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登1泽头林村，2高村苏家泊；3环山苏家河；4张家产大官庄；5泽头西望仙庄；以上5个村庄都有可疑是当年的苏家庄，但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历史的真相，因为历史上的苏家庄已经失传了。山东省登州府文登县七社九甲苏家庄，家谱第一人苏富为首次见到，当地苏氏家谱一般情况下毁于扫四旧时，至今没有见到新的版本。

一段尘封二千余年的潮汕史事

——《揭氏族谱》所带来的信息

·黄赞发·

在潮汕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可以将其渊源直溯至公元前六千多年。但是，在这上下八千多年的历史中，长达六千多年的时间只是考古学意义上的历史，典籍有载的则要迟至秦汉之际。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以五岭东端的揭阳岭置戍所，就是最早载诸史册的极其浓重的一笔。同时，史禄为南下大军凿渠运粮而后“留家揭岭”，更成为有史记载的汉人入潮第一人。

不过，戍揭岭事，向有争议，《水经注》就以大庾岭为最东之岭，五岭不列入揭阳。在广西修灵渠转饷的史禄远道东来，以揭阳为家，更曾为论者所否定。巧合的是，103年后，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又一位史姓人物在潮汕地区的远古历史上出现了。他就是潮汕第二位被载入典籍的史定。《史记》称“揭阳令定”，《前汉书》称“揭阳令史定”。《史记》的《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还载明史定归汉后于元鼎六年三月乙酉被册封为安道侯并任揭阳令。因为正史有载，故笔者早在1982年所撰《潮汕先民初考》一文就曾引用。但是，这么一位在粤东乃至整个闽粤赣边叱咤风云的封疆大吏竟有如昙花一现，其生前身后一无余闻，令潮学界不禁为之困惑。

令人振奋的是，去年（2004）11月10日第五届潮学国际研讨会在揭阳召开，江西丰城揭氏族人携上沉甸甸的《揭氏族谱》，和任职于汕头濠江区政府企业投资中心的揭立业先生一起赴会，一下子揭开了西汉初年的这一历史迷雾。会后，揭立业先生携谱抵鄙舍晤谈，使笔者有幸细阅全谱。喜悦之情，自不待说。

揭先生带来的《揭氏族谱》有两部，一是江西丰城谱，二是广东高廉谱。从丰城谱可知，丰城揭氏共修谱14次，初修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苏过为作《史揭合序》；最后一修在1943年。从几篇序文来看，高廉谱至少也有四修，分别为乾隆、咸丰、同治年间及1983年所修。苏过的《史揭合序》也照录不误，还收进了福建汀州连城揭氏于清康熙、雍正年间修谱时的几篇序文，显见高廉谱是对照了连城谱的。从诸家序文我们还可考知，连城揭氏源于丰城揭氏，高廉揭氏又源于连城揭氏，故最可引以为据者当推丰城北宋的一修谱，最精当的莫过于苏轼的三子苏过所撰写《史揭合序》。

苏过之所以为揭氏一修谱写序，缘于苏家与史、揭两家的深厚交谊。这在序中交代得十分清晰。简要地说，苏过祖父苏洵与同乡史清卿是莫逆之交，苏过父苏轼对史“以师礼事之”，并与史之子子熙及两位侄子都是“笔砚同志”，故苏过说苏、史是“通家执友”。苏轼曾与史子熙论及汉武平南越事，因而从史子熙处得知，史定之父史焕是子熙的祖先，从史焕到子熙已经是四十四代，而且其史家“旧谱”载明史定“赐姓于汉武，令后人知揭出于史，史、揭允远不可为婚”。宋神宗熙宁年间，苏轼通判杭州，后改知定州，得晤刚中乡举的揭枢（字伯徽），“握谈甚欢”。不久，苏轼又改知允州，过杭州旧治。揭枢刚好知杭，苏、揭得以再次晤谈。揭枢甚博学，苏轼戏称为“江南揭书柜”。言谈间，苏轼“述史子熙家谱，揭原于史”。揭枢“即出其谱，自焕至枢也四十四世矣”。苏轼不禁感叹地说：“君与子熙有伯仲序也”，遂促成了丰城揭氏族谱之修，并命苏过“叙之”。

历史就是这么结缘于有心人。史焕的史、揭两姓后人都是在第四十四代结识了苏轼这位旷代文豪，并由此造就了苏过这篇足以彪炳百代的《史揭合序》，的确是文史学界的一段千古美谈。而今人揭阳潮学学者徐光华先生会前远赴广西、粤西，走访各地揭氏后人，广受揭氏族人的竭诚欢迎，充实了不少揭氏材料，形成了若干专论，率先在第三届潮学会上公布了研究成果，澄清了尘封两千余载的这一潮汕史事，故深为海内外学人，特别是饶宗颐先生的推许，这不能不说是文史学界的又一段当代美谈。古之苏氏，今之徐氏，先后为揭氏正本清源，从而为潮汕远古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不争的史实，而这都是缘于《揭氏族谱》的发现与研究，故可以说这是《揭氏族谱》所带来的令人感奋的信息。

细考苏序并证之谱中有关姓原源流考，我们可以对在揭阳那段语焉不详的史事，有了一个较为明辨的了解。可以断定，元鼎六年古揭阳正式纳入国家版图，开始成为隶属中央政权的一个县级建置，其辖区包括当今的粤东以及闽南、赣东南一部分；揭阳令史定的确史有其人，而且是潮汕地区历史上第一位受命于中央王朝的地方官员。史定是中华所有揭氏族人的共同祖先，其父史焕则是史、揭两姓的共同祖先。（按：有谓史定是史、揭两姓族人的共同祖先，实误）。

据谱所载，史定生于汉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十一月十六日，到今年刚好2165岁（按：或曰为2166岁，误了！因公元没有零年）。世居江西广昌，故此当史定有功于汉之后，乃父史焕得以“食爵豫章”。将揭氏谱中所载印证正史，我们已不难展示两千多年前那一段风云变幻的潮汕史。

秦末汉初，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汉文帝时感恩于汉朝廷的怀柔政策，上表称臣。赵佗在位长达七十余年，死后孙赵胡继立。闽越犯境，汉武帝应赵胡之请，命王恢率兵援助南越。史定“以护驾将军随王恢出豫章”。但兵未逾岭，闽越王之弟馀善杀郢降汉而罢兵。于是，史定“又承命随严助往谕南粤”。严助带南越太子婴齐北还，为人质；留史定居越，实也为人质。后史定为南越“令揭阳”二十余年。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南越相吕嘉判南越，杀汉使。为此，武帝派兵平南越，闽越馀善兵临揭阳。就在这关键时刻，史定“挈地归汉，收平两粤（按：同越）”。“武帝旌其忠，发诏封为安道侯，世袭揭阳令，赐姓揭，赐名猛”。

史定之令揭阳，似是扑朔迷离，但正史有载，本就应是提之有据的。今《揭氏族谱》的出现，更见毋庸置疑。这应是《揭氏族谱》所带来的另一个令人感奋的信息。为此，我们还有理由期盼着有那么一天，典籍所载的秦皇之置戍揭岭，史禄之留家揭岭，以及史禄、史定的关系都能得到透彻的考释。

志载揭猛（史定）有子揭当时继袭侯位，并继任揭阳令。此后，其子孙居停情况就在潮汕的志书上消失了。治潮史者似都一直找不到其后人居潮的蛛丝马迹。还是《揭氏族谱》给我们又带来了这方面的重要信息。尽管丰城和连城两谱，揭氏三十三世之前都是一片空白，但丰城谱有载，揭猛的第三十四代孙揭震生于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年），“居潮州揭阳（按：唐无揭阳，应是循旧说），隐居乐道”，娶姬氏，生二子，长为揭漳，生于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次为揭钺，生于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揭漳考取明经，任南昌录事。后揭钺之长子揭镇官至仆射，因而揭震“以孙贵，赠尚书仆射”。揭震长居揭阳直至去世，“葬揭阳县梅岭界，坟墓存焉”。由此可见，揭猛后人在揭阳传宗接代至少也有九百多年。

揭震之后，潮汕地区已一千一百多年找不到揭氏传人。这是什么缘故呢？揭阳有个民间传说：古时候有个皇帝梦见一巨人“击”剑闯入寝宫，利剑直指其喉。皇帝应声倒地，醒过来后急召国师圆梦。国师认为“击”谐音“橘”，橘产于南方，妖人必巢居南方。只要找到了名谐橘之地，姓谐橘之人，斩尽杀绝，则可保无虞。于是查到了岭南的揭阳揭氏，即密令揭阳县姓车的县令行事。车公接旨后，左右为难。遵旨则枉杀无辜；违旨则有杀头灭族之灾。经反复寻思，终于求得两全之策。当夜，车公一面暗命揭氏族众趁黑逃离揭阳，远走他乡，隐姓埋名；一面一把火将揭家烧为废墟，呈报朝廷。此后揭阳黎众感车公盛德，于城东建一座石桥，称车公桥，并称揭家故地为火烧地。这就是“火烧地与车公桥”的故事。故事不一定是真，但却暗示着揭氏之于揭阳绝迹，可能缘于某种天灾人祸，也暗示着揭氏早已迁徙异地。这也许是故事编撰者的一个假设。

事实也说明了这个暗示或假设。揭震之孙揭镇正是在唐末黄巢起义的战争中“以御黄巢功封护国将军、左仆射”，“持节袁州诸军”，而后定居于袁州。揭镇之弟揭政有三子，一徙赣州，一迁海陵，一移丰城。移居丰城的揭祯成为丰城派始祖。江西各地，揭氏分布极其广泛，其中丰城一派是较旺的一支。前所述苏轼同僚揭枢就是出自此派。福建连城始祖揭五郎也是迁自丰城，为揭镇后人。广东高廉揭氏又徙自连城，始祖揭德秀为揭五郎之十七世孙，于明嘉靖年间入粤抵廉，居石城那蒙。揭氏一族在赣、闽、粤三省各地播衍繁殖，族众殊盛，仅廉江一地即广布八十多村，共三万多众（1983年修谱统计）。据揭立业先生初步了解，除此三省外，湖南、广西、湖北、河南、贵州、安徽、浙江、江苏、内蒙古、山东、陕西、云南、四川、北京、上海、台湾、香港等省、市、区都有揭氏后人定居，加拿大、新加坡、日本、欧美等地也有不少揭氏后裔，海内外各地揭氏族人都敬奉一个共同的祖先———揭猛，并几乎都知道揭源于史，赐姓于汉。所有这些，也都是《揭氏族谱》给我们带来的信息。

从两部族谱多家序言，我们也看到了各个时代的揭氏代表人物，大体都认同了揭猛为共同祖先。至于宋末和元代修谱时刻意模糊族源的良苦用心，郭伟川先生已做了体察入微的分析。事实上这个问题早已在明清各谱中得到了纠正。揭氏人才辈出，世代簪缨，完全有能力扭转不实之举，这应是不成问题的。从《揭氏族谱》的风俗记载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各地揭氏多以五月初四过端阳节，这也可见其对揭猛的崇仰信奉。原来此俗源于史定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当年选定五月初五为择吉出兵之日，于是全军提早一天隆重过节，祭拜祖宗，大犒将士；第二天奋勇出征，大获全胜。故而揭氏每年都在五月初四提早过端阳节。

揭立业先生是廉江长山镇六福村人，揭猛的第七十五代裔孙。1985年从戎，在汕头机场空后服役，1988年冬分配到汕头市工作，已育有一子。查明清以来，揭氏仕潮者共有三人，为明嘉靖通判并署海阳令揭鸿、澄海教谕揭楠（均为福建归化人），清乾隆大埔训导揭子治（广东廉江人），但都未见有落籍或后代的居潮记载。为此，似可以说揭立业先生是揭震之后一千一百余年来，第一位回潮定居的揭氏族人。这不能不说是由《揭氏族谱》带来的又一个令人欣慰的信息。

综上所述，随着《揭氏族谱》的入潮，潮学界获得的可喜信息应是多方面的，而其中特别令人振奋的就是正史记载的史定（揭猛）其人及其令揭阳事，不但得到了无可置疑的证实，而且使我们得以从历史的深度，透彻地了解到当年史定顺应历史潮流，“挈地归汉，收平两粤”，为西汉的统一大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今天，我们也正在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大业，当更凸显史定（揭猛）回归大汉的积极的历史意义和借鉴、启示作用。

人物简介　　传说苏轼的妹妹苏小妹，从小习读诗文，精通经理，是个有才识的女辈。小妹十六岁时，上门说亲的人很多，小妹因为自己年纪还轻，不准备过早结婚，力争年轻的时候多学点东西，因此对前来说亲的人非常讨嫌，但又不能贸然失礼。于是她想了一个办法，要求所有求婚者答三道题，答对了，就嫁给他。

　　苏小妹以才择夫婿,蜀地多才女，到宋代又出了个苏小妹。可说宋代四川的灵秀之气尽革于苏氏一门，苏小妹的父亲苏洵，哥哥苏轼、苏辙个个才高八斗，所谓“一门父子三词客，千秋文章八大家”。

　　苏小妹长得不胖不瘦，薄薄的丹唇、圆圆的脸蛋，乌溜溜的大眼睛，再配上高高的额头，突出的双颚，一看就是一副慧黠的样子。她从小就爱与两个哥哥比才斗口，一派天真，尤其是大哥苏轼满腮胡须，肚突身肥，穿着宽袍大袖的衣服，不修边幅，不拘小节，更是她斗口的对象，于是整天在家口战不休。 故事一　　一天苏东坡拿妹妹的长相开玩笑，形容妹妹的凸额凹眼是：

　　未出堂前三五步，额头先到画堂前；

　　几回拭泪深难到，留得汪汪两道泉。

　　苏小妹嘻嘻一笑，当即反唇相讥：

　　一丛哀草出唇间，须发连鬓耳杏然；

　　口角几回无觅处，忽闻毛里有声传。

　　这诗讥笑的是苏轼那不加修理、乱蓬蓬的络腮胡须。女孩子最怕别人说出她长相的弱点，苏小妹额头凸出一些，眼窝凹下一些，就被苏轼抓出来调侃一顿，苏小妹说苏轼的胡须似乎又还没有抓到痛处，觉得自己没有占到便宜，再一端详，发现哥哥额头扁平，了无峥嵘之感，又一幅马脸，长达一尺，两只眼睛距离较远，整个就是五官搭配不合比例，当即喜孜孜地再占一诗：

　　天平地阔路三千，遥望双眉云汉间；

　　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未到耳腮边。

　　苏轼一听乐得拍着妹妹的头大笑不已。苏家兄妹戏谚起来，可说百无禁忌，常常是语带双关，任你想象。 故事二　　

　　有年冬天，雪后初晴，苏轼披一件大裘袍坐在向阳的地方晒太阳，风吹过，裘毛拂动，苏小妹在旁边走过，看到这一景象，当即说道：“风吹裘裘毛乱动。”说完笑眯眯地看着苏轼傻笑，一副得意的神气。她所站墙角的墙壁上正好也结了些冰雪，此时在太阳的照射下，融化的雪水，顺着墙壁直往下淌，苏轼想也不想，顺口就说：“阳照壁壁水直流。”苏小妹虽还年小，但已初解人事，当即羞红了脸，狠狠地看了哥哥一眼，飞快地跑开。还有一次，苏小妹正蹲在井边剖鱼，苏东坡从外回来，骑马经过，一见，立即说道：“妹妹剖鱼，蹲下来一剖两半！”苏小妹犹豫了一下，但终究忍不住，将头微微扬起，半羞半嗔对哥哥说：“哥哥骑马，跨上去又加一鞭。”

　　苏东坡有许多和尚朋友，宋代理学盛行，提倡明心见性之余，也使女性的地位大大下降，女子的人格饱受压抑，除大力提倡女子裹脚之外更要求女子话不高声，笑莫露齿，天天就躲在闺房中习那女红，出嫁的那天头上都还要顶一块红布不让别人看见。苏家是读书人家，见识有别，另外与苏东坡交往的那些和尚是四大皆空，所以苏东坡与那些和尚交谈玩笑的时候，并不干涉他那伶牙俐齿的妹妹在中间搅和，管她雅致也好，粗野也好。 故事三　　

　　一天，苏东坡跟一群和尚出外游玩，苏小妹亦步亦趋地跟着，突然看到一个和尚在江中游泳，载沉载浮，碧波中就好像一个光溜溜的圆球滚动不已，苏小妹少见多怪，看得兴致盎然，谩声说道：“清江水中洗和尚，浪滚葫芦。”跟在她后边的一位主持僧也是个爱开玩笑的，当即对道：“碧纱帐内坐佳人，烟笼芍药。”这一下扯开话题就不止不休，苏小妹不甘示弱，再出一联：

　　“僧眠锦被，万花丛中一葫芦。”

　　主持立即对道：“女对青铜，半亩塘中两菡萏。”

　　苏小妹一时为之语拙，正无可奈何，抬头望见江心有个和尚在撑船，话题一转：

　　“和尚撑船，篙打江心罗汉。”

　　这联有些难处，它是从“影子”落笔，必须要以“影子”对答才能贴切，主持不由得仔细推敲，终于说道：

　　“佳人汲水，绳牵井底观音。”

　　苏小妹不甘心，再次发难：

　　“五百罗汉渡江，岸畔江心千佛手。”

　　这次苏小妹遇到了对手，主持僧迅速对道：

　　“一个佳人望月，人间天上两蝉娟。”

　　在苏东坡众多的和尚朋友中，佛印是关系最密切的一位，他和苏小妹斗口也就百无禁忌。一天佛印戏谑地对她说：“我有一联，敢请女施主对答”联语是：

　　“一女孤眠，纵横三只毛眼。”

　　苏小妹是个女子，佛印知道她从来争强好胜，与人对联从不服输，这次就选了这么一副充满**情调的想逼苏小妹无法开口，谁料到苏小妹从来顽皮大胆，早和她哥哥对过类似的联语，根本就不觉得怎样，虽然开始难免有些脸红，但一想到你出家人都敢说，我又有什么不敢说的，便对道：

　　“二憎同榻，颠倒四个光头。”

　　佛印连连摇头，自认失败，连赞苏小妹锦绣心机，才思敏捷。一次苏东坡和佛印和尚在林中打坐，日移竹影，一片寂然，很久了，佛印对苏东坡说：“观君坐姿，酷似佛祖。”苏东坡心中欢喜，看到佛印的褐色袈裟透迄在地，对佛印说：“上人坐姿，活像一堆牛粪。”佛印和尚微笑而已。苏东坡心想这回让佛印和尚吃了一记闷亏，暗暗得意，禁不住悄悄告诉苏小妹，想不到苏小妹却说：“哥你又输了，试想佛印以佛心看你似佛，而你又是以什么样的心情来看佛印呢？” 传说中的婚姻　　注：秦少游正妻徐文美，并未有任何史料记载秦少游娶过苏小妹。以下故事纯属虚构仅供娱乐，或作古装剧之材料，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苏小妹渐渐长大了，仍是十分顽皮。她的婚姻问题日益成为苏氏父子考虑的问题，苏小妹有才，人聪明，又不拘小节，顽皮甚至耍赖，长得又不是十分出众，要找到一个十分称心如意的人来做丈夫比较难。

　　先是黄庭坚古道热肠把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介绍给苏小妹，并乐颠颠地把王雱的得意之作拿来给苏小妹品评，苏小妹左看右看，最后告诉黄庭坚王雱的作品是：“新奇藻丽有余，含蓄雍容不足，难成大器。”黄庭坚还想争取，说是王雱绝顶颖慧，读书一遍就能了然于胸。这时一直坐在旁边默不作声的苏洵冷冷他说：“这有什么可稀奇的，谁的儿子看书还要看两遍呢？”黄庭坚无话可说，实际上论家世，论相貌，论才气，王雱都足以与苏小妹比，可苏小妹就偏偏瞧不起人家。

　　就在大家都为苏小妹的婚姻着急的时候，苏轼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秦观，秦少游。秦少游是今天江苏高邮人，出生在一个家道已中落的地主家庭，田园收入不足以自养。少年时期也曾在扬州、越州一带与一些歌妓，“香囊暗解，罗带轻分”，“漫赢得青楼薄幸名存。”秦观在宋哲宗元丰五年和元丰八年两度入京应试失败，元祐五年他第三次进京，这次多亏了苏轼，得以及第并留京五年提任大学博士，兼国史院编修，从此他和苏东坡的关系介于师友之间，秦少游也就经常出入苏家，青春年少的秦少游慢慢地引起了苏小妹的注意，那天她在哥哥那里看到了秦少游的诗文，发出由衷的赞叹，这是十分少见的事，苏家父兄便心里有数，于是积极设法来促成这段婚姻。

　　只要苏小妹这边没有意见，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自然是无话可说，于是苏门四学士之中的另一位黄庭坚作了个现成的媒人。由于秦少游尚无一官半职，而三苏已是声名赫赫，婚事自然在苏家主办。一般来说新婚之夜，新娘子都只会在羞涩、喜悦和焦急的等待中度过，可机灵古怪的苏小妹却别出心裁，在占尽了“地利”和“人和”的情况下，居然要新郎官解开她出的三个题目才准新郎官进洞房。

你说的卫丶千户所丶千户丶百户丶起源于明朝的“卫所制”，“卫所制”是明代最主要的军事制度，由明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所创立，其构想来自于府兵制。

朱元璋起兵创建王朝的过程中，召募是其军队的主要来源。明洪武时期，天下已定。可是开国初期，国家财力有限，便不再采用召募的方法凑集军队了。为了满足壮大武力，扩充兵员的需要，朱元璋开始设置卫所，军民分籍，实施“卫所制”。

其实，卫所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兵营组织，卫所军户是世居一地的，并代代相传，基本上不再变动。“卫所制”规定军队士兵的主要来源为“籍选”，即从世袭的军户籍中抽丁而来，每户派一人为正丁去卫所服兵役。由于当时军户的主要义务是壮劳力出丁当兵，其家庭生活负担沉重，为保障生活，稳定军心，故政府多分给房屋、田地，有固定的口粮，并免除户丁徭役。而且正丁服役于卫所，必须携带家属，以安定生活并生儿育女。因此，军户的社会地位相对比较高。为了养兵而不耗国家财力，军丁在卫所中轮流戊守、屯田。战争时期，则临时充军从征调发；和平年代，则归还卫所耕地种田。屯田耕作收获所得用来供给军户的生活和正军之所需。

卫所制度所管理都指挥使司大抵5600名军人为一卫，1120人为一所，一般每卫设左、右、中、前、后5个千户所；120人为一个百户所，百户所设总旗2个（每总旗辖50人）、小旗10个（每小旗辖10人）。此外，还有一种单独驻扎一个地方，直接归都指挥使司管辖指挥的千户所，叫做守御千户所；还有一种称为“御”（设置数量不多）的军事机构，管2到3个千户所。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时，全国共有内、外卫547个，所2563个。

正户是有正式户籍而定居的人。

附户（摘自《中山文艺》）：来自外地，依靠雇主生活，又已落地生根，但不属本地族人者，称“附户”。公元1923年的《香山县志续编》记载，宣统元年民政表及二年户数表综合编列的，香山县一至九区，总户数为184875户，其中正户179911户，附户4964户。附户占总户2685%。附户所含阶层，大体有三种：

一是小价（音介），由外地来应雇为某氏宗祠世代为奴者。如古镇苏家祠有一户罗氏者，海洲袁家祠一户梁氏者，隆都涌边村李氏祖祠一户王氏者，今均有后裔居国内外。古时，名门望族的子孙，不事宗祠之早晚上香，初一、十五点神灯，清明节打点拜扫祖墓等事，称之为下流事务，由公尝出钱雇外姓人为奴专务之。从外地来应雇或卖身的男性，保留原姓氏，入籍为宗祠公仆，专责包手揽该宗祠及祖坟的一切事务，以及为该宗族的上层人物，如族长、值理、村长、长老等人家的红白事、年节备货等奔走。他可以携眷同来，或应雇后婚娶，由公尝划给若干田园鱼塘，与之自营维持生计，又于祠堂近处建小屋给与居栖。“小价”是正式称谓，各地俗称不同，隆都称“佬仔”，古镇称“僮人”或“邦年”，海洲称“下使”，均含辱之意。世俗于请柬左侧或下末处加注“恕乏价催”（今人有以价代价者），意即：“届时不再遗小价来催驾，请你依时光临。”古人对别姓的小价，礼节上尊称“贵价”，如“贵价驰书来指”（见《宋史·曹彬传》）。

二是官宦、地主、商贾、富有侨属等人家买回来的奴仆。正式称谓：男的叫家人、书童；女的叫丫鬟、小鬟、丫头。俗称男的“佬仔”、“僮仔”、女的妹仔、使妹、婢女。男性的一般随主姓，结婚后仍为奴仆，后裔有继承为奴的，也有脱离主家的。有的丫鬟被男主人立为妾，永世服侍主人和主妇；有的婚嫁后脱离主家，随夫籍。

三是从外地来受雇于地主富农或农场主家的长工，成家落籍之后，子孙仍依靠雇主为活者。

在香山，辛亥革命以后，价人与书童日渐少见。而丫鬟则至1950年仍存在，土地改革以后，附户这个阶层始消失，他们始得到与当地氏族同等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