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家族观念相当深刻，往往一个村落居住着一个家族或几个家族，他们大多建立自己的家庙，这种家庙一般称作“祠堂”，祠堂分为宗祠、支祠和家祠。在特别崇尚程朱理学的徽州，作为“申述根本返始之心，尽子孙孝情”的祠堂是祭祖、正俗、教化等事务的圣地，它集宗教、伦理道德、法律于一身，也是一个宗族最高权利的象征，每个宗族都会从族里推选出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来担任族长。

祠堂除了用来供奉和祭祀祖先外，还具有多种用处，如各房子孙平时有办理婚、丧、寿、喜等大事时，便利用这些宽广的祠堂以作为活动之处，另外，族里要商议重要事务，也是在祠堂进行的。祠堂还是族长行使族权的地方，凡有违反族规，则在这里被教育和受到处罚，直至驱逐出本族，所以也可以说祠堂是封建道德的法庭，有的宗祠附设学校，族人子弟就在这里上学，正因为这样，祠堂建筑一般都比民宅规模大，质量好，有权势和财势的家族，他们很讲究祠堂的建造，高大的厅堂，精致的雕饰，上等的用材，成为这个家族光宗耀族的一种象征。

明清两代徽州就有大大小小祠堂达10000多座，各县村都还有数量可观的祠堂存在，有“中国水口园林第一村”之称的唐模村现存有一座许氏宗祠，被称为“徽歙祠堂的典型”，虽然祠堂在清太平天国年间毁于战火，已经不能看到全貌，但从它现存的遗址、建筑面积和规格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它昔日的宏大规模，在中国古代，三、七为民间最大的数字，唐模这座建于清嘉庆年间的许氏宗祠就是按民间最大规格------三进七开间修建的，占地3000多平方米，由于祠堂是一村中首要建筑，因此在选址上非常注重风水，许氏宗祠的建造者就选中了檀干溪边的一块风水宝地，并在溪边修了一排石栏杆，石栏外见有一半月型石磅，建其石磅，一方面可以使水流弯曲而过，既美观，还能减少水流对祠堂沿河堤坝的冲击，另一方面，据说当时村中许姓和吴姓两个家族斗争很是厉害，许氏在祠堂前修这石栏，在风水理论上意为财运不外流。和别的徽州一些大祠堂相比，唐模许氏祠堂在建造上区分的更为严格。它按照不同的社会阶层来建造。许氏宗祠为家族的总祠，下面分为三个支祠，俗称“厅”其祠名分别为尚义堂、继善堂、骏惠堂，在唐模民间流传着一句谚语：“穿靴戴顶尚义堂，摇摇摆摆继善堂，草鞋麻履骏惠堂”在，这句谚语真实反映了唐模三座祠堂当时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尚义堂地位最高，是座官祠，继善堂次之，是座经商人家祠堂，骏惠堂地位最低，是普通老百姓的祠堂，在建造上，以官为主的尚义堂讲究肃穆和庄重，以商为主的继善堂讲究气势和规模，以农为主的骏惠堂就显得粗而简朴，从如此之细的分层建造上可以看出昔日的唐模许氏家族讲究社会地位和其经济实力。

祠堂，这一代表着古代社会家族权力象征的代言词，虽然离我们渐渐的远去，但是他所积累、沉淀深厚的古徽州民间文化，无论是徽州建筑风格、徽派雕刻还是某种意义上的唐模风水理论，都是我们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水口是风水学中一个重要的要素，所谓“水口”，指水源所从出之洞口，在徽州村落建设中是一项重要设施，对绿化和生态环境优化有着典型的意义。清代的 《入地眼图说》卷7一节中说：“入山寻水口……凡水来处谓之天门，若来不见源流谓之天门开，水去处谓之地户，不见水去谓之地户闭，夫水本主财，门开则财来，户闭财用之不竭”可知水口有两种：“一为水流入之处，一为水流出之处，前者要开敞，后者当封闭。徽州人之所以热衷于在村口建造水口，主要是因为受风水理论的影响，他们认为水是财富的象征，为了防止它外流就应该修建“水口”，将水留住，才会“户闭”则财用之不竭，水口多选于山脉转折，流水环绕的地方，此外在水口还会辅助建造些富于人文气息的建筑，以庙、亭、堤、桥、树为主，据说可以加深水口的锁匙气势。

唐模水口建于村东，既有水口，又有园林，形成了古徽州独特的具有代表性的水口园林，名为：檀干园。檀干溪和进村的古驿道穿园而过，河溪两岸数十株百年古树，浓荫蔽日，充分利用天然的湖山坡地，因地制宜，将山水、田野、村舍溶于一体，形成独特的皖南古村落的水口园林风格。檀干园的空间组织非常成功，整座园林，连同村落，恰是清奇诗篇，起承转合，余音袅袅。檀干园有起景、高潮、结景的 空间，主次分明。

檀干园选在唐模村口，利用造园时掘塘之土堆土为山，很少用石，在山上“桃堤种柳”，使檀干园达到“门楼合稼，廊庑连芸”的意境，又减少了人工造园的痕迹。檀干园的造园艺术正是反映了“贵自然”这一审美观点。同时，园内的景致与四周的百年古树，以及森郁的气氛，形成“全村同在画中居”的绝妙画面。园林建筑，提倡“宜简不宜繁，宜自然不宜雕斫”，这种传统的造园手法，在檀干园中得到最恰当的运用。

唐模水口以桥、堰作为关锁，以亭、庙、坊作为镇物，以古树、花草作为背景，这是古徽人在风水理论指导下经过千百年来精心营造而成的，反映了徽商在兴旺时期的环境意识和对物质及精神上的追求。整个水口建筑构思独特，自然景观优美，并与徽派园林、江南水街共同构成了人性化的人居条件，体现了天人合一，人与自认和谐共存的生存理念。檀干园独特的水口园林建筑。同时把园林作为乡村规划的有机部分加以综合考虑，又运用诗人画家意境，其造园手法之高，艺术之妙，堪称徽派园林之典范。

河北沧州市（含原沧州地区），是回族人民聚居的地方。全市回族总人口17万，占河北省回族总人口的34．7％，为全省，乃至华北地区回族人口最多的市。因此，了解沧州回族渊源及发展，对全国的回族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迁 入 渊 源

回族，是沧州41个少数民族中，历史较久的民族。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从未著留民族谱志。加之明初燕王朱校“靖难”之役，对沧州一带人民血腥屠杀，赤地千里，造成了历史断带，致使人们对沧州回族的迁徙渊源更加模糊。近年，一些著作中，多将“靖难”以后，即公元1404年作为沧州回族迁入始点。笔者认为，这种说法还需进一步探讨商榷。

元朝时期，处于华北腹地的沧州，既是全国最大的盐业基地（长芦），又是京题屈指可数的商业繁荣地区，且当时水、陆交通十分发达。陆路建有会川驿（今青县）、兴济驿（今兴济镇）、清池驿（今沧州市区）等京都要道官驿十余处；水路有京杭大运河横贯本市南北220公里，直通京城。水旱码头，商贾云集，具有穆斯林经商、聚落的天然条件，并据《河北省古代陆路运输简史》载，在盛唐时期，沧、嬴、朝三州（皆今沧州辖区）便盛产丝绢，并为当时通过丝绸之路远销外国的重要丝绸产地。可以说，从那时起，沧州就已和阿拉伯国家有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而至元初，已是“回回人遍天下”、“京城诸路，其寺万余”，而沧州却无回回人涉足绝非可能。

另据口碑传达，今沧辖泊头市西八里庄沙河涯村在明洪武初年便建有清真寺；孟村县志载，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朱元璋麾下大将常遇春（回）北上伐元，曾设帐于太平村（今孟村县王帽圈村），其部下将士多为回族，战后阵亡回族将土葬于今孟村尹庄村南，历称“回回墓”。由此可推断，当时在战乱中回族将士落足本地者恐不微量。可证明沧州回族始于明前。

沧州回族大量迁入，主要在明初。据《明史·太祖纪》载，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六月，徙山后（今宣化东南延至辽阳一带地方称山后）民三万五千户于内地，又徙沙漠遗民三万二千户电田北平。”其“山后q和“沙漠”当时均属回回人较多的地区，移民中自然占有一定的回族成份。如孟树县韩石桥村韩姓，便是由山后禹州先迁山东禹城后至沧州立庄的。其祖谱中载：“我太祖来自西陲，移镇东路，相传山后禹州人”。

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燕王朱隶，为夺帝位，举兵“靖难”，沧州破城，坑人（活埋，四万，百人幸难逃一，燕王即位，出旨迁民，“以实空地”。据泊头、河间、董驿、孟＿村、沧县、献县等县市若于回族家谱记载，其始祖大都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自晋、鲁、浙、沪、皖、鄂等地奉旨迁徙而来。其中迁自南京应天府上元县二郎（龙）岗（港）者居多。如牛进庄刘氏家谱载：“吾东始祖原籍南直隶上元县二郎岗，永乐二年迁徒于此”。孟村镇吴氏谱清道光九年载：“原籍系安徽省徽州府联县，前明永乐年间周祖北迁”。献县马氏家谱一载：“始祖马刚为回族将领，燕王扫北，率三子由南京水西门外二龙港随军到河间府，后长子马广庆到河间东南定居，立村为辛中营”（即今本斋村）。

除上述情况外，历代统治阶级、官僚恶势的民族压迫，也使一些外地回回人被迫向回回人户较多的沧州一带逃避，成为沧州回族的来源之一。如，明朝末年，无定府（今山东惠民）李阁老依仗权势，对惠民、乐陵两地的回族人民进行了残暴的血洗，强令两地周围40里不许有回民居住，迫使许多回族人民从山东逃至沧州，现沧州铁姓回民就是在那次洗劫中幸一兔于难，逃此落户的。

综上所述，沧州回族的迁入，大致可分为六种原因：1．战争。即通过对外战争，使中、西亚阿拉伯人、波斯人进入京都诸路（含沧州）；通过国内战争，使外地回族将士落足沧州。2．经商。沧州优越的经商条件与回族善于经商的特点，决定了沧州是四方回族商人理想的落足之地。S．官居。即出任官职或随龙保驾携眷落户。4．移民。其中可分三种情况，一是奉旨迁来占产立庄I二是随迁仆从百姓；三是被发流罪。5．逃生。即逃荒、避难而来。6．投一亲。即因种种原因投亲靠友而来。其族源，按照迁出祖籍追溯，可溯至西陵陆路和东南沿海。

二、繁 衍 演 化

回族，是一个团结、仁爱且富有顽强生命力的民族。迁入沧州后，不同时间来自不同地点的各家各户相互攀连，彼此相纳，在血缘关系上结成“回回亲戚”，在风俗习惯、民族感一情上形成了凝聚力很强的“回回一家”。历经数百年的繁衍演化，不断发展壮大。

繁衍“分荣”。经过世世代代繁衍生息，沧州回族人口不断增加，各姓家族“抽。核分亲”，原有村庄容量饱和，土地开发受到局限，迫使部分回族人出庄另立，开辟新的栖身之地。

据对当地部分回族宗脉考查：刘氏始祖于南京二郎岗迁来后，先在孟村东北部建庄称牛进庄，后又遣二子分建了今孟村县的西赵河村和南皮县的黑龙村，此后层层“分蒸”，代代 “抽枝”，至今已发展到孟村的新县镇、大北赵河、小北赵河、辛庄子、大提东、小提东，沧县的小马庄，盐山的后刘庄，黄驿市的刘洪博村等10多个刘姓村。吴氏始祖由安徽款县迁来后，本人后返原籍，由二子在今沧州市区和孟村镇占产落足，现黄驿市吴庄子，沧县博古屯，海兴县小路村，孟村何吕店等10多个吴姓村皆为沧、孟吴姓回族分枝。任丘、河间哈姓，为河间果子洼哈姓回族分枝。马姓回族多为青县马桥马氏祖分枝（现马桥已无回族，只有马氏＿回族祖坟，故知者甚少，多误以本斋村为马姓始祖村）。青县辛集及各地散居的回姓，多为沧县大格村回姓分枝。盐山县小宝庄由沧县东宝庄宝氏所造。盐山王古宅村由孟村县杨石桥村王姓所建。孟村大文台李姓由沧县曹庄子迁来，后又分建了李龙潭村。

迁徙外延。数百年来，由于战争、逃荒、谋生、经商、工作调动等原因，沧州回族迁徙外流，延至全国各省和本省各地。据当地调查及河北省民族志（初稿）载：清雍正年间，河间府回族将领哈元生率兵镇压云南昭通、东川的彝民起义后，所领部分士兵便在昭通一带电四，后定居当地。辽宁省营口市虎庄戴、马、张三姓回族是在清顺治年间移民时，由沧州迁去。辽宁盖县熊岳镇回、张、李、刘、尹等姓回族是由青县楮村过去，宽甸哈姓、韩姓均系河间果子洼乡迁居落户，至今均已五至八代。吉林早期回族，多为清乾隆五十丸年 （公元1794年）由盂村、沧县、河间、青县逃荒回族灾民。吉林伊通县回族村了家屯最早为孟村丁庄子丁氏四兄弟辟地而居，并因此得名。吉林辑安县有回、常、李、王、孔、张各性及龙井市杨、金等姓回民约于1928年前后由沧县、河间、肃宁、任丘迁去。河北省张家口部分回族系沧州回族商贩，因贩卖牛羊逐渐定居。河北丰宁满族自治县凤山镇杨姓回族元相系黄驿市羊二庄人，因贩运牲口于清光绪年间落后郭家屯（今隆化县）后迁到凤山镇开烧饼铸定居。河北平泉、丰宁、滦平等县部分回族是从沧州逃荒而来，据平泉县回姓家族称：“老家在沧县大错村，大约乾隆年间过来平泉。”

除上述迁徙较早的情况外，沧州回族大量外流是在铁路交通趋于发达的解放前夕和初期。其主要流向是西北、东北的矿区、林区。今宁夏石嘴山、甘肃迭布，山西大同、阳泉。辽宁抚顺、丹东、本溪，黑龙江省伊春、鹤岗、双鸭山、七台河等林矿城市和北京、天津、上海及哈尔滨、佳木斯、银川、沈阳、呼和浩特、包头、石家庄等经济、交通发达城市的叵族，祖籍沧州、河间者具有相当数量。尤其伊春市和鹤岗市南山区，素有新孟村之称。

另据有关资料记载，建国初期，为加强全国少数民族工作，经中央决定，选派了以王廷芳、刘震环、刘树森为首的大批沧沧州籍回族领导干部携眷到云南、宁夏等少数民族地区担任各级领导职务。1956年春，全省23个市、县组织动员1542户，6834名回族群众迁往青海省厅和县从事农业生产，其中867户，3928人定居该地。在这些支边回民中，沧州回民占有很大数量。

三、现 状 与 分 布

沧州的回族，历尽沧桑，经过数百年的繁衍演化，现已成为全市第二大民族。据统计，全市回族共有丁、于、万、马、王等56姓。170788人。回族人口分别占全市总人口和少数民族总人口的2．9％和91地 分布于17个市（县、区）、2个农场和214个乡（镇、办事处）、1468个村（街）。全市建有盂村回族自治县和杜林、大话村、李天木、捷地、孝子墓、辛集、羊三木、羊二庄、新村、果子注、刘庄、本斋第12个回族乡。在居住和人口分布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一）大分散小聚居。从总体分布看，全市所有县、市、区、场和大多数乡镇、村街都有回族居住，较为集中的有75个村为纯回族村或回族人口占90％以上的村。

（二）固寺而居。出于回族风俗和生活习惯的需要，沧州回族多以清真寺为核心，固寺而居。现全市共有清真寺167座，其中沧州北大寺、泊头清真大寺及牛进庄、丁庄子、孟村镇、果子洼、淄川镇、新县镇、本斋村的清真寺历史较久，规模较大。从某种意义上讲，清真寺的历史、规模就是当地回族居住状况的写照和标志。

（三）同姓聚居和分区划姓。由于沧州回族多于明初“靖难”以后，为“以实空地”奉诏迁来占产立庄，故所建村庄多为单姓或以单姓为主，虽经历代变迁，这种聚居模式基本未变。因族源多在南方，移民多沿运河北上，落足运河两岸。多年来，虽各有迁徙变化，但不同区域的姓氏区别仍很明显。除以运河为界划分的回族姓氏区域外，许多小区域、小范围也都有不同的姓氏特点。河间的金、哈、白姓，沧县的回、买、吴姓，孟村的刘、吴、丁、韩姓，黄驿的张、王姓，泊头的石姓，青县的戴姓，献县的马姓，皆为当地回族的代表姓。

（四）商贸区内聚居。由于回族善于经商，沧州回族多选择交通发达，商贸繁华，有利于经商的地方居住。全市7个回族人口超万人的县、市（区）中，有6个为古驿站，5个傍运河。就是在回族人口较少的县市中，回族人也多居城镇或商业繁荣的乡镇。在城镇居住的回族人，又多择商贸繁华的街道、区域而居，以形成利商而居，居而利商的特点。沧州南大街、泊头胜利街、河间城关、连镇大街、肃宁主街、苗街等县市商贸繁华部位皆为回族聚居区。

“徽骆驼”与“绩溪牛”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徽州地处皖南崇山峻岭之中，四面群山环绕，层峦叠嶂，河流交叉，风景优美。长期以来它一直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民俗单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俗和民情。但是，这里可耕土地非常少，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之称。即使是耕地，也是土质非常差，“骍刚而不化”，不适于耕种。而且遇到雨水丰富的季节，山洪暴发，耕地就被淹没，庄稼被洪水横扫一空；而到雨水稀少的季节，耕地就会缺水干涸而龟裂，只要有十天不下雨，山民就要仰天而呼，求神祈祷下雨。耕地如此之少，但是到明清时期，这里的人口却迅速增加，大大地超过了有限耕地的承载力，造成了严重的地少人多的矛盾。

正是在这种地少人多、农耕环境恶劣的情况下，造就了一群群 “徽骆驼”和“绩溪牛”。这里的“徽骆驼”和“绩溪牛”指的是走出家乡四处经商的徽州商人。以骆驼和牛来形容，一方面说明的是徽商创业的艰辛，另一方面指的是徽商具有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徽商创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骆驼和牛是人们所熟知的两种哺乳动物。在风尘弥漫、干旱缺水的沙漠地区，骆驼是主要的畜力；在田园阡陌、春耕秋耨的农耕地带，牛是人们得力的助手。日久天长，在人们眼中，骆驼和牛便象征着吃苦耐劳和勤恳努力，体现了敬业、执著、拼搏、进取、友爱、和谐等等优秀品质。

明清以来，不少人在观察、了解、研究徽商后，都把徽商比作“徽骆驼”，这是对徽州商帮的形象概括，集中反映了徽商整体品质。

不过，在徽州六县当中，绩溪徽商的兴起要比其他县商人晚一些，所以，当徽州其他县的商人日趋没落之际，绩溪徽商却方兴未艾。这种后继之秀、乱世中争雄的徽商余辉同样令人们关注，折射在绩溪徽商身上的“绩溪牛”精神，也已成为中外学者争相发掘、探索和研究的对象。如今更多的时候，人们已不仅仅局限于绩溪商人，而是把它同样地形容于所有的徽商后起之秀身上。

无论是“徽骆驼”还是“绩溪牛”，它们都是对徽商精神的形象概括。在如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环境的优越远非明清时代所能比拟，然而，作为一种创业精神——徽商精神依然值得我们去探究、学习和借鉴。概括起来，徽商精神有下述要点：

其一，卫国安民的爱国精神。从早期徽商不辞劳苦，运粮输边，到明中后期徽商积极参与抵抗倭寇侵略的斗争，乃至近代徽商为了抵御外国入侵，踊跃捐资捐物，处处时时体现了他们的爱国情怀。因为他们深知，没有国家的安定与统一，就不会有个人事业的兴旺发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中国历史上商人的爱国主义传统。

其二，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穷困的生存环境迫使徽商走出家门，他们一般以小本起家，闯荡商海。商海浪涛汹涌，凶险异常，一不小心就会搁浅甚至是沉没。然而徽商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受到挫折之后，并非一蹶不振，从此便销声匿迹，而是义无反顾、百折不挠，不成功决不罢休。许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后终于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态度决定了一切。

其三，度势趋时的竞争精神。市场风云变幻莫测，活跃于市场的徽商必须时时细心预测市场，观察市场动向，分析市场行情，审时度势，根据市场商品种类的盈虚和供求情况，对目标市场进行细分，去选择所经销的商品，并且能够使经营时间、地点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灵活机变。他们所从事的五大行业：食盐、粮食、木材、茶叶、典当无不是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而随机经营的。正是由于他们能够随时观察市场，根据市场变化审时度势，因此面对同行业的竞争，他们时时能走在同行业的前面，能够出奇制胜。

其四，以众帮众的和协精神。徽商的和协精神不仅表现在家族中，也表现在一个个的商业团体中。即便在整个徽州商帮内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济、以众帮众。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从而大大地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场竞争力，并在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其五，惠而不费的勤俭精神。大多徽商是从小本起家，不畏艰难，克服了种种不利因素，经过了一番奋斗拼搏，最后才建立了自己的基业，成为富商大贾的。“致富思源”，他们大多数人特别珍惜得来不易的财富。因此，他们虽然致富，但日常生活仍旧保持在家时的艰苦朴素的作风。不仅如此，他们还以艰苦朴素的勤俭精神教育子孙。

其六，以义制利的奉献精神。这突出表现在大量徽商发财致富后，以种种“义行”、“义举”来奉献社会。徽商由于“贾而好儒”，因而绝大多数人在经商活动中比较重视人文精神、讲求理性追求。虽然致富，但他们依然自奉俭约，克勤克俭。不过一旦当他们面对国难民困或旱荒水灾时，却又会慷慨解囊，将财富奉献给社会。

其七，贾而好儒的文化精神。“贾而好儒”是徽商的显著特点。徽商很爱读书，他们有的白天经商，晚上读书。在路途中也是时时忘不了读书。爱读书给徽商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养、文化品位。这样，较高的文化素质就成为他们与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剂”。同时也给徽商的商业经营同样带来了许多便利；二是由于读书，使得徽商善于从历史上汲取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促进自身商业的发展；三是增强了经商的理性认识，即他们能够以所谓的“儒道经商”，从而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

徽商正是凭着他们特有的徽商精神，从而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乃至于发展为雄视天下的大商帮。这种精神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进一步发扬光大。“徽骆驼”和“绩溪牛”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仅是徽商的巨大财富，更是徽商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其八，以众帮众的团队精神，徽商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结成的商帮团体。“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有着共同血缘或者地缘关系的徽商，有着很强的亲缘和地缘认同意识。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外地，不期然碰见了同族人或者家乡人，徽商往往会兴奋得忘乎所以。这种固有的“乡谊观念”和“宗族意识”，形成了徽商以众帮众、相互提携的传统。

有一吴姓徽商家族，族里长辈就曾制定这样的族规：凡是族中有些子弟不能读书，并且家里又无田可耕的，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外做生意，那么族里诸位有经营经验的长辈在外要么提携他，要么在其他亲友处推荐他，好让他能有个稳定的职业，可供其糊口，千万不能让他在外游手好闲，以致衍生祸患。

有位徽州商人名叫方用彬，他在经商过程中，结交了包括政府官僚、文人士大夫、缙绅商贾等等各界朋友。那么方用彬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儒商是怎样认识这么多不同地区、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物的呢？他是怎样建立这样一个广泛的交际网络的呢？要知道在当时交通、通讯都远远不如今天发达。答案就是除了方用彬本人喜好交游而且文学书画无所不通外，他的同宗同乡关系给了他许多接触不同人物的机会。

在徽商的乡族观念中包含着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和带有强制性的宗族族规，这些使徽商彼此之间有着很强烈的患难与共意识。这种意识客观上成为徽商之间信息传递的动力泉源。一首绩溪民谣这样唱道：

有生意，就停留，没生意，去苏州。跑来拐去到上海，托亲求友寻码头。同乡肯顾爱，答应给收留。

就拿歙县和休宁两县来说，明清时期，两县由于不少人在外经商，这些在外经商的人往往携带亲戚朋友出外共同经营。因此往往出现这种情况：一家创业成功，那么这家人不会独享，往往大家共同分享，规模大的甚至能携带千家百家，生意小的也能携带几家几十家共同致富。

有位徽商叫许孟洁，这个人亲族观念极强，他在外生意做得非常红火，于是亲戚朋友纷纷去投靠他。凡来投靠者，他都加以提携，于是他的亲戚朋友也就个个致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徽商宗族之间是何等的休戚与共！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

相互提携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种团队精神，在商场竞争中造成了一个集体优势。近代徽州人胡适早就认识到徽商宗族团体的优势，他听说家乡绩溪准备编纂县志时，就说：“县志应该注重县里人移动转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县志不能够只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不成个局面。”胡适所说的“大绩溪”实际上就是靠宗族纽带联系的散落于各地经商的绩溪人团体。宗族意识隐含的强制性在这里起着关键性作用。比如说，一旦出现一些不顾家乡的族人，族中一些长老就会百般对他们进行劝诫，说：“我们徽州家乡一直保留着千百年的祖墓，千百年的祠堂，千百户的乡村。这些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啊。假如你们背离了家乡，即使子孙可以长保富贵，但是他们在外地已成为孤家单亲，假设出现家业败落的情况，就会无依无靠。这种轻易背离家乡的事情，你可要谨慎地好好想想！”这些舆论说教再加上道德和宗族法规的制约，使宗族和乡缘之链坚实而牢靠，也就使徽商的团队精神愈加发扬，团队力量也就愈加壮大。正是由于徽商具有强大的团队精神，他们在挫败竞争对手后，凭自身实力往往进一步变一般经营为垄断经营，谋取高额利润。如两淮的盐业、北京的茶业、松江的布业等，差不多都是由徽商垄断的。

此外，明清商人毕竟处在封建时代，由于封建意识的狭隘性，商业经营者之间往往对经验和技术相互加以保密。但是，在具有“以众帮众”团队精神的徽商内部，这种情况却很少存在。虽然商人深知商业经验的价值，一般不会轻易传人，但是徽商是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商帮集团，经验的传授也就顺理成章了。再加上徽商的行业宗族化和行业地缘化的特点，商业的成败、兴衰直接与本族、本地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前人也就乐于向后人传授经验。这种以乡族亲缘为纽带的关系网络，使徽商具有同时期其他商帮所没有的信息交流优势。

不做“茴香萝卜干”

敬业精神是从业者对所从事职业具有的一种执著的信念和深深投入的意识。

明清徽州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口很多，几乎超过全地区人口的一大半。明清笔记体小说《豆棚闲话》说：徽州风俗惯例，一般人一到16岁左右就要出门学做生意。徽州还有一则民谚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一般人家生活贫困，小孩长到十五六岁，就要随乡族长辈出外学做生意，寻觅谋生之路。一开始他们多半是在自己的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学徒一般历时三年，三年的学徒生活是相当辛苦的。吃苦倒是小事，关键要能圆满结束学业，否则就要被人嘲笑。在外学徒以及日后独自做生意，最忌讳被人称作“茴香萝卜干”。因为“茴香”谐音为“回乡”，“萝卜”谐音为“落泊”，意为在外学无所成或者经营不善落泊回乡。所以徽商无论拜师学徒还是日后独自闯荡商海，他们都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旦生意不成功，他们宁愿客死他乡，也不愿轻易回家。

徽商对商业的执著和专注，在中国商业史上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许多人离家别妻，一年到头奔波于外。明万历《休宁县志》说：休宁县百姓往往身揣资本，出外四处经商谋生。他们做生意一般讲究公平，往往以物美价廉取胜。他们在商海经营往往一直到老才罢休。经商期间，按照徽州的风俗，经营者一般每年回家探亲一次，然而那些离家远的三四年才能够回家与父母妻儿团聚一次。探视之后又要出门继续经营生意。虽然如此年复一年地在外操劳，黑发出门白发回，但他们依然无怨无悔。甚至有的徽商外出，数十年而不归。

“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这首新安竹枝词就是徽人经商的真实写照。出门时孩儿还在襁褓中，回来时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他们脑中的父亲往往只是个概念而已，如今父亲回来了，他们自然不认识。民国《歙县志》说：“我县习俗重经商。经商必然远离家门。每每离开家门，往往几年才回来一次，有时甚至长年在外不回家的。刚刚结婚，丈夫就离家经商的情况，在这里比比皆是，都习以为常了。”

清代婺源县有一位商人姓詹，他在儿子出生几个月后就离家出外经商，结果一别就是17年。儿子长大后决心追寻当年父亲的踪迹，把父亲给找回来。于是儿子深入四川、云南等山区，又遍寻湖北、四川成都等地，最终把父亲给找到，父子相携而归。还有一位歙县商人程世铎，六岁便随父亲出外经商，直到27岁才辗转回家。所以有人说，新安商人“出至10年、20年、30年不归，归则孙娶媳妇而子或不识其父”。徽州商人一生无怨无悔投身于商业经营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敬业精神。徽商的敬业精神，不仅仅表现在徽商个人的一生无悔投入商业的行为方面，更体现在商人家族对商业世代不懈、前赴后继的执著和追求。

徽州居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聚族而居，往往一村甚至一乡都是一个家族，所谓“千丁之族，未尝散处”。他们宗族观念浓厚，宗法成为维系家族关系的纽带。同样，在经商中，宗法在族人中同样起着重要的关联作用，往往出现“举族经商”的情况，族人之间在经商中相互提携、相互关照。举族经商的结果，是在徽州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商人家族，譬如歙县的汪氏家族、江氏家族、鲍氏家族，休宁的吴氏家族，婺源的朱氏家族等等。这种举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对商业的投入和专心，在明清时期的其他商帮中是不多见的。其中许多家庭都是几代人前仆后继，勤恳敬业，潜心经商。譬如祁门倪国树，颇具经商才能，曾贩木饶河，后不幸溺死在一处渡口。其子起蛰当时还在襁褓中，长大后立志继续父志，努力学习经商，经商中不图厚利，往往以义为利，声名远播，最后成为一名富商。在徽州《许氏家谱》中，还记载了一段更为感人的“家庭创业史”：许氏家族中有一人名叫许道善，年轻时曾在清源经商，因为他善于经营，赢利累至千金，在当地商人中名列前茅。后来中途回家，商业随之中断，家中逐渐困顿。道善看着儿子们渐渐长大，于是决心复出经商。他命儿子永京主持家事，自己只身前往临清经商。不久，因遇骚乱，道善所带资金耗竭，又染病不愈，竟客死异乡。其子永京为了振兴家业，毅然继承父志，告别母亲与妻儿，循着父亲的足迹出外经营。没想到他这一去就是几十年，最后也是死于异乡。永京的儿子长大成人后，母亲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命他继续出门经商，完成爷爷和父亲未竟的事业。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许家终于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家业重新振兴起来。这样的事例在徽商中还有很多。

一、姓氏源流

奚（Xī）姓源出有二：

1、出自任姓，起源于夏代，是黄帝的后裔奚仲之后，以祖（地）名字为氏。据《古今姓氏书辨证》载：“奚姓出自任姓，夏车正奚仲之后，以王父子字为氏。”奚姓的始祖是禺阳。禺阳为黄帝二十五子之一，受封于任地（今山东省济宁），故为任姓。禺阳裔孙名仲，食采于夏王朝管辖区的奚地（河北省承德一带），史称奚仲，官任夏朝的车正（管理和制作车舆的民）。奚仲原居于薛（今山东省滕县东南），后迁于邳（今山东省微山西北）。奚仲的后代就用“奚”作为自己的姓氏，称为奚氏。

2、出自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据《路史》载：鲜卑族拓跋氏之后有奚氏。又据《魏书·官氏志》载：“薄奚氏、达奚氏均为改奚氏。”

得姓始祖：奚仲。奚姓起源于夏朝。据《古今姓氏书辩证》指出：“出自任姓，夏四正奚仲之后，以王父字为氏。”黄帝的后代奚仲出任夏朝的车正（掌管车辆的官职），奚仲本身据说也是车辆的发明者，车正这个官职十分重要，古代只有贵族才能够坐车，因此，这个官职，只有王族可以掌握。奚仲因功被封于“奚”，因此，奚仲的子孙后代就以封邑的名中的“奚”为姓，称为奚氏。故奚氏后人奉奚仲为奚姓的得姓始祖。

二、迁徙分布

（缺）奚姓在大陆与台湾均未列入前一百大姓。奚姓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姓。早在帝、舜、尧时期皇帝还没有姓，但是大禹治水的时候，有个叫奚仲的人发明了车子，有力地协助了大禹治理水患。故有：“大禹治水，奚仲造车”。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姓氏记载。据《古今姓氏书辩证》指出：“出自任姓，夏四正奚仲之后，以王父字为氏。”“车”，自古以来就是人类一种重要的交通工具，而我国古代早有载入史册的“奚仲造车”的典故。我国姓奚的人不太多，但一份十分光荣的家世，奚姓的始祖是为人类造福谋利的伟大发明家奚仲。奚仲是4000多年以前夏朝时人，担任“车正”的官，《说文》上说：“车舆之论之总名也，夏后时奚仲所造也。”根据以上的记载，我国奚姓的始祖奚仲，本来是黄帝的任姓后裔，传到夏代的时候，由于奚仲造四对国家有贡献，其子孙就以他的字作为姓氏，而世代沿用下来。奚姓并不都是黄帝后人，在历史上鲜卑族拓跋氏的后代有改姓奚的，在代北地区有少数民族达奚氏、薄奚氏也改姓“奚”，都是随同北魏孝文帝南迁到中原后改汉姓，慢慢融合进中华民族的。奚姓后来在谯国郡发展成望族，世称谯国望。

三、历史名人

奚 仲：夏禹之臣。初黄帝作车，少吴加牛，奚仲加马，乃命奚仲为车正。造不同式样的车，安装不同的标志，以别尊卑等级。

奚 箪：北魏时代郡人，世典马牧，有宠于昭成皇帝。时国有良马曰“騧骝”，一夜忽失，求之不得。后知南部大人刘库仁所盗，养于窟室。奚箪闻而驰往取马，库仁以国甥恃宠，惭而逆击奚箪，奚箪捽其发落，伤其一乳。及符坚使库仁与卫辰分领国部，箪惧，遂奔卫辰。及道武灭卫辰，奚箪晚乃得归，故名位后于旧臣。

奚 斤：北魏时万骑大将军，代人，奚箪之子，机辩有识度。登国初，与长孙肥等俱统禁兵。后以为侍郎，亲近左右。从征慕容宝于参合。皇始初，拜越骑校尉，典宿卫禁旅。车驾还京师，博陵、勃海、章武诸郡群盗并起，斤与略阳公元遵等讨平之。从征，破高车诸部。又破库狄、宥连部，徙其别部诸落于塞南。又进击侯莫陈部，至大峨谷，置戍而还。迁都水使者，出为晋兵将军、幽州刺史，赐爵山阳侯。

奚 鼐：唐朝易水人。著名制墨专家。所制的墨不但黑而发亮，而且还有香味，在墨上印有“奚鼐”或“庚申”二字。他的弟弟、儿子因制墨著名，南唐赐他姓李。他的孙子李庭硅制的墨更好，世称“李庭圭墨”畅销各地。

奚 陟：字殷卿，其先自谯亳西徙，故为京兆人。少笃志，通群书。唐朝代宗大历末，擢进士、文辞清丽科，授弘文馆校书郎。德宗立，谏议大夫崔河图持节使吐蕃，表陟自副，以亲老辞不拜。杨炎辅政，召授左拾遗。居亲丧，毁瘠过礼。朱泚反，走间道及车驾于兴元，拜起居郎、翰林学士，不就职。贼平，改太子司议郎，历金部、吏部员外。会左右丞缺，转左司郎中。

奚 超：徽墨的创始人，徽墨始创于唐末。易水（今河北省易州）奚氏制墨世家之后奚超，因避战乱携全家南逃至歙州，见这里松林茂密、溪水清澈，便定居下来，重操制墨旧业。他造出的墨“丰肌腻理，光泽如漆”。南唐时后主李煜得奚氏墨，视为珍宝。遂令其子奚廷珪为“墨务官”，并赐国姓李作为奖赏，奚氏一家从此更姓李。歙州李墨遂名扬天下，世有“黄金易得，李墨难获”之誉，全国制墨中心也南移到歙州。此后，制墨高手纷纷涌现，如耿氏、张遇、潘谷、吴滋、戴彦衡等，徽州墨业进入第一个鼎盛期。

奚荣蒧：姓奚，名荣蒧，字子皙，春秋末年卫国人，孔子的学生之一。《史记正义》谓为卫国人。唐开元封“下邳伯”，宋封“济阳侯”。

此外，还有西汉鲁侯奚涓、成汤侯奚意，宋代奚士逊，明代监农御史奚铭，清代诗画家奚涛、画家奚阙……等等。

四、郡望堂号

1、郡望

据《姓源》记载：“夏车正奚仲迁于邱，其后遂称奚氏”。望出谯国。

谯 郡：东汉末建安析沛国之一部置郡，治谯县，现今在安徽省亳州市。隋唐为亳州谯郡。

北海郡：汉置北海郡，治营陵（今山东省昌乐东南）。隋唐北海郡即青州，治益都。治今山东省潍坊等地，汉唐都在北海郡境。

2、堂号

奚姓的主要堂号有：“礼耕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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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姓宗祠通用对联

〖奚姓宗祠四言通用联〗

源自夏代；

望出谯国。

——佚名撰奚姓宗祠通用联

全联典指奚姓的源流和郡望。

夏朝车正；

清代铁生。

——李文郑撰奚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夏禹时的大臣奚仲，传说黄帝曾造车，少昊为车子配上牛拉，奚仲则为车子配上马，因此被任命为车正。下联典指清代篆刻家、画家奚冈，字纯章，号铁生，别号鹤渚生、蒙泉外史、散木居士、冬花庵主，浙江省钱墉人。性格孤僻耿直，年轻时就以画而出名。乾隆皇帝南巡时，他正在应童子试，杭州知府派人把他抓起来，让他为行宫画壁画，他说：“哪有请作画而被抓来的！头可断，画坚决不作！”抓他的人说：“你不是童生，简直是铁生。”于是便以铁生为号，从此终生不应科举考试。篆刻学丁敬，又有发展，风格清隽，为“西泠八家”之一；擅画山水，也能作花卉竹兰；兼工行书及隶书。著有《冬花庵烬馀稿》。

车正世泽；

弘农家声。

——佚名撰奚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奚仲，黄帝时任为“车正”，以造车著名。下联典指北魏·奚斤，封弘农王。

古传车正；

各列孔门。

——佚名撰奚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黄帝时奚仲为车正。下联典指奚蒧，孔子弟子，有文采。

世称忠孝；

邑号廉能。

——佚名撰奚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北魏·奚斤，以忠孝著称于世。下联典指宋·奚祀，佐郡邑，有廉能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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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姓宗祠五言通用联〗

文房居三宝；

西冷占一家。

——佚名撰奚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出五代时制墨名家奚廷珪，奚鼐孙。他制的墨如玉，文如犀，时称廷珪墨。与“澄心堂纸”、“龙尾砚”并称文房三宝。下联典出清代画家、篆刻家奚冈，字纯章，钱塘人。篆刻风格清隽，为“西泠八家”之一。

七榆屏山樵；

万骑大将军。

——佚名撰奚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出清代诗画家奚疑，字虚白，亦字乐天，归安人，号方平山樵，又号榆楼。其家在郡城之南，临溪有楼，近对岘山，植榆七株，蔽其外，曰榆楼。下联典出后魏万骑大将军奚斤，累从征伐有功。后太武为皇太子，听政，以斤为佐辅，聪辨强识。卒谥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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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姓宗祠七言通用联〗

文武兼备惟户部；

诗书俱妙有铁生。

——佚名撰奚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出明代南京户部主事奚世亮，字明仲，黄冈人。嘉靖进士，历延平府同知。时倭寇，亲冒矢石拒之，南城已陷，犹西向迎战，身被数剑死。下联典出清代诗书画家奚冈，号铁生，工诗及书，精篆刻，善山水，以潇洒自得为宗。得南田翁遗意。兰竹亦极超脱。

四璧书声小邹鲁；

一庭秋色古黄虞。

——奚冈撰奚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清代诗书画家奚冈自题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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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姓宗祠七言以上通用联〗

定鼎加封，元功居于七位；

临变不避，忠气塞乎两间。

——佚名撰奚姓宗祠通用联

明代延平府同知奚世亮的事典。下联典出汉代名将奚涓的事典。涓从高祖丐沛，入汉，以将军定诸侯，封鲁侯。

学本孔门，七十子贤人，同传圣道；

功高汉室，亿万年香火，永奠山河。

——佚名撰奚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安徽省芜湖县奚村奚氏宗祠联。

附录：奚姓典故、趣事

〖奚陟摆茶会〗

茶道兴起于唐代。与陆羽同时代的太学生封演在他撰写的《封氏闻见记》中说：“因鸿渐之论（即陆羽）《茶经》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这是最早提到“茶道”一词的记载。按封演的说法，最先总结和阐述“茶道”的是陆羽。

但是，当时“茶道”在生活中是如何具体展现的，却很难找到详尽的文献记载。只有北宋之初宋太宗敕撰的《太平广记》记载的奚陟摆茶会一事，尚可见唐代“茶道”之一二。

奚陟为唐代宗大历末年进士，唐德宗时累进中书舍人，也为陆羽同时代人。《太平广记》所说的奚陟摆茶会一事即发生于陆羽宣扬茶道之时。这则故事说：

奚陟成为吏部侍郎的时候，饮茶已为世人所推崇。奚陟这人本性奢侈，他备置了一整套在当时即使是公卿之家也不见得会有的稀奇而精致的茶具，如风炉、越瓯瓷盏、碗托和角匕等。

有一天天气正热，他邀请了官署里的一批同僚来家中大厅里举办茶会。当时来的客人有二十多人，奚陟坐在东侧首位，奉茶劝进的人却从西侧的客人处开始敬茶。二十多个人喝茶却只有两个茶碗，茶量又很少，客人喝茶时还不时嬉笑、闲谈，所以茶碗的传递越发慢了。

由于天热口渴，奚陟望着迟迟不过来的茶碗，渐渐烦躁起来。正在这时，一位不知趣的下属抱着一大堆帐本和笔砚进来，摆在奚陟前面的案桌上，要他签押。奚陟打量这人，只见他满脸油汗，长得又胖又黑。正处极度焦躁的奚陟厌恶之意油然而生，猛地一把将他推开，怒道：“拿到那边去！”这位不幸的下属冷不防被猛推一把，人与案桌一起翻倒在地，砚墨四溅，他的脸上以及那些帐本都被染得乌黑一片。众人大笑。

从这则故事可以看出，这个茶会非同一般，而是很有些讲究的，比如要有一套很精致的茶具，二十多个人分坐在东西两侧，由专门的奉茶人按一定秩序为客人敬茶，客人只用两只碗悠闲地喝着，而且茶量不多。两只碗喝茶到底是像浓茶那样传递着喝呢？还是用两只碗替换着点一碗，喝一碗呢？这虽然不太清楚，但熟知现代日本茶道的人一定会看出，这茶会的礼仪和日本茶道中的一些“做法”是有相似之处的，如对茶具的重视、主客座位的位置、专门的奉茶人和敬茶的秩序等等。日本茶道从这一记载中似能看出其渊源。

当然，奚陟所摆设的这次茶会，离真正意义上的茶道还相距甚远，仅具茶道之形式，而无茶道之境界，更无茶道之精神，以这场茶会的主人溪陟的最后行为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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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墨高手奚廷圭〗

文房四宝中的一宝“墨”，是我国传统书画中的重要用品。它形成了中国文化发展中的独特风格。没有“墨”，书画艺术无从谈起，“墨”的好坏将直接影响着书画的效果。“墨”除了使用的功能外，它的造型汇集了绘画、书法、雕刻和传统工艺的技巧，也是一种特有的工艺品。自古以来也得历代收藏家的珍藏。

墨在我国是何时发明的，尚无定论。《述古书法纂》记载“刑夷始制墨”。相传刑夷是周宣王（公元前827-公元前782年）时的人，一次在河边洗手，偶拿起一块烧过的木炭，把手弄黑了，他从木炭染黑了手中得到启发，便把木炭碾成细粉末，用稀粥之类粘物调拌晾干，制作了墨块，因此它成为第一块人工墨。在我国见到最早的古墨实物，是1975年湖北省云梦睡虎地秦代墓葬中出土的古墨。

自古以来，我国历史都很重视墨的制作，先后涌现出许多制墨名家。奚超、奚廷珪就是我国五代时期南唐的最杰出的制墨高手。

奚超、奚廷珪父子，五代时南唐易水（今属河北省易县）人，是以制墨为业的工匠。当时社会动乱，奚家父子全家移居歙州（今安徽省歙县）继续以制墨为业。他们认真研究了前人的制墨经验，总结了制墨中的实践经验。加上歙州当地有着茂密的松林，是制作墨的极好原料。奚氏父子博采众长，精益求精。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认识到，墨的黑度与制墨用的松烟炭黑的纯度及颗粒大小有极大的关系。墨色黑亮，炭要黑纯，粒子要细，灰分要少，则分散度高。他们一面精选用料，改进配方，一面改革制作工艺过程。经过艰苦的劳动和创造性的生产，精心加工制作，终于制造出了“坚如玉，文如犀”和“丰肌腻理，光泽如漆”的优质佳墨。这种墨相传浸泡在水中三年也不坏，得到了文人墨客们很高的评价，因而，使“廷珪墨”驰名中外。

南唐李煜酷爱佳墨。对于奚超、奚廷珪父子在制墨上做出的杰出贡献非常赏识，封奚超为墨官，全家被赐“国姓”李氏，这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是一种极高的荣誉。

因此，“廷珪墨”也被称为李墨，一度名扬天下。“黄金易得，李墨难求”。李墨如此质精名贵，历代帝王、文人等都非常珍惜，均将此墨视为至宝。奚廷圭的弟弟和他的儿子，都继承了制墨的技艺，也都先后成了制墨的名家。奚廷珪制墨的高超技艺得到了后人的高度珍视，使歙州制墨形成独特的传统，世世代代把奚廷珪的制墨技术继承和发展留传下来，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