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李自成兵败后私藏了大量宝藏，这些宝藏最后哪去了？我认为很大可能就是在如今的山西一带以及附d近，理由有两个。一是从李自成兵败后，他的逃跑路线经过山西一带以及附近。大家知道，李自成打下江山后，也攒了不少金银财宝。后来兵败，他逃离北京的时候舍不得那些金银财宝，就带走了一亿两白银以及一百多万两黄金，还把这些金银全部融化，把它们铸成了方便携带的金锭银锭。

然后，一路上向西逃亡。后来，为了便于打仗也为了便于逃命，这些大量的金锭和银锭不好再带了，会拖累他们。李自成不想带着也不想给别人，还有将来再回来找。于是，在逃跑路上他就需要找个地方，把这些金锭银锭埋藏起来。而李自成最后经过的路线就包含了山西大道、南山以及祁县南二十里的孙家河等地。所以，我说很大可能就在山西一带以及附近。

二是后来山西很多人突然发迹，还产生了很多的晋商。大家知道，以前的山西是荒凉贫瘠之地，除了有矿外，其他资源很少，很少有有钱人。可是，只要查阅一些材料，就可以发现这样的记录，即关于晋商使用李自成埋葬宝藏的记录。

比如，晋商万荣县潘家，元丰玖票号股东孙郅都有传他们发现李自成财宝而发家的，亢家也曾得到李自成留下的八百万两宝藏，使得他家成了山西首富。这样一来，大家就能理解了为何在清朝时，晋商突然脱颖而出，成了当时很强大的商帮。因为发现了李自成留下的巨额财宝，有了一大推财富，就有了资本，有了资本就有了商帮就有了后来的晋商，就有了后来著名的平遥古城、乔家大院、常家庄园等等。

不存在。晋商闻名天下时素有北亢南季之称，其实师家也不算是晋商中的大家，然而他家的建筑已经达到这样的规模，可想而知当初的亢家又是何等壮观。不过亢家也因为树大招风引来了灾难，最终亢家的地盘都没有了，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不过是其他晋商的遗址。

船厂牛家是清朝时期的一大豪族，他们与当时的山西亢家、沈阳郎家、河北刘家齐名，被称为“中国北方四大家”。牛家在清朝末年走向了巅峰，而时任家主的第四代传人牛子厚，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牛人”。

（牛子厚旧照）

在清朝初年，牛家还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家族。甚至因为家庭生活困难，牛家人不得不四散逃荒。为了日后方便相认，牛家人砸碎了家里仅有的一口铁锅，家中几兄弟各拿一块，以此作为日后相逢的凭证。

等来到吉林后，牛子厚的祖辈牛金玉先是种地、开垦菜园，后来又进入东部山区挖人参、淘砂金。为了谋生，牛金玉经历了无数磨难，生活过得十分艰苦。但皇天不负有心人，据民间的说法，牛金玉在山区挖到了一块“狗头金”，约有一斤多重。将这块金子变卖之后，牛金玉终于有了创业的资本。

乾隆年间，牛金玉办起了一个兼营油盐烟麻的大车店。当时松花江上舟船络绎不绝，牛家店铺的生意兴隆，事业也开始慢慢做大。嘉庆二年，牛金玉正式将店铺定名为“源升庆”，牛家由此开始建立起他们的商业帝国。

牛金玉死后，牛家产业在牛升云和牛化麟的经营下，规模越做越大。牛化麟病逝后，牛家在吉林已经有了二十多家“升”字号产业，而这一偌大的家业却被传到了仅有15岁的牛子厚身上。

牛子厚在上位之后，并不插手“源升庆”总店和各个分店的经营管理。他以自己独到精明的眼光，大力开拓了绫罗绸缎、金银玉器、粮米、木匠铺、点心铺、金融钱庄等众多行业。

牛子厚的生意策略非常具有超前意识，他投钱给各个店铺，却只是作为财东身份，基本不插手管理。相应地，他举贤用能，让专门人才各司其职。

（被赈济的灾民，图取其意）

这一措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到了后来，牛家的产业几乎涵盖了居民和官绅的所有生活需求。在吉林商会20位会董的选举中，有6位都来自牛家的商铺中。甚至按照当时吉林20万人口来算，几乎平均每20个家庭中，至少就有一人在牛家“升”字号企业中上班。

不仅如此，除了在吉林独霸一方外，牛家的“升”字企业还遍布全东北地区，当时的各种商号共计达到300多家。“升”字企业俨然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超级大企业，这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牛子厚的商业手段。

除了商业才华突出之后，牛子厚“乐善好施大善人”的形象，也是他声名远播的一个重要原因。早在其父牛化麟时代开始，牛家就常常接济当地的贫民。牛子厚继承家业后，直接在吉林开设了“粥棚”，无偿地向穷苦人施予粥饭。后来他又创办了“三皇会”，专门作为当地盲人的聚会场所。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众多百姓流离失所，食不果腹。牛子厚派人在北京城外设立了一个粥场，无偿地向百姓们提供粥饭，“牛善人”的名号自此响彻北方地区。光绪帝和徐世昌，都曾先后向他颁发过“乐善好施”的牌匾。

牛子厚平日里有众多的业余爱好，摄影、园艺、算卦，他均有所涉猎。但他最大的爱好，还得数戏曲。

（光绪旧照）

牛子厚的母亲特别喜欢看戏，但吉林身处边陲之地，通常没有大的戏班来演出。为了帮助母亲看戏，牛子厚在年通过京剧艺人叶春善，请到了北京“四喜班”来吉林演出。在接触过程中，牛子厚对诚恳的叶春善十分欣赏。他请求叶春善开办一个京剧科班，由牛家出资支持，未来可以在吉林和北京两地来回演出。

叶春善思考良久不敢答应，唯恐辜负了牛子厚。不过在牛子厚的多次请求下，叶春善最终还在1904年招收了第一批弟子。

牛子厚有三个儿子，分别叫牛喜贵、牛连贵、牛成贵。他在儿子名字中各取一字，正式将这个科班取名为“喜连成科班”，后又改名为“富连成科班”。

为了让学生学到更好的技艺，牛子厚又聘请了萧长华、苏雨卿、唐宗成等京剧名师分科执教，科班影响力越来越大。

这个科班共培养了700多名京剧演员。像后来誉满全国的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等人，都是这个科班的成员。

牛子厚一生在多个领域取得成功，说他不牛，那谁牛呢？。

一、山西商人的足迹遍布全国

山西商人，尤其是首创中国历票号的山西票号商人，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显赫一时。直至如今还传颂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佳话。

山西商人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清代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可以说，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计价核算，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酿造叫卖。无怪有人说：“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山西商人活动过的地方遗址，至今到处可以看到：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毫州的花戏楼，大都是山西商人创建的；安徽雉河集（涡阳）的山西会馆，曾经是捻军起义的发源地；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无怪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二、山西商品经营资本的发展

山西商业资本开始的时间很早。先秦时代晋南一带就有了商业交易活动。晋文公称霸时，榆次、安邑就已成为有名的商业集镇。秦汉时代，太原、平陆、平遥、汾阳等地已成为重要商品集散市场。唐朝定太原为北京，使太原城成为商业繁华的有名城市，韩愈形容当时的太原是“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山西商人还没有一定组织和突出的地位。

到了宋代，山西商人与徽州商人并称，成为当时中国商业的中坚力量。北宋王朝所需要的战马大多数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辽也急需要宋的手工业制造品。据历史文献记载，宋朝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宋王朝出藏绢2000多匹在山西岢岚买马，又出绢 30000多匹在山西各州府买马，非官方的民间贸易更是频繁。《马可·波罗游记》中写着：“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从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明代全国较大的商业城市有33个，山西就有太原、平阳、蒲州（永济）三处。这时，山西商人的资本积累已相当可观： “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明代末年，山西商人已进入了东北地区，1618年努尔哈赤占领抚顺时，对在抚顺的山西等地的大商人写了“七大恨”，命令他们退回山海关内，可见当时山西商人已经和后金进行着贸易活动。清兵入关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代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从此，东北的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就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 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

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在宁夏，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除了国内贸易外，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我国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