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氏来历

据中华民族姓氏略考究（回姓七个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黄帝臣下火正(管火的官)回禄，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回禄，是传说中的火神。在史籍《左传·昭公十八年》中记载：“禳火于玄冥回禄。”杜预注：“玄冥，水神；回禄，火神。”唐陆龟蒙《销夏湾》诗：“昔予守圭窦，过于回禄囚。”后用作火灾的代称。宋朝时期的朱熹在《答包定之书》说：“近闻永嘉有回禄之灾，高居不至惊恐否？”明朝学者蒋一葵在《长安客话·卢师山》中也说：“平坡寺既回禄后，荒凉殊甚，惟后殿藤胎大像，亦唐制，佳。”清朝时期的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仇大娘》也描述：“适西邻有回禄之变，魏托救梵而往。”

回禄的后裔以先祖名字为姓氏，称回氏。

第二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祁氏尧帝之贤臣吴回，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吴回，是生活在吴山(今浙江杭州西镇)的一个杰出人物。吴回是颛顼高阳氏的曾孙，老童之子。在远古时代，吴因迁居吴人之地称吴回。

吴回氏族部落以叫声宏大的驺虞兽为图腾，吴回之兄重黎担任帝喾火官，叫做祝融，后因办事不力被帝喾所杀，吴回便接替了管火之官，任祝融。祝融之官的职责，主要是观察天空的火星火宿，另外掌管部落用以照明、取暖、熟食方面的大火，这是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一件极为神圣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吴回任祝融后远近闻名，威信很高。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七年，出鸡头山，过回中焉”。在史籍《汉书·武帝纪》中记载：“元封四年冬十月，待幸雍，祠王畴，通回中道，名四中。”在史籍《明通志》中记有“陇西北有回城，亦中回中。”吴回部落发展后，广布于今陇县千山和陈仓区吴山一带，故曰“回中道”，“回城”，吴山，千山均为其吴回姓名而命名。

吴回部族的一部分留居吴山，至夏，商、周仍存。其族的另一部分人约在尧舜之际渡河而迁晋南，于商末形成吴山(在今山西省平陆县一带的吴伯国，并留下“虞”的地名。吴回又带领部分族民从于祝融之墟(今河南新郑)，吴回逝世后亦葬于该地。在江南一带亦有吴山，虞山之名。

吴回死后被尊为祝融神，即火神。历史典籍皆把他列为中国远古的三皇之一，也叫“朱天菩萨”，乡间民俗，一遇火灾，则口中大呼‘米天菩萨保佑平安’双膝跪地而拜。在五行学说的神秘理论中，火与南方相配，于是火神祝融又成为五方帝中南方之神。

吴回的子孙后代，有称吴氏者，有称回氏者。

第三个渊源：源于回族，出自元朝时期大臣方回，

方回，(公元1227～1307年)，字万里，号虚谷；歙县人(今安徽歙县)，著名元朝文学家。南宋景定年间(公元1260～1264年)别省登第，出任严州知府。当蒙古兵至时，方回迎降，授建德路总管。不久被罢官，遂往来杭歙间。

方回以评选唐、宋以来律诗为业，编著了《瀛奎律髓》，标榜为江西诗派，并提倡“一祖三宗”之说。他以杜甫为一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对于方回所著其文，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被评为“学问议论，一尊朱子，崇正辟邪，不遗馀力，居然醇儒之言”。方回还著有《虚谷集》，已佚，今存《桐江集》、《桐江续集》。

方回的后裔在当年迎合元朝统治，其后人皆取回为姓氏，称回氏。

第四个渊源：源于张氏，出自元朝末年元军一张姓大将，属于帝王赐姓改姓为氏。

据山东曹县忠义寨村回氏（汉族）家谱记载，回氏先祖原姓张，讳万楼元顺帝驾前为官，曾被策封为万户侯。元朝末期，因为政治腐败，苛捐杂税，加上天灾河患，农民不堪重负，纷纷造反起义，特别是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建都称帝，又大举挥师北伐，致使元朝统治惶慌不可终日。此时元顺帝眼看大势已去，无心继续经营这摇摇欲坠的半壁河山，遂携皇室贵族北迁蒙古，以图蓄兵整备卷土中原。在北迁中，先祖张万楼率精兵护驾蒙古，返回时，皇帝赐姓回。其义一是皇封贵姓，是一种奖赏和荣誉；二是隐去张姓，免遭明朝政治迫害。先祖返回中原后，定居山东曹县府曹县城西20公里刘庄集吕中铺。以后繁衍分支，据不完全统计，回姓人口逾数万，多聚集在鲁西南荷泽地区境内。

本书按：

此说有些天方夜谭，因为若真是如此，则在明朝初期强烈的反元氛围环境下，早就会被明王朝及民众以“汉奸”、“元奴”之名被屠戮干净了。这似乎不合历史演进逻辑，因此有待进一步考证。

第五个渊源：源于张氏，出自元末明初期地方割据政权吴王张士诚，属于避难改姓为氏。

据河北省河间市卧佛堂镇回庄（汉族）所传：祖先为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仕诚。张仕诚十八条扁担起义，反抗封建王朝，先后占有浙、苏、皖等大片土地，后因种种原因被朱元璋大将徐达、常遇春打败，突围至北方直隶河间府过河时，自知不能逃脱，故投河自尽。徐、常二人感到割首带回，弃尸于野。其幸免于难的三个儿子埋尸成坟，就地落居，名为三姓坟。为避追杀分别改姓回、翟、常。后逐渐繁衍形成现在的回庄、翟上、常村三个村落。

争鸣：

该种说法是出自河间市臣卧佛堂乡小回庄之回氏所自传。但回族老人传说，卧佛堂回是回族二门四世的一位祖爷，在西北舒城娶来一位小妾，曾生下三子，祖爷死后，正室大妻的儿女们和小妾的儿女们不合，争怒之下，小妾的儿女们去了河间，三子分姓回、翟、常三氏，各置庄园，立村居住。他们所自认的回、翟、常三氏乃张士诚三儿子改姓，实是误传。

回族学者纪文波为了印证此种说法的正误，多次去了江南，走访了南京、镇江、苏州、上海等地，并到了苏北的大丰市大龙乡白驹场，在那里的张士诚老家，他找到了张士诚纪念馆、档案馆，查阅、访谈了张士诚的有关情况。

张士诚是贩盐出身，他与李伯升等十八人因抗争元朝的封建剥削压迫而起义，聚众占领了苏、浙、皖地区大片土地，一度号称为吴王。但不久，张士诚即被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常遇春打败，本人被俘，被押进南京劝降无果，后绝食七日自缢而亡。这就是说，张士诚根本就没到过北方，又怎能死在河间呢？当时其妻刘氏夫人，得噩耗后，将所生二子藏匿民间，聚家人、丫环等几十口人于翠云楼集薪楼周，举火人楼具焚，同归于尽。因此，张士诚只有两个儿子，虽费尽全力也未打听到张士诚还有妾和儿子，所以说其三子埋尸改姓回、翟、常三氏，实为误传而已。

第六个渊源：源于回族，出自民族自称，属于以民族称谓为氏。

回氏在回族中虽占比例不大，但却很有代表性，极富民族特点。

回族民间早就流传着“回回姓回”之说。在中国大陆国河北、山东、西北等地今居住着不少回氏回族。回族立回为姓氏，据回姓老人讲，是有其深刻的含意的：一是回回本身是古代阿拉伯、波斯等“回回国”来的；二是回回人信仰的是“回回教门”，即伊斯兰教；三是回回经过长期的发展已形成为回族。

为了让后代记住祖源，信仰“回回教门”，记住自己是回回民族，有回族人便立“回”为姓氏，称回氏。

第七个渊源：源于回族，出自明朝初期将军常有德，属于避难改姓为氏。

明太祖朱元璋之孙朱允炆称明惠帝，与其叔燕王朱棣打仗争夺皇位，既历史上的“靖难之役”。曾有朱元璋时的大臣徐达、常遇春、胡大海等共五十一家大臣都力保惠皇帝。最后，因内变等原因，明惠帝被打败，朱棣燕王登基坐了皇位，改年号为“永乐“。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凡力保惠帝的诸家大臣都遇难遭祸，并殃及九族。时有常遇春的近门族人常姓有德公，为避难活命，遂率三子北上，逃匿到河南、山西，在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应诏来到直隶(今河北、天津)。其三个儿子当年为了避难，并且希望将来再回南方故里，故而分别改姓为回、翟、常三氏。

本书按：

回族学者纪文波在南京找到了二郎岗(其族原籍)，在南京档案馆、县档案办公室，仔细查看了有关材料，又去了常遇春故里贾村(常家坟)，详细阅读了《常氏宗谱》，又考虑到回、翟、常三氏族内古老的传说。经过反复研究，再三推碓，他暂确定该支回族的回氏族人符合第七个渊源。因此，如今回褚村(大褚村)的回氏、翟褚村的翟氏和常王毛圈的常氏原姓，目前皆被暂定恢复为常氏。

据河北枣强回家村（汉族回氏）回氏。家谱所载：我祖回声字振远，生于京东遵化蓟州车辇屯《一说为兄，生迁安车辇屯》。永乐两年迁枣强城东20里，定居，取名回家村。五百余年生百余户；分谱五 六幅：人丁兴旺。教子，教孙 两条正道；唯耕唯读，克勤克俭。父传于子 ，子传孙；代代不忘始，遵祖训，继祖志，建功立业，光宗耀祖，万古永传。

按照回氏源考所说，衡水市枣强县马屯镇回家村的始祖叫回声，不是历史上第一个姓回的人，就是说回声的祖籍是沧州回家楮村的，而在沧州回家楮村的家谱却没有回声这个人，失续的有一个回深。现在还不能确定回声就是回深！！但是能确定枣强的回家村肯定是沧州回家楮村的后代。

河北省沧县大褚村回族回氏族谱长门

三世 永公行一父玉璞公

生子五：山、镇、河、深、趄、朝

四世 山公行一父永公

生子一：光

镇公行二父永公（不详）

河公行三父永公（不详）

深公行四父永公（不详）

朝公行五父永公（不详）

很多胶南人在查阅家谱的时候，都会发现祖上来自江苏海州，且都起于明代。江苏海州跟胶南有什么关系？胶南人的祖籍在哪里？ （看完评论区留言，看看大家都是哪里移民来的） 编辑经过一番查阅，根据彭煜文、史星所著《胶南移民考——从先秦、明到现在》一文，整理出一条线索：胶南人是浙江人、江苏人、山西人、云南人的移民后裔。 而那个传说中的小脚趾甲分两瓣就是山西人后裔的传说……竟然是真的！（亲！脱了袜子看脚趾甲了没？） 而且，你觉得海青人说话「 ”咬舌子”，那人家说的是苏北口音！ 太长见识了有木有？ --------------认祖归宗------------- 胶南历史悠久，4500年前就有人类生息、繁衍，有文字可考的历史长达3000多年。近2000多年来，胶南先后有多次较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分别发生在春秋、秦代和明代初期。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活动发生在明初。胶南现有村庄半数以上建于明代，现在的胶南人大部分是明代移民的后裔。这些移民多数来自山西洪洞、江苏海州、云南，也有少数来自安徽、四川、河南、陕西、蒙古等地。 一 秦代以前的移民 胶南，古属莒国。春秋战国时期，先后属齐、吴、越、楚、齐等国，春秋时期齐所置琅琊邑成为「 ”齐东境上邑”，在琅琊台西北5公里处形成了琅琊城，唐武德三年之前，一直有琅琊县等建置。从地理位置上琅琊与太湖流域、钱塘江两岸的越国相距遥远，但是通过琅琊与越国之间的三次移民活动，使胶南与吴越之地血脉相连，关系非同寻常。胶南和越国之间有3次大的移民活动，第一次是夏朝早期，琅琊人迁到越国。第二次是在越国灭吴国后，勾践徙都琅琊，约有数万人跟随到了胶南。第三次是在越国退出琅琊迁入吴（今苏州）时，越王后裔以及大量军队、百姓随之南返。 琅琊与越国的第一次移民活动发生在夏朝早期,琅琊一带有大量人口向南迁移。这一次迁移的时间早，难以找到确凿的数据，但可从《史记》、《吴越春秋》等书的记载和绍兴的怪山找到此次迁徙的蛛丝马迹。在越国都城会稽（今绍兴市）有飞来山、又名怪山，旧时山上有东武亭、怪山书屋、小琅琊等景点，多部古籍记载了此山从琅琊飞来的传说。山是不会飞的，但传说的背后隐藏了越国人先祖从琅琊地区迁至越国的史实。 琅琊与越国的第二次移民活动发生在公元前468年。这之前，齐国士强君弱，诸侯各自划分势力范围。士大夫田常割琅琊等地为自己封地，引发国内动荡。吴国乘机发兵占领了琅琊等地。后来，勾践灭吴并徙都琅琊。勾践徙都琅琊，跟随而至的军队和他们的家属、奴仆、工匠等总数应在数万以上。来到琅琊，筑琅琊台，修军港，建兵营，起宫殿，从越国来的人中相当一部分居住在越国都城——琅琊城附近。越王勾践成为春秋的最后一个霸主，胶南此时成为北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之一。在琅琊镇甸王家村西北二华里的高坡台地上，有七座大土丘，相传为越王冢（一说为汉王墓）。墓址原来甚大，后范围变小，现存的较大墓地周长六七十米，高四五米，十分雄伟。现在大多数古墓已被平毁，只有三座古墓较为完整，但有盗挖痕迹。胶南博物馆所藏青铜兵器，剑刃多作两度弧曲，形制与越王剑相同，青铜矛骹部末端呈双叉形，是越式兵器。在夏河城及附近地区发现了具有越国特色的若干表饰方格纹、席纹的印纹硬陶片和青铜剑、戈、镞、矛等，附近还有传说是越国运粮储藏处的运粮城地名，民间有关越王勾践、西施、范蠡的故事传说更是丰富多彩。琅琊城，古代又称夏河城，很可能是越王以夏人少康后裔自居而有此名。越在琅琊这块夏人故地上历传8主，称霸224年（一说传五主，霸90年）。 至越王亲，越国离开琅琊迁入吴。此时，应有不少人又从胶南返回越国，这是胶南与越国之间的第三次移民活动。 二 秦代移民 到了秦代，胶南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一次是十几万人迁移到胶南，多数人留在了胶南；另一次是数千人随着徐福东渡日本，成为一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始皇帝二十八年（前219年）到琅琊居留三个月，迁徙3万户居民到琅琊台下，并免除徭役12年，修筑琅琊台。在琅琊古城西北2公里有一个甸王家村，因其位于琅琊郡郊外(古时，城外为郊(郭)，郊(郭)外为甸)，村中居民尽为王姓，故名甸王家。随着徐福船队东渡日本的数千人中，应该大部分是胶南人。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发生时间早、规模大、影响深远的海外移民，胶南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侨乡。 三 汉至宋时期移民 西汉末年（公元前70年），琅琊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据省地震部门推定为8级），琅琊城被毁，死亡6000人，琅琊国的刘氏祖庙也被震毁。之后，又有多次自然灾害、饥荒，这一地区人口稀少，琅琊郡、琅琊国首府先迁东武再迁临沂，琅琊已不再是山东半岛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汉置盐官，至隋唐时期，滨海卤泽密布，成为山东最大的产盐区。唐至北宋，海运兴盛，境内港口既是往来高丽要地，又是运粮重要口岸。人口日渐繁盛。在这一时期到胶南的移民多是一些自发的、零星的移民，规模和数量不可考。据《胶南县地名志》载：唐末大珠山宅科夏姓迁来；宋末魏姓从云南迁王台镇魏家岛耳河立村；元代中期孙、高两姓从云南迁来红石崖镇管家洼，因孙姓兴旺，取名孙家沟，1980年更名为管家洼。漕汶张氏的先世就是这一时期迁入的，北宋元佑年间自南直隶清河县迁至王台漕汶居住，自明代起渐为显赫门第，自其七世至二十一世，先后出进士4人、贡生39人、举人14人，康生为漕汶张氏之二十四世孙。清代高凤翰《题张氏元佑书屋》诗云：「 ”元佑老屋六百年，屋前松柏高参天。当时缚茅竖土壁，非有殊作留坚完。子孙聚族阅人代，前明已隔辽金元。”漕汶张氏兴衰，可见一斑。孔辉,金代中叶人，任定远大将军、元帅右都监，知密州事。孔辉的先世逃荒由曲阜迁至胶南胶河孔家庄定居。孔辉的孙子孔思忠、孔思义分别被荫封为昭信校尉、武节将军。在孔家庄有孔辉墓。 四 明代移民 南宋时，胶南为宋金拉锯地带。金代在胶南境内设立张仓（在铁山镇）、梁乡（在大珠山镇）、信阳（在大村镇）、草桥（在泊里镇）四处兵镇，重兵把守山海要隘。在张仓建立榷场，为宋金两国互市贸易重镇。元代战争连绵十余年，蝗灾、瘟疫等各种自然灾害严重，倭寇屡掠沿海，多种灾难使胶南人口锐减，户口损耗严重。胶南的灵山湾在唐宋时期还是山东地区的重要港口，可是到了元末这里就变得人迹罕至，「 ”荆棘充塞，树木丛杂，豺狼之所居，狐狸之所嗥，渔夫樵子时或出没期间，不过一二野人耳”（《灵山卫志·建置序》）。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朱元璋即位后，首先下令各地流亡人民还乡生产，还乡者皆免税三年，量力开垦土地。明代还大兴屯田。明代屯田有军屯、民屯、商屯三种。民屯是由 组织人民屯田，如移民屯种、募民屯种等等。洪武年间，明 曾不断地把狭乡（人多地少的地方）人民大量地向宽乡（人少地多的地方）迁移，这是移民屯种。在洪武二年（1369年）朝廷开始组织大量移民，明洪武至永乐年间，先后组织大规模移民活动十余次，共向山东、河南等地移民数十万人。胶南的移民基本上都是这一时期从山西洪洞、江苏海州等地迁来屯种的。 洪武至永乐年间，先后有山西、江苏、安徽等九个省的移民相继进入胶南。在胶南市的1000余个行政村中，有278个村从山西迁来，有242个村从江苏迁来，100多个村从云南迁来，有4个村从安徽迁来，有3个村从四川迁来，有3个村从河南迁来，有2个村从陕西迁来，另外，还有一些村从河南、福建、云南和山东其他州县迁来。 移民主要来自三个地方： 一是山西。移民以洪武朝为多，永乐朝次之。也有个别为其他朝迁入者。他们多数来自山西省洪洞县。胶南不少人自称先祖从「 ”云南”或「 ”小云南”迁来，实际上「 ”云南”地区并不是现在所说的云南省，而是在山西省。具 置较模糊，一般认为是指今山西省南部的长治、晋城一带。阴山之南、恒山以北广大地区古称云州，云州之南，或云中（今山西大同市）之南，称为「 ”云南”或「 ”小云南”。当年中原地区饱受战乱之苦时，山西境内却少有战争，而且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出现了经济繁荣的景象，人口较多，与中原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山西洪洞县地处交通要道，人口稠密，成为明初移民的重要集散地。明朝廷在洪洞县广济寺设立移民机构，发给移民凭证和路费。附近各州县来的移民都先在广济寺会合。临行之前，他们聚集在寺中大槐树下，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度过最后的不眠之夜。上路后，一次次回首遥望故乡，最后只能望见广济寺的大槐树和树上的「 ”老鸹窝”。因此，大槐树和老鸹窝成为这些「 ”云南”移民心中一个永远抹不掉的标记。在胶南东部乡镇，至今仍有许多人说自己的祖先当初来自云南大槐树或云南老鸹窝，实际上这些人是从山西洪洞县迁来的。相传，山西移民的后人脚小趾甲都是复形，有民谣说：「 ”谁的小脚趾甲两瓣瓣，谁就是大槐树底下的孩”、「 ”谁是古槐底下人，双足小趾验甲形”，说的都是足小趾两瓣的事。到胶南定居后，有些移民为纪念自己的原籍，在村里栽植国槐。胶南的一部分树龄在500～600年的国槐，大都与此段历史有关。在大珠山镇东山张村有一棵槐树，有三四抱粗，在这里还曾建有「 ”槐爷庙”。 二是江苏海州（今连云港）。从海州来的移民大部分是和山西移民一样由朝廷组织的，也有一部分是为了躲避元末明初江苏猖獗的倭寇来到胶南。有53个村来自海州荡芦村，另外还有的来自南城、戴村、东坎庄、三槐堂、云台山、张水沟等村。 三是云南。元代至明洪武年间，云南梁王段氏为大理酋长，明代初年政令不及，且路途遥远，云南省不可能有大批居民万里迢迢移居胶南。境内居民凡是称其先祖于明代从云南迁来的，详查具体地址，有不少是安徽、江苏两省北部地区迁来，其中多数是跟随朱元璋起兵。朱元璋定鼎南京后，令傅友德、沐英率军征伐云南。率领的三十万大军，大多在云南留驻了20多年的时间。他们从军时大部分只身一人，独身者多与当地女子结婚成家，女方不少是当地的苗族、彝族姑娘。到洪武、永乐年间，奉旨转驻山东各卫所军户有一万五千余户，七万余人。胶南设立了灵山卫，其中一部分来到了胶南落籍。这些军户原籍遍布华北、华南、西北地区各省，并非云南。但长期驻守云南，妻室大部分为云南土著之女，相当一部分子女在云南出生，迁到胶南后便以云南为原籍。在胶南不少人的祖籍是云南槐阴县、云南凤仪县、云南江州府同州县，还有的是「 ”云南畅山县槐树底”、「 ”云南乌沙（撒）卫”等。实际上，说云南是祖籍并不确切，先祖们只是在云南驻防的军人，来到胶南后，在这里定居下来，繁衍生息，子孙后代便以云南作为祖籍。各地移民在胶南的分布并不均匀，呈现出一定的聚居性。山西移民在有的乡镇占到50％，而有的乡镇几乎没有，江苏、云南移民也是这样。这与他们移民到胶南的时间、原因有关，也与明、清时胶南分属胶州、诸城两县有关。 江苏海州移民主要在胶南西南部乡镇（明代诸城所辖区域），如大村、海青、泊里等。山西移民安置在胶南西北部（明代胶州所辖区域），如六汪、胶河、市美等。云南移民在胶南大珠山、王台、黄山等其他东部乡镇。由于移民的原籍不同，来到胶南后又聚居在不同区域，胶南东部居民和西部居民在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有许多明显的差异。西部居民语言明显有苏北话的特点，东部人则讲北方话。西部人结婚时要求新娘下午到婆家，东部人要求新娘上午到婆家。过春节时，西部人正月初三早上送年，东部人则是正月初二晚上送年。人死后，生者要为其「 ”指路”，告诉亡灵朝什么方向去，在胶南会让亡灵朝「 ”西南大路”去，这一风俗可能也与移民祖籍有关。由各地移民带来的风俗习惯，在他们的后裔中一代又一代延续下来。 军屯移民 元末明初，海上倭寇猖獗，给沿海地区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严重危害。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海防，一方面规定「 ”片板不许下海”，另一方面在全国实行卫所制。按照「 ”跨县设所，连府设卫”的原则，陆续在山东设立安东卫、鳌山卫、灵山卫、大嵩卫、靖海卫、成山卫、威海卫等九卫，洪武五年(1372年)在胶南境内设「 ”灵山卫”，筑灵山卫城，灵山卫的规模相当大，辖前、后、左三所，共建立军屯30个，军兵5600人。辖区西起日照两河，东至胶州沽河。为设立卫所，朝廷不仅派来驻军，还从云南、江淮等地迁来大批军户，实行屯垦，并从河南、山西向胶南移民，以巩固海防。当时规定，以屯养军，军屯受制卫所。凡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个军人一般受田五十亩，给耕牛、农具。当时的屯兵可带家属、奴仆等住在卫所。明代军户是世袭的，一人充军，世代相承，永远不能脱籍，这样他们就成了胶南的常住居民。明中期，屯兵加上家属、仆役已有几万人定居在胶南。这时人口稠密，灵山卫由元末明初的荒僻之地，成为一座繁荣兴旺的滨海小城「 ”阛阓相望，市井嚣繁，俨然一都会矣”（《灵山卫志》）。不仅灵山卫城颇具规模，在城外还设有30个墩台、12个城堡和33个军屯（不同时期数目不同），绝大部分在胶南、胶州和诸城，少部分在高密、平度等地。到清雍正十三年裁撤灵山卫时，灵山卫军屯仍有屯地1634顷，额征地丁银2853两。军屯钱粮不解州县，由卫而上解山东都指挥使司，最后至兵部，其体制类似现在的新疆建设兵团。 在这些移民及他们的后人中，明初因所居皆军户，以武将著名。阳武侯薛禄，其父便是以军户迁居灵山卫东之薛家岛。成年后代兄服役，「 ”靖难之变”英勇善战，首夺九门，得到燕王朱棣的重用，且得以赐名。后转战北方，屡立战功。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朱棣即位分封功臣，赐诰券三代侯爵。仁宗即位后又加封太子太保。病逝后，宣宗亲自为其致悼文，追封鄞国公，谥忠武，世袭少保阳武侯，妻诰命夫人。在今黄岛区薛家岛及周围薛姓绝大部分为薛禄之后裔。除薛禄外，还有金辂，正千户，原籍山后人（蒙古人，祖籍山后之云中一带）。祖荣，初名蛮蛮。永乐二年，赐姓金。荣卒，子亮继。亮从都督毛福寿击贼有功，升正千户。亮卒，辂继。天顺八年，选灵山卫左所正千户。辂卒，子鼎继。正德六年，选即墨营备倭。七年三月十七日，流贼刘六等劫营，鼎力战死之。鼎生奎，奎生儒，儒生守业，守业生玉声，凡六传。金姓后人现居住在胶南市积米崖。灵山卫苏氏，其祖先于明洪武年间以军户自青州临朐县迁来灵山卫。后人读书从文者较多。明清间出贡生24人，其政声卓闻者尤以苏丛为最。流传下来的还有很多，乾隆十七年编纂的《灵山卫志》记载：程常 指挥使，原籍江西广信府铅山县人。六传，凡五世。唐彰 指挥佥事，原籍湖广常德府石门县人。凡九传。王 瑾 指挥佥事，原籍武定人。世袭，传子惟精。焦鹍 指挥佥事，原任陕西榆林卫都司，调本卫指挥佥事，世袭，升留守司副使。王扬林 镇抚，原籍怀来县人。洪武间以军功授本卫镇抚司镇抚，封忠武校尉，世袭。宗得 正千户，原籍江西临川县人。凡传七世。侯胜 百户，原籍扬州府仪镇人，凡传四世。明正统元年（1436年），灵山卫创建武学。十年（1445年），改武学为儒学，设儒学教授，单列生员名额，灵山卫士绅因之崛起，苏、陈、王、宋、金、宗、焦、毕、薛等显姓望族中，明清时期先后出过进士、举人、贡生290多人（含武科），或以名宦显赫，或以政绩昭著，或以文学闻达，或以忠孝流芳。苏丛，曾任江西道监察御史。焦复亨，领袖清代胶州文坛六十年。宋之钊，力学能文，有「 ”莱郡一人”之美称。苏濬，辞官归里，诗酒自娱，著有《群玉斋诗集》。苏潜修，广咨博访，至老不倦，所著《灵山卫志》八卷，为后世研究明清时期灵山卫提供了详实的资料。 民屯移民 明代胶南移民中除了军屯移民，还有民屯移民。民屯移民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一些无地农民，大迁徙合理地分布了人口生存的空间，给明代社会带来了经济繁荣。移民中还有一些地方官员和商人后裔，因种种原因滞留胶南。如琅琊镇东港头村《陈氏族谱》记载：「 ”陈公携家由四川成都东关迁密州任学政，清乾隆四十二年七世族田窦氏携二子迁此立村”。大村镇大尧村《孟氏支谱》记载，明永乐十六年孟氏第56代孟希先由海州来任诸城县教谕，「 ”遂附近琅琊台而籍，居大窑庄（解放后改名为大尧），为琅琊孟氏始祖”。明代外地大批移入胶南的先民，加入了对胶南的开发，移民使胶南人口骤增。明 的采用「 ”计民授田”和免减税赋的办法，鼓励移民垦荒种地。迁移者披荆斩棘，拓荒野海滩为沃土田园。建于明代的这些村庄本身就铭刻着他们的历史功绩。移民带来了文化、思想、习俗，带来知识和生产技术。明代之后在胶南这片土地上又孕育出许多兴旺发达的家族和人杰，他们都是明初移民的后裔。可考的主要有琅琊丁氏、六汪赵氏、琅琊臧氏、松山张氏、宝山法氏等。琅琊丁氏 其祖先丁兴元末时以铁枪归邻县凤阳人朱元璋从军有功被授官，长子丁贯世袭官职，次子丁推则早在其兄长丁贯世袭前就迁移到诸城东南藏马山南天台山下（今大村）定居了，一起来的还有其姑表兄弟徐、董二姓。他们先是在琅琊湾落脚，董姓擅渔，遂定居沿海一带，世世以捕渔为生；徐姓则定居徐家大村（海青）一带。后因丁推不适水性又移居藏马天台，立村为丁家大村，因名琅琊丁氏，由于定居于藏马山之南天台山东面，后人也称为藏马丁氏或天台丁氏，因此地属诸城县，又称诸城丁氏。琅琊丁氏家族明、清两代显赫，如丁惟宁、丁琰有「 ”大小郑公”之称，丁耀亢（1599～1669）是丁惟宁之五子，清初文学家。大村丁氏人丁繁盛，「 ”瓜瓞蕃衍，墟落冢墓，相望无别姓，盘亘六十余里”，支派遍及胶南、诸城、日照等地。散处永城、鹿邑、江浦、东平、黄县、寿光、潍县、日照、莱阳、沾化、阳信、丰城、莆田、板浦、灌云等地的也很多。六汪赵氏 其祖先于明永乐初自南直隶徐州迁至境内六汪河北村定，五传至赵本。其族明清两代显耀。据其家谱及有关志书记载，赵氏一门8位进士、14位举人、23位贡生、51位监生（其官职不录）；另有世袭镇抚2人、总兵、游击各1人。琅琊臧氏 其先世居琅琊台下。自臧惟一起，渐为显赫门第。族人遍及胶南、诸城等地，人才辈出，数世不衰。其中臧惟一、臧尔劝父子双进士，死后均被追赠兵部尚书。松山张氏 其祖先于明初自潍县迁至胶州松山（今张家楼镇松山子村）居住。自其二世起，家族中人才辈出，明清两朝显赫。根据张氏家谱，先后出进士5人、举人5人、贡生16人。张铭、张懋熺、张懋煌、张谦宜等皆出类拔萃、名闻一时。宝山法氏 其祖世袭济南卫指挥使。明代成化年间，法文质任胶州学正，遂落籍胶州。明末法若真随其父法寰避兵乱迁居铁橛山十几年。辞官后定居黄山。死后葬于隐珠镜台山。法若真的后代，如法枟、法坤宏、法坤厚等都名闻一时。 五 建国后移民 胶南向外地移民。建国后胶南的人口迁移主要是因为新修水库而引起的库区移民，支援移民垦荒、支援边疆建设和新开发工业基地建设也使部分人口迁移。另外，上学、招工、投靠亲友等原因也造成数量较小的自发迁移。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人口迁移相对较少。1955年3月，向吉林省、黑龙江省移民。移民对象主要是国防建设征用土地较多的地区和贫瘠山区的农民中，具有全部或部分劳动生产能力，可以自食其力，又能举家迁移者。1955年5月，胶南移往黑龙江省克东县15户、72人，藏马移往黑龙江省德都县273户、955人。1956年3月，组织出身好、思想进步、自愿从事农业生产、有一定田间操作能力、年龄在18～45岁之间的男女青壮年300名(其中琅琊区100名，泊里区80名，贡口区40名，龙马区80名)，赴黑龙江省罗北农场开发建设边疆，建立独立集体农庄，名为「 ”罗北农场胶南集体农庄”。1956年7月，胶南往黑龙江省讷河县移民351户、1115人，往黑龙江省依安县移民50户、265人。1959～1960年，胶南修建十字路、铁山、小珠山水库，将库区16个村、1013户、4523人，迁往辽宁省旅大市的永城子区、甘井子区和复县。其中十字路库区7个村、643户、2913人，铁山库区5个村、267户、1030人，小珠山库区4个村、103户、580人。除了移民到辽宁外，还在胶南当地安排部分库区移民，建设了一些水库移民村。在1960年前后，由于自然灾害严重，许多人忍饥挨饿，被迫到东北。再加上这一部分零星移民，在50年代和60年代到东北的胶南移民约有1万人。20世纪90年代后，从东北迁移到胶南的人逐渐增多，在胶南几乎每个村庄、街道、工厂、学校都有东北口音的人，其中不少就是这部分移民到东北的人，他们或他们的子孙后代又返回胶南。 落户胶南的三峡移民 三峡工程动工以来，胶南先后接收了2批三峡库区移民。2001年5月接收第一批移民，204名重庆忠县三峡库区农村外迁移民分别到达铁山、张家楼、宝山和黄山的10个村庄安家落户。2004年8月6日，胶南接收的第二批三峡移民顺利抵达，开始了新的生活。这批三峡移民共18户、82名，全部来自重庆开县，安置在张家楼镇庄家疃、丁家寨、西寨和岭前马家庄村。

山西洪桐移民的历史背景－大槐树传说 转自：袁氏家谱 编辑：admin 时间：2006年3月8日16:52 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大规模地移民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的，这自然要从元末年间的历史谈起。 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虽然盛极一时，但“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 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断，民不聊生，使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仅至正元年( 1341)，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以生了百余次人民反元起义，以后人民起义更加频繁，力量也越来越大，至正八年方国珍在台州起义，至正十一年刘福通在颍州起义，号称红巾军，徐寿辉在蕲州起义。至正十二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起义，第二年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起义，其后十余年，特别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广大农民纷纷响应，元军出其精兵锐将与农民军决战，攻城略地，掳掠杀人，干尽了残暴之事。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元史脱脱传》)，至正十七年、二十一年元军察罕帖木儿部与农民军战，“两战皆败之，斩首万余级”(《元史察罕帖木儿传》)，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租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壮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元史顺帝本纪》)，后来元军正规军精兵使尽，无力把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一些地主武装，为了维护本身利益也配合元军与农民作战，山西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终于把红巾军镇压下去。在这些战斗中，元军和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元史顺帝本纪》)，使豫、鲁、苏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扬州城中当时被杀的仅余有十八家。(《明在祖实录》卷五)温县牛洼村《牛氏族谱》也载：“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已到了“春泥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境地后来朱元璋出兵江淮，派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这样元末长达十六年的兵乱才算结束。 元朝末年除兵乱之外，水、旱蝗、疫也接连不断。黄、淮河又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据《元史》载，仅元朝末年的雨旱灾，山东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8次。(《元史五行志》)”造成“漂没民庐、死者众”(《元史顺帝本纪》，“禾不入地、人相食”(《元史五行志》)，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至正元年，汴梁、钧州大水二年四月，睢州仪封县大水害稼。六月癸丑夜，济南山水暴涨，冲东西二关，流小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卧龙山水通流入大清河，漂没上下居民千余家，溺死者无算。三年二月，巩昌宁远、伏羌、成纪三县，山崩水涌，溺死者无算。五月黄河决白茅口。七月，汴梁中牟、扶沟、尉氏、洧川四县，郑州荥阳汜水、河阴三县大水。四年五月，霸州大水。六月，河南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民居数百家。济宁路兖州、汴梁、鄢陵、通许、陈留、临颍等县大水害稼，人相食。七月，滦河水溢出平地丈余，永平路禾稼庐舍漂没甚众。东平路东阿、阳谷、汶上、平阴四县，衙州西安县大水……五年七月，河决济阴，漂官民亭舍殆尽。十月，黄河泛滥。七年五月黄州大水……八年正月辛亥，河决，陷济宁路。六月己丑，中兴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平地深丈有五尺余，漂没六十余里，死者一千五百人。是月，胶州大水。七月，高密县大水。九年七月中兴路公安、石首、潜江、监利等县及沔阳府大水。夏秋，蕲州大水伤稼…… 十二年六月，中耠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漂民居千余家，溺死七百人。七月，衙州西安县大水。十三年夏，蓟州丰润、玉田、遵化、平谷四县大水……十四年六月，河南府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没居民，溺死三百余人。秋，蓟州大水……十六年，河决郑州河阴县，官署民居尽废，遂成中流。……十七年六月，暑雨，漳河溢，广平郡邑皆水。秋，蓟州县皆大水。十八年秋，京师及蓟州皆大水。十九年九月、济州任城县河决。二十年七月，通州大水。二十二年三月，邵武光泽县大水。二十三年，孟州济源、温县大水。七月，河决东平、寿张县，圮城墙，漂屋庐，人溺死甚众。二十四年三月，益都县井水溢而黄。怀庆路孟州、河内、武陟县水。七月，益都路霆光县、胶州高密县水。二十五年秋，蓟州大水。东平须城、东阿、平阴三县疔决小流口，达于清河，坏民居，伤禾稼。二十六年二月，河北徙，上自东明、曹、濮，下及济宁皆被其害。六月，河南府大霖雨，＊水溢，深四太许。漂东关居民数百家秋七月蓟州四县、卫辉、汴梁、钧州大水害稼。八月，棣州大清河决，滨棣二州之界，民居漂流无遗。济宁路肥城县西黄水汛溢，漂没田禾民居百有余里，德州齐河县境七十余里亦如之"。(《元史五行志》)在《元史》中这类记载比比皆是。特别是河南地区几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中书省户部曾上言："连年水旱，田禾不收。”(《元史顺帝本纪》)当时的一位治河大臣也说中原地区“连年饥馑，民不聊生。”(《元史纪事本末》卷二) 元末中原地区不但水患严重，大蝗灾也频频而至，从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大蝗灾计有十八九次。(《元史五行志》)元时的大名路，至正十二年六月“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元史顺帝本纪》)中原地区从元统三年到至元末年，大饥荒就达十五次(《元史五行志》)，至正十七年河南大饥。十八年“京师大饥，彰德亦如之”。至正十九年冀、鲁、豫大饥，通州民间五杀其子而食之。保定路孽生盈道，军士掠孱弱以食。山东、河南之孟津、新安、渑池出现“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同时，危害极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元史五行志》) 以上种种，兵乱水旱蝗变疫相辅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为州，如“降徐州路为武安州”。(《元史顺帝本纪》)就是到了明朝，由于人粮剧减也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名城开封由上府降为了下府(《明太祖实录》卷九十六、一百九十三)。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一百六十四)到了洪武十七年全国各地仍把不足3000户的30余州降为县。(《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四)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八)，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多是无人之地”(顾炎武《日知录》卷十)，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就连朱元璋也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于是采纳了萄州苏琦(《明太祖实录》卷五十)，户部郎中刘九皋(《明史食贷志》)，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为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明太祖实录》)，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数朝历史50余年的移民高潮就开始了。} 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移民，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又发生了“靖难之役”，四年的战争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面，为此仍又有永乐迁民之举。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位，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采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诛奸为名，从北京进取南京，所过河北、河南、山东、皖北、淮北等地，与政府军反复拉锯作战，进行了四年的战争，这就是中原地区盛传的所谓“燕王扫碑”。当时一部分地区的老百姓也自行组织武装，拒抗燕王军队，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恢复生产的愿望。 根据《明史》记载，燕军在战争中，抢掠屠杀甚为严重，如“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明史恭闵帝本纪》)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仗，燕王“乘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明史成祖本纪》)中原地区的老百姓自动帮助政府军抗击燕军朱棣胜利后，对忠于建文帝的军队和百姓杀无遣漏，河北、山东等一些族谱中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当燕王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把抵抗，燕王无标转路攻取南京，后燕王把一带人杀的只留狐、刘两家，山东临清县寨村光绪四十年写的《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南兵大军追袭，则南兵自南而北，北兵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尔时，或杀，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因此，靖难之役“，加剧了中原地区荒凉局势，民非杀即逃，这也是永乐移民的又一原因。 当元末中原地区荒疫兵乱之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连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这虽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词，但也说明晋垌带比较安定，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是稠密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口，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 山西的人口和中原的人口相比，极不平衡。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为1891万人，河北人口为1893万人，而山西人口却多达40304万人，比河南、河北人口的总和还多25万。再从人口密度来看，同样是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山西平均每平方公里2752人，而河南每平方公里12；85人，河南的人口密度不足山西的一半。这样，山西“地狭人稠生计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连朱元璋也认识到“山西民众而地狭”。这时朝中的要臣一再提出应从山西移民到中原，如洪武三年(1370年)，郑州知州苏琦提出“时宜三事”，其中一事就是移民中原，洪武十五年(1382年)，晋府致仕长史桂彦良上《太平治要》20条。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户部侍郎刘九皋又奏请迁移山西之民以实中原，终于得到了朱元璋的认可。于是拉开了—场轰轰烈烈移民活动的序幕。 明代初期山西的移民，说是从洪洞大槐树下迁走的，实际上远远不止如此。根据《明史》记载，“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丁多田少”，以“分其丁口”的办法进行移民。这个范围是相当大的，包括现在的晋中、晋南、吕梁和晋东南等地区。按照明初山西的行政区划，所谓太原指太原府，辖6个州20个县；平阳即平阳府，辖6个州29个县；泽是泽州，为省直隶州，辖4个县；辽是辽州，省直隶州，辖2县；沁指沁州，省直隶州，辖2县；潞是潞州，省直隶州，辖6县；汾指汾州，省直隶州，辖3县。这样，明初山西移民就涉及到2府、17州、66个县。在当时关山重重、道路阻塞的自然条件下，这么多地方的移民全要集中到洪洞县的大槐树下，有没有必要是不是可能恐怕是没必要也不可能的。但是，由于洪洞大槐树下是当时最大的移民“点行地”，在后来的历史上影响特别大，移民后裔们自然也就乐于认同这样一个出发地了。 关于移民的次数，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经学者们的反复考证，洪武、永乐两朝共有17次。简单的情况是： 洪武六年(1373年)，从山西及河北正定府移民至安徽凤阳垦荒。 洪武九年(1376年)十一月，再从山西及正定府移民至凤阳垦荒。因为是冬天，政府发给移民过冬的棉衣。 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从山西招募24万户百姓从军，后又都复员为老百姓，就地安置垦荒种地。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又从山西的泽州、潞州，挑选“田少丁多”或无田之家，迁往彰德、正定、临清、归德、太康等地垦种。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九月，山西沁州百姓张从整等116户自愿外迁屯田，户部给予奖励，让他们回沁州招募居民。 同年同月，后军都督朱荣向朝廷报告：由山西迁居到大名、广平、东昌三府的百姓，一共分给他们26万顷土地。 同年十一月，命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等迁移山西百姓，到彰德、卫辉、归德、临清、东昌等地栽桑种枣，垦荒种地。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冯胜、傅友德与常升等到山西招募百姓从军，共设16个卫所。大约是平阳府选了9卫，太原、辽、沁、汾选了7卫，每卫5600人，共有9万余人。 同年十二月，朝廷命后军都督佥事李恪、徐礼去山西招募移民共598户，分别迁至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地。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山西马步官军266万人，往塞北筑城屯田。 建文四年(1402年)，户部核实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汾、沁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迁至北平各府、州、县。 永乐二年(1404年)九月，从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移民1万户，充实北京。 永乐三年(1405年)九月，再次从以上地区移民1万户，充实北京。 永乐四年(1406年)正月，湖广、山西、山东等县吏李懋等214户人愿到北京为民，户部给他们发了安家费。 永乐五年(1407年)五月，朝廷命户部从山西的平阳、泽、潞及山东的登、莱等州，招募了5000户到北京的上林苑监，牧养栽种。 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向朝廷申请到北京、广平、清河、正定、冀州、南宫等府州县为民，开荒种地，依律交税，得到政府的奖励和资助。 综上所述，明初从洪武六年(1373年)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近半个世纪中，从山西向外地移民17次，每次数百户，甚至上万户，前后人数达到100万以上。回顾我国历史上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汉代仅限于屯垦戍边，并没有形成全国规模；三国割据一方，各自分散屯田；唐代移民屯垦兴盛，但安史之乱以后废弛；宋代重文轻武，屯田时盛时衰；元代全国兴屯，但很快天下大乱。所以说，明初山西移民，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官方移民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 那时候还创造了一个词叫“解手”，一直流传到现在仍然使用，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百姓们被迫登记以后，为了防止他们途中逃亡，官兵们把他们反绑起来，然后用一根长绳串连起来。那时候，迁徙路上，到处是一串串的移民，他们一步三回头，天愁地也愁。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人们免不了要大小便，但一根绳子拴几个甚至几十个人，大小便非常不方便。于是只好向押解官兵报告说：“老爷，请解手，我要大小便。”这样子日复一日，人复一人，次数多了，日渐简化，只要说上一声：“老爷，我要解手。” 明初有个袁公正，字成甫，曾随朱元璋打天下，南征北战，屡建战功，官拜镇威将军。明朝统一后，首要的大计，是移民垦荒。袁公正又自动报名，举家从洪洞迁至山东曹县黄岗集落户。当时很受朱元璋欣赏，亲赐一块“袁氏题名玉碑”，还给他提升了三级头衔。袁公正在曹州以北约20公里处的关王庙北土岗上安下家来，取名“袁家固堆”，并题词曰：“洪洞分枝老门第，曹州安居旧家风。” 陕西省的山西移民比较多，大概是与山西一河之隔距离近的缘故。据征集的谱谍看，武功县的戴氏、麟游县的赵氏、邢氏、扶风县的刘氏、彬县的陈氏、固源县的郑氏、米脂县的杨氏、并氏、眉县的刘氏，其先祖都是明初从洪洞迁去的。 综前所述，洪洞大槐树下的移民，当初直接迁入地是豫、鲁、冀、京、皖、苏、鄂、陕、甘、宁、晋等省市。然而数百年间，峰回路转，这些地方的移民后裔，又辗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东北、港台等地。特别是近几十年里，迁移的浪潮此起彼伏。例如解放前的“走西口”、“下关东”、“下南洋”，建国后的城市知青“支边”、“上山下乡”，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国留学、探亲、定居，更使洪洞移民后裔的足迹，踏遍了神州大地、天涯海角。 参见： 山西洪桐县寻根网 全文阅读洪桐大搬迁考证进入wwwyuanscncom

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出生于公元 1640 年，卒于 1715 年，终年 76 岁。蒲松龄一生屡试不第，贫困潦倒，后人用 8 个字便概括了他的一生：读书、教、著书、科考。蒲松龄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文人家庭，由于家道中落，请不起教书先生，便随父读书。他自幼聪慧过人，经史过目不忘。 18 岁完婚，应父母之命，娶本县文人刘国鼎的次女刘孺人为妻。 19 岁初应童子试，便以县、府、道三试第一考中秀才。文章深受山东学政施愚山先生的赏识，一时名声大振。为了求取功名，实现理想， 20 岁的蒲松龄与同乡好李友梅、王鹿瞻、张历友共结“郢中诗社”，潜心治学。现在淄川的留仙湖、般阳河等地就是他们当年经常活动的地方。 25 岁时蒲家因妯娌不合，兄弟分家，蒲松龄只分得“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生活陷入困境。迫于生计，于康熙九年应同邑好友孙蕙的邀请，到江苏宝应为知县孙蕙做幕宾。那段时间蒲松龄开阔了眼界，写下了不少诗文，但也饱尝了寄人篱下之苦，加上思乡心切，第二年便辞幕还乡了。

归来后的蒲松没有考取功名，便屡屡设帐于缙绅之家，其中约三十年的时光是在淄川大家毕际有府上为塾师，在毕家他结识了当时的一批著名文人如王士祯、高珩、朱缃等，这对于《聊斋志异》的创作和传播有极大的影响。71岁撤帐归家，过了一段饮酒作诗、闲暇自娱的生活。他一生热衷科举，却不得志，72岁时才补了一个岁贡生，因此对科举制度的不合理深有体验。加之自幼喜欢民间文学，广泛搜集精怪鬼魅的奇闻异事，吸取创作营养，熔铸进自己的生活体验，创作出杰出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以花妖狐魅的幻想故事，反映现实生活，寄托了作者的理想。除《聊斋志异》外，还有文集4卷，诗集6卷；杂著《省身语录》、《怀刑录》等多种；戏曲3种，通俗俚曲14种。今人搜集将其编定为《蒲松龄集》。

蒲松龄 74 岁时妻子刘氏因病去世，他悲痛欲绝，倍感人生苦短，就这样过了两年，蒲翁也于康熙五十四年即公元1715 年正月 22 日，在故居聊斋与世长辞。蒲翁墓中出土的东西，有锡酒壶、锡酒杯、旱烟袋、念珠、宣德炉、四枚寿山石印章，还有其夫人用的铜镜、耳勺。一代文学大师走完了他坎坷的人生，但是他为后人留下的财富却是永不磨灭的 !

蒲松龄故居

位于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蒲松龄故居是一座幽静古朴的庭院。院落座北朝南，前后四进，西有侧院。门楣上悬挂着郭沫若题写的匾额“蒲松龄故居”，院内月门花墙，错落有致，山石水池，相映成趣。北院正房三间，为蒲松龄的诞生处和其书房“聊斋”。室内陈列着他74岁时的画像，上有其亲笔题字。南院有平房两间，旧称“磊轩”，是以蒲松龄长子蒲箸的字命之。西院系新建的陈列室，蒲氏家谱、手迹和其多种著述以及英、俄、日、法等外文版本。聊斋正房后为6间展室，展出了中外蒲氏研究家的多种论著，以及当代文化名人老舍、臧克家、丰子恺、李苦禅、俞剑华、李桦、戴敦邦等书画家为故居所作的书画、题词100余幅。1977年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柳泉 又名满井，在淄川区蒲家庄东侧约百米的山谷中。据载，早年井中清泉涌流，外溢为溪，大旱不涸，古称满井。最初蒲家庄也由此得名满井村，至明朝末年，蒲姓日繁，因而村始易为今名。当年井四周有翠柳百株，故后人又称之为“柳泉”。相传蒲松龄曾多次在此设茶招待过往行人，搜集创作素材。蒲松龄酷爱此地，自号“柳泉居士”。1980年，柳泉旁新建草亭、凉亭，井口围加了栏杆，井旁“柳泉”石碑为著名文学家沈雁冰所踢写。柳泉北面原有一座龙王庙，也叫满井堂，庙西庑原有《新建龙王庙碑》一块，碑文系蒲松龄所撰。现庙已无存，碑已移存蒲氏故居内。

蒲松龄墓 位于淄川区蒲家庄东南约500米处。墓地四周系砖石砌围墙，内松柏树10株古木阴翳，郁郁葱葱。墓院系蒲氏老林，内有古墓几十个，蒲松龄墓在墓园北侧，封土高约两米，墓穴呈头向西南，足向东北之势。墓前立清雍正三年（1752年）同邑后学张元撰文的《柳泉蒲先生墓表》。1954年建立了一座四脚碑亭，1979年又在亭前建立沈雁冰撰写的《蒲松龄柳泉先生之墓》碑。

聊斋园 位于淄川蒲家庄村东，建于1987年，占地面积约2．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100平方米。聊斋园分为艺术陈列馆、狐仙园、石隐园、聊斋宫、满井寺、观狐园六部分。艺术陈列馆共三个展室：第一、二展室陈列反映蒲松龄生活的诗词、文稿及颂扬蒲松龄的图画、诗歌、书法等艺术作品；第三展室展出了18组蒲松龄生平塑像，形象逼真。“狐仙园”内建筑错落有致，小巧美观，包括共笑亭、留仙桥、柳拉碑、奇幻门、聚仙峰、卧狐、独眼狐等景观。“石隐园”内建有远心亭、同春堂、迟月亭、九回廊、文梓树、蔓松桥、霞饴轩及各种石景等，并有假山、怪石及花草。“聊斋宫”内有《罗刹海市》、《席方平》、《画皮》、《娇娜》、《尸变》等聊斋故事艺术雕塑作品，并采用灯光、音响、**特技等现代科技表现手法，再现了蒲松龄笔下神鬼狐妖的艺术形象。“观狐园”内。

蒲 松 龄 书 馆

蒲松龄书馆坐落在山东省淄博市周村西南昆仑路旁、王村镇西铺村西铺大街。原系明末户都尚书毕自严故居的一部分。先生一生的职业是教书，他在其三十二岁时，应好友毕际友[公元一六七九(康熙八年)至一七0九年(康熙四十八年)]之聘离开家乡淄川区蒲家庄，在此设馆教塾三十余载。直到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一年），先生在度过了近四十年的塾师生涯，七十一岁高龄时，才撤帐归里田园，连续教了三十八年的书。在漫长的三十八年中，先生凭着自己的才能，栖身于王村西铺的高墙内，寓居于毕家的松龄书院，领衔伴读在绰然堂，可以说，西铺是先生的第二故乡。

弹指三百余载，当年先生执教著《聊斋》的书院——“ 毕尚书府”，几经蹉跎岁月的风风雨雨，历尽沧桑，到文革时期一度破败不堪、面目全非。

春风又绿“江南”岸。从一九八五年以来，淄博市人民政府暨周村区人民政府为弘扬民族文化，保护民族遗产，加强蒲学研究，纪念一代文化伟人，相继拨款四十九万元，分两期工程对蒲松龄书馆进行了彻底修复，并作为淄博市重点文化保护单位，对外开放。

来到蒲松龄书馆，踏上西铺这块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一条名曰：“松龄路”的新拓宽的长三百米，宽六米的高标准水泥路引我走向蒲松龄书馆。

这是一座具有浓郁明清朝代风貌的古建筑群。占地面积2 千平方米，现有建筑面积765平方米。馆内共有大小建筑22间。抬眼望， 前门上横挂着一块漆黑乌亮的牌匾，上书“蒲松龄塾馆”五个姿媚酋劲、超逸入神的镏金大字、熠熠放光，夺人耳目。旁边则有社会各界损资碑记。(左图为前门）

拾级而上，进门向里走，迎面便是古朴宏丽的绰然堂。原有牌额上题“绰然堂”三个隶书大字，落款崇祯甲戊白阳老人题（白阳老人即毕自严，该匾原件现存蒲松龄故居）。它是幢三间高大的大厅房。先生来到毕府，便选定了绰然堂设馆住教。但见青砖灰瓦，飞檐斗拱，端庄俏拔，气势壮观。北房二间，东边暗间，作先生的写作和住宿的地方，著名《聊斋志异》及大量诗词皆出于此，中外间作为学生们肄业的课堂。现有塑像来体现当时的情景。身临其境，可以看到几个毕氏子弟正伏案忙于学业。有的诵书、有的习字，还有的在沉思。先生则侧耳倾耳，神态怡然。

绰然堂（董建生/摄）

先生一生从教。他经常结合幼年学生的接受能力，专意编写与教学有关的通俗读物。如他在58岁时，编写了两部这样的书。一是著《小学节要》，对当时塾馆所用的道德教材删繁就简，取其中精要缩编而成。二是选编了《宋七律诗选》，对其教学所用的宋诗去粗取精，择选佳句，选择了22首作为学习宋诗用。先生教书，有别于其他人多数的塾馆教书先生。他厌恶旧式教学那种墨守成规的死记硬背，不满故弄玄虚的“师尊”，毅然与学生平等相处，诚心以待，既悉心教育引导学生刻苦攻读学业，又不压抑孩子们天真活泼的纯洁童心。正是这种实际感受，使他写下了至今脍炙人口的《绰然堂会食赋》。赋文幽默，风趣，生动描述了孩子们每当吃饭时《出两行而似雁，足乱动而成雷》的场面。

据记载，绰然堂曾于”清光绪三十年倾圮“，今在原址重建是以纪念蒲松龄创作写书育人三十年之业绩。

转过“绰然堂”向北，正对的是省书法家朱学达题“振衣阁”门前楹联上书：万卷书当南面窗、一帘风拂北窗凉。这是在绰然堂后修建的一幢与之对称的砖木结构双层楼阁建筑，阁上花窗雕棂，舒朗明快；阁下朱红漆柱承托重荷。整个阁的外壁饰有飞檐、禅兽、雕栏、花棂。“振衣阁”是“毕尚书府”藏书之地，有万卷诗书”，可供先生任意博览，成了先生的文库。它为先生搜挟奇闻异事、著书立说提供了不少文献资料。因此，素日里的软事传闻便很快在天才的笔下“遂以成篇”。

振衣阁（董建生/摄）

走进下层阁楼里，墙上挂有先生的画像。他身着岁贡生服（生前没坐官，71岁官府授贡生）。正襟端坐，室内设有古玩架、先生曾用过的双耳瓶、暖手炉、笔筒架等陈列其上，给室内增添了一份古色古香的典雅。

万卷楼（袁鹰/摄）

登上阁楼上层，园内别致的圆心亭、绚丽的霞绮轩、奇特的卧龙石等大小各异、二十余景历历如画，尽收眼底，教人心旷神怡，难怪多次被先生写进其作品中呢。

这振衣阁是先生写作的地方，先生知识渊博，却屡试不第，一生怀才不遇，从而激起了他愤世嫉俗的思想感情，决心以志怪的艺术，假笔于花妖狐魅、精灵怪异以超尘绝俗的笔，游刃于鬼狐世间，抒发自己内心愤郁的情感，并暴露和鞭挞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抚慰善良人受创的心灵。他在一道题为《感愤》的诗中曾这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