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屑坝后人移民湖北的家谱

大冶《余氏宗谱》：“一世祖捻，南宋人，世居江西南昌县瓦屑坝。第三世壁胜生荣叔、荣英。荣英自江西徒居湖北大冶。”

黄陂《谢氏族谱》：“谢伯六于洪武七年(1374年)自江西南昌府丰城县筷子巷瓦屑墩迁黄陂西南乡共木岗。”

爱莲堂《冈邑月峰周氏宗谱》：“始祖鼎三公于洪武二年由饶州府乐平县瓦屑坝迁黄冈。”

黄冈敦伦堂《喻氏宗谱》：“始祖省一公籍乐平县，洪武七年奉旨迁黄冈下伍乡。”

黄岗孝友堂 《张氏宗谱·永宁菴叙》：“本族由饶州府乐平县瓦屑坝迁黄冈。”

黄岗同庆堂《张氏宗谱》宜堂公草谱序：“始祖世雄公于明洪武二年自饶州府乐平县地名瓦屑坝来楚入籍。”

黄岗三槐堂《王杨宗谱》：“南宋时因兵乱由山东迁江西省南昌县瓦屑坝，

元末再迁黄冈团风镇。”

黄冈德星堂《义门陈氏宗谱》：“迁黄始祖仁杰公由饶州府乐平县地名瓦屑

坝马桥下迁居黄州府黄冈县庶安乡龙丘。”

黄冈敦本堂《黄氏族谱》：“始迁祖自政，原籍江西饶州府瓦屑坝，明初徙

楚省落籍黄冈县邾城之南庶安乡。”

黄冈《吕杨陈氏宗谱》：“我始祖文泗公原籍江西饶州府都阳县瓦屑坝自元政不纲，义师四起，徐寿辉屯驻薪、罗、黄、汉，千里躁踊成墟。及明祖定鼎后我文泗公迁黄冈上伍乡青丘村，”

《夏氏宗谱·柏公判明》：“吾住江西饶州府瓦屑坝，起程到筷梓巷上船，到湖北省城，居住西门外。”

黄冈《许氏宗谱·大房支序》：“始祖明甫与兄清甫，于洪武二年由江西饶州府乐平县瓦屑坝迁入黄冈县庶安乡古龙丘碾斋湾。始祖因碾斋起湾名，意者，如盘石之安也。”

湖北郧西道光年间《杨氏宗谱》记载，其始祖为江西鄱阳瓦屑坝人，从陕南辗转迁移至鄂西北。

见诸方志与其它资料的还有：

薛家庄，薛兴一明初永乐、宣德年问由豫章南昌县瓦屑坝中平屯迁大冶纱帽山南麓左今薛家庄(今属陈贵镇)。[1]

湖北黄冈《库李宗谱》：始祖库义通，字道源，岁进士，公原籍江西饶州府乐平县泥儿垮瓦屑坝，于明洪武初奉父仲祥公、叔太叔祖万彝公、弟义益迁湖广黄州府。[2]

《黄陂县志》：该县东甘棠铺镇万姓宗族是明初由江西饶州府鄱阳县瓦屑坝过籍而来。

《黄冈县志》：陈姓“其先世在宋代自江西江州瓦西坝迁居浠水。后世由浠水分支居黄冈邱店、韦家凉亭。”

《古姓史话》：“洪武二年(1369年)抚州府临川县筷子巷瓦屑沟的古德七，移居湖北省红安县上新集古家湾。”

夏姓 夏 右图为夏姓图腾 夏姓渊源姓氏渊源 1、出自姒姓 相传帝尧时，鲧的妻子有莘氏女志因梦里吃了薏苡而生禹，故帝尧便赐禹以姒为姓。后来，禹治理了水患，指导百姓兴修沟渠，发展农业，还领兵平定了三苗之乱，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为了表彰他的丰功伟绩，舜封他于夏（今河南登封县东），后来还把帝位传给了他。夏禹死后，其子启继位，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夏立国400多年，共传14代，17王。后因夏帝桀暴虐无道而被商汤推翻，夏王族便以国为氏，称为夏氏。 2、出自姒姓 公元前11世纪周朝初年分封诸侯，夏禹的后裔东楼公受封于杞（今河南省杞县），为杞侯。至简公时，被楚国所灭。简公之弟佗（本妫姓）出奔鲁国，鲁悼公因其为夏禹的后裔，给予采地为侯，称为夏侯（复姓），其后裔以夏为姓，称夏氏。 3、出自妫姓 以王父字为氏。西周初年，周武王追封帝舜之后妫满于陈，建立陈国，建都宛丘，以奉帝舜之宗祀。史称胡公满、陈胡公。春秋时，传至第16位君主陈宣公杵臼时，有庶子名子西，字子夏。其孙征舒以王父（祖父）之字为氏，称为夏征舒，其后遂有夏氏。 4、改赐姓或其他 台湾土著哈也湾氏改姓夏；明时元人齐噜台被赐名夏贵；土家、蒙古、回、满等族有夏姓。 少数民族中的夏姓，有以下几种： 回族中的夏姓： 据说取自元皇庆年间（1312－1313年）从西方来泉州定居，后应聘主持清真寺教务的夏不鲁罕丁名字的首音。当时，夏不鲁罕丁被人们推崇为“摄思廉（伊斯兰教）夏（长老）。”故又说，回族中的夏姓是从夏不鲁罕丁的教务等称“夏”而来。另，明永乐年间来中国的苏禄东王守墓人夏乃马当，在当地生息繁衍，遂成了山东德州北营夏姓回民之先祖。在江苏镇江，有《明德堂夏姓》。夏姓“原有老谱，清咸丰年间，在原籍扬州被毁，民国五年（1916年），由镇江、南京始祖中医师子衡公重纂，序文中有我族自前明人关以来定居扬州，堂开明德，已有五百年光景，历传三十世之谱的记载。1983年，镇江后裔（夏）容光在此基础上，建立活页新谱，并在排辈十字后加添二十字。”（《镇江回回》）夏姓回族以西北居多。 土家族中的夏姓： 湖南湘西土家族中有夏姓，如湖南龙山人、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夏家骏。 蒙古族中的夏姓： 明朝时有蒙古人改姓汉姓夏。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蒙古族中有夏姓，如：内蒙古准格尔旗人、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夏日，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佛教协会会长夏立宛。 满族中的夏姓： 清朝初满洲八旗中有夏姓，满族的夏姓其先出自汉人，入旗满化成为满族一员，到清末民初，旗人纷纷汉化融入汉族，夏姓旗人同样也回归了汉族，但其族人中已经混合了满族的血液。辽宁省沈阳市等地满族中有夏姓。 锡伯族中的夏姓： 锡伯族夏氏历史与满族夏氏相似。辽宁省沈阳市、新疆等地锡伯族中有夏姓。 侗族中的夏姓： 贵州省玉屏县等地侗族中有夏姓。 5、得姓始祖：夏启 相传帝禹死后，其子启打破禅让制而即位，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夏立国四百年，共传十四代，十七王，末帝夏桀暴虐无道，国人怨恨，而此时黄帝子姓后裔商汤却因仁德，深受拥戴。公元前十六世纪，商汤灭夏，建立商朝，夏王族便以国为氏，称为夏姓。夏启因开国君主之位，而被奉为夏姓得姓始祖。 迁徙分布 唐朝之前的夏氏迁移概况：夏氏因得姓很早，故随着时代的不断更替，散居尤为广泛。 夏姓发源于今河南、安徽省境。大致上，秦及秦代以前，夏姓主要在中原生息繁衍，并迁往陕西、山东、安徽、山西、河北等地。如夏征舒传至4世孙夏区夫仕陈（今属河南）为大夫，裔孙夏御寇仕齐（今山东东部）为大夫。秦始皇时尤御医夏无且（大致出自陕西夏氏）。秦汉之际，有代（今河北西北部、山西中部与北部等地）相夏说；安徽夏氏出自随王桀逃至南巢一部分夏王族的后裔。 魏晋南北朝以前，夏姓还主要活跃于我国北方广大地区，特别是中原一带。 夏姓南迁始于汉代，如西汉时有夏黄公，为鄞人（今浙江宁波市）；东汉有夏方，为九江人（今属江西[江西省德安县夏卫兵初步考证：东汉时的九江并非现在的江西省九江。 唐朝、宋朝及之后的夏氏迁移概况：据各地夏氏谱牒记载[江西省德安县夏卫兵初步综合百余部家谱考证]，主要由浙江迁江西、苏州等地，江西迁湖南、湖北的黄岗与麻城、安徽等地，苏州迁苏北、安徽等地，河南回迁浙江东部，浙东迁广东，湖广（湖南、湖北）迁重庆、四川、陕南，江西、安徽迁福建、台湾，湖北的黄岗与麻城迁河南南部，江苏、重庆、四川迁贵州、云南；山西迁山东、苏北，苏北、四川迁山东，江西、山东迁东北三省。

可以的，我给个新闻你看一下，就是搬迁享受购买的商品房

“真是没想到，现在能住上这样好的房子，要感谢党的好政策!”说起移民搬迁安置，全家三代五口人从低矮潮湿的两间土坯房里刚搬进宽敞漂亮、装修一新的两层三间砖混楼房的佛坪县大河坝镇沙坪村村民徐德军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在佛坪，像徐德军这样享受陕南移民政策首批搬迁入住的已有429户1746人。至目前，该县启动移民搬迁安置建房876户3572人，占全年任务的1718%；主体完工570户2320人，完成房屋主体以上户占2011年总任务的112%。

　　佛坪十年规划搬迁安置移民3061户12505人，其中2011年完成510户2075人搬迁安置任务。该县把陕南移民搬迁安置工作作为消除、改善恶劣环境地区群众安全隐患和生产生活条件的惠民工程，将移民搬迁同小城镇建设、生态环境建设、重点村建设等有机结合起来，按照社会主义新城镇、新农村的建设标准，做到统一选址规划、统一建设标准、统一风格造型、统一完成时限。面对移民搬迁资金瓶颈制约，该县采取省市争取、县上配套、项目捆绑等措施，筹资8771万元用于建设。县上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分别包抓一个百户以上集中安置点建设，联系各镇的县级领导和包抓各镇的组长单位具体负责集中安置点建设，及时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的困难和问题。先期启动的大河坝镇五四村、西岔河镇三教殿村等移民搬迁集中安置点工程进展顺利。

　　该县在做好移民搬迁安置建房补助政策的宣传、执行的同时，认真落实移民搬迁安置税费减免政策，实行在移民搬迁安置中市级及以下管理权限确定的行政性收费项目全部免收，事业性收费项目执行最低收费标准等优惠扶持。此外，科学制订移民搬迁安置户发展产业、稳订就业等方面的规划，加强移民户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性事业发展，兴产业，帮民富，真正使其“搬得下、稳得住、要致富”。

很小的时候就曾听老人们说过关于近代两湖两广填四川之说，但都是道听途说，无真正考证。大学时代曾看过基本专门介绍四川历史的书籍，从上面得到了较为详细的答案。 明末清初四川的战乱有：张献忠起义军曾三次入川，明，清军队反复追杀围剿；南明抗清武装在西南一带活动，招来清军围剿；吴三桂叛乱，清军平定“三藩之乱”，四川又成了拉锯战的战场。由于四川处于中国腹地，又是物产丰富的粮仓，因此清初的四位皇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都非常重视四川的恢复。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大规模的移民，移民享受特区政策，垦荒三五年内免交赋税。据记载，最初的移民活动是官府强制性的。后来，移民们发现四川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出产丰富，便动员亲属邻里举家迁入。这次移民前后持续一百余年，入川人口约一百多万。 明末清初，由于战乱，四川人口锐减，耕地大量荒芜。为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粮食生产问题，刚刚建立起来的清王朝采取了移民垦荒的措施。主要从两湖，两广，江西，福建，陕西，云南，贵州等十余个省移民到四川定居垦荒。其中由于距离近，移民最多的是湖北人和湖南人。当时两湖是一个省，谓之“湖广省”，因此民间把这次大移民称之为“湖广填四川”。清光绪年间大邑县志记载：“全资两湖，江西，两广，山陕之人来邑垦荒生聚，麻城人较多，江西山陕次之，两广又次之。俗传‘湖广填四川’，其明证也。” 李自成在九华山败北以后，张献忠由福建起兵，沿途经过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从重庆（当时不叫重庆，叫重庆府，实际上是相当于现在一个镇，地属于四川）进入成都。张献忠治军不严，加之本人嗜好杀戮，遂沿途大肆屠城，令晚明民众民不聊生、雪上加霜。正是这样一个将帅，何故又有那么多的人民愿意跟随其从福建、江西、湖南等地一路奔波，背井离乡去巴蜀之地？ 这与当时时势不无关系。自清军入关以来，对汉人的歧视，加上本身湖广之地年年天灾，百姓民不聊生，这点上直接促使湖广地区大范围举家背井离乡；其次，张献忠大肆屠城，引发瘟疫（重启郡时，几乎全城被杀），这就造成了巴蜀之地富沃土地无人耕种、四川人口大减，百废待兴。 后话，有一个传说说的是张献忠在攻陷成都之后，曾在街上微服私访，路上遇见一妇人带着全家举家奔走，张献忠问其妇曰：你何故如此惶急离开故土，背井离乡，举家迁走？妇人答道：兄弟，难道你未曾听说，张献忠马上已经打进城来，听说他所到之处，无大肆屠城？张献忠闻此妇人之言，转身就走。就因此事，成都才未遭屠城之灾。 所以从两湖两广等省来到巴蜀之地的民众，经过迁徙，在四川西南大部安家立业。张献忠失败之后，清朝政府怕四川因地势偏远，又易守难攻，土地肥沃，当年刘邦之举事再次发生，清朝政府决定把清军数十万满族士官等人驻扎在四川成都以北等地（现在的汶川、阿坝甘孜州等地区），采取军民结合的方式驻扎下来。数十万军队守住了四川与中原地区联络的重要军事要塞，防止战乱发生。随着时间的迁移，四川本身由于年年灾害，加之瘟疫的发生，人口大减，百废待兴，在后来的长达300多年的时间内再无大的战乱。而留于此地的数十万军队士兵等与当地人结亲，成家立业，组成了现在的成都以北的满汉混血人。 后记：我曾听家人提过我故乡（宜宾高场，一个偏远的乡村，山上）在当时祖辈来到那里的时候到处都是很茂盛的杂草等，同时我家以前住的房子(传统四合院，坐南朝北，有主厅、两间，高达6米左右；卧室数间，传统全木质框架，其柱子直径达80cm)是当时从草丛中发现的。历经数代人居住，发现之时，厢房中有数个已经死亡而衣服都已经沙化了的死人。 本家家谱我未曾见过，但听爷爷讲过我是进川第16代。有人曾戏说，川人左手手腕之处有两圈很深的印记，此为当时举家迁入时，手背勒住后留下来的见证。 很多东西由于是看过很久以后回忆而得，细节方面有待考证，仅供参考。

可拨打陕西省国土资源厅总值班室电话029-84333066咨询，陕南移民搬迁工作办公室为陕西省国土资源厅下设的临时机构。

参考网址：http://gtzytshaanxigovcn/info/1193/9041htm

不动产 登记和户口无关，只要你是合法产权人，符合法定的登记要件，你都可以申请登记你的不动产。

农村的住房也是要领取房屋产权证的，能否领取房屋产权证的关键问题不是户口，而是是否有宅基5261地使用权证。

根据《土地法》的规定，农村的宅基地审批权在县级人民政府，因此，只有经过县级政府批准并颁发了宅基地使用权证 ，才能依法领取房屋产权证。农村的住宅房虽然使用的农村集体土地，但在只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批准的宅基地上 建筑的房屋是非法占地，不能领到房屋产权证，在自留地、承包地里自建的房则更不能领取到房屋产权证了。

办理不动产需提交以下材料，版并保证真实可信：

登记申请书；

申请人、代理人身份证明材料、授权委托书；

相关的不动产权属来源证明材料、登记原因证明文件、不动产权属证书；

不动产界址、空间界限、面积等材料；

与他权人利害关系的说明材料；

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本条例实施细则规定的其他材料。

1、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清朝的一次大规模的移民，移民以湖广行省、贵州行省等地为主，人口达到100余万。据考证表明，这次移民，江西、福建、广西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也在行列之中。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四川经过战乱，导致人口急剧减少，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外地移民，其中以湖广行省人口最多。以成都为例，清末《成都通览》曾记录“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广占25%，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

明末清初的30多年间，四川境内战乱频发，加上灾荒、瘟疫不断，造成四川人口锐减。据考证，清初四川人口只剩下50来万，重庆城（现朝天门到七星岗通远门一带）只剩下数百家人，重庆所辖的州县内，有的只剩下十几家人。康熙下旨，鼓励向四川（包括重庆）大规模移民，清政府还为此颁布了一系列移民优惠政策。湖南、湖北、广东、河南等省的移民迁移往四川，长达数十年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由此拉开序幕。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1364年（元至正二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将徐达攻打长沙，与陈友谅旧部和元王朝残余势力血战四年，最后才于1368年（洪武元年）确立明王朝在长沙的统治。这场连年战祸，使长沙许多地方渺无人烟。于是，明王朝就近从江西大量移民迁入长沙地区（湖北和湖南，当时二省是一个省份，称之为湖广省），并允许“插标占地”，奏响历史上有名的“江西填湖广”的宏伟史诗。因明朝崇祯年间张献忠农民起义，在德阳地区作战频繁。康熙十六年，清军为消灭义军，滥杀无辜，人口殆尽，一片荒芜。清廷下诏，江西、湖南、湖北众多居民被迫迁居。民间把这次大移民称之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一）湖广填四川:川北以陕西为主，川东以湖广为主，四川盆地西部以广东人为主。陕南以两湖为主。

（二）江西棚民与客家人:赣南山区来自福建汀州和广东；赣西北类似但形成“南客北湖”局面；赣东北，以福建与本省南丰为主，另有徽州人，直到浙西浙南。

（三）湘东边界:福建广东客家人移去。

2、历史背景

《四川通志》《四川通志》：“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清朝康熙年间，经历过兵荒马乱，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了。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样的丰肥沃土。然而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以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千疮百孔。

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说：“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题本》。

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他接二连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召集相关部门听取有关汇报，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

陕南包括如今陕西省的汉中、安康、商洛三个地区，清初，这里仍分布着相当规模的远古森林，被称为“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这里人户稀少，田地大多荒置，呈现出一派“虎迹狼蹄多于人迹，千里幅员。大半黄茅白苇”的荒凉景象。群山环抱之中的陕南，其封闭的地形并未让它免遭战乱的困扰——明末张献忠、李自成农民运动的兴起与失败、明朝政权的垂死挣扎以及清初三藩之乱，陕南都被殃及。虽然在明代有大量流民曾进入秦巴地区开荒种地以求谋生，人口有所增加，但历经明末清初几十年的战乱，人口锐减。陕南受害之烈，比四川有过之而无不及。《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汉阴县有户六百七十，口三千五百七十六”。明末农民起义，清初吴三桂反清，陕南均是大战场，人口锐减。《嘉庆汉阴县志》：明末汉阴县城“破颓者仅存十余间”，“土著无多，所存十之一、二”。原本就人烟稀少的陕南各地，此时更成极度荒僻之地。丘陵山地固不待言，即使河谷地带也人口稀缺。这点从康熙初年陕南部分府县的编户里数也不难看出：汉阴4里，旬阳4里，镇安2里，商南1里，山阳2里，平利1里，白河1里。由此可见清初陕南萧条荒敝之程度。据移民史专家曹树基估计，当时陕南大约有70%的人口或死于战乱，或转徙他乡。

湖广填四川 文献当然，此次“湖广填陕南”除采取优惠经济政策招徕移民外，朝廷还采取了强迫迁移的政策，顺治、康熙两朝，朝廷两次强迫迁海，使福建、广东、江浙等濒海居民辗转迁入内地。移民历经千辛万苦进入秦巴山地，大致是由东至西，先自平原，再进深山。至乾隆年间，移民基本上填充了汉水谷地和秦巴山地的老林地区，陕南的移民潮流，大致在道光年间进入尾声。

在这次移民浪潮中，前文提及的湖南长沙吴氏家族的部分后裔也成为这支移民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吴氏始来陕南只有吴尚锡一人，进入汉阴堰坪后站稳脚跟后，立刻回故里招徕其他吴氏四大房族。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至三十四年（1769），长沙吴氏家族五大房（高桥坝房、金井房、柳充房、大路房、高塘房）陆续迁徙到陕南，前后历时十四年之久。到咸丰年间，吴氏后裔在陕南者“丁口见千三百余”。直到现在，吴姓依然是当地的第一大姓。吴氏宗族的人口在陕南的繁衍、增长其实也就是陕南地区人口在清朝中后期爆炸性增长的一个缩影。

汉水谷地与秦巴山地在乾隆至道光的近百年间接纳了大量移民，致使移民在当地人口中占有极高的比例：“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清初朝廷的招抚垦荒和强迫迁海政策使汉阴县人口从明万历朝的3570人猛增到清朝道光朝的123300人，成为“十家九客户，百年土著无”的“五方杂处的”移民区。据各种文献资料，至道光年间，陕南各地客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大致在80—90%。到达陕南并定居下来的客民，主要来自南方各省，其中以湖广最多。据萧正洪研究，河谷盆地区的褒城、南郑、沔县、城固、西乡、石泉、汉阴、商州及安康等10县，人口由康熙中的416万增加到道光初的2117万，而同时其它山地各县（除宁陕、孝义、留坝、定远外）人口由原来的81万增加到1461万，人口增长率分别为4089%和17037%，由此可见山区的人口增长迅速。至道光初年，外来移民人数可以说已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

湖广移民的大量迁入，使陕南许多山区得到广泛开垦，耕地面积大为增加，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他们的耕作方式及蚕桑、茶叶、苎麻、纺织等农副业生产堪称为南方移民开发山区的典型。习惯于水田耕作的南方移民并不满足于在坡地上种植旱作物，而是利用他们原有的耕作经验，在其定居之地，修筑渠堰，饮水灌溉，种植水稻。这种情况遍及整个陕南。吴氏迁陕第三代裔孙、位至候铨知县的吴敦品为其家谱《先德录》所撰文“质美公行状”篇中介绍：

当是时，堰坪田无几，而秦俗又不谙沟泄之法，待雨以田，无雨则田石，于是相戒无田。公乃为杨氏及居人力言疏导堵泄之利，度远近沟渠道，深塘陂时蓄泄。杨用以饶，渠用以昌，不数年，堰坪山麓皆垦为田……若汉阴以南水利，实多我公绍之，夫吴氏乐利百年哉。

初来乍到的吴氏先民来到堰坪后，面临的是整片的山坡，本来就少地的堰坪没有给他们留下更多适宜种植的土地，而当地人也是靠天吃饭，有雨水就种植，没雨水土地就就荒废着。当时的艰辛可想而知，但吴氏先民克服重重困难，带领当地人兴修沟渠，垦荒造田，年复一年的围筑梯田，因地制宜的把南方的水田耕作方式嫁接在海拔500至600米的山坡上。修筑梯田始于乾隆年间，历经数代人营建，历时一百余年，至今250多年的历史，吴氏先民凭借着汗水和智慧开垦万亩梯田，谱写了一个家族波澜壮阔的百年移民垦荒史，成为清代前期湖广移民迁徙陕南生息繁衍的历史缩影。

“亩金有沃土，山中岂乐乡。所幸宜五种，食不止稻粱。”湖广移民的大量迁入不仅促进了陕南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也造成了不同文化的相互交融，使陕更加趋向于“北方的南方，南方的北方”，成为一个南北文化交融的地区。[1]

3、形成原因

长期战争

湖广宗祠在巴蜀军民尽最大努力坚持了长期的抗金战争，终于取得了使金兵未能进入四川盆地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在盆地内部进行的。蒙古军先后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击伤而死于钓鱼城下。长期的拉锯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整个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〇）的记载。这些文字难免有某些渲染夸张的成分，但经济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为在近50年的拉锯战中，除了战火的破坏，还有长期战事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凋残而严重缺粮，“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见上引吴昌裔疏），这是当时必然存在的现实。此外，宋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或“剽掠于民财”，或“焚毁于仕族”，以至“骚动惨于敌祸，……故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之谣，此害非一日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这些记载都出于当时的蜀人笔下，应当是可信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元代巴蜀地区的人口锐减到不足南宋时期的十分之一，具体数字见前《民族与人口》一章。面对宋元之际巴蜀地区如此严重的残破局面，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实行屯田用以保证军粮的基本需求之外，没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组织移民的措施。没有劳动力，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所以，在元代的将近100年间，巴蜀的经济一直未能得到较明显的恢复。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税收的096%。此外，据《元史"食货志》的资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简直是降到不能再降了。

元代末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四处燃烧，原来属于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巴蜀，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明玉珍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巴蜀地区开垦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始。如吴宽在《刘氏族谱序》中所说：“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见《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绪《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人。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记录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顾：“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户部题本》）所谓“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就是这样开始，而在明末清初进入了第一个高潮。

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连续进行的长期的移民运动。民间的有关传说较之历史的真实有明显的扩大与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张献忠剿四川”这一历史事件也是发生过的，民间的传说较之历史事实有失误，也有一些歪曲。参见袁庭栋：《张献忠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这些偏差或失误排开，就可见到所谓"湖广填四川"原来是连续进行了多年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对巴蜀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湖广宗祠四川人十之八、九不是老川人，多半是湖广移民的后代。南宋时四川近一千万人，至1234年蒙古人入侵到宋亡，人口耗减大半，1282年全川只剩60万。1362年随州明玉珍在重庆开创夏国，不少楚民入川，1371年明军灭夏后，继续大量移民，到1401年才接近尾声，明末四川约有400万人。

在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一场大浩劫。在这个地域上，长期处于大规模的战争之中：1639年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起事入川，1644年第二次入蜀后建立大西政权，地主武装、清军、南明军一起攻向起义军，次年十一月，张献忠在西充阵亡，使川人死亡过半；1647至1650年，明军内部争权夺利，战火不断；1650至1659年，张献忠余部孙可望、刘文秀进入四川，在川北与清军激战；1660至1664年，清军镇压义军，搜捕明军残余分子；1673至1680年清军平西王吴三桂叛乱，攻入四川，其叛军与清军的“三藩之乱”历时七年。这些战争持续达三十多年，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杀得鸡犬不留”。

瘟疫灾害

在大规模的战争中，不断地轮番拉锯厮杀，尸横遍地，瘟疫随战乱接踵而至，“大头瘟”、“马眼睛”、“马蹄瘟”、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芜。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湖南省。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

4、迁移详情

迁移背景

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明末清初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1644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12月称帝建立政权，国号“大西”，定成都为“西京”。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也有滥杀之嫌。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戳。据官方统计，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一些州县的户口存损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

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四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允许条件

湖广填四川纪念活动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麻城移民入川占有重要地位。

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从地理位置来看，四川盆地，在古代的条件下，是最佳进入四川的路线了。所以湖北麻城从元代至清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中，进入四川落业的人最多。麻城移民条件有三：一是麻城离重庆不远；二是麻城移民历史悠久，在元代、明代初年就有大量的麻城移民入川。三是与张献忠农民起义有关。张献忠在鄂屯兵时间长，后又转战湖广、江西，特别是麻城，有许多农民入伍。故张献忠部下不少是麻城人。张献忠失败后，有一部分人隐姓埋名留在四川。

主要形式

一是奉旨入川。四川南川县的移民都是来自湖广省，尤其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明初麻城设四个乡，明成化年间并孝感乡入仙居乡内）为多。当时朝廷颁发“楚民实川之诏”时，基层的实施部门采取武的办法强行捆押方式，把一个个村子围住强行入川，所以移民的原籍不仅大地名相同，连小地名也相同。著名作家马识途的祖先来自麻城，那是在乾隆年间，马氏四兄弟从麻城奉旨垦荒，他们从长江溯江而上，到达忠州（今忠县）境，离石宝寨十多里的弯丘和沙地坝落业，以后这里的小地名就叫马家山和马家湾了。马氏四支人在这长江边的平出村共繁衍后代千余人。二是求生存入蜀。著名作家艾芜的祖先原籍麻城孝感乡，以种田为生。但因失掉了土地，康熙中叶在“湖广填四川”的大背景下，只有到西蜀去求生存，于是携妻带子，从长江水路进入四川，最终选在成都府的新繁县与彭县交界的平原上，着水沟插占务农。三是经商入蜀。清前期湖北与邻省四川的贸易十分方便，有的就近入蜀定居。如原籍湖北麻城的从事贸易的刘廷奇，在康熙39年命家人刘俊臣到中江“相土”定宅，之后偕妻沿途贸易到中江定居。四是为官改籍定居。如四川龙安营都司梁光裕，原籍湖广麻城人，入四川后任都司改职后，遂家于江油县全门乡五甲三木里。

迁移人数

整个明末清初的移民达一百多万人，有一半来自湖北、湖南。其中湖北约有30万人左右。麻城无疑占有重要比重。但麻城入四川多少人，笔者查阅麻城清代历朝县志，对移民这件大事均无记载。据清光绪8年刻本《麻城县志》户口记载：明嘉靖35年册定麻城人口148240人。明万历47年册定人口116234人。清代年初册定人口110287人。从这个数字推论，明末清初有37953人可能是移民方式到了四川。当然这里面还包括参加张献忠农民起义人员在内。但估计移民人数有3万人左右。这个数字如果属实，占到湖北移民人数的10%。在县级当中应当是较多的。这还不包括明代初年入四川的人数。如果算在一起估计不下10万人。据四川大学教授胡昭曦多年前就重庆、合川、南溪、广安四地58份族谱作了研究，清代以前入四川的118户，其中湖广占有85户，而这85户中有65户来自麻城。湖广填四川

管理措施

湖广填四川(3)第二，引进新的农作物和种植技术。如麻城的红薯、甘蔗、蚕桑、种烟等农作物和技术被移民传至四川。

第三，促进商业发展。麻城籍商人从事山货、粮食等重点行业，还从事铁锅、布行、麻行、酒行、猪行、磁器、杂粮等货物交易。

第四，人口繁衍。如邻水县甘氏“在明洪武四年（1371年）湖北麻城孝感乡甘承先率领同族移住复盛甘家沟，历数百年，子孙繁衍，发展成为邻水人数较多的姓氏。现集中分布于复盛、丰禾、八耳、石永等地。并散居在县内各地”。

第五，传播文化。如麻城人阚昌言，是雍正8年进士，乾隆5年（1740年）任四川德阳县知县。他在任内“常巡视陇亩，劝课农桑”，根据四川的自然条件及经济状况写成了《家事说》一书。该书就天时、地利、人力三方面，分别讲述抓紧农时、改良土壤、讲究耕作技术诸多农事。

第六，移民户与麻城保持着联系。著名作家艾芜的家族汤氏，其入四川始祖在清初从麻城到新繁定居，是带着“烈希承宗祖，美德正乾坤”的韵文来的，后代相传。到艾芜的父亲一辈是“坤”字辈，已是清代末年，人丁繁衍，编排名字不够用，便又派人到麻城去访问祖先的家族，才带回好些韵文，印到族谱里去。头两句是“道继宽仁著，功昭勇智闻”，艾芜按此韵文为“道”字辈，他被其父亲取名为汤道耕。

姓氏简介

第一，广安州（广安）“惟湘鄂特多，而黄麻永零尤盛”。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又据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载：邓小平的家乡是广安县。前面提到光绪广安州志载入籍广安的湖北省黄安、麻城人约占三分之一。而邓小平的祖辈也可能是从麻城移居去的。据毛毛在书中介绍：“有许多研究我父亲生平的人，都曾考察过我们家庭和家族的历史。有的说我们家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连我的叔叔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23页）毛毛的叔叔邓垦在武汉工作，他曾多次去过麻城，认为邓家祖辈是麻城人。可见邓小平同志的祖辈也很可能是从麻城移民去的。

第二，邻水县。据该县志载，移民姓氏有65种之多，其中“湖北籍最多，尤以该省之麻城为最。”其中著名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挂印总兵包永才等著名望族都是麻城人。甘氏前已提及。包氏在“明洪武年（1371年）麻城孝感乡包元恒率领同族移住兴仁乡绿豆湾落业，现集中分布于兴仁、护邻、石滓等地”。

第三，新宁县（今开江）明代麻城移民大姓有张姓，原籍麻城，明洪武二年迁入分别落业于接龙桥、沙树湾、张家湾传至18代。清代移民有麻城郑、高、薛姓。

第四，彭县。明代移民有麻城周氏明初迁蜀，居彭县野鸭河，今万年乡一带。黄姓清康熙年间由麻城迁居彭县升平八字坪。

第五，金堂县。大姓张氏，于前明时由麻城迁居金堂县关东外，数世科举。至今15代。

第六，宣汉县。元代有王姓、冉氏、袁氏由麻城迁入。明代有49支姓氏迁入，其中麻城占据22支。清代迁入18支麻城3支。

第七，南部县。王姓一支是清初从麻城迁入，至今约传20代，以住地形成名者120处。不少乡有宗祠。张姓是清康熙36年由麻城入县，至今传16代。

第八，岳池县。康姓祖籍麻城，清康熙23年迁入县三乡；范姓祖籍麻城，也是同一时期入本县四乡；傅姓麻城孝感乡，清乾隆12年入本县。蒋姓于清康熙21年迁入6个乡。

第九,潼南县。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向氏家族迁往潼南,铜梁等区县,此外南充县、新都县等麻城迁入者都比较多。

5、迁移影响

三百多年前的“湖广填四川”给四川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为四川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甚至四川无与伦比的感染力和同化力也正是来源于厚重的移民文化，这些外省移民还成为多数四川人的先祖。然而，“湖广填四川”对四川的生态环境有着直接的破坏“痕迹”。

资源破坏

湖广填四川后的城镇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蓝勇长年研究西南地区生态环境状况，曾对当时情况作出推测：“清初广大的成都平原和浅丘地区曾是农耕垦殖地区，但灌丛林、茂草和次生林的覆盖率已经恢复到50%左右，盆地内其他长期的垦殖地区此时也多为灌丛、茂林覆盖。顺治八年，川耕地不足12万公顷。”陈世松也介绍，从战后到移民高潮来临前的这一时期，森林植被有了短暂的恢复。“城市鞠为茂草，村尽变丛林”，就连曾经繁荣一时的成都府也变成了“城中杂树蓊郁成林”。清初川北巴山地区主要分布的是以楠木、松柏为主的针阔混交林。

而移民入川后，四川的农业垦殖从最初平原荒芜地的复垦，逐步向丘陵中部、山地推进，垦殖范围进而到达丘陵顶部、半山上部，当时山田盛行，梯田出现，水土流失严重。总耕地面积上百万公顷，而森林植被则破坏严重。

物种消失

专家一致认为，乾隆元年时期，移民开发把耕地范围扩张到了山地、丘陵，这是农田垦殖突破传统范围的标志，但同时也是生态环境逐渐萎靡的开始。在森林物种资源方面，一些动物群落不断减少，生物数量乃至物种不断消失。明代川北出没寻常的华南虎消失就是很好的例证。清初关于虎患的记载有：“直至清初，华南虎在四川分布广泛，说明那时垦殖率还比较低，森林相对茂密。”“西乡县山深林密，经常有老虎出没，清溪、桑园铺等地均有虎食人。”乾隆以来，蜀道沿线各府线仍有虎患，但较清初已经锐减。因此随着移民的涌入，物种消失的进程显著加快。

旱灾频繁

研究发现，大移民以来，地质地貌灾害、旱涝灾害等在四川地区发生得更为频繁。16世纪至17世纪是整个明清时期发生干旱灾害最为频繁的时期，尤其是17世纪盆地东部地区。陈世松等相关专家整合相关的史料时发现，大移民时期是盆地的大旱年份，平均每3年左右就要出现一次。这与《四川历史旱灾表》统计的结论保持了一致：16世纪平均33年一次，17世纪平均3年一次，18世纪平均37年一次，19世纪平均12年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