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垂等。根据唐河县龚岗龚氏家族的族谱查询得知，字辈上主要有“继、垂、名、万、古、杨；青、芬、三、纲、扶、伦、常、慕、家、孝、义、传、奇、勋、昭、令、绪、玉、翰、策、英、贤、保、受、陶、唐；教、泽、怀、孔、孟、表、”等。

　　家规是指一个家庭所规定的行为规范，一般是由一个家族所遗传下来的教育规范後代子孙的准则，也叫家法。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就是指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法律，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规矩；这个家庭的规矩就相当于国家的法律。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一个家庭要想兴旺发达，做人做事都要懂得讲规矩。家人违背家规就要像国民触犯法律一样受到处罚。

　　家训：

　　家训是指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家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历史上对个人的修身、齐家发挥著重要的作用。道德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等，家训属于家庭美德的范畴。家国同构，一个家庭的家训相当于一个国家的道德标准，如曾国藩家训、朱子家训、颜氏家训等等。家训即是家人做人的道德标准，违背家训，就会遭受道德的谴责。

　　家风：

　　家风是指一个家庭或家族的传统风尚。也就是说一个家庭的生活方式、文化氛围即构成了家风。顾名思义，家风就是一个家庭的风气、风格与风尚。换一句话说，当一个家庭的家规、家训形成家庭的公众行为习惯即构成了家风，家风也就是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的家文化。

　　2012年的春季，受嘉德拍卖公司委托，鉴赏了一纰极为珍贵的西汉银质酒具。此套酒具一组三件，分别为银匜、银锤和银尊，来自于清代晚期著名的文物收藏家龚心钊家族的旧藏。据龚氏后人介绍，此组酒具乃是龚心钊先生继承的家族遗产。合肥龚姓自明初时迁到台肥，为合肥的名门望族。尤其是晚明时出了与吴伟业、钱谦益并称为“江左三大家”的龚鼎孳之后，龚氏一族名人辈出，龚姓排在合肥四大望族“龚、张、李、段”之首，声耀极为显赫。此组酒具出自龚氏一族，可谓名家收藏，传承有绪。而此组酒具的工艺之精，图案之奇，地位之尊更是独具特色。

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时期，高级贵族常使用以青铜制作的酒具，但青铜酒具的化学稳定性较差，会产生一些有害物。战国以来产生了银器，以银制作的酒具具有许多优点。银是硬度高于金，延展性仅次于金的贵金属，而且不会产生有害物，银在瓷器产生之前是制作酒具的理想材料(而真正的瓷器最早始于东汉时期)。

这件银匜为西汉银质酒器。最早的青铜匜出现在西周时期，它与青铜盘组成一套沃盥之器(沃是自上浇水，盥是用水冲洗双手)，在墓葬或窖藏中常伴出。根据文献记载，匜的用途是在洗手时盛水从上向下浇手，盘在下边承接洗过手的水。匜之名见于先秦典籍和青铜器铭文中的自名，而当时多写成“也”、“釶”。青铜匜从西周晚期出现，主要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但至少从春秋时期开始，匜的主要用途除了用作沃盥器之外，亦用之为酒器。如1932年在山东曲阜孔林旁林前村曾出土一件春秋时期鲁国大司徒元匜，于铭文中自名曰“饮盂”，证明匜也作为酒器使用。迄今所见最早的银匜是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从安徽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出土的，战国晚期“楚王银匜”。1992年，在山东淄博市商王村战国晚期齐国一号墓出土了三件银匜，均光素无纹，其中一件外腹部竖刻“赵陵夫人”四字。据考证，赵陵为齐国的“少司马”，此匜为赵陵夫人生前所用之器皿。三件银匜现藏山东省淄博博物馆。

汉代出土的匜有铜、陶、漆、银等多种质地，但数量较之先秦时期已大为减少，其中银匜则极为罕见。汉代的匜和盘并不同出，《说文解字》说：“匹，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酒。”又根据《礼记·内则》郑玄注：“匜，酒浆器”，说明汉代匜的主要用途似为注酒器。考古发掘出土的银匜并不多见，如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于1952年在陕西西安市青门村汉墓中出土的“两共窦氏银匜”。“西共窦氏”是汉代名门望族。该银匜虽体量较大，但通体光素无纹。1965年2月，在江苏涟水县三里墩发现一座西汉墓出土一件银匜，通体亦是光素无纹，现藏于南京博物院。上世纪90年代末，在安徽巢湖北山头一号汉墓中出土了两件银匜形耳杯，均光素无纹，现藏湖北巢湖博物馆。该墓还出土一件素面铜匜，过去注录中误认为银匜。1968年在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的，现藏河北省博物馆的“长流银匜”，巾于前端的流既长且尖，应是对危重病人进行急救时，将药灌喉中或鼻中而使用。该银匜同样光素无纹。由此可见，银匜是汉代皇室、王公贵族所使用的极为珍贵的生活用具。

此件西汉银匜，腹身似瓢，长流方折，与流对应的另一侧焊接一个圆环，下为长方形委角素面平底，其造型与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自名为“软侯匜”的云纹漆匜极其相似。全器除外底光素外无纹，腹、流、内外壁均布满了装饰性纹样。银匜内壁阴刻菱形纹、略去目纹的蟠螭纹、云纹及奔跑的动物纹样。流外壁和腹外壁上部一周阴刻变形蟠螭纹，腹壁靠下一周为神怪、神树、动物等图案。其中匜腹外长径一侧，刻画一对神怪手持兵器互相厮杀的场景，神怪头部均为长发后飘的兽面形象，身部则似人，仅穿短袴，其余地方赤裸。一神怪手持系有飘缨的长矛，刺向另一神怪，而另一神怪一手持盾掩护，另一手持长剑还击。两个神怪神态极为生动。长径腹外对应的一侧，阴刻两个站立并互相对视的神怪，每个神怪各牵一匹马，两匹马均抬蹄，马背上均有褥热。短径腹外一侧阴刻变形云纹，其中部阴刻一神怪，头部似兽，双腿赤裸，身着编钟形外套。短径腹外对应的一侧也阴刻一神怪，兽头上有长发后飘，同样身着编钟形外套，在神怪对面细线阴刻出一棵神树。上述神怪形象与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黑底彩绘棺上所画的神怪极其相似。

此银匜造型规整，制作精湛，抛磨光亮。尤其是装饰图案内涵丰富，是研究汉代神话传说的绝佳资料。装饰纹样线条自然流畅，均是以利器刻画，一气呵成，不论动物、神怪还是植物均是栩栩如生。这也是迄今为止所见的汉代最具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银质酒具，是一件极为难得的汉代皇室高级贵族所使用的珍贵器物。

此件银锺为西汉酒具，圆壶状造型。从战国时期开始，此类壶又称之为锺。锺在汉代常作酒器，《说文·金部》：“锺，酒器也。”《后汉书班固传》：“旨酒万锺。”如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所出士的铜锺，肩上刻铭：“中山内府锺一……。”西安枣园出土的一件大型风纹钮鎏金铜锺，器盖密封，其中贮有汉代酒达26公斤。这些均说明汉代的锤是酒器。汉代锺多以铜制作，也有陶锺和漆锺，但以银制作的锺极为罕见。而银锺应是仿自青铜器形制。

此件银锺铸造成型，其口部微侈，颈部呈喇叭形，肩部圆润，鼓腹，最大径位于中部，下有圈足，口沿上饰有将蟠螭纹简化而成的云气纹，颈部亦饰有由蟠螭纹简化而成的三角云纹，两肩上均焊接对称的兽面衔环。其间布满了云纹和奔跑追逐的动物纹，中部为一罔瓦沟纹，其下流畅起伏升腾的云纹之间有猎豹追鹿、猎犬逐兔。尤其是画面中的拼命逃跑的兔子双耳高耸，回首张望，虽寥寥数刀，却将兔子惊恐万分的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此件银锺，虽然器形不大，但形制极为规整，抛磨光亮，加上内容丰富的装饰图案，尤显华贵，是西汉时期皇亲贵戚所使用的高档酒具，也是极为罕见的文物瑰宝。

此件银尊(或称银卮)为汉代酒器，铸造成型。器身作圆筒形，平底，尊体深度略大于口径，上有盖，器身下部外沿焊接三个银质蹄足，口沿与盖呈子母扣。盖顶面铸造成三圈凸棱，中部为圆形，中心有环钮，围绕钮阴刻柿蒂纹，在两个环状面上阴刻简化变形的蟠螭纹。靠尊体上部一侧焊接一圆把(又称为鋬)，在把上后部带有指垫。尊盖口沿外侧，尊体中部及下部有三圈连续变形的蟠螭纹图案，夹在其间的是两圈由蟠螭纹简化而成的对称双阴线云带纹。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汉代唯一的银尊。而类似带盖筒形蹄足尊，在战国中晚期楚墓中曾有较多发现，如1974年在湖北江陵雨台山战国中期554号墓出土的铜铺首黑漆尊，两者除把手不同之外，尊体和蹄足与银尊造型类似。该漆尊现藏湖北荆州博物馆。1975年在湖南长沙魏家堆战国中晚期1号楚墓出土的铜扣漆尊，蹄足和圆把与此件银尊则极其相似，该漆尊现藏湖南省博物馆。由此看来，此类器物造型应肇始于楚文化。此银尊形制规整，制作工艺精湛，抛磨光亮，装饰图案布局疏密有度，主题突出，具有强烈的韵律感，视觉效果极佳，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上述三件银质酒器，造型优美、小巧玲珑，均布满流畅的纹饰，其内涵之丰富，制作工艺之高超，为同类器物中之仅见。三器至今保持光亮如新，说明银质较纯，抛磨工艺非同寻常，其制作非艺术大师而莫属，毫无疑问它们应是西汉皇室高级贵族所使用的极为珍稀的高档酒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