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后唐同光三年，后唐皇子李继笈以及宰相郭崇韬率军攻伐前蜀王氏政权。在巨大的军事胜利面前，后唐庄宗李存勖接连做出了一系列荒谬而血腥的举动，郭崇韬、朱友谦等重臣、军将相继以“谋反”的罪行被诛杀，征蜀大军分裂为两派。此后乱局波及全国，河北驻屯军哗变，前往镇压的讨伐军反而与之合流，主帅李嗣源转而支持反乱军，并南渡黄河夺取政权；庄宗死于内乱；李继笈回师途中得知政权易手，选择了自尽。

在这场政治剧变之后，隐藏了后唐政权诸多矛盾。后唐君臣发动这场远征意在重新分配内部政治权力，而对于政治形势的误读以及积聚已久的猜忌，最终导致了李存勖错误的决策，引起连锁反应。后唐庄宗政权的灭亡，是五代时期一例失败的藩镇建国史，暴露了藩镇体制蜕变过程中的缺陷与弊端。

同光年间权力争夺的焦点

后唐宰相郭崇韬是征蜀大军的实际统帅，也正是他的遇害直接引起了动乱。这里简要介绍一下其人生平状况。郭崇韬，代北人，曾在李克用时期任职于潞州。大顺元年出任河东军教练使。李克用死后，受到李存勖重视，但具体事迹不详。真正的转变是在天祐十四年。据《旧五代史·郭崇韬传》记载，他担任了中门使一职。在五代时期，藩镇幕府中担任这一职位的官员通常会在建国后出任枢密使，两者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旧史本传》中“专点机务”的说法可作为参照。

另外，据山西省平定县出土的《封白鸡山记》的碑阴来看，郭崇韬的前任、中门使的张虔厚排位很高，在他之前的都是河东藩镇高级文武僚佐，如周德威、卢汝弼、李存审（符存审）、李存璋等人，而李嗣源、袁建丰等重要将领的排位还在之后。郭崇韬担任此职，意味着他已经挤入了李存勖幕府的核心层。

同光年间的政治人物关系大致以郭崇韬为中心而展开，其中不难发现一些时局特点。首先是郭的对立面较为分散。后宫、宦官武臣勋贵之间几乎没有交集，更没有凝聚成较为稳定的反对派联盟。另外，这些纠葛充斥着争权夺利，并不涉及后唐政权的重大国策，反映了相关历史人物鄙陋的一面。这种情况体现了如下史实：后唐一朝只有郭崇韬才能够独当大任，只要庄宗继续支持这位头号重臣，政权依然可以维持稳定。反之，一旦郭崇韬失势，后唐政权很难填补其空缺，征蜀战争失败后一连串的动乱便是最好的历史注脚。

析征蜀战争的策划

前蜀政权由唐末军阀王建建立，由于后梁的存在，双方一度拥有共同的敌对势力，在“远交近攻”的策略支配下，关系较为密切。后梁灭亡之后，后唐西部疆界延伸入关中，但唐、蜀双方依然隔有李茂贞的岐国政权，亦未产生冲突。在国书之中，双方互称“大唐皇帝”与“大蜀皇帝”，体现了对等的关系。后周时期，后蜀政权给柴荣的国书之中依旧沿用这种口吻，引起柴荣的愤怒并招致后周讨伐军。两下对比可以证明，至迟在同光二年七月，后唐尚未将前蜀当成假想敌。

后唐策划征蜀战争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早在后唐灭梁之际，庄宗便对入朝的荆南节度使高季兴提出了设想。随后，为答复前蜀使臣，后唐遣客省使李严出使入川，他返回之后将唐、蜀贡贸争端告知庄宗，并提到前蜀内政腐朽、军政不修，促使庄宗决意征蜀，此为同光二年五月之事。至同光三年六月，后唐命令河南河北地区和市战马，并且将官、民所有之马搜刮殆尽，说明后唐已经加快了战备步伐。同年九月，庄宗君臣讨论了统军将帅人选。

如前所述，郭崇韬已经处于各种政争矛盾焦点。由此看来，郭崇韬建议伐蜀，并且主动提议由李继岌出任统领，正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显然，李继岌的经验与威望难以指挥如此重大的战事，选择副职代行具体事务必将成为庄宗的不二选择。既有丰富的战阵经验，又能够为庄宗所信任，除了郭本人之外，还能有谁呢？而且李继岌的生母恰是皇后刘氏，假如能够辅佐李继岌建立不世功勋，也有利于郭修复与皇后的关系，为他稳固朝中地位增添一个重要的砝码。

征蜀战争的策划者庄宗与郭崇韬始终将视线聚焦于内部的政治格局，郭崇韬只是提议由孟知祥出任未来的西川节度使，再无其他的战后收抚措施。从战后后唐对蜀中的大肆掠夺，蜀人对征服者强烈不满并且支持孟知祥割据一方的情况来看，后唐发动这场战争并不是有意识地再建统一秩序，与后周、北宋统治者有明确的战略布局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征蜀战争的失败

同光三年九月十八日，后唐大军正式出发。讨伐军的先头部队由康延孝、李严带领，主力部队则是跟随李继笈、郭崇韬相机而动，两个梯队之间始终保持着数日行军距离。后唐大军选择了从秦川之间偏西的大散关进军，一路攻取凤州、兴州，并获得军粮补给。单纯从军事上考虑，这样也可以避免与坚守兴元府（汉中）的前蜀军队消耗。战事发展异常顺利，前蜀政权内部离心离德，武兴军节度使（治凤州）王承捷、武德节度使（治梓州）宋光葆、武定节度使（治洋州）王承肇、山南节度使（治兴元府）王宗威、武信节度使（治遂州）王宗寿等望风而降。仅有的一次战斗发生在兴州之南的三泉，前蜀军队惨败溃退。短短两个多月腐朽不堪的前蜀国便灭亡了。

不过，在战事终结之后，进入权力交接阶段，郭崇韬依然习惯性地“越俎代庖”。为了不激起强烈的抵抗，郭私自接受王宗弼的贿赂，暂时允诺他担任西川节度使，后来为了表明自己并未在受降过程中存在不法行为族诛王宗弼，示人以杀人灭口的嫌疑。另外，随军将领董璋与康延孝产生抵牾之后，郭崇韬为了保护董璋不受康延孝的军法节制，故意卸下前者军职，并且奏授他担任东川节度使，展现了弄权的一面。而随军的诸多军将也依然习惯于向郭崇韬禀命奏事，李继笈所在的都统衙门反而门可罗雀。再加上郭崇韬面对宦官时的种种“不敬”表现，以及希望李继笈即位之后改变弃用宦官的言论等，这些信息便通过宦官的口耳相传到了洛阳，成为了郭谋反的罪状，并直接导致了他被诛杀的下场。

郭崇韬的死，直接引发了同光四年一系列动乱。庄宗以及李继笈死于越演越烈的内乱之中，后唐的皇位转移到了武人李嗣源的手中；而新任西川节度使孟知祥趁中原改朝换代，建立了后蜀政权。至此，后唐征蜀战争彻底失败。

藩镇体制下的合法性诉求

从整个五代历史上来看，几乎每一次动乱都与权力继承有关。后梁朱温死于皇子谋杀，朱友珪、朱友贞上演宫廷争斗。后唐明宗李嗣源迟迟不肯册立太子，三位皇子李从荣、李从厚、李从珂先后围绕皇位厮杀，最后石敬瑭渔翁得利。后晋、后汉仅仅只有两代，虽然皇位传递的时候没有发生多大意外，但少主当国迅速被外敌、权臣推翻。后周郭威无皇子，临终之际为了保证养子柴荣顺利接班，令其外甥，同时也是侍卫亲军将领的李重进下拜确立君臣名分。最后一幕是赵匡胤发动的陈桥兵变，同样是窃夺了柴荣死后幼年皇帝的政权。

五代是晚唐以来藩镇政治的延续，从继承权不稳定这一现象来看，这与唐代藩镇动乱有许多相似之处。由职业军人、军官为主的藩镇军事力量主导，犯上作乱推翻节度使的情况是唐代藩镇动乱若干类型之一，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为人熟知的便是魏博牙军。但是唐代藩镇内部的利益分配路径与合法性来源并不一致，前者自下而上，而后者则需要唐王朝的认可，至少在唐王朝形式上依然具有统治权威的时候，任何藩镇节帅都无法自我合法论证。

这种情况到了唐王朝分崩离析后发生了转变，中央王朝与藩镇之间的关系、藩镇与藩镇之间的关系、藩镇内的权力重组、组织动员模式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而后唐的历史具有特殊性，其核心力量来自于晚唐的代北武装，而非河东土著。蕃、汉武人长期游离于唐文化圈的边缘，这一群体的文化面貌决定了他们的富有进取、侵略又野蛮的政治性格。假如我们将河东与魏博、成德等藩镇比较，不难发现这些中晚唐以来发展已经成熟的藩镇由于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土著化，反而趋向保守，在五代初年的兼并过程中失去了昔日与唐中央分庭抗礼的风采。

从短期来看，军功取向的合法性诉求是有效的，但很难每次都复制成功，这取决于内部的稳定程度以及各股政治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五代时期割据政权普遍缺乏战略纵深，一两次军事行动所带来的偶发因素容易被放大。因此，当藩镇建国完成之后，统治者需要摆脱原先的路径依赖，回归中央集权式的组织模式。后唐庄宗君臣长于开拓、短于守成，正是这一幕历史悲剧的根源。

(署之东园。。。)

官署的东面有一个园子，一直以来有很多的野草，都没有去治理它。我到了那里，开始开辟已经荒芜的土地。用粪便浇灌贫瘠的土地，用水浇灌干枯的地方，然后种上十几畦农作物，另外种植了各种花草树木。正是春天，植物开始有萌芽的迹象。这时守园人给我提出意见，说：“这园子里生长着樗树，根茎粗壮，枝叶繁茂。根茎粗壮就妨碍了地下的流通，要消耗很多大地的精气，使得你新栽的农作物都得不到营养的滋润。枝叶繁茂就使得地上的阴影面积更大，让新栽的农作物得不到充足的阳光照射，而无法正常生长。又因为樗树的形状并不直，反而弯曲，看起来十分臃肿的样子，这样的木材中间纹路稀疏，导致重量很轻，而且很不坚固。（这样的树木）不值得栽种，应该把它砍掉。”我听了他的意见，把樗树砍掉了。第二天，他又对我说：“园子南面的那棵杏树，它的根茎所占的面积半径都有六七尺大，而它所在的地方却是这里最好的土地，让杏树长在那里而不能种植农作物，是很可惜的，应该把它也砍掉。”我说：“哈哈！如今正是杏树生长最好的时期，而且长得繁华。它也即将结果，你就不能为了这片杏林而放弃几畦菜地吗？”所以没有将它砍掉。后来我突然想到，并发出这样的感叹：“唉！我记得庄子曾经这样说过，樗树和栎树因为其木材没有用而能自然老死，桂树皮芳香可以食用，因而遭到砍伐，树漆因为可以派上用场，所以遭受刀斧割裂。而如今樗树是真的没有用，一旦知道了就会马上将它砍掉并抛弃；杏树的躯干是很坚固的，纹路也很紧密，色泽美丽，还可以拿来做装饰，它反而存活下来。难道有用和没用是各自要用天生条件的影响而来判断吗？后来有一天，有客人来拜访我。这时恰好有仆人正拉着砍掉的木材走过客厅，我便指着木材对客人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希望得到指点。客人对我说：“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你认为用不着便是无用，说明你提出了与庄子相反的看法，这是很可贵的。而以无用发挥出很大的作用，又怎么不可能呢？那杏树之所以能结出很多的果实，是因为它天生就依靠着它庞大的根系。这是它的幸运。如果桂树和树漆不能逃出刀斧的砍伐，则说明有用的东西是需要牺牲的，形势不允许他生存，这与杏树结果是不一样的。樗树庞大而木材不可用，它的庞大是有害的，所以把它砍了，也是很合理的， 这与你有用者死，无用者生的说法又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所有的物体都是这样，它是幸运的还是不幸运的，要看它当时所处的环境。”客人走了，我同意他的话，而将其记下来。

世俗中所谓的“有用”，其实都是往往是戕害自身的。就像人们夸猪的全身都是宝，对猪又有何益？旧时的统治阶级为了让人给他们卖命，往往以功名利禄相诱，世间庸人也都以“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为荣，名义是光宗耀祖，风光无限，但在名利场中，渐渐就迷失了本性，最后往往身死族灭者也屡见不鲜。

（晋王还晋阳。王连岁出征，凡军府政事一委监军使张承业。。。）

晋王回到晋阳。由于连的出征，凡军府政事一律委托监军使张承业办理，张承业积极督促农桑生产，储备钱粮，收买兵马，征收赋税，执法严格，从不宽容权贵亲戚，因此晋阳城内平静，军队粮饷不缺。晋王有时候需要钱去博戏或者赏赐给乐官、伶人，张承业吝惜不肯给他，晋王也拿不到钱。于是晋王在钱库里摆了一桌酒席，让他的儿子李继岌给张承业跳舞，张承业用饰有珍宝的带子和币马赠送给李继岌。晋王指着库里积存的钱物高声叫着李继岌的小名对张承业说：“和哥缺钱，七哥你应当用一堆积钱送给他，宝带、币马不算丰厚。”张承业说：“我送给少爷的彩礼，都是从我的俸禄里支出的，钱库里的钱，是大王用来养战士用的，我不敢用公物作为个人的私礼。”晋王听了很不高兴，借酒用话讽刺他，张承业生气地说：“我是皇上的老臣，并不是为我的子孙打算，我之所以珍惜这库里的钱，是为了帮助大王成就霸业，不然的话，大王可以自己随便取用，何必还问我呢？不过钱财用完，百姓也就会远离你，你的事业将一无所成。”晋王十分生气，回过头向李绍荣要剑，张承业站起来，拉住晋王的衣服，哭着说：“我受先王临终之命，发誓为国家诛灭汴梁朱氏，如果因为吝惜库存的钱物而死于大王手下，我在地下见到先王也就无愧了。今日请大王处死好了！”阎宝从旁拉开张承业的手，让他退下。张承业气愤地使劲用拳把阎宝打倒在地，并且骂他说：“阎宝，你是朱温的同党，降晋后晋国对你有大恩大德，你不尽忠报国，反而想用谄媚的手段来求得安身吗？”曹太夫人听说这件事后，急忙让人去召晋王，晋王惊慌地直叩头，向张承业道歉，说：“我因为喝多了酒而顶撞了七哥，这也必然得罪于太夫人，请七哥为了减轻我的过错而痛饮几杯。”于是晋王连饮四杯，而张承业却一杯也不肯喝。晋王入宫后，曹太夫人派人去向张承业道歉，并说：“小儿顶撞了特进，刚才已经责打了他。”第二天，曹太夫人和晋王一起来到张承业的府第向他道歉。不久，按照先帝的遗旨，授予张承业开府仪同三司、左卫上将军、燕国公。张承业一再推辞不接受，一直到死都只称唐官。

掌书记卢质，嗜酒轻傲，尝呼王诸弟为豚犬，王衔之；承业恐其及祸，乘间言曰：“卢质数无礼，请为大王杀之。”王曰：“吾方招纳贤才以就功业，七哥何言之过也！”承业起立贺曰：“王能如此，何忧不得天下！”质由是获免。

掌书记卢质嗜酒而且轻傲，曾经称呼晋王的弟弟们为猪狗，晋王怀恨在心。张承业害怕他因此招致祸患，抽空对晋王说：“卢质曾经多次无礼，请代为大王杀掉他。”晋王说：“我正在招贤纳士来完成我的功业，七哥为什么要说这样过份的话？”张承业站起来祝贺他说：“大王能够如此，还怕得不到天下吗？”卢质因此得以免祸。

晋王元妃卫国韩夫人，次燕国伊夫人，次魏国刘夫人。刘夫人最有宠，其父成安人，以医卜为业。夫人幼时，晋将袁建丰掠得之，入于王宫，性狡悍*妒，从王在魏；父闻其贵，诣魏宫上谒，王召袁建丰示之。建丰曰：“始得夫人时，有黄须丈人护之，此是也。”王以语夫人，夫人方与诸夫人争宠，以门地相高，耻其家寒微，大怒曰：“妾去乡时略可记忆，妾父不幸死乱兵，妾守尸哭之而去，今何物田舍翁敢至此！”命笞刘叟于宫门。

晋王的元妃是卫国韩夫人，其次是燕国伊夫人，再次是魏国刘夫人。刘夫人最受晋王宠爱，她的父亲是成安人，以行医占卜为业。刘夫人小的时候，被晋将袁建丰抢了回来，把她送进了王宫。刘夫人性情狡猾泼悍，放荡，好忌妒人。她跟随晋王在魏，其父听说她已经显贵，就到魏宫拜见晋王，晋王召袁建丰来辨认。袁建丰说：“当初得到刘夫人时，有一个黄须老头保护着她，就是这个老人。”晋王把这番话告诉了刘夫人，刘夫人这时正和其他几位夫人争宠，互相比门地高低，对她的出身寒微感到耻辱。她非常生气地说：“我离开家乡时的情景还大概记得，我的父亲不幸死于兵乱，我曾守着他的尸体痛器，然后才离开了他，今天哪里来的什么乡巴佬敢到这里？”于是让人在宫门口把刘老头儿打了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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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讲究修身。把自己的身修好了,道德情操符合标准了,自己感到满意了,就行了。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也许没有这些想法。道家的人,他们认为世界是无为的。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 儒家其实讲究平天下。当然,他们也讲究修身——修身,是任何派别都讲究的。他们一平天下为己任,他们认为“无国何来家”。当然,也不是说他们不齐家,意思只是说他们把平天下看得比齐家更重要些。 法家讲究治国。他们核心是以法治国。他们认为只有治好了国,才有资本去平天下。 其实,儒家的平天下和法家的治国并无不妥,这是由他们的活动时代而定的。孔孟时天下乱,所以他们讲究平天下;韩非时天下已定,所以讲究治国。至于董仲舒,朱熹的时代,儒家的任务已说不上是平天下,但也一样说不上是治国。那时的儒学已不是治国的性质了,它已成为思想禁锢的手段。 至于世家,世家百度的意思: “世家”,世世永祭之庙。西周以来,礼制规定:诸侯五庙——始祖庙、高祖庙、曾祖庙、祖庙、父庙。后四者为亲庙,前一庙为始庙。亲庙每世一迁,四世之后即行毁轶,不再祭祀;而始祖庙则世世永祭,因此得称“世家”。 1世禄之家。后泛指世代贵显的家族或大家。《孟子·滕文公下》:“ 仲子 , 齐 之世家也。”《汉书·食货志下》:“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 颜师古 注引 如淳 曰:“世家,谓世世有禄秩家也。”宋 梅尧臣 《川上田家》诗:“醉歌秋草间,颇与世家寡。” 丁玲 《团聚》:“他又替她选好了一个名门世家。” 2《史记》中用以记载侯王家世的一种传记。“世家”之体古已有之, 司马迁 撰《史记》时以之记王侯诸国之事,著《世家》三十篇; 欧阳修 撰《新五代史》亦著《列国世家》十篇。因王侯开国,子孙世代承袭,故称世家。参阅 唐 刘知几 《史通·世家》、清 赵翼 《廿二史札记》卷一。 3家世;世系。《新五代史·唐臣传·袁建丰》:“ 袁建丰 ,不知其世家也。”《新五代史·杂传·白再荣》:“ 白再荣 ,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为军卒。” 4指以某种专业世代相承的家族。《警世通言·桂员外途穷忏悔》:“令岳翁诗礼世家,令阃必闲内则,以情告之,想无难色。”《老残游记》第三回:“先生本是科第世家,为甚不在功名上讲求,却操此冷业” 曹禺 《北京人》第一幕:“嫁到我们这读书的世家,我们家里什么都不讲究,就讲究这点臭规矩!” 陆文夫 《小贩世家》:“小贩而称世家,有点不伦不类。” 5犹言世交。《红楼梦》第四八回:“况且那 张德辉 又是个有年纪的,咱们和他是世家,我同他,怎么得有错。” 6世居。 元 王实甫 《西厢记》第一本第二折:“先生世家何郡” 至于现实意义,都是有的。修身,修养好自身的道德品格作为;再有齐家:自己品德好了,组建的家庭才会一样的有良好的声望作为。有了齐家,才可以治国——齐家是一个试验,这个试验做得好了,才证明有能力治理国家;平天下也是一个道理:一个国家治理好了,才证明有能力治理整个天下大局。 现在,平天下或许不能实现,但治国还是可以的。至于修身齐家,那更是需要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