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小偷”变成了官员和商人，建立了一条“商品街”。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俯视校易搜。

北宋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文人、诗人，以及一些具有先进经济思想的实干家。只是在宋代，武人和商人并不被主流社会所重视，一些清廉甚至“耻于谈商”的人对商人产生了些许同情。

北宋政治家陆

陆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也是一位精于算计的官员和商人。他是北宋第一任城市秘书，负责城市的市场交易管理。北帝神前住的时候，政府不干预社会市场交易，这就给了开封的一些大商人可乘之机。当外国商品从远处运来时，这些大商人以低价垄断的方式购买。当时物流系统不发达，有些货物难以储存，外商买不起，只好低价出售。当市场缺货时，这些大商家就会抬高价格，牟取暴利，伤害了老百姓，扰乱了市场秩序。

市商业部的建立打破了大商人的垄断。宋神宗拿出自有的500万民间资金作为资本，在大量商品上市时以官方价格大量买入，在市场缺货时以平价卖出，打击了囤积行为，稳定了物价水平。同时，只要有财产担保，城松部就以两个百分点的低利率借钱给小商人，进一步激活了商品经济。

鲁还开辟了一些交通繁忙的街道作为“商品街”，向那些想做生意但没有信贷资金的穷人出售政府仓库里的新鲜水果、针和大脑等小商品。政府派人监督管理，收取费用。这种经济管理模式具有先进性和实用性。穷人有出路，政府也有好处，两全其美。

北宋保守派代表人物文彦博

但有些人就是不喜欢这种“潮流”。有一天，文彦博大使去索国寺朝圣，看到寺前的街道上挤满了小贩。这位“守旧派”立刻皱起眉头，第二天就给宋神宗写了一封信，指责易思侮辱斯文，丢了大宋朝廷的脸。一些保守派大臣，尤其是被市商业局抢了家业的大臣，也纷纷上书，要求皇帝废除市商业局，严惩陆的罪行。由于王安石的论证和坚持，吕佳要求救国。

他是陆安世的忠实追随者，甚至为他当过“家贼”。鲁家可以说是大学者之家。他的曾祖父是北宋仁宗朝的宰相吕夷简，他的曾祖父吕公弼和吕公著也是高级官员。他们是保守的代表，尊重“祖法不变”。鲁是这个家庭的“另类”。他思想活跃，超前，非常认同王安石的政治思想。

陆公弼和吕公著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的关系也很紧张。有一次，吕公著在一次家庭会议上决定弹劾王安石。纪念碑的内容非常尖锐和机密。吕佳要求半夜摸吕公著的书房，偷了纸交给王安石。王安石知道弹劾内容后，提前做好应对，躲过一劫。事发后，陆家人痛斥陆是“小偷”，将他赶出家门。即使在他死后，也不允许他与鲁分享这个故事。

祥林嫂是鲁迅根据生活的若干真实原型塑造出来的典型。其一是单妈妈，她是个寡妇，却又有同居的男人；其二是乌石山上看坟的女人，儿子在门口剥豆被马熊拖去吃了；其三是宝姐姐，山里人来抢亲，宝姐姐逃走，失足落水，被捞起带走。祥林嫂的形象比原型更集中更概括，是旧中国贫苦农妇悲惨命运高度典型化的体现。

祥林嫂的悲剧显示了“四权”绳索对农村劳动妇女的捆缚。

族权，不允许祥林嫂守节。祥林嫂的前夫祥林比祥林嫂小十岁，丈夫死后，祥林嫂不愿再嫁，宁可辛勤劳动养活自己，所以她逃到鲁镇做工。她的全部希望和渴求，便是要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生存的权利。所以当她来到鲁家做工时是“食物不论，力气不惜的……到年底，扫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鲁家）竟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而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但是，好景不长。在鲁家做工不到半年，她婆婆恃凭着族权的威势，不但把她像逃犯一样抓回去，且逼她嫁到深山野坳里。因为要用卖她所得的钱，买一个女人给她叔子做老婆。祥林嫂始终没有挣到一个“人的资格”，却像一年赚钱的货物一样被卖掉了。

夫权，要祥林嫂守节。在旧社会，依照旧礼教，“女子一而”，不得再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所以，祥林嫂在她前夫祥林（一个比她小十岁的男人）死后，不肯再嫁；被婆婆抓回去逼嫁贺家坳，“在花轿上，她一种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坳，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花轿，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捺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这是夫权要祥林嫂守节造成的后果。再婚后，丈夫死于伤寒，她又要为后夫守节，只能跟儿子阿毛相依为命。

神权、政权要惩罚祥林嫂不守节。祥林嫂再嫁虽非自愿，但毕竟是再嫁了，就是“不守节”。“不守节”就是大逆不道，罪孽深重；不是小罪，而是“大罪”，就要受到惩罚。柳妈因受了封建迷（神权）的影响和毒害，无意之中成了统治者的帮凶，她那有关“阴司”的话（“这种人活着要受苦，死后还要受刑：阎罗王将她锯开，分给前后两个男人”）使祥林嫂在精神上蒙受极大的压力。而政权的逼害尢烈，“鲁四老爷”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政权的化身，他支持或利用其他三种权力逼上梁山害祥林嫂。祥林嫂第一次来鲁镇做工时，鲁四老爷知道她是寡妇后就“皱了皱眉”，不愿意留她。但祥林嫂凭着自己的刻苦耐劳、能干，还能分配祭祀用的酒杯和筷子；当祥林嫂再奶再寡后，即第二次来鲁镇做工时，她的遭遇就大不一样了：她不但不能再碰那“神圣”的酒杯和筷子，而且成为人们日常的笑料；更为甚者，当她到土地庙捐了门槛，神气舒畅、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时，四婶慌忙大声喝道：“你放着罢，祥林嫂！”一句话彻底地对祥林嫂“判了刑”，令到“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地看着。直到四叔来上香，教她走开她才走开”。可见，此时的祥林嫂所受到的打击是何等之巨大！这就样，勤劳、善良的祥林嫂被鲁四老爷代表的地主阶级迫害得精神失常，丧失了劳动能力，又被一脚踢开，沦为乞丐，最后倒毙在漫天的大雪之中。封建“四权”的绳索有如千斤铁链，紧紧地捆缚着祥林嫂戕害着祥林嫂：夫权要她守节，族权不允许她守节，政权和神权又惩罚她的“不守节”。这深入骨髓的苦楚，使祥林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鲁迅抨击的予头直指封建制度，具有鲜明的独创性。

晕鲜明的独创性，体现 在鲁迅刻划了祥林嫂的几个“不甘于”：祥林嫂不匡于受婆家虐待，逃跑出来到鲁镇做工，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争得做人的资格；祥林嫂不甘于被人强逼改嫁，用生命来抗婚。在逼嫁的路上，她不但又哭又闹，拜堂时还用头撞香案角企图自杀。虽然没有死，但也撞到头破血流，结果在额头上留下了一个“大家以为耻辱”的伤疤；祥林嫂不甘于百般受人歧视，捐门槛以“赎罪”。为了“捐门槛”，祥林嫂用了在鲁家的全部劳动所得十二元鹰洋；祥林嫂不甘于死后受阎王惩处，临死时怀疑灵魂的有无。她希望没有鬼，死去不用锯开身子来分给两个丈夫，但她又希望有鬼，死去可以在阴间见到惟一亲爱的儿子阿毛，可以一家人团聚。这五个“不甘于”是祥林嫂自发反抗精神独特而鲜明的体现。祥林嫂反抗了族权、夫权，怀疑神权，惟独对压在头上的掌握政权的地主阶级没有明确的反抗表现，这是祥林嫂反抗的局限性。

祥林嫂是鲁迅塑造的“熟悉的陌生人”。“熟悉的”是指：这个形象具有概括性、普遍性，看起来似曾相识；“陌生的”是指：这个形象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

祥林嫂的一生是苦苦挣扎的一生，其结果，却被地主阶级诬蔑为“谬种“。鲁四老爷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个谬种！“地主阶级年终”祝福”，作为酬神祈福的盛举，是要“吉利的”，他们嫌恶穷人在这时死去。鲁迅在刻划地主阶级丑恶嘴脸的同时，也深刻地写出了祥林嫂是被黑暗势力吞没的。鲁迅不但写祥林嫂在物质上、肉体上的被剥削、摧残，而且写她心灵深处的痛苦。通过祥林嫂的悲惨遭遇，作品深刻地揭露旧社会、旧制度的黑暗。祥林嫂的死，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对黑暗的封建制度、残酷的封建礼教血和泪的控诉，她的悲剧更代表着封建宗法社会里千千万万劳动妇女的命运。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无论哪一个时期的作品，还没有象鲁迅这样真正写出一个中国农村妇女的灵魂。因而，鲁迅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前无古人的。

从敢于闹事到妥协的爱姑

爱姑是鲁迅塑造的又一个典型。这个典型，也是鲁迅根据生活的真实人物塑造出来的，是旧中国中产阶层妇女悲惨命运的高度典型化的集中体现。

爱姑是有点“身份”的人，但没有过高的身份。说她有点“身份”，是因为她有“体面”的娘家和“高门大户都走得进的，脚步开阔”的父亲。但爱姑又没有过高的身份，她父亲庄木三到底还不能与慰老爷平起平坐，更不能跟七大人平起平做。庄木三父女到慰老爷家去，只能先进门房喝年糕汤，走进客厅里去也只能站着。爱姑看见七大人的头顶是秃的，可是那脸和脑壳都红润，便以为那一定是擦着猪油。对于“屁塞”以及那上面的“水银浸”，对于鼻烟，爱姑都一无所知。这些细节描写都说明不能把爱姑的身份估计得过高。所以应该说爱姑是中农以上，地主以下的身份。

爱姑的被迫离婚，说明当时在农村处在中产阶层的妇女，处境仍然是悲惨的。夫权、族权有绝对的权威，丈夫姘上小寡妇，不管原配夫人是三茶六礼写来的、花轿抬来的，也不会受法律保护。只要公婆不喜欢，不管你是否低头进、低头出，是否一礼不缺，也只得走。政权是夫权、族权的基础，夫权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闹了几处的离婚事件，只经豪绅七大爷（在地主慰老爷家）两句话就解决了。一句是：“公婆说‘走！’就得走。”七大爷还振振有辞，吓唬爱姑说：“莫说府里，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这样。”公婆为什么不喜欢爱姑呢？那是因为“‘老畜生’只知道帮儿子”，这说明，在当时衙门八字开，维护的只是夫权、族权的利益；另一句是：“来——兮！”七大爷这一高大摇曳的声音，连爱姑也感觉到“大势已去”，晴天霹雳。爱姑刚才的放肆，刚才的“闹事”、想计回“公道”，已荡然无存。可见，由于七大爷的“威严”，爱姑只好妥协。接着，便是两家互换了“红绿帖”（订婚时交换的帖子），取消了婚约。可见，“来——兮！”这两个字裨就是离婚的判决书。这就告诉爱姑，即使拼出命来，施家也不会家破人亡，封建政权是绝对维护夫权、族权和地主阶级利益的。

爱姑具有“母夜叉”的性格，撒野、泼辣。丈夫“小畜生”姘上“小寡妇”，“老畜生”又袒护儿子，爱姑要回娘家搬兵讨伐，要出这口“恶气”，要把施家搞得家破人亡。因为爱姑是地方上很有点权势，“沿海居民都有几分惧怕”的土乡绅庄木三的宠女，有一个土乡绅父亲作为靠山，所以她受不得别人的钳制，更不知天高地厚。爱姑能说会道，撒野、泼辣，从她闹离婚“一闹就是三年”即可见一斑。爱姑只知道压在自己头上的正是她所信奉的封建主义制度。所以她一开始在七大人面前力数“小畜生”的不是，在七大人面前据理力争，满以为七大人“知书识礼，顶明白的”。最后还是七大人的一席话使爱姑如梦初醒，“觉得自己是完全孤立了”，也使明白了封建主义的真实面目，可惜为时已晚。爱姑外强中干，对弱者逞强，对强者软弱，从敢于闹事到妥协，这就是爱姑的经历。她为了与施家“赌气”，又是吵，又是骂，又是砸，非把施家搞个“家破人人亡”而后快。但当她在地位比她更高贵的七大人面前，心“突突地乱跳，仿佛失足掉在水里一般”，显得那么软弱、无能。当七大人说出最后一句话：“来——兮！”后，她不由自己地说：“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的吩咐……。”爱姑的态度一百八十转弯，从敢于闹到彻彻底底的妥协，最终变得恭恭敬敬，唯唯诺诺。

爱姑的悲剧，充分说明了处在中产阶层的妇女，同样逃脱不了遭人践踏的悲惨命运。这种现象在旧中国是普遍存在的，是“熟悉的”；爱姑亦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因而又是“陌生的”，是与众不同的这个。

从追求个性解入到走上绝路的子君

《伤逝》的女主人公子君是鲁迅先生塑造的又一个成功的妇女形象。子君是现代文学作品中一个具有反抗精神、最终被旧制度吞噬的女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伤逝》写的是知识妇女的悲剧。

子君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为“五四”革命狂飙所唤醒的女知识青年。她常“谈伊孛尔，谈泰戈尔，谈雪莱”，并以这些资产阶级个性主义者的民主革命思想来激励自己，子君和涓生终于结合了，也曾经有过安宁和幸福。但婚姻自主胜利后，子君却步不前，变得浅薄、庸俗、怯弱，与涓生在人生态度上主生分歧，爱情终于出现了裂痕。成家后的子君，不但没有像涓生一样继续学习和探索，争取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个性，发挥自己的才能，做一个自立于社会的女子；而是终日全力理家治内，甘心情愿作一个举案齐眉的贤妻良母，她变得浅薄、庸俗和怯弱。在家庭中所处的从属地位，更滋生了她的自卑心理。她常常看涓生的恨色得事，连一颦一笑也受制于人。当她现现涓生开始冷淡她时，也不敢询问，终日提心吊胆，生怕涓生抛弃她。她自觉但又不自觉地走上千百年来中国妇女走过的老路，最后连已经实现的婚姻自主也不能自主下去。涓生终于与子君分手，子君在绝望中，又回到了父亲的封建家门，在无爱的人间郁郁而死。

子君在追求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中，曾表现出无所畏惧、超人的勇气，是个勇士。当她的行动受到家里原极力反对和阻挠时，她坚定地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何等勇敢！何等坚强！何等自信！这句话显示了子君鲜明独特的个性，这是“五四”新思潮对子君的影响。子君还从易卜生《玩偶之家》娜拉的形象中得到启发和精神支持。热恋时期的子君，对于路人的蔑视、老东西和小东西的侮辱，表现出出大无畏的井然和平静，如入无人之境。但子君是在封建正统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她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她的反抗虽然坚决，但不彻底。随着时间的推移，子君的个性解放终于逐渐显出它的旧面目来。当涓生拿出一张雪莱的半身裸体铜板像给她看时，妇君”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显示出旧首先观在她身上的作用。涓生失业了，子君立即显出软弱性，在经济重压之下，他们爱情的裂缝越来越大。涓生离开她后，她没有争辩，更没有反抗，而是静静地让她父亲接回原来那个封建家庭里。她最终没能走上与旧制度彻底决裂的革命道路上来。

子君的这些个性特点，是与她所外的时代和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的。子君的爱情悲剧显示了个性解放的巨大局限性。形象地说明只有进行社会革命，在社会解放的前提下，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个性解放是人格独立的必要前提，个人的经济独立是人格独立的物质基础，失去了这个基础，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格独立。而人格独立也只有在彻底的个性解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子君的爱情悲剧说明，没有经济独立，妇女解放就如同空中楼阁，迟早是要倒塌的。而以个性解放为武器，单枪匹马同整个封建势力进行斗争，其结果只能是失败。鲁迅先生在《关于妇女解放》中进一步指出：“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妇女真正彻底的解放必须是在整个社会变革之后，必须把妇女解放同社会革命融为一体，必须把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祥林嫂、爱姑、子君三个代表不同阶层的妇女形象中，鲁迅深刻而鲜明地显示了自己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路：

妇女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首先取得政治上的翻身，经济上的独立权；要达到解放的目的，必须推翻封建制度，必须进行深沉韧性的战斗。

鲁迅的作品，像匕首、像投枪，直指封建制度。鲁迅的这些思路，也印证了恩格斯的精辟论述：“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

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以改造社会、改良人生为其创作的终极目标，以尖锐、犀利的笔触对国人灵魂，国民精神给予严峻的剖析，对人的命运、价值以及生命意义给予了冷静的思索。先生笔下塑造的栩栩如生的祥林嫂、爱姑、子君三个女性形象，是其笔下女性形象的代表。这是一群不甘命运摆布，却又无法摆脱现实社会束缚的女性，表现了先生对妇女问题特别是妇女婚姻问题的关注。鲁迅先生站在现实主义的历史高度，给了祥林嫂们悲剧缘因以明确答案，并借女性命运探索给黑暗的封建制度及其赖以生存的封建势力和封建思想以有力的揭露和无情的鞭鞑。

祥林嫂是鲁迅先生《祝福》中的旧式农村妇女，勤劳善良。年青时嫁给了一个比她小十岁，打柴为生的男人。这个小丈夫死后，因不堪婆母虐待，逃到鲁四老爷家做工，希望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这是的她，“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模样还周正，手脚都壮大”，“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干起活来，“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虽作仆人，“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可是没过多久，婆婆为了准备聘礼给小叔子娶老婆，派人把她从鲁家抢走，像牲口一样卖到深山墺。第二位丈夫贺老六不幸死于伤寒，儿子阿毛又被狼叼走，贺家大伯收了屋，又赶她走。走投无路的祥林嫂又回到鲁家做工。鲁四老爷虽然收留了她，却又认为她嫁过两次人，“不干不净”，伤风败俗，一切祭品不让她沾手。镇上的人们也冷落她，讽刺她，咀嚼鉴赏她的悲哀。柳妈笃信鬼神，拿阴司死鬼吓唬她，劝她到土地庙里捐一条“千人踏，万人跨”的门槛。然而，捐了门槛满以为可以重新作人的祥林嫂，在新年祭祀时，坦然去安排酒杯和筷子，不料主人轰然一声“你放着吧，祥林嫂!”从此使她失魂落魄，重新掉入精神地狱，“象是一个木偶人”。后来被逐出鲁家门，终至沦为乞丐。在新年的鞭炮声中，怀着对地狱的极大恐惧和疑惑，惨然离世。

和祥林嫂一样，《离婚》中的爱姑也是一个旧式农村妇女，所不同的是，爱姑比祥林嫂有家富人旺的娘家。父亲庄木三的名字“这里沿海三六十八村，谁不知道？”“高门大户都走得进的脚步开阔”，“平时沿海的居民对他都有几分惧怕”。爱姑有弟兄六个，可说是人多势众。爱姑十五岁就嫁与施家作媳妇，“自从嫁过去，真是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但施家人就是专和我作对，一个个像个气杀钟旭”。连黄鼠狼咬死匹大公鸡，丈夫也“不分青红皂白，就夹脸一嘴巴”。还姘上了寡妇，“开口‘贱胎’闭口‘娘杀’”。当婆家提出要休掉爱姑时，不忍被休之辱的爱姑坚决不同意，“已经闹了三年，打过多少回架，说过多少回和，总是不落局…”，甚至和父兄一道把施家的灶都拆掉了。得了施家一桌酒席的慰老爷，直说是“走散好走散好’”，爱姑仍是不依，“要细细地对七大人说一说”，“说说我这几年的艰难，且看七大人说话不说”，满怀希望的爱姑却在七大人一声高大摇拽的“来——兮”中，就觉得“实在是自己的错”，拿了施家九十元赔款，便被丈夫休掉，从此回到娘家，在世俗的眼光中屈辱地苟活。

《伤逝》是鲁迅小说唯一的以爱情悲剧为题材的杰作，是一首以男主人公的手记方式写成的悲情缱绻的悼亡散文诗。小说女主人公子君是接受过“五四”新思潮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为了争取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敢于蔑视封建礼教，反抗封建家庭，和胞叔闹翻，和父亲断绝关系，并且敢于面对社会上的一切讥笑、冷遇和轻蔑，不顾一切和涓生相爱，终于建立了一个满怀希望的小小家庭。然而，婚后子君的梦想和追求却仅仅停留在一个夫唱妇随充满爱意的小家庭。终日沉湎于小家庭的安宁和幸福，除了“相对温习”和“自修旧课”来回忆涓生对他求爱的情景外，早把全副精力都倾注在养鸡喂狗，吃饭筹钱等家庭琐事上。“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忘了”，“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为了小油鸡和房东小官太太明争暗斗，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功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然而，生活是现实的，在失业、贫困的打击下，涓生还有挣扎求生的勇气，而子君却很怯弱，显得颓唐、凄苦和无聊。涓生和她由疏远、隔膜到视之为累赘，终于下决心抛开子君，对她说出“我已经不爱你了”这样绝情决义的话。这也是“休妻”。失去了爱，子君只能回到她曾经不惜一切出发的起点—父亲的家，在她父亲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赛过冰霜的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很快便凄然死去。

总之，在鲁迅先生笔下，无论是旧式农村妇女祥林嫂、爱姑、还是“五四”新知识女性子君都最终没能卸掉命运的枷锁，逃不掉封建礼教屠刀的宰杀，成为封建势力的牺牲品。

祥林嫂、爱姑、子君是不幸的，她们是其所处的时代和各自阶层的广大妇女姐妹命运的缩影。然而，先生在深切同情她们不幸的同时，却对她们身上或多或少，或自觉不自觉表现的那一点点叛逆充满希翼，“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的那样无计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

祥林嫂最初来鲁镇，是从婆家“逃”出来的，在那个“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时代，从婆家出逃，是需要勇气的，由此可见祥林嫂对命运抗争的一面。虽然鲁四老爷家的活也并不轻松，需要她“整天地做”，“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地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然而，她反满足。婆母绑架祥林嫂，逼她再嫁贺老六时，她反抗强烈，“她一路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墺，嗓子全哑了”。“一头撞在香案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可见，对别人为自己安排的命运，祥林嫂誓死抗争。虽然，她的抗争，说到底，也是一种“从一而终”的思想在作祟，但于当时，也是对其婆母所代表的家长制家庭的一种积极反抗。以及后来对人死后灵魂有无的质疑，都是其不安心命运安排的一种积极反抗。

较之贫困无助的祥林嫂，爱姑更大胆、泼辣得多，不甘忍受被休之辱。爱姑虽然口里说“并不贪图回到那边去”，但为了女性的尊严和挽回面子，她不惜闹一闹，在乡亲们的面前毫不讳言，“要撇掉我，是不行的，七大人也好，八大人也好，我总要闹得他们家败人亡！”“七大人怎样？难道和知县大人换帖，就不说人话了吗？”在气氛肃穆的慰大人家，在高深莫测的七大人面前，来“平时沿海居民都有几分惧怕”的父亲也“说不出话”的局势下，爱姑勇敢陈述，说出自己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并言明：“要赶我出去…那么容易吗？…我一定要给他们一个颜色看，就是打官司也不要紧。”“实在不行，那我也要拼出一条命，大家都家败人亡。”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自己的父亲“连人情世故也不懂，称公公和丈夫“老畜生”“小畜生”，在那个“从父”“从夫”的封建社会，恐怕这一点也不是常人能做得到的。

知识女性子君更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她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说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振聋发聩的反封建宣言，表现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反封建的决绝态度。为了争取恋爱自由和婚姻自由，敢于蔑视封建礼教，反抗封建专制家庭。对脏玻璃后鲇鱼须，连鼻尖都挤成小平面的老东西和擦着加厚雪花膏的小东西，“她目不斜视地骄傲地走了”。面对讥笑、猥亵和轻蔑的世俗目光，即便涓生也“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有些瑟缩”，然而子君“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毫不关心，只是镇静的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为争取幸福，甚至和胞叔闹翻，和父亲断绝关系。这些，没有坚韧的反抗性是绝对做不到的。

在孤立无援，毫无出路的现实面前，反抗以失败告终。为什么面对生活和命运，这些善良，勤劳而又不乏抗争精神的女人，竟如此艰难，结局都如此不幸呢？鲁迅先生站在现实主义的历史高度，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悲剧缘于黑暗的封建制度及其赖以生存的封建势力和对国民影响至深的封建思想。

首先，它揭示了封建专制权威是戗杀中国女性的元凶。强大的封建专制统治是黑暗社会最大的恶势力。政权、族全、神权、夫权，权权相互，“三纲五常”维系封建等级制度，权威人士的意志就是法律，形成一只无形的巨手，扼着下层人民命运的咽喉。整部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人吃人的历史，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历史，在鲁迅先生笔下，封建阶级的统治人物以及他们的走狗，在政治上极端保守，在道德上极其虚伪丑恶。鲁四老爷、七大人就是这类人中的一员。

祥林嫂第一任丈夫死后，成为婆母虐待的对象。面对她的不幸，鲁四老爷虽觉“可恶”但一句“然而…”充分体现了他的封建卫道者的立场，他认为祥林嫂不安分守寡，再次婚嫁便是“不干不净”，失去了正常人的资格，连备祭礼的资格也没有了。在祥林嫂捐出门槛，充满幻想重新作人时，一句“祥林嫂，你搁着吧”就打碎了这个不幸女人所有的梦想，精神世界全线崩溃，祥林嫂就是年三十死去时，这个冷漠的卫道者还觉得死得不是时候，称祥林嫂为“谬种”，可憎面目跃然纸上。

爱姑本是抱着“拼出一条人命，大家家败人亡的决心来抗争被休之辱的，可在慰大人等级森严的家中，连见多识广的庄木三在权威面前也“竟说不出话来”。在老百姓眼中，和县太爷换过贴的七大人就是县太爷，代表着真理和法律，他的话便是“圣旨”，不能不听。七大人在一片闪光的马褂中，说着高深莫测，爱姑们闻所未闻的如“屁塞”、水银浸”一类话，人为制造着威严的气氛，对爱姑父女产生了莫大的精神压力，“两眼忽然向上一翻，圆脸一仰，细长胡子围着的嘴里发出一种高大摇曳的声音来一兮，便使爱姑觉得大势已去，局面都变了，仿佛失足掉在水里一般，但又知道这实在是自己的错，反抗力量全无。当慰老爷传达七大人的意思也是走散好，只是再添十块钱，庄木三竟乖乖点头同意，互换了红绿帖子，宣告了爱姑抗婚的全面溃败。

“雪花膏”赌友的当局长的父亲，对子君和涓生的迫害是间接的，却也无异于当头一棒。他用了让涓生失业，断了他们生活来源的经济手段。经济基础是重要的，生活的窘况，生存的无奈，消磨了涓生的爱，也摧残了子君反叛的勇气，最终失去了爱，由坚强、勇敢、骄傲到怯弱、凄苦、恐怖的子君，最后不得不回归封建家庭聊度残生。

第二，封建思想对国民灵魂的深层侵蚀和渗透，形成的封建的社会舆论环境是扼杀子君们的有力帮凶。中国的封建社会有漫长的历史。延续了两千多年，形成了一整套腐朽落后的封建思想体系。封建思想长期毒害和摧残着劳动人民，在强大的封建专制精神统治下，人们内心苦闷麻木，或对他人的不幸报以极端冷漠，或向更弱者发泄积蓄于胸的怨愤之气，或在中心悲剧人物周围充当着有名无名的“看客”。对女性，人们更是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观去评价和衡量她们的言行。这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造成妇女精神上的极大痛苦。鲁迅先生对下层人民灵魂深处的病态的弱点来揭露和批判的，暴露和鞭挞这些严重的精神痼疾，这正是作为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鲁迅的不朽贡献。

《祝福》中的祥林嫂的不幸遭遇集中地概括了当时广大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尽管她不断挣扎反抗，表现了最大的韧性，依旧冲不破层层罗网。封建宗法制度的精神虐杀，造成了这位勤劳善良的劳动妇女的不幸的悲剧。祥林嫂的不幸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关心和爱护，而是遭到村里人的奚落和愚弄，成为她们的谈资和笑料。卫道者鲁四老爷鄙薄她，认为她“不干不净”，是“谬种”；同是下层佣人的柳妈也不自觉地坑害她。祥林嫂承受的不仅是贫困和丧父失子的悲痛，而是“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对她的精神裁决，正是这种自觉不自觉的精神摧残将祥林嫂推向了绝路，这是何等的悲哀！

爱姑对被休之辱的反抗也遭到人们的非议和轻视，当人们听说连比慰老爷地位还高的与知县大人换过帖的七大人也出面调停时，连起初一同拆了的施家灶台的八三也认为“爱姑回到那里去，也没有什么味”，开始打瞌睡；船里的两个老女人是乡间“看客”的代表，她们“又都看爱姑，而且互视、努嘴、点头”，活灵活现地表现了对爱姑泼辣言辞和反叛性格极大的不满，蔑视以及对封建礼教的维护和支持，对受害者的冷漠，麻木。对七大人的宣布，慰家仆人的毕恭毕敬，自己的弟兄不敢来，爹也不敢说话，连受过洋教育的少爷也低声下气。爱姑对“公婆说走就得走”的反抗受到众口一词的抵制，这种无形的力量使爱姑的自信心和本能的斗争精神彻底全无，理所当然地败下阵来。

走着反叛道路的子君，路上不时遇到的是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目光，受到鲇鱼须的老东西和雪花膏的小东西时常在玻璃窗后的窥视。子君就被这可怕的封建眼光随时撕剥着。失去爱情重返家庭的牢笼，可以想象，子君该是受着多少世俗的眼光和何其沉重的压力，走向另一个世界。

第三，女性自身深层意识的积淀和传统的女性角色定位，是子君们悲剧命运的又一根源。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意识，给妇女造成极大的心狱，“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从一而终”的妇道规范，是几千年来加在妇女头上的紧箍咒，致使她们软弱，妥协，麻木，千百年来社会和传统分配给女性的角色就是做个贤妻良母，这样，她们自觉不自觉地做了男人的附庸。因此，祥林嫂在嫁给贺老六时的誓死反抗，也是以“从一而终”的封建纲常作为思想武器的，对人死后灵魂的有无的质疑也是源于对封建人伦道德的恐惧。她的反抗是出于其封建思想制约下的一种本能，有着浓厚的封建色彩。

作为旧式农村妇女的爱姑，她的反抗也并非是自我意识的觉醒。“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使爱与婚姻分离。爱姑的婚姻是不幸的，丈夫不喜欢她，公婆也对她象“气杀钟馗”，在那个家庭，她的地位极其低下，毫无幸福可言。不甘被休，不是争取婚姻自由，离婚自由，而是多出于“面子”考虑，继续争得的，也是遭受公婆和丈夫欺凌虐待的奴隶地位，维护毫无爱情的婚姻关系。敢骂公婆、丈夫，是借着娘家人多势众，对七大人抱希望，也是出于认为“知书达理的人是专替人家讲公平道话的”这种在权势和财富面前的一种奴性心理。因此，在其心目中代表权威的七大人面前，她只能面对失败投降的局面。

受过“五四”思想洗礼的知识女性子君，仍未能摆脱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心理和婚后“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冲出家门摆脱对父亲依附的同时，另一只脚马上又踏入丈夫的门槛，继续成为丈夫的附庸，这种爱情的获得是以独立人格的丧失为代价的。德国精神分析家弗洛姆认为：“爱是自由之子，若失掉个性和尊严，也必将失去爱”。婚后的子君，终日沉湎于昔日幸福的回忆，苟安于现状，视野束缚在锅台灶边，热衷于与官太太明争暗斗，她的功业，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饲鸡喂狗，将先前所知道的全忘掉了，生命追求从文化层次跌入生存层次。失去了远大的理想，爱情也失去了附丽。正如列宁所说：“妇女在琐碎的工作上，在家务方面单调、劳累而耗费时间和精力的工作上弄得疲惫不堪，她们的眼界因此而变得更加狭窄了，头脑迟钝了，心脑跳得缓慢了，意志薄弱了”。所有这些，让把理想的爱情看做走向新的人生驿站的涓生失望疲惫，产生真的隔膜，有了与倪焕之（叶圣陶《倪焕之》）一样的叹息“有了一个妻子，失去了一个恋人，一个同志”，涓生感到了被人拽着衣角的痛苦和悲哀，后来只得明确告诉子君不再爱她了，最终导致了子君生命的终结。

马克思曾说：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衡量。鲁迅先生塑造的祥林嫂、爱姑、子君这三个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体现了先生作为文坛巨擎对妇女命运的深切关注，这也可看作先生站在文明的基础上对自身的一种反省。鲁迅先生旅居东京时，母亲在老家为其物色了一个从外到内都是旧式女子的朱安，并作主为他订了婚。这时的中国，仍是父母包揽子女婚姻，决定他们一生幸福和命运的时代。接受过新教育并对封建制度深恶痛绝的鲁迅，清楚地知道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吃人的历史，不希望自己和他人又作为牺牲品。出于对母亲的孝顺，为不伤母亲的心，他违心地接受了母亲的“礼物”。同时，鲁迅先生也更清楚家乡的传统习俗：订了婚的女子，一旦被夫家辞掉，便再难以出嫁。于是，他回国成亲。然而，结婚仅四天，鲁迅便尝到了无爱婚姻的痛苦，于是又返回东京。后来鲁迅自已作主，选择与许广平结婚，对朱安，鲁迅则一直抱着歉疚之情，予以经济上的供养。他在《热风随感录四十》中，写下这样的话：“我们既然自觉地看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小的老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只好陪着一生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深刻的思想，献身文艺的抱负，对纯真爱情的向往与强烈的家庭责任感，浓重的亲情观念，就这样复杂地交织在鲁迅的性格和生命中，饱尝封建婚姻之苦的鲁迅深沉地认识到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和思想观念导演了他的婚姻悲剧。因此，他不断地口诛笔伐，大声疾呼要掀掉这“吃人”的筵席。

妇女解放的程度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文明程度的标志。虽然，祥林嫂、爱姑、子君的时代已不复存在，但为“无路可走的女人们”寻找真正出路的课题在中国却还远未结束，这或许就是人们说“鲁迅是中国的医生，中国永远需要鲁迅”的缘故吧。

鲁四老爷上迂腐，保守，顽固，坚决捍卫封建思想、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加上他的自私伪善，冷酷无情，导致在精神上迫害祥林嫂，让祥林嫂彻底毁灭了生存信心。

鲁四老爷是一个封建思想的捍卫者，崇拜祖先，思想僵化，反对社会的一切变革林嫂她开始是讨厌她是个寡妇，我还能容忍，后来祥林嫂再嫁过来，鲁四老爷不能容忍祝福时让他不敢少死后还骂他是个料。

扩展资料

《祝福》中鲁四老爷形象描写

1、书房细节描写：鲁四书房壁上的朱拓“寿”字，赫然醒目，鲁迅交待这一笔，意在讽刺鲁四以宋明理学为正统，妄图使其长治久安，万世不劫的幻想，这不但同小说开头关于鲁四“是一个讲理的老监生”的交待相紧扣，而且通过陈抟已被否定了几百年，他还在辛亥革命前后奉陈抟祖师的画像，暗示出其思想的极端守旧和反动。

2、鲁四的三次皱眉。

第一次皱眉是在祥林嫂初到鲁镇的时候，虽然收留了祥林嫂，但讨厌她是一个寡妇。

第二次皱眉是在鲁四老爷得知祥林嫂的来路不正（从婆家逃出来的）之后，表明他对祥林嫂出逃行为的不满、厌恶，因为鲁四相信，祥林死后，祥林嫂应听由婆婆的驱遣，而不能违背家长意志。

第三次皱眉是祥林嫂再到鲁镇的时候，鲁四老爷认为祥林嫂丧夫丧子，伤风败俗，不干不净，绝不能沾手祭 祖。

鲁:

满族最早使用的汉字姓，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金人姓氏孛术鲁曰鲁。

老姓有：泰楚鲁氏、博和哩氏、尼马察氏、鲁布哩氏、都噜氏、泰楚鲁氏、石穆鲁氏、富珠理氏、瑚鲁氏、博都哩氏，以及加入满族的鲁氏（汉族）等。

要想明确认定是以上某一老姓，请提供祖居地、现居地、迁徙史、家族中某些前辈的名字、家谱家族排字及家族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