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早在商代后期就已出现记录世系的图谱，但还不属于纸质的谱牒类文献。东汉以后，由于谱牒的政治功用渐趋强化，谱牒类书目迅速增加，逐渐由《汉书·艺文志》术数略下的一个子目变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类目。宋代以后，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缺失，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著作中分属演变的历程，折射出不同历史背景下谱牒社会功用的变化。

关键词：谱牒；源流；分属演变；史部目录

谱牒一词出于《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1]3303。从这句话来看，谱牒应是某种记载有帝王世系的载体。“谱”在《史记正义》中的解释为“布也，列其事也”[1]487。“牒”最早是指“古代用来书写的小而薄的竹简或木片”[2]470。由此推断，谱牒应是一种记载帝王或家族世系的竹简或木片。谱牒作为一类重要的文献分支，对其起源与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分属演变进行研究，对于考察谱牒类书目的历史流变与其在不同背景下功用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一、秦代及秦以前有关谱牒的记载

据陈梦家研究，在商代后期就已经出现了记载直系祖先、宗子名讳的世系表。在《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陈梦家提到，在1506号甲骨上记载有“儿”氏祖先11代的世系名讳，其中两代有兄弟2人，共13位祖先的名字[3]499。暂不论这片甲骨的真伪①，陈梦家所提到的这片甲骨文是刻在龟甲上的，并不是竹简或木片。司马迁也提到谱牒自周以后“乃颇可著”[1]487。由此可推断，我们如今所提到的谱牒主要是指周以后的谱牒资料。

有关周代的谱牒文字记录在战国以后的书籍中有所记载。《周礼·小史》提到：“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4]376郑玄注引郑司农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5]108即谱牒类书目。同时也说明周代设有专门执掌世系的官员——小史。关于周代谱牒的内容，《礼记·内则》也有记载，“(生子)书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6]100，说明在周代谱牒主要是记录人的生卒年月与昭穆世系的书籍。这一时期的谱牒类书目主要有：《世本》《大戴礼记·帝系》《春秋公子血脉谱》等。《世本》也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谱牒类书目。周代出现官修的谱牒类书目，与其分封制、宗法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周建国后实行分封制，周天子将亲属、功臣及古代帝王的后代分封到各地做诸侯王，诸侯在自己的封地范围内再次实行分封，分封制和宗法制层层下移，构成周王朝的统治秩序。如何巩固和维系这两个制度，必然要明确宗法制家族内部世系和嫡庶之分以确保分封制的承袭，谱牒正是将这类承袭关系记载成册，以“奠世系、辨昭穆”，维系周王朝的统治。可以说，宗法制是谱牒类书目产生的直接根源，谱牒类书目有力维持了宗法制的沿袭。

秦王朝建立以后，废除了周代的分封制、宗法制，代之以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这种制度不再分大宗、小宗，同时也切断了血缘与官制的联系。秦始皇下令焚书，将天下“无用”之书焚毁，使谱牒类书目在秦代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公侯子孙皆“失其本系”[7]990。

二、汉唐时期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及原因

《隋书·经籍志》采用四部分类法，将隋代及以前的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四类。乙类为史部，其类下著有“谱系”类。《隋书·经籍志》将史部作为一级类目单独分类，同时将谱牒类书目置为史部目录的一个二级类目，使谱牒类书目开始有一个明确的划分。《隋书·经籍志》共著录“谱系”类书目41部360卷，加上已亡佚的书目共53部1 280卷[7]990。需要注意的是，“谱系”类下有3本书目不可算进谱牒类著作，即《竹谱》《钱谱》和《钱图》，这3本书目与记载家族世系的谱牒类书目毫无关系。另外，除“谱系”类下著录有谱牒类书目外，杂传类下也有很多“家传”，如《李氏家传》《桓氏家传》《太原王氏家传》等[7]977。《辞海》对“家传”的解释为“叙述父祖事迹以传示后人的传记”[2]1040，即将家族中有声望和功绩的人单独列出，为之立传。这一时期的谱牒类著作还是以官修为主，这类“家传”则类似于私修谱牒“家谱”的前身，虽被著录于杂传类下，但也有一些谱牒类著作的特征。《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书目卷数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25卷又15篇相比，明显大为增加。究其原因，应是与东汉以后门阀士族的形成有重要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标准为九品中正制，即将天下士族分为九品，选官用人皆根据郡望品级。世家大族为了延续自身的特权地位，家族婚姻严格恪守“门当户对”的原则。如何准确判断“寒门”与“士族”，防止“冒籍”的出现，这就使得官修谱牒格外重要，其政治功用逐渐突显，但这也造成了“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9]1的局面。正因谱牒的这种功用，使得其时研究谱牒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被称之为“谱学”。魏晋时期涌现出众多的谱牒著作和研究谱牒的大家，西晋蒙挚撰有《族姓昭穆》10卷，东晋南朝的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等祖孙3人是研究谱学的专家。谱学的集大成者是梁代的王僧孺，他将贾弼之的《十八州谱》续为710卷，又撰《百家谱集抄》15卷、《东南谱集抄》10卷等。不可否认的是，这时期谱牒类书目地位的提升和对谱牒的研究盛极一时，与门阀士族制度下对门第、血统、婚宦的重视息息相关。这一时期，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密切。

其二，官修谱牒的衰落和私修谱牒的非公开性。在唐中期以前，谱牒多为官修，且多属于皇族玉牒、天下郡望谱、天下姓氏录等著作，用以确定姓氏郡望和门第品级。唐朝除唐太宗、武则天、唐高宗朝3次修撰谱牒外，之后再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组织过大修谱牒，官修谱牒逐渐衰落。宋代以后，反映一家一姓之谱系的私修谱牒书目繁多，是因其在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史学价值，也无政治功用，无需上报朝廷。这类谱牒多被供奉在家族祠堂中，作为“敦宗睦族”的象征而存留。朝廷并不收藏这类书目，对此无可著录之书，《四库全书总目》和《清史稿·艺文志》对这类家修谱牒没有任何的著录，只有前朝遗留的少量总谱类著作，同时也因数目太少只能著录于类书类下。

《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的谱牒类下。《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杂谱牒类书目五十五部，共一千六百九十一卷”[10]2013。之所以将其著录为“杂谱牒”类，是因为在“杂谱牒”类下不仅著录了谱牒类书目，同时又著录了很多“家传”。“家传”类书目多数时间是著录于“传记”类下，因而称之为“杂谱牒类”。《新唐书·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7家39部1 617卷，“王元感以下不著录二十二家，三百三十三卷”[11]1501-1502。与《旧唐书·经籍志》不同的是，《新唐书·艺文志》又将家传类著作重新置于杂传类，并在谱牒类下增加了很多之前从未著录的“家谱”类书目，这些“家谱”类书目卷数很少，多为1卷。如《谢氏家谱》1卷，《东莱吕氏家谱》1卷等[11]1501-1502。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谱系类书目相比，这些“家谱”类书目显然是记录一家一姓之谱系，与前代州谱、百家谱相比，更多地带有私人撰修的性质。

唐朝之所以会出现私修家谱类书目，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关。自隋代创立科举制以来，选官用人的标准逐渐从姓氏郡望变成分科考试，这使得众多寒门子弟通过读书进入了官僚阶层，高门士族直接晋升的渠道被阻断，官修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逐渐被削弱。唐朝统治者曾3次大规模地组织撰修谱牒，目的却不是维系世家大族的地位，而是通过撰修谱牒，提高皇族和新晋官员的门第等级，贬低旧的世家大族，扶植新的官僚势力。如唐太宗朝撰修的《氏族志》将博陵崔氏由一等姓氏降为三等，唐高宗朝撰修的《姓氏录》更是将五品以上的官员全部列入士族。应该说这时期的官修谱牒在很大程度上被统治者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从侧面来看，旧士族被削弱，新士族逐渐发展壮大，新士族的壮大推动了记载有一家一姓之谱系的新谱牒产生，但这类新谱牒书目毕竟只占少数，官修谱牒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谱牒类书目依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三、宋以后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中的转变

宋代是目录学著作发展的高峰时期，出现了众多的私修目录学著作，目录学著作的攀升标示着有更多的史家对书籍类目划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宋史·艺文志》史部目录专门增设“目录”类，共著录目录学书目68部607卷[12]5148。“谱牒”依然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宋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10部437卷[12]5152。与“新旧唐书”相比，总卷数明显减少，这与唐末五代以来战乱频繁使大批谱牒类书目散佚和宋朝科举取士更加完善使得谱牒的政治功用迅速丧失有关，“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三代”[9]1。宋朝官修的目录学著作《崇文总目》史部目录下专设“氏族”类，主要著录谱牒类书目，共41部，计113卷[13]92。南宋郑樵的私修目录学著作《通志》将谱牒类书目著于卷66“艺文略”下，是谓“谱系”类。比前人有所进步的是，郑樵又将谱系类书目详加划分，分为“帝系、皇族、总谱、韵谱、郡谱、家谱”等6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70部2 411卷[9]619，这个数目明显超过之前目录学著作所记载的书目，基本上包括了宋代及以前的谱牒书目。总谱著录43部1 074卷数量居首，家谱数目为次，共68部250卷。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也是私修目录学著作，该书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姓氏”类下，共计33部，只是列出书名，并没有记载书目卷数[14]13。该书在“姓氏”之外，又设“谱录”类，但并不著录谱牒类书目，而是像《考古图》《端砚谱》《竹谱》等[14]24，是对政区、事物进行注述的图谱类著作。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270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史部“谱牒”类下，共计21部71卷[15]1709。此外，宋朝的欧阳修、苏洵也先后创新了修谱体例，被后世称为“欧谱”“苏谱”，直到近代都是私家谱牒编撰的样板。可以看出，自唐末五代以来，宋代谱牒类书目有逐渐复兴的趋势，这与宋代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政府对于累世同居大家庭的提倡有关。在宋代，民间宗族组织明显增多，民间修谱(私修谱牒)的数量也随之攀升，谱牒类书目的政治色彩明显减弱。

《明史·艺文志》依然遵循《宋史》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方法，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之下。《明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38部504卷[16]2420，且只是明代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包括前朝，这个数目也可算是繁多了。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这时的“谱牒”类目已位于史部目录的最后，预示着谱牒类书目在史部目录中地位的变化。《明史·艺文志》所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多数为私修谱牒。实际上自唐中期以后，除皇族玉牒外，官修谱牒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私修谱牒逐渐占据主导。另外，在宋以后，“家传”类著作无论是“传记”类还是“谱牒”类，皆没有著录，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家谱”类著作。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是《明史·艺文志》的蓝本，《千顷堂书目》在史部目录下置“谱系”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30余部，大部分为家谱、宗谱、家乘等[17]269-289。这些书目的卷数明显超越《新唐书·艺文志》只有1卷的界限，少则3～4卷，多则60余卷，反映出明政府明显放松了对私家修谱的限制。另外，明代家庙、祠堂类建筑显著增多，反映出社会宗族意识的复苏。这时期的谱牒基本不具备政治功用，同时，由于统治者对私家修谱和民间建庙、修祠堂没有过多的限制，使得谱牒类书目“敬宗保族”的社会功能渐趋突显。

清乾隆朝官修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目录下已无谱牒类书目，说明这时的谱牒类书目已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子部目录下置“谱录”类，但并没有著录谱牒类书目，只是“器物、食谱、草木虫鱼鸟兽”之属，真正的谱牒类书目被置于子部类书类下。所谓“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18]1141。清代学者认为谱牒类书目无类可归，所以置于类书类下，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清代目录学著作中地位迅速下降，已经算不上史书，只能分属于类书。《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谱牒类书目有：《古今同姓名录》2卷、《元和姓纂》18卷、《古今姓氏书辨证》40卷、《帝王经世图谱》16卷、《万姓同谱》146卷附《氏族博考》14卷等，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多，且多是姓氏总谱[18]1141-1153。《四库全书总目》对著录的每一种书目都有文字简介，如著录作者及书目流传状况等。《清史稿·艺文志》与《四库全书总目》相同，谱牒类书目同样被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有《历朝人物氏族汇编》10卷、《氏族笺释》8卷、《姓氏谱》6卷、《类纂》50卷等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22卷，并附有作者姓名[19]4366-4367。

谱牒类书目从《汉书·艺文志》到《明史·艺文志》一直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地位明显下降。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两方面。

其一，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消失。魏晋南北朝是谱牒发展鼎盛的时期，“谱学”也发展成为一门显学，这是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最为密切的时期。谱牒规定了门第等级，门第等级又与选官用人相联系，这使得谱牒类书目的地位迅速攀升。在《隋书·经籍志》中谱牒类书目开始单独分类，成为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类目。唐中期以后，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大为减弱，虽然谱牒也作为统治者的斗争工具被使用，但随着科举制的完善、皇权的加强，这种功用逐渐消失。唐末五代以来的战乱使世家大族分崩离析，有的迁往南方，有的在战乱中衰败，谱牒类著作也大批散佚。战乱过后，由于谱牒实际功用的缺失，这些世家大族并没有对散佚的谱牒进行重新纂修，而是任其消亡。宋代以来，政府放松了对私家修谱、建庙的限制，人们的宗族意识又逐渐活跃起来，但再也不可能形成像东晋那样“王与马共天下”的世家大族了，谱牒的政治功能基本不复存在。正是因为谱牒没有了政治功用，也使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迅速下降。在《明史·艺文志》中谱牒已被置于史部目录的末端，到《四库全书总目》时则完全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

《汉书·艺文志》是第一部流传至今的目录学著作，沿用刘歆的六分法，除“辑略”外，将汉及以前的天下图书分为6类，分别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术数略下置有“历谱”类。所谓“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8]1767，主要用于记载汉代的天文历和四时历。其中也包括2种谱牒类书目，即《帝王诸侯世谱》20卷和《古来帝王年谱》5卷，共25卷[8]1766。另外《世本》15篇在六艺略下也有著录，与史部书目著录在一起[8]1714。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多次提到“谱牒”一词，并将其作为史料来源之一，但从《汉书·艺文志》对谱牒类书目的分属方式及著录卷数来看，谱牒类书目在这一时期显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四、结 语

谱牒自商周时期起源，隋以后逐渐成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社会功用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也导致其在目录学著作中地位的变化。实际上从古至今，代表家族意识的谱牒始终没有消亡。如今，国家重提“家庭、家教、家风”问题，使人们的视野又重新审视传统的家族观念。今天仍有很多家庭在撰修家谱、族谱，重新认识自己的家族文化。谱牒“敦宗睦族”的社会功能至今仍然适用，尽管它的政治功能已不复存在，但其作为维持家族和睦、维系社会和谐的纽带作用仍然存在。

注 释：

① 关于这片甲骨的真伪,学界有不同看法：陈梦家、李学勤、于省吾等学者皆认为此甲骨为真品,而郭沫若、董作宾、胡厚轩等学者则认为是伪刻罗格斯大学的陈光宇教授于2016年又发表《儿氏家谱刻辞综述及其确为真品的证据》(《甲骨文与殷商史》,2016年第6辑,第267-297页)一文，力证“儿氏家谱”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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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文琪(1996- )，女，江苏丰县人，在读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宗族史、区域社会史研究

桓氏首一位出现于历史上的桓氏著名人物，便是春秋时宋国的司马桓魋；战国秦有将军桓齿；晋朝十一将军：桓石秀、桓石虔、桓尹、桓冲、桓雄、桓云、桓涛、桓温、桓霍、桓谦、桓振。他们辅佐晋王朝治理天下，付出了很大的贡献；西汉有汝南名士桓宽，桓宽以小巧玲珑满腹经纶而扬名几十年，其大司马桓温、荆州刺史桓冲、右将军桓伊、江州刺史桓玄等就是代表，唐有宰相桓彦范……等。 谯国郡：亦称谯国、谯郡。东汉朝建安年间(公元196～220年)，将沛郡分出一部分设置了谯郡，治所在谯县(今安徽亳州)，仍隶属豫州刺史部所辖之沛郡，其时辖地在今安徽、河南两省之间的一带地区。三国时期辖地在今安徽，河南两省的灵璧县、蒙城县、太和县、鹿邑县、永城县间一带地区。

怀远县：怀远县地处安徽省北部，位于淮河中游，在淮北平原的南端。境内有荆、涂两山夹淮对峙，又当涡、淮两河汇流之处，形势险要，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我国出现南北分裂对峙的局面时，怀远经常成为争夺角逐的战场，因而这片地方的名称，历代迭经变更，归属亦有所不同。怀远历史悠久，上可追溯到距今四千二百多年前原始社会的唐、虞时期，怀远就设有涂山氏国。夏禹王娶涂山氏女为妻，他治水凿山的遗迹至今犹在。夏禹五年(戊寅，公元前2203年)在涂山南麓的一个村落大会天下诸侯，以后称为“禹会村”。夏、商两朝，全国分为九州，怀远属徐州地。西周时期徐州并入青州，怀远分属青、扬二州地。春秋、战国时期，东周王朝名存实亡，诸侯各自为政，互相兼并，天下大乱，连年战争，怀远归属无定，先后属吴、楚之境。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以淮水为界，淮北为泗水郡，淮南为九江郡。西汉时期，仍以淮水为界，怀远设四个侯国、两个县，在淮水南设当涂、曲阳两侯国，属九江郡；在淮水北设平阿、义成两侯国和龙亢、向县两县属沛郡。王莽新朝时期，当涂曾改名山聚，曲阳改名延平亭，平阿改名平宁。东汉时期，当涂国复改为县，沛郡改为沛国，原设之县未动，仅平阿、义成县改属九江郡。三国时期，怀远地属魏境，龙亢改属汝阴郡，义成、平阿、曲阳三县属淮南郡。当涂、向县撤废。西晋太康九年(戊申，公元288年)，龙亢改属谯国，复设当涂，与义成、曲阳、平阿三县，同属淮南郡。东晋南迁，将当涂侨置于江南(即今之当涂县境)。后改置马头郡。南北朝时期，争夺剧烈，先属南朝宋地，郡治未变，新设零县。龙亢并人蕲县。北齐时期，淮北地区尽失，属北朝魏地，设已吾县，属马头郡。以后南朝梁又占领，除龙亢属下蔡郡，已吾属沛郡，义成属临淮郡外，又设葛山县。其后怀远复被北朝北齐占据，设荆山郡改原当涂为马头县。已吾、义成并为临淮县，曲阳并人定远。隋朝时期，将荆山郡撤废，改设涂山县属锺离郡。唐朝时期，把涂山县并入锺离县，属锺离郡。五代十国时期怀远属南唐，仍为钟离县。其后周世宗据有淮北时，在怀远设“镇淮军”。北宋时期仍因唐旧制。南宋时期，淮北一度成为金国之地，将怀远改设荆山镇。金国灭亡后，南宋收复怀远，复设荆山县。宋宝佑五年(丁巳，公元1257年)于怀远设“怀远军”，辖荆山县，地跨淮河两岸。“怀远”名称亦自此开始。宋景炎元年(丙子，公元1276年)农历2月怀远军投降元军。元朝至元二十八年(辛卯，公元1291年)农历1月撤废怀远军，与荆山县合并，改称怀远县，属濠州，隶于安丰路。从此怀远县名沿用至今。明朝时期，怀远初属应天府，后改属凤阳府。清朝时期，初属江南省凤阳府，后改为安徽省凤阳府。辛亥革命后成立民国，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公元1914～1928年)，属安徽省寿县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县。民国二十七年(戊寅，公元1938年)，怀远属安徽省阜阳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县，民国三十七年(戊子，公元1948年)，怀远属寿县第十行政专区辖县，直到怀远县解放。抗日战争时期，怀远县部分沦入敌手，在***领导下，建立了宿(县)怀(远)县抗日民主政府。同时民国怀远县政府逃避到龙亢区的褚韩湖，怀远县城内则有伪怀远县政府盘踞。解放战争期间，在县境内涡河南北建立怀远、宿怀两县人民民主政权。1949年1月17日怀远全境解放，3月怀远县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属宿县专署辖县，全县共辖城关、胡疃、河溜、包集、双桥五个区，五十七个乡。1956年怀远县属蚌埠专署辖县，1961年恢复宿县专署，仍为属县，1983年7月起改属蚌埠市辖县至今。 谯国堂：以望立堂。

怀远堂：以望立堂。

龙亢堂：东汉经学大师桓荣，字春卿；谯国龙亢人(今安徽怀远龙亢镇)，东汉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汉光武帝刘秀请桓荣入宫教授太子刘庄，从此恩遇日隆。桓荣与子郁、孙焉教五位帝王经书，被誉为“三代御先生，五位帝王师”，官至少傅，汉明帝时封关内侯，龙亢桓氏由此出名。

匡晋堂：晋朝桓氏有十一个将军(桓石秀、桓石虔、桓尹、桓冲、桓雄、桓云、桓涛、桓温、桓霍、桓谦、桓振)来匡扶朝廷，因称“匡晋堂”。

景氏图腾

景姓来源

一、出自春秋时期的楚国公族，是由楚大夫景差而来的姓氏。相传，景差是楚国贵族，人仕后官至大夫，子孙为了加以纪念，便以他的名字为姓，成为最早的一批景姓人。

传说中的黄帝是中华民族共同祖先之一，与炎帝齐名。炎、黄二帝相传是同母异父兄弟。

黄帝原姓公孙，因为长期居住在姬水一带的轩辕之丘，就改姓姬，号轩辕氏。以后因封国在有熊，又号有熊氏。他生活的时代大约在4500年以前，活动的地域大体在今天陕西、河南、河北沿黄河一带。

炎帝，相传是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一说即神农氏，是姜姓部落的始祖，生长在姜

水附近。姜水在今陕西省岐山县的东面，是渭河的支流。又传说炎帝陵在今陕西宝鸡，湖南酃(1ing)县等地。

相传炎帝末年，道德衰败，社会混乱，诸侯之间互相侵伐。南方几个黎族的首领蚩尤带兵北进，一直攻到河北涿鹿的原野之上。黄帝率领部队与蚩尤在此展开了一场血战，最后将蚩尤军队包围起来，全部消灭，并活捉了蚩尤，在涿鹿把蚩尤杀掉了。

以后又经过了多次征战，黄帝在阪泉之野(今河北省涿鹿县矾山镇七旗村)打败了炎帝，使炎帝势力退避到南方。从此，天下安定，黄帝被中原各部落尊推为共同的领袖。后来黄帝部落又与炎帝部落合并，统称华夏族，即中华民族的前身，于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把自己称作“炎黄子孙”。黄帝活了110岁，死后葬在今陕西省黄陵县桥山。每年的清明节，海内外的华人前往黄帝陵，祭祀自己的共同始祖——轩辕黄帝。

黄帝共有4个妃子，一共生有25个儿子，而得姓的儿子只有14人。他的正妃嫘祖是西陵氏的女儿，发明了养蚕缫丝、制作衣服。所以，嫘祖后来又被祀为“先蚕” (蚕神)。她生有两个儿子，一个是玄嚣，一个是昌意。其中昌意生乾荒，乾荒生颛顼，颛顼之孙生老童，老童生有两个儿子黎和吴回，都担任祝融这种火官之神，历史上又称祝融氏。吴回生陆终，陆终之后的季连 (芈姓)一支，楚国诸姓都是由此衍生而来的。在其发展中芈姓形成了庞大的姓氏团体，约略有二百余种，楚公族三大姓之一的景姓就包括在内。

相传，炎帝教民农耕，被尊为神农氏。《帝王世纪》云：“神农氏，姜姓也。”炎帝初都陈，又徙鲁。鲁地的齐国乃炎帝姜姓之后裔的所在地。相传春秋时，齐景公之后乃以景为氏。

二、出自战国时期的齐国，也与公族有关。周敬王时，齐国国君杵臼去世，谥号为景，世称齐景公。他的支庶子孙以他的谥号为姓，也姓景。

周代贵族，生前封爵位，死后有谥号。谥号是一种社会地位与精神荣誉的象征，故贵族的谥号也成为其后裔之姓氏。春秋周敬王时，齐国君主杵臼去世，谥号为“景”，史称齐景公，其支子即以谥号之“景”为氏，景丑、景春，为其后裔。

三、改姓、冒姓

改姓 因某种特殊原因，不得不更改。常见的有帝王赐姓，避讳改姓，避祸改姓，复音姓氏单音化等等。还有一些少见的改姓现象，即单音姓氏复音化，以及避耻改姓、避嘲改姓等等。此外，在姓氏发展史上，因音讹与省文也是常见的两种改姓现象。明代忠烈之士景清，本耿姓，后改姓景。景清的改姓，到底应属于何因，至今仍未找到有关文献，有待进一步考证。

冒姓 是改姓的一种，系因被人收养，或因母改嫁，或为赘婿等等，而改取他人之姓。如三国时期的曹操本姓夏侯氏，因其父为曹腾收养，遂冒姓为曹。

旁族别支

景氏的主要渊源有二，一是黄帝一支，楚国，芈姓的后裔；一是炎帝一支，姜姓，齐景公的后裔。与其同源的姓氏主要有：

昭氏，芈姓，楚公族也，以族为氏。《楚辞》云：昭、屈、景，楚之三族也。

伍氏，芈姓，楚大夫伍参之后也。

能氏，楚熊挚之后，避难改为能氏。

鬻氏，芈姓，楚鬻熊之子鬻拳之后也。

班氏，芈姓，楚若敖生斗伯比，伯比生令尹子文，为虎所乳，谓虎有斑纹，因以为氏。

翠氏，芈姓，楚将景翠之后。

苗氏，源出于芈姓，是以地名命名的姓氏。

成氏，芈姓，春秋时期，楚国君的儿子字成虎，他的后世子孙取其“成”字为姓，亦称成氏。

建氏，芈姓，楚太子建之后。

屈氏，芈姓，楚公族也。是以封地命名的姓氏，春秋时楚武王的儿子瑕任楚国莫敖，被封在屈邑。

潘氏，芈姓，周代楚国王族的后代。

尚氏，姜姓，齐太公之后也。

桓氏，姜姓，齐桓公之后，以谥为氏。

查(2ha)氏，源于芈姓。春秋时，楚国有公族大夫封邑在查，其后代子孙称查氏。

荆氏，源出于芈姓。西周初年，楚国先君熊绎被封在荆山一带，国号为荆，直到春秋初期才改为楚国。楚文王以前的荆君，有庶出子孙以国号为姓，称荆氏。

庄氏，春秋时楚国君旅，死后谥号为“庄”，他的后世子孙以其谥号为姓。

熊氏，商末鬻熊之后，楚国公族以芈为姓，国君以能为氏。

四、少数民族中的景姓

满族是我国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于东北三省。

满族称姓氏为“哈拉”，称家族为“穆昆”。最初一个哈拉就是一个穆昆，后来随着人口繁衍，家族分支与“随任驻防”，调往别处。原来的穆昆又分化出数个新穆昆。他们的得姓途径和汉族有许多相似之处。以居住地为氏，以部落名称为氏，还有帝王赐姓，沿用女真族旧姓，因分居、迁徙改姓等情况。除此之外，还有满姓汉化，即指满族使用汉族姓。其中的随名姓之说，从这里可以寻找到满族中景姓的得因。随名姓有两种形式：一是以父祖名字中的一字作为子孙的姓氏，这与先秦汉族“以王父之字(或名)为氏”是一样的；再一个是以本人名字的第一字为姓。由于满姓译成汉文长达好几字，称呼起来不方便，因此往往称名不称姓(族姓)，因而在长期的习俗中造成了以本名第一个字为姓的做法(当然他还有自己的族姓)。《清稗类钞》也云：“满蒙两族之姓氏，不著于世，辄以其名之第一字，相呼为姓。流俗不察，遂以为其祖父子孙不同姓矣。”

满族中的景氏名人还为数不少，景固勒岱、景安、景廉、景星、景善等，将在以后章节中予以介绍。

朝鲜族 主要分布于我国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州地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朝鲜族的主要聚居地。中国朝鲜族的近一百多个姓氏中，景姓也占有一定比例。

中国朝鲜族人的祖辈是从朝鲜迁移过来的。17世纪末开始零星迁徙，到19世纪 60年代中叶以后，当时由于朝鲜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再加上1869年其北部遭受大饥荒，使得大批朝鲜灾民陆续迁入我国延边地区定居下来。

阿昌族是居住在我国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陇川、梁河、潞西及保山专区的腾冲、龙陵等县，其中约90％的人口聚居在陇川县的户撒区和梁河县的遮岛、大厂区。阿昌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汉族文献中对阿昌族先民的记载始见于唐代，“阿昌”这一族称是在元代开始确定的。据史书记载，阿昌族的先民早在 13世纪就已居住在今保山、腾冲、梁河一带。从明代起，大批内地汉族移进阿昌族地区，对阿昌族的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特别是户撒、腊撒地区，至今仍有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建筑物和墓碑，具有汉族文化的特点。阿昌族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风俗习惯、宗教、姓名等方面都受到汉族的影响。

阿昌族取名一般取褒义，寄寓美好的愿望。同一辈分的兄弟姐妹，名字中的一字多取相同的，或有某种关联的字，这点与汉族有共同之处，从名字上即可看出是否属同辈。

傣族，傣族人原本无姓，后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而陆续得姓。有的是因为傣汉通婚，傣族姑娘嫁给汉人，生了孩子用父亲的姓；有的是学校老师为了便于称呼而给定的姓；更有趣的是“生随师姓”，解放后，学校里出现了老师姓什么，全班同学都姓什么的现象。

家谱家谱文件家谱文件景姓家谱介绍 景姓家谱介绍

谱牒学与姓氏学密切相联，互为影响、补充。如果说姓氏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姓氏的来历和发展演变，那么，谱牒学则是研究“一家一姓之史”。所谓“谱”，即按照事物类别或系统编成的表册，如家谱、年谱。所谓“牒”，系指古代的书板，如玉踩、金牒，特指谱牒。谱牒学中的“谱牒”，即家谱与玉牒之总称。家谱俗称族谱或宗谱，又称家乘支谱、世谱。皇族的家谱称作玉谱。总之，谱牒是一个家庭或宗族的世，系表谱。

据《史记》记载，不但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三代(夏、商、周)上古“中国”地区的华夏族古帝是源出黄帝同根同宗的本家，而且周边地区古代其他民族也出自黄帝一系。如《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瑞高阳。”高阳(黄帝之孙)生称(即伯服)，称生卷章(即老童)，卷章生重黎、吴回，吴回在帝喾时主管火政，号祝融氏。吴回生陆终，陆终生昆吾、参胡、彭祖、郐人、曹姓、季连等六子，分衍出己、董、彭、秃、坛、曹、斟、芈八姓(祝融八姓)。其中，第六子季连(芈姓)的后裔鬻熊为楚国的开山鼻祖。

景氏源自芈姓和姜姓，是一个较为古老的姓氏。它也承继中华民族传统，有自己的家族文化，修家谱也包括在内。但因天灾人祸，目前仅看到的是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和河北大学图书馆的：浙江“余姚周行景氏宗谱”，共六卷，景怀燕传辑，民国28年，念祖堂木刻本六册。还有清光绪二十三年吉林四平景姓一支景文玺修的《景氏族谱》。

家谱文件景姓字辈 景姓字辈

辈份字行，又称班辈，字派。它是同一血缘姓氏秩序的标志，同时也起着严格与其他堂、房、支系相区别的作用。此项工作一般要由本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辈制订。多见四言骈文、五言骈文，此习俗至今仍有流传。

浙江《余姚周行景氏宗谱》的辈份字行：

大、瑞、之、传，咸、，阡、、忠、艮。

枚、卜、功、臣，作、善、降、祥。

敷、求、哲、人，明、徵、定、保。

家、用、平、康，奉、先、思、孝。

谋、及、乃、心，（忄享）、德、允、元。

践、修、厥、猷，齐、圣、广、渊。

训、其、成、式，嗣、守、遗、绪。

垂、裕、后、昆，彝、伦、攸、叙。

从十三世起换次轮名，不得紊乱。排行十六句，共六十四字十六条，由本族人腥仙公所编次。

清光绪二十三年景文玺修《景氏族谱》，吉林四平景姓一支辈份字行为：

逢、瑞、增、时、胜，

元、良、宁、先、道。

桓氏一族发迹于桓温的父亲桓彝，桓彝是谯郡龙亢（今安徽省怀远县西龙亢镇北）人，最初在齐王司马冏麾下任骑都尉，晋元帝时受封安东将军，之后“累迁中书郎、尚书吏部郎，名显朝廷”（《晋书》）。桓温是桓彝之子，晋明帝的女婿，受到中书监何充的赏识，被封为荆州刺史、安西将军。虽有皇亲的光环照耀，但桓温能有后来的地位，客观上说，是靠真本事打下来的。其时，北方的后赵政权与西南的成汉结盟，对东晋形成半包围之势，两害相权取其轻，灭掉成汉便成为东晋的首要目标，而完成这一任务的正是桓温，桓温也因此在朝中名声大振，后来升至大司马，长期执掌朝政大权。

桓温的三次北伐，虽然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却在客观上打出了东晋的威风。第一次，主要对手是氐族的前秦政权，一直打到霸上（长安以东），北伐军很受欢迎，“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晋书》），但是由于后来粮草不济，只得退兵；第二次，打败姚氏的羌军，收复了洛阳。但随后便被刚刚兴起的前燕慕容氏击退。第三次，是与前燕慕容氏对峙，开始时势不可挡，占尽先机，最终在枋头（今河南汲县东北）一役，遭到前燕大将慕容垂的骑兵伏击，铩羽而归。

桓温有篡晋室自立的野心。攻灭成汉、三次北伐，都是在树立自己的威信，捞取政治上的资本，为最终的篡立做着前期准备。“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耶”（《世说新语》）的名言，便是出自桓温之口。桓温在有生之年虽没能实现篡立的目标，却奠定了家族不可动摇的地位。到了他的儿子桓玄时，终于起兵反叛，逼迫晋安帝禅位，于公元404年建立桓楚政权。桓楚政权被刘裕的北府军打败后，桓氏家族余众仍与晋室对抗多年。桓氏一族的反叛，也让本就日趋没落的东晋朝，变得更加摇摇欲坠，最终被刘宋所取代。

桓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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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宣武帝桓温 桓豁 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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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武悼帝桓玄(桓楚建立者) 桓石虔 楚帝桓石绥 楚帝桓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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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帝桓振

说明1桓荣生二子:桓雍、桓郁。

桓郁生六子:桓普、桓延、桓焉、桓俊、桓酆、桓良。

2桓焉生二子:桓衡、桓顺。

桓顺生桓典。桓典生桓范。桓范生桓楷。桓楷生桓颢。桓颢生桓彝。

桓彝生五子:楚宣武帝桓温、桓云、桓豁、桓秘、桓冲。

楚宣武帝桓温生六子二女:桓熙、桓济、桓歆、桓祎、桓伟、楚武悼帝桓玄、次女桓伯子(嫁王愉)、某女桓氏(嫁王裕之)。

楚武悼帝桓玄生桓升。

桓云生桓序。

桓豁生八子一女:桓权、桓石虔、桓石秀、桓石民、桓石生、楚帝桓石绥、桓石康、桓石松、桓女幼(嫁庾宣)。

桓秘生桓蔚。

桓冲生七子:桓嗣、楚帝桓谦、桓脩、桓崇、桓弘、桓羡、桓怡。

桓济生桓亮。

桓石虔生桓洪(长子)、楚帝桓振、桓诞(第五子)。

桓石秀生桓稚玉。

桓嗣生桓胤。

3桓酆生桓麟。桓麟生桓彬。

4桓良生桓鸾。桓鸾生桓晔。

(资料来源于：王衍钊新编《龙亢桓氏世系表》 )

桓温，字元子，一作符子，谯国桓氏代表人物。桓温谥号宣武。其子桓玄建立桓楚后，追尊为“楚宣武皇帝”。

桓云，字云子，东晋将领，升平四年卒，赠平南将军，谥曰贞。

桓豁，字朗子，东晋将领，桓彝次子，太元二年（377年）八月丙辰日逝世，享年五十八岁。朝廷追赠司空，谥号为敬。

桓秘，字穆子，东晋将领，桓彝第四子，桓温之弟，官至散骑常侍。 桓嗣，桓冲长子，嗣子，官至建威将军、江州刺史。

桓谦，桓冲次子，封宜阳县开国侯，东晋官至西中郎将、荆州刺史。后桓玄掌权，以他为侍中、卫将军、开府、录尚书事。桓玄篡位后领扬州刺史，封新安王。桓玄、桓振相继败死后投奔姚兴，终被刘道规所杀。

桓修，桓冲子，东晋官至征虏将军、江州刺史。桓玄掌权后进抚军将军。桓玄篡位后任抚军大将军，封安成王。后被刘裕所杀。

桓崇，桓冲子。

桓弘，桓冲子。

桓羡，桓冲子。

桓怡，桓冲子。

桓玄（369—404）字敬道，一名灵宝，东晋大司马桓温少子，深受桓温钟爱。桓温临终，命为继嗣，袭爵南郡公，时年五岁。

桓玄七岁时，守丧三年期满，原桓温属下的文武佐吏都来向桓玄叔父，荆州刺史桓冲告别，桓冲抚摸着桓玄的头告诉他：“这些人都是你家的故吏！”玄应声痛哭，哀动左右，众人无不惊异。数年之后，桓玄长成了一表人才，容貌不凡，风神疏朗，博综艺术，又善作文。他自恃门第高贵，才华出众，常常以英雄豪杰自居，令人望而生畏，朝廷也有所疑虑而不加擢用。

直到二十三岁，桓玄才被拜为太子洗马。时人纷纷议论桓温晚年有不臣之迹，桓玄兄弟因此遭到排抑。朝廷只让他们作些无权的闲散官。有一次，桓玄去拜见琅邪王司马道子，正值饮宴，宾客满座。司马道子突然睁着两只醉醺醺的大眼对众人说：“桓温晚年想造反，是不是？”桓玄吓得汗流浃背，拜伏在地，不敢起身。琅邪王骠骑长史谢重举起手板回答说：“已故宣武公（桓温）废昏立明，功过伊尹、霍光，人们的种种议论，应当有所识别。”道子点头，桓玄这才爬了起来。从此，桓玄的心中更加惴惴不安，对司马道子恨得咬牙切齿。

后来，桓玄出补义兴太守，郁郁不得志，曾登高眺望震泽，愤懑叹息说：“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便弃官回到了自己的封国。桓玄向来不甘屈居人下，他为自己出身元勋之门却负谤于世而愤愤不平，乃上书晋孝武帝。疏中说：

先臣蒙国殊遇，姻娅皇极，常欲以身报德，投袂乘机，西平巴蜀，北清伊洛，使窃号之寇系颈北阙，园陵修复，大耻载雪，饮马灞浐，悬旌赵魏，勤王之师，功非一捷。……

先臣勤王艰难之劳，匡复克平之勋，朝廷若其遗之，臣亦不复计也。至于先帝龙飞九五，陛下之所以继明南面，请问谈者，谁之由邪？谁之德邪？岂惟晋室永安，祖宗血食，于陛下一门，实奇功也。

自顷权门日盛，丑政实繁，咸称述时旨，互相扇附，以臣之兄弟皆晋之罪人，臣等复何理可以苟存圣世？何颜可以尸飨封禄！若陛下忘先臣大造之功，信贝锦萋菲之说，臣等自当奉还三封，受戮市朝，然后下从先臣，归先帝于玄宫耳。若陛下述遵先旨，追录旧勋，窃望少垂恺悌覆盖之恩。

奏书送到朝廷，犹如石沉大海。

桓玄闲居江陵，优游无事。荆州是桓氏发迹之地，桓温、桓豁、桓冲等兄弟子侄先后任荆州刺史数十年，故吏宾客遍布荆楚各地，根深叶茂，人多势众。桓玄甚为骄横，江陵士民怕他比怕荆州刺史殷仲堪还厉害。而殷仲堪是一个玄学名士，资望不深，对桓玄也甚为敬畏。有一回，桓玄到刺史厅前跑马，手持马矟在殷仲堪面前比比划划，摆出一副要刺杀的架势。殷中堪的中兵参军刘迈看不下去，讥刺说：“你的马矟之技有余，只是精通义理则不足。”桓玄满脸不高兴，殷仲堪见势不妙，大惊失色。桓玄离去，殷仲堪指责刘迈说：“卿是狂人！桓玄晚上派人刺杀你，我岂能相救？”他让刘迈回建康躲避。桓玄果然派人来追杀，刘迈勉强逃脱。征虏将军胡藩路经江陵，对殷仲堪说：“桓玄志趣不同于常人，一副怏怏不得志之态，将军过份优崇他，恐怕于将来不利。”殷仲堪听了很不高兴。

吞并殷、杨

太元二十一年（396）九月，晋孝武帝醉卧内殿，被张贵人杀死，太子司马德宗即位，是为安帝。安帝不辨寒暑饥饱，是个著名的白痴皇帝。太傅、琅邪王司马道子专制朝政。司马道子嗜酒如命，一天到晚喝得昏头昏脑，不问政事，尚书左仆射王国宝与从弟王绪专权用事，威震内外。当时，青、兖二州刺史王恭，荆州刺史殷仲堪士马强盛，王国宝、王绪劝司马道子削弱方镇兵权，加强中央实力。消息传出，内外骚动。桓玄备受朝廷排抑，早已心怀不满，见有机可乘，乃游说殷仲堪，挑唆说：“王国宝一向与诸君作对，唯恐不能早点对你们动手。现今既掌大权，与王绪互为表里，他们想撤谁换谁，无不如意。孝伯（王恭字孝伯）贵为皇上太舅，为朝野所重，他们一时不敢轻动，唯有先拿你开刀。你是先帝提拔的，破格居方面重任，但人们未必认为合适，都说你虽有思想意趣，却不是作方伯的人选。倘若朝廷下诏征你作中书令，用殷�为荆州刺史，你该怎么办？”殷仲堪回答说：“这件事我担心很久了，不知足下有何高见？”桓玄又说：“王国宝奸诈凶狠，天下所知；王孝伯疾恶如仇，有过人之处。你赶紧秘密派人游说王恭起兵，以匡正朝廷，对他说你将率全荆士众顺流而下，推举他为盟主。我等亦当奋起追随，如此天下莫不响应。此事若能实现，乃是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勋业啊！”殷仲堪仍犹豫不决。不几天，王恭派使者送信到江陵，邀殷仲堪与桓玄共同匡正朝廷，殷仲堪表示应允。

安帝隆安元年（397）四月，王恭以诛王国宝为名，起兵京口。司马道子惊慌失措，杀王国宝、王绪以释众怒，王恭遂罢兵回到京口。殷仲堪直到得知朝廷诛王国宝后才派兵进据巴陵，旋亦退兵。事后，桓玄趁机提出要作广州刺史。司马道子惧怕桓玄，又不愿让他久居荆楚，便任命他为假节、建威将军、平越中郎将、督交广二州诸军事，兼广州刺史。桓玄受命，但并不赴任，仍然留居江陵，以等待时机。

第二年，王恭联合豫州刺史庾楷，以讨伐江州刺史王愉及谯王司马尚之兄弟为名，再次起兵京口。桓玄、殷仲堪一齐响应，共推王恭为盟主。司马道子不知所措，慌忙把军权交给十六岁的儿子司马元显，自己只顾酗酒。殷仲堪拨出五千军马交给桓玄，命南郡相杨佺期与桓玄同为先锋，自己率兵二万殿后，挥兵沿江东下，直达湓口。王愉毫无戒备，仓惶逃奔临川，为桓玄偏将所擒。桓、杨乘胜直驱建康，桓玄大败台军于白石，又与杨佺期进军横江。这时，北府兵名将刘牢之被司马元显所收买，刘牢之倒戈，王恭兵败被杀；庾楷也兵败，投奔桓玄。刘牢之率北府兵抵御荆州军，桓玄、杨佺期只得回军蔡洲。为了分化荆州军，司马道子采纳桓冲之子桓修的建议，任命桓玄为江州刺史，杨佺期为雍州刺史，桓修为荆州刺史，而贬黜殷仲堪为广州刺史。殷仲堪一听诏命，大为恼怒，催促桓玄、杨佺期进兵。桓玄、杨佺期得到好处，不想出兵。殷仲堪一气之下遽然回军荆州，遣使告谕蔡洲兵众说：“你们如不各自散归，我到江陵便杀尽你们的家人。”于是，杨佺期部将刘系立即带领二千人西上，桓玄等大惧，都赶快撤退，至寻阳才赶上殷仲堪。桓玄由于兵力有限，羽毛未丰，需要殷仲堪相助；殷仲堪丢掉了荆州刺史，也需依仗桓玄的声望。三人便在寻阳重新结盟，桓玄被推为盟主，大家共同约定，不接受朝廷诏命；又联名上书朝廷，为王恭伸冤，要求处死司马尚之，刘牢之等人。司马道子被迫让步，宣布恢复殷仲堪的荆州刺史。这次起兵，桓玄取得江州，得到最大的实惠。他被推为盟主后，更加骄矜，每以寒士裁抑杨佺期。而杨佺期为人骄悍，自以为出自北方高门弘农杨氏，最恨别人瞧不起，在盟誓坛上就想发难袭击桓玄，但被殷仲堪制止了。桓玄觉察到杨佺期有异谋，暗中有了吞并他的打算。

不久，殷仲堪等人的矛盾渐渐激化起来。殷仲堪担心桓玄跋扈，遂与杨佺期结为婚姻，相互支援；桓玄敌不过殷、杨二人，害怕被击灭，于是上书朝廷，要求扩大都督区，壮大实力。司马道子、司马元显也想借机挑起矛盾，让他们互相残杀，以达到坐收渔翁之利的目的，遂下令分杨佺期所督长沙、衡阳、湘东、零陵四郡归桓玄管辖，又以玄兄桓伟取代杨佺期之兄杨广为南蛮校尉。杨佺期受到损害，火冒三丈，即刻调集人马，声称援救洛阳，暗中想联合殷仲堪共击桓玄。殷仲堪顾虑重重，既畏惧杨佺期兄弟骁勇，难以对付；又担心桓玄一旦被击灭，杨氏兄弟得势，自己反而受害，故极力予以阻止。杨佺期孤掌难鸣，只好忍气吞声，偃旗息鼓。

隆安三年（399），荆州发大水，平地水深三尺，殷仲堪赈恤饥民，仓库空竭。桓玄早想火并殷、杨，见时机已到，率军乘机西上。首先袭取了屯积粮草的巴陵，继而进兵杨口，败殷仲堪之侄殷道护，随后占领距江陵二十里的零口。殷仲堪见大势不妙，急召杨佺期相救，终因粮草奇缺而惨败，双双为桓玄所杀。

隆安四年（400）三月，桓玄一举夺得荆、雍二州，随即上表朝廷，求领荆、江二州刺史，朝廷授以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宁七州，后将军，荆州刺史，假节，以桓修为江州刺史。桓玄不满意，上疏坚持领江州，朝廷不得已，加桓玄都督江州及扬豫八郡，并领江州刺史。桓玄得寸进尺，又提出以兄伟为冠军将军，雍州刺史，以侄子桓振为淮南太守，朝廷都不敢不从。这时，浙东一带的农民起义正风起云涌，势不可挡，朝廷忙于派兵镇压，无暇西顾。司马元显代父执掌朝政后，继续用佞臣，树亲党，聚敛无度，朝纲紊乱。加之桓氏子弟布列朝野，势力强大，故桓玄的种种非分之求，朝廷都有求必应。

桓玄独霸荆楚，兵强马壮，乃广树腹心，安插亲信。以兄伟为江州刺史，镇夏口；以司马刁畅为辅国将军，督八郡，镇襄阳；派遣桓振、皇甫敷、冯该戍湓口，控扼寻阳。迁沮、漳蛮人两千户于江南，设立武宁郡；招集流民，立绥安郡。又在各郡置郡丞。朝廷下诏征广州刺史刁逵、豫章太守郭昶之入朝，都被桓玄擅留不遣。桓玄踌躇满志，自以为东晋天下三分有其二，而司马氏气数已尽，故多次指使人替自己上祯祥、献符瑞。

篡晋称帝

隆安五年（401）末，桓玄写信指斥执政说：“今日朝廷显贵心腹，谁是时流清望？岂能说没有佳胜者，只是不能信任罢了。因为住昔朝政的失误，才酿成今日之祸患。朝廷上的君子，怎能没有看法，但因有身家性命之虑，故不敢说话。我忝任在外，所以能揭露事实。”司马元显读后大为恐慌，准备征讨桓玄。桓玄部下、武昌太守庾楷则担心桓玄结怨朝廷，一旦失败而祸及自己，暗中派人与司马元显联系，答应作为内应，司马元显大喜。桓玄派人切断长江航运，致使建康漕运不佳，公私匮乏，官军士兵不得不以谷皮、橡子充饥，给司马元显造成严重困难。

元兴元年（402）一月，司马元显以镇北将军刘牢之为前锋都督，以前将军谯王司马尚之为后部，称诏举兵伐玄。官军将要出发，桓玄堂兄桓石生时为太傅长史，及时送来了紧急秘密报告。桓玄原以为扬州一带闹饥荒，农民起义尚未剿灭，朝廷顾不上讨伐自己，正可待机积蓄力量，观衅而动。及接到桓石生的报告，得知司马元显兴师问罪，心中不免恐惧起来，打算固守江陵。长史卞范之献计说：“公威名远扬，谋略震动天下，司马元显乳臭未干，刘牢之不得人心，如果兵临京畿，恩威并施，则土崩瓦解之势可翘足而待，哪有延敌入境而自己削弱自己的道理？”桓玄闻言大悦，当即留下桓伟守江陵，上表朝廷，率师沿江东下。兵抵寻阳，发布檄文，列举司马元显的种种罪行。檄文传到京都，司马元显吓得不敢下令开船。桓玄兴师甚失人心，自觉以下犯上，惟恐将士不为所用，常怀返旆之计。及至兵过寻阳，不见台军踪影，不禁大喜过望，将士们也个个精神振奋，沿路如入无人之境。兵抵姑孰，击败谯王司马尚之，襄城太守司马休之弃城而逃。当时，刘牢之兵屯冽洲，桓玄遣使劝降，刘牢之即敛手归降。桓玄挥兵直驱建康城外的新亭，司马元显不战自溃，弃船逃回京城，与其父司马道子在相府相对而泣，终被桓玄所擒。

桓玄攻入建康后，矫诏自命为总百揆，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扬州牧，领徐州刺史；又加假黄钺、羽葆鼓吹、班剑二十人等，署置丞相府的大小僚属。奏请杀司马元显、谯王司马尚之、尚之之弟恢之、允之及庾楷父子等人；流放司马道子到安成郡，未发而毒杀之；解除刘牢之的兵权，用为会稽内史。继而布置亲信占据要津，任命桓伟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领南蛮校尉；堂兄桓谦为左仆射、加中军将军，典掌选举；桓修为右将军、徐兖二州刺史；桓石生为前将军、江州刺史；心腹卞范之为丹阳尹，王谧为中书令、领军将军。改年号为大亨。不久又辞去丞相，自署太尉，领平西将军、豫州刺史，并给自己加以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奏不名的殊礼。

同年四月，桓玄出镇姑孰，姑孰当长江重要渡口，既是豫州治所，又是建康的西南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镇姑孰既可以控制朝廷，又可以掌握军事上的主动权，可谓一举两得。桓玄虽出居外镇，但朝中大事都要向他请示报告，小事则由桓谦、卞范之处理。

桓玄当权之初，还能有所作为，政治颇有起色。他大力整肃朝纲，黜凡庸之辈，远奸佞之臣，选用贤才，时局有所好转，京城内一时欢欣鼓舞。为了革除岭南贪污奢糜的弊政，他选派良吏吴隐之出任广州刺史。吴隐之以身作则，廉洁奉公，短期内使岭南风气为之一变。为此，他大加赞赏，称道吴隐之“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革奢务啬，南域改观”，①提拔吴隐之为前将军，赐钱五十万，谷千斛。他曾试图革除豪强兼并，强弱相凌，百姓流离的劣政，但因阻力重重，加之政令繁密而无法实行。针对晋末佛教开始盛行、伤政害民的弊端，桓玄还提出沙汰僧尼，打击寺院经济的主张，并亲自下达了淘汰僧尼的命令，命令中说：

佛所责无为，殷勤在于绝欲。而比者陵迟，遂失斯道。京师竞其奢*，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以之倾匮，名器为之秽黩。避役踵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其所以伤治害政，尘宰佛教，固已彼此俱敝，实污风轨矣！

他规定，除了那些精通佛理、恪守戒律的佛教徒外，其他僧尼一律淘汰，还俗为民，“严为之制，速申下之”。

然而这一切不过是昙花一现，奢豪之态不久复萌，政令无常，朋党互起。这时三吴发生大饥馑，饿殍遍地，户口减半，会稽郡人口只剩三、四成，临海、永嘉郡死亡殆尽，殷实人家也竟身穿罗纨，怀抱金玉，闭门相守而饿死。在这种情况下，他加紧篡权的步伐，首先大杀北府旧将以绝后患。吴兴太守高素、将军竺谦之、竺朗之、刘袭、刘季式、冠军将军孙无终等人皆无幸免。刘轨、刘敬宣、高雅之、袁虔之、刘寿、高长庆、郭恭等被迫北逃，分别投奔南燕和后秦。接着，他让朝廷以平元显之功，封自己为豫章公，又以平殷仲堪、杨佺期之功，封桂阳郡公，然后改赐子侄。又让发诏避其父桓温讳，有姓名同者一律更改，赠其父马氏豫章公太夫人。

元兴二年（403）二月，桓玄为提高威望，上表请率领诸军扫平河、洛，然后指使朝廷下诏制止，便称“奉诏故止”。九月，使朝廷拜自己为楚王，封十郡，加相国，总百揆，备九锡，楚国置丞相以下官属。为制造舆论，他上表请求返回藩镇，然后自作诏挽留，再上表固请，逼天子出手诏坚留。他还暗中指使人献祯祥，呈符瑞，诡称钱塘江边的临平湖多年淤塞，现已湖开水清。又称江州百姓王成基家的竹子上降有甘露，命百官大加庆贺。历代都有隐士，偏偏此时没有，桓玄觉得不光彩，赶紧派人找来了西晋著名隐士皇甫谧的六世孙皇甫希之，先让希之隐居山林，提供各种费用，再征为著作郎，然后又指使希之故意推辞不接受，称之为高士。时人觉得很可笑，戏称这种隐士为“充隐”。

桓玄性贪鄙，喜爱奇珍异宝，终日珠玉不离手。别人有好字画及佳园美宅，都千方百计地据为己有。不好意思当面抢夺，就以赌博为手段，变着法儿夺取。甚至不惜派遣臣僚四出，到处掘果移竹，连数千里外的佳果美竹都被挖得干干净净。又喜欢阿谀奉承，厌恶臣下进直言。法令无常，随心所欲，一会儿想废钱币而用谷帛，一会儿又想恢复肉刑，结果事事无成，至使朝野失望，人不安业。

正当桓玄得意之际，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至。其兄荆州刺史桓伟突然病死，桓伟最受桓玄信赖，被视为左膀右臂，桓伟一死，桓玄顿感孤危。不久，殷仲堪的余党、新野人庾仄合众七千，起兵襄阳，赶走了守将冯该；南蛮校尉庾彬等人谋为内应，江陵震动。桓玄之侄桓亮也以讨伐庾仄为名，乘乱起兵罗县，自称平南将军、湘州刺史。这两次事件虽很快被平定下去，但却给桓玄以巨大的精神压力。与此同时，北府兵的中级将领刘裕、何无忌等人又正在酝酿起兵，无疑给桓氏政权造成了最严重的威胁。形势在逆转，如不赶快禅代，皇帝梦难免成为泡影，桓玄急不可待。但北府兵的将士们是否答应？桓玄不放心。堂兄桓谦秉承桓玄旨意赶赴彭城，试探地问刘裕：“楚王功高德重，朝廷的意思是想禅让，你们以为如何？”刘裕诡谲地回答，“楚王，宣武之子，勋德盖世，晋王室衰微，早失民望，趁机禅代，有什么不可以！”桓谦乐滋滋地说：“你说可以就可以了。”桓玄得到报告，便放心地称起皇帝来。

元兴二年（403）十二月三日，桓玄即皇帝位于姑孰，改年号为永始。迁晋安帝于寻阳，封为平固王；追尊其父桓温为宣武皇帝，庙号太祖；立其妻刘氏为皇后，大封桓氏兄弟子侄为王，文武加官进爵。随后迁居建康宫，修缮宫室，大兴土木，催促严急，上下疲于奔命，朝野不得安宁。为显示皇帝的尊严，特命工匠制作一辆特号大车，车内可坐三十人，用二百人推着走；为炫耀自己的聪明，百官奏事或一字写得不合体，或语句有些毛病，都要挑出来指摘一番，甚至贬官降职。事必亲躬，或亲自安排值日官，或自选令史一类的小官，诏令一道接一道，主管官员应接不暇。而朝纲大事不抓，法度不立，奏案堆积如山。性喜游猎，常常夜以继日，性情又急躁，呼召严厉，刻不容缓，宫禁内一片喧哗，不成体统。百姓疲累，朝野劳瘁，怨怒思乱者十室有八九。

短命而亡

次年二月，刘裕经过周密部署后，联络北府兵将领刘毅、何无忌、刘昶、刘道规、诸葛长民等人正式起兵。首先占领京口，斩徐州刺史桓修；进攻广陵，杀青州刺史桓弘，随后率兵直扑建康，沿途又杀死前来抵抗的著名猛将吴甫之、皇甫敷。桓玄得知二将被杀，吓得魂不附体，急忙召来一些方士对刘裕等人施行巫术。并问众臣僚：“朕会失败吗？”曹靖之回答说：“神怒人怨，臣实在害怕。”桓玄又急又气，命桓谦、卞范之率兵二万出城御敌。刘裕率众奋击，桓谦诸军顷刻溃散。桓玄闻报，匆匆携带儿子桓升、侄子桓浚，在几千亲信的护卫下，从南掖门仓惶出逃。路遇参军胡藩，胡藩劝他组织抵抗，桓玄一言不发，只顾用马鞭指天，意思是说“天亡我也！”然后策马疾驰，直奔石头城，乘船浮江西去。沿途忍饥挨饿，有时整天吃不上一顿饭，左右弄来一些粗粮，咽不下去，几岁的小儿子桓升在他胸前背后使劲按摩，桓玄悲不自胜。

桓玄一行逃到寻阳，江州刺史郭昶之提供器用、兵马，这才松了一口气。于是挟安帝继续西逃，途中自己作起居注，叙述如何抵御刘裕事，自吹算无遗策，只因诸将违背节度，以致造成败局，并非用兵的过错云云。桓玄只顾覃思著述，却把御敌大事抛到了九霄之外。起居注写成后，派人宣示远近。

四月，桓玄一行逃到江陵，荆州刺史桓石康迎入帐内。喘息未定，即忙着派人在城南搭造帐篷作为临时宫室，重新署置百官，以卞范之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