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是很珍贵的。

家谱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经历了历朝历代的连年战乱和社会动荡，历史上传世的家谱几乎丧失殆尽。

许多家族的世系也因此断了线、失了传。当今可见的古代家谱，大多是明清两代纂修。在我国明清时期，出现了专门替人伪造家谱世系的“谱匠”。

历史：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家谱是影响人数最多、影响时间最长、影响面最广的书籍之一。家谱是以记载一个血缘家族的世系与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史类文献。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

唐朝灭亡以后，经历了五代十国时期的连年战乱和社会动荡，传世的家谱几乎丧失殆尽，以致宋代时就已很少能见到旧谱，许多家族的世系也因此断了线、失了传。正因为古代谱牒不复存在，加上迁徙的频繁，各姓氏修谱也都有了合理的“想象空间”。

又称族谱、家乘、祖谱等。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

族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在汉族有悠久的历史，后来在民族融合中。逐渐在各民族中开始出现族谱。族谱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族谱）之一，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在1960年代中国的破四旧运动中，家谱被当作四旧遭到清理，“成千上万”的家谱被毁，很多中国人不得不毁掉家族世代珍藏的家谱，这对于研究中国人的人文历史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编辑本段]家谱的起源

关于家谱的起源，虽然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但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尽管先秦《世本》早已亡供，今本《世本》是清人所辑，但从辑有的篇目可见，《世本》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对前代和当代各血缘集团系谱进行综合、总结的全国性的总谱。

家谱的起始与士族门阀制度有重要的关系。自魏晋以后，谱牒之学大盛，一些士族门官都以此互为夸耀。但隋唐及其以前得到谱牒早已亡佚殆尽，宋、元及明朝的家谱也所存寥寥。现在能见到的，主要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家谱。家谱的名称很多，大体唐以前都称家谱、家传的，宋代又有宗谱或族谱之谓。到了明代，特别是清代以后，名称更多，如宗谱、世牒、世谱、家谱、家乘、家志、谱录等。

[编辑本段]家谱的形式

家谱的形式有多种。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就有口授家谱和结绳家谱。后来，人们有的用图表裱制垂挂于中堂的，也有的装订成册供家人翻阅的。历史上，官宦人家一般都是采用装订成册的家谱。而平民百姓、经商士绅、豪门则多为悬挂供后人供奉的图表式家谱。

[编辑本段]家谱的内容和作用

上古时期的家谱，仅为君王诸侯和贵族所独有，家谱的作用仅为血统的证明，是为袭爵和继承财产服务的，其内容也比较单一，仅为世系的说明。

魏晋以后，选官、婚姻以至社会交往都要看门第，这样一来，家谱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就大大增强，家谱的内容也比以往有所增加。

到了宋代，官方修谱的传统禁例被打破，民间编撰家谱的风气更加兴盛，这时的家谱在政治生活中基本上不再发挥作用，其作用转移到尊祖、敬宗、睦族上。家谱经常被反复修撰，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

到了明清两代，家谱修撰的结构已基本定型，流传到现在的家谱也极为丰富。

家谱的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世系图，即某人的世系所承，属于何代、其父何人；第二部分是家谱正文，是按世系图中所列各人的先后次序编定的，分别介绍各人的字号、父讳、行次、时代、职官、封爵、享年、卒日、谥号、姻配等。这些介绍性的文字，长者50余字，短者仅二三字，实际是人物小传；第三部分为附录。

有些家谱，在立谱时，便确定了家族世系命名的辈分序列，而且事先标定字号，辈分清楚，乡间名之为“排辈”，实则是排资论辈的意思。由于历史上形成的重男轻女思想，男子在起“大名”时，必须以预定的某字作为名字的一部分。这个字要放在全名三字的中间或最末，各个辈数层次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有着约定俗成的规矩。

[编辑本段]家谱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一 、 家谱是以记载一个血缘家族的世系与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史类文献。关于家谱的起源，目前学术界众说纷坛，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尽管先秦《世本》早已亡供，今本《世本》是清人所辑，但从辑有的篇目可见，《世本》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对前代和当代各血缘集团系谱进行综合、总结的全国性的总谱，《世本》的意义还在于证实谱学研究发轫于周代，是家谱研究的源头。

就家谱的形式而言，唐代以前的古谱和现存的以欧阳修、苏洵创制编撰体例为特征的明清家谱有所不同，但家谱作为绵延不绝的人类历史象征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究其原因除了追本溯源寻根问祖的目的以外，还在于对家谱重要价值的认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有过"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之说，把家谱与国史、方志相提并论可见其重要。古代家谱研究的内容主要在于对谱学的本身，包括谱例的撰写以及家谱发展历史的研究等方面。

家谱的应用研究始于汉代，《史记》中有关帝王谱牒的记载，说明汉代司马迁已经把家谱资料应用到史学领域一纪传体史书的撰写中去。后代史学家继承了这一传统，后代编撰的纪传体断代史如班固撰《汉书》、陈寿撰《三国》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谱牒资料。中国古代对家谱资料的应用主要在史书、方志和人物评传的撰写过程，体现了谱牒的史料价值。

二 、到了本世纪20年代，随着社会科学新领域的开拓，有学者从人口学、优生学、遗传学等新学科的角度肯定家谱的重要价值，并倡导对家谱资料进行深入研究。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在1923年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两性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了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为此他提出广收家谱并对家谱进行研究，"我国乡乡家家皆有家谱，实可谓史界瑰，如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谱，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古史辩派的创始人、著名学者顾须刚也说："我国历史资料浩如渊海，但尚有二个金矿未曾开发，一为方志，一为族谱。"肯定了家谱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梁启超等的倡导下，学术界出现了研究谱牒的热潮，北京图书馆致函社会各界广征家谱。(1945年杨殿殉撰《中国家谱学通论》就是利用馆藏家谱撰写的研究论文。)1931年南京国学图书馆馆长柳治徵撰《族谱研究举例》一文可视为对梁文的呼应，该文中有将太仓王氏与武进庄氏比较，分析人口的数量与增殖的例子，开了利用家谱资料进行人口问题研究的先例。利用谱牒资料对人口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还有潭其骧，其著《湖南人由来考》系根据氏族谱系资料对湖南7个县的人口来源作了考证。建国以前在谱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有潘光旦、罗香林等人。潘光旦从192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中国家谱学略史》以后，数年间陆续发表了《家谱与宗法》、《家谱还有些什么意义》、《说家谱作法》等论文，还就遗传与人才的问题进行研究，发表了《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人文选择与中华民族》、《近代苏州的人才》等；罗香林30年代起就重视家谱研究，1971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族谱研究》论文集，大多为早年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对谱学理论的普及与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热情是由史学领域的变革引起的。近代史学的显著特征是打破了以往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史学研究传统，将史学研究转为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关注。新史家们认为，“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算完结，重要的是看见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梁启超语)史学研究的发展，必然要求突破仅从正史中寻找史料的传统局限，拓展史料收集的范围。因此这一时期的史学家们特别重视新史料的发现，包括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和异域发现的史料记载都是他们关注和搜集的目标。家谱作为在家族内部编撰的、不公开发行的史籍，又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史研究的史料价值，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史学观念的更新与史料范围的扩展是引发谱学研究的直接原因。

由于战乱等原因，建国前的谱学研究展开得并不充分。其中谱牒资料的缺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不得轻易示人的祖规家训的警戒厂，家谱资料的搜集比较困难，以北京图书馆为例，从1928年到1945年总共收集到家谱247种，仅占馆藏的十分之一。大图书馆尚且如此，一般研究机构要获得研究资料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了。

三 、解放以后，家谱作为封建残余受到人们的唾弃，对家谱的研究也理所当然地停顿下来。60年代出于对封建族权的批判，有人写了《封建家谱谈》，这是至今所见祖国大陆解放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唯一的一篇关于家谱的论文，家谱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但作为家谱的搜集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土地改革、批判封建宗族，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藏于深阁的家谱被作为封建残余扫地出门，从上海图书馆成为全国收藏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来看，其家谱有许多来自造纸厂回收的废纸堆。这种情况也见于其他图书馆，比如北京图书馆，解放初统计为353种，到1985年清点馆藏已有2228种，大多为土改时期和文革时期所得。正是有识之士对这批历史遗产的保存，才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个宝藏，值得好好发掘。海外华人的寻根意识及对家谱文化的重视则对祖国大陆家谱研究的开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日益加强的文化背景下，中国家谱研究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当前，家谱研究呈现一派方兴末艾之势。经过10来年的研究，其学术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家谱资料的整理开发。80年代家谱研究的兴起首先是文献资料的成功开发，北京图书馆在1985年开始馆藏家谱的开发整理，经过数年时间，在完成编撰馆藏家谱目录和家谱提要2228种的基础上，成立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编辑出版家谱的二次文献、资料丛编。上海图书馆收藏有家谱原件 11200种、83000余册，为世界收藏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目前已成立专门机构，加强馆藏家谱的开发、利用及其研究。除了图书馆加快馆藏家谱的开发整理，社会各界也从各个方面促进家谱资料的开发整理。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档案局二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联合编纂《中国族谱联合目录》共收家谱目录12000多种。

2关于家谱的研究。在家谱资料整理开发的基础上，学术界出现了不少家谱研究的论文。许多论文对家谱的源流、沿革及编撰体例、记事内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对一些重要姓氏宗族的家谱作了研究。比如家谱研究中有专文对古代人物白居易、曹雪芹、郑和，近现代人物洪秀全、傅斯年、鲁迅等人的家谱进行研究。在谱学史研究方面，不少学者对前人提出的并为学术界所接受的观点进行了挑战，比如对中国家谱起源的年代研究，前人一般都认为中国家谱起源于周代，而现在有学者根据周代以前的文字记录即甲骨文、金文等资料，以及大量的民族学、民俗学的资料得出中国家谱的起源远远早于周代的结论。关于家谱的形式，有的学者提出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就有口授家谱和结绳家谱，将家谱的形式扩展到书写范围之外。还有对汉代谱学的理解，过去一般都认为“汉朝帝王将相出身草野，不知家世，故不需谱牒学，此为不兴时期。”现在有学者从司马迁、扬雄、班固等人的自叙家谱及现存的汉代石刻为依，提出汉代并不是谱学的消沉时期和静止时期，而是谱学的活跃时期和发展时期。尽管他们的研究结论还有待检验，但其勇于探讨的精神和扎实的研究方法却值得提倡。他们的研究对家谱研究朝纵深方向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3关于家谱应用的研究。从这段时期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书籍来看，家谱资料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无论是在人口学、民族学、人才学、社会学、经济史、华侨史、法制史、伦理学史等方面都有应用家谱资料进行研究的上乘之作。其中利用家谱资料最多，研究成果最大的是社会史的研究。社会史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部分，属于微观史学研究范畴。过去史学界重视宏观研究，偏重于讨论社会、朝代发展更替的原因。现在随着家谱资料的重见天日，以家谱作为重要史料基础的社会史研究得到发展。以1996年社会史研究为例，有不少论著是以家谱作为史料基础的。如《中国古代的家》、《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中国的宗族社会》等。还有是姓氏学方面，利用家谱资料梳理血缘亲族的源流的著作有《中国姓氏通书》，详细介绍每一个血缘亲族的起源、演变、分支、迁徙、繁衍的历史，以及家族独特的风俗礼仪、家族文化等。

　　追溯最早家谱的产生为口述家谱，资料显示：“瞽蒙主诵诗，并诵世系”之说，家谱最初的功能就是辨析亲疏，凝聚族群，优化生育，即所谓“亲亲以相及”。此后万变不离其“别”与“聚”这两个基本功能，但随时代推移，社会制度不同，其具体内涵和所起作用也不一样。它的发展也是根据历史朝代的政治体制来进行兴衰交替的演变。

　家谱又称族谱、宗谱等。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家族的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书。家谱是一种特殊的文献，就其内容而言，是中华文明史中具有平民特色的文献，记载的是同宗共祖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据研究表明，中华古姓来源于图腾崇拜，系氏族徽号或标志。家谱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经历了历朝历代的连年战乱和社会动荡，历史上传世的家谱几乎丧失殆尽，许多家族的世系也因此断了线、失了传。流传至今的古代家谱，大多是明清两代纂修。在我国明清时期，出现了专门替人伪造家谱世系的谱匠。

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冒氏宗谱（泰州人冒德新长子冒致中迁居如皋家谱），现家谱保存于南京博物馆、复旦大学、苏州大学中，而不在南京图书馆；海陵冒氏族谱（泰州人冒德新次子冒启之留居泰州家谱），现家谱保存于泰州图书馆古籍库，也不在南京图书馆。 你倒是可以从我提供的几家单位去查查。冒姓源于复姓棼冒（古楚音fen－wei），在广东东莞，四川，浙江，湖南都有较大的聚居点 历史名人：宋代冒敬臣；元末冒致中、冒桧，明冒哲、冒佑、冒政、明末冒襄。冒致中家谱有《冒氏世谱》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冒氏族谱》《冒氏家谱》均来源于如皋丁堰乡（也是冒氏聚居地）。

由于家谱具有 "摄众心、聚族性、厚风俗、使人不伪造 "的作用，宋代的文学知识分子也积极从事家谱编纂工作，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都亲自主持过家谱的编纂，其中，欧阳修和苏洵还创造了新普利，并延续至今，成为修谱的典范。欧阳修和苏氏家谱都采用 "小宗法"，以五世祖为家族始祖，保证了世系记载的准确性。通过修谱，五福的宗亲们可以增强孝悌之心，达到敬祖接宗的目的。宋代以后，民间音乐流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封建政府的支持和倡导。宋代的家谱，具有由曾几何时的选举和婚姻为目的，对祖先、家族的教育功能，祖先和宗族可以增加家族的凝聚力，这无疑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所以从巩固其统治基础的意义上说，宋代的支持倡导是政府对私修家谱的态度反应。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和大户人家的崛起，直接推动了民间修谱的发展。宋代图书印刷业的空前发展也促进了修谱的繁荣。宋代私修家谱的繁荣也与当时教育制度的腐败有关。

书院、义学、义田等家塾的迅速发展也促进了家谱的繁荣。私人家谱在宋代开始兴盛，有几个原因，首先是政府的支持。宋代的家谱主要体现了尊重祖先、崇尚祖先、发扬光大的宗旨，墓葬、生子、发扬光大等方面的记载比较详细。家谱的功能对社会稳定具有积极意义，所以政府也支持民间修谱。其次，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家族的崛起，宗族经济条件的丰富也为修谱提供了条件。最后，宋代发达的图书印刷业也促进了家谱的编纂，降低了修谱的成本，提高了家谱的传播和普及。

　　明代应天府柳树湾高石坎的发现(转)

　　世居云南坝区的汉族人家，许多人都说祖籍是南京应天府。从家谱、族谱和祖坟的碑刻墓志还可看到“南京应天府柳树湾”、“柳树湾大石坎”、“高石坎”等记载。“应天府柳树湾”成为云南人座谈祖籍时提起最多的地名。应天府，宋为建康府，元为集庆路，朱元璋建明王朝定都于此，永乐后定为南京。应天府就是南京，但柳树湾在南京何处？就是到了南京询问，一般人也说不出来；南京的市、县地图也无此地址。

　　在南京举办的一次学术座谈会上，我们为是否有“应天府柳树湾”这个历史地名，向南京史学界的同志请教，他们说：明故宫遗址内有一块明万历四十年（1612）立的石碑，碑文中有柳树湾地名的记载。南京市文物研究所还特意派了两位年轻人领我们到明故宫，实地察 看了立于午朝门区内的这两通碑。由于年代久远，风雨侵蚀，加上碑面被灰浆涂抹，难以从头到尾通读。但是经仔细辩认，还是找到有“东城兵马司首下□□行营、柳树湾、关王庙、太医院……”等字样；碑末的立碑时间是清晰的：“明万历四十年九月初一建立。”碑文说明，在明代确有“柳树湾”这个地名，但具体方位在何处，我们只能从地方文献中去进一步查找。幸好这两通碑的碑文录文还能找到。从全文看，碑文内容讲的是水利建设中的“疏通沟渠”问题。把这两通碑内出现的小地名连起来，再从南京的水道资料及《明应天府城内坊厢图》对照，判断出柳树湾在“标营”、“太医院”、“大中桥”一块弧形区域内，具体位置在当年太医院的上游，东城兵马司的下方，即今天的蓝旗街、御道街一带。现在该处尚遗留有“石门坎”的小地名，云南流传的“高石坎”、“大石坎”均为口传之误。如果祖籍是应天府枊树湾、高石坎的云南人到南京“寻根”，只能到南京明故宫跨越的东南角这一片为止，现在这里已经是繁华的闹市区了。

　　方位虽然已经找到，但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需要探讨：难道明代数以几十万计和移民来滇，都是南京人？并不一定全是。柳树湾位于故宫东南角，当年最皇城前的宫禁要地，是中央行政机关所在地，六部除刑部以外，吏、户、礼、兵、工部都在这个地区，兵部的兵马司是部队集中驻地，还有个大校场是训练兵士和比武的地方。明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遣傅友德、蓝玉、沐英率30万大军征云南，从南京出发的部队集中地就在柳树湾，随沐英征滇的皇家直属部队“羽林军”就驻扎在柳树湾。朱元璋的部队组成和兵源并非全部来自应天府一地，江苏、江西、安徽、两湖的都有，所以只能理解为征云南的军队系从柳树湾集中出发。明军平定云南之后实行军屯，几代之后就只知祖籍是“南京应天府”了。还有另两种情况：一是因为洪武后期中央机关多建在柳树湾，官员中因“有罪遣戍云南者”不少，就是民间说的“充军”。还有富商和令朱元璋认为“不放心”的人，被加上罪名强行发配来云南，往往是连家属甚至家族都被“扫地出门”。这两类人的籍贯是江苏为多，并不确指枊树湾。典型的如沈万三一案。沈是江苏“第一水乡”周庄人，他的祖上以躬耕垦殖为业，到他这一代善于“治财”，做外贸发财，“富可敌国”，“资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在南京置有大是产烽，这就引起朱元璋的忌妒。沈万三不知道，竟然还出钱来“助筑都城三分之一”，又“请犒军”，这就犯了僭越之险。朱元璋大怒：“匹夫犒天下之军，乱民也，宜诛之。”要杀沈万三的头，后经皇后说情：“不祥之民，天将诛之，陛下何诛焉！”沈被释放后，被“戍云南”。

　　不论哪一种情况在明代来到云南的“应天府”的人，他们在云南扎根，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对云南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推动作用，这些功绩不可没也。至今云南人到南京，或见到南京人有一种新切感就不足为怪了。

　　南京柳树湾高石坎------云南人的故乡(转)

　　南京柳树湾高石坎，是云南人说不完的话题，是云南人心里的牵挂，是云南人寻根的情结中国人一向是守礼义、重亲情的，因为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家乡的山水永远是最动人的风景。寻根问祖，落叶归根，是华夏民族永远抹不去的一种故乡情结。

　　我家世居云南省弥勒县，很小的时候，就听我的爷爷说，我们家是从南京来的，祖籍就在南京柳树湾高石坎。

　　“那为什么要从南京来，怎么不回南京去？”我这样不停地问着爷爷。

　　“那是几百年前的事了，我也是听我的爷爷说的。”爷爷这样的回答并不能令我满意。

　　后来，我又听到许许多多的父辈们和亲戚们不停地提起“南京柳树湾高石坎”这个地名，这让我确信，我的祖辈一定是从南京那个叫“柳树湾高石坎”的地方来的。

　　据金陵旅游网（http://wwwnanjinggovcn）讯：1983年秋天，云南省弥勒县给南京有关部门写来一封信，说他们那里有许多汉族同胞称先祖是从南京柳树湾迁去的，恳切要求帮助查找“柳树湾”。南京的有关专家反复查阅了解放前后各种图籍史料，并无“高石坎”的地名，只是现在城东南有一处叫“石门坎”。石门坎是否即高石坎呢？如果是的话，柳树湾应在其附近地段内。专家们一方面继续查阅史料，一方面到石门坎至明故宫一带实地访问踏勘。后在明故宫的遗址上看到有一块明万历四十年九月初九立的大石碑，这块碑的一段碑文帮专家解决了难题。碑文曰：

　　“看得疏通沟渠，乃王政要务。除十三门内大小渠陆续疏通外，惟洪武冈口(以)东，从口口关首下北东城兵马司门首下北标营，柳树湾、关王庙，太医院等处过西下各沟，向来不得下流之处，所以虽经疏浚，水仍不。”

　　从这段碑文说明：柳树湾的地名在明代确实存在，而且就在明宫城附近。于是，专家们又查对了《明宫城图第十》，上面标有“东城兵马司”、“太医院”。将碑文与宫城图一对照，说明柳树湾的位置原在东城兵马司与太医院之间，正与现在的石门坎相去不远(筑城后由城墙隔开)。至此明白，“高石坎”应为今“石门坎"，柳树湾即在今天的城东南角。

　　金陵旅游网还有一篇文章提到：在南京举办的一次学术座谈会上，南京史学界的人说：明故宫遗址内有一块明万历四十年（1612）立的石碑，碑文中有柳树湾地名的记载，也就是说，在明代确有“柳树湾”这个地名。从南京的水道资料及《明应天府城内坊厢图》对照，柳树湾应该在“标营”、“太医院”、“大中桥”的区域内，具体位置在当年太医院的上游，东城兵马司的下方，即今天南京市的蓝旗街、御道街一带。云南祖辈们流传下来的“高石坎”实际上是一种口传之误，现在该处称作“石门坎”。

　　在关于云南现今居住着的汉族从何移居而来，有很多文章都这样提到：

　　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命令大将傅友德、蓝玉、沐英等大将从南京率大军30万出征云南。平定云南后，朱元璋很赏识沐英，又念其功劳无比，便派沐英留在云南镇守疆土。为了巩固疆域，促进云南的发展，洪武十五年前后，沐英亲自回到了南京，在南京广招工匠，随着自己远赴云南屯田垦荒，兴修水利，世居云南。

　　其次，又因柳树湾紧靠明朝皇宫的东南部，属于皇城禁地。因此，在这一片驻扎的军队以及居住着的居民，成为朱元璋的心头之患。还有一些让朝庭很不放心的官员、商贾以及那些犯了罪或被强行加上罪名的人，统统都被发配充军到了云南这块不毛这地。就这样，居住在柳树湾一带的居民就自然成了移民的主要对象了。

　　其实，何止是弥勒人，走遍云南38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只要询问云南的汉族人来自哪里，大多数人都会根异口同声地说，来自“南京应天府柳树湾高石坎”。对于云南的汉族人是来自“南京柳树湾高石坎”的传说，虽然历史学家们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法和定义，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祖籍关系讲，现今居住在云南省内的汉族人，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古代吴越地区，即今天的江浙一带。因为从云南汉族人与南京人风俗习惯上的很多相同之处，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就连弥勒县的汉族灶台灼力样和装饰花纹，都和今天的南京郊区农民的锅灶相似。

　　南京柳树湾高石坎，是云南人说不完的话题，是云南人心里的牵挂，是云南人寻根的情结。

　　如今，柳树湾高石坎（即今石门坎）已经是处于南京城繁华的闹市区了，听说，每一年都有不少云南人去南京寻根呢。而很多云南人从小就对“南京”这两个字很耳熟，见到南京人也自然地有一种亲切感。

　　我想，作为今天的云南人，虽然可以寻根，但我们不应该过多的去依念南京。无论我们来自哪里，无论是谁把我们的先祖带到这里，我们都应该看到：云南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云南是一块肥沃的土地，云南正在与发达的南京及中国东部地区一样，随着中国的改革前进方向，一步一步地走向深入。对于先祖居住过的柳树湾高石坎，我们可以为它今天的发展摇喊助威，并亲切地说一声——南京，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