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来讲人们通俗的意识范围里的本国国花都是牡丹

“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牡丹的国色天香从古至今，一直被人们颂赞不己。壮丹的栽培历史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就已有记载，到了唐宋，牡丹的栽培技术己有很大的发展。在唐朝，牡丹更是艳压群芳，被誉为“花王”。“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这里的长安花，就是牡丹。明朝迁都北京，在极乐寺内遍植牡丹。清朝时有一位亲王到极乐寺观赏牡丹，题匾曰：“国花寺”，可见远在清朝，壮丹就己戴上国花的桂冠。

中国的牡丹茧声世界，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还以中国牡丹的人工栽培创造新品种为例，作为“自然选择与人工选择学说”的论证材料。世界各国人民也非常珍爱牡丹，在八世纪，中国牡丹传入日本，1330年传入法国，1656年传入荷兰，1820年进入美国，至今已有20多个国家栽培中国牡丹。

牡丹与中国文化密不可分。传说唐朝武则天冬日醉酒，令百花开放，唯壮丹抗旨未发，被贬洛阳。这倒使洛阳壮丹获得了“天下第一”的美称。由此也可看出，牡丹不惧*威，不畏权贵， 不为困苦逆境所折服的品性， 正与中华民族特殊气节相吻合。明朝时，山东曹州(蒲泽)的牡丹又盛极一时，而博得“牡丹之乡”的美誉。

早期:

一、隋炀帝与牡丹

604年隋炀帝杨广继位，于东都洛阳天辟西苑。隋炀帝好奇花异石，曾三下江南搜寻。并派人将各地收集到的牡丹种植在西苑中。据唐人的<海山记>记载:炀帝辟地二百里为西苑，诏天下进花卉。易州进二十牡丹，有飞来红、袁家红。醉颜红、云红、天外红、一拂黄、延安黄、先春红、颤风娇等名贵品种。在皇家园林中，大量地种植牡丹，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可见隋炀帝对牡丹的爱好。

二、杨贵妃与牡丹

杨贵妃尤好牡丹。唐开元年间，宫廷内开始重视牡丹，并在兴庆东沉香亭前、骊山行宫等处，栽植数种红、紫、浅红、通白等色牡丹。花初开，杨贵妃带众宫女游赏花间，如醉如痴。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杨国忠初因贵妃专宠，上赐以木芍药(即牡丹)数本，植于家。"因贵妃专宠，喜爱牡丹，唐明皇也作为宠爱之物把牡丹赐给了她的哥哥。

三、武则天与牡丹

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并州文水县人。

在历史上曾有武则天贬牡丹到洛阳的传说，将武则天描写成一个暴君。其实不然，她是一个极富感情的人，并县尤好牡丹。据舒元舆《牡丹赋序》说：“天后之乡，西河也，有众香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异，天后（则天）叹上苑之有缺，因命移植焉。”这正说明了武则天的家乡，早就种有许多牡丹，而县品种“特异”，已超过京城的许多品种，因此，将家乡的珍稀品种移到都城来。

后来，武则于在洛阳建立武周神都时，将长安的一些牡丹带到洛阳来，是合乎常理的事。

四、欧阳修与牡丹

欧阳修，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十,陵（今江西吉安市）人。他善散文、诗词，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在洛阳作推官时，发现“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皆插花。花开时，士庶况为遨游”。这时的洛阳城，无论民家，还是官院，植满牡丹。欧公大为感动，于是遍访民间，将洛阳牡丹的历史、栽培、品种，以及风俗民情作了详尽的考察，写成了我国第一部牡丹专著《洛阳牡丹记》。

五、周师厚与牡丹

周师厚，字敦夫，鄞（今浙江省鄞县）人。宋皇祜进士，官至荆湖南路转运判官。周师厚于神宗熙宁三年三月路过洛阳，“精栏名圃，赏及牡丹”。元丰四年，又一次来到洛阳时，他看到李德裕的《平泉山居草木记》、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等花谱，就按照这些文字记载，在洛阳各处寻讨不同的花品，元丰五年二月写成《洛阳牡丹记》。

六、陆游与牡丹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绍兴）人。宋代杰出的诗人、史学家、书法家、爱国将领、民族英雄。

他在四川作官时，曾多次春游四川彭县的丹景山及当地民间，称“牡丹在中州，洛阳为第一；在蜀，天彭为第一。天彭之花，皆不详其所自出”，“大抵花品近百种”。后来，他著了一本《天彭牡丹谱》。

七、刘禹锡与牡丹

刘禹锡，字梦得，洛阳人，祖籍中山（河北定县），曾任洛阳太子宾客，又称刘宾客，唐代著名的诗人。在他众多的诗中，有许多是赞美牡丹的，其中以《赏牡丹》驰名天下：

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八、卞氏大参公与牡丹

卞氏大参公，号济之，苏州枫桥人，宋代官陕西参知政事。为官清正廉洁，深得民心。宋末，元人入侵，南宋败亡，乃隐退姑苏城，后来为避世乱，全家迁至盐城东溟镇（今便仓镇），并携红、白两株牡丹栽于家中。这就是现在的“枯枝牡丹”。

据《盐城县志》、《卞氏家谱》记载：“卞氏始祖向取二色牡丹之意，而在植花明志，取红者，以示报国赤诚忠心；取其白者，以示为官清正廉洁。”

九、宋单父与牡丹

宋单父，字仲儒，唐开元时，洛阳人，植牡丹名家，尝植牡丹千种，红白斗色。被皇上召至骊山，植牡丹万株，其品种名不相同。皇上赐金千两，宫迁人皆称他为花师。

十、达尔文与牡丹

查理达尔文，英国的博物学家，进化论者，他曾对中国牡丹的演化过程作了认真的研究，并把中国以人工培育牡丹的例证写入他的巨著《物种起源》里，作为他生物进化论学说的论据。

十一、慈禧与牡丹

慈禧，清代皇后，自幼受民族传繁育 文化的薰陶，非常喜欢牡丹。在故宫御花园和其他园林园中种了许多牡丹，就在她“垂帘听政”时曾将牡丹定为国花，并于颐和园修筑国花台。

十二、花木兰与牡丹

花木兰，相传隋唐时延安花源村人，她是家喻户晓的巾帼英雄，以抗敌御边，替父从军而留芳千古。她在“壮士十年归”时，路过洛阳、长安，看到当地农家种了许多美丽的牡丹，于是将种子采集后，亲手种于万花山上。她的家乡就在万花山下。

十三、蒲松龄与牡丹

蒲松龄，清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他善于用“鬼神”小说来揭露现实的阴暗面，辑成《聊斋志异》一书。文笔流畅，寓意深长，其中有以牡丹为题材的两篇小说《葛巾》和《香玉》，以花写仙，以仙喻人，文章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和史料性。

十四、周家琪与牡丹

周家琪，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牡丹专家，北京林学院花卉教研组主任，毕生致力于牡丹的研究工作，他所主持的“牡丹芍药花型研究”课题获林业部科成果二等奖。

他1986年逝世后，由北京林学院园林系牡丹研究小组刘淑敏、王莲英、吴涤新、秦魁杰等同志，将其生前研究成果整理出书，书名《牡丹》，为中国牡丹的研究写了光辉的一页。

十五、喻衡与牡丹

喻衡，中国当代牡丹专家，现为山东农业大学教授，致力于中国牡丹，主要是菏泽牡丹与洛阳牡丹的研究工作，并亲自考察过江浙一带。著有《曹州牡丹》、《菏泽牡丹》、《牡丹花》等专著。

十六、翟树勋与牡丹

翟树勋，河南园艺家，牡丹专家，荥阳人，曾任洛阳市政协委员，河南省园艺学会事理，洛阳市牡丹公园工程师。他为洛阳牡丹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一生从事牡丹的栽培和研究工作，对牡丹品种了如指掌。在他晚年，因眼疾，视力减退，但他仍赁着以往积累起来的实践经验，只要用手摸一下牡丹的叶子或芽子，便知道是何品种他熟知200多个品种，被同行誉为“当代的活牡丹谱”。

牡丹别称鼠姑、鹿韭、白茸、木芍药、百雨金，又有洛阳花，富贵花和“花中之王”之美称。李时珍《本草纲目》说：“牡丹以色丹者为佳，虽结子而根生苗，故谓之牡丹。” 牡丹为毛莨科芍药属落叶小灌木，有三十多种。现代庭园种植的牡丹均为原始牡丹演化和杂交而来。 牡丹五彩缤纷，雍容华贵，被誉为国色天香，是花中之王。我国人民把牡丹看作是人类和平、幸福、繁华与富足的象征。牡丹不仅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还有相当重要的药用价值，牡丹根和皮均是名贵的中药材。 菏泽古种曹州，素“雄峙列郡”，“一大都会”之誉。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史不绝书。 曹州牡丹种植有数百年历史。宋时牡丹以洛阳为多，自明开始种植中心已移至曹州。发展至今菏泽已有几百个牡丹品种，数千亩牡丹田，每年谷雨前后，曹州牡丹连阡接陌，艳若蒸霞，蔚为壮观，堪称中华之最。

但现今却迟迟没有发布具体有关国花的确立信息牡丹于是成为人们心中的通俗所指

一、宗庙、祠堂概说(1)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键盘左右键(← →)可以上下翻页 全屏阅读

宗庙的起源甚早。商代甲骨卜辞中大量的祭祀祷文，就是占卜之后由主持者在当时国王的宗庙中举行的仪式上宣读的。据《诗经·大雅·緜》所咏唱诗句为：乃召司

空，乃召司徒，俾立家室，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周人的祖先太王一到周原，立刻就命令官民，建立宫室、宗庙、大社；周原出土的先周甲骨刻辞中也

有

祠，自蒿于周周原甲骨刻辞编号为H11：117。考释见徐中舒《周原甲骨初论》，《四川大学学报丛刊》十，《古文字研究论文集》，1982年。的记载，这

是对周王从镐京往岐山周原的先王宗庙进行春祭活动的一条记录。这说明宗庙的历史与汉人宗族的历史一样悠久。祖先祭祀活动是宗族存在的基本方式和重要标志，

也是它的人文价值所在。因此，古人把宗庙看得非常神圣，所谓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

《诗经·大雅·緜》

作庙翼翼郑笺。《十三经注疏》上册，第510页。的说法，不仅象征着迁居、立朝的合法性，甚至还带有生存合法性证明的意义。

由于周代实行的是贵族政治，社会上各个等级拥有的宗庙数量，就受到非常严格的等级规定。如在《礼记·祭法》中有以下一套复杂的制度：

(1)天子七庙：考庙（父）、王考庙（祖父）、皇考庙（曾祖）、显考庙（高祖）、祖考庙（始祖），此五庙一月一祭；另有二祧庙（一昭一穆），高祖以上远祖入祧庙。祧庙不受月祭，只在冬至时接受一次祭祀，称为尝

。

(2)诸侯五庙：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此三庙受月祭；另有显考庙、祖考庙，受

尝祭。

(3)大夫三庙：考庙、王考庙、皇考庙，都只受

尝祭。显考和祖考不另设庙。

(4)上士二庙：考庙、王考庙，只受 尝 祭。皇考以上都不另设庙。

(5)中士一庙：考庙，王考无庙。

(6)庶人无庙。

如此等级分明的规定，一方面是为了适应贵族政治的身份要求，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除了贵族以外，当时其他阶层中的宗族组织还没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对祖先的追

溯，也远未达到王族、贵族的水准，因此，在先秦文献中，完善和典型的宗庙系统只与天子宗族，即所谓的王族相连。而在其他阶层中，由于宗庙数受到非常严格的

限制，宗庙的意义显然不够完备。但在文献中，无论存在多少等级差别，凡是为祭祀祖先而建造的建筑物，宗庙仍是最基本的通称。在元朝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九

一《宗庙考》中，所谓的宗庙就涵盖了全部，其中包括天子宗庙、后妃庙、私亲庙、功臣配享庙、诸侯宗庙、大夫士庶宗庙等等。

战国以后，随着政治等级制度的进一步深化，人们开始将

宗庙专归于祭祀历代帝王，相当于国庙系统，而对帝王以下各阶层宗族祭祀本族祖先的场所，则出现了 祠堂

的称呼。如楚国屈原流放到汉北，彷徨山泽，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

《楚辞集注》卷三《天问》王逸注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49页。。

祠 ，或特指春祭。《说文》：

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辞也，其时青黄不接，可祭物品缺乏，故以宣读文辞为主。或泛指祭祀。《公羊传·桓公八年》： 春曰祠

，东汉何休注：祠犹食也，犹继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亲，继嗣而食之，故曰祠，因以别死生。 祠堂

之意主要指后者。由于秦代非笑圣人，荡灭典礼，务尊君卑臣，于是天子之外，无敢营宗庙者司马光《文潞公家庙碑》，吕祖谦编《宋文鉴》卷七六，文渊阁《四库

全书》集部总集类二。，祠堂这一名称就进一步从帝王宗庙系统中分离出来（例如在著名的西汉宫廷庙议

中，就没有 祠堂 的地位参见拙著《西汉礼制建设之一

庙议》，汤志钧等《西汉经学与政治》第六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不过，那时的祠堂与后世不同。首先，它大多建立在墓地

边上，而不是像后世那样，总把祠堂建于宗族居住地的中心。《汉书·霍光传》：复土起冢为祠堂

；司马光也说：

汉世公卿贵人，多建祠堂于墓所，在都邑则鲜。同上引司马光文。其次，它也不一定都属宗族所有。许多官吏在职期间颇有政绩，当其调转升迁，当地人民为抒感怀

纪念之意，集资为其建造

生祠，此风兴起于汉代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二《生祠》： （《汉书》）《于定国传》： 父于公为县狱吏，郡中为之立生祠，号曰于公祠。

《汉纪》：栾布为燕相，有治迹，民为之立生祠。

此后世生祠之始。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中册，第1268页。，对后代的影响也很大，为保佑一方平安的

地方神祠堂（名目甚多），亦来源于此。如香港新界石湖墟的 周王二公书院 为纪念将当地居民从清初

迁海令的浩劫中拯救出来的广东巡抚王来任、两广总督周有德二人，由当地各界人士集资，于康熙中期建立 报德祠 一座，后来改称

书院，并成立了相应的神诞祭祀组织。参见田仲一成著、钱杭等译《中国的宗族与戏剧》第一篇第一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另可参见拙文《祭祀圈与民

间社会以平阳县腾蛟镇薛氏忠训庙（大夫殿）为例》，郑振满、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99

414页。韩国学者朴元镐《方仙翁庙考 以淳安县方储庙的宗祠转化为中心》，《

家庭·社会·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山书社，1999年，第459 462页。，就属于这一性质。

唐、宋年间，上层官僚、士大夫宗族所立 祠堂 大多改名为

家庙。比如，唐代流传下来许多 家庙碑 、 先庙碑 之类，而很少见有称

祠堂碑的。唐末社会大乱，各级家庙大多毁于战火。宋朝建立以后，为防止重新出现豪强割据，朝廷曾严令禁止各类宗族设置家庙。庆历元年（1041），仁宗颁布赦书，许文武官立家庙

《宋史·宋庠传》。王曙也奏请三品以上立家庙，复唐旧制；文彦博请定群臣家庙之制。，但人们仍心有余悸，

因循顾望，不敢奉行。一直到十几年以后的仁宗皇祐年间，由朝廷正式下令，允许大臣建立家庙，才逐渐 复唐旧制

。从此，官宦之家可设家庙，祭高祖以下五代 ，就成为定制了。详情可参阅《宋史》卷一九《礼志·吉礼·群臣家庙》的记载。

如果要指出宗庙与祠堂的区别，那显然是因为前者有

百世不迁之宗，而后者由于宗法制度的演变，已不再有条件维持这种严格的系统与级别。明末清初广东学者屈大均说：今天下宗子之制不可复，大率有族而无宗。宗

废故宜重族，族乱故宜重祠。有祠而子姓以为归，一家以为根本，仁孝之道，由之而生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七《宫语·祖祠》，《续修四库全书》史部734

册，第695页。，这个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不过，我们不能将宗庙和祠堂这两个本质上基本一致的概念绝然对立起来，虽然它们确实有过不同的发展历史和适用

范围。

一套堪称完善的汉人宗族祠堂系统，是明中期以后才开始出现的，到清初得以固定下来。除了帝王仍袭用宗庙之称外，其他各阶层宗族的祭祖场所都称为祠堂，如赵翼所说：今世士大夫家庙皆曰祠堂

赵翼《陔余丛考》卷三二《祠堂》，中华书局，1963年，下册，第691页。；科大卫则称之为

家庙式的祠堂科大卫《祠堂与家庙从宋末到明中叶宗族礼仪的演变》，《历史人类学学刊》第1卷第2期，2003年。。由于贵族特权的衰落，一般地主和庶民势力的增长，普通民众也逐渐获得了自建祠堂的权利，因而其分布面就非常广泛。

清代祠堂广泛兴建， 居家变祖祠

得到普遍的提倡，常常是每一村落，聚族而居，不杂他姓其间。社则有屋，宗则有祠程庭《若菴集》卷五《春帆纪程·入新安界》，《四库存目丛书》子部补编第8

册，第114页。。这是徽州一些单姓宗族聚居村内的情况。诸姓杂居村内亦复如此，除非某姓尚未成族，否则没有例外。就连位于川渝山区的江津县，也是族必有

祠，族必有长，以祠统家

聂述文等修、刘泽嘉等纂《江津县志》卷一一之一《风俗一》，民国十三年(1924)。。

在宗族的总祠之下，各房支都建有分祠、支祠，如曾国藩所说：分建支祠，亦犹古小宗亲庙之遗意。曾国藩《先大夫置祭费记》，《曾国藩全集》第五册《诗文·杂

著》，岳麓书社，1986年，第353页。在世系的归属上，分祠很明显地要受控于总祠，但在实际功能上，除了举行全族性活动（修谱、散谱、修祠、宗族庆典

等），分祠有义务作为宗族的一个部分参与其中外，分祠日常活动的组织，财产的筹集、使用、分配，对本房族人、族务的管理等等，都是独立进行。

与祠堂性质相同、但规模有异的祭祖场所，还有上面已经提到的 家庙 。

家庙的形成可远溯至先秦，惹得孔子大怒，宣布 是不忍孰不可忍 的 八佾舞于庭

，据说就发生在季氏的家庙之中《论语·八佾》郑玄注：鲁以周公故受王者礼乐，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于其家庙舞之，故孔子讥之。

刘宝楠《正义》：此注所云家庙，当即指桓庙，以公庙设于私家，故亦称家庙也。《清经解续编》卷一五三，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本，第四册，第787

页。。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一九《吉礼·祭始祖先祖》：或建为宗祠，或合为家庙

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四。，宗祠对外，所祭祖先的规则很严，规定了继高祖以下的小宗如何在龛中祭奠他们各自的祖先，并借此更加明确各小宗通过祖先祭祀实

现亲族统合的宗法理念井上彻《中国的宗族与国家礼制》，钱杭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96页。。家庙不对外开放，可根据建庙者愿望，突出一个

合字，所祭对象上至始祖，下至祖考，组合比较随意。比如，在明朝夏言关于家庙的著名建议中，就提出允许三品以上高级官僚的家系中存在大宗集团，允许四品以

下官僚的家系中存在小宗集团同井上彻上引书，第122页。。常建华的分析应该可以成立：虽然家庙与祠堂、宗祠同是祭祖所在，均与《家礼》有直接关系，但是

二者仍有一些重要差别。建立家庙者多为高级官僚，等级观念严重，家庙名称背后蕴含着特有的社会文化意义。常建华《明代家庙述论》，《明代宗族研究》附录

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27页。

宗族宗庙、祠堂系统的主体已如上述。除此之外，有一种性质特殊且规模甚大的

合族祠也值得一提。合族祠，也就是联宗祠，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联宗的产物。笔者曾在《血缘与地缘之间中国历史上的联宗与联宗组织》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2001年。一书中详细研究过广州的

苏氏武功书院 、广东的 庐江何氏书院、东莞等地的 陈氏试馆 、东莞的 都庆堂邓氏大宗祠 、 广州大宗祠 、广州 吉山书院 、温州平阳的

陈氏纪念堂等著名合族祠，指出了它们的基本性质，其实已不是宗族组织，而是宗族间的一种同姓地域组织。关于这一问题，读者可阅读日本学者牧野巽的《广东的

合族祠与合族谱》之一、之二后收入东京御茶水书房1985年《牧野巽著作集》第六卷《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以及笔者对此所作的详细评论拙著《血缘与地缘

之间中国历史上的联宗与联宗组织》，上海社会科学院，2001年，第46

47页。。最近黄海妍著《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清代以来广州合族祠研究》三联书店，2008年。，对这个问题又有了更加深入细致的讨论，极具参考价值。

祠堂的经济基础是祠田、祭田，有关研究成果很多，此不赘言。读者可集中阅读前引常建华《宗族志》第五章《族产》，前引井上彻《中国的宗族与国家礼制》第七章《清代的苏州社会与宗族》。

二、宗庙、祠堂的象征意义(1)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键盘左右键(← →)可以上下翻页 全屏阅读

大凡研究汉人宗族宗庙、祠堂（以下简称祠堂）问题的著作，都要肯定祠堂作为宗族象征物 这一深层次意义，甚至还不无夸张地称之为 血脉的圣殿

刘黎明《祠堂·灵牌·家谱中国传统血缘亲族习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页。。所谓 象征 ，是 反映 、 影像 出 本质 、

底蕴的意思，但宗族的本质和底蕴并非 血脉 所能准确概括，无血缘或血缘不明的

拟制关系大量存在于祠堂之中。那么，祠堂究竟象征了什么？怎么象征？这两个问题在中国宗族祠堂史的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可惜研究者大多语焉不详。

祠堂的功能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1)按一定规则供设祖先神主（牌位）的场所；

(2)举行各类祖先祭祀活动的场所；

(3)宗族尊长向族众宣讲礼法戒律和道德规范的场所；

(4)宗族成员讨论族中事务的场所；

(5)处理宗族内部纠纷的场所。

这五个方面中的每一个，都是在说

祠堂是一个什么场所，或者宗族成员在祠堂里干什么，并没有涉及祠堂的象征问题。

林耀华对义序宗族祠堂的学术思考出自于他的亲身体验，所以读来非常亲切：

宗族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全族人所供奉的祠堂。祠堂的建立，原是为祭祀，崇拜宗祖，感恩报本，然时过境迁，祠堂的功能，不复仅限于宗教方面，其他功能也渐

渐附着产生。祠堂化作族人交际的场合，变为族老政治的舞台；公众意见由此产生，乡规族训由此养成，族人无不以祠内的教义信条奉为圭臬。简言之，祠堂是宗族

中宗教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中心，也就是整族整乡的集合表象（collectiverepresentation）。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8页。

祠堂本身只是一个建筑物，祠堂内可以进行各种性质不同的活动，可以发挥各种不同的功能（这些活动和功能当然必须与宗族有关）。但是无论何种活动和功能，对

于宗族设立祠堂的初衷或目的来说，都只是外在的和派生的，也就是说，它们并不直接反映宗庙祠堂的本体意义。祠堂在宗族成员心目中的地位，实际上远远高于在

祠堂中完成的各种纷繁的具体功能。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祠堂所具有的特殊的象征意义，完全可以脱离那些具体功能而存在。而若无那些特殊的象征意义，祠

堂中也许就不会再举行任何活动了。象征意义是所有功能表现的真正基础。

建立祠堂，供奉祖先牌位，举行祖先祭祀，对于宗族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清人说：祠堂之设，所以尽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首，开业传

世之本也。康熙四十四年(1705)浙江会稽《顾氏族谱》卷二《祠堂例禁》。这里指出了很重要的一点，即：设立祠堂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宗族成员的报本反始

之心

和 尊祖敬宗之意 ，换言之，祠堂所象征的，就是这一个 心 和这一个 意，两者是相通的。通过对祖先世系的追溯来探求自身肉体、精神和文化的

根 ，这是 报本反始 ；不仅在肃穆的仪式中

祭神如神在，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将祖先的遗训和祖先的恩德当作无声的至高命令，时刻感觉到祖先神灵的呼唤，诚心诚意地尊崇着祖先正体的延续者（宗子），这

是尊祖敬宗。前者体现的是宗族的历史感和归属感；后者体现的是宗族的道德感和责任感。这四种心理追求构成了宗族整个意识形态的支柱。祠堂的建成，之所以能

够成为宗族实现整合的标志，就是因为它以浓缩的、象征的形式，把原先不无虚幻的心理感受显现了出来，使之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对于研究者来说，宗族的祠堂

不是一个物质性的空壳，不是一种建筑的模式，也不是仅仅表现具体功能的场所。透过宗族祠堂的外墙，我们应感受到这一建筑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它培养了宗族成

员的荣誉感和认同感，显示了宗族的价值源泉。

祠堂通过两类形式不同的 符号 来体现其特殊的象征意义。

一类是正面表达上述四种心理感受的符号，如见于各类祠堂中的楹联、匾额。由于这是在祠堂中进行的一种典型的正面宣传，因而就充分象征了宗族报本反始之心

和

尊祖敬宗之意。当然，这些楹联具有显而易见的理想性夸张成分，即便如此，仍应对之高度重视。因为这是汉人宗族成员关于祠堂象征意义的最直接的自我评价。这些评价基本上是脱离具体的功能表现的。

另一类则是反面体现祠堂象征意义的符号，就是把违反宗族规范的族人赶出祠堂，让不守规则者 出局 的

禁令。剥夺某一族人的宗族成员资格，是宗族在国法所允许的

自治范围内，对一个违反本族规则者所能进行的最不动声色、但又是最严厉的惩罚。如道光五年(1825)江苏润城《全城章氏宗谱》，对犯有下列过错而不思悔改的族人，不但当时就要革出祠门，以示惩训

，而且还要在家谱上 书大恶某人，使之遗臭万年 。这些过错共十四条：

(1)倚仗护符而出入衙门；

(2)不尊卧碑而兴灭词讼；

(3)逞酗酒而凌辱父母；

(4)倚强力而殴辱弟兄；

(5)不务正业酷好赌博，先破家而复诱同宗子弟；

(6)游手好闲专事挑唆，图口腹而致一脉参商；

(7)纸上栽赃设阱而贻害同族；

(8)平地生波下火而暗伤宗人；

(9)不分尊卑而戏谑无度；

(10)不论叔伯而殴詈交加；

(11)娱情嬉游而使营生之失业；

(12)溺爱婢妾而致阃范之不清；

(13)捕风捉影借端而戕贼宗支；

(14)拨草寻蛇无故而诈害子侄。

不许违反规约者入祠的警告具有非常强烈的威慑作用。它不像一般的体罚只触及皮肉，也不像一般的罚款只涉及身外之物，打了、罚了之后，人还是自己人

。 不许入祠 这一震撼人心的

符号的特殊功能，是触动了族人最敏感的神经，并且将宗族价值规范的源泉和基础，提到了生死攸关的高度：如果不被允许进入祠堂，一个人与宗族祖先之间的联系

纽带就将断绝，从此也就会失去了族人之所以为族人的全部理由。其后果的严重性，甚至还会导致那些失去入祠资格的族人死后成为无所依归的孤魂野鬼

。对于习惯将个体价值融入群体价值的中国汉人来说，被自己仍深刻认同、只不过因忘乎所以而一时有所悖逆的群体抛弃、勒令

出局，无疑是不堪设想的最悲惨的结局。日本学者田仲一成在研究了中国南方农村盛行的

孤魂祭祀（比如农历七月中旬的盂兰盆会）后，指出了这类仪式的象征性含义：

孤魂者，或多或少是被宗族抛弃的，宗族对这些孤魂，或是恐惧，或是负疚。罪犯和浪荡子之所以在孤魂之列，也是因为他们作为脱离了宗族秩序束缚的人，引起了族人的恐慌。

由于宗族是一个单靠相同血缘的人们联结起来的封闭社会，因此不属于该血缘集团的人，就被作为

外人排除出去。虽然有可能象同族合并和宗亲会那样扩大成拟制性血缘关系，但即使这样， 血缘范围之内 与

血缘范围之外的区别仍然非常严格，宗族作为封闭社会这一点并未改变。如果一个人越出宗族范围，得不到宗族的保护，其命运必定是悲惨的，他们大多要被死亡吞

噬。如果这些族外者增多，就会导致封闭社会的不安定，族外者的敌意也很可能导致宗族的动荡。因此，宗族社会有理由对这些在外无祀的孤魂、幽鬼表现出异乎寻

常的关注。孤魂祭祀对于维持宗族社会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安全措施。安居在宗族内的人们，害怕流落于野外的孤魂野鬼他们感到孤魂的怨声是最可怕的。田仲一成

《中国的宗族与戏剧》，钱杭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35

436页。

反面的威胁，尤其是对一旦不能入祠而沦落为

孤魂野鬼的恐惧，显然比正面的评价更深刻地揭示了祠堂的象征意义。同时它也说明，宗族成员对祠堂意义的反复强调，并不是出于某种功能的、社会意识形态的需

要，更不是欺骗。历史感、归属感，道德感、责任感，关系到宗族存在的根本理由，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就是汉人与宗族之间那不解之缘的真正纽带。族谱当然也具

有这种象征性，尤其是在修谱、散谱的过程中尤为突出地表现出来；但族谱毕竟不能像祠堂那样，可以直接地、老少咸宜地、极为通俗而不论文化高低地、形象化和

日常化地，将宗族成员与祖先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最迅速地满足汉人对以上四种心理感受的需求。

有些批判以轻蔑调侃的口吻对宗族祠堂作了漫画式的描述，似乎这一切只是一场可笑的闹剧，而宗族首领都是一群自欺欺人的大骗子，族人都是蒙在鼓里的大傻瓜。

有些人又反其道而行之，竭力渲染祠堂内的恐怖气氛，把祠堂看成一所私刑充斥、滥杀无辜的残酷的牢狱，而宗族首领近似刽子手，族人则是一群听凭宰割的可怜

虫。这两种观点都是严重的误解。宗族祠堂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更不是戏台。它是一个庄严肃穆的场所，寄托了汉人宗族成员深沉执著的感情。我们当然可以

去批评这些感情所包含的不合时宜的历史内容，但我们不要去嘲弄这些感情。汉人对自身历史感、归属感、道德感和责任感的自觉追求，是中国数千年文明的精髓，

应该得到现代人的尊重，尤其应该得到汉人子孙们的尊重。请读下引两段文字，体验一下沉浸于其中的那略显悲怆的感慨：

祠宇为祖先栖神之地，已故者自当进位于祠，但该支后裔，当思创造何等艰辛，不独资材为难也。今附主于祠，俾先灵享无功之奉，亦何以相安？光绪五年(1879)江苏武进《承氏宗谱》卷首《祠墓规》。

临祭不许跛倚。每见近来好游荡者，于演戏赛会之场，终日争趋，不厌不倦；又或好祈福者，朝南海，走东岱，不惜劳苦，虔心虔意；乃一年三百六十日，只二日祭

祀。今所行仪节一概从简，即礼仪大备，亦不须半日时辰。凡我族人，反不若游荡祈福者聚精会神，而行立跪拜，漫不恭肃，殊失礼意!道光十年(1830)江苏

江都《卞氏族谱》卷一《基沙祠堂禁约》。

这些话，就像是一个老人正在对祠堂的象征意义作一番心情沉重的回顾。其实，他真正感到痛心的，并不仅仅是一些族人没有遵守祠堂的有关规则，而是他们对宗族价值源泉的漠视。这当中的道理，也同样值得我们深思。

宗族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延续和重建，说明汉人与宗族的联结是极其牢固的，说明上面所提到的那种

漠视，毕竟没有能占领汉人的心灵。这肯定是一件幸事。

传明朝有一伍佑盐官杨应广，悉元亨遗戍，知牡丹奇异，醒爱之灵气，随移植官署，仍栽而不活，只得弃之，卞氏后裔复取，栽至原地，竞枝舒叶茂，生机勃发。

便仓镇-牡丹 便仓镇在盐城市以南，距盐城市老城中心约20公里，紧邻盐城城南新区。小镇方圆不足10平方公里，人口不过万。这里却以枯枝牡丹的独特秀色，饮誉古今。市区有12路公交直达。

每年谷雨前后，赏花的人如潮涌至，万人同赏的场景已经是寻常事情，转悠在榭阁楼馆之间，移步于堂室轩亭之中，右观枯枝白牡丹心净而思，左赏枯枝红牡丹暖流于心。保存了稀世珍品，蔚为奇观。

枯枝牡丹园中的牡丹，最称奇的一点就是枝梗干枯而花开鲜艳，外表看上去十分干燥的枯枝之上却能开放美丽的花朵，堪称一绝，如果你将其枝梗摘下，放入烈火之中，这枯枝会如干柴一般，登时就可以烧着。

这一奇花还被李汝珍写进小说《镜花缘》，据李汝珍《镜花缘》第五回所述：无论何时，将其枝梗摘下，放入火中，如干柴一般，登时就可烧着。每逢花盛时节，这园中的鲜花恰似胭脂凝成，美艳润泽，芬芳馥郁；那繁密厚实的叶片，也青翠欲滴。然而其枝梗呢，却如摇曳在寒风中的枯枝，憔悴欲朽，若折取一枝，划根火柴即可燃着。

又正如《卞氏宗谱》记载：牡丹品类不一，此独以枯枝别之异不在花也，骨则破裂，皮则粗皲，爪之则干枯，折之则脆。枯枝牡丹还有一奇，本系春花，有时却在深秋或初冬时节，竟傲霜斗雪，忽放红花，更引得游人竞赏，车马频喧，不禁咏之，说之，序之，铭之，赞之。

清代小说《镜花缘》记述道：“如今世上所传枯枝牡丹，淮南便仓最多。 ”被誉为花中之王的牡丹，历来荟萃于洛阳，为何便仓小镇却也生产牡丹？

尤其以为神奇的事是，枯枝牡丹正巧盛开在新中国举行开国大典之时。还有一年，竟开在欢庆我国于联合国恢复席位之际。这当然是纯属巧合，但人们却借此来抒怀，赞其为神花。海水三千丈，牡丹七百年。这是老将军张爱萍为重建便仓枯枝牡丹园而题的楹联。形象地概括了枯枝牡丹的变迁。说到便仓枯枝牡丹的变迁，不可不提及它的原初主人，即卞氏家庭的先祖卞济之。

枯枝牡丹园所在的位置，历史上是卞氏家族的宗祠遗址所在地。卞济之是枯枝牡丹灵根的主人。卞济之曾任陕西参知政事。宋朝灭亡后，他将此花从国府园中移红白二本植于姑苏枫桥镇，后为避乱退隐东溟（今便仓），其花也随主人迁移于此。至元末，卞济之的嫡孙元亨于张士诚兵败后解甲隐退，将原植株二本分成十二株，从此奇花名噪乡里。

卞济之将牡丹花从西安移植到苏州，后又被移到了便仓，才有了如今的枯枝牡丹。

《盐城县志》和《卞氏家谱》对此事都有记载：“卞氏始祖取红白两色牡丹之意，是植花明志。取红者，以示报国赤诚忠红；取其白者，以示为官清正廉洁。”原来，卞氏千里迢迢不辞辛劳地带回红白两色牡丹是为了警示自己和后人，永远精忠报国和清廉为官。

卞氏的这两株枯枝牡丹后来被卞济之嫡孙卞元亨继承。元末明初时，卞氏家族传到两淮盐运使卞仕震时，几乎要绝后的卞仕震年过半百才生了一个

男孩子起名卞元亨。卞元亨聪明过人，能诗善文、诗词音律样样精通，吹拉弹唱都是行家里手。而且，卞元亨长得虎背熊腰、高鼻阔口、膂力过人，曾赤手空拳打死过一只猛虎。刘兆宏说，卞元亨就是《水浒传》中武松的原型。“施耐庵是兴化白驹（今大丰白驹人），与卞元亨是表兄弟。张士诚起义时，施耐庵参与谋划。后因张士诚贪享逸乐，不纳忠言，施拂袖离去。不久张士诚身亡国灭，施浪迹天涯，后还旧故里，隐居不出。感时政衰败，作《水浒传》卞元亨则被作为梁山好汉行者武松的原型写进了这部不朽之作。

原国防部长张爱萍为该园题写了“枯枝牡丹园”的横额和“海水三千丈，牡丹七百年”的楹联。另外便仓牡丹园中还保留有宋、元、明、清时期的牡丹11株（其中有一株还是最早主人栽植的），据今已经有了七百多年的历史，通常植物生长过四百年的就能称之为宝了，所以便仓牡丹园中的牡丹犹为珍贵。

现如今，枯枝牡丹园全部建成，共有两堂两室五轩十二亭，分设有32处观赏点。凡是新景点，悉依照《镜花缘》中众姐妹的芳名而命名。如：探花、暗香、叠采、揽秀、倚霞、仙葩、毓秀、齐芳、临芳、沉香等12亭，含芳、扶绿、倚香、劲节、奇葩等五轩；芳名、群芳两堂；延春、清香两室。此外远芳榭、韶华楼、冠芳馆、留春廊等建筑也应运而生。整个建筑面积将达2000多平方米，亭轩相连，堂室相通，而榭阁楼馆是八角回廊环绕。烟霞在绿荫如盖的石山溪水之中。春回时节，鸟语花香。有山有水，有亭有阁，绿荫如盖，鸟语花香。古镇便仓，今后的发展必将如同牡丹一样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