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又称族谱、家乘、祖谱等。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家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在历史民族大融合中，各个民族中开始出现族谱。族谱也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族谱）之一。

追溯最早家谱的产生为口述家谱，资料显示：“瞽蒙主诵诗，并诵世系”之说，家谱最初的功能就是辨析亲疏，凝聚族群，优化生育，即所谓“亲亲以相及”。此后万变不离其“别”与“聚”这两个基本功能，但随时代推移，社会制度不同，其具体内涵和所起作用也不一样。它的发展也是根据历史朝代的政治体制来进行兴衰交替的演变。现在就跟着小编来了解一下家谱的起源吧。

家谱发展及其功能嬗变的脉络，大致可分为周代、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和五代以后几个阶段。

周代

周代的宗法分封制度，经过春秋战国战火的局面影响，特别是秦王扫除六合后，宗族组织由兴到衰，由破坏到重建，到东汉时已由世族和宗族代替。

周代行的是宗法封建制度。“族”本来只是 有血缘关系的群体，并无尊卑主从之别，但进入阶级社会，便有了“宗”，也就是在亲族之中奉一人以为主，主者为尊并享有特权，其死后则由宗子继承。这样，家谱“ 别亲疏、明统系”的功能便渗进了主从尊卑的阶级斗争里，其功能也是宗法封建政治服务的内容。

“辨昭穆者，帝系《世本》之中，皆自有昭穆亲疏，故须辨之云”。由此可见：周代的家谱《世本》之类，是属于以周 天子为首的周室宗族的，它所明的统系，是周宗室的帝王统系；所辨的亲疏，是尊卑贵贱的亲疏。所以，周代的家谱完全是为推行宗法分封，巩固周王朝统治服务的。

两汉时期

两汉时期基本是世族地主占统治地位，“命官以贤，诏爵以功”，君统与宗统开始分离。所以，两汉的家谱功能是为恢复、复建宗族和形成、巩固世族的统治服务。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的是士族政治、魏立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选官品人，婚姻嫁媾，士庶分明，尊卑严格，“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 姻，必由谱系”，因而维系门阀制度的家谱特别兴盛。

此时的家谱成了政府选举、士族出仕、门第婚姻的根据，同时也成为士族政治服务的工具。正因为家谱对于人 们的社会地位、发展前途、社交层次有如此重大的作用，造假的现象也泛滥起来，这也是利益驱动所致。

五代以后

由于北方战乱频繁，大量中原人口南迁，经济中心南移，特别是宋明清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城镇商业繁荣和商帮的出现，推动着社会权力的进一步下放，士族宗族也向平民宗族发展。五代以后家谱由于失去了以前的政治功能，也由官修变为私修，内容也就更加广泛丰富起来，它的功能也由政治功能向社会功能的方向发展。

具体地说，私修家谱通过姓氏原始、迁徙本末、世系渊源的展现，起着追踪溯源、联宗收族，维系和强化宗族的作用。尤其到了明清时期，家谱的作用已经上升到规范族人行为准则的一种约束力，其姓氏文化也得到大力的发展，为现在历史学家研究历史提供了大量的民间史料。

总之，家谱在我国源远流长，在历史的长河中，已经形成有独特内涵、浸润着民族情愫的谱牒文化，它已经成为历史学家探究真实历史的考证资料，它的文化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它的产生与发展，同社会群体氏族、家族、家庭相联系，它的功能是随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变化而改变，从社会功能至政治功能再回归到社会功能，自有文字家谱以来，总的发展趋势是由贵族到士族再到平民，维系和凝聚的人群也越来越广。它从家族史的角度来阐释、反映、印证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对我们今天弘扬民族文化，热爱祖国，增强民族凝聚力，以及研究社会学、人口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家谱是记录一个家族起源、发展和传承的重要文献，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祖先、家族成员和家族历史。然而，有些人可能会选择保密家谱，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1 避免家族纷争：有些家族中可能存在纷争、矛盾或纠纷，家谱可能会成为争端的焦点。保密家谱可以避免这类纷争的发生，使家族成员得以和睦相处。

2 保护隐私：家谱记录了家族成员的个人信息、家庭背景和历史事迹，有些家族成员可能不愿意将这些信息公开。保密家谱可以尊重这些隐私，维护家族成员的个人尊严。

3 防止家族衰落：家谱中可能包含家族成员的人生经验、成功之道和失败教训。保密家谱可以确保这些信息不被泄露，从而保护家族的声誉和地位。

4 避免财产纠纷：家谱中可能涉及家族成员的财产分配、继承权等敏感问题。保密家谱可以避免因家产分配不均而导致的财产纠纷。

5 保持神秘感：有些家族可能对家族历史和传统保持神秘感，认为家谱是家族精神的象征。保密家谱可以使家族成员更加珍视家族历史和传统。

6 传承家规家训：有些家族可能有独特的家规家训，保密家谱可以确保这些家规家训得以传承，不被外界干扰。

当然，保密家谱并不意味着完全不公开。在确保隐私和尊重的前提下，有些家族会选择在合适的时机、场合向家族成员或相关人士公开部分家谱内容。总之，保密家谱的目的是保护家族成员的隐私和利益，维护家族和谐与传承。”

在中国，有许多家族有强烈的家族自豪感和传统观念，因此在处理家谱的问题上，通常会比较谨慎。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家族会选择保密家谱的原因。但是，保护和尊重个人隐私，尊重家族成员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那些希望公开家谱的家族，他们通常会选择在重要的家族活动中，或者在对家族历史和传统有特殊兴趣的群体中公开家谱的部分内容。这种做法既能够保持家谱的神秘感和价值，又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尊重家族历史。

 喻氏族谱存疑

        我（指喻泽先-编者著）去喻氏“总会”编纂《中华喻氏通谱》已有九年时间，主要是参与“世系”的传承整理。在这整理出书的过程中，阅读了不少喻氏宗支的老谱，发现了这些谱书中存在一些问题，而今人在重新编纂本宗支谱书时，对先人编著时出现的问题，熟视无睹。清人金缨在他所著的《格言联璧》中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读书贵能疑，疑乃可以启信”。就是说，读书贵在能有疑问，有疑问方能增进对事物的了解（见陕西旅游出版社2003年3月一版16页）。为了使这些族人在今后不重复前错，我趁在家之际，遵循前人之教诲，把所知的问题整理出来，作为备存。因是一管之见，对错与否，有待族人明辩。故名存疑，供大家探讨。

 之一：江西新建长溪谱中之存疑

        “长溪喻氏宗谱重修源流序”中载：从政公生九子，长大纲，次大纪，三大端，四大珊，五大德，六大邦，七大洪迁居钟陵西蜀，八大武，九大常又名章夫。但在该支的“吊图（也称垂丝图）”里，却与源流所叙大相径庭，“吊图”中的章夫成了兆贞（猛公之祖父）之八世，即七世信义之子，而从政却是十一世，从政成了章夫的曾孙。更为离奇的是，在从政的名下无他的九个儿子的大名，图下赫赫排列的是“文制、文顺、文理、文密、文郁”，叙文与图不符，使人入坠五里雾中，摸不着北。

还有更奇特的是，在“世系”的文字中，章夫“生于唐贞元丁亥”，查历史年表，唐贞元是唐德宗年号，贞元（785年——805年）无丁亥。此文字里，章夫又成了信任之子，不是“吊图”中信义之子。十一世的从政生于唐广明庚子（公元880年），广明是唐僖宗的年号。从政和章夫出生于唐朝这和江西其他喻氏谱书所记截然不同。

该谱从源流、吊图、世系这三方面的记载中所存之问题，可见先人和今人修谱时，说客气点是太粗心大意了，不客气则有拚凑之嫌。

此谱所存在的大问题，望该支族人核查之后，如若是真错，就应更正，不能再去遗害子孙了。

      2017年10月17日于西昌陋室

之二：江西抚州孝桥力口谱中这存疑

         该支谱书中载，一世祖樗公，二世祖汝砺。喻汝砺是北宋末南宋初期时的礼部尚书，浙江义乌喻氏谱书所记，喻樗、喻良能皆是他的后裔。孝桥谱把后裔列在祖辈之前，真不知其依据是什么。

其后三世宣公，是汝砺之子。这儿的宣公，不知所指何人？如果是谥号为宣公的迪冲，那就成了极大的笑话了。

之三：江西抚州临川喻家墩谱中存疑

        谱中记其始祖“奉先公，茂坚公长子，名启字奉先，行先一，生于明万历二十年壬辰（公元1592年），殁于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

查四川荣昌（现属重庆）喻茂坚本支宗谱，茂坚生于公元1474年（明宪宗成化十年），殁于1566年（明嘉靖四十五年）。荣昌谱是茂坚本宗之谱，所记应无误而奉先生于1592年，奉先出生之时，茂坚已辞世26年，奉先是茂坚之长子，是怎么都不可能的事。

况且，荣昌谱从未记载有茂坚在外为官时，于抚州另有家室。所以该谱说奉先是茂坚之子是毫无依据的，也是不可信的。

冒祖、混祖是修谱之大忌，而在2013年重修谱时，《中华喻氏通谱》的一、二部已经出版，第一部中有荣昌喻氏谱的记载，即对茂坚的先人后世都有确切的大名，因而就不应出现这种严重之错。

  2017年10月19日西昌陋室

之四：关于从政公和大纲在谱书中不同记载

           1、江西奉新遐富谱中记：第九世百章，喻凫长子，讳神字从政，号焕堂，行十四郎。唐宣宗大中三年己巳（公元849年）三月初三生。由唐进士任兵部武库司主事，迁江陵太守，贤声四著，诰封中顺大夫，升江西节度使。因僖宗朝黄巢破长安随车驾迁蜀，奔驰甚劳，殁于王事。时因乱离，家中随寓豫章，后奉赐第宅，子孙自睦州（今建德）徙居江西澹台门。娶罗氏，诰封恭人唐懿宗咸通六年乙酉（公元865年）二月生，继娶陈氏，并封恭人，生五子：惟 、惟野、惟垂、惟基、惟坚。

        十世惟  字亿万行二郎，唐懿宗咸通十四年癸巳（公元873年）七月初七生，举秀才授司训，生三子：允中、镇中、绍中。（注：百章长子亿万，公元873年出生，而百章的罗氏夫人生于865年，此时才8岁）。

         十一世允中，字添阳车寿山，行念八郎，唐哀帝天佑二年乙丑（公元905年）三月十七生。公举孝廉不就，避契丹乱自豫章省会，遵祖父庭训徙居西昌（南昌历史上曾经用的名）清潭。娶罗氏生三子：大纲、大常、大任。（注：此记大纲又不是从政之子，而是允中之后）。

          十二世大纲，字五常，行三郎，后梁末帝龙德二年壬午（公元922年），徙居梧冈生二子：任俭、仁作。（注：大纲的出生时间和他的后代又和江西其他喻氏谱不同）。

            2、江西奉新富溪谱中记：第八世喻凫（注：与遐富谱记相同）喻凫生一子：千祥（即九世），千祥生百章（从政）。此谱中从政成了十世，而遐富是九世，由此，大纲在此谱中为十三世，不是十二世了。

          十世百章，名神字从政，行十四郎，任江陵太守，建隆庚甲（注：建隆只有庚申，庚甲疑为刻误。）。建隆是宋太祖赵匡胤年号庚申是公元960年，有功业封中顺光禄大夫。后徙江西养老任焉。宋太祖时，百章有什么功业，能封中顺大夫，谱中无记。百章之父千祥公，诰赠平章（注：宋朝的平章是在朝的实职官，不是荣誉称号，能这样诰赠吗？）

         新建遐富谱记百章是唐宣宗大中三年己巳（公元849年）出生，到宋太祖庚申（公元960年），此时百章已111岁，他还能建功立业吗？在此谱中，百章就无出生时间记载。

         此支是大常后裔，故无大纲记载。

           3、江西奉新谱中记：第八世从政，成夫公之子，先仕江陵太守，后宋祚乱徙居大都，有功於上位，遂加职平章。宋宁宗庆元三年（公元1197年）征兵勤王封金紫光禄大夫，挂印镇洪都於澹台门养老任焉，后因母陈氏太夫人丧，择地西山黄源，葬母华盖之岭，伏龙山北驻安居，屯兵留用，置田亩租税供祭祀。娶熊氏，生九子。

          第九世大纲，从政公长子，生于宋光宗绍兴元年庚戍（注：光宗无绍兴年号，光宗只有绍熙年号；宋高宗才有绍兴年号，绍兴元年不是庚戍是辛亥，庚戍是建炎四年）。高宗绍兴元年是公元1137年，光宗绍熙元年是庚戍 为1190年。大纲於宋理宗嘉熙元年丁酉（1237年）迁梧冈。（按：大纲如是生于宋光宗绍熙元年，即公元1190年，宋理宗嘉熙元年，即1237年迁梧冈，此时正47岁；若出生于绍兴元年即1131年，1237年时已是107岁，而大纲寿缘共才九十多岁，即大纲去世后，又怎能是迁梧冈呢。47岁时迁梧冈正当中年，创业有成，家境富裕去新地置家立业是可信的。

         4、江西万载丰田谱中记：第二十七世从政，成夫长子，字万达，生于宋英宗三年（公元1066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戍高宗时，拜平章封金紫光禄大夫。殁高宗四年（公元1130年）九月十七日，葬吴城山峨岭。娶夏氏夫人，继娶陈氏，生九子。

            第二十八世大纲，从政长子，字可立，生于宋哲宗二年（公元1087年）三月十六日，子孙居剑邑梧冈。

（注：此谱所记从政生于宋英宗三年，即1066年；奉新谱记宋宁宗庆元三年，即1197年征兵勤王封金紫光禄大夫。以此算，从政征兵勤王时已是131岁，可能吗。从政没有征兵勤王事，就不可能封平章，赐金紫光禄大夫。）。

         5、江西丰城南神桥梧冈谱中记：大纲生于宋光宗绍熙元年庚戍（公元1190年），宋理宗嘉熙元年丁酉（公元1237年）由江西迁梧冈南神桥居宅。殁于宋度宗咸淳四年戊辰（公元1268年），享年七十九岁。

按：此记与江西奉新谱记相同，我信这二谱所记，其理由三，一是梧冈南神桥是大纲始迁地，本支后裔所记比其他支所记要准确，二是大纲出生于1190年，从政公于1197年征兵勤王才有可能。若以江西丰田谱记，从政生于1066年，勤王之事是了虚乌有，并且，北宋英宗时，虽有“土木堡之变”，但国家还较为强盛，不至于要征兵勤王；只有在北宋末南宋时，国家乱象丛生，才需要各路人马拱卫朝庭。三是四川内江《重修世仁堂家谱序》中记述：成夫生从政，南渡末，从政任江陵太守，宁宗庆元之间（公元1195——1200年）征兵勤王有社稷勋，诏封金紫光禄大夫，赐第江西，镇守隆兴路澹台门。

  2017年10月22日于西昌陋室

 之五、贵州仁怀沙滩喻氏谱中记载

         此支喻氏谱中的“喻氏源流考”中有两处值得探榷的说法。

        一是喻姓由谕、渝、俞姓转换。喻氏由谕猛改言为口，举族公认，这是对的。喻氏由渝转换，其依据是忌汉皇后阿渝而改。喻氏由俞转换，其理由是中华民族始祖黄帝身边有医官俞跗之说而成。由渝、俞转换之说，均被清代大史学家俞樾老先生所否定，在《中华喻氏通谱》第三部726页“（清）俞樾文一篇”的“其为人名的俞跗”文中说：窃尝论之，俞跗殆即鬼臾区也。俞跗，索隐正义并音臾附，则与臾区之臾固同音也。跗与区古韵同部。鬼臾区三字有声而无义。缓言之曰鬼臾区，急言之曰俞跗。古今人表有鬼臾区，而无俞跗。后世以俞跗为俞氏之鼻祖，吾斯之未敢信。从俞老先生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他彻底地否定了俞跗这个人的存在，俞跗是鬼臾区急读音之误。更不承认是他们俞氏的鼻祖。而且，在我收藏的《图注八十一难经辨真》的医书中，罗列了从黄帝到明朝正德年间的28位名医中，也不曾有俞跗的大名。此书是“卢国扁鹊著，四明人静斋张世贤图注，瀛津微垣沈镜重校”。为使读者信知，现从原著中摘录。

“名汇考历代名医姓”

岐伯：黄帝臣。与黄帝更相同难而著内经以垂万世。

雷公：黄帝臣也。讳教，善医书，著至教论药性赋，炮制等级书垂世。

伊尹：殷时臣也，制汤液本草，后世多依其法。

扁鹊：姓秦名越号扁鹊。秦之卢国渤海人。发灵素之旨，设为八十一难，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即知病之所在，后世脉理由此而起。

以下的华陀、张仲景、皇甫谧之24人则不赘述。

从上述的著述中，充分说明了黄帝身边医官俞跗的不存在，我喻氏就没有必要再把此人作为鼻祖认定了。况且，喻氏所有的谱书中，众口一词地说：“喻姓乃黄帝血统，受姓於姬”。既如此，那又何必自降黄帝血统的身价而甘为臣子的后裔呢，更何况，成了俞跗之后，就难以自圆其说受姓於姬。

至于由渝改喻一说，在俞樾的同一文章中也有确述：“汉景帝六年皇后薄氏废，七年，立皇后王氏。中元二年避讳，则所避者王皇后也。史不详其名，然汉时辽西郡有临渝县，未闻更名。则汉时不避渝也。信苑之不足信者二也”。既然，汉时不避渝，喻氏因避皇后阿渝讳而由三点水改口之说，便成了子虚乌有。

当然，在喻氏的谱书中，我也看到有俞跗说、避讳说的记载，但是在今天的知识时代中，我们有许多古人不曾读到的文章来纠正过去的谬误，因此就再不能固执错误、堂而皇之地写进家谱中。

二是明末清初的喻氏名医“喻昌字嘉言，是朱姓皇室后裔，为避清朝追杀改姓喻”。对此说，《南昌晚报》有人载文予以了否定，是子虚乌有。为此，我查阅了“南昌新建县朱坊村”的喻氏家谱，朱坊村有朱姓，也有在此生活传承了几十代人的喻姓，该支喻氏谱书中记有喻昌的父辈及先祖的大名，及至嘉言无传而止。据相关的资料记，嘉言年少时曾出家为僧，空门中苦读医书，后还俗从医，与明末的大文人、家居江苏常熟的钱谦益交往甚密，在钱的家中离世，其灵柩由其姐的儿子扶柩回原藉安葬。这些记载都说明喻昌不是朱皇室后裔改姓喻。

我一贯的观点是，当今续修谱书之时，对我喻姓源流于书中的记载，要慎之又慎，要通过考证和充分的研究，不可把道听途说的东西就写进自已的家谱里去，这样有误导子孙之嫌。史家在考证时，有一 句话编谱之人要记住，“孤证不足取”。家谱就是族史，同样应以此言为戒。

之六、四川犍为县下渡乡喻氏谱中记载

         此支喻氏谱书是前几年的新修，谱中称其始迁祖是“名医喻昌字嘉言的第十一子，由湖北入川几迁后居于下渡”。对这一结论，他们进行了考证分析并言之凿凿。他们的分析是在无老谱传世，无依据的情况下进行的，说其始祖是嘉言第十一子由湖此入川的什么时间，湖北什么地方，皆都语焉不详，是“无头公案”，此结论未免有点牵强。

该支喻氏的传承是我录入《通谱》的，我虽有自已的看法，但在本支族人认可的情况下，我不便拂意，故录入时仍以他们的说法入谱。这是我要申明的。

我不相信这支喻氏是南昌名医喻嘉言的后裔，其理由是：

[if !supportLists]一、  [endif]江西新建朱坊村喻氏谱书中，清楚地记着喻嘉言未婚无嗣，

何来第十一子？

[if !supportLists]二、  [endif]嘉言第十一子在湖北，由鄂入川，嘉言其他十子又在何处，

江西、湖北均无记载。

[if !supportLists]三、  [endif]如果嘉言有十一个儿子，在朱坊村的喻氏谱书中不可能无

记，全迁走了，后世编谱时也会在他儿子的名字后写明迁走或无考。

四、四川犍为直渡一家之言，“孤证不信”。

我不信下渡喻氏是南昌喻嘉言之后，但并未排除湖北的喻氏中

有此嘉言相同的名字。我编纂《通谱》时，就见湖北的喻氏中有“嘉”字派，此支的嘉字派里有无与南昌的嘉言偶同，值得认真的考究和探讨。

我的看法是对或是错，供族人和下渡的宗亲明辨，以便在今后

修谱时作为一个参考。

            2017年10月23日于西昌陋室 

之七、广西资源县梅溪乡晓地喻氏谱中记

此支始祖文江公，韬公之子，现传20代人。

我编纂了韬公后裔不低于五支宗谱入《通谱》中：湖南宁乡山

坑一支，传35代；湖南安化一支，传37代；湖南湘乡市金石镇石坝村长塘湾（泉田）一支，传40代；湖南娄底市双丰县一支，传35代；重庆云阳桑坪镇一支，传35 ，由此可见，凡韬公宗支均传承了35代以上，那么梅溪晓地喻氏的文江始祖，若是韬公的直传，就不应是20代。并且前述的五支谱书中，韬公均是单传，只有文义一子，未见有文江的记载。

据愚拙见，文江不是韬公的直接传人，极有可能是韬公的后裔，

而且是从湖南安化支的17世中分出去的。安化的16世是“德”字派，17世是“文”字派。该谱载：16世德昭之孙，即17世文监之子喻琛于明朝天顺十五年（公元1461年）代祥公赴广西桂林中卫，领大众军。本支计传37代，以文监算，正好是20代。再则，文监与文江，监和江的语音相似，地方语音的发音相混，很有可能把监误记为江，因而桂林梅溪晓地喻氏后人修谱之时，就在谱书中把文江记成了始祖名。韬公字楚琼，生于后梁末帝贞明二年（公元916年）膝下文义一子，由于代远年湮，梅溪晓地喻氏，只知自已是韬公之后（此种情况在喻氏中较多，只知始祖名字，不知其后的传承），就把文江与韬公二世文义并为同辈。

对广西桂林梅溪乡晓地始祖文江是韬公直接传人，该支的喻孝安宗亲在他的《关于广西资源县梅溪乡晓地喻氏源流存疑》一文中，已阐述得十分清楚，勿须重复。他也倾向于本支是从湖南安化喻琛领大众军时，举家全徙的传承。

  2017年10月24日于西昌陋室

之八、关于从政公的出生时间

重庆永川喻家坡谱书中“喻氏世仁堂世系图”中记载：喻从政

公生于宋孝宗乾道五年乙丑（公元1169年）卒于宋理宗宝庆二年丙戍（公元1226年），宋宁宗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征兵勤王有功社稷。葬吴城蔟花岭。

喻大纲，从政长子，号百万生于宋光宗绍熙元年庚戍（公元1190

年）卒于宋度宗咸淳四年戊辰（公元1268年），葬宅后梧冈陵卯山西向。

喻儒林宗亲在《通谱》世系一文中载：

喻从政公生于宋英宗治平三年丙午（公元1066年）。无卒时间。

喻大纲生于宋哲宗元佑二年丁卯（公元1087年）。无卒时间。

上述两种记载，相差103年，谁的较妥，我个人看法，倾向于

“喻氏世仁堂世系图”中记载，理由是：

其一，在此谱中，从政公之父喻成夫，生于宋高宗绍兴十八年

戊辰（公元1148年），卒于宋宁宗开禧二年丙寅（公元1206年），宋孝宗乾道五年已丑（公元1169年）翰林。葬西山黄源华盖之岭。成夫入翰林时21岁，得从政；从政公21岁得大纲，这合乎古人婚姻状况的。

其二、如果从政公是公元1066年出生，其父成夫又生于何年，

儒林宗亲在成夫的出生时间上无记。这就成了一个悬疑。而“喻氏世仁堂世系图”所记，全在情理之中，使人较为信服。成夫没生卒记载，但对其弟荣夫生于公元1012年有记，兄长出生时间应比弟长这是肯定的，以这样推算，成夫是在六十岁左右得长子从政（从政公还有三个弟于后出生），成夫高岁后接连生子可能吗？如不可能，那么，对从政公的出生时间是否是1066年就让人产生怀疑。

其三、从政公征兵勤王是公元1196年，时年他27岁，正是年

富力强之时。而此时南宋王朝，正是摇摇欲坠之际，急需各路人马来保卫，从政征兵勤王才有可能，才能有功于社稷，封金紫光禄大夫（荣誉衔）。如果从政公生于公元1066年，宋英宗的北宋王朝，国力还不致于要征兵勤王，既无征兵之需，那么从政又何来封官的起因呢？宋朝国势式微，是在宋徽宗之后，至南宋才是江河日下。

上述三点理由，仅个人看法，对错与否，望众多族人评议。

       2017年10月26日于西昌陋室

之九、喻韬公后延兴、景南生年存疑

喻韬：生于后梁贞明二年丙子（公元916年）。

文义：生于后晋天福六年辛丑（公元941年）。

子西：宋乾德元年癸亥（公元963年）。

   延兴：生于宋治平元年甲辰（公元1064年）。

   按：延兴之父生于963年，而他本人却生于1064年，父子相差101岁，子西101岁时得子是不可能的事。

利深：延兴次子，生于元祐壬申年（公元1092年）。

万衢：利深三子，生于宋宣和壬寅年（公元1122年）。

君举：万衢次子，生于宋绍兴十八年戊辰（公元1148年）。

信叔：君举子，生殁失考。

景南：信叔长子，生于元顺帝二十七年六月（公元1290年）。

按：景南是君举之孙，祖孙之间时差142年，也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信叔生年失考，这个中有断代的可能。

前述延兴也有此可能。

 中华喻氏总会秘书长    喻泽先

            2018年12月12日

　　摘 要:近三十年,中国民间自发兴起了一股编修新家谱的热潮。文章先回顾了家谱的历史演变,再分析了重修家谱兴盛的原因,并以家谱的“前言”、“后记”来例证。　　关键词:家谱 重修 原因

　中图分类号:K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7(a)-0220-01

　家谱,也称宗谱、族谱、世谱、家书等,是记载一个家族迁徙、繁衍、兴衰历史,褒扬家族功德人物的史实资料,可以说是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近三十年来,中国民间自发兴起了一股编修新家谱的热潮。这股热潮,其声势之大、数量之多、影响之深,远远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编修家谱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这股编修新谱的热潮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其原因可以从新修的家谱的“前言”、“序”、“后记”等中得到印证。

　1 家谱的演变

　最早的家谱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在甲骨、青铜器上简单刻有父子兄弟世系,这是中国最古老、最原始形态的家谱。经过秦汉时期的发展,到了魏晋南北朝,家谱适应世家豪族的政治需要处于兴盛期,成为了世族之间通婚和做官的主要依据。唐代,谱学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官修谱牒巨大,私修家谱亦十分兴盛。宋代为家谱的转型期,官修谱牒废绝,私修家谱兴盛。家谱作为用来区别门第身份的政治功能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尊祖、敬宗、收族”和“尊尊亲亲之道”的道德教化功能,并产生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欧式谱例和苏式谱例。进入明代,中国家谱发展趋于成熟,编修家谱的体例、内容更加完善,并基本定型。明代修谱进一步发展以朱熹“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伦理作为修谱的指导思想。清代及民国时期,编修家谱的活动在民间非常普及。新中国成立后的50～70年代,编撰家谱一度停止,大量的旧谱牒遭到了破坏。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在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省份率先出现了重修家谱现象,很快遍及全国各地。

　2 重修家谱兴盛的原因例证

　21 主观愿望——敬宗睦族,惟有修谱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极为深刻和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农村人口流动的增长,即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经商、求学日曾增多。各家族子孙迁居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彼此有相见不相识之感。而家谱,就是家族群体联系感情、亲情的纽带。族中老人希望通过修家谱,达到“敬宗睦族”的目的。浙江海宁《褚氏家谱》的“前言”中写到:“当大部分子孙汇集硖石参加迁葬时,彼此有相见不相识之感。尤其是少、青、壮年一代对褚氏根从何来、对家史一无所知。所有健在老人都为自己重任深感不安和内疚。后经合计,一致认为,有续修家谱刻不容缓的急切愿望,因此开始筹编。”修谱可以使民族源流清晰,能得到族人相互提携帮助。……吾族之谱,自公元一九二四年第四届续修至今,屈指已八十有六载,由于年代久远,族内后裔或谋生外迁,或经商发迹,子孙繁衍,徙居各地,昭穆既远。当今后裔辈份不清,祖宗支派不明,犹如陌路之人,如何将族内之人团结起来,惟有修谱。”

　22 客观基础——盛世修谱,势在必行

　中国有句古话:盛世修史,明时修志。盛世也为修谱提供了客观条件,这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冲破了“左”的思想牢笼,思想大解放使人们打破了精神枷锁,营造了宽松的文化氛围,让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新生的政治条件;二是经济快速发展,国力日益增强,百姓日益富裕,为修谱的各项费用提供了物质基础。《上虞管溪徐氏宗谱》序:“盛世修志,盛世修谱。可以说,政通人和,太平盛世赋予编史修志著谱的神圣使命和高度的责任感。”

　23 推动因素——“两个通知”的发布

　1984年,国家档案局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等单位联合编撰《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为使这项涉及全国各图书、档案、文化部门的联合目录编撰顺利,国家档案局会同教育部、文化部联名向大陆地区各文化厅、文管会、档案局等单位发出了《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国档会字(1984)7号)。为了增加大陆以及海外收藏的中国家谱目录,2000年国家决定编撰《中国家谱总目》。为了推动此项工作进展。文化部办公厅于2001年2月发了《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总目)的通知》(办社图函[2001]29号)。“两个通知”的发布对近三十年来的家谱编修意义十分重大,推动了家谱重修的盛行。

　首先,家谱的价值重新得到了确认。在“”时期,家谱被认为是封建糟粕,不要说是修谱,连收藏的旧家谱也遭到了破坏。而在“两个通知”中,明确指出:家谱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民族学、教育学、人物传记以及地方史的资料,对开展学术研究有着重要价值,同时对海内外华人寻根认祖,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有着重要意义。《钱塘孔氏宗谱》重修宗谱新凡例中说:“家谱,是记载一个家族繁衍迁徙的历史文献,曾经被作为维系宗法制度和祖先祭祀的工具而被奉为圣物。然而在上世纪中叶的“”中被作为“旧时代”的遗物而惨遭毁灭。浩劫之后,家谱的性质和现实意义重新被人们所认识,被认为与国史和地方史志同为民族历史文化大厦的三大支柱。”

　第二,为农村修谱提供了契机,成为了修谱宗旨。需要敬宗睦族,修谱有了主观愿望。思想解放、物质丰富,修谱有基础。而家谱目录整理工作的开展,为修谱者重修家谱提供了契机。家谱目录专业工作人员为了对各地家谱资源进行调查、征集和著录工作,深入城乡,宣传家谱的价值、家谱工作的意义,民间私藏家谱被公诸于世。在家谱目录整理工作开展之际,各族人认为有必要对自家的家谱进行重修,并把“两个通知”精神定为修谱的宗旨。广西北流《郑氏族谱》凡例第十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编好《中国家谱总目录》等文件精神编好士球公宗支系族谱。并在书前附有“两个通知”的原文。《齐贤镇西徐巷村樊氏家谱》“谱例”第一条:遵循1984年国家档案局、教育部国档会字[1984]第7号联合通知“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指出:“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也是建筑自己的血缘关系……”之精神,作为编修本谱之宗旨。

　编修新谱是历史上续修家谱的继续与发展,是适应社会需要、民众需求的一个文化现象。新修的家谱跟旧家谱相比,有继承、有批判、有创新。我们应对其进行引导,使新谱编修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健康向前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担当起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功能。

　参考文献

　[1] 王鹤鸣中国家谱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 赵小玲家谱征集工作的实践和体会[J]当代图书馆,2004(4)

虽然现在社会发展后，宗亲之间不如从前那般亲密了，有人认为现代对都不重视修家谱了，其实也不尽然，有些地方依然还能重视家谱与宗祠的，至于不具备家谱的人，一般不外呼以下几个原因：

现代的年轻人更追求当下的自我生活，除了祖父母及父母亲以外，对于上几辈的认同感普通很低，特别是90与00后，对于家谱修缮更是没有什么兴趣，这也是导致修家谱的人越来越少了。

第二点是现代社会的发展，很多年轻人都不断地融入其它的城市，这也导致宗族关系变淡，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亲密的宗亲也慢慢地淡漠了，在异乡出生成长的孩子，对于故土缺乏亲情的牵绊。

三是现代人更加理智，注重眼前子孙的福报，对于形式上文字的记载反而不那么注重。在大城市生活的人生，各方面压力都很大，着眼解决眼前的生活，才是实际的想法，家谱的记载，对百年之后的孙子，也不过一张记着名字的纸张而已。

第四个原因是，现代人不像从前那么样重男轻女，很多人的后代是女孩，甚至有些是独生女，因此也没有男丁继续续家谱，这个现象在当今社会相当普遍。

那么家谱究竟有没有承载下去的必要呢？其实是有的，它的存在可以让后代孙子清楚自己来源何处，家谱里记载的历史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给后人提供一些历史发展脉络的佐证。

家谱在某种承诺是一个家族、一个村庄精神的传承，更是中华民国独有的人文传统，如果不是情况特殊，身为中国人给自己的家庭修一本家谱是一件能让后代受益无比的功德事件，家谱不单单只是一种冷冰冰的记载，而一个家庭血脉的传承，您同意继续修家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