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张姓是华夏大姓之一，人口近一亿，遍布全国及世界各地。张姓祖根在哪里有的说河北清河，有的说山西太原，有的说河南濮阳。为了寻清这个问题，本会邀请省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举行了两次张姓起源学术研讨会，进行了实地考察，掌握了大量史实，确认中华张姓始祖是挥公。挥公得姓于帝丘(今河南濮阳)，帝丘是张姓先民最早的祖居地，张姓源于濮阳，其他地方只能是流，是支脉。

一、史籍及谱牒依据

我们查阅有关张姓始祖挥公的记载见之于书的有17种之多。《世本》日： “挥作弓，牟夷作矢。”这是今见最早的关于挥的记载。《史记·五帝本纪》日：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日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日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日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唐·林宝《元和姓纂》云：黄帝第五子青阳生挥，为弓正，观弧星，始制弓矢，主祀弧星，因姓张氏。”宋·欧阳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日： “张氏出姬姓，黄帝子少昊青阳氏第五子挥为弓正，始制弓矢，子孙赐姓张氏。”清·乾隆朝重修《张氏族谱·受姓渊源考》： “张氏出自黄帝轩辕氏，生少吴金天氏，又号青阳氏，第五子挥始制弓矢，官为弓正，主祀弧星，世掌其职，赐姓张氏。”

从上述文献可知，挥为张氏得姓祖，这一观点，除宋代郑樵所著《通志》认为解张是张姓始祖外，其他史书均无疑义。但是，挥是黄帝之孙，或是黄帝之子；挥是玄嚣青阳氏之子，或是少昊青阳氏之子，却有分歧。我们认为，挥是黄帝之孙、玄嚣青阳氏之子。其根据有二：①《国语·晋语》日： “凡黄帝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嬉、姑、儇、依是也。”(其中有二人同为姬姓，二人同为己姓)。《史记·五帝本纪·注释》、《世本》、《大戴礼记》等文献均有同样记载。黄帝子所得十二姓中没有张姓，这说明张姓非黄帝所赐，挥公非黄帝之子，乃黄帝之孙，和帝颛顼是亲叔伯兄弟，是同时代人。②当代著名民族源流学家何光岳先生考证，少昊金天氏本东夷族，非黄帝后裔青阳氏，亦就排除了少昊为黄帝之子说，挥为玄嚣青阳氏之子是比较可信的。

但是，鉴于“挥为黄帝之子或孙”的问题，在历史上已争论了几千年，且各有重要文献依据；挥生活在上古传说时代，后世史书不一致、有争议，是正常的。所以，我们的态度是：两种观点应相互尊重，相互包容，求大同存小异，谁也不能强迫谁改变族谱。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姓氏文化研究的深入，认识会逐步统一的。

二、地望考察

玄嚣因何得号青阳氏这与其封邑有关。我国自古至今，均以“山南水北为阳”。青阳，即清水之阳(青、清古通用)，而古清河就流经濮阳。

《读史方舆纪要》日：“淇水过内黄县南为白沟，亦日青河。”又日：“淇水……经内黄、清丰之间，其下流人大河，故渎今湮。”《前汉书·地理志》日：“清河水出内黄县南。”以上引文说明古清河与淇河、白沟为一河的不同名称。《诗经·卫风·氓》篇：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涉淇”即“涉过淇水”，“淇水”即是“古清河”；“顿丘”古邑名，在今濮阳城西、浚县境内。从这首古诗也说明帝丘附近有古清河。今濮阳市区张仪村、班家、店当一带村民，仍称村北为北清河、村南为南清河。张仪村系战国时期纵横家张仪故里，至今村内尚有“张仪祠遗址”。该村有张、尹、李等八姓，只有张姓是老住户，其他均是迁入户。据清光绪二十五年续修的《李氏族谱》载：“李氏出陇西蔓延天下，明洪武年间，自洪洞迁于开州北王家庄后，自王家庄移居清邑张仪村。”清光绪年间续修的《尹氏家谱》载：“尹氏世居山西之洪洞，明成化年间徙居清邑张仪村。”该地为什么称“清邑”定与古清河流经此地有关，很可能就是玄嚣的封地“清阳”。“清邑”明代尚存，今已不在。据著名历史学家朱绍侯先生讲：“帝丘(今濮阳)在上古时期是东夷族势力与黄帝族势力的交接地区。因此，黄帝必须在帝丘设防，所以把其子玄嚣封于青阳。”由此可知，张姓始祖挥公，自幼便生活在古清河上游其父的封邑，年长之后又在帝丘辅佐帝颛顼。由于挥十分聪明英武，他夜观弧星，折枝弯条，始制弓矢，大大提高了颛顼部族的战斗力。弓矢用于狩猎，猎获的鸟兽空前增多，提高了部族的生活水平；用于战争，打败了与颛顼争帝的共工部族，使颛顼统治的疆域“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址，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由于挥公功勋卓著，帝颛顼封其为弓正(亦称弓长)，并赐姓张，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有人说，清河在中国境内何止一条河北、山东、山西、安徽等省都有清河，怎么能断定濮阳的古清河就是玄嚣的封邑青阳所在地呢这是因为濮阳古称帝丘，颛项建都于此，至今濮阳城中心四牌楼上仍镌刻着“颛顼遗都”四个大字。帝颛顼、帝喾死后均葬于帝丘，今陵墓尚存，这一点是哪个清河也没有的。所以，只有帝丘附近的古清河才是玄嚣封邑青阳所在地，玄嚣也因封地青阳而号青阳氏。

三、当代族史研究成果

何光岳先生关于挥为玄嚣青阳氏之子的论点，在当今史学界颇具权威性，为研究张姓起源提供了重要依据。著名族史专家谢均祥先生经过多年研究考证，确认张姓源于濮阳。他的这一研究成果，1994年曾在《欧洲时报》、《河南广播电视报》等国内外报刊上发表。

以上论据充分证明了：挥公即是张姓始祖，因发明弓矢而得姓，张姓祖根在濮阳，这便是张姓的渊源。

此外，后世有以字为姓者，也有因种种原因改姓者。如春秋战国时期，晋国有解张，字张侯，在晋齐鞍之战中作战勇猛，战功卓著，他的后世以他的字为姓，改解姓为张姓。战国时期，魏国人范雎，为躲避仇人迫害，改姓易名，自称张禄，西入秦国，屡次为秦王出谋划策，因功登上相位。三国名将张辽，原姓聂。汉末黑山起义军首领张燕，原姓褚。另有少数民族改姓张的。在当代中国，回、满、藏、苗等十几个少数民族中，都有张姓人群存在。但这只是支脉，是流，而不是源。

四、张姓播迁

张姓先民是怎样从得姓地濮阳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这是个大课题，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够说清的。现仅就我们的初步考察，谈一下我们的看法。

张姓先民的第一次大播迁应是在大禹治水时期。当时，遍地洪水泛滥，中原濮阳地势低洼，更是一片汪洋。为求生存，先民们只好择高而居，逃往距离近的高丘或山区，并且在那里定居下来，繁衍生息，而后又逐步走向全国各地。这次洪水大致发生在帝颛顼、帝喾之后的尧、舜时期，也正是挥公得姓之后。起初，尧命颛顼之子鲧治水，而且到过濮阳。至今，濮阳境内仍有“鲧堤”遗迹。明·嘉靖《开州志》(明代濮阳称开州)卷二，载宋·司马光《鲧堤》诗日：“东郡(今濮阳)鲧堤古，向来烟火疏。堤封百里远，生齿万家余……”可惜，曾在濮阳筑堤治水的鲧，由于方法不对，九年没有把水治平，被舜杀于羽山。舜又派鲧之子大禹治水。他带领人民，凿山开河，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把水治平。这次大洪水先后治了二十二年，逼使很多人离乡背井逃避水患。但要问，当时的张姓先民究竟逃到了哪省哪县，因没查到确凿依据，笔者不能妄言。但据读史得知，帝颛顼、帝喾均建都于帝丘(今濮阳)，到帝尧为什么把都城迁到了平阳(今山西省临汾西南)帝舜为什么把都城迁到了蒲坂(今山西省永济县西南蒲州)大禹为什么把都城迁到了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恐怕都与这次大洪水有直接关系。中国地势的特点， “西北高，东南低，十里地，洼三尺”。在洪水滔天的时代，难怪帝尧、帝舜、大禹均迁都于山西。试想，部落联盟的首领和都城都迁走了，黎民百姓能不跟着去吗所以，历来饱受洪水灾害的濮阳人，逃避水灾多向西，不去山西就去陕西。那个时期，张姓先民从得姓地老家帝丘(今濮阳)逃往山西等地，再由山西迁往各地，或迁回老家濮阳，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

张姓先民第二次大播迁，当在公元前132年(汉武帝元光三年)，黄河在濮阳瓠子堤决口时期。自古人恋故土。大禹把洪水治平之后，逃往外地的先民回来一部分是肯定的。经过夏、商、周、秦等朝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濮阳地区属于卫国，经济文化都有相当发展。但到汉代，濮阳人又碰上了黄河瓠子堤决口，淹没十六郡，濮阳以东尽成泽国，又一次一直淹了二十二年，人们没吃没喝能不外逃吗去哪里为了求生存逃水患，只好走老路逃往高丘或山区。此后，还有新莽时期公元11年，黄河自治亭(今濮阳)决口，是历史上黄河第二次改道，漫流于濮阳以东各郡达59年。北宋熙宁十年，黄河自濮阳曹村决口，是历史上黄河第三次改道，泛郡县四十五，淹民田30万顷。有史记载的黄河在濮阳境内的决口达一百多次，又加上旱灾、虫灾，每次水旱灾害，都迫使先民们离乡背井，逃往各地。

除了水灾之外，战乱是张姓先民多次迁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濮阳地处中原，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晋楚城濮之战，秦代章邯和项羽濮阳之战，东汉曹操吕布濮阳之战，北宋宋辽澶渊之战等多次大战都发生在这里，每次战乱都迫使先民们多向比较安定的南方迁移。据王大良、孟繁冶先生编著的《中国大姓寻根与取名》一书记载，由于战乱原因， “张姓先民由中原地区向四方迁徙，有过几次大的潮流。第一次是在东汉末年，由于董卓之乱和连年的战乱，中原地区遭受严重破坏，在此居住的张姓先民被迫南迁；第二次是在西晋末年，匈奴和羯、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的军队进入中原，灭亡了汉族地主阶级在洛阳建立的西晋王朝，人民群众蒙受了深重的苦难，中原的张姓先民又一次大规模地南迁，同时也有部分张姓先民迁往东北和西北地区；第三次是在金兵南侵，灭亡了建都开封的北宋政权，占领了黄河南北，这里的张姓先民又一次大规模南迁，到长江以南地区避难。除了这三次迁徙外，还有更多的小规模迁徙，使张姓儿女逐渐遍布于全国各地。”

章姓来源有二：（1）据《左传》记载：“谢、章、薛、舒、吕、祝、终、泉、毕、过，此十国皆任姓”。章姓是任姓的分派，是个古老的姓氏，源出黄帝的后裔。（2）《辞源》载：章姓“系出姜姓，齐太公支孙封于鄣。左传齐人降鄣，子孙去邑为章氏”。商朝时有章国（在今山东省东平县，一说诸城县），是黄帝裔孙的封地。至周初，姜太公（子牙）辅助周文王、周武王灭商得天下，立了大功，受封于齐国。并经周天子特许，享有代天子征伐诸侯的权力。姜太公灭章后，把它作为附庸国封给支系子孙，称鄣国。公元前644年鄣侯被他的同宗齐国吞并之后，子孙“去邑留章”，以章为姓。姜太公是炎帝的裔孙，所以章氏又是炎帝的后裔。上述表明，章氏是个特殊的姓氏，把“炎黄”之源都占有之。

入潮始祖章松山

章氏向南播迁始于周朝襄王八年（前644）后，那时鄣国鄣侯被他的同宗齐国吞并，子孙改为章姓，这一支是姜太公的后裔，他们便从山东向南迁徙，在豫章（今南昌）安居蕃衍，不久成为当地望族。至晋朝豫章的章氏有一支流入福建，宋代已成为泱泱大姓，在全国列第40位。现今已退居在全国100个大姓之后。

入潮始祖是南唐太傅章仔钧第13代孙章松山。于元代为避战乱入潮，选择在水秀山环，沃野平衍，风俗淳厚的潮州府海阳县西塘乡（今潮州湘桥区）定居。裔孙再分创海阳县埭头乡（今澄海溪南镇）、南澳后宅镇及揭阳、饶平等地。

澄海埭头乡之章姓人家，是明代中期从福建迁徙而来，后来又有早期迁徙入潮，定居海阳之章姓人迁此认宗，聚族而居。至今已传二十多代。

潮阳章姓来自海阳县岐山（今属汕头市金平区岐山街道）章族，岐山章氏先祖是于明初从福建迁来创基。开基祖第6代孙于清代初年移居潮阳县峡山都芝埕（今沙陇镇芝兰）另创基业；后来芝兰后厝有章氏裔孙迁居东寮（今沙陇镇东华），称后厝洲。另外，海阳岐山章氏第7代孙又移居东华，称前厝洲，已传12代以上。

潮汕人口近二万

潮汕章氏人口，据不完全资料统计共约18000多人。其中汕头市金平、龙湖、濠江区约2500人；潮阳区约850人，潮南区约1800多人，澄海区约3000人，大部分聚居于溪南埭头乡，其余分布于东里、澄城等镇；南澳县约4000人，是南澳县四大姓之一，主要集中聚居后宅镇，并分布其他各镇；揭阳榕城区约5000人；揭西县约300多人，分布于金和、棉湖、大溪等镇；揭东县曲溪、地都镇有几户章姓人家散居。此外，潮州湘桥区、饶平等地也有章氏聚居地。

三通学·郑樵与《通志》

《通志》二百卷，是我国古代继《史记》之后，又一部纪传体通史。

作者郑樵字渔仲，号溪西遗民，因其在夹漈山结庐读书、讲学30余年，故时人又称他为夹漈先生，他是福建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据近人考证，他生于北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59岁。他一生不事科举，专门读书。16岁丧父之后，更加远离人事，与堂兄郑厚筑室夹漈山，“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并认为，“如此一生则无遗恨”。(《夹漈遗稿》中《献皇帝书》)虽然，其堂兄郑厚中途弃学就仕，但这丝毫没有动摇郑樵读书的初衷，他一直在这里潜心用功了30来年。在这30来年中，他边读书边著述，名气越来越大。这时，他有感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恐君百岁后，泯灭人不闻。赖藏中秘书，百代无湮沦。”他把自己的著作抄写了一份，并写了一通《献皇帝书》，一齐上奏朝廷。他在《献皇帝书》中，详叙了他的治学和著述情况：

臣困穷之极，而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

十年为经旨之学。以其所得者，作《书考》，作 《书辨讹》，作 《诗传》，作 《诗辨妄》，作《春秋传》，作《春秋考》，作《诸经略》，作《刊谬正俗跋》。(按即唐颜师古《匡谬正俗》，宋避“匡” 字而改。)

三年为礼乐之学。以其所得者，作《谥法》，作《运祀仪》，作《乡饮礼》，作《乡饮驳议》，作《系声乐府》。

三年为文字之学。以其所得者，作 《象类书》，作《字始连环》，作《续汗简》，作《石鼓文考》，作 《梵书编》，作 《分音》 之类。

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以天文、地理之所得者，作《春秋地名》，作《百川源委图》，作 《春秋列国图》，作 《分野记》，作 《大象略》; 以虫鱼草木之所得者，作《尔雅注》，作《诗名物志》，作《本草成书》，作《本草外类》;以方书之所得者，作《鹤顶方》，作《食鉴》，作 《采冶录》，作 《畏恶录》。

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以讨论之所得者，作 《群书会纪》，作《校雠备论》，作《书目正讹》;以图谱之所得者，作 《图谱志》，作 《图书谱有无记》，作 《氏族源》; 以亡书之所得者，作《求书阙记》，作《求书外记》，作《集古系时录》，作《集古系地录》。此皆已成之书也。(见 《夹漈遗稿》卷二)

据上可知，郑樵在30年间，共完成了四十二种著作。他当时还有一些未完成的著作，他在《献皇帝书》中继续写道：

其未成之书，在礼乐，则有《器服图》;在文字，则有《字书》，有《音读》之书;在天文，则有《天文志》;在地理，则有《郡县迁革志》;在虫鱼草木，则有《动植志》; 在图谱，则有《氏族志》;在亡书，则有《亡书备载》。(同上)

这里提到了八种书，合已完成的四十二种，恰是五十种书。

据《宋史》卷四三六《郑樵传》，我们知道郑樵向朝廷献书是绍兴十九年(1149)的事，其时，郑樵46岁。由于其所上书，“诏藏秘府”，郑樵“益厉所学”(以上引文均见《宋史·郑樵传》)。他在继续完成未竟著作的同时，逐步产生了修一部“可为历代有国家者之纪纲规模”的史书的打算。(见《夹漈遗稿》卷二《寄方礼部书》)由于历史上的前车和现实处境，郑樵向朝廷提出了两点要求：①史书“非有朝廷之命，樵不敢私撰也”。(同上)②“庶沾寸禄，乃克修济”。(《夹漈遗稿》卷三《上宰相书》)其实，郑樵的要求并不高，他只是希望朝廷援引对待陈烈、徐积与胡瑷的先例，“以一命，官本州学教授”;或者援引唐朝对待蒋乂、李雍的先例，“与集贤小职，亦可以校雠，亦可以博极群书”(《夹漈遗稿》卷三《上宰相书》)郑樵所要求的，不过是要解决温饱和著述的笔札而已，元人修《宋史》，据此说郑樵“独切切于仕进”(《宋史·郑樵传》)，实在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的无稽之谈。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由于侍讲王纶和贺允中的推荐，宋高宗赵构召见了郑樵，并授他为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这是朝廷较低级的文职官员。但由于遭人弹劾，郑樵连这个芝麻官都没有当成，最后“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抄所著《通志》”。(《宋史》卷436《郑樵传》)这时，他已55岁。回家以后，他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通志》的撰著和抄写，完稿后的次年春天，即绍兴32年(1162)三月，郑樵便与世长辞了。

《通志》共有本纪十八卷，世家三卷，列传一百十五卷，载记八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二卷。本书上起三皇五帝，但其下限全书并不一致。郑樵说：

《唐书》、《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议，故纪传讫隋。若礼乐政刑，务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通志·总序》)

《通志》的纪、传等部分，主要取资于宋及宋以前的正史，郑樵虽对旧的史文有所剪裁，但总的来看主要是因袭而缺乏新意。而其书的二十略则不同，二十略是郑樵用毕生精力研究的成果。二十略共包括： 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这二十略都源于郑樵相应的著作，郑樵在《上宰相书》中透露了这一信息，他说：

观《春秋地名》，则樵之《地理志》异乎诸史之《地理》;观《群书会记》，则知樵之《艺文志》异乎诸史之《艺文》;观樵《分野记》、《大象略》之类，则《天文志》可知;观樵《谥法》、《运祀议》、《乡饮礼》、《系声乐府》 之类，则《礼乐志》可知; 观樵《象类书》、《论梵书》之类，则知樵所作《字书》，非许慎之徒所得而闻;观樵之《分音类韵》、《字始连环》之类，则知樵所作韵书，非沈约之徒所得而闻; 观 《本草成书》、《尔雅》注、《诗名物志》之类，则知樵所识鸟兽草木之名，于陆机、郭璞之徒有一日之长;观《图书志》、《集古系时录》、《校雠备论》，则知樵校雠之集于刘向、虞世南之徒有一日之长。( 《夹漈遗稿》 卷三)

可以看出，《通志·二十略》，几乎都是郑樵已有著述的改易，或者说，其内容全部本之于郑樵的已有著述，而这些著述恰是郑樵30年潜心研读的结果，都是他的真知卓见。

对于这二十略，郑樵颇为自负，认为是“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通志·总序》)又说： “其五略(按指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同上)郑樵的话显然过于夸张，其实，在所谓“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的十五略中，天文、艺文以及灾祥，在郑樵以前的史籍中都有相应的“志”，尽管所记内容的范围、角度或有差别，但它们不属郑樵创造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礼略、谥略、器服略等，都在《通典》中属于《礼》典的内容，它们显然也不是郑樵所创造。但在二十略中，确有“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的内容，这就是郑樵所增益的都邑、氏族、六书、七音、校雠、金石、图谱、草木昆虫八略。不过，早在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即已提出，史书“盖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则氏族志，三曰方物志。”(《史通》卷三《书志》) 可见在这八略之中，其发明权也不都属郑樵。属于郑樵独创而又有较大影响的，是《校雠略》、《金石略》与《图谱略》。

以性质而论，《校雠略》应是我国第一部目录学研究的理论性著作，它探讨了文献的收辑、文献的分类和文献的著录等等问题。汉代刘向编制书目以前，必先进行校雠(即今天说的校勘)，这虽是简册时代的特殊情况，但郑樵仍守其遗制，视目录为校雠，《校雠略》 的取名盖本于此。

书有散佚，自古皆然，故孔子有 “文献不足”，“杞不足微”之叹。但从历史上考察，郑樵认为，不少亡书只是散在了民间而已，其实并没有亡。他说：

古之书籍，有上代所无，而出于今民间者。《古文尚书音》，唐世与宋朝并无，今出于漳州之吴氏。陆机《正训》，隋唐二志并无，今出于荆州之田氏。《三坟》 自是一种古书，至熙、丰间始出于野堂村校。按漳州《吴氏书目》，算术一家有数件古书，皆三馆四库所无者，臣已收入求书类矣。又《师春》二卷、甘氏《星经》二卷、《汉官典义》十卷、《京房易钞》一卷，今世之所传者，皆出吴氏。应知古书散落人间者可胜记哉! 求之之道未至耳。(《校雠略·亡书出于民间论一篇》)

他在《校雠略·收书之多论一篇》中，亦明确指出，堂堂的天府，不能尽有天下之图书，别无它因，“患不求耳”!“是求之道未至耳”!那么，怎么访求民间的遗书呢郑樵提出了八种方法，这就是：一即类以求，二旁类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求之公，六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

所谓即类以求，说通俗点，就是某些专业用书，向相应的专家去访求。郑樵举例说：“凡星历之书，求之灵台郎;乐律之书，求之太常乐工。灵台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星历者;太常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音律者……”，这就是即类以求。

所谓旁类以求，就是某些专业用书，和另一些行业的人有关系，可向这些相关的行业去求。如“凡性命道德之书，可以求之道家;小学文字之书，可以求之释氏……《周易》之书多藏于卜筮家，《洪范》之书多藏于五行家……”

所谓因地以求，是指地方文献，则在其地访求。如“《孟少主实录》，蜀中必有……《零陵先贤传》，零陵必有……”

所谓因家以求，即求之于某些文献作者的后代或家乡。郑樵举例说，如《钱氏庆系图》，即可求于忠懿王之家;《章氏家谱》，即可求之于申公之后。他说，徐寅的 《文赋》，今蒲田有之，以其家在蒲田;《潘佑文集》，今长乐有之，以其后居长乐。

所谓求之公，即求之于有关官府，这主要是指“礼仪之书、祠祀之书、断狱之书、官制之书、版图之书等，因这些书大都是官府必备必用之书，只要这些官府未经兵火洗劫，一般都会保存的。

所谓求之私，即面向民间，面向民间的私人藏书家。据郑樵说，这些私人藏书家向来都准备两个书目，其中一个书目是专门给别人看的，一般不载奇书秘籍;而另一个书目则是秘不示人的。郑樵说：“若非与人尽诚尽礼，彼肯出其所秘乎”足见向民间求书并不容易，但却是一条重要途径。

所谓因人以求，即因某人有名家之旧藏，迹其所从来，专追寻这些旧藏的下落。郑樵说：“乡人陈氏，尝为湖北监司，其家或有田氏之书，臣尝见其有《荆州田氏目录》。若迹其守官，知所由来，容或有焉。”

所谓因代而求，即是按其书时代的远近而求之。一般说来，“书之难求者，为其久远而不可迹也，若出近代人之手，何不可求之有”(以上引文均见《校雠略·求书之道有八论九篇》)

郑樵的求书八法，并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他一生求书的经验总结。他在《与景伟兄投宇文枢密书》中说：“家贫，无文籍，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去住曾不吝情。”(见《夹漈遗稿》卷二)因此，他熟知求书的途径和方法，这八法，应该说都是经过他实践证明而行之有效的。

郑樵同时指出，求书只凭个人之力是微乎其微的，因而他向朝廷提出了“求书遣使，校书久任”的建议。就是说，国家需要设立求书之官，派遣他们到民间去求书;国家还需要设立校雠之官，使他们久任专职，成为这方面的专门家，这将对搜天下遗书大有好处。郑樵说：“汉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久矣。至成帝时，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遂有《七略》之藏;隋开皇间，奇章公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后嘉则殿藏书三十七万卷;禄山之变，尺简无存，乃命苗发等使江淮括访，至文宗朝，遂有十二库之书;唐之季年，犹遣监察御史诸道搜求遗书。知古人求书欲广，必遣官焉，然后山林薮泽可以无遗。”(《校雠略·求书遣使校书久任论一篇》) 可见郑樵的求书遣使说，是从历史上总结而来的。至于校书久任，郑樵列举了司马迁父子、刘向父子等，以为“若欲图书之备，文物之兴，则校雠之官岂可不久其任哉!”(同上)久司其职则必学有专功，这对保存和整理文献当然是极重要的。他在《编书必谨类例论六篇》 中指出：

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

这里虽然强调的是“编书必谨类例”，即注重图书分类，但要对图书进行分类，就必须要“明书”，即了解有关图书的内容，而要作到这一点，就必须学有专长。从这个逻辑关系上看，郑樵显然认为学有专长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其它都无从说起，这是与“校书久任” 的观点一脉相承的。

在具体著录图书方面，郑樵首先强调对图书进行分类，他认为：“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同上)把图书分类比喻作率领军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很恰当的，也很形象。试想军队若是没有队列，岂不成了乌合之众同样，图书如不进行分类，也便成了一堆乱书，无法利用。

对于著录图书，郑樵还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意见。

首先是著录图书时的“类书”与“类人”问题。所谓“类书”，即“以人类书”，著录时以书名为主，作者用小字系于书名之下;而所谓“类人”，即“以书类人”，著录时以人为主，作者在书名之前，都用同一大小的字书写。《新唐书·艺文志》就是采用的后一种办法。郑樵批评说：

《唐志》以人置于书之上，而不著注，大有相妨。如管辰作《管辂传》三卷，《唐》省文，例去 “作”字，则当曰“管辰管辂传”，是二人共传也; 如李邕作《狄仁杰传》三卷，当去“作”字，则当曰“李邕狄仁杰传”，是二人共传也。又如李翰作《张巡姚訚传》三卷，当去“作”字，则当曰“李翰张巡姚訚传”，是三人共传也……《炙毂子杂录注解》五卷，乃王睿撰，若从《唐志》之例，则当曰“王睿炙毂子杂录注解”五卷，是王睿复为注解之人矣。(《校雠略·不类书而类人论三篇》)

郑樵通过对《唐志》的批评，提出了著录图书必须“以人类书”的原则，就是著录时以书名为主，复注作者于其下。这一原则无疑是正确的，它将避免不少不必要的混乱。

郑樵第二个意见是，著录图书时不要“见名不见书”，亦不要“看前不看后”揣测书的内容。郑樵举例说：

《尉缭子》兵书也，班固以为诸子类，置于杂家，此之谓见名不见书。隋唐因之，至《崇文目》始入兵书类。颜师古作《刊谬正俗》，乃杂记经史，惟第一篇说《论语》，而《崇文目》以为“论语类”。此之谓看前不看后……按《刊谬正俗》当入“经解类”。(《校雠略·见名不见书论二篇》)

郑樵在这里提出了著录图书必须认真核实内容的原则，不能掉以轻心、马虎从事。这一原则无疑是很重要的，它将保障著录图书，特别是在图书分类上少出错误。

郑樵的第三个意见是，编次书目不要失书。他说：

书之易亡，亦由校雠之人失职故也。盖编次之时，失其名帙。名帙既失，书安得不亡也

郑樵举例说，《唐书·艺文志》“天文类”有星书，但没有日月风云气候之书，郑樵反问：“岂有唐朝而无风云气候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又举宋《崇文总目》说，它倒是有风云气候书，却没有日月之书，“岂有宋朝而无日月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以上引文均见《校雠略·编次失书论五篇》)这一意见和前面的意见很有关联，但侧重点却不完全相同。因为很清楚，编次要做到不失书，除上条强调的要认真，不草率行事外，还需要有一个总体观念和全局的认识，靠这种认识来把握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这样才有可能保证著录全面，不使任何一方面偶或遗落。

郑樵最后一个意见是，“编次必记亡书”。著录已经亡佚的书，不是为了备篇幅，而是为了以后访求遗书提供依据和参考。

郑樵的 《校雠略》虽然只有《秦不绝儒学论二篇》等二十一题，为文不过几千言，远非皇皇巨制，但却字字甘苦，每一题都是自身实践的经验总结。他结合历史，把这些经验升华为理论，提出了一些卓有见地的看法，这正是《校雠略》的价值所在。

在《通志》二十略中，郑樵既设了《艺文略》，著录古今图书，又在《艺文略》之外，设了本可包容于《艺文略》的《图谱略》和《金石略》，其中的深意很值得研究。尤其是《图谱略》，不过区区一卷，著录图谱总计不足三百种。特别是其中的某些小类，如《孝经类》，仅收《应端图》一种; 《刑法类》亦仅路仁恕《五刑旁通图》一种;其《时令》、《算术》、《食货》三类，也是各著录一种图书。至于《论语类》，也不过 《井田义图》、《论语世谱》两种而已，其它如《易类》、《诗类》、《经学类》、《小学类》等，也都同此，大有强为立目之意。那么郑樵为什么非要立《图谱》一略呢 究其原因，大概有三：

(1)从学术上说，郑樵深诋刘、班。他说：“歆、向之罪上通于天。汉初典籍无纪，刘氏创意，总括群书，分为七略，只收书，不收图。《艺文》之目，递相因习，故天禄、兰台、三馆四库内外之藏，但闻有书而已”。(《图谱略·索象》)很清楚，郑樵把图谱不传的原因，全部归罪于刘向父子及班固等人。郑樵十分强调图谱的作用，他甚至说：“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同上)郑樵列举了两个实例，以说明图谱的重要：

张华晋人也，汉之宫室，千门万户，其应如响，时人服其博物。张华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见 《汉宫室图》焉。

武平一唐人也，问以鲁三桓、郑七穆春秋族系，无有遗者，时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于《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见《春秋世族谱》 焉。

使华不见图，虽读尽汉人之书，亦莫知前代宫室之出处;使平一不见谱，虽诵《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终。《图谱略·原学》

勿庸置疑，对某些问题，图谱的确有直观的效应，如器物形状、地理方位、宫室布局等，较之文字，图至少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特别是器物的形状、文字很难曲尽其妙，在这方面便非图莫属了。但图与文字不同，文字是人所共识、人所共用的，而画图则需要一定的技艺，因而较为难传。郑樵似没有看到这一点，只是力诋刘、班，这当是他立《图谱略》的原因之一。

(2)从时代背景上说，郑樵的一生，主要处于靖康之变以后、高宗中兴的时期。由于宋金战事的需要，具有军事价值的地形图显得十分重要，诚如郑樵所指出：“非图无以明关要。”(《图谱略·明用》)事实上，自从宋与辽、金南北对峙以来，宋便十分注重辽、金的地理形势。如北宋神宗熙宁间，沈括使辽，他便在道图其山川险易迂直，成《熙宁使契丹图抄》，上之朝廷。南宋张棣的《金虏图经》，顾名思义，其书原必有图，可惜图于今不传，而记述由宋至金的驿站里程文字，却完好地保存《三朝北盟会编》与《大金国志》之中。在《图谱略》中著录有：《大辽对境图》、《大金接境图》、《契丹地理图》、《西夏贺兰山图》等等，不用说，显然都具有重要的军事和实用价值。这应是郑樵立《图谱略》的又一个原因。

(3)从个人情怀上说，郑樵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一个一心想报效朝廷的志士。靖康之变，徽宗、钦宗被金人俘虏而北，这时，郑樵与他的堂兄郑厚给在朝显宦宇文虚中写了封信，他们在信中慷慨陈辞说：

然则厚也樵也何人也 沉寂人也，仁勇人也，古所谓能死义之士也。谓人生世间一死耳，得功而死，死无悔!得名而死，死无悔!得义而死，死无悔! 得知己而死，死无悔! 死固无难，恨未得死所耳。今天子蒙尘，苍生鼎沸，典午兴亡，卜在深源一人耳。厚兄弟用甘一死，以售功、售名、售义、售知己。故比见阁下，以求其所也。(《夹漈遗稿》卷三《与景韦兄投宇文枢密书》)

字里行间充满了为功名、大义的献身精神。可惜的是，郑樵兄弟的愿望未能实现，更可惜的是，宋作为失败者，将淮河以北大片领土归属了金朝，连京城汴梁都成了金朝的南京，宋高宗只好避居杭州，更名临安，成了宋的都城。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宋朝臣民的故国乔木之思，《东京梦华录》等著述，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不过，文字毕竟是文字，不如《宋朝宫阙图》、《汴京图》等来得更直观。值得注意的是，《图谱略》首先著录的恰是这些宋宫阙图之类，其用意是不难理解的。这也应该是郑樵为什么要立《图谱略》原因之一。

从实际情况看，图和文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特别是图的直观作用，是文字很难取代的，因此，郑樵重视图的著录和流传显然是很有必要，也是很有意义的。

至于谱，则是文字表述的一种体裁，谱在一定的程度上把文字的表达与图表的直观结合了起来，对叙世系，年谱等都有很好的效果。魏晋南北朝时，注重门第，因而谱学兴盛。但“自唐末之乱，士族亡其家谱，今虽显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谱学由是而废绝。”这是欧阳修在《欧阳氏谱图序》中说的话，说明谱学在北宋时已经衰微。但自吕大防于元丰间写了《韩文公集年谱》、《杜工部年谱》，又把谱学引入了学术研究领域，谱学又以年谱这种形式再度兴起。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目录》，也是采用的谱表形式，以后刘恕的《疑年》、《略年》相继而出，都说明北宋后期谱表这种形式又开始在学术界勃兴，郑樵重视图谱，亦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金石学是宋代兴盛起来的一门科学。近代大师王国维说：“古器之出，盖无代而蔑有。隋唐以前，其出于郡国山川者虽颇见于史，然以识之者寡，而记之者复不详，故其文之略存于今者，唯美阳、仲山父二鼎与秦权莽量而已。赵宋以后，古器物愈出，秘阁太常既多藏器，士大夫如刘原父 (恕)、欧阳永叔(修)辈亦复搜罗古器、征求墨本;复有杨南仲辈为之考释，古文之学勃焉中兴。伯时与叔复图而释之，政宣之间流风益煽，《籀史》所载著录金文之书至三十余家，南渡后诸家之书犹多不与焉，可谓盛矣。”(《宋代金文著录表序》)金石是一种特殊文献，也就是其本身是带有文物价值的文献。郑樵十分重视这种文献，他以为“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面貌”。(《金石略·序》) 又说：

今之方册所传者，已经数千万传之后，其去亲承之道远矣。惟有金石，所以垂不朽，今列而为略，庶几式瞻之道犹存焉。且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此道后学安得而舍诸 (同上)

这里，郑樵强调了具有文物价值的金石文献有方册不可比拟的特点。首先，方册在流传过程中不能不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讹误，而金石则大都是原物或原物拓本，没有或少有方册在流传过程中所造成的那些弊病。其次，方册是古人的“语言”，只闻声，不见其形，而金石文献则大都是古人原作，时代风貌具存。真可谓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而这正是金石文献的独家特点。

由于金石文献大部分同时又是文物，因此，它不是《艺文略》所完全包容得了的，因此《艺文略》不能著录器物、碑刻或造像等等。换言之，《艺术略》只著录“书”，而不著录书以外的文献。但是，金石文献又是极其珍贵的文献，如果说在宋以前，人们对这些文献的价值认识还有不足的话，那么宋人已完全认识了这些文献的价值，并开始大规模地临摹、著录、评论、考释这些文献，以至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即金石学。郑樵《金石略》的创立，敏锐地反映了这一事实，这是难能可贵的。

最后，我们还不能不提及，靖康之变以后，宋金划淮为界，不仅宋都汴京的大批金石收藏被金人席卷而北，而且，尤其为历代皇帝珍视的泰山及其山上的石刻，也都落入了金人之手。至于宋金石家的个人收藏，也因颠沛流离，损失惨重。因此，《金石略》的编撰，便不能不另有深意了。

郑樵的《通志》，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纪传体通史，但它的主要成就在于其中的“二十略”。宋末元初，《通志二十略》首先被单独刊行，很反映了人们对这一书的基本看法。当然，这不是说其纪传部分毫无价值，事实上，郑樵对正史史文的任何损益，都可反映出他对历史的看法，都是很有价值的。只是这些纪传文字，毕竟主要因袭旧史史文，故不大被人看重罢了。退一步说，即便 《通志》纪传部分的史文价值不大，但其体现出来的“会通”思想，也是在史学史上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的。

#能力训练# 导语毕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姓氏，在当今姓氏排行榜上名列第一百二十五位，人口约一百二十一万八千余，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076%左右。下面是 分享的国学宝典《百家姓》：毕姓。欢迎阅读参考！

　　源流发展

　源于姬姓

　源于姬姓，出自周文王第十五子姬高之后，属于以国名为氏。关于姬姓毕氏的渊源，许多史籍中记载得都一样。例如在史籍《姓氏考略》中记载：“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之后以国为氏，望出河内、东平、太原”；在史籍《唐书宰相世系表》中也记载：“毕公高之后”；在史籍《万姓统谱》上亦记载：“《左传》有毕万，《晋语》有毕阳”。按史籍《通志·氏族略》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记载，商朝末年，周文王的第十五子高，随周武王兴师伐纣立下赫赫战功。西周王朝建立之后，他负责处理那些被商纣王关押的犯人。他采取宽大为怀，平反了不少冤狱，表彰了因直谏受害的功臣，因而名声鹊起，被称为“周初四圣”之一。后被周武王姬发封于毕地(今陕西长安、咸阳北，渭水南北岸一带)，他建立了毕国，为公爵，故而史书多称其为“毕公高”。三千多年前的毕国又称为毕陌、毕原或咸阳原，在西周初年，十分受到西周王室的重视，因为大名鼎鼎功在国家民族的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逝世以后，都是葬在毕原。姬高是周王朝初期的政治家。在周武王病逝后，他为顾命大臣之一，与周公姬旦、召公姬奭一起辅政，使周王朝的经济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并形成了“成康之治”的盛世

　。毕公高的后代毕万后来事仕于晋国，乃封于魏地，其后代中有改姓为魏氏者，在战国时期成为姓氏。仍居于毕国者，遂以国名为姓，称毕氏。在两周的八百七十多年间，周文王的这支毕氏子孙一直显赫于世，并且历代相传，一直相传至今。毕氏、魏氏同宗同源，皆尊奉毕公高为得姓始祖。

　发源于陕西的毕氏，后来主要繁衍于河南和山西境内黄河北部一带，史称毕氏正宗。到了汉朝时期，有一支毕氏族人远迁山东的东平郡，并且繁衍成为当地的望族。

　源于任姓

　山东万家村毕公高碑亭

　源于任姓，出自黄帝少子禺阳之后，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据史籍《世本》记载：“系自任姓所改。”任姓毕氏远早于姬姓毕氏，为任奚氏同祖。任姓的始祖，许多史籍皆考证位夏王朝时期车正奚仲之后，以王父子字为氏。黄帝少子禺阳受封于任地(今山东济宁)，故为任姓。禺阳的裔孙名仲，食采于夏王朝管辖区的奚地(今河北承德)，史称奚仲，出任夏王朝时期的车正(管理和制作车舆的工匠)，后又改封于薛(今山东滕县)，一度还迁于邳(山东徽山)。

　西周初期，有谢氏、章氏、薛氏、舒氏、吕氏、祝氏、终氏、泉氏、毕氏、过氏这十个姓氏，都是任氏后裔的封国，是由任氏分支出来的。

　在奚仲的后裔子孙中，有分迁居于毕原(今陕西咸阳)者，这个分支的族人便以居邑名称为姓氏，改称毕氏，世代相传至今。

　源于匈奴

　源于匈奴族，出自汉朝时期南匈奴屠各部，属于汉化改姓为氏。西汉元狩二年，霍去病以骠骑将军率万骑出陇西，越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千余里，斩首虏近九百级，缴获休屠王祭天金人。同年夏季，霍去病再出陇西、北地两千余里，越过居延泽，进军祁连山，捕斩首虏三万余级。西汉王朝发动的这次战役，沉重地打击了匈奴右部，逼迫得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部四万余人归汉。汉武帝分徙其众于边塞之外，因其故俗置五属国，又先后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由此沟通了自内地与西域的直接交往，对西汉和匈奴势力的消长也发生了显著的影响。东汉初期，原南匈奴休屠王所部分析出屠各部，名出匈奴休屠王子日磾(金日磾)，在浑邪王杀休屠王之前，他原先的称号就是“休屠各王太子”。屠各部在五胡十六国时期曾一度强大，后世的铁弗部、高车部、敕勒部、丁零部等等，皆出自屠各部，本部还曾建立其强大一时的前赵政权。前赵政权灭亡后，匈奴屠各部的少部分族人归附于石勒创建的后赵政权，而大部分则都分崩离析，四散而去。其部族主体后在北魏明元帝拓跋·嗣执政时期归附于鲜卑拓拔部，成为拓拔部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史书中又称其为“鲜卑屠各部”。

　在北魏孝文帝于北魏太和十九～二十年(公元495～496年)迁都洛阳入主中原之后，所大力推行的汉化改革过程中，鲜卑屠各部的族人有改姓氏为单字汉姓毕氏者，后融入汉族之中，世代相传至今。[1]

　源于突厥

　源于突厥族，出自唐朝时期阿史那部突厥王子阿史那·社尔，属于以国名或官爵称谓为氏。史书记载：西域毕国胡人有毕氏。毕国，为突厥阿史那部族人建立的一个西域小国，在唐朝学者裴矩所撰著的《西域图记》中有记载：“安国之西百余里有毕国”，也就是从毕国到安国王治的行程。毕国当时在西突厥阿史那部的掌控之下，为其属国之一，实际上仅为一城一部落。六年后的唐永徽六年(公元655年)，阿史那·社尔也病逝了。这位一生飘零的突厥王子终于实现了长伴他最崇敬的唐皇之愿：在众多陪葬的功勋显赫之大唐开国武将当中，他的墓葬离唐太宗的昭陵最近！从此，阿史那·社尔的后裔子孙中多有以先祖之爵号“毕国公”为姓氏者，称毕氏、国公氏；；亦有称社氏者。其中的毕氏被史书称作“西域毕国胡人毕氏”，而国公氏后多省文简改为国氏，皆逐渐融入汉族，世代相传至今。

　该支毕氏、国氏、社氏与阿氏、史氏同宗同源，身貌特征是身材高大，眉骨突高，双眼睑纹，瞳孔微黄，鼻梁高耸，男子皆山羊胡须，十指指纹箕多斗少，甚至十指皆箕。

　源于蒙古族

　源于蒙古族，出自明末清初蒙古新巴尔虎毕喇尔部，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据史籍《黑龙江志稿·氏族》记载：蒙古族都讷亨氏，亦称德赫氏，源出蒙古新巴尔虎部毕喇尔部落，世居巴尔古(今俄罗斯贝加尔湖东部地区)。后有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DunehengHala。

　清中叶以后，蒙古族、满族都讷亨氏多冠汉姓为毕氏、祁氏等。

　源于满族

　源于满族，出自金国时期女真必兰部，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满族毕力扬氏，亦称别兰氏、必喇氏，源出金国时期女真必兰部，满语为BiraHala，汉义“河川”，世居和悠(今黑龙江与乌苏里汇合口)、长白山地区。后有达斡尔族、赫哲族引为姓氏者，达斡尔族称毕力夹氏，赫哲族称毕拉氏。

　清朝中叶以后，满族毕力扬氏、达斡尔族毕力夹氏、赫哲族毕拉氏多冠汉姓为毕氏、何氏、杨氏等。

　源于其他少数民

　源于其他少数民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今彝族、土家族、苗族、鄂温克族等少数民族中，均有毕氏族人分布，其来源大多是在唐、宋、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推行的羁糜政策及改土归流运动中，流改为汉姓毕氏，世代相传至今。

　　得姓始祖

　毕公高

　奚仲（任仲、姬仲）、毕公高（姬高）、刘曜、阿史那·社尔。周初政治家。关于毕姓的姓源，历来有关姓氏的古籍，考证的结果都是一样的，譬如，《姓氏考略》上说：“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之后以国为氏，望出河内、东平、太原”；《唐书宰相世系表》则指出：“毕公高之后”；《万姓统谱》上也记载说：“《左传》有毕万，《晋语》有毕阳”。商朝末年，周文王的第十五子高，随周武王兴师伐纣立下赫赫战功。西周建立后，他负责处理被商纣王关押的犯人。他采取宽大为怀，平反了不少冤狱，表彰了因直谏受害的功臣，因而名声鹊起，为“周初四圣”之一。后被周武王封于毕国，爵位为公。世称毕公高。武王驾崩后，其为顾命大臣之一，他与周、召二公等一起辅政，使周王朝的经济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并形成了“成康之治”的盛世。他的后人有一支以国为氏，称毕姓。他们尊毕公高为毕姓的得姓始祖。

　迁徙演化

　毕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姓氏，在当今姓氏排行榜上名列第一百二十五位，人口约一百二十一万八千余，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076%左右。

　三千多年前的毕国，是在今陕西长安、咸阳两地之北，也就是说渭水的南北两岸乃毕姓之发祥地。春秋时，毕公高的后裔毕万仕晋，因功封于魏，到其曾孙魏文侯时，三家分晋，因此有毕姓改成魏姓者。虽如此，毕姓此际在山西扎根却是不争的事实。战国时，滕国（今山东滕州）有毕战，说明此际毕姓已进入山东。先秦时期，毕姓主要繁衍于河南和山西境内黄河以北的一大片地方。西汉时，南越将军毕取降汉，被封为侯。并有涿（今河北省涿州）人毕野白，这些史实表明，毕姓在北方已扩展于今河北，南方的广西也有了毕姓人。此际，一支毕姓远徙山东省东平，并且繁衍成为当地的望族。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东平郡的毕姓繁衍日盛，可谓族大人众，名人辈出，此际见诸史册之毕姓名人，多父子、兄弟等有血缘关系者。另外，毕姓太原郡望、河内郡望、河南郡望已日益壮大，北魏出连氏改毕姓后，入迁洛阳，使毕姓河南郡望尤为昌盛，并荫及河内。唐安史之乱后，京兆（今陕西省西安）人毕宏入蜀，偃师人毕构裔孙一支迁居郓州须昌（今山东省东平）。唐代末年，因避回鹘掳掠和黄巢之乱，有毕姓南及两湖一带。北宋时，代州云中（今山西省大同）人毕士安因仕宦落籍河南郑州，其孙毕良史先迁蔡州上蔡，靖康之耻后，避居江东。与此同时，有毕姓因仁宦或避难之故迁居江西、浙江、安徽等地。明初，山西毕姓人作为明朝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陕西、山东、河南、河北、北京、天津等地。清乾隆年间以后，河南、山东的毕姓人，伴随闯关东的风潮，通过海路，入迁东北三省。此际亦有沿海之毕姓赴台，或到东南亚和欧美各地者。如今，毕姓在全国分布甚广，尤以山东、河南、黑龙江等省多此姓，上述三省之毕姓约占全国汉族毕姓人口的百分之七十。

　人口分布

　书

　毕姓是当今较为常见的姓氏，分布很广，如北京，天津，河北之沧州、尚义、黄骅、阜平，山东之汶上、平邑、龙口，山西之太原，湖北之监利，江西之金溪、崇仁，广西之田林，广东之吴川，云南之河口，四川之合江、重庆之云阳等地均有不少。毕姓在全国汉族人口中约占011%，居第一百二十五位。[1]

　郡望堂号

　郡望

　毕姓的望郡在扶风郡（今陕西兴平）、东平郡（今山东东平）、河南郡（今河南洛阳）、河内郡（今河南沁阳）、太原郡（今山西太原）。

　堂号

　扶风堂：以望立堂。

　东平堂：以望立堂。

　河南堂：以望立堂。

　河内堂：以望立堂。

　太原堂：以望立堂。

　经训堂：清朝时期，毕沅在幼年时期就失去了父亲，全靠母亲张藻培育成人。张藻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才女，不仅能诗，而且学问渊博，还著有《培远堂集》。毕沅在她的调教下，六岁能读《诗经》、《离骚》，十岁便通晓声韵，善作诗文。随后，张藻又亲自把毕沅送到苏州灵岩山，拜学者、诗人沈德潜和经学大师惠栋为师，以进一步拓宽视野。后来，毕沅中状元当官，离开京城到陕西任巡抚，张藻还以母亲特有的情怀，作了五十四句二百七十言《训子诗》，殷切期望儿子“不负平生学，弗存温饱志；上酬高厚恩，下为家门庇”。当张藻病故后，清乾隆大帝还特赐御书“经训克家”四字褒扬。毕沅为了铭记母亲和皇上的恩赐，特将家族室名称作“经训堂”，将自己的诗文集名为《经训堂集》。

　培远堂：同经训堂，是毕沅的庶支子孙以先祖母张藻所著《培远堂集》为堂号，与经训堂并重。

　　宗祠对联

　四言

　源自姬九；

　望出河南。

　——佚名撰毕姓宗祠通用联

　全联典指毕姓源流和郡望。

　绩嘉弼亮；

　卦协公侯。

　——佚名撰毕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西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助武王灭殷商有功，受封于毕国，康王时曾受命保卫并治理东郊，作《尚书·毕命》，有句：“弼亮（辅佐）文、武、成、康四王，以正色率下，嘉绩多于先王。”下联典指春秋时晋国大夫毕万，毕公高的后代，辅助晋献公灭霍、耿、魏有功，受封于魏。晋国大夫辛廖曾为毕万占卜说：“吉。毕万的后代一定会干大事，子孙会到公侯。”后来，魏与赵、韩果然三分晋国，均列为“战国七雄”。

　持鳌醉酒；

　杀贼报仇。

　——佚名撰毕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晋·毕卓，性嗜酒，尝谓：“一手持蟹鳌，一手持酒杯，便足了一生。”下联典指明毕著，字弢文，父战死，女率遗兵，攻杀敌甚众，夺父尸以归。

　翰林谦介；

　吏部清狂。

　——佚名撰毕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晋·毕卓。下联典指北宋·毕士安。

　五言

　布衣创活字；

　巾帼存韬文。

　——佚名撰毕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宋代发明家华升（？-1051），布衣出身。仁宗庆历年间发明活字印刷术，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下联典指清代女名人毕著，字韬文，歙县人。其父守蓟丘，与贼战死。时著年二十，夜率精锐入敌营，杀其首领。工诗，有《韬文诗稿》。

　祖孙皆进士；

　父子俱使君。

　——佚名撰毕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宋代进士毕士安（官至吏部侍郎）及其孙毕良史（绍兴进士书画家）。代州人。下联典指后魏豳州刺史毕祖晖及其子义云（充州刺史）。

　莲汀工诗画；

　子务擅琴棋。

　——佚名撰毕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清代女诗画家毕慧，字智珠，号莲汀，镇洋人。工诗画，有《远香阁诗草》。下联典指明代画家毕本，字子务，号昆山，淄人。善画山水人物，工诗嗜琴棋。

　洪炉无久停；

　日月速若飞。

　——毕耀撰毕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唐代监察御史、诗人毕耀《赠孤独常州》诗句联。

　七言

　杀贼报仇崇旧范；

　持鳌把酒仰先型。

　——毕耀撰毕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清代歙县女子毕著，字韬文。父亲镇守蓟州战死。当时二十岁的毕著率精兵夜入敌营，杀其首领，用车子把父亲的尸体拉回来。又能诗，有《韬文诗稿》。下联典指东晋鲷阳人毕卓，字茂世，旷达而嗜酒，曾说：“得酒满数百斛船，四季美味放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浮游酒船中，便足以了却一生。”太兴末年任吏部郎。一天，邻居酿熟了酒，他因醉夜里到人家瓮下偷喝酒，被管酒的人抓住，次日天亮一看，原来是毕吏部。

　毕吏部持鳌醉酒；

　韬文女杀贼报仇。

　——毕耀撰毕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晋·毕卓。下联典指光天清·毕著。

　十言及以上通用联

　胸富文章，美少年之登第；

　德成隐逸，享耆老而挂冠。

　——佚名撰毕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唐代益州长史毕构，字隆择，偃师人。六岁能文，第进士，景龙末召拜御史大夫。为政清严。官至太子詹事卒。下联典指宋代孝廉毕赞，长沙人。仕郡为引赞吏，性至孝，父母皆年八十余。转运使表其事，诏赞解职终养。竞争。

　郡属河南，一脉流芳绳祖武；

　堂开培德，四支奕叶结家声。

　——佚名撰毕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安徽省歙县长陔村毕氏宗祠联。上联典指毕氏郡望。下联典指该祠偏殿名“培德”。

　告白：各位宗亲，此次修订，我花了两年时间查阅了一些史籍及网上资料，参阅了山东文登毕庶金老先生编纂的《毕氏家谱》。请各位宗亲及方家指正。望大家齐心搜集我毕氏有关资料充实，尤其是我毕氏人口集中地如：山东胶东\潍坊\淄博，广东花县，云南昆明，江西贵溪，安徽歙县，河南安阳，陕西咸阳，山西太原\大同\高平，河北尚义\沧州\，江苏南通等地的宗亲，多多辛苦，拜托了！

　历代名人

　1、毕宏——唐朝朝京光人，寓居于蜀。善画山水，古松奇石，当世。诗句。

　2、毕升——北宋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他还研究过木活字版，活字可以多次使用。为世界最早的活字印刷。

　3、毕沅——字绍荡，号秋帆。清朝江南镇洋人。留心经史文学，旁及舆地金石之享。尝谓“经义当宗汉儒，说文当宗许慎，编年史谏水先生最长。”以好士知名，学人如钱大听、邵晋涵、章学诚、洪亮吉、黄仲则等先后在幕中。所著《续资治通鉴》220卷，集钱、邵、章等诸人之力而成。诗文有《灵岩山人诗集》、《文集》。

　毕姓在历出了不少英才：古代有状元毕万初、毕子季、毕构、毕彦祯；进士毕炕、毕文进；丞相毕宪；御医毕中；护国将军毕贤臣；还有毕志安，和寇准一同辅佐宋朝皇帝；中国四大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毕升；祖孙均进士的毕士安、毕良史；父子皆使君的毕祖晖、毕义云；诗画家毕慧、毕本；监察御史的毕曜；因尽孝，受皇上封赏的毕皆赞等等。

　明代新城（桓台）工部尚书毕亨，万历淄川人户部尚书毕自严（毕际有之父），户部尚书安徽人毕锵等。清代大文学家、《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坐馆的馆东南通州知府毕际有，海州知州新城人毕秀等。其中淄川在明清两代出了五个进士，新城出了四个进士，这些都是我毕氏同宗的知名人士，应当引以为荣。

　毕姓是当今较为常见的姓氏，分布很广，如北京，天津之武清，河北之沧州尚义、黄骅、阜平，山东之平邑、龙口，山西之太原，湖北之监利，江西之金溪、崇仁，广西之田林，广东之吴川，云南之河口，四川之合江等地均有。毕姓在全国汉族人口中约占011，居第一百二十五位。尤以山东、河南、黑龙江等省多此姓，三省毕姓占全国毕姓人口的70。

根据您提供的资料在家谱中查询，没有发现记录或与记录有出入，可能情况有三种

（1）您提供的资料有断代，即您提供的先人名字在家谱中没有，可能是您提供的先人名字太少，辈分太少。

（2）您提供的先人名字有误，或原记录传抄时出错，但暂时无法判断正误。

（3）您家先人外迁，多次续谱都没有您家的记录,也没有旁证，但您家的家谱上又确切记录源于某一代。

漳[漳，读音作zhāng(ㄓㄤ)]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黄帝赐封的十二个基本姓氏之一妊姓，属于因故改姓为氏。

据史籍《元和姓纂》记载，妊姓是黄帝赐封的十二个基本姓氏之一，始祖为黄帝的长子。又据《左传》说，妊姓出自风姓，是太昊伏羲氏的后裔。黄帝二十五子，得姓十二，其一为妊，而谢、章、薛、舒、吕、终、泉、毕、过、祝十姓，都是出自最初的妊姓。因此，章氏推溯起来当然是五千年前黄帝的后裔，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姓氏。

章氏祖先原居零陵(今湖南邵阳一带)，后有一支族人迁至龙城(今湖南湘乡地区)，为与原章氏一族有所区别，遂改加“氵”偏旁而称漳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二个渊源：源于地名，出自古代漳水流域，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漳水，河流名称。

在典籍《周礼·夏官·职方氏》中记载：“冀州，其川漳。”在奠基《山海经》中记载：“漳水，发鸠之山，漳水出焉。又东北百二十里曰少山，淸漳水出焉。又水出南郡临沮。荆山，漳水出焉。”在《说文解字》中注释：“浊漳，出上党长子鹿谷山，东入清漳。清漳，出沾山大要谷，北入河。南漳，出南郡临沮。”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称漳水者，著名的有五条：

一称浊漳水，发源于今山西省长子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