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晓岚一生，除了曾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因“漏言”被贬谪乌鲁木齐三年外，其科举之路和仕途算是比较顺利的。作为一个文人，长期身居要职，历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四库全书》总纂官、礼部尚书、兵部尚书等，几乎是达到了封建时代一个文人的最高的荣耀。

纪晓岚学养深厚，知识渊博，“学问文章，名满天下”。同时，纪晓岚为人低调、敦厚，品格端庄正直，这从《阅微草堂笔记》中对故事的记载以及他对事理的阐发都能看得出来。

纪晓岚的为人深受他父亲的影响。要了解纪晓岚，要先说一说他的父亲纪容舒。

纪容舒（1685－1764），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他历任户部、刑部属官，最后居官终于云南姚安知府一职，所以，纪晓岚在书中提及父亲时称“姚安公”。纪容舒为政有贤声，是一个有能力、正直的清官，同时亦有文章、著书传于后世。后人评价他“道德文章，皆名一时”，所以，纪晓岚的个人成就及品德，无疑是在他父亲的基础上发扬光大的。

纪容舒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们选几则故事。

1

申苍岭先生，名丹，谦居先生弟也。谦居先生性和易，先生性爽豪，而立身端介则如一。里有妇为姑虐而缢者，先生以两家皆士族，劝妇父兄勿涉讼。是夜闻有哭声远远至，渐入门，渐至窗外，且哭且诉，词甚凄楚，深怨先生之息讼。先生叱之曰：“姑虐妇死，律无抵法，即讼亦不能快汝意。且讼必检验，检验必裸露，不更辱两家门户乎？”鬼仍絮泣不已。先生曰：“君臣无狱，父子无狱，人怜汝枉死，责汝姑之暴戾则可。汝以妇而欲讼姑，此一念已干名犯义矣。任汝诉诸明神，亦决不直汝也。” 鬼竟寂然去。谦居先生曰：“苍岭斯言，告天下之为妇者可，告天下之为姑者则不可。”先姚安公曰：“苍岭之言，子与子言孝；谦居之言，父与父言慈。”

评析：

此文记载的是真人经历的故事。申苍岭是纪晓岚父亲纪容舒的同年申谦居先生的弟弟。

这个故事大意为：不同于哥哥申谦居的平易近人，申苍岭性格豪爽，但是兄弟都是品德端正之人。村里有位女子不堪婆婆虐待而上吊身亡，女方娘家人要打官司。申苍岭劝道，两家均为官宦家族，不要涉及官府。当天夜里，死去妇女的冤魂来到申苍岭的窗外，哭诉并埋怨申苍岭的作法。申苍岭则说：“婆婆虐待儿媳至死，法律上并无治罪之说。就算是打官司也不能将婆婆怎样，而且一但打官司，官府肯定要检验尸首，更有辱于两家声誉。”鬼魂依然不愿意，申苍岭又说：“君臣之间没有官司，父子之间没有官司（依封建律令：君为臣纲，父为子纲），你被虐而死了，人们同情你，会指责你婆婆的暴戾，但是，你却要起诉婆婆，是有背人伦纲常的。即使神明也不会判你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

最有意思的是下面。申苍岭的哥哥申谦居说：“苍岭这样的话劝说儿媳可以，但不能用这样的话劝说婆婆（否则婆婆可能会觉得即使虐待儿媳至死官府也不能奈其何）。”  纪晓岚的父亲则评价兄弟二人的话说：“弟弟的话是劝子女尽孝，哥哥的话则是劝父母要慈爱。”

这个故事除了鬼魂之说外，记述的是一个封建时代的悲剧故事。此被虐而死的妇女是不幸的。但是在宗法社会确实又难以奈婆婆何。故事的点睛之笔在于申谦居和纪容舒的评论。因为对于这个悲剧故事，体现了当时有良知的士大夫的良知。即使在当时的宗法社会，他们也要讲究人伦关系间的平衡：既强调子要尽孝，也要求父要慈爱，偏废一方都是不行的。这样的准则即使放在今天也是正确的。

2

福州学使署，本前明税署也。奄人暴横，多潜杀无辜，至今犹往往见变怪。余督闽学时，奴辈每夜惊。甲寅夏，先姚安公至署，闻某室有鬼，辄移榻其中，竟夕晏然。昀尝乘间微谏：请勿以千金之躯与鬼角，因诲昀曰：“儒者论无鬼，迂论也，亦强词也。然鬼必畏人，阴不胜阳也。其或侵人，必阳不胜阴也。夫阳之盛也。岂持血气之壮与性情之悍哉。人之一心，慈祥者为阳，惨毒者为阴；坦白者为阳，深险者为阴；公直者为阳，私曲者为阴。故易象以阳为君子，阴为小人。苟立心正大，则其气纯乎阳刚。虽有邪魅，如幽室之中，鼓洪炉而炽烈焰，冱冻自消。汝读书颇多，曾见史传中有端人硕士为鬼所击者耶？”昀再拜受教。至今每忆庭训，辄悚然如左右也。

评析：

这个故事是记述父亲对自己的教诲，集中表现了纪容舒的鬼神之论。

故事的大意是指，福州的学使官署常有怪异。纪晓岚在福建督学时，下人们经常夜里被惊吓到。而1764年（既纪容舒去世当年，时已经79岁）纪容舒也来到官署，听说某间房子闹鬼，就在那间房子里住下。纪晓岚劝阻，父亲则教诲他说：“鬼神是有，但是一定害怕人，因为阴不能战胜阳。如果害到人，则是人本身的阳气不足以战胜阴气。可是阳气旺盛，并不是指力气和血气，而是指慈祥、坦白、正直，反之，惨毒、深险、自私则为阴。所以《易经》用阳代表君子，阴代表小人。如果居心能够正大光明，则气性就是阳刚，哪怕遇到邪魅，也好像房子里燃起大炉子，阴气就消了。”并说纪晓岚，“你也读了很多书，曾看到过正人君子被鬼所击倒的事吗？”

这是作者晚年回忆一生中的奇闻异事时，提到的父亲的教诲。整本《阅微草堂笔记》提到父亲言论的文章很多，无不体现出纪容舒是一个立身端正，公正无私的人，他一生为官，始终严于律己，也谆谆教诲纪晓岚。

纪晓岚又曾记载自己年幼时，见到父亲与一个讨饭的人聊天，而且父亲向儿子们介绍此穷人的祖上曾经有恩于自己家族，后来多方救济这个穷人，并教诲儿子们要知恩必报。另一则故事里，姚安公教育儿子们，读书之余要了解家事和社会，然后将来才能治家，才能在社会上安身立命。并举例说，明末社会动乱，纪晓岚祖父的两个兄弟在大兵围城之际，还在争论古书的真假，以致于延误时机，全家遇难。不正是只知读书而不懂社会世故吗？

知恩必报和不要读死书的教育，在今天也是很正确的道理，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立身准则。读这些文字时，我们无时不被纪容舒的人格魅力所折服。正是在他的教诲下，纪晓岚一生也品德端庄，扶危济困，终成一代大家，道德文章，名扬天下。

现在，我们常常谈子女教育，讲了许多方法。又说，再好的教育不如教养。这里的教养是指什么呢？我想不外乎就是这些：正直、无私、慈祥、坦白、忠恕、孝道等，这些最基本的人生道理。

说到纪昀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是谁，但是一提纪晓岚大家肯定会想起来，那个拿着大烟袋，拥有着三寸不烂之舌的纪晓岚，纪先生。其实纪昀就是纪晓岚。

纪（jǐ）昀（1724年7月26日－1805年3月14日），字晓岚，又字春帆，晚号石云，又号观弈道人、孤石老人、河间才子，谥号文达，直隶沧县（今河北沧县崔尔庄）人。在文学作品、通俗评论中，常被称为纪（jǐ）晓岚。清乾隆年间的著名学者，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曾任《四库全书》总纂修官。影视剧形象的纪晓岚，有铁齿铜牙，三寸不烂之舌，身材高瘦，但根据史料记载，因纪（jǐ）晓岚本人肥胖，近视，患有轻度口吃，所以颠覆了常人对他的印象。（本作者最喜欢的就是张国立老师的纪晓岚，铁杆粉丝哦。）其实我们看古人不是看长相而是看他的才华。

纪晓岚以才名世，号称“河间才子”。一生精力，悉付《四库全书》。

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收正式入库书3461种；存目书6819种，93500余卷。乾隆三十八年开始纂修，初稿成于乾隆四十六年。因《总目》卷帙浩繁，翻检不便，又删节编成《四库全书简明目录》20卷。《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其进献之书有105种，入存目者41种。藏书钤有“春帆校正”、“心与古人会”、“校书天禄”、“河间纪昀”、“瀛海纪氏阅微草堂藏书之印”等。

话说当时纪先生的《阅微草堂笔记》当时每脱一稿，即在社会上广为传抄，同曹雪芹之《红楼梦》、蒲松龄之《聊斋志异》并行海内，经久不衰，至今仍拥有广大读者。鲁迅先生对纪晓岚笔记小说的艺术风格，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中国小说史》）

除此之外还编撰了十卷《评文心雕龙》、六十三卷《历代职官表》、三十六卷《河源纪略》、《镜烟堂十种》、《畿辅通志》、《沈氏四声考》二卷、《唐人诗律说》一册、《才调集》、《瀛奎律髓》评、《李义山诗》、《陈后山集钞》二十一卷、《张为主客图》、《史氏风雅遗音》、《庚辰集》五卷、《景成纪氏家谱》等。此外还包括应子孙科举之需的馆课诗《我法集》，总之多系应酬之作。另外，二十岁以前，在京治考证之学，遍读史籍，举其扼要，尚著有《史通削繁》四卷，为学者掌握和熟悉中国史典提供了方便。（PS其实咋们纪先生的作品很多，只不过因为手头资料有限，而且时间紧就没有详细一点。）

在作者看来，编著《四库全书》只是咱们乾隆皇帝一时兴起，因为当时并没有写《四库全书》的必要，只是咱纪先生所在的翰林院那是比较闲，而因为一个管事无意说翰林院工作比较清闲，乾隆皇帝听了之后便让纪昀主持编著《四库全书》。

纪昀

纪昀简介

纪昀，(右图）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生于清雍正二年（1724）六月，卒于嘉庆十年（1805）二月，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享年八十二岁。因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嘉庆帝御赐碑文），故卒后谥号文达，乡里世称文达公。

纪昀祖籍为应天府上元县，传其家为纪家边。明永乐二年（1404），奉命“迁大姓实畿辅”（乾隆《献县志》），始迁来献县，入安民里四甲籍，卜居献县城东九十里之景城镇。到纪晓岚，北迁已十四世。

有据可考，自纪晓岚上推七世，都是读书人。高祖纪坤（1570—1642），庠生，屡试不第，有诗名，著有诗集《花王阁剩稿》。曾祖父纪钰（1632—1716），十七岁补博士弟子员，后入太学，才学曾受皇帝褒奖。祖父纪天申（1665—1732），监生，做过县丞。父亲纪容舒（1685—1764），康熙五十二年（1713）恩科举人，历任户部、刑部属官，外放云南姚安知府，为政有贤声。其道德文章，皆名一时，尤长考据之学，著有《唐韵考》、《杜律疏》、《玉台新咏考异》等书。至纪容舒，纪氏家道衰而复兴，更加重视读书，遗训尚有“贫莫断书香”一语。纪晓岚为纪容舒次子，他就是出生于这样一个世代书香门第。

纪晓岚儿时，居景城东三里之崔尔庄。四岁开始启蒙读书，十一岁随父入京，读书生云精舍。二十一岁中秀才，二十四岁应顺天府乡试，为解元。接着母亲去世，在家服丧，闭门读书。他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勤奋好学。博古通今。正如自谓的“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骋。”他襟怀夷旷，机智诙谐，常常出语惊人，妙趣横生，盛名当世。三十一岁考中进士，为二甲第四名，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授任编修，办理院事。外放福建学政一年，丁父忧。服阕，即迁侍读、侍讲，晋升为右庶子，掌太子府事。乾隆三十三年（1768），授贵州都匀知府，未及赴任，即以四品服留任，擢为侍读学士。同年，因坐卢见曾盐务案，谪乌鲁木齐佐助军务。召还，授编修，旋复侍读学士官职，受命为《四库全书》总纂官，惨淡经营十三年，《四库全书》大功告成，篇帙浩繁，凡3461种，79309卷，分经、史、子、集四部。纪并亲自撰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凡二百卷，每书悉撮举大凡，条举得失，评骘精审,论述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考得失，辨文字，为代表清代目录学成就的巨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实际上是一部学术史，对每一部书和源流、价值等都作了介绍。它成为后来学者研究这些古书的一个切入点。很多大学者都承认，他们是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入手作学问的。同时，还奉诏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基础上，精益求精，编写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为涉猎《四库全书》之门径，是一部研究文史的重要工具书。《四库全书》的修成，对于搜集整理古籍，保存和发扬历史文化遗产，无疑是一重大贡献。纪晓岚一生精力，悉注于此，故其他著作较少。《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毫无疑问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纪昀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丝毫不可忽视。以《总目》而言，全书行文风格一致，思想主旨贯通，都昭示了纪昀“笔削一贯”的重要作用。四库馆总阅官朱珪在纪昀墓志铭中写道：“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张维屏《听松庐文钞》云：“或言纪文达公（昀）博览淹贯，何以不著书？余曰：文达一生精力，具见于《四库全书提要》，又何必更著书！”“一手裁定”、“一手删定”、“一手编注”《总目》或者说纪昀“一生精力，萃于《提要》一书”，都说明纪昀对《总目》所倾注的心血得到时人和后人的公认。从这个意义上说，《总目》最大限度地反映了纪昀的学术文化思想就不是什么无本之木了。正如黄云眉所言：“就形式观之，《提要》似为多人心血之结晶品，其实此书经纪氏之增窜删改、整齐画一而后，多人之意志已不可见，所可见者，纪氏一人之主张而已。”

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和一手删定的《总目》问世以来，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赞誉。阮元说：“高宗纯皇帝命辑《四库全书》，公（纪昀）总其成，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所撰定《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考古必求诸是，持论务得其平允。”江藩指出：“《四库全书提要》、《简明目录》皆出公手，大而经史子集，以及医卜词曲之类，其评论抉奥阐幽，词明理正，识力在王仲宝、阮孝绪之上，可谓通儒也。”有目共睹的学术价值还使得这部大著的文化影响历久不绝。晚清张之洞对读书士人谈到：“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对该书有精深研究的余嘉锡说：“《提要》之作前所未有，可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他还谈到清朝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将其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他对《总目》的缺点多有指摘，但也承认自己“略知学术门径，实受《总目》之赐”。

纪昀在四库馆修书十年，“自始至终，无一息之间”，其辛劳不言而喻，却也是人生收获颇丰的十年。他既为恰逢“王事适我”的历史机遇而欣慰，又为“期于世事有补”愿望的实现而自豪。正如他在《自题校勘四库书砚》诗中所云：“检校牙签十余万，濡毫滴渴玉蟾蜍。汗青头白休相笑，曾读人间未见书。”“曾读人间未见书”只是一个表象，纪昀和他的同仁们为中国学术文化树立的一座丰碑才是看不见的永恒！ 在主编《四库全书》期间，纪晓岚由侍读学士升为内阁学士，并一度受任兵部侍郎，改任不改缺，仍兼阁事，甚得皇上宠遇。接着升为左都御史。《四库全书》修成当年，迁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乾隆帝格外开恩，特赐其紫禁城内骑马。嘉庆八年（1803），纪晓岚八十大寿，皇帝派员祝贺，并赐上方珍物。不久，拜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兼国子监事。他六十岁以后，五次出掌都察院，三次出任礼部尚书。纪晓岚卒后，筑墓崔尔庄南五里之北村。朝廷特派官员，到北村临穴致祭，嘉庆皇帝还亲自为他作了碑文，极尽一时之荣哀。

纪晓岚还有口吃的毛病。当然，纪晓岚既然能通过各层科举考试，其间有审音官通过对话、目测等检查其形体长相以及说话能力，以免上朝时影响朝仪“形象”，应该不至于丑得没法见人，但无论如何，纪晓岚长相不好看，却是无疑的。长得丑，近视眼，口吃，这些生理特点都成为纪晓岚一辈子与乾隆貌合神离、不得乾隆真正信任的重要原因。

纪晓岚一生著述甚丰，既有以官方身份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热河志》等，也有以私人身份著述的《阅微草堂笔记》。但在纪晓岚生前，就有关于他平生不著书的说法流传。

有人说，纪晓岚认为自己的作品超不过古人，所以不重著述，不存作品。纪晓岚的门生刘权之就说他老师文名满天下，经常给人写文章，但都“随手散失，并不存稿”，原来纪晓岚总是认为这些文字不过是古人的糟粕而已，没有刊刻的价值。纪晓岚的另一门生陈鹤也说，老师自从主持纂修《四库全书》，纵观古今著述，知道该有的都已经有了，后来的人再怎么挖空心思，所著也不出古人的范围，而那些自谓超过古人的人，都是自不量力罢了。所以纪晓岚“生平未尝著书”，偶尔为人作序记碑表之类的文字，也都随即丢弃，未尝保存。陈鹤感慨地说，如今某些人偶尔写了一点小东西就四处炫耀，急欲表露，真是厚颜啊！

清代大学者江藩在其《汉学师承记》中却说，纪晓岚一生精力全都耗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又喜欢写些稗官小说，故而“懒于著书”，他青少年时期的著作都藏在家中，未曾流传于世。

庄氏史案本末而按照纪晓岚自己的说法，与上面都稍有出入。纪晓岚晚年就曾讲起，“我早年就学习诗歌，其间意气风发，与天下同好互相唱和，总是不甘人后。如今我年纪差不多80岁了，却转而瑟缩不敢著一语，平生所写的稿子也不敢自存”。他说这是因为随着阅历的增长，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得意作品，大多都是古人已经说过的东西，自己辛辛苦苦地著述，不过是徒自苦耳。从纪晓岚的话来看，他并不是“未尝著书”，早年还是勇于吟诗弄赋的，只不过后来他对自身所处的世道逐渐有了深刻的体会，越来越不敢从事写作了，而且也不敢保存自己的稿件。要说是因为怕超不过古人而罢笔，这个理由似乎很是勉强。这个理由背后还有着极大的社会政治背景，那就是乾隆年间思想控制的加强，文字狱屡见不鲜。

纪晓岚一生，有两件事情做得最多，一是主持科举，二是领导编修。他曾两次为乡试考官，六次为文武会试考官，故门下士甚众，在士林影响颇大。其主持编修，次数更多，先后做过武英殿纂修官、三通馆纂修官、功臣馆总纂官、国史馆总纂官、方略馆总校官、四库全书馆总纂官、胜国功臣殉节录总纂官、职官表总裁官、八旗通志馆总裁官、实录馆副总裁官、会典馆副总裁官等。人称一时之大手笔，实非过誉之辞。纪晓岚晚年，曾自作挽联云：“浮沉宦海同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堪称其毕生之真实写照。

纪晓岚天资颖悟，才华过人，幼年即有过目成诵之誉，但其学识之渊博，主要还是力学不倦的结果。他三十岁以前，致力于考证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三十以后，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五十以后，领修秘籍，复折而讲考证”（《姑妄听之》自序），加之治学刻苦，博闻强记，故贯彻儒籍，旁通百家。其学术，“主要在辨汉宋儒学之是非，析诗文流派之正伪”（纪维九《纪晓岚》），主持风会，为世所宗，实处于当时文坛领袖地位。纪晓岚为文，风格主张质朴简淡，自然妙远；内容上主张不夹杂私怨，不乖于风教。看得出，他很重视文学作品的艺术效果。除开其阶级局限外，其在文风、文德上的主张，今天仍不失其借鉴价值。纪昀对于文学的批评，主要见于《四库全书总目》与若干书序(如《爱鼎堂遗集序》、《香亭文稿序》、《云林诗钞序》、《田侯松岩诗序》、《挹绿轩诗集序》、《四百三十二峰诗钞序》等)，另有《文心雕龙》评和《李义山诗集》评。他的文艺批评标准，虽仍不脱“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传统见解，但不甚拘泥，较为通达。承认“文章格律与世俱变”，“诗日变而日新”，认为文学的演变取决于“气运”和“风尚”，强调后代文学对于前代文学既应有“拟议”又要有“变化”。在艺术风格上，肯定“流派”，而反对“门户”，反对“舍是非而争胜负”的朋党之习。纪昀晚年主持科举会试时，曾以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内容出题策士，实为创格。纪晓岚以才名世，号称“河间才子”。但一生精力，悉付《四库全书》。只有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和一部《纪文达公遗集》传世,十卷《评文心雕龙》、六十三卷《历代职官表》、四卷《史通削繁》三十六卷《河源纪略》、《镜烟堂十种》《畿辅通志》、《沈氏四声考》二郑、《唐人诗律说》一册、《才调集》、《瀛奎律髓》评、《李义山诗》、《陈后山集钞》二十一卷、《张为主客图》《史氏风雅遗音》、《庚辰集》五卷，《景成纪氏家谱》等。他还参与编选、评点其它一些书籍，也参与了另外一些官书的纂修。 。《阅微草堂笔记》共五种，二十四卷，其中包括《滦阳消夏录》六卷，《如是我闻》四卷，《槐西杂志》四卷，《姑妄听之》四卷，《滦阳续录》六卷，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庆三年（1798）陆续写成。嘉庆五年（1800），由其门人盛时彦合刊印行。本书内容丰富，医卜星相，三教九流，无不涉及，知识性很强，语言质朴淡雅，风格亦庄亦谐，读来饶有兴味。内容上虽有宣传因果报应等糟粕的一面，但在不少篇章，尖锐地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揭穿了道学家的虚伪面目，对人民的悲惨遭遇寄予同情，对人民的勤劳智慧予以赞美，对当时社会上习以为常的许多不情之论，大胆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 在艺术上，文笔简约精粹，不冗不滞，叙事委曲周至，说理明畅透辟，有些故事称得上是意味隽永的小品；缺点是议论较多，有时也不尽恰当。此外，评诗文，谈考证，记掌故，叙风习，也有不少较为通达的见解和可供参考的材料。不失为一部有很高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书籍。当时每脱一稿，即在社会上广为传抄，同曹雪芹之《红楼梦》、蒲松龄之《聊斋志异》并行海内，经久不衰，至今仍拥有广大读者。鲁迅先生对纪晓岚笔记小说的艺术风格，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藉位高望重以传者矣。”（《中国小说史略》）。其《纪文达公遗集》，是纪晓岚的一部诗文总集，包括诗、文各十六卷，为人作的墓志铭、碑文、祭文、序跋、书后等，都在其中。此外还包括应子孙科举之需的馆课诗《我法集》，总之多系应酬之作。另外，二十岁以前，在京治考证之学，遍读史籍，举其扼要，尚著有《史通削繁》多卷，为学者掌握和熟悉中国史典提供了方便。

在政治上，纪晓岚也是很有见地的，惜为其文名所掩。他认为，“教民之道，因其势则行之易，拂其势则行之难”。主张“酌乎事势”，趋利避害。也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因势利导。其目的在于避免因矛盾激化而引起一决横流，出现明末农民大起义那种局面。纪晓岚的家族，在明末动乱中经受过严重的挫折和打击。纪晓岚重视民情，因势利导的主张，不能不说是一种经验之谈。同时也说明，他对当时在“盛世”掩盖下的各种社会矛盾，看得比较尖锐。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对民间疾苦比较关注。乾隆五十七年（1792）夏，北京附近遭受严重水灾，盗贼蜂起，大批饥民拥入京师就食，秩序十分混乱，大有干柴烈火，一点就着之势。纪晓岚看到这种情势，急忙向皇帝上疏陈情，剖析利害，奏请截留南漕官粮万石，到灾区设粥放赈，京师饥民不驱自退，社会秩序安定下来。虽然其主观上是为了维护朝廷统治，但在客观上帮助灾民度过了饥荒，不能不说是一宗善政。

在政治上提倡“酌乎事势”，因势利导，在理论上就不能不起来批判宋儒之苛察。自从宋儒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以后，流毒明清，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被抬到了吓人的高度，程朱理学成了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一些道学家只会空谈义理性命，一遇实际问题，就茫然如坠五里雾中。等而下之的，更是一些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纪晓岚对道学家的迂腐和虚伪十分痛恨，其冷嘲热讽，但有机会，一触即发，措词也相当尖刻。在《阅微草堂笔记》的一则故事中，他甚至借冥王之口，向社会疾呼道：“宋以来固执一理而不揆事势之利害者，独此人也哉！”在他八十岁那年，还挺身而出，就烈女范畴问题向程朱理学展开了一场挑战。有司规定，妇女抗节被杀者为烈女，予以旌表；而对“捆缚受污，不屈见戕”者，不以烈女视之，例不旌表。纪对此大不以为然，以为纯属道学家不情之论。他公然郑重上表称：“捍刃捐生，其志与抗节被杀者无异。如忠臣烈士，誓不从贼，虽缚使跪拜，可谓之屈膝贼廷哉？”经他慷慨陈词，皇帝“敕下有司，略示区别，予以旌表”。纪晓岚无疑是胜利了。这虽然是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场争论，但在如何看待妇女这个社会问题上，当时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纪晓岚“处世贵宽，论人欲恕”，是十分中肯的。他与那些虚伪的道学先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物。纪晓岚及其作品，都是很值得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