座官邸与迪徐人杰的家族有关。粗略阅读墓志铭可知，墓主为狄湛，但从曾祖父到其父的祖先描述中，并未提及书名。而且从经历和官职来看，好像都是羌人，很难和太原名门狄氏的印象相匹配。进一步检索史籍，发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是一个人：“孙公，后秦乐平人侯波后裔，居太原。詹，东魏首领，临沂人。孙小旭。”对照文：“武定六年，除役官而主政，八年，除招将军，临猗子。”毫无疑问它是合适的。因此，确认墓主狄湛是狄小旭的祖父，是狄徐人杰的高曾祖父。

在迪徐人杰的家乡附近发现他祖先的墓志铭自然是一件幸事。不仅为狄故里增添了确凿的新内容，而且纠正了史书中对狄家世极其简略的记载，解决了与此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

《旧唐书》和《新唐书》的《狄仁杰传》都说迪徐人杰是太原人。狄的来历，按《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古今姓氏辨证》，《通志氏族略》，狄姓姬，的母亲和弟弟小波被封在狄城，因为他以为是自己的姓。历史记载中有鲁大夫米蒂、先贤狄逸、孔子弟子、汉代大夫狄山等。主张与匈奴友好的狄山，抗议出兵征服，触怒汉武帝。他被派去守卫城墙上的险地，到达一个多月后被匈奴人杀死。但东汉三国两晋以后，史书上就没有汉族的狄这个人了。这期间差距较大，可能不仅仅是没有姓狄的名人，更意味着姓狄在中原的消失。直到十六国时期，才出现了被公元《宰相世系表》年尊为帝徐人杰远祖的帝伯支，即公元《元和姓纂》年居住在天水的所谓帝山后裔。狄山和之前的狄氏无疑应该是汉族，但这个狄已经不是另一个狄了。

从一开始，狄伯志就以阿强的身份出现。最早见于《晋书姚苌载记》年，是指他和西州的羌、狄家族共同推举姚昌为首领，然后按制度行事，建立了后秦。据说迪智伯是阿强人。虽然史籍没有明文记载，但证据很多：第一，《魏书》年见到的狄姓几乎都是羌人。如《太宗记》云：“长泰五年兴城羌族土司狄文子附三千余户。”《世祖记》、《陆俟传》:“平凉断金崖，羌将狄玉子等人造反。”等一下。二是狄湛的曾祖父被任命为岭东羌校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官职由实力强大的羌族担任。魏晋以来，边境失控，这样的官职逐渐转移到各个部落酋长的豪强手中，意思是“以夷制夷”

《晋书》和《魏书》把住在天水的狄姓和狄山联系起来。《北史》更是厚颜无耻，说“是汉朝丞相狄芳进来之前的事”。所有的历史记录中都没有狄芳这个人。读了岑《元和姓纂》，才知道其实指的是汉朝宰相翟。在中国古代，“地”和“宅”在某些情况下是常见的，如米罗《宰相世系表》。但在汉代，这两个词是不相通的，所以汉代文献中既有地山，也有翟金芳。作者显然是想依附一个比地山更显赫的祖宗，所以用古文字传假句的例子，把翟金芳改成了狄金芳。魏晋以来，主流社会尊崇门第，贵族家庭自吹自擂，鄙薄普通士绅，大行其道，影响深远。文人一般都以出身低微为耻，更何况是所谓的义弟血统的人，自然更是遮遮掩掩。人死后，更常见的是依附贵族家庭，在墓志铭中显示自己的官职地位，不择手段。这个例子也说明，即使是相对可靠的历代姓氏书籍，也不可避免地受此影响，需要仔细辨析。

羌族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成员之一，早在商朝就出现在历史记载中。他们很早就开始了与汉族的交流和融合。在历史上，当许多邻近的民族部落与汉族交往时，他们使用的中国姓氏往往取其名字的第一个字，史铎就是例证。其中相当一部分后来完全汉化了，导致后人无法辨认其来源。狄姓就是一个例子。

狄徐人杰世系考

狄是徐人杰的高祖狄湛，字安宗。据《狄湛墓志》《春秋六十年有口》记载，它诞生于公元500年左右。他是一个“轻文好武”的人。18岁时“放了布朗”，做了官。他经历了北魏后期的社会大动荡。534年，当东西魏分裂时，他随宇文泰西行至咸阳。几年后“骑回朝”。高欢很重要，为官为官，平西将军，临猗。入北齐后，历任原副都督邱、巡抚白马、荆州刺史、车骑将军等职。清三年，终于找到了晋阳。

狄湛的父亲名叫龚，住在太原。无标题。云曾官“将军傅参军，傅主疏”。北魏末年，尔朱荣为天竺将军，在太原设府，统率天下。狄公这段时间应该在位。朱荣倒台后，他的部下大多属于高欢，被安置在青州和晋阳。到东西魏分裂时，估计狄公至少年近六旬，极有可能留在晋阳，而狄湛则被威胁要西进。这可能也是狄湛后来“骑马回朝”的一个重要原因。

云，狄湛的祖父、曾祖父是北魏的“略阳公”，名字没写。:孝文帝在位四年。于是、狄、羌兵造反，断了后路。略阳公夫阿奴为将军，去与罗汉商议，破之。”同样适用于。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个略阳公夫阿奴应该是狄家的祖先。第一，如果按照每一代20年粗略计算，他爷爷出生于460年。

曾祖父当出生于大约440年前。李云迪家族两代略阳男性有人，其中一定有一人生活在上述历史事件发生的时代。这一时期不可能同时出现狄、傅两个略显阳性的男性，非此即彼。第二，狄的远祖狄伯支，在不同的史籍中都可以找到，说法很多：狄伯文、狄伯游、狄伯游等。这显然是复制和损坏，由于他们的接近。单词“F”

根据现有的资料，大致可以梳理出狄姓的起源：天水的狄姓肯定是羌人或者汉化过程中的羌人；其祖先与汉地善博士无关；它们很可能出自《墓志》年所写的“迪”。到后秦地伯支时定居长安，故尔云墓《墓志》的主人是“凤仪县人”。他定居太原，到狄公时生下狄湛。当迪小旭和迪徐人杰到达时，他们自然是从太原来的。

自五国十六国以来，狄氏家族一直是东强的贵族家族。据《墓志》记载，历代先人所担任的地方官职都在甘肃天水，官职最低的也是秦州巡抚，军职则是镇西将军。狄湛在东魏北齐的官职与此相似，说明他的背景一直在发挥作用，他有为朝廷照顾自己人的使命。入北齐后，历任“前邱副都督、白马都督”，皆是明证。甚至在唐初，狄徐人杰被任命为宁州刺史，“与讲和讨喜，郡人立碑褒扬”，也不能排除利用其家族历史背景的可能。

狄氏家族从强大的羌族发展成为以唐朝名将狄为代表的名门望族，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典型。在封建社会，生在易狄显然被认为是一种耻辱，而史书中在谈到狄的家世时，又是含糊不清，含糊不清，这或许可以反映出狄氏家族对此事的态度。但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过程和结局不仅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荣耀，也是迪徐人杰家族的荣耀。太原村作为世界名人迪徐人杰的故乡，更有理由为之自豪。尚意

张汤的出身与童年

西汉初期的官吏总体上由两部分组成：一类是法家式的官僚及其子弟，可概称为文吏；另一类是学习儒家经典而入仕途的知识分子群体，可概称为儒生。前者大多文化水平不高，未接受系统的六经之学，但深谙政治惯例，通晓法律事宜，熟知技术性业务，是人主眼中的“武力有功之臣”，其施政采用法家实用主义学说，直接秉承最高旨意，严刑峻法，打击盗贼豪强及一切不利于皇权统治的力量，后世称他们为“酷吏”。后者通常出身平民，深知社会底层民众疾苦，笃信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伦理，认为治国之本在于宽厚待民，但多不通政务，不适应官场规则。其施政坚决依照儒家学说，发展生产，施行教化，致力于社会的安定良态，后世称他们为“循吏”。〔1〕文吏与儒生之争，既有政治分歧，也因私人生活，汉武帝时代尤为激烈。而张汤就是武帝时期赫赫有名的一代酷吏。

张汤，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地区）人，具体出生年份不祥，约为汉景帝中期，是典型的法家式官僚子弟出身。现代心理学理论认为，人幼年的生活环境对其一生成长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潜意识中的刺激通常于悄无声息之中深刻地改变性格，而性格在某种程度上就决定着命运。中国民间谚语也有“三岁看小，五岁看老”。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里记有这样一件发生在张汤幼年时的小事，其中反映出的诸多信息将会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张汤及以其为代表的酷吏群体的心态。

“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鼠盗肉，父怒，笞汤。汤掘熏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鞠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父见之，视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 〔2〕

以职业风格治家的张父因老鼠偷肉一事大发脾气，用竹板、荆条“笞”汤，体罚儿子。请注意，笞刑是古代中国常见的正规刑罚之一。〔3〕受了委屈而又倔强的小张汤掘地三尺捕获盗鼠后，并非出口恶气一杀了之，而是一本正经地自设公堂，传布文书，刑讯定罪，最后宣读判决，将老鼠处以极刑，磔（肢解暴尸）于堂下。再请注意，磔刑是远古残酷周刑之一，即今人俗语“五马分尸”。〔4〕担任公职多年的父亲见证情景，也得“大惊”，从此发现了张汤的天赋，让他助理代案，专写司法文书。（关于汉代诉讼审判制度，文献记载不多，主要描述就在《酷吏列传》及张汤审鼠这一段。）〔5〕通过对上述事件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家庭环境的影响、张汤自身的兴趣和才能以及其父对他的专业培训，都使他非常适合担任“刀笔吏”职务，从事司法工作，这与他后来能位列三公、成为御史大夫关系极大；其次，张汤小小年纪性格中残忍冷血的一面已初显端倪，具有强烈的暴力倾向，其后更是愈演愈烈直至成为一代酷吏，“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6〕但同时也为其一生最终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

三 从小县吏到御史大夫

张父死后，张汤顶班当了多年长安吏。他的政治发迹，先是因为救助过周阳侯田胜，而被引见朝中贵族，在当时名酷吏宁成手下任职。接着攀交上田胜之兄丞相田蚡，遂被推荐给汉武帝，提升为御史。张汤仕途上的崭露头角始于公元前135年的陈皇后巫蛊案。皇后陈阿娇（成语“金屋藏娇”的女主角）为与美人卫子夫争宠，召集巫婆于后宫施法念咒。武帝下令严查此事。张汤借机发挥酷吏本色，网罗无辜。“汤深竟党与，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楚服枭首于市”，〔7〕被牵连者达上千人。既而陈阿娇被废，卫子夫新立为后。因办案有功，张汤升职为太中大夫，从此为武帝所赏识一路青云直上。

太中大夫任上，张汤与私交甚好的酷吏赵禹（成语“一意孤行”的主角）合作，根据武帝政治的现实需要，共同制订修改各种国家律令。其主要作为有：恢复汉初废除的连坐法、族诛法、妖言诽谤罪等严刑峻法；作见知故纵之法，即官吏获知犯罪行为后必须举告，对应判刑的罪犯必须严格执行，对当地动乱必须严厉镇压，否则以重罪论处；编《越宫律》二十七篇（今佚）。关于宫廷警卫制度，是汉律六十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律令的共同特点是“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8〕即务必使法令严峻细密，对任职官吏尤为严格。这使得文景盛世以来宽厚立法的趋势被逆转，汉法的发展从此严酷苛密化。

此时，武帝为加强封建大一统，罢百家尊儒术，推崇董仲舒的新儒家学说。张汤恰时投机，一边上书请求选派儒家博士为廷尉史，辅助自己办案，一边多次就朝堂重大案件代表天子及官方前去咨询已还乡退隐的董仲舒，以其意见为重要的审判依据。从此狱吏断案，多应朝廷旨意，附会古人之义，言必六经“公羊”，史称为“春秋决狱”，这既促进了法律儒家经典化的过程，也是两汉经学化的开始。

公元前123年，淮南王刘安（古籍《淮南子》的编著者，成语“鸡犬升天”的主角）、衡山王刘赐谋反，事败自刭。廷尉张汤主审这场政治大案，揣摩武帝心意，乘机铲除宿怨，穷追狠治大显身手，“凡淮南、衡山二狱，所连引列侯、二千石、豪杰等，死者数万人”。〔9〕张汤遂于次年，即武帝元狩二年，加官进爵，功成名就，开始了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七年御史大夫生涯。

张汤的飞黄腾达，首要原因在于他成功前谦卑待人、广交朋友、编织关系网，打下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史记•酷吏列传》上说“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已心内虽不合，然阳浮慕之”。虽然有意见，但是表面还要做足功夫，营造氛围，对富豪高官们仰慕推崇，毕恭毕敬，“与长安富贾交私，收交天下名士大夫……至于大吏，内行修也；送请诸公，不避寒暑”。于是“虽用法深意不专平，然得此声誉”，尽管问题不小，却被权贵褒奖，获得良好名声。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张汤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张汤的一言一行从武帝角度看去，无不是唯皇命是从，绝对效忠，绝无任何私心，武帝自然认为他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理所当然的重用他，赋于他大权。而事实上却是“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与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治狱所排大臣自为功”。也就是说，张汤断案大多是遇上武帝讨厌的，就落井下石加重刑罚；遇上武帝喜欢的，就寻找借口法外开恩；遇上武帝不关心而与自己有隙的，就毫不留情一审到底，以排挤仇家为政绩，在维护皇权的幌子下最大程度的扩张己欲。“虽文致法，上财察，于是往往释汤所言”，名义上万事由皇帝一人裁决，其实最终决策权却完全被张汤个人意志所引导。值得注意的是，张汤的成功所依靠这两个因素也正是他失败的原因。

位列三公后的张汤自恃有皇帝宠信，多行分外之职，权势远超丞相，天下之事皆由其决之。他在朝堂上高谈阔论国家大政常至日暮，武帝忘而废食迟不退朝，众臣皆不得归；因病不能上朝时，武帝竟御驾专程前往张府看望，隆贵到如此地步。汉匈间长年间大规模的战争导致国库空虚，民不聊生。为解决财政危机，武帝令张汤主管经济改革，策划国家与百姓争利，负责制造白金货币和五铢钱，实施盐铁用品专卖法案，到处张贴缉拿令，严刑打击豪强富贾，酷法压迫平民弱势，〔10〕全国被搞的通货膨胀，骚动不堪。

而就在这个时候，经武帝默许，张汤又亲手制造了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和法制史上最为严重的冤狱之一——腹诽案。以廉直闻名，任九卿之一的大农令颜异因对张汤以一张白鹿皮置换四十万钱的经济法案持有异议，得罪了汉武帝。主持变革大计、善察政治风向的张汤与颜异有旧怨，便借口颜异曾在下属批评朝政时“不应，微反唇”（无语，只动了下嘴皮），上告其“不入言而腹诽，论死”（没说话但在心里诽谤，应该处以死刑）。〔11〕武帝批准，颜异即被处死。腹诽案可以说是千古奇冤，竟纯以猜度主观判定政治犯，这个恶劣的先例比南宋岳飞“莫许有”、明于谦“意欲罪”在时间上还早了上千年。其造成的直接恶果就是皇权专制势力滔天，官民人人处于恐怖之中，“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多谄良取容矣”，腹诽被公然地搞成了能类推的罪名，众臣也得谄颜保身附和。至于改革大计，为政时不听众议不思后果，打击伤害面太广，必然造成对社会的严重损害。“自造白金、五铢钱后，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犯者众，吏不能尽诛”，以致民怨沸腾，怨声载道，“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汤”。〔12〕到了这个万夫所指的地步，可控制的经济危机已被人为恶化成了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如同不义的辉煌总逃不过惨淡的收场，张汤的飞黄腾达也快到尽头了。

四 四面楚歌无路可走

张汤的失败，最致命的原因在于他的两面性格，为法过酷，结怨太多，最后被武帝抛弃。公元前115年，武帝元鼎二年，由于盐铁收归中央政府独占，极大损害了同姓诸侯国的利益，再加上以前的个人恩怨，赵王刘彭祖率先指控张汤与其下属鲁谒居合谋诡计危害国家。鲁谒居是张汤的心腹手下，曾故意炮制冤案以陷害张汤的旧怨御史李文。鲁谒居因赵王上告被关入狱中不久病死。被连累的鲁谒居的弟弟认为张汤见死不救，于是在牢里揭露了其兄与张汤违法挟私寻仇的黑幕。武帝特命廷尉减宣调查李文案，而同为酷吏的减宣恰也是张汤的老对头，欲借此案置张汤于死地，便私下秘密行动罗织大罪。正在这危机时刻，有贼偷盗了汉文帝陵园的下葬钱，依惯例，丞相庄青翟与张汤相约一同向武帝谢罪。张汤临时变卦，单方面推卸责任，准备先弹劾庄青翟，将罪名全归于丞相。而丞相府的三位长吏朱买臣（成语“覆水难收”的主角）、王朝、边通也都与张汤结有深怨，三人得知张汤计划后，一起联名先发制人，替丞相声辩无罪的同时，告发了张汤平日的种种非法行径，将前后数件事一一联系。武帝暴怒，认定张汤内心险诈一惯欺君，便不由分说，派使者带着罪名簿以八项大罪痛责张汤。

“天子果以汤怀诈面欺，使使八辈簿责汤。汤具自道无此，不服。於是上使赵禹责汤。禹至，让汤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簿为？”汤乃为书谢曰：“汤无尺寸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为三公，无以塞责。然谋陷汤罪者，三长史也。”遂自杀。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昆弟诸子欲厚葬汤，汤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污恶言而死，何厚葬乎！”载以牛车，有棺无椁。天子闻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尽案诛三长史。丞相青翟自杀。上惜汤。稍迁其子安世。”〔13〕

武帝还派出当年与张汤情同兄弟的酷吏赵禹来质问他。〔14〕张汤见了好友，自以为事情终有转机，正准备长篇解释，却被赵禹当头痛斥：“今天你觉得自己冤枉了，当年被你杀的那么多人就不冤枉吗？现在别人告你都是有真凭实据的，皇上关你到牢里，就是希望你自我了断，为什么还要争辩呢？”（这与成语“请君入瓮”有神似之处）这么一折腾，张汤终于清醒了，回想自己昔日所作所为，再以自己对武帝的了解，尽管不甘心，但是非死不可了。在诸侯、部属、酷吏、同僚上下内外四面八方的夹击下，皇帝也抛弃了他。张汤自杀了，面对下葬事宜，张母之所以正气懔然地说了些我们不能理解的怪话，我想大概是因为在她眼中儿子一贯是清廉正气尽心为公的吧。

实际上，张汤之死是政治斗争的残酷结果，是作法自弊罪有应得的下场，是古语“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再印证，谈不上什么恶言诬陷。首先，张汤大权在握后，翻脸无情、广结仇怨，致使众臣群起围攻，再无人为其说话，失去了以前牢固的官场基础。丞相府的三长史朱买臣等人都是平民文士出身，曾位居张汤之上，“而汤为小吏，跪伏使买臣等前”。等到他们获罪降职后，风水轮流转，“（朱买臣）见汤，汤坐床上……汤数行丞相事，知此三长吏素贵，常凌折之”，冤家对头间已是易结不易解了。其次，怀着“何世患无才？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15〕的人才工具论的汉武帝，为人喜怒无常，随心所欲，做事治国常不计后果，一旦反悔便大走极端。在对待张汤案时，先是毫不留情，不容解释，一心治其死罪。等到终于如愿了，突然听闻张汤家贫薄葬，就立刻掉转方向，一口气又杀了三长吏，逼死丞相庄青翟，金口赞许了张母，再提升张汤之子张安世的官职，就算是拨乱反正给张汤正式平反了。孰不知这很可能是一场政治案件还没弄清，紧接着又制造了另一场也说不清的冤假错案。以武帝一贯的政治言行和后来的历史观之，他对张汤有保留的“信任”与所谓的“惋惜”，在关键时刻是不可靠的，一旦遭遇其他重大政治斗争，必要时还会弃之为牺牲品。

《史记•平淮书》载“是岁也，张汤死而民不思”，张汤本来也就没为民众做过多少有益之事，留给平民百姓的恐怕只有严刑峻法带来的肉体与心灵上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