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看点： 由侯门千金、巡抚夫人一举升格为巨商之母，起居八座，子孙绵继，既贵且富，福寿双全 ​​ 曾纪芬（1852—1942）是晚清名臣曾国藩与原配欧阳夫人所育之么女，祖籍湖南衡阳，出生于湘乡县荷塘（今双峰县荷叶镇）。跟大多数家庭一样，在曾门七兄妹（长子与五女早夭）当中，作为小女儿的曾纪芬一直备受父母疼爱，呵护有加。因为上面四个姐姐的婚姻都不大幸福，因此在她的终身大事上，双亲颇费了一番心思。 曾纪芬出生时，41岁的曾国藩已经在礼部当了侍郎，她也算是省部级干部子弟了，但却没有丝毫的娇生惯养，依然穿长姐们退下来的衣服，干力所能及的家务琐事，从小就树立了艰苦朴素的好观念。 曾国藩对这位宝贝女儿尽管非常疼爱，但规矩依然很严。 曾纪芬17岁时，江南已经初定，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亲自为「 ”满女”制订每天的「 ”功课单”： 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 巳午刻，访花或绩麻，衣事; 中饭后，做针线刺绣之类，细工; 酉刻，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 并且要亲自「 ”验工”：食事每日验一次，衣事三天验一次，细工则五日验一次，粗工每月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并说：「 ”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缺一不可。” 也许是有鉴于前面四个女儿的婚姻不幸，曾国藩对满女的婚事格外慎重，直到曾纪芬长到18岁，才「 ”动婚姻”。这一次的婚姻由曾老九出面做大媒。这位堂堂侯爷决心要给自己选一个「 ”人品好、学问好、家境好、公婆好、体质好的五好女婿”，选中了衡阳人聂缉椝。 聂氏何许人也聂缉椝guī生于1855年，湖南衡山东乡(即今衡东县)人。字仲芳、仲方，室名心斋，其家族以「 ”三代进士、两世翰林”著称一时。 曾纪芬的婚事，由于曾国藩的染病和相继去世，一直拖到光绪元年九月才举行，这年曾纪芬已经24岁。论门第，聂家与曾国藩一等侯爵、总督、门生部吏故旧半天下相比，自然有天壤之别了。聂家对这门显赫的媳妇，自然是小心侍候，不敢怠慢。曾纪芬秉承父亲的勤俭美德，丝毫不敢表现出千金**的娇纵习惯，相夫教子，侍奉翁姑，和睦亲邻，做得中规中矩。 曾纪芬与聂缉椝 聂缉椝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再加上曾国藩的影响，追随过曾国荃、左宗棠和李翰章（李鸿章的弟弟），一直埋头苦干，勇于任事，经过多方保荐，先从江苏苏松太道的小官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后升为浙江按察使，再迁江苏布政使、护理江苏巡抚、安徽巡抚、渐江巡抚。由于江浙一带比较富裕，便有人上奏朝廷，说聂缉椝贪污受贿。曾纪芬立即劝说丈夫，让他辞官回乡，这都是受了平常父亲为官谨慎的教导。 在与聂缉椝相依相伴的36年间，曾纪芬先后诞育12名子女，曾纪芬一直记着父亲曾国藩对她讲的话：「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盖子孙若贤，则不靠父辈，亦能自觅衣食；子孙若不贤，则多积一钱，必将多造一孽，后来*佚作恶，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以银钱予后人。”「 ”吾辈欲为先人留遗泽，为后人惜余福，除勤俭二字，别无他法。” 她始终谨记父亲「 ”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的谆谆教诲，恪守治家修身的「 ”忍、勤、俭”三字法，日常牢记当年父亲传给他们的「 ”功课单”，贴于内堂，告诫家族内眷严守自省。她的持家之道颇见成效，聂氏一门后继有人，颇多建树，跟她付出的一腔心血密不可分。尤其儿子聂云台开办银行、经营航运、开发矿产、从事纺织，凭着过人的禀赋与勤勉，日渐成为沪上声名显赫的商界巨擘。 聂缉椝于宣统三年（1911）病逝后，曾纪芬便成为聂家实际掌门人和子孙辈的精神领袖。她也由侯门千金、巡抚夫人一举升格为巨商之母，起居八座，子孙绵继，既贵且富，福寿双全。 1934年左右崇德老人北游 上图：1934年左右崇德老人北游，与聂其纯、聂其璞等合影于北京。 前排左起：卓贶来、瞿强立、瞿宣颖、聂其璞、（左五待定）、聂其纯、卓宣谋、卓牟来、瞿昭旗 后排左起：瞿恩宝、张心漪、张心澹、卓湘来、瞿超 进入民国以后，聂家移居上海，在威赛路筑园建屋，聂缉椝已经去世，曾纪芬也已60岁，自号「 ”崇德老人”。她把曾国藩的那套修身养性功夫发挥得淋漓尽致，起居定时，饮食三餐以素食为主，不饱不饿。饭后一千步，每天睡前温水洗脚，即使是数九寒冬，也把双脚露出被外，不大喜大悲，一直到91岁死时还耳聪目明，神智清楚。 1938年崇德老人寿辰摄于淮海中路1200弄1号聂管臣府中 上图：1938年崇德老人寿辰摄于淮海中路1200弄1号聂管臣府中 左起：聂光琼、聂光坤、瞿超南、卓湘来、聂光琛、聂光锡、聂光昭、聂光明、聂光瑶、张心漪、周霞华、张心澹 前面女孩，（左）聂光珏、（右）聂其纯 ，小名元宝 曾纪芬一直到去世时，每年必恭书曾国藩的「 ”伎求诗”数遍，从一笔一画中，仔细涵濡父亲的德行恩泽，也反映出她为什么叫「 ”崇德老人”的原因。曾纪芬的书法得自父亲的真传，颇见功底。她的书法笔正谨严，骨肉停匀，反映出她居心仁厚，是世上少见的有福之人。 ​曾纪芬晚岁楷书条幅 曾纪芬晚岁楷书条幅「 ”金石其心芝兰其室，仁义为友道德为师”（上图）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从落款「 ”筱堂先生雅属”可知，这件笔力遒劲、棱角分明的手迹乃系曾氏书赠给一位名叫「 ”筱堂”的人士。从「 ”崇德老人时年九十”的署名来推算，书写时间当在她辞世前一年的民国三十年（1941）前后。目其书风，压根看不出迟暮之色与晦涩之气。 「 ”金石其心 芝兰其室”出自唐代诗人元希声《赠皇甫侍御赴都八首》 其八：金石其心，芝兰其室。言语方间，音徽自溢。肃子风威，严子霜质。赠言岁暮，以保贞吉。「 ”仁义为友道德为师”源于北宋司马光《传家集》：自今天下之士，其务以道德为师，仁义为友，进之于内而让之于外，治之于身而施之于人。​ 曾纪芬直至仙逝，仍坚持挥毫，字字从容，一如其生平为人，循规蹈矩，张弛有度。沧桑岁月赋予其敦厚秉性，家风熏陶成就其严正书风，难怪当时京沪一带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均以能求得「 ”崇德老人”只字片言之墨宝为幸。在他们看来，家中墙壁上能悬挂一幅曾氏书法，那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既讨得了一份体面，更是增添了一份福祉。 崇德老人八十岁诞辰全家福

1·曾经是“晋商万里茶路”起点：

从同治年间起，有四家晋商在临湘聂市开办茶庄。从此，聂家市开始成为“晋商万里茶路”的南方起点。聂市人待晋商友好，平日总称 “西客”；聂市商人到武汉进货，晋商的大商号往往开出支票，方便聂市商人；购茶旺季，晋商的资金一时难以周转，聂市茶商总千方百计为其排忧解难，或缓收茶行的房屋租金，或以南货、百货、杂货为晋商抵付茶款，或筹措资金借给晋商，或与晋商联手收购茶叶，最后由晋商加工制作砖茶，共同撑起聂市砖茶的大旗。一些弃儒从商的聂市茶商还与晋商中的文人在共同的经营活动中结成了至交。秀才出身的聂市茶商姚子嘉与山西茶商康鉴三就是一例。民国21年出版的姚子嘉《毋身欺斋诗稿》，收录的《赠康鉴三》诗（诗题下有自注“山西人茶于聂”），便记录了他们的深厚友谊，诗云：

青琴海上咏成连，借盖全交亦旧缘。

大笔惯题湘水月，故乡遥望晋阳天。

书编平准追前哲，荣入泮宫忆少年。

侬亦弃儒求学贾，愿同伐木订联翩。

2·曾经是湘北经济最繁荣的小镇：

茶业兴盛，乡间农民有事可做，活跃了城乡经济。旧时，聂市有一、二万亩茶园，人平一亩多，农民不愁没事做，也不愁没有收入。集镇附近“人多田少”的地方，一些有劳力但无田地的穷苦人，也有一条营生之路。10多家茶行，每家百十人，晋商只有5-6人，顶多7-8人，他们主要掌管收茶记码发款、成品押运出售，而大量的制茶工，依靠附近的农民。茶箱的搬运、装卸，茶叶的选拣，亦曾给社会上穷人带来生存的希望。聂市茶叶，在解放前主要靠水运而外销，即由聂市起运，经聂市河、黄盖湖、长江而达武汉。水上，有20多只木质小驳船穿梭于聂市、武汉之间，去时载茶叶或谷米，来时带工业品，船主为今高潮村河沿一带的何姓船民（农民）。集镇上，有三个装卸队，时称“骡脚班”，每队少则三四十人，多则百余人。

3·清朝，湖南聂市茶商发扬茶祖“崇德精神”：

聂市茶商，乐善好施，修桥铺路争带头，扶贫济困不落后；同时，富有民族正气，不向外敌屈服投降，可谓茶祖“崇德精神”的精彩演绎。

清光绪年间的“八百里洞庭湖”上，有个专门拯救海事、开办义渡的慈善机构——岳州救生局。聂市与洞庭湖虽毫无干系，聂市茶商却曾向岳州救生局捐赠大笔资金，这在清光绪年间编纂的《岳州救生局志》中有具体记述。在晚清、民国年间，聂市茶商还曾几度捐款从湖北蒲圻购置石料，将1公里长的聂市古街全部铺上蒲圻石块，并砌了下水道，人从街上走过，“天晴不沾灰，下雨不沾泥”；从武汉、天津等地购置钢板、钢梁建成了长80多米、宽6-7米、高10余米的聂市大铁桥。

方志盛茶庄的第一代茶商方西甫，原本贫困不堪，靠挑着货郎担走村串户来度生计；后来有了铺面，开始做茶生意。他为人正直，心地善良，每逢年关节日，他都要伙计送钱送肉给穷苦人，深得人心。清光绪中叶，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有家茶行的山西老板姓瞿，在惊慌失措之际，忙把一口箱子寄存到方西甫家，对他说：“我带多了东西走不动。这箱子请你保管一下，我回山西老家避避。”方西甫看了一眼就代为收藏起来了。第二年，瞿老板回到聂市，已记不清当年寄存地，在方西甫家门前徜徉了几回不敢进屋询问。西甫见了，主动问门外那人：“你去年寄了一件东西在我家里，是不是来拿箱子的呀？”瞿老板激动不已。连说“是的，是的。谢谢您。”进屋后，西甫交还瞿老板。箱子完璧归赵，当面把箱子打开了。西甫一看，人都惊呆了，里面全是金条、银锭，瞿老板不胜感激。

4·抗日战争期间，聂市“三老”断然拒绝日军要求。

茶商每年在聂市出笼10万多两银子”。此种盛况，一直持续到30年代中期。抗日战争期间，聂市沦陷7年之久，长期为日本侵略军占驻，茶业大衰，商业大败。抗日胜利，虽复兴有限，但仍有10多家茶行，60多家商号，殷实之户比比皆是。

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聂市茶商更有高尚气节。1938年11月，临湘为日本侵略军所侵占，日本侵略者得知聂市茶商方汉生、姚子嘉、乡绅沈仲山均是临湘名士，人称聂市“三老”，即许诺“保障茶路畅通”“给以高官”，请其出面组织维持会，“三老”断然拒绝。收买未果，三人被捕押往长安监禁。不久，方汉生重病，保释回家，旋即去世。 聂市镇老街和聂市河是聂市古镇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聂市河位于临湘市长安河注入黄盖湖的入口处。

临湘聂市镇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镇。朔其得名，相传三国时期吴主孙权赴黄盖湖视察名将黄盖操练水兵时，附近官绅聚此接驾而得名为“接驾市”。“接驾”与“聂家”类似谐音，随着年代远久的演绎，“接驾市”就慢慢的被人称为“聂家市”。

明弘治《岳州府志》、清康熙“临湘县志”，即列为“古市”。旧时“聂市八景”：金竹睛岚、高桥烟雨、双洲明月、陡石清泉、康公古渡、九如斜阳、茶歌晓唱、渔舟夜游基本如旧；石板街、石牌坊、河畔吊脚楼，遗韵尚存。

1987年珠江**制片厂拍摄《巴陵窃贼》，其古镇即取景于此。历来交通便捷，商业繁荣，有“小汉口”之称。姚文海住宅、杨裕兴商行等清代、民国年间的私宅、店铺，至今保存完好；面包、甜酒、碗糕、发耙等风味小吃，味道鲜美；抬故事、出天星、玩地花鼓、玩花灯是其民间乐事；民国初年修建的天主堂，主体尤存。

聂姓，在湖北省京山县城关（今新市镇）还算是大姓。查阅京山县志，远不说元朝的肃政廉访使聂懋、明朝成化年间的贡士聂宏，单说清道光、咸丰、同治年间，就有恩贡聂善因、聂起琅、聂大来，庠生聂继淳，名医聂继洛。京山城关三角洲曾建有聂家祠堂。

京山城关的聂姓排辈顺序为“良善继起、大为国光、宜忠引导、世福齐昌”，聂绀弩是“国”字辈，其原名为聂国棪。

据传，聂绀弩的祖籍应是距湖北京山城关二十里处的观音岩陶家湾。他的高祖曾在京山城关西门内锦春当铺当伙计，后当管事，晚年自己也开起当铺来。到了绀弩的曾祖辈，当铺办得火红，并在老家观音岩购置田产，重造房屋，一派兴旺景象。绀弩祖父辈个个读书习文。

绀弩的祖父聂大来，从小聪明过人，又饱读经书，咸丰年间补恩贡，娶曾宪德的女儿为妻。曾宪德字峻轩，世居京山城关水南门。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任兴泉永兵备道（所辖地区为今台湾省和福建省沿海）道台，曾被授予三品按察使，赏戴花翎。

由于曾宪德治台成绩显著，被台湾人民誉为“化育苏民”的好道台（详见《京山文史资料》第三辑《化育苏民的好道台》一文）。

曾宪德辞官归乡后，为桑梓做了许多好事，如办“义学”，建“义仓”，修“文庙”等，今城关古迹文笔峰就是他倡建的。塔门上“青云直上”四个字是他的二儿子——绀弩祖母的兄长曾庆兰题写的。

绀弩的曾祖去世后，弟兄分家，财力分散，聂家开始中落。聂大来分得京山城关十字街头一栋三正四重的灰瓦房（以后又盖了几间偏房）和观音岩村的部分房子和土地。

由于聂大来一生未中举，不能踏入仕途，做生意也不行，晚年又受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庚子之乱”、“辛丑条约”等外界条件的影响，家庭经济状况已大不如前，但生有四男（长子平周、次子行周、三子汉周、四子玉周）二女。

聂大来和其妻去世后，生活重担一下子落在长子聂平周（绀弩的父亲）身上，但他无力挑起这副重担，只得不断出卖土地。不久，弟兄分家，除分土地外，平周、行周分得街面房子，汉周、玉周分得观音岩房子。

分家后的老三、老四在农村生活，家道迅速衰败，后来汉周当了厨子，玉周则成为老实巴交的农民，绀弩的生父也贫穷潦倒；只有老二行周（绀弩的养父）家境较好，还能雇得起老妈、丫环，直到他逝世。

绀弩的父辈兄弟一行四人，只生得绀弩一个男孩，成为聂家的一根独苗。 聂绀弩生父聂平周，生于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他是聂家长子，人称“大相公”。他在无忧无愁的环境中度过了青年时期，读过几年私塾，也画得一手水墨画，1890年左右娶妻张氏。

张氏（1871～ 1905），系京山城关书香人家女儿，其父是一位私塾先生，张氏嫁到聂家后曾连生几个孩子，但都未养活。1903年腊月三十日，绀弩出生，虽给聂家上下带来一片欢乐，但张氏在生产时得了“落地红”——即产后出血，长期病卧于床，1905年去世，年仅三十四岁。死前她怎么也放心不下绀弩，双目不瞑。

绀弩的生母去世后，家境愈加困难。聂平周既无谋生的本钱，也无谋生的本领，加上鸦片烟瘾很大，没有条件续娶，便把绀弩过继给他的二弟聂行周为子。

聂平周一生没有从事一项固定职业，由于有一副好嗓子，喜欢唱戏，所以他一生主要的工作就是“业余”唱戏——即“打围鼓”，这在当时京山城关并不是专业工作，最初只是几个会唱几句戏、会打几下锣鼓的人在一起组成一个业余班子，逢年过节为街坊邻居热闹一番，到后来，如遇到哪家有婚丧喜庆，这个班子也会被请到家中助兴、壮声势。这样的活动可长可短，班子随散随聚，参加“打围鼓”的人也不是以盈利为目的。

聂平周一生不得志，年轻时曾贩过烟土，但赔本多，赚钱少不了；晚年又在自己临街的四间平房里，开了一个小小的烟馆，赚的钱也仅供他自己一人抽烟而已。

1914年元月下旬（即农历癸丑年腊月下旬），聂平周因肺结核病逝世，终年四十一岁。

由于聂平周性格耿直，平时又常助人为乐，觉得街坊邻居的喜爱。他的葬礼也因此十分热闹，亲友们、邻居们、还有不少围鼓班子的朋友们都来向他告别，其声势不比有钱人差多少。 聂绀弩的养父聂为臧（学名聂行周），生于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他从小极为聪明，是一个读书人，最终却没有考取秀才，为此抱恨终身。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为臧聂妻申氏。申氏一直无生育，1905年夫妻领养其长兄之子聂绀弩为后。

聂为臧年轻时曾凭着祖辈的一点声望和本人的学问，在清朝末年做过县里的自治研究所所长，后因经常吸食鸦片被人告发而撤掉了。

他的思想比较开放，辛亥革命时，在其舅弟申国炬（留日学生，京山最早的同盟会会员之一）和好朋友孙铁人等人鼓动下，拥护孙中山革命，参加了同盟会，从事宣传革命的工作，一度失败，几乎遭到清政府的杀害。

以后，他还做过云梦县的法院书记，也因吸食大烟而被撤职。

晚年，聂为臧再未做过任何工作，生活全靠“跑税契团”来维持。那里买了田产的人，都要把契约拿到衙门里交税，衙门即把一张印好的盖了县印的官契连同原契发还业主，此谓之“税契”。乡下人离城远，置了产业并不急于进城交税，或根本不想交，衙门就专门派人去收，并按行政区域把每个地方都划为一个个“团”。凡从事收税工作的人，即谓之“跑税契团”。这种职业者在县衙内本是固定的、世袭的，后来也可买卖。聂家是祖传的。

1919年，聂为臧因犯肺结核病去世，终年四十岁。 聂绀弩的养母（即叔母）姓申，生于1881年，系京山城关大户人家的女儿。其父申子舆，系光绪八年后的贡生，家风甚严。申氏为申家的第三个姑娘，从小缠脚，有一双为时人赞美的“小金莲”。因其父是读书人，又较富裕，所以申氏也曾读书。绀弩祖父在世时，聂申两家门第相当，因此申氏嫁给聂为臧为妻。

结婚后，申氏甚望生儿育女，为聂家传宗接代，但始终未能如愿。后绀弩的生母逝世，申氏便将两岁的绀弩抱过来，作为亲生儿子抚养。

申氏做事利索，生活简朴，对人热情，也喜欢热闹。她的针线活做得极好，平时除做做女红，看点闲书外，就是打牌。丈夫去世后，家庭生活水平一落千丈，便辞去了老妈、丫环，偌大的房子，只有申氏和绀弩两人。申氏从小接受封建教育，凡事讲究礼教，对绀弩要求极严。而已长大的绀弩，三番五次要求到外面去闯世界。对此，申氏心中十分恼火。1920年，十七岁的绀弩私下跑到乡下筹钱，准备独自外出，但未成功。申氏为了拴住儿子，当年就将绀弩的一位叔伯舅父申星恕的女儿申小姑接过来，强迫绀弩成了亲。然而，成亲也留不住绀弩。不久，绀弩的启蒙老师孙铁人来信邀他外出，亲友也乐意为他捐助盘缠，大舅父申国炬也竭力劝导申氏，最后，申氏才同意儿子离家。绀弩这样终于离开了溾水河畔那座小城，挣脱了那不知沿袭了多少世代的贫穷落后的生活，勇敢执着地走到外面来了。

1936年12月25日，绀弩的女儿海燕在上海出生。1937年“七七”事变后，绀弩于当年八月送妻女回京山老家，这给老太太的晚年带来了欢乐。年底，申老夫人为孙女举办了热闹的“抓周”仪式。小海燕在众多的吃食、玩具、文房四宝等杂物中，果断地抓起一支笔，老夫人为此乐不可支。

在此期间，绀弩夫人周颖在京山国民中心小学执教，成为家乡很有影响的人物。1938年8月29日，日本侵略军飞机五十七架次三次轰炸京山县城，城关民众遭到空前的灾难，民房被毁一千余栋，死伤六千余人，炸绝九十余户。绀弩的家也被炸了，其母亲与妻女幸免于难。事后，申老夫人和周颖母女随城关的机关学校人员逃到京山北山。次年下半年，周颖母女在世交孙希曙等陪同下去重庆找绀弩，年老的申氏不能同行。

年近花甲的申老夫人，因战乱生活失常，健康受损，已不能一人生活，便把舅侄儿子申旭甫一家接来作伴。1941年3月，六十岁的申老夫人溘然长辞，其丧事由亲友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