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氏三状元是指山西省陵川县武氏家族先后出现的三位状元，他们是金代的武明甫、武天佑、武天和叔侄三人。武氏一家自金贞元二年词赋科状元武明甫及第后，武天佑、武天和相继状元及第，史称“武氏三状元”。根据武氏家庙中现存的家谱和祖宗画像所记载，自唐以后，武家除金代出过三位状元外，还有进士九个，翰林六个，尚书五个，资德、朝仪十二个，国子监博士一个，图史编修一个，知县十一个，共有官衔人数达四十八个。其中最著者为宋朝的国子监博士，后人辽官至尚书的武白和金代的武明甫、武天佑、武天和叔侄三状元。

这个人便是武桂根，她只不过是一个骗子，她拿的龙袍和玉玺其实都是在地摊上买的便宜货，用来给她行骗，作有力的保障，她之所以说武则天还活着，其实也是为了行骗，达到她最终的目的骗钱，其实我们用脑子想一想这些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武则天怎么可能还活着，关键是她欺骗的对象是老年人。

她这个人其实没什么文化水平，也就上过小学，她平时游手好闲，但她不仅仅只是单纯的闲逛，她也希望自己能一夜暴富，所以有着歪头脑的她，平时就善于观察，她时常混在北京胡同的老人中间，因为自己姓武，所以就说自己是武则天的后代，是武则天的第四十四代子孙，老人们一听乐开了花，心想：这个傻子，再说啥呢。但是每过多久，武桂根她去弄来了玉玺和龙袍，甚至还伪造了一本武氏家谱，这下老人们个个都傻了眼，心想：是真的啊，她真的是武则天的后代。

见此状，她想着时机成熟了，该推销推销了，该大赚一笔了，所以这时候有了老人们的信任的她，也是直接说出了：武则天还活着。老人们都信以为真，她便说是有仙丹帮助武则天活到现在的，谁要想长命百岁，捐一百万，就可以获得仙丹一枚，而且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可毕竟是老人，有的老人给的爽快，有的老人回家和子女们商量，有的子女就发现了其中的骗局，就立马报了警，不久这个叫武桂根的老人便被捉拿归案了，她最后也是骗了17亿多钱，这个案例也是告戒老人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的话。

家训、家教、家风三者之间从严格意义上讲是有区别的。

所谓家训，是指家族或家庭对子孙后代立身做人等方面所立的规矩或告诫的话，比较笼统和概括，比如“诚信、孝顺、进取、自尊”、“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所谓家教，是指家长对子女立身做人等方面进行的教育，比较直接和零碎，比如“人不能懒惰”、“待人要有礼貌”等。所谓家风，是指在家训的规范下，在家教的保障下，在全体族人或家人的共同践行下，形成的一种家庭风尚，比较外在和独特，比如“乐善好施”、“诚实守信”等。

家训在中国古代体现得比较明显，那时社会教育不发达，教育手段也较为缺乏，加之人口流动受限，一姓以家族形式在一个地域居住的往往较多，一个家庭出现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并不鲜见。为加强对族人或者家人进行有效的行为管理或道德规范，族人（家庭）中年长者就要为本族（家）人制定家训，写于家谱中，悬挂于族祠或自家的中堂上，人人皆知，人人践行，否则要受到家法的惩罚。家教具有直接性，即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必须是直接接触、面对面进行。家训则可以间接传承，即创立家训的人没有必要和被传承的子孙面对面教授，可以中间接力传承。

中国古代出现不少有名的家训，如《朱子家训》、《章氏家训》、《颜氏家训》、《钱氏家训》等，它们都是中国古代家庭（族）文化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教在中国古代也相当出彩，因为那时候社会教育不甚发达，基础教育都停留在私塾阶段，高层教育不多，受教育的人很少，大多数人的思想还处于蒙昧阶段，人们思想的开化大多靠家庭教育来进行。这时的家庭教育局限性很大，即兴而起、即事而起，零打碎敲，基本上限于封建礼教的说辞。教育者不一定有文化，讲出的道理也不一定多深刻，但它至少在那个时代是正确的，所以子女们都要听取并遵照去做。

古代中国出现了不少好的家教典型，比如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这些典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封建家庭教育的发展，加强了封建家庭教育在封建社会教育方面的辅助地位，促进了封建社会文化的进步。

家风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家族或家庭的“名片”。对于一个家族或家庭来说，能够拥有一张真正的“名片”是件光宗耀祖的事。比如，一个家庭如果获得了“乐善好施”的“名片”，那么这个家庭的主人就会获得一顶“大善人”的桂冠，家里其他人也都会得到别人的尊崇，走到哪里都会受到礼遇。家风不是自然形成的，好的家风都是由家族的人或者说家庭的人努力营造而形成的，其中可能付出了几代人的心血。

不管是家训、家教还是家风，都需要家里的长辈带头身体力行，所以古时多提倡上行下效、身教大于言教。

家训、家教、家风在任何情况下都与社会大环境分不开，因为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无时无刻不在受着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如果社会政治清明、教育发达、风气端正，家训、家教、家风就好，否则就可能会发生偏逆。

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对于家训、家教、家风并不十分关注，所以中央电视台一提起这个话题立刻就在海内外华人中引起热议。其实这也不奇怪，一方面在新思想解放浪潮的冲击下，家训等家庭文化一度被作为糟粕文化而剔除，人们不敢轻易提起。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社会人口流动规模的扩大，加之家庭人口数量的减少，原来那种以家族或以大家庭形式居住的家庭迅速解体，家训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和功能。再者，社会教育空前发达，不仅有各种学校教育，还有电视、广播、电台、报刊、网络等媒介的大众教育，使家庭教育相形见绌。

要真正培育好家训、家教、家风文化，首先要搞好社会政治、社会教育与社会风气，因为他们对家庭教育和风气的形成有巨大的影响和带动作用。如果社会政治、社会教育和社会风气不好，家庭教育和风气就很难遂人愿，古今同理，现代尤甚。

有的。武大郎矮小、憨厚而可笑，潘金莲美艳、*荡而可恨，这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当代作家俊然同志经过实地考证，证实武潘二人之事都是受《水浒》影响而成的冤案，他们在历史上的本来面目并非如此。

实有其人

据考证，北宋末年确有武大郎、潘金莲其人。他俩分别是河北省清河县相邻的孔宋庄和黄金庄人。武大郎实名武植，世人尊称“武大郎”，乃人品才貌俱佳的寒门秀士，曾中进士，被宋徽宗钦定为阳谷县令，在任期间为官清正，平反冤狱，治理河患，做了不少好事。相传当地人曾给他立过功德碑。

潘金莲原是贤妻

潘金莲则是当时贝州(清河县属其治)州官潘知州的千金**，非“潘裁缝”之女。她择嫁于武大郎，成了贤内助，使武植越发勤奋而终于进士及第。夫妻俩恩爱得很，生有四子，白头偕老。阳谷清河一带，至今流传潘金莲这位贤妻良母的懿行佳话。据武大郎的后代讲，他们家祖祖辈辈相传说，武松还是潘金莲拉扯大的。潘的身世，有潘家传世家谱为证。

武大郎并不矮

武大郎的身世，有县志和武氏家谱为证。今健在的武家人，可以证实武植并不矮。有三位老人回忆，1946年宋庄的人穷得揭不开锅，有人为救燃眉之急，挖掘田、武两大姓的祖坟，想弄点金银财宝。武大郎的坟头高大，用铁锤钢钎才凿开青砖壁垒，但里面只有一只楠木悬棺和两具骨殖。从武大郎的遗骨看，至少1米70以上。他是清官，所以无值钱随葬物；他不是穷卖炊饼的，否则棺木不会这么好。一切的一切，全由《水浒》作者生花之笔成了历史冤案。

为老祖宗打抱不平

现已离休的哈尔滨某研究所保卫科长任某曾处理过一起案子：抗日战争期间，孔宋庄近百名武大郎的后代在油坊镇参加筑河堤，说书卖唱艺人董协先路过，冀南边区抗日政府的河工委员招呼他为民工演唱。董刚唱几句，武家后代就蜂拥而上、将董打得鼻青脸肿，原来唱的是《风流冤孽记》，内容有污武大郎。当晚，河工委们组成临时“法庭”审理此案。武家后代拿出县志和家谱为证。董则称说书是抗日政府指派，内容是师傅所传，他无责任。河工委员裁决说，武家人打人不对，但事出有因，为老祖宗打抱不平是人之常情。最后由武家拿出两斗小米作为董养伤口之用完事。

潘姓人家更感屈辱

武、潘两家历经800余年，至1987年，已繁衍到300多户、上千人口。武植后代集居地孔宋庄，已成了制作绿豆淀粉的专业村，但一想到老祖宗老祖奶奶名誉被损，仍感到屈辱愤慨。而黄金庄的潘姓人家在心灵上承受的压力更大。他们不单忌讳“潘金莲”三字，就连听到别人提起武大郎，也赶紧躲避。自明清以来，黄金庄潘姓闺女，再无一人嫁到邻村孔宋庄武家去。

1987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会上有个书目，叫《孙二娘开店》，当武大郎的形象一出现，孔宋庄姓武和黄金庄姓潘的人家，都急忙把电视机关掉，跑到院里放鞭炮，说是“驱瘟神，消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