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是中国第43大姓氏，尤其是在山东和河南。今天，姓陆的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046%，总人口超过570万。

鲁的名字与图腾

鲁，本义铜锭。甲骨文中的“禄”字看起来像一个古代的铜饼，金文中的“禄”字只是简单地填了两块，就成了一个铜锭的直观形象。小李的“路”字，连接上下两部分。鲁的意思是冶炼技术和工业。鲁人以此为原始图腾，命名为族名、族徽。鲁人长期居住的地方叫鲁，他们建造的城堡叫，最后发展成一个国家，出现了鲁这个姓氏。

陆氏起源于进化论。

吕姓的来源主要有两种：姜姓和姬姓。

第一封是姜的。炎帝生于，姓姜。炎帝孙伯夷，名太岳，辅佐于洽在立功，封于鲁，今河南南阳西。伯夷是陆的开国侯，为了受到炎帝的崇拜，又被赐姓姜。鲁经历了夏、商、周三个朝代，在西周初期，鲁侯成为的首领。到了，改名符国，又分支为鲁，一直叫河南新蔡，史称东鲁。春秋初，鲁为宋国所灭，其地后归蔡国。鲁人东移至江苏铜山东北部。公元前688年，楚文王灭了鲁国。两个鲁国灭亡后，子孙都以国为氏，氏最多也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吕尚，姜姓陆的后代，又名姜子牙、太公王，曾帮助灭商，周初被封弃。他是东周时期一个重要的诸侯国。

第二笔支出出自姬姓。商朝末年，占领地，封其亲属于，这是国被封的第一个地方。周武王灭商朝后，立其弟毕恭高于毕恭，在今陕西咸阳北封他为毕国。魏被迁到山西芮城东北的魏城。春秋时期，晋景公住在鲁国，大夫名叫，在陕西省霍县西南。他也在厨房吃饭，所以被称为楚武子，他的厨房城在河南商丘北部，他的儿子鲁祥以鲁为氏。陆机的姓氏至少有2600年的历史。

外源基因的整合

第三个来源于外姓，外姓变化。进入魏晋南北朝后，北方战乱不断，政权更迭频繁，中原人民纷纷南逃。外国人住在中国北方。外来基因流入北方汉族人的事件不断发生。北陆家族的血缘主要发生在西汉以后。最重要的事件有：东汉时的东岳家族有鲁姓；吕氏吕氏，汉代武汉县白马边人；周琴是羌族人；东晋上榜吕姓出自族；河南吕氏家族出身鲜卑，北魏孝文帝迁居洛阳，定居中原。鲜卑族如比丘族、副吕氏族、怒吕氏族、早期吕陵族、怒吕隐族等都姓吕，这些氏族都成了汉。清朝的满族人有姓陆的，原籍汉族，在旗上填了汉族再汉化后成为东北的汉族。

历史上吕姓的分布与迁徙

先秦时期，陆主要活动于河南、湖北、安徽、山东、陕西、甘肃等地。秦汉时期，陆氏分布在中国北方的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地。三国南北朝时，鲁氏已在江浙、江西等地流传，

明代吕姓约有55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06%，是明代第32大姓氏。宋元明六百年，全国人口增长率20%，吕姓人口增长率为负。面对战争和屠杀，受害者首先应该是北方的人，而鲁氏是北方的姓氏，自然受到严重冲击。在中国的分布主要集中在浙江、江苏和甘肃三省。这三省的陆姓人口约占陆姓总人口的46%，其次是山东、江苏、山西、陕西四省，其中陆姓人口集中了28%。浙江省吕姓人口约占吕姓总人口的18%，是吕姓第一大省。全国吕姓人口流动由北向东南也向西北移动，吕姓中心由北向东南漂移，形成浙江、江苏、甘肃、秦四省两大吕姓人口中心。

当代吕姓的分布与图谱

吕姓当代人口已达570多万，是中国第43大姓氏，约占全国人口的046%。明朝600年来，吕姓人口从55万多增加到570万，增长了10多倍。陆姓人口的增长率仍然低于全国的增长率。自宋代以来，吕姓人口在1000年间呈下降趋势。目前在我国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山东和河南，约占鲁总人口的26%。其次是分布在河北、辽宁、江苏、四川、黑龙江、浙江，这六个省份的卢姓集中了29%。全国形成了以鲁豫为中心，逐渐向东北、东南、西南扩散的鲁姓分布特点。600年间，吕姓人口流动的程度和方向与宋元明时期大不相同。从东南向华中、华北、华西的迁移非常强烈，已经大于从北向南的迁移。

吕氏分布于河南、山东、山西、京津、陕西北部、河北大部、黑冀辽大部、内蒙古中部和东南部、江苏大部、浙江、安徽、湖北东北部、福建东南部、台湾省、广西东南部和云南大部。卢姓一般占当地人口的056%以上，中心地区可达12%以上。上述区域的覆盖面积占总土地面积的277%。河北东北部、内蒙古东部、辽宁西部、黑吉交界地区、宁夏、甘肃东部、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湖北中部、安徽西南部、江西北部、福建大部、广西大部、广东东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卢姓一般占当地人口的042%-056%，其覆盖面积约占陆地总面积的15%。

卢姓传统文化

陆的郡县主要有河东、东平、东莱、杨寨、濮阳、洛阳等。陆会馆与县会馆、渭滨会馆等同名。“渭滨”这一堂名，是鲁氏家族的始祖吕尚的名字。鲁，即姜子牙，相传隐居渭水之滨打鱼，结识，被尊为佛，辅佐灭商，被封于齐。

陆的大名有以下五副对联：

直立；包店人才。

岳阳仙客；渭水老人。

高龄者怀渭水；春花满瀛洲。

弃鱼竿，尊皇；少做雨伞，多做人才。

包店才子，推圣作之雅；挺胸抬头，瞻仰慧叔遗容。

家族格言

《家训》是最真实、最容易被人们接受的家训，尤其是被明代学者吕坤所接受。吕坤，河南宁陵人，万历进士。他是陕西巡抚兼刑部侍郎，是一个疲惫的官员。吕坤思想不拘一格，自称“儒道禅，儒道禅”坚持“天地万物只是一息聚散”的一元论观点，反对理学“理先于气”的说法和佛教“轮回”说。倡导充分关注“国家存亡、人民生死、人心善恶”的思想。在教育思想上，他反对“生而有知”，认为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获得新知识。主张阅读要明确主旨，不必找章找句，拘泥于虚词。提倡“心善”、“已被认同”、“善救失”等修养。他非常重视子女的品格教育，认为如果没有好的品格，“中三元一官，一分钱一分货？”它强调“要有德，要办事公道，要成熟，要说真话”，凡事都要“把正义放在头上”。

上海图书馆现有鲁家谱198种。

名人频率和家族圣贤

从755年到79000年，共收集到250位陆姓名人，占名人总数的055%，在名人中排名第37位。鲁著名文学家占全国文学家总数的074%，排名第28位；鲁名医占全国医学博士总数的045%，排名第49位；鲁名家占全国艺术家总数的043%，排名第五十五位。

历史上吕姓的重要人物有：秦代宰相吕不韦；西汉皇后吕雉；吕布，东汉名将；梦露，三国名将；西晋文献学家吕臣、音韵学家鲁静；东晋十六国凉国国君吕光；唐代哲学家吕才，宰相吕进，著名道士吕洞宾；北宋时，尚书左仆吕大方，宰相吕蒙正、吕端、吕夷简、吕公著，秀才兼碑刻家吕大临；南宋诗人吕本中，哲学家、文学家吕祖谦；明代画家吕纪，学者吕坤和吕楠，戏剧理论家陆天成；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吕留良；民国民主革命家吕大森，建筑师吕彦直；当代语言学家吕叔湘，历史学家吕思勉和吕振宇，气象学家吕炯，画家吕凤子，民族音乐家吕文成和佛教学者鲁鹏。

Lv血型

卢姓人群的血型分布如下：O型占338%，A型占286%，B型占288%，AB型占88%。

一、吕尚

姜子牙（约前1156年—约前1017年），姜姓，吕氏，名尚，字子牙，号飞熊，河内郡汲县人。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韬略家，周朝开国元勋，商末周初兵学奠基人。

垂钓于渭水之滨，遇见西伯侯姬昌，拜为“太师”（武官名），尊称太公望，成为首席智囊，辅佐姬昌建立霸业。周武王即位后，尊为“师尚父”，成为周国军事统帅，人称姜尚。

二、吕不韦

 吕不韦（前292年—前235年），姜姓，吕氏，名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省滑县）人。战国末年商人、政治家、思想家，秦国丞相，姜子牙23世孙。

早年经商于阳翟，扶植秦国质子异人回国即位，成为秦庄襄王，拜为相国，封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带兵攻取周国、赵国、卫国土地，分别设立三川郡、太原郡、东郡，对秦王嬴政兼并六国的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三、吕臣

吕臣（约公元前235年-前173年），秦末陈胜起义军将领，陈胜被庄贾杀害后，吕臣组织苍头军重建张楚政权，并诛杀叛徒庄贾。后与英布联合抗秦，又先后投奔项梁、刘邦。汉朝建立后，继承他父亲的新阳侯的爵位直到病死。

四、吕雉

吕雉是汉高祖刘邦（前202年—前195年在位）的皇后，高祖死后，被尊为皇太后（前195年—前180年），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皇后和皇太后。同时吕雉也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皇帝制度之后，第一个临朝称制的女性，被司马迁列入记录帝王政事的本纪，后来班固作汉书仍然沿用。她开启了汉代外戚专权的先河。

五、吕蒙

少年时依附姊夫邓当，随孙策为将，以胆气称。邓当死后，吕蒙统领其部众，拜别部司马。孙权统事后，渐受重用，从破黄祖作先登，封横野中郎将。从围曹仁于南郡，破朱光于皖城，累功拜庐江太守。

后进占荆南三郡，计擒郝普，在逍遥津之战中掩护孙权逃生，并于濡须数御魏军，以功除左护军、虎威将军。鲁肃去世后，代守陆口，设计袭取荆州，击败蜀汉名将关羽，使东吴国土面积大增，拜南郡太守，封孱陵侯，受勋殊隆。

—吕蒙

—吕雉

—吕臣

—吕不韦

—吕尚

宋鸣梧，字泰侯，号泰斗，临沂市苍山县向城镇印王山村人，生于万历四年（1576年）九月十七日，病逝于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二日。 宋鸣梧不满二十岁就得中秀才，二十四岁考取举人。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七月，七试不第的父亲（宋日乾），在北京参加完由万历皇帝主持的“廷试”后，不幸突发眼疾病逝在河北新城县（今高碑店市）的一个小旅馆里。他赤足千里将父亲接回后，守墓三年，后继母去世，他再次守墓三年。

万历四十三年（1618年）三月，继母的守孝期刚过不久，宋鸣梧便参加了当年由皇帝主持的“廷试”，并以优良的成绩得中进士。随后，他便被安排在刑部实习。1620年初，被授予行人司行人。

天启（熹宗）二年（1622年），宋鸣梧接受朝廷的命令，赴凉州执行平乱任务。

天启四年（1624年）春，凉州叛乱平息后，宋鸣梧被授“行人”衔。

天启四年（1624年）十一月，在断然回绝了魏忠贤等人的拉拢和腐蚀后，宋鸣梧回到了自已阔别五年之久的故乡临沂。

天启八年（1627年）春，宋鸣梧在休假长达两年多之后，回到了京城。当他听说了杨涟、缪昌期和左光斗的悲惨遭遇后，失声痛哭，义愤填膺，当即决定上书弹劾。在宋鸣梧对魏客一伙的斑斑劣迹，当庭慷慨陈词和执意上奏时，气的天启皇帝怒不可遏，顺手抓起龙案上的御砚便向其砸去,但侥幸竟被其接住。随后，不久便被魏忠贤一伙以主持乡试为名，将其派往万里之遥的贵州。并在乡试结束后的回京途中，又直接勒令其回乡休养，伺机予以处治。

天启八年（1627年）的八月二十二日，熹宗朱由校在乾清宫懋德殿病逝后，思宗朱由检（崇祯）在皇极殿即位。宋鸣梧在朋友的推荐下，也同一大批遭魏阉一伙迫害，而被削职和流放的官员一起被召回，并由行人司行人改任兵科给事中，诰封征士郎，不久又被提拔为兵垣（都给事中）一职，并在对魏阉一党的“彻底清查”中，专门负责魏忠贤家产的清查和处理事务。因其在查抄中，清正廉洁，一丝不苟，深得崇祯皇帝的赏识。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下旬，于奉天（今沈阳）称帝的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怀着一统天下的豪情壮志南侵，作为守城的统领，宋鸣梧深知自己肩负的重任。他首先与镇远侯顾肇迹并肩在城墙上指挥作战，号召将士们严把死守德胜门。战斗中，他临危不惧，指挥若定；间歇时，他运筹帷幄，及时向朝廷建言献策，并紧急制定了攻守防御的“十项策略”，敬献崇祯皇帝。崇祯极为重视，先后两次在紫禁城的平台召开御前会议，听取宋鸣梧的守御方略，并与内阁大学士何吾刍，翰林侍读姚希孟、丁进、文震孟等，专门进行商讨和研究，随后予以采纳和实施，战事结束后被加奖服俸一级。随后，便被派往安徽持节封藩，回后再次被升为吏科左给事中和独掌本科大印的都给事中。

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针对当时内忧外患、清军不断侵袭和军队人心不稳的状况，宋鸣梧被派往内阁首辅大臣周延儒的军队中做监军，协助周延儒整顿军纪，鼓舞士气，以御外患。来到军队后，他首先组织将士们，利用关外山高路险的有利地形，不断在山间峰口派兵设伏，连连打得来犯清兵，丢盔弃甲，狼狈逃窜。通过几次漂亮的伏击战，宋鸣梧带领明军便有力地打击了清兵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军队的士气。但通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和接触，他慢慢地发现周延儒这个颇受崇祯皇帝恩宠的朝廷重臣，竟然也是一个专横跋扈、贪污枉法与大清关系暧昧的奸滑之徒。他一时痛心疾首，伤心万分，当即决定密奏朝廷，予以弹劾。但不知怎么，竟被周延儒察觉。气急败坏的周延儒，暴跳如雷，当即指使手下人反咬一口，并利用朝廷内外的死党和手中的权利，无中生有地对宋鸣梧进行栽赃和责难。崇祯也一时难分事非，面对重权在握的周延儒，为了顾全大局，只有一纸诏令将宋鸣梧贬为河南按察司照磨（文书一类的职务，从八品），调离京城。

崇祯六年（1633年）三月，当时与周延儒同样专权乱政的内阁次辅温体仁，为了争得首辅的权利，而唆使刑科给事中陈赞化，以周延儒“招权纳贿”和污蔑皇帝是“羲皇上”（伏羲氏以前的远古部落的一位平庸无能的领袖）为名，上书弹劾周延儒，并找出了众多的证人作证，致使周延儒无法抵赖。被迫提出辞职，十分狼狈地回到了他的老家——江苏宜兴其后，在温体仁垮台八年后，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九月，再次被起用，崇祯十六年（1643年），被赐自缢而死，并被锦衣卫用铁钉钉住脑门，得到了他应得的下场。

周延儒垮台两年后，已在南京升任尚宝司卿（正五品）的宋鸣梧被再次召回北京，于1635年3月，授予都察院协理院事和左佥都御史（正四品），同时被诰封为中顺大夫。

上任新职后，面对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实际状况，宋鸣梧先后提出了各种重塑朝廷威望和形象、彻底纠正和消除魏忠贤和周延儒之流的恶劣影响、尽快恢复经济和百姓信心等一系列主张和措施，并严格掌握各种舆论导向，大力弘扬清正廉洁和忠心报国的典型事例，彻底改变和纠正了百姓对朝廷的误解和认识。这在国家百废待兴和社会动荡不安的崇祯初年，无疑起到了不小的凝聚和稳定作用。也充分展示了他的工作才能和大公无私、为国为民不遗余力的人格魅力，从而赢得了朝廷内外的一致赞誉。

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二日，宋鸣梧因积劳成疾，不幸病逝于北京府邸，享年只有六十岁。

宋鸣梧逝世后，齐鲁大地的官员和绅士，无不敬仰他的品德和行为，纷纷联名上书，恳求朝廷予以旌表，并请求为其修庙祭祀。

当时，众多的文人墨客和同僚挚友，更无不对宋鸣梧的逝世深表痛惜，纷纷以不同的方式和形式表达自己对一位“忠孝两全”之士的敬仰和怀念。一时，众多的以吟咏和歌颂宋鸣梧的“忠孝两全“为题材的诗歌和文章，纷纷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一部分后被收录在由时任吏部尚书和武英殿大学士的费县人张四知写序的《咏忠孝录》一书中（已失传），但有一部分收录在《琅琊宋氏家谱》中的作品，被保存了下来。其中便有时任吏部考功郎中、后任吏部尚书的徐石麒；时任刑部右侍郎、后升左侍郎的张承诏；时任大理寺卿和南京工部右侍郎、后升任刑部尚书和明代著名文学家、艺术家、画家和诗人的甄淑；时任南京吏部文选司主事、政论家和诗人，后在家乡上海抗清保家的战斗中壮烈牺牲的侯峒曾；明代著名婉约词的代表人物、历任光禄寺少卿的俞彦和日照人曲靖府知府焦润生等人的诗词和文章。而俞彦的一首《余夙承公忘分之雅情见乎》五言诗，还被收录在《临沂县志·艺文》中。随后，宋鸣梧被崇祯皇帝追封为正义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正三品）、恩准其“神牌”安放在“乡贤祠”（官办的祠堂）中予以祭拜，并赐“玉祭一坛”和“清修介节”匾额一块，以褒扬里门。

之后不久，宋鸣梧的“神牌”和塑像，又被安放在临沂城中新建的“忠孝祠”中，与王祥、王览、颜杲卿、颜真卿和曾子并称“贤人”，同祠供奉。

崇祯七年（1634年）就任沂州太守的王崇显，也在其后所撰写的《改建忠孝祠升三贤记》（《沂州志·艺文》）中，对宋鸣梧作了很高的评价。

宋鸣梧知识渊博，特别是古文造诣颇深，他的古文作品，大都写得瑰丽多彩，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和同时代的文学家李攀龙齐名，他的作品多数以抒怀为主，而且感情真挚，由感而发，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如现存《沂州志》和《临沂县志》中的《琅琊文社序》、《重修官桥记》、《观察沈公平乱记》、《张宋两氏新创大冶义仓碑记》、《琅琊生祠记》等，共有九篇之多，是临沂史志中古人作品被选编最多的人。

宋鸣梧的作品颇丰，不仅有诗集《琅琊集》还有《家传纂言》（今藏于国家图书馆古文库，共四卷〈刻本〉）、《羲易集成》、《四里纂言》、《漫录纂言》、《诸子》等文集，并在当时都曾被刻版印刷，广泛流传于世，只是现今大都失传。另外，他还有好多文章散见于其他史集中。

宋鸣梧的“忠孝”思想和非凡行为，对他的子孙和后代们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他的子孙中，不仅出现了儿子辈的宋之普同样为其赤足千里守孝三年、宋之韩为母(在台州朵避战乱时去逝）赤足千里的惊人之举，而孙子辈的宋念祖宋之普长子，（清）直隶知州、宋瞻祖、宋成立（清）江苏宝应县令、宋名立（清）四川达州知州等，也都是些清正纯孝、名声不错的官吏；而且还有更晚辈的宋澍（清）江南道、京几道监察御史、宋潢（清）司洊擢郎中，兼军需局钱法堂、现审处则例馆、宋开勋（清）河南郾城县令、宋献章（清）扬州知府等，也都各有千秋，有口皆碑，造福一方。其在《沂州志》和《临沂县志》中均有记载。 宋之普，字则甫，号今础，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贾庄乡长新桥村人，临沂明末五贤之一的贤人、东林党重要成员和古文家——宋鸣梧（《临沂县志》、《沂州志》和《临沂市志》均有记载）之长子，崇祯丁卯举人、戊辰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佥都副都御史、户部左侍郎、南明“监国”政权朱以海的首辅大臣和内阁大学士，后降清，被授常州太守，诰封中宪大夫。

宋之普生于万历壬寅（1601年）正月二十三日寅时，卒于康熙已酉（1669年）十一月三十日午时，享年六十八岁。

宋之普少年时，便胸怀大志，勤奋好学，19岁入学，26岁中举人，第二年便中进士，随后选入“词垣”，由庶吉士授礼科给谏，历兵刑二科，晋升到都给事中，后升为太仆寺少卿、都察院检都御史和户部左侍郎。因其深受父亲宋鸣梧的影响，一直是一个行善积德、上行下孝之人。特别是父亲在京去世时，他悲痛欲绝，哭得口吐鲜血，连水都不能下咽，但因母亲邵氏还在，唯恐母亲伤心过度，只好强忍着悲痛。在扶着灵柩回家时，从北京到临沂，千里迢迢，但他像父亲对待祖父一样，赤足跋涉，一路豪哭，无不令路人憾动。把父亲接回家后，为了尽孝，他“泣不见齿，寝不入室，蔬食饘粥”，整整在墓旁为父亲守孝三年。在升任户部左侍郎之后，因看到母亲邵氏年事已高，时常生病，又不能迎接到京城去赡养，他便毅然决然地辞职回乡，在临沂城北的家中学习古人专心孝道。

这时，正是明朝末年，战事不断，大批逃难者纷纷涌到临沂城，宋之普慨然在临沂城南关支起大锅施舍粥饭，以此搭救了无数条生命。而平时受其接济者更是不计其数。

宋之普暮年，虽身处“户庭，而心时时怀利济”，每年都会捐钱捐粮，救济灾民。据记载：“乙亥之秋（1659年），大兵南出，公上豆三千石……戊甲六月（1668年），地适大震，沂州雉堞尽颓，公捐万工粮以助修筑……己酉春（1669年）复出米六百石以赈灾……”而对待乡邻亲戚，他也是“……鲜弗诚敬备至，尤笃首足之爱，而抚兄弟子有如己子，且仁慈为心，视万物为一体……” 因此，被王崇简称之为：“渊才弘茂、雅度亮节、恣性贞实、显允令德、才优底慎、绩著循良、悬车乐道、为善于乡……”

宋之普去世后，沂州不论是官员绅士还是平民百姓，更无不悲痛和惋惜，纷纷向政府请求，将公的神牌供俸在乡贤祠中，随时供人们予以祭拜。 宋日就，字克明，号警铭，山东省苍山县贾庄乡印王山村人，是沂州隐君宋梯的长子，约生于明万历年间，卒于崇祯二年（1629年）九月十七日。宋日就一生身体力行，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兄弟们舍身取义，乐于种田，勤俭持家，赡养父母，从不送礼行贿谋求功名，而在教育子孙方面，却不遗余力，目标远大，尽心竭力地为他们招揽名师，使兄弟们能够丰衣足食，专心致志地完成学业。有时老师不在时，他还以自己的博识多才，亲自给学生们讲课，若见他们之中哪一个不专心学习，不惜用棍棒教训。

宋日就自幼年勤奋好学，脚踏实地，不到二十岁，就能写诗作文，颇有文声，被选拔为“替补博士”，在学校众多“生员”中名噪一时，大家还竞相推举他为艺林领袖。

他自万历乙酉（1609）年乡试中举后又来连续考了几次，但都没有中得进士。

当时，他的父亲梯公年事已高，宋日就觉得：“父亲已经岁数大了，我为什么就不能考它个一官半职，用俸禄来赡养他老人家呢？”。于是他决意做官，接受了陕西省西安府富平县令的职务。

当时的富平县，是关中最难治理的一个地方，有众多的疑案，几任县令都没能解决。他到任以后，很快便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很快便把富平县治理的井井有条。后来，整个富平县还专门为他绘制了图像，供百姓祭拜。

由于宋日就廉洁自律，不巧取百姓一分钱，他更不畏强暴，对地方的种种弊病大力整治，彻底清除了贪官污吏和地痞流氓对富平的危害，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他嫉恶如仇，爱民如子，深得富平百姓的拥护和爱戴，无不将其奉为神明，视作依靠。

宋日就的政绩上报后，按照惯例本应得到朝廷的重用，但因他秉性耿直，不会趋炎附势，没能得到上司的青睐，仅仅升了个河南龙门别驾（通判）。

宋日就离开富平令时，百姓一个个拉着车辕，躺在路上的车辙沟里，扶老携幼，徒步跋涉，依依相送。退养家乡富平的国相孙公丕扬，也慨然挥笔为其撰写了“德政碑文”，予以褒扬。

宋日就升任龙门别驾后，虽属无足轻重的官职，但他仍没有一丝的懈怠，其爱国爱民之心就像任富平县令时一样。后来他终于被晋升为任王府长史。但此时，宋日就却已对做官和官场中的种种丑恶现象早已心生倦意，因此抽身而退。辞职时，他只坐着一辆两匹瘦马拉的车子，不声不响地悄然回到自己的家乡。一进家门，他就指着自己的行李对迎上来的子弟们说：“你们都可以去检点一下我的行李，可别指望叫我做官带回一大笔金钱来，否则我死后怎能到老林里去见祖宗呢？！”

宋日就回来的时候，正好赶上父亲梯公去世，他悲痛欲绝，百般尽孝。父亲丧期过后，他便招收学生和门徒，凡是出自公之门下的人，个个都是成才以后才离开。四面八方的乡邻学子，从不用分什么高低贵贱，只要好学便可投在他的门下。

宋日就去世后，四周乡邻无不怀念他。他的牌位也被放在了乡贤祠里，以供人们祭拜。

宋日就著有《自淑集》流传于世。 宋鸣珂（？-1645），字泰茹，晚号“碧溪居士”，今苍山县向城镇黎丘村人，因其为当时的沂州守卫杨肇基成功平息暴乱“敬献三策”，而被授予莱州府知府。

《临沂县志列传》记其“生具异禀，有泉石癖，岁必远游，游必尽山水之胜，而后返尝。三游苏，五游浙，所交多当时名士”等语。

甲申（1644）年间，改朝换代，民心不归，烽烟四起，宋鸣珂却致力于在自己所管辖的地方，竭力率众抗清。其战报传到京师后，清廷派降将洪承畴率兵入鲁清剿。因洪氏早闻他“忠贞、固执”，随授意部下欲将其活捉。但他临危不惧，一面与南逃的鲁王（太祖十世孙朱以海）联系，一面率众与兵临城下的清军厮杀，但终因寡不敌众和朱明王朝的大势已去，在相貌颇似他的家仆曹节的掩护下逃离莱州城（见《临沂县志曹节传》）。

回到到家乡后，宋鸣珂再次归隐“碧溪”，但每每想起曹节时便激动不已，朝夕希望以死相报，并随即撰书一联“清风无情偏吹我，明月有意不照人”，以此发泄自己对清人的满腹愤懑和怨恨。但却不知怎么被浙江有名的道学先生吕留良得之，他觉得联中太露锋芒，便随意改写成“清风虽细能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的诗句。然而，就是这一改，竟使他于雍正七年（1729）被告发，致使其去世几十年后，仍酿成了被祸灭九族和扒坟戮尸的千古奇冤。

《临沂县志列传》还记述了“闻福王尚在，随杜门扫辙，独居一楼，首不剃发，足不履地，有李、王二夫人皆江南宣城籍，善造纸笔，鸣珂工书画日课数纸，纸尽再将字纸造新纸，故使笔墨皆无光，纸作淡黑色比当世。”等语。

顺治二年（1645）六月，南明“弘光”小朝廷彻底垮台，宋鸣珂大失所望，他发誓要做伯夷叔齐，“宁死不食周粟”，拒绝在清朝的统治下生存。他不许家人送水送饭，否则即厉声喝斥。他视死如归，几天几夜水米不进，生生饿死。

然而，在大清国随后二百五十多年的统治里，却没有人敢去赞美和宣扬他这种坚贞和壮烈。因此，在此后的“志书”和“家乘”中，都没有去记载他的这段历史。直到近代所修篡的《临沂县志》，才说他与同邑翰林院检讨孙一脉等人，为“明室未造也节之士……庶碧血丹心不至永埋地下云。”等等。

关于他的著述和遗迹，现在大都已失传和被毁，仅有其亲笔手书的七律《与友人秋别——二首》诗稿一篇和部分书画作品留存于世。 宋之韩，字奇玉，号莲仙，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十二月十八日，病逝于康熙八年（1669年）六月二十四日，葬于山东省苍山县大仲村镇寨子村东；明末一代圣贤文人、古文家、都察院佥都御史宋鸣梧次子，崇祯御史大夫、户部侍郎、南明内阁大学士首辅宋之普之胞弟；廪贡生，授东昌学博，因其博学多才深受清康熙皇帝的“才堪效用，力可宣猷”之赏识，而特被敕授为四川泸州通判。

宋之韩与清朝大诗人宋琬交往甚密，并有诗证（分别被收录在宋琬的《安雅堂集）和宋之韩的《海沂诗集》中），但其一生清心寡欲，陶醉自然，虽年少时与兄宋之普一起历经坎坷，但走向仕途后却没有经历太多的大起大落，因此其作品缺乏宋琬式的社会震撼力。但宋之韩一生诗兴执著，作品颇丰，从少年到老年几十载笔耕不辍，先后一共写下了两千多首诗（今保存下来的只有八百余首），不仅内容丰富，题材多变，而且诗体不拘，多彩多姿，是一份难得的明末清初的齐鲁、江浙、川陕等其涉足之地的历史画卷，而在咏物抒情上，更是拥有无数的妙语佳句，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感染力，实属难得的好诗。

其代表作有《野老歌》、《万凤窝即事》、《北林墓望东山》、《寿玉叔司农》、《鱼翁》、《望岳》、《苏州道中》、《栈道行》、《再过浣花溪》等。

其清嘉庆版《海沂诗集》今被收藏在国内和日本、美国、台湾等十几家知名的大型图书馆和博物馆中。 宋之郊（1609-1674）年，字万生，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向城镇梧桐村人，明朝崇祯壬午（1642年)举人，曾任沂州府署法曹，后迁任江西省乐平县令；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卒于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祖父向高，庠生，父亲宋鸣阳，为廪监生，勒赠文林郎。母亲孙氏，同邑横山（山东省苍山县横山乡横山村）人，廪膳生孙绳之女，崇祯庚辰（1640）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孙一脉胞姐。

宋之郊“少受家训，品学兼优”，“以才名动乡里”，《〈临沂县志〉宋之韩传》中说：“从弟之郊……在官有惠政”。

宋之郊在赣三十年，到清康熙十年（1672年）年前后才告疾归里，乐邑之民皆称“宋青天”。他曾于《家报》中写道：“我做官囊无分文，又怎得汝等之困尔”。他一离任，为后继知县程某，即尽搜刮民脂民膏云能事，逼得县民日不聊生，流离失所者年不下数千人。故邑有歌谣曰“走了个宋青天，来了个连锅端”，以证公民望之重。故在闻宋之郊告归之日，乐民皆求留任。

宋之郊在官期间，先后变卖了自家于南北洛（村名，在峄县境内）土地十余顷为公所用。致使乐民得知后合赠《熙时良牧》、《华封霖雨》等大字牌匾，不远万里送到他的家乡苍山县向城镇梧桐村。

宋之郊善能诗书，少年即被堂兄宋之韩爱重，故存诗多有唱和。如宋之韩题有《家万生兄戊戌〈1658年〉年计偕南归，诗以讯之》一诗句云：“可怜望断苍生眼，何事阿兄著画灰。”似在呼唤他们这些为地方官的兄弟们，应以救民水火为己任。

宋之郊的诗，今存不到二十首，皆状物抒怀，寄以深邃，特别是《和西山舅氏咏鹤》诸作，令人神往。所谓“西山舅氏”即其舅父孙一脉自号“西山居士”。而孙一脉当时于明末甲申（1644年）年国变后，流落异乡，后闻南明小朝廷垮台，毅然投水殉节，如此高风，对他影响颇深。

宋之郊现存笔帖、《家报》等遗墨，其风格草行兼杂，飘逸潇洒，较之“钟王”过之。 宋念祖，字际庭，号敬思，山东省苍山县贾庄乡长新桥村人，明朝崇祯佥都御使宋鸣梧之孙，同朝户部侍郎、南明监国首辅宋之普长子；生于崇祯壬午年（1642年）九月二十三日辰时，卒于康熙丁酉年（1717年）二月二十二日未时，享年七十六岁。

宋念祖天生英伟丰颐，白面美髯，少年即文才洒脱，豪爽风雅，举手投足磊落不凡，气度高致。

宋念祖是由官生授河北安肃县令。安肃地近京师，满汉游民杂处，境内素称难治，宋念祖生性倔强，不畏强权，他到任后以清廉自矢，执法如山照章办事，不仅除掉长期横行霸道的祸害，而且还杜绝了请客送礼拉关系的恶习，为众多的被冤枉者平了反，昭了雪，使安肃县成了当时有名的“平安县、模范县”。宋念祖也由此受到了当地百姓的拥护和爱戴。

康熙二十九年（1690）七月，皇帝御驾亲征噶尔丹，其奉委办理军需物品，因勤劳任事，成绩显著，为皇上所知，随升广东儋州牧（今属海南省），后皇帝认为其才貌俱佳，可以重用，特晋升其为管理“河工”事务的官员，但因其为官几年中从噶尔丹到广东儋州，千里迢迢，历尽艰辛，积劳成疾，被迫辞职还乡。

宋念祖还乡后谢绝嚣尘，隐居村落，终年不入城市与邻村户外，闲暇则以丝竹怡悦，及至足疾不能履行，只能由几人抬着木车出入家庭中。有时他酒酣兴发，豪论风生，念念不忘当年的豪情壮志。1716年秋，弟弟宋瞻祖自京师归来，他听说后高兴的不得了，瞻祖赶来问候他，但他却只能卧床与兄弟握手言欢，之后便一病不能起，于次年二月二十二日谢世。 宋瞻祖，字绍庭，号缄斋，山东省苍山县贾庄乡长新桥村人，明朝崇祯佥都御使宋鸣梧之孙，同朝户部侍郎、南明内阁大学士首辅宋之普次子；生于康熙癸卯（1643年）十月二十日寅时，卒于雍正十年（1732年)十二月初十日酉时，享年七十岁。宋瞻祖由太学生选授詹事府主簿，转任太常寺典簿，再升光禄寺署正，后遇万寿覃恩，授承德郎，升任大理寺寺正，再升刑部浙江司员外郎，丁内艰服阕补刑部山西司员外郎，后监督富新仓，因看破官场的黑暗和丑恶愤而辞职，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宋瞻祖七岁丧父，由生母余安人一手抚养成人，十几岁便能支撑门户，操办家务，后因受贪官沂州牧陷害入狱，平反昭雪后，在母亲余安人的鼓励下于四十五岁时才走向仕途进京为官。六十岁时辞官归乡后，宋瞻祖每日里“优游林下，隐迹中村，耕田植树，不入城市”，从没有清闲的时候。他救急救难，为地方和百姓做了不少善事、好事。

宋瞻祖一生好学，尤其沉迷于中华历史文化的研究，就在去世时还在熟读“通鉴”，随书坠地而逝。

宋瞻祖历官五任，于仕途十五年，恪守祖父中丞宋鸣梧家训：“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被后世称为一代清吏。同期史官湖北天门县人唐建中和山西潞安府知府左文言分别为其撰写了传记，详实客观地介绍和评价了他的生平和政绩，现被收录在《琅琊宋氏家谱》中。其详细记录宋瞻祖生平的《缄斋府君年谱》，现被珍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内。 宋名立，字令闻，号补斋，今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卞庄镇纸坊村人 ，岁贡生，诰授奉直大夫，历任河南裕州、汝州知州，四川达州直隶州牧署，顺庆府知府；生于康熙戊寅十二月十八日寅时，卒于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十四日戌时；配胡氏，诰封宜人；侧李氏，勒封孺人。

宋名立为官清正，所到之处口碑颇佳，政绩卓著，史书多有记载。

宋名立好学上进，知识渊博，不仅能文善书，还先后组织主持编修了《汝州全志》、《裕州志》六卷、《达州志》等地方志书。其所亲撰手书的“汝州全志序”、“达州志序”和“琅琊宋氏二修家谱序”等，更是文采斐然，字体洒脱，颇具大家风范。 宋澍，字沛青，号小坡，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车辋镇车辋村人；生于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辛未十一月二十七日，卒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丁卯十一月十三日，享年五十七岁；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辛丑科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改任吏部主事，擢升郎中,又历任刑科给事中和江南道、京畿道、监察御史，乾隆六十年(1795年)，充任湖南乡试正考官，后任陕甘学政；后因病辞职回归故里，其子孙多有仕宦。

宋澍自为官以来“一典试、三分校、一督学、两查仓、两巡城……”政绩卓著，深得朝廷信任和百姓称颂。

宋澍一生博学多才，嗜学如命，好购书籍，注重收藏，古文诗词无一不精，特别是在《周易》研究领域颇有建树，所精心撰著的《易图汇纂》等专著，极具权威，风靡一时。

宋澍去世后，被嘉庆皇帝敕封为中宪大夫，文武百官无不致函或到沂州祭拜。兵部尚书初彭龄更是特为其亲笔撰写了长达两千多字的传文，现藏于《琅琊宋氏家谱》中。 宋献章，字文舫，号蕴亭，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大仲村镇车庄村人,由贡生授光禄寺署正，历任江宁府督粮同知、扬州府知府、诰授奉直大夫、晋封中宪大夫。他生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十三日子时，卒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九月初七日午时；享年56岁。

道光四年（1824年），宋献章补任四川石柱厅同知，因同他人对调获任江苏江宁府同知，到任后兴修水利、处理积案，政绩斐然。道光七年（1827年），宋献章升任扬州府知府，在任期间他办理乡试、负责供给，工作认真，事无巨细,深受学子的欢迎和上司的称赞。道光十五年（1835年），江淮先涝后汗，百姓危机，宋献章奉旨采购粮食，救济灾民，日夜来往于山东济宁、滕州等地，时间长达数月之久。因天气炎热和过度劳累，他不慎中暑，回到江南后，因医治无效，不幸病逝于府衙内。

孙承宗，孙承宗　　 明少师文华殿大学士高阳孙文忠 孙承宗（1563—1638），字稚绳，号恺阳，北直隶保定高阳（今属河北）人。明末最伟大的战略家，明光宗常洛、熹宗由校的老师，京城的保卫者，忠贞的爱国者。青年时代就对军事有着浓厚兴趣。在边境教书时，“杖剑游塞下，从飞狐（河北涞源北飞狐关）、拒马间直走白登（山西大同东）。又从纥干（山西大同东纥真山）、青波（河北清河）故道南下，结纳其豪杰，与戍将老卒，周行边垒，访问要害阨塞，相与解裘马，贳酒高歌。用是以晓畅虏情，通知边事本末”①。

　　万历三十二年（ 1604），孙承宗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天启元年（1621），以左庶子充日讲官，进少詹事。当时沈阳、辽阳相继失陷，孙承宗以知兵，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他上任后，上疏条陈当时军事体制与作战指挥上的弊端，谋求改革，主要内容有：(1)“兵多不练，饷多不核”。这是说当时军队训练差，后勤供应混乱。(2)“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边，而且增置文官于幕府”。指出当时“以文制武”指挥策略的失误。(3)“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指出“将从中御”的不妥。因此，他主张“今天下当重将权。择一沉雄有主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此外，还要抚辽西、恤辽民、简京军等，都得到了明熹宗的批准。

　　努尔哈赤攻占沈阳、辽阳以后，明军实际上就面临着一个如何进行军事防御的战略选择问题，即是主守关防，作积极的防御；还是固守关门，作消极防御。对此，明前线军事将领意见不一。辽西经略王在晋主张“拒奴抚虏，堵隘守关”。

　　所谓“抚虏”，即以金钱收买蒙古对付后金。所谓“堵隘”，即在山海关外再修一座关城。很明显，这是置辽西走廊这一缓冲地带于不顾，消极防御的方针。天启二年（1622），王在晋确定在八里铺筑城，并上报朝廷。此举遭到其部下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孙元化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筑城“非策”，极力劝阻，并写信给首辅叶向高，申诉己意。由于情况不明，叶向高难以断定可否。孙承宗遂提出前往实地考察，再作决断。他抵达山海关后，当即认真巡视山海关及王在晋所主张建筑的八里铺新城，又前往考察了中前所、一片石和黄土岭等处的战略地势。在阅察八里铺新城时，孙承宗曾与王在晋展开过激烈的争论：

　　“新城成，即移旧城四万人以守乎”？孙承宗问。王在晋回答说：“否，当更设兵。”孙承宗又问：“如此，则八里内守兵八万矣。一片石西北不当设兵乎？且筑关在八里内，新城背即旧城趾，旧城之品坑地雷为敌人设，抑为新兵设乎？新城可守，安用旧城？如不可守，则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将开关延入乎，抑闭关以委敌乎？”答：“关外有三道关可入也。”问：“若此，则敌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关？”答：“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孙承宗责问：“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是教之溃也。且溃兵可入，敌亦可尾之入。今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藩篱。日哄堂奥，畿东有宁宇乎？”严厉批评了王在晋画地为牢、坐以待毙的危险倾向。“在晋无以难”，但仍固执己见。

　　为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孙承宗召集将吏讨论如何防守。监军阎鸣泰主守觉华岛（辽宁兴城东三十里海中，今称菊花岛），袁崇焕主守宁远卫（今辽宁兴城），王在晋则主守中前所（今辽宁绥中县前所）。监司邢慎言、张应吾等附和王在晋的意见。孙承宗在全面考虑了各方意见，权衡利弊得失后，表示支持袁崇焕主守宁远的意见。

　　宁远，位于辽西走廊中部，“内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胜”①。守住宁远，也就等于扼住了这条走廊的咽喉，能确保二百里外的山海关的安全。因此，孙承宗的决计守宁远，颇具战略眼光。

　　孙承宗回到北京，即向熹宗明确阐述了其坚守宁远，以与觉华岛守军互为犄角、遥相呼应的战略计划，正式提出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战略方针，并建议解除王在晋的兵部尚书及辽东经略之职。熹宗接受了孙承宗的意见，将王在晋调任南京兵部尚书。自此，八里铺筑城之议遂息。

　　王在晋调走后，山海关的防务采取并贯彻了孙承宗与袁崇焕主守关外的战略。此后，经数年艰辛的努力，布置成一道坚固的关（山海关）宁（远）锦（州）防线，成为后金骑兵不可逾越的障碍。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始终都没能完全打破这道防线。在屡次碰壁之后，迫使他们望宁远而却步。这道防线不仅确保了山海关免受攻击，而且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基本上稳定了辽西走廊的战局。

　　天启二年八月，孙承宗被任命为辽东经略。他即着手实施其欲保关门，必先固辽西；欲复辽东，亦必先固辽西的战略计划，积极部署宁锦防线。

　　首先大力整顿了关门防务。“是时，关上兵名七万，顾无纪律，冒饷多。承宗大阅，汰逃将数百人，遣还河南、真定疲兵万余。”①“乃定兵制，立营房，五人一房，三千一营，十五营为三部，而将帅以营部为署。兵不离将，将不离帅，教肄分而稽核便。”②经过整顿，使“兵将一清”，提高了关门守军的战斗力。

　　在关门防务上，“并夹城之役，修筑关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则从望海台出芝麻湾，三面环海，安大炮为横击。陆则三道关之石城，可顿万人，开突门力夜击。北水关外，有峻岭筑号台十一，置炮以防外瞰”③。经五个月的惨淡经营，稳定了关门局势，并为恢复辽西失地，强固了根基。

　　同时是修筑宁远城。天启三年（ 1623）九月，孙承宗命祖大寿修复宁远，并令驻军尽速恢复山海关至宁远沿线被焚弃各城。召辽人回故居，垦荒屯田，重建家园。又发展采煤、煮盐、海运等事业，以充实民力，确保军需。宁远城竣工后，调袁崇焕镇守。孙承宗自己则坐守山海关，并备前屯，充当其后盾。在袁崇焕的精心治理下，宁远“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①，成为一座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重镇。

　　随着宁远城守的日渐巩固，明军防线不断延伸。天启五年（1625）夏，孙承宗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这样，自宁远又向前推进二百里，从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

　　四年来，孙承宗重用袁崇焕等一大批忠直的文武将吏人才，边防大备。“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②不但扭转了原先的那种颓败之势，且整个形势变得越来越好。正当他锐意恢复之际，却遭到了来自魏忠贤的打击。

　　孙承宗功高权重，誉满朝野。魏忠贤为长久把持朝柄，一心想把孙承宗也拉到自己一边，故进行过多次试探，但均遭到拒绝，由此怀恨在心。天启四年（1624）十一月，孙承宗西巡至蓟、昌，报请以十一月十四日入朝贺万寿节，并面奏机宜。魏忠贤得知，恐其拥兵“清君侧”，大惧，“绕御床哭，上亦为心动”，当即命内阁拟旨，以“无旨擅离信地，非祖宗法”③为名，令其返关。孙承宗无奈，只好返回。事后，阉党利用这件事攻击孙承宗“拥兵向阙，叛逆显然”④，但熹宗没予理会。

　　天启五年（1625）八月，柳河之败，导致了孙承宗的去职。山海关总兵马世龙，误信自后金逃归的“降虏生员”刘伯的话，派兵渡柳河，袭取耀州，中伏遭败。阉党借机小题大做，围攻马世龙，并参劾孙承宗。孙承宗气极，连上二疏，自请罢官。九月，返乡。

　　孙承宗辞职以后，兵部尚书高第出任辽东经略。高第为一文人，既不懂军事，也没打过仗。他一到任上，即一反孙承宗的部署，下令拆撤宁锦防线。关外驻防将士除镇守宁远的袁崇焕拒不从命外，其他诸城均撤一空。因而使孙承宗数年心血毁于一旦，明朝在山海关及其关外的军事形势顷刻陷入一场新的危机。只是由于以袁崇焕为首的广大将士的浴血奋战，才使明军在天启六年正月、天启七年五月相继取得“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奇迹般地挡住了后金的凶猛进攻，从而不仅使宁锦防线经受住战争的考验，且使明朝避免了由于高第的错误军事决策而导致的军事大溃败。

　　崇祯二年（1629），皇太极率军避开宁锦，绕道内蒙，从喜峰口突入塞内，相继攻陷遵化、迂安、滦州、永平，直指北京。且行反间计，使崇祯帝囚系并最终杀害了袁崇焕。此事所谓“己巳虏变”。一时，明廷乱作一团。而袁崇焕的下狱，又导致军心涣散，将士东归。在此危难之际，明廷再次起用孙承宗，“诏以原官兼兵部尚书守通州”①，统筹全局。孙承宗首先晓以大义，安定了军心。其后协调各路军队，联合行动，经数月艰苦作战，取得“遵永大捷”，并于崇祯三年（1630）五月将后金军驱逐出关。

　　孙承宗再任辽东经略后，仍坚持以积极防御为主的方针，继续加强宁锦防线，决心重筑被高第毁弃的大凌河、右屯二城。崇祯四年（1631）七月，令祖大寿等率兵四千守大凌河，又征发一万四千人筑城。八月六日，动工筑城才二十天左右，大凌河城墙刚刚修完，雉堞仅修完一半，后金突然兵归城下，并于当天开始围城，明军仓促闭门拒战。“承宗闻，驰赴锦州，遣吴襄、宗伟往救”。但宁远巡抚邱禾嘉“屡易师期，伟与襄又不相能，遂大败于长山”。至十月，大凌河已被围三月，守军粮尽援绝，祖大寿假降奔还锦州，“城复被毁”。大凌河失守，引起了明廷内部的互相倾轧，“延臣追咎筑城非策，文章论禾嘉及承宗”。孙承宗连疏引疾，求退。崇祯帝为平息朝议，准其归籍，孙承宗第二次被排挤下台。

　　崇祯十一年（1638），后金（清）兵深入内地。十一月九日围攻高阳。赋闲在家的孙承宗率全城军民与之血战。三天后，城破，孙承宗被俘，因拒不投降，被活活勒死。死后谥号文正。﹝当作文忠,见明史本传﹞著作有《高阳集》。

　　孙承宗遗留的军事著作有《车营扣答合编》。这是他在督师蓟辽，经营辽西防务时，筹划反攻辽东与其属下讨论军事问题的记录整理而成的。全书共一百零八个问答，由《车营总说》、《车营百八扣》、《车营百八答》和《车营百八说》等四部分组成，通过问、答、说、图等对车营编组方法、营阵布列、行军作战、后勤保障等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说。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很重视发挥火器的作用与各兵种的协同动作。如说：“用车在用火”，“用火在叠阵”。所谓“用火”即是发扬火力；所谓叠阵即步、骑、炮重叠配置，彼此协同，长短相补。战斗队形也要因地制宜，灵活机动地使用方、圆、曲、直、锐等各种队形，向人们展示了火器和冷兵器并用时代，步、骑、炮等诸兵种协同作战的雏形，在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清代四大疑案一、太后下嫁

　　太后下嫁就是太后下嫁摄政王。太后是指清太宗皇太极之妃、世祖福临的生母，卒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被谥为孝庄文皇后；摄政王即指摄政睿亲王多尔衮。 孝庄文皇后系多尔衮之兄嫂，弟妻兄嫂，按照汉人道德观念来看，是一件太不光彩也太不文明的事。有清一代，对此讳莫如深，求其明文记载则无有也。

　　但清末才刊行的《苍水诗集》有句云“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即是指太后下嫁这件事说的。诗作者张煌言是清初人，与多尔衮同时，所说当有所本。另据《朝鲜李朝实录》仁祖二十七年(1649年，清顺治六年)二月壬寅，亦有“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这样去“叔”字改称“皇父”的记载，它间接地透露了多尔衮称皇父“已为太上”与太后相对称，正是太后下嫁的一个旁证。何况多尔衮之改称“皇父”不但明载于《清实录》与蒋良骥《东华录》等书中，即当时流传到今的许多档册和文告中，于抬写皇上处，一并抬写摄政王，而摄政王之上，或冠以“皇叔父”，或冠以“皇父”字样。

　　我们也不要忘了另一个事实：满洲入关以前的社会性质虽已由奴隶制迅速向封建制过渡，但很早很早以前女真人的落后习俗，如弟娶兄妻、妻姑侄媳的一些群婚制的残余，延续到入关初年，也是不足为怪的。那么，太后下嫁这件事是可以相信确有其事的。

　　清代四大疑案二、顺治出家

　　史载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十九日，皇贵妃董鄂氏薨。世祖福临哀悼殊甚，为之辍朝者五日。旋即下谕追封为皇后。董鄂氏仅仅是个贵妃，为什么要这样滥加谥号，并晋封她为皇后呢？

　　有的人于是以讹传讹，说这个妃子是明末人冒辟疆的姬人董小宛，当清军入关之初，被掠至京师，后入宫，赐姓董鄂氏，跟着又册立为贵妃。谁知董氏入宫之后，竟以不寿卒。然世祖之于董贵妃，宠冠六宫，莫与伦比，乃红颜薄命，惹得世祖终日闷闷不乐，不数月，遂弃皇帝不为，遁入山西五台山，削发披缁，皈依净土。上述就是顺治出家的由来，历来故老相传如此，是否真有其事呢？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清世祖福临好佛，宫中延有木陈 、玉琳王秀二禅师，尊礼备至。世祖钤章有“尘隐道人”、“懒翁”、“痴道人”等称号，又谕旨对木陈有“愿老和尚勿以天子视朕，当如门弟子旅庵相待”云云。世祖信佛是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

　　其次要说，世祖死去前几个月，适值孝献皇后董鄂氏之丧，世祖哀痛过情，为世所叹异。因而就有人认为世祖是由悼亡而厌世，终于脱离尘网，遁入空门。从此传为“万古钟情天子”的一段佳话。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符合的。不错，由于世祖好佛，他死前确实有过要求祝发为僧的念头。但事实上在他死去的前几天，只是叫他最宠任的内监吴良辅去悯忠寺(今北京市广安门内法源寺)削发，他本人也曾亲自前往观看过。这里还说明世祖当时并无大病。那么，世祖是怎样死的呢？据当事人王熙《王文靖集·自撰年谱》载：“奉召入养心殿，谕：朕患痘，势将不起。”张宸《青王周集》亦称：“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两人所记完全相合，可以互相印证。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世祖既死于出痘，那么，遁入五台山祝发为僧的说法，就并不可信了。

　　清代四大疑案三、雍正被刺

　　世传清世宗胤禛暴崩的原因，说法不一，有说是被刺而死的，振振有词。这一说法究竟可信吗？

　　说来话长，它起因于雍正七年(1729年)曾静、张熙一案。曾静慕明末人吕留良的为人，以排满复明为职志，因遣其徒张熙诡名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劝他为祖先(岳飞)举义，不成，狱兴、辞连吕留良。 世宗严加处治，戮留良尸，留良子葆中，时为编修，亦论斩。传说吕留良有一个幸存的孙女，名叫吕四娘，她的剑术之精，冠绝侪辈，立志要为父祖报仇。后来她潜入宫内，终于刺死了世宗，并把世宗的脑袋割下，提着逃走了。

　　好事的人说是根据鄂尔泰传记的记载，说世宗暴崩的那一天，上午还“视朝如恒，并无所苦”，就在那天下午，忽召鄂尔泰入宫，而外间喧传世宗暴崩的消息已满城风雨了。鄂立刻“入朝，马不及被鞍，亟跨骣马行，髀骨被磨损，流血不止。既入宫，留宿三日夜，始出，尚未及一餐也”。人们认为，当时天下承平，长君继统(清高宗弘历二十五岁登位)，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要搞得这般惊慌失措的。这就只能说明世宗被刺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

　　这里需要将真人真事与野史传闻区别开来，曾静、张熙一案牵连的吕留良等人都是真人真事，是历史真实；但提到吕留良的一个孙女，是传说，不是历史事实。世宗死的年月日是事实，但说他是暴崩，并不见明文记载，也只是传说，目前尚不能证实其事。此其一。

　　上述鄂尔泰传记所描述的鄂仓皇上朝一段情节，写得惟妙惟肖，好像真有其事似的。但至少在正史记载里，如《清实录》、《清史列传》、《清史稿》等书并没有这类的记载。当然，没有文字记载，不等于没有这件事；而且直到今天仍无法得到证实，也就不可能确认有这件事；即使鄂尔泰的仓皇上朝是事实，也不能证明世宗一定就是被刺，因为二者并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此其二。

　　世宗本人好佛好道，“所交多剑客力士”，传说“结兄弟十三人”。皇帝与人结为兄弟之事，未必可信；但既好佛好道，多交剑客侠士，则炼丹求长生之术，容或有之。求长生吞丹药，以致暴崩，也有可能。秦皇、汉武之事，早有先例在。此其三。

　　有人建议发掘清西陵的泰陵(清世宗胤禛的陵墓)，看看世宗到底有无头颅，以证实被刺与否。后因发掘工作过忙，未果，当然，清世宗死于1735年，尸骨早寒，一旦发掘，果能得其一二遗骸，固可定案，但要付出的代价未免太大，也只好等待将来再说了。

　　清代四大疑案四、狸猫换太子

　　这里指的是清世宗胤禛与海宁陈氏换子的传说。浙江海宁陈氏，从明末起，累世簪缨。数传至陈之遴，清初降于清，位至极品。稍后，陈氏一家，如陈说、陈世倌、陈元龙等父子叔侄，都是高官厚禄，尊宠备至。康熙年间，世宗时为皇子，与陈世倌尤相亲善。恰巧碰着两家各生一子，年、月、日、时辰无一不同。世宗听说，十分高兴，命抱子入宫，过了许久，才送回去。陈氏发现，送还的已经不是自己的男孩，而且易男为女了。陈家万分震怖，但又不敢出来剖白，只得隐秘其事。高宗尝南巡至海宁，当天即去陈家，升堂垂询家世甚详。将出，至中门，命即封闭，并告以后不是皇帝临幸，此门不得再开。所以此后陈氏家中永远关闭其门，从未再开过一次。也有人说，清高宗弘历对自己的身世怀有疑团，所以南巡到陈家，想亲自打听清楚。上述这些传说，盛行于前清末年。当时革命排满之风最盛，对清代诸帝极事丑诋。传闻异辞，其中真伪夹杂，有必要为之剖辨。

　　海宁陈氏一家，如陈说、陈世倌、陈元龙父子叔侄，位极人臣，皆是事实：就是清高宗南巡去过陈家，也是事实。按清制，皇帝到过的人家，经过的大门是必须封闭，禁止再开的。但不能由于有这些历史事实，就说清世宗与陈世倌有以女换子之事了。

　　清代旗人生子一定要报都统衙门，宗室生子一定要报宗人府，定制十分缜密。何况紫禁城内，门禁森严，怎么能随便抱子出入宫内？显而易见，这些都是清末汉人在排满的革命浪潮中，无中生有地编造出来的。

　　明宫三大案

　　一、梃击案

　　明万历朝，因立太子曾引起朝廷激烈的争论。万历帝长子朱常洛为太后宫女王氏所生， 极受冷遇；而宠妃郑贵妃所生皇三子朱常洵为万历帝所钟爱，郑氏与万历帝“密誓”立常洵为太子。

　　朝臣依据封建王朝太子立嫡，无嫡立长的法纲力争，但万历帝总以各种借口拖延，直至皇太后施加压力，始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同时也封常洵为 福王，藩国洛阳，这就是万历朝围绕确立太子争论了15年的“争国本”斗争。从万历二 十九年（1601年）至四十二年（1614年），又斗争了13年，直至福王离开北京赴洛阳就 国才真正确立了朱常洛的太子地位。但宫闱的权力之争仍未停止。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宫外男子张差手持木棒闯入大内东华门，一直打到皇太 子居住的慈庆宫，后被内监捕获。对张差梃击太子宫之事，朝内争论不一。支持郑贵妃 倾向福王为太子的臣僚认为是张差疯癫所为；支持皇太子的大臣认为是陷害太子的阴谋 。经刑部十三司会审，查明张差系京畿一带白莲教的一支红封教的成员，其首领为马三 道、李守才，他们与郑贵妃宫内的太监庞保、刘成勾结，派张差打入宫内，梃击太子宫 。

　　此案的发生，震惊了宫内和朝野。联系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曾发生郑贵妃的内侍与 奸人勾结诅咒皇太子的事件，梃击案牵连到郑贵妃在所难免。万历皇帝极力调解皇太子 与郑贵妃的矛盾，一方面怒责郑贵妃，一方面迫使皇太子改变态度，由“张差所为，必 有主使”改变为“此事只在张差身上结局足矣”。此外，万历皇帝又召见群臣，表示怀念皇太子的保护人皇太后，以示自己立太子的诚意。他明令除惩治张差等人外，“不许 波及无辜人”，以解脱郑贵妃。

　　此案结局，张差磔死，马三道、李守才发远方戍守，太监庞保、刘成在内廷击毙，梃击 案掀起的轩然大波暂时平息。然而宫闱争斗并未真正结束，在泰昌、天启年间更为剧烈 地展开，“红丸案”、“移宫案”接踵发生。梃击案与宫内权力之争是否有牵连，至今未有定论，成为明宫疑案之一。

　　——————————————————————

　　注：

　　1。 郑贵妃

　　郑贵妃，大兴人。明万历初入宫，封贵妃，生皇三子朱常洵，进封皇贵妃，是万历帝最 宠的妃子。因太子久不立，外廷疑郑氏有立己子谋。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太子册立 。万历四十一年，奸人孔学为陷害太子，牵连郑贵妃，梃击案又有郑贵妃之太监参予其 事。万历去世后，郑贵妃仍居乾清宫，命光宗封其皇太后，以大臣反对乃止。后移居慈宁宫，崇祯三年（1630年）去世，葬银泉山。

　　2。 福王

　　福王，名朱常洵，明万历皇帝第三子，郑贵妃所生。万历久不立太子，中外疑郑贵妃谋 立己子，朝臣交章言其事。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常洵封福王，至四十二年（1614 年）始就藩。崇祯时，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至河南，陷洛阳，俘福王常洵，后被杀。

　　3。 慈庆宫

　　慈庆宫在东华门内，明为皇太子东宫居所，光宗为皇太子时居此，张差梃击皇太子案亦发生在于此。崇正十五年改慈庆宫为端本宫。清代将端本宫等改为南三所之一，也是皇子居住的地方。

　　——————————————————————

　　二、红丸案

　　朱常洛自幼不得其父喜爱，13岁才出阁读书，又长期辍读，经历坎坷。即位前的几十年 中，他孤僻、压抑，遂沉湎酒色，恣情纵欲，这无疑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状况。 朱常洛即位后，颇具心计的郑贵妃为保全自己，取悦新帝，从侍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