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梁锽

　李颀

　梁生倜傥心不羁，

　途穷气盖长安儿。

　回头转眄似雕鹗，

　有志飞鸣人岂知！

　虽云四十无禄位，

　曾与大军掌书记。

　抗辞请刃诛部曲，

　作色论兵犯二帅。

　一言不合龙额侯，

　击剑拂衣从此弃。

　朝朝饮酒黄公垆，

　脱帽露顶争叫呼。

　庭中犊鼻昔尝挂，

　怀里琅玕今在无？

　时人见子多落魄，

　共笑狂歌非远图。

　忽然遣跃紫骝马，

　还是昂藏一丈夫。

　洛阳城头晓霜白，

　层冰峨峨满川泽。

　但闻行路吟新诗，

　不叹举家无儋石。

　莫言贫贱长可欺，

　覆篑成山当有时；

　莫言富贵长可托，

　木槿朝看暮还落。

　不见古时塞上翁，

　倚伏由来任天作？

　去去沧波勿复陈，

　五湖三江愁杀人。

　李颀诗鉴赏

　在盛唐诗人中，李颀特别善于人物素描。他能用寥寥数笔中为人传神写照。《别梁锽》并非一首送别诗，而是为梁生造像。

　梁锽是一位穷途落魄而又豪放不羁之士。诗的首四句就是这人物的亮相。“梁生倜傥心不羁，途穷气盖长安儿。”长安少年素以豪侠闻名，而梁生途穷时，非但没有人穷志短，反而有气盖英豪的长安少年之浩气。“雕鹗”是两种善搏击凡鸟的猛禽，梁生“回头转眄似雕鹗，有志飞鸣人岂知！”是以猛禽喻人，不仅体现超凡脱俗非平常之辈，而且能使人物桀骜不驯的情态跃然纸上。说明梁锽一旦“飞鸣”起来，必能冲天而惊人。

　以下六句追叙梁锽先前遭遇挫折的`经过。以后，“虽云四十无禄位，曾与大军掌书记”句，说明梁锽曾以布衣身份入佐戎幕。然而象他这样倜傥不群的人物，非遇知人善任者，是很难与俗辈相投的。“抗辞请刃诛部曲，作色论兵犯二帅”，说明梁锽坦率直言，冒犯权威，召来祸殃，成为平庸上司的眼中钉。然而他又岂是苟合取容的人！“一言不合龙额侯，击剑拂衣从此弃。”汉代韩说以校尉击匈奴，封“龙额侯”，这里用来代指当时军帅。“合则留，不合则去”，才是大丈夫之行径。“击剑拂衣”四字，何等豪气！真是“威武不能屈”。以上六句实际上是通过一个典型事件，刻画了人物的个性。

　紧接八句，写梁锽落魄后的狂放行径。“黄公垆”即黄公酒垆，晋代名士嵇康、阮籍等人的纵饮场所，此处代指酒家。“ 朝朝饮酒黄公垆，脱帽露顶争叫呼”， 表面放浪形骸不拘礼法。实际又何尝不是一种苦闷的发泄。“共笑狂歌非远图”—— 这样下去终非长久之计。说到令人气短之际，诗笔又卓然一调，写道：“忽然遣跃紫骝马，还是昂藏一丈夫。”在骝马这样偶然的生活细节中，不经意地流露出梁生志向并没有被落魄的生活消磨。他一有机会就跃跃欲试，决非一蹶不振之徒可知。

　“洛阳城头晓霜白”以下十句写梁锽在洛阳的困顿，并预言他穷极必变，前程不可限量。“洛阳城头晓霜白，层冰峨峨满川泽”，这是冬天严寒的实景，又是一个象征性的境界，说明环境恶劣。然而梁生不作愁苦之态：“但闻行路吟新诗，不叹举家无儋石。”

　以下六句是诗人的慰问和预言，又似是梁生“新诗”

　自身包含有的意味：“莫言贫贱长可欺，覆篑成山当有时；莫言富贵长可托，木槿朝看暮还落。不见古时塞上翁，倚伏由来任天作。”这里借用《淮南子》“塞翁失马”的寓言和《老子》“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的名言，阐明贫贱与富贵将在一定条件下向对立面转化的哲理。贫困不足悲，富贵不足恃。尽管如此，怅惘失落之情难以释怀，所以终篇二句谓梁即将往游东南，不免生出客子飘零之感。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使“别”字有了着落，使诗篇富于同情。

　这首诗刻画了一个失职而不失其志的贫士的丰采。

　诗人通过典型事例的选用和层层渲染，使笔下人物跃然纸上，形象生动性格鲜明。

哈喽，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讲解的是《送王昌龄》；

送王昌龄

作者唐·李颀

漕水东去远，送君多暮情。淹留野寺出，向背孤山明。前望数千里，中无蒲稗生。夕阳满舟楫，但爱微波清。举酒林月上，解衣沙鸟鸣。夜来莲花界，梦里金陵城。叹息此离别，悠悠江海行。

意思是说，漕水向东流去，送别朋友，在这黄昏时分，顿时愁情满怀，不忍分别久久逗留在这野外的寺院，走出寺院，发现夕阳已经照着孤山，向前望，数千里之中，没有蒲草和稗草，夕阳照在舟楫上，只见水面清澈，微波荡漾，举酒道别，树林之上月亮已经升起，解衣入睡，沙滩上水鸟鸣叫，今夜我在洛阳，梦中和你在金陵城相见，想起此次别离我就叹息不已，想着你一路远行，漂泊于悠悠江海之中，其中漕水指的是运粮的水道，沙鸟是栖息于沙洲的水鸟，莲花界的意思是寺庙，金陵指的是今江苏南京；

《送王昌龄》是唐代诗人李颀创作的一首五言排律，李颀是唐朝诗人，东川人（今四川雅安人），开元二十二年中进士，任新乡县尉，由于久未迁升，就辞官归隐，李颀的诗内容和体裁都很广泛，尤其以边塞诗著称，风格秀丽雄浑，也不乏慷慨激昂之音；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关于《送王昌龄》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盛唐边塞诗派的代表诗人有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等。

1、高适是盛唐边塞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他的诗歌以雄浑豪放著称，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气息。他的作品《燕歌行》、《登高》等描写了边塞战争和军旅生活，表达了战士们的豪情壮志和生死离别的情感。

2、岑参也是盛唐边塞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他的诗歌以清新、明快、豪放著称，具有浓郁的西北风情和自然景观。他的作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火山云歌》等描写了边塞风光和军旅生活，表达了战士们的爱国热情和壮志豪情。

3、李颀也是盛唐边塞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他的诗歌以古体、歌行体为主，具有豪放奔放的特点。他的作品《古从军行》、《陇头行》等描写了边塞战争和军旅生活，表达了战士们的勇猛和忠诚。

4、王昌龄也是盛唐边塞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他的诗歌以七言绝句见长，具有含蓄、优美、意境深远的特点。他的作品《出塞》、《从军行》等描写了边塞风光和军旅生活，表达了战士们的思乡之情和卫国之情。

盛唐边塞诗派的特点：

1、诗歌以描写边塞风光和军旅生活为主，充满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时代气息。这些诗歌通过对边疆地区的自然景观、历史文化和军旅生活的描写，展现了一个时代的军民风情和边疆地区的雄浑壮美。

2、这些诗歌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浓郁的情感色彩。盛唐边塞诗派的代表诗人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等都经历过战乱和军旅生涯，他们的诗歌中对战争、战士、边塞风光和军旅生活的描写都融入了深刻的思想和情感。这些诗歌既表现了战士们的豪情壮志和生死离别的情感，也抒发了对战争的谴责和对和平生活的渴望。

3、盛唐边塞诗派的诗歌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这些诗歌中运用了丰富的比喻、象征、夸张等修辞手法，使诗歌更加生动形象、情感浓郁。同时，这些诗歌也注重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和心理描写的表现，使诗歌更加具有真实感和人性化的特点。

4、盛唐边塞诗派的诗歌还具有广泛的题材和多样化的形式。这些诗歌涉及到边塞风光、战争场景、思乡念亲、妇女生活等多个方面，既有古体诗、歌行体，也有近体诗、绝句等多样化的形式。这些诗歌通过对不同题材和形式的运用，使诗歌更加丰富多彩，充满了创造力和艺术感染力。

潘正伟，笔名夕阳匆匆，籍贯云南祥云，70后，1995年毕业于云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大理市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网络作家分会理事，云南省生态经济学会理事，2008年在杂志上发表第一首诗，得稿费95元人民币，现居大理古城。

夕阳匆匆潘正伟作品众多，创作了当代中国最悠闲、最释怀的作品《南诏重游》，创作了当代中国藏头诗巅峰之作《王者之音》，创作了当代中国最悲愁的诗作《千秋余愁》；代表作品《永平霁虹桥怀古》与北宋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明代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并称为“古今惊涛骇浪四大名作”。“人生终极非名利，千年流芳唯正气”是诗人毕生为人处世的座右铭。

夕阳匆匆潘正伟创作了众多的作品，在作品创作过程中，善于把情融入事、融入境，以其丰富的感情、曲折的人生经历、百折不挠的心态、细腻的笔端，为读者展示了一个别具一格的文学世界。

夕阳匆匆潘正伟的作品，为中华文学的绚丽多姿增添了一朵灵动的浪花，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朵浪花在大浪淘沙的历史长河中必将大放光彩，并产生深远的影响。

自古以来，在文学领域里，一个诗人作家终其一生，能够为人们留下一两句独具匠心的话语，那便是一生荣幸了，便可成为千秋奇谈，便可流芳百世，而夕阳匆匆潘正伟别具一格创作了那么多清新怡人、横贯古今的宏伟诗篇，不能不说是当今的一个奇迹。

例如：

“有心留香香远去，无意争春春自来。”

“卑劣行径千夫指，浩然正气垂青史。”

“俗媚俯首事贵权，愧对祖辈羞为人。”

“今有几多洒脱者，能为正义把命舍？”

“生死眨眼一瞬间，碧血丹心献青天。”

“人生起落寻常事，花开花谢皆是春。”

等等名言警句，数不胜数，这些经典诗句应该可以算是当代最伟大的思想艺术结晶了。

李白是唐朝名言佳句最多的诗人，流传至今的有46句，杜甫是唐朝名言佳句第二多的诗人，仅次于李白，流传至今的有34句，苏轼是宋朝名言佳句最多的诗人、词人，流传至今的有30句，在中国历史文坛上，李白、杜甫、苏轼创作流传下来的名言佳句数量依次位居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

夕阳匆匆潘正伟到目前为止，从已公开发表的名言佳句来看，有160句，而这160句名言佳句包含的作品，仅仅只是占夕阳匆匆潘正伟作品的三分之一左右，也就是说，夕阳匆匆潘正伟作品的三分之二左右中的精彩佳句还没有展示出来。而展示出来的三分之一约160句，已经超越李白、杜甫、苏轼三位大儒的名言佳句总和，由此，我们可以说：

到目前为止，在神州大地这片星空下，夕阳匆匆潘正伟是中国创作名言佳句最多的文人学者。

诗人派别及代表人物如下：

一、山水诗派

唐代诗歌流派。代表人物有盛唐的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等，中唐的韦应物、柳宗元等以反映田园生活、描绘山水景物为主要内容。其中以王维成就为高，他是诗人，又是画家，能以画理通之于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于李杜之外，别立一宗，对后世影响很大。

二、田园派

山水田园诗源于东晋的谢灵运和晋代陶渊明，以唐代王维、孟浩然为代表。诗境隽永优美，风格恬静淡雅，语言清丽洗练，多用白描手法。

以描写自然风光、农村景物以及安逸恬淡的隐居生活见长。诗人们以山水田园为审美对象，把细腻的笔触投向静谧的山林，悠闲的田野，创造出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借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对宁静平和生活的向往。

三、边塞诗派

唐代诗歌流派。汉魏六朝时已有一些边塞诗，至隋代数量不断增多，初唐四杰和陈子昂又进一步予以发展，到盛唐则全面成熟。

该派诗人以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最为知名，而高、岑成就最高，所以也叫高岑诗派。他们的诗歌主要是描写边塞战争和边塞风土人情，以及战争带来的各种矛盾如离别、思乡、闺怨等，形式上多为七言歌行和五、七言绝句，诗风悲壮，格调雄浑，最足以表现盛唐气象。其诗人除高适、岑参外，还有王昌龄、李颀、崔颢、王之涣、王翰等。

四、公安派

公安派是明代后期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公安三袁”是公安派的领袖，其中袁宏道声誉最高，成绩最大，其次是袁中道，袁宗道又次之。公安派反对前七子和后七子的拟古风气，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发前人之所未发。其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清新活泼，自然率真，但多局限于抒写闲情逸致。

送王昌龄翻译及解析是：漕水向东流去，送别朋友，在这黄昏时分，顿时愁情满怀。我久久逗留在这野外的寺院，走出寺院，发现夕阳已经照着孤山。

除此之外还有：

向前望，数千里之中，没有蒲草和稗草。夕阳照在舟楫上，只见水面清澈，微波荡漾。举酒道别，月亮已升至树梢；解衣入睡，沙滩上水鸟鸣叫。今夜我在这寺庙，梦中和你在金陵城相见。想起此次别离我就叹息不已，想着你一路远行，漂泊于悠悠江海之中。

赏析如下：

《送王昌龄》是唐代诗人李颀创作的一首五言排律，李颀是唐朝诗人，东川人（今四川雅安人），开元二十二年中进士，任新乡县尉，由于久未迁升，就辞官归隐，李颀的诗内容和体裁都很广泛，尤其以边塞诗著称，风格秀丽雄浑，也不乏慷慨激昂之音。

“送君多暮情”句点出了伤别之情。“淹留野寺出”至“梦里金陵城”十句，层层铺写暮景，满篇幽淡惆怅，字字都是“暮情”，有力渲染烘托了离情。结尾“叹息此离别”再次点明别离之情，“悠悠江海行”表达对朋友孤身远去的不舍。

第一句“送君多暮情”点明伤别之情。接下来详细地描写了景物，把暮景层层铺开，渲染了幽淡惆怅，烘托了离别之情。诗歌最后“叹息此离别”再次点明别离之情，表达了对朋友远去的依依不舍。

边塞诗人的杰出代表有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王之涣、王翰等。

一、高适

高适（702～765年），字达夫，居住在宋中（今河南商丘一带）。

少年时喜爱交游，有侠气，和李白、杜甫结交。

安史之乱后任淮南节度使、彭州刺史、蜀州刺史、剑南节度使等职，封渤海县侯。

高适的边塞诗大多歌颂战士奋勇杀敌、建功立业的豪情，也描写从军生活的艰苦及对和平的向往，并揭露军队将领的骄奢*逸和朝廷的赏罚不明、安边无策，流露出忧国爱民之情。

高适的边塞诗感情深挚，意气风发，笔力雄厚，尤其是七言歌行体，波澜壮阔，声情并茂。殷璠《河岳英灵集》评价他的诗“多胸臆语，兼有骨气”。

代表作有《燕歌行》、《塞上》、《塞下曲》、《蓟中作》、《九曲词三首》等。

二、岑参

岑参（约715～770年），南阳（今属河南）人。

岑参幼年丧父，家境贫困，他刻苦学习，遍读经史。曾任嘉州刺史，晚年罢官，病逝于成都的客栈。

岑参是边塞诗派中情绪最激昂、建功立业心情最迫切的诗人，中年时两次出塞，对边地生活和塞外风光的体察非常深刻细致。

他的诗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火山的酷热，天山的奇寒，塞外的民俗，将士的征战。他写北国的雪景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写塞北的飞沙是“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走马川行》），写边地的月亮是“银山碛口风似箭，铁门关西月如练”（《银山碛山馆》）。风格豪放，意境开阔，充满雄奇瑰丽的色彩。

岑参边塞诗的主要思想倾向是慷慨报国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难的乐观精神，其艺术特点是气势雄伟，想象丰富，色彩绚丽，风格奇峻。

后人将他与高适合称“高岑”，并评论说“高悲壮而厚，岑奇逸而峭”（《师友诗传续录》），他们共同开创了边塞诗派，为唐诗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

三、李颀

李颀（？～约757年），祖籍赵郡（今河北赵县）。

曾任新乡县尉，不久后辞官隐居，喜爱炼丹修道。与盛唐著名诗人王维、高适、王昌龄等人都有交往。

李颀的边塞诗，以豪迈的语调描写塞外景象，有些诗揭露封建帝王开拓边疆穷兵黩武的罪行。

著名边塞诗有《塞下曲》、《古塞下曲》、《古从军行》等，尤其是《古从军行》，思想和艺术价值都很高。

四、王昌龄

王昌龄（？～约756年），字少伯。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

曾任秘书省校书郎等职。与孟浩然、李白有交往。安史之乱时被濠州刺史杀害。

王昌龄是盛唐极负名望的诗人，有“诗家夫子”之称，后人将他的七言绝句与李白并称，被誉为“七绝圣手”。

王昌龄的七绝以写边塞、从军最著名，如《从军行》、《出塞》等，其中《出塞》被誉为唐代七绝的压卷之作，“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意境开阔明朗，情调激越昂扬，文字精练，音调铿锵。

王昌龄的诗流传下来的有180首，是边塞诗派的重要作者。

五、王之涣

王之涣（688～742年），字季陵。并州晋阳（今山西太原）人。曾任衡水主簿，后辞官回乡。

据野史记载，一次王昌龄、高适和王之涣三人在旗亭饮酒，遇见一群伶官，三人约定，静听歌伎演唱，看谁的诗被唱得多。

不一会儿，王昌龄的诗被唱两首，高适被唱一首。王之涣有点儿沉不住气，指着一位最好的歌伎说：“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即终身不敢与子争衡。”轮到这个歌伎演唱时，果然唱了王之涣的《凉州词》，三人击掌大笑。

可见当时王之涣的诗受到普遍赞誉，流传也是很广的。王之涣的诗激昂奔放，体现了盛唐时期积极昂扬的社会风貌，《凉州词》和《登鹳雀楼》是代表盛唐诗风的名作。

高适曾作诗赞赏王之涣：“才华仰清兴，功业嗟芳洁。”

六、王翰

王翰，字子羽，生卒年不详。并州晋阳（今山西太原）人。曾任驾部员外郎、汝州长史等职。

他的七言歌行咏古叹今，风华流丽，最有名的是《凉州词二首》，尤其是第一首“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悲壮慷慨，以豪放之情写军中生活，是唐代边塞诗中传诵千古的名篇。

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一诗诗题曾在1949年后引起过许多学者的关注。从1959年学界对蔡文姬《胡笳十八拍》的讨论开始，到七十年代程千帆先生和施蛰存先生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分别提出各自的意见，至今未有定论。学者关注此诗题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诗题于流传中异文颇多，不知哪个更接近原貌;二是题目中某些字词意思于今难懂，不知应作何解。笔者在此提出一个新的可能，与学人共同商讨，并望方家予以指正。

一

中华书局最新版王锡九先生《李颀诗歌校注》中对此诗诗题的注解主要引述了程千帆、施蛰存两位先生的观点，虽然各不相同，但在今天看来都有值得商榷之处。下面就此一一进行分析。

（一） 施蛰存先生认同《河岳英灵集》版的诗歌标题，认为《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这是李颀自己写下的原题”，“《唐文粹》《唐诗纪事》《唐音》都照录原题，可知编者都了解题义”。诗题标点应为“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而其他版本的致误之由是：

《河岳英灵集》的编者殷璠在评论李颀时，引述这首诗说：“又《听弹胡笳声》云……”他把诗题简缩为五个字，而在“声”字上读断，这是第一个读破句的人。后人跟他误读，下文的“兼语弄”云云就无法理解了。

施先生解释“声兼语弄”，认为“声”的意思是声音，“语”的意思是胡语胡乐，“唐人对西域来的音乐或歌曲，都比之为胡语”，“弄”则是琴曲，所以此四字是在形容董庭兰弹奏的《胡笳十八拍》“兼有胡笳和琴的声音”（施蛰存《唐诗百话》，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这一解读有两个值得商榷之处。

其一，李颀此诗作于天宝年间，《河岳英灵集》编纂于天宝末年，前后相差至多不过十余年，不应存在编者读破诗题的情况，除非殷璠看到的诗题已令他感到不解，也即是说此诗题传至殷璠已出现讹误。试想，若同为天宝人的殷璠尚且读破句，后来《唐文粹》《唐诗纪事》《唐音》的编者们比殷璠更了解题义的可能性有多少？

其二，将“语”解释为“千载琵琶作胡语”的“胡语”实在有些牵强。检唐诗中若有“胡语”意者，必按一“胡”字。因为琵琶属于胡琴就将琵琶诗中的“语”都解作胡语，进而将其所咏乐曲皆视为胡曲，又以此证明其他音乐诗中出现的“语”也皆为胡曲之意，这样的推断恐怕不妥。随便拿几首诗就可以证明：“小弦切切如私语”（白居易《琵琶行》），“昵昵儿女语”（韩愈《听颖师弹琴》），一是琵琶一是古琴，难道二者所描写的都是胡曲？况且在古代音乐文献中，能否把“胡语”跟“弄”相连并用也值得考虑。以此看来，《唐诗百话》中对此诗题的解释较难成立。

（二） 程千帆先生在《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诗题校释》中认为李颀此诗诗题流传有误，并做出相关校释：

一是“弄”字指琴曲，但是与“声”字并见不可解，因此“弄”或为释“声”字义混入正文的衍文;二是“寄语”及“兼寄语”应当为连文。“寄语”在诗歌中常见，“兼寄”在唐人诗题中常见。同时“语”和“语弄”并非音乐术语。因此程先生认为此题目应为《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房给事》。题目传抄错误的步骤可能是《十家诗集》系统先衍出“弄”字，《河岳英灵集》系统又在此基础上乙“语”与“寄”。《唐诗品汇》系统讹误最大，先衍后乙再缺“声”字（程千帆《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诗题校释》，《程千帆选集》，辽宁古籍出版社）。

程先生的校释也有三点值得商榷。

其一，“寄语”一词的色彩义及其使用习惯。“寄语”一词字典义概括为“传话，转告”，但从感 彩上看，它通常有一种语重心长的、或较凝重或类似传达经验的、犹有深意的味道。如：

寄语后生子，作乐当及春。（鲍照《代少年时至衰老行》）

寄语同心伴，迎春且薄妆。（刘希夷《晚春》）

寄语边塞人，如何久离别。（孟浩然《同张明府清镜叹》）

寄语何平叔，无为轻老生。（刘禹锡《寓兴》其一）

寄语双莲子，须知用意深。（李群玉《寄人》）

包括程先生文中引到的杜甫《驱竖子摘苍耳》“寄语恶少年，黄金且休掷”等也是如此。这其中杜诗“寄语杨员外”（《路逢襄阳杨少府入城戏呈杨员外绾》）有些不同，但此诗题既已标明是“戏呈”，这种“寄语”当属朋友间的诙谐口吻。所以从用法上看，李颀似乎不该因为听了董大的美妙琴曲就犹有深意地“寄语”房管，纵观全诗也并无一丝戏谑之意。此外，检索今存《全唐诗》《全宋诗》，尚未见诗题中有“寄语”二字者。

其二，程先生说“弄”是琴曲术语，可能最初是“声”字释文，因此而衍。但在古代音乐领域，“声”和“弄”的内涵外延并不相同，不当出现以“弄”解“声”的现象。

“声”有时特指五声，有时指某乐器发出的声音，如琴声、笛声、琵琶声、胡笳声等，在乐曲中也指某种声音或情境的表达或再现，比如说琴曲中有凤凰声、胡笳声，“声声犹带发冲冠”（贾岛《听乐山人弹易水》）等。

“弄”在器乐中有两义，动词为演奏音乐，名词为乐曲。《说文》：“弄，玩也。”玩乐器就是演奏乐曲。《世说新语·任诞》中桓子野为王子猷吹笛篇说，桓“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即是。后来应是由动词派生出名词义，所以乐曲也叫“弄”，于是出现以“弄”为曲名者，如同乐府中的“歌”“行”“引”之类，如嵇康《琴赋》：“改韵易调，奇弄乃发。”《南史·隐逸传》载：“宗少文善琴，古有《金石弄》，为诸桓所重。桓氏亡，其声遂绝，惟少文传焉。”等等。再后来其成为古琴的一种专用曲式，如刘宋谢希逸《琴论》：“和乐而作，命之曰畅……忧愁而作，命之曰操……引者，进德修业，申达之名也。弄者，情性和畅，宽泰之名也。”（《乐府诗集》卷第五十七《琴曲歌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而大概正是由于最后一个涵义，让之前的学者们习惯于把目光集中在诗题中的“语弄”和“弄”上。

但是由此可见，“声”绝不是“弄”，“弄”也绝非“声”，二者不应互释。岑参有《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起二句曰：“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是很明显区分了“歌”与“声”。郭茂倩《乐府诗集》引唐刘商《胡笳曲序》说：“董生以琴写胡笳声为十八拍，今之《胡笳弄》是也。”许健解释这段话说：“他（笔者按：董庭兰）是把‘声’加工成‘弄’的。”（许健《琴史新编》，中华书局2012年版）可见“声”是“声”，“弄”是“弄”。观岑参此诗诗题与起句跟李诗有相似之处，而李诗起句“蔡女昔弹胡笳声，一弹一有十八拍”也正是刘序里的意思。

其三，程先生所见《十家诗集》《河岳英灵集》《唐诗品汇》三个系统虽都是明刻本，但《十家诗集》系统所出最晚，《十家诗集》刊于万历年间，其系统中最早的《唐诗二十六家》也刻于嘉靖年间。《唐诗品汇》却成书于明初，最早刻本出于弘治。为何晚出的反而讹误最少？

二

由于李诗流传最广的几个版本诗题意思确实难解，笔者顺着程先生的思路认为此诗题在传抄过程中产生讹误的情况是极有可能的。在此，笔者提出一个新的讹误可能，与学人共商：“语”字或是“调”字之讹，“语弄”应是“调弄”。“声”字或为衍文。理由如下：

（一） “语”与“调”

讹误可能性：形近而讹。

“调弄”二字或本应是连文。从题目传写看，常见四个版本的差异主要在“声”“兼”“语”“弄”“寄”五个词素顺序或者有无的不同上。但不论如何调换，“语弄”两个词素总是连在一起的。说明很可能此二字在原始版本中就相连：

《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河岳英灵集》等）

《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十家唐诗》《全唐诗》等）

《听董大弹胡笳兼寄语弄房给事》（《唐诗品汇》等）

《听董庭兰弹琴兼寄房给事》（《文苑英华》）

“调弄”成词，且是音乐术语，运用广泛。“调”和“弄”本各自有义，合为一词在音乐上有两义。做动词时“调”音阳平，指演奏音乐，特指弦乐，如方干《听段处士弹琴》：“几年调弄七条丝，元化分功十指知。”做名词则读去声，泛指乐曲、曲调。如宋代《张协状元》戏文第二出：“适来听得一派乐声，不知谁家调弄？”钱南扬校注：“谁家调弄，犹云‘甚么曲调’。”（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中又进一步说明这里的调弄指弦乐：

所谓调弄，当不同于“吹”曲破断送，应为琵琶之类。（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编《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调弄”可以用来称呼各种弦乐曲。如唐诗中白居易有诗题《带琵琶弟子谢女师曹供奉寄新调弄谱》，此是琵琶;宋太宗《缘识》其二八：“阮咸初立意，偷得姮娥月。……堪听诸调弄，勾锁无休歇”是写阮;欧阳修《三琴记》“其他不过数小调弄，足以自娱”，陶宗仪《说郛》载宋僧居月《琴曲类集》“凡诸调弄，诸家谱录尽分三古”，则都是写琴。从琴的领域看，“调弄”跟“弄”意思相似。

若从“弄为古琴术语”这一视域中跳出看，诗题写作“调弄”也是完全合理的。

以“胡笳”为名的琴曲在唐代很是流行，今见至少有“大胡笳”“小胡笳”“胡笳弄”“胡笳引”“胡笳曲”等几种不同称呼。而董庭兰在历史上也确实以整理、演奏胡笳曲闻名。除了前引刘商《胡笳曲序》：“董生以琴写胡笳声为十八拍，今之《胡笳弄》是也”，还有元稹《小胡笳引》“哀笳慢指董家本，姜生得之妙思忖”等可为证。“董家本”即指董庭兰整理的《胡笳》谱。

综上所述，可以说刘商《胡笳曲序》中的《胡笳曲》《胡笳弄》正是李诗题目中的“胡笳调弄”。若此说成立，则“调”讹为“语”的时间应该很早，因为今见最早的宋刻《河岳英灵集》就已如此。因此很可能是先有此讹在前，导致后人对此诗题模棱两可，于是有了后来各种版本文字顺序上的调换。

（二） 关于“声”字是否为衍文

衍文可能性：衍诗歌第一句“蔡女昔造胡笳声”中的“声”字。

统观唐代音乐诗，尚未发现“听某人弹某声”的用法。李颀有《听安万善吹觱篥歌》，王昌龄有《听弹风入松阕赠杨补阙》，白居易《听弹湘妃怨》，贾岛《听乐山人弹易水》，顾况《李供奉弹箜篌歌》，李贺《听颖师弹琴歌》等等之类，结构均是：

听+（某人+）弹/吹……+某曲（+赠/寄）（+某人）

其所表述的听弹音乐都是完整乐曲，而非某“声”。且一首诗题中有“声”有“调弄”也略显繁琐。

《唐诗品汇》无“声”字。《唐诗品汇》完成于明初，且被学者公认为“精审”之作，保留了许多前代珍贵文献遗迹。高棅独在此书中于诗题未加“声”字，应该不是漏刻，而是有其他更早版本为依照。

但是“声”字究竟是否确为衍文还值得思考，因为今见宋本《河岳英灵集》中殷璠已简称其为“《听弹胡笳声》”（影宋本《河岳英灵集》，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若为衍，则或者此处与诗题皆衍，如此则很有可能殷璠看到的诗题已经有此衍文。若不衍，则或者因为“声”与“调弄”毕竟不同，因此用一“兼”字，胡笳声不成曲调，展示过后再弹完整的《胡笳》。

三

据此，笔者提出还原此诗题的三种可能：

第一种：《听董大弹胡笳调弄兼寄房给事》。这是于文义而言最顺畅的诗题。若如此，则各家在讹“调”为“语”的基础上：《唐诗品汇》乙“兼寄”“语弄”;《河岳英灵集》衍“声”字，又乙“兼”“语弄”;《二十六家》衍“声”字，又乙“兼寄”“语弄”。

第二种：《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调弄寄房给事》。这是最符合奥卡姆剃刀原理，兼顾可见最早版本和讹误最简的诗题。“声”指琴奏出胡笳乐声，“调弄”指作为完整曲子的胡笳曲。若如此则《河岳英灵集》只讹“调”为“语”。

第三种：《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调弄房给事》。若如此，“调弄”当指调弄谱，与白诗《带琵琶弟子谢女师曹供奉寄新调弄谱》题目相类似。诗人听了胡笳曲顺便把曲谱寄给房给事。“声”字若衍，则“胡笳”指胡笳曲;“声”字不为衍，则胡笳声指奏出胡笳味的琴音。若如此，《唐诗二十六家》只讹“调”为“语”。

以上三种可能的来源或许分属三个系统，且都有更早本子可依。

一个是《唐诗品汇》系统，上文已有分析，此不赘述。

一个是《河岳英灵集》系统。上文提到的宋刻《河岳英灵集》是迄今可见载有此诗的最早本子，明本诗题文字与之相同。

一个是明刻《唐五十家诗集》系统。《唐五十家诗集》中此诗题目与前文提到的嘉靖《唐诗二十六家》及之后《十家》《百家》等各多家诗题文字相同。今学者考证认为该书刻于弘治前，其中收录的个人诗集与可考之宋元本诗集间有密切关系（影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其中《李颀集》收诗109首，与今见最早的正德刘成德刻本《李颀集》（87首）很是不同，与记载中存诗118首的陆涓本或其他别集刻本来源应该也不同，很可能亦另有宋元本可依。而后来的《二十六家》等多家诗诗集对李颀诗的选刻很可能源出此本。

因此，仅从版本上看，虽然《河岳英灵集》为宋刻，依然很难说明哪个系统文字更接近作者原著，也无法由此断定“声”字究竟是否为衍文，这一疑问还需求教于方家了。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文学院）

新书架《李太白全集校注》

《李太白全集校注》（精装全八册）是李白研究大家郁贤皓教授毕生治学经验之结晶。在前贤和今人研究的基础上，郁教授用“竭泽而渔”的方法搜集资料，以认真审慎的态度，通过实证研究的工夫，对李白的全部诗文重新整理编集，删除伪作，补入遗诗逸文，并进行校勘、注释、评笺，从而为学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李白全集校注本，堪称当代李白研究的最新总结。这个总结建立在版本、考据、义理之上，继往开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献意义，将对开创李白研究、唐代文学研究乃至整个古典文学和文化的研究工作的新局面，提供极大便利和裨益。

《李太白全集校注》，精装十六开，全八册，凤凰出版社2015年12月版，定价8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