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世宗柴荣在去世前夕，担心政局有变，本着互为制衡的方针对禁军的兵权作了调整，使得赵匡胤并未完全控制禁军（赵之所以于周世宗去世半年后乃敢发动兵变，很大程度上源于此）。而且周世宗还留下了一道临终遗命，选定了“托孤”大臣：“王著藩邸故人，朕若不起，当相之”，也就是说周世宗希望在自己死后，由王著作为顾命大臣，出任宰相辅佐朝政。但不幸的是，这道遗命被时任宰相之一的范质与赵匡胤合谋废除了。

另外，赵匡胤发动兵变的代周事件，并不像诗歌所描述的“一着黄袍便罢兵”般轻松，而是颇为曲折的。赵匡胤兵变回师，至陈桥门时就吃了第一次闭门羹：

“艺祖拥戴之初，陈桥守门者拒不纳，遂如封邱。”

而当他们到达皇城的宣祐门外时则更为惊险，据《梦梁录》记载：

“初，宋太祖受禅，驾自宣祐门入，守关者施弓箭相向，弗纳，移步趋他门而入。”

更令人侧目的是，在兵变过程中发生了重要的流血事件。这就是后周的开国将领韩通被杀：韩通听闻兵变消息后，急忙从宫廷中奔出，被兵变先锋军校王彦升所杀。这也是赵宋开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流血事件。

基于以上，下列几个问题就值得思索了。1、周世宗的临终遗命为何被废？遗命被废后政局又发生了哪些变动？2、赵匡胤在周世宗去世时，具备哪些足以代周的优势，又是什么原因使他没有在世宗新丧之际夺权，而是拖了半年之久？3、殿前司的衙门就在宫城左掖门旁，为何赵匡胤不直接发动宫廷政变，却采用陈桥兵变的方式？

“陈桥兵变”前，后周大臣中就曾有人向丞相范质上书名言赵匡英有觊觎皇位野心，但范质却并未理会。当此“主少国疑”之时，堂堂一国之相难道真的如此缺乏政治常识？而且兵变前夕，“出兵之日，将策点检为天子”的民间谣言早已传开来，可为什么包括范质在内的后周君臣却偏偏一无所知，竟嗅不出一丝异常？周世宗去世之时，禁军大全并未操之于赵匡胤一人之手，可是半年之后，禁军却全为赵所控制，这种变化又是怎样发生的？我以为，凡此种种，均与“匿废”周世宗的临终遗命一事有关。

关于周世宗的临终情形，《资治通鉴》有明确的记载：

“大渐，召范质等人入受顾命。上曰：‘王著藩邸故人，朕若不起，当相之。’质等出，相谓曰：‘著终日游醉乡，岂堪为相？慎勿泄此言。’是日，上殂。”

这段记载暗含了周宋禅代之际的关键信息。因为与范质共同废除周世宗遗命的不是别人，正是半年后通过“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的宋太祖赵匡胤。司马光和北宋其他史家所修史书，对此均闪烁其辞，只言“范质等”，而不言及于宋太祖，只是史家笔法而已；至元人修《宋史·王著传》时，方才道出底蕴：

“著有俊才，世宗以幕府旧僚，眷待尤厚，常召见与语，命皇子出拜，每呼学士而不名。屡欲相之，以其嗜酒，故迟留久之。及世宗疾大渐，太祖与范质受顾命，谓质等曰：‘王著藩邸旧人，我若不讳，当命为相。世宗崩乃止。著善与人交，好延誉后进，当世士大夫称之。”

可见，王著嗜酒是实，但却并非酒囊。周世宗之所以对他十分器重，除了“藩邸旧人”这一原因以外，恐怕更重要的还是看中了他的“俊才”和在士大夫及士人中的威望。周世宗对臣下素以要求严格著称，像周世宗这样英明的君主，如果说还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

“用法太严，群臣职事小有不举，往往置之极刑，虽素有才干名声，无所开宥。”

所以，像王著这种“嗜酒不检”者，若非另有十分明显的长处，恐怕是不会得到世宗如此器重的，更何况这种器重还包含了很庄重的“托孤”意味！

赵匡胤亦是周世宗的“藩邸旧人”，自然知晓王著的为人、才干和其在世宗心中的地位，如果让这样的人出任宰相，铺佐后周幼主，无疑将为自己通向权力顶峰的道路上设置下障碍。宋太祖当时虽然兵权在握，但却从不轻视文臣的力量。如在先周世宗三个月去世的宰相王朴面前，他就一直是恭恭敬敬，诺诺“唯唯”。甚至在他已经做了皇帝以后，看到王朴的画像，竟也“整御袍襟带，磐折鞠躬”，并对左右随从解释说：

“此人在，朕不得著此黄袍。”

由此，也就不难推知赵匡胤为什么要与范质联手废除世宗遗命。

至于范质，可以相信，其废除世宗遗命的动机当与赵匡胤有所不同，但若说没有掺杂任何个人动机也是不大可信的。作为当时三位宰相中唯一的一名“顾命大臣”，范质自然深晓自己目前的地位和王著出任宰相后自己的地位将会有何种变化。这种考虑，很容易驱使他与赵匡胤站到一起，使这位平日尚能“以廉介自持”的人在关键时刻扮演了一个不甚光彩的角色。

废除周世宗关于以王著为宰相的遗命，对赵匡胤来说，其意义又远不止干排除了一个有可能成为自己迈向皇位的障碍；更重要的是，以此为机缘，他取得了以范质为首的执政文臣的认同、关照、支持，而在一定的情况下，这种认同和关照等又会变成对赵匡胤篡国阴谋的庇护。而且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

“郑起……显德末为殿中侍御史，见上（指赵匡胤）握禁兵，有人望，乃贻书范质，极言其事，质不听。”

郑起的“先见”之所以不能为范质所用，范质之所以对郑起的“极言其事”置若罔闻，决不是偶然的疏忽，更不会是“历数”的问题，而只能从范质对赵匡胤的庇护上寻找原因。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周世宗去世后的半年中，禁军高级将领的任命、安排，亦发生了对赵匡胤绝对有利的变化。周世宗临终前，担心七岁的幼子柴宗训（周恭帝）为禁军所推翻，所以本着“互为制衡”的方针，对禁军高级将领进行了一次调整，使包括赵匡胤在内的任何一位禁军统帅都不可能在禁军中形成绝对优势。但在世宗去世后半年的时间里，禁军的领导权就又有了新的变动：

原来空缺的殿前副点检一职由慕容延钊出任，而慕容是赵匡胤素所“兄事”的故交；原来空缺或未详由何人担任的殿前都虞侯则由王审琦出任。王是赵匡胤的“布衣故交”，又是以赵匡胤为首的“义社十兄弟”之一，他与石守信一样，均属赵势力圈子中的核心成员。这样，整个殿前司系统的所有高级将领全由赵匡胤一派的人担任了。

在原来的侍卫司系统中，李重进、韩通是赵匡胤的政敌，袁彦与赵匡胤则素无往来，且有嫌隙，只有韩令坤一人与赵匡胤有兄弟之谊。但现在经过调整，韩令坤升任空缺的都虞侯一职，空出的职务则由高怀德接任；袁彦的职务则由张令铎取代。而高、张二人与赵匡胤的关系均极为密切，且一年后均与胤结为姻亲。这样，在侍卫司系统中的所有五个高级职务中，赵匡胤的亲朋好友则占了三位。而且，由于李重进一直领兵驻在淮南，实际上京城中只剩下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通一人，不属赵匡胤一派。

殿前司与侍卫司是后周禁军中平行的两大系统，但因殿前诸军是周世宗亲手创立的，战斗力较侍卫司要强，故其实际地位亦高于侍卫司。赵匡胤是从殿前司发迹起家的，其根基亦全在殿前司系统中，但在世宗去世后的半年中，他显然也控制了侍卫司系统。

周世宗去世后即位的周恭帝不过是一个七岁的孩子，故后周的一应军国大事自然只能由大臣代理。范质作为宰相和顾命大臣，其地位和作用至为重要。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在禁军高级将领的安排上，为何会发生对赵匡胤如此绝对有利的变化了。自然，赵匡胤本人作为当时驻京禁军的最高首长，对禁军将领的任命亦会有相当的发言权。

事实上，上述局面的出现，应当说是范赵二人合作的结果。这样，以范赵二人合谋废除世宗遗命为契机，赵匡胤取得了以范质为首的后周中枢机构的支持，其势力急剧膨胀，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和操纵了后周所有主要军政部门。

总而言之，周世宗遗命的废除，正为后来赵匡胤篡周排除了王著这一大的障碍。范质虽无篡周之心，但为了维持自己在后周中枢机构中的绝对地位，则不得不在废除遗命，即“慎勿泄此”这一点上有求于甚至受制于赵匡胤。以此为契机，赵匡胤就取得了以范质为首的后周中枢机构的认同、支持、庇护。故陈桥兵变以前所有有关警惕赵匡胤篡周的意见均被蛮横压制，而同时赵匡胤却迅速地通过中枢机构的任命，排除了在京禁军中的政敌控制了兵权。

周世宗去世后，后周面临着如下形势：首先是“主少国疑”。而皇后符氏年仅二十三、四岁，缺乏治政经验和力量；其次是赵匡胤经过高平之战与淮南战场之后，在军中积累了巨大声望，履职殿前都检点后，又让他掌握了数万精兵。

然而要发动兵变，仅有这两个条件是不够的。前任殿前都点检张永德也曾有过这些条件，但周世宗一纸命令，便到夺了他的实权。赵匡胤不会不知道，后周的开国皇帝郭威政变成功的主要因素是高中级禁军将领的支持，尤其是把兄弟“十军主”的拥戴。

从基层逐次上升的赵匡胤正有一帮把兄弟，号称“义社十兄弟”，其中最出名的有石守信、王神琦、李继勋三人。他们都是汉乾祐时投入郭威帐下的，结为兄弟。经过几年的奋战，到世宗死时，石守信任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为右厢都校，李继勋权知邢州。此外，尚有赵匡胤“尝拜为兄”的赵彦徽是虎捷右厢都指挥使。与赵匡胤之父有宗盟之份的赵晁是官河阳节度使。这些人已是中高级将领，手中掌握实权，他们希望从兵变中得到更大的好处。

即便如此，赵匡胤兵变的阻力也很大。最主要的阻力来自侍卫亲军司，其都指挥使李重进是周太祖的外甥，能征惯战，握有重兵；副都指挥使韩通，有勇寡谋，誓死效忠周室。路州的节度使李筠，在镇“擅用征赋”，养兵三万，几乎是雄镇一方的割据势力。步军都指挥使袁彦也是与赵为敌的大将。此外，尚有不少中间势力。

总之，周世宗去世之时，赵匡胤虽有政变的实力，但反对势力甚强，而赵的准备不足。赵在登上最高军阶之前，有两大统帅在前挡道，尚无发动兵变想法，就任殿前都点检离世宗死才四天，即使有代周之心，也仅在萌发阶段。

恭帝即位后，赵匡胤开始为兵变做准备。第一个重大行动是以侍卫步军都指挥袁彦为陕州节度使，解除了他在侍卫司中的军职，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为侍马步军都虞侯，龙捷左厢都指挥使高怀德升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虎捷左厢都指挥使张令铎升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第二个重大行动是以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为淮南节度使，让他去路途遥远的扬州当节度使，保留军职。

这两个行动将侍卫司中的两名主要实权派排挤出去，由于两人改任节度使，李尚保留军职，比张永德稍强，他们还能接受新命，而韩通等人职务未动，不会对这些行动有更多的猜疑。新升官的三人中，高、张是赵匡胤的密友，韩则属中间势力，与此同时，王审琦也有铁骑右厢都指挥使升为殿前都虞侯。至此，在京的侍卫司里效忠周室的只剩下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通一人了。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阻碍了。赵匡胤不能越过韩通，直接指挥侍卫司的军队，而如果不直接掌握这支军队，韩通运用他的合法权力，组织反抗，兵变就会出现流产的危险。如何逾越这个障碍？赵匡胤和他的智囊们不会不记得后周开国皇帝郭威的夺权伎俩：

后汉隐帝950年11月28日，“河北诸州驰报，契丹深入”，后汉命枢密使郭威率大军北征，当军队到达澶州时，郭威发动兵变，打回京城，自立为帝。这个情报，不是完全虚构的，这年十月，契丹确曾南下，11月攻占内丘县，随即屠城而去。郭威由此事得到启发，将契丹北归改成深入，这样，本来枢密使不直接掌握军队，由于出任北征统帅，将军队控制在自己手里，顺利地夺取了政权建立后周。既然郭威可以将契丹北归改成深入，赵匡胤也可以无中生有地制造假情报，于是就演出了陈桥兵变的活剧。

960年正月初一，镇定二州来报“契丹入寇”，朝廷命赵匡胤率兵北征。此时赵大权在握，可以发动兵变了，但是赵没有发动。显然，赵和智囊们在考虑，慕容延钊正在澶州，万一不支持政变，甚至在拥周势力的鼓动下起兵反对政变，一昼夜即可赶到京城，倘若与韩通势力内外呼应，事情就会复杂化，而万一不能及时控制局势，外地的李重进等联合反扑，政变就有流产的可能。

尽管这一切仅仅是可能性，也必须事先严加防范，才会万无一失。因此，赵决定命慕容延钊于正月二日率前军出发，为了让人们深信不疑，同时宣布自己于次日率大军离京北上。三日晚，赵到达陈桥驿，此时，前军已渡过黄河。四日凌晨，赵匡胤在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的拥戴下，黄袍加身，率军返回京城，心腹将领王彦升杀掉韩通，罗彦坏仗剑胁迫宰相扶赵匡胤升殿。五日，定国号为宋，改元建隆，兵变一举成功。

历史的书写往往是根据后果去追前因。这样倒着写历史的方式，往往会为成功者寻找成功的理由，而失败者的踪迹却渐渐减少。赵宋代周历来为后人津津乐道，以为赵氏在兵变之前就已顺承天命，早已得到将士民心，兵变时又部署精准，代周是水到渠成之事。但根据我们个体的生活经验，又哪里会有如此轻易顺遂之事？更何况于封建王朝换代这样的大事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