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马位于山西省南部、汾河与浍河交汇处，处于临汾、运城、晋城三市及晋、秦、豫三省的三角中心位置，总面积274平方公里，侯马市已连续7次夺得“全国卫生城市”桂冠、连续5次获得“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连续3次荣获“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先进县市”，先后被评为“全国体育先进市”、“全国民政工作先进市”、“全国绿化先进市”、“全国广播电视先进市”、“全国生态环境建设示范市”、“山西省文化先进市”、“山西省教育先进市”、全省首座“山西省园林城市”、首座县级“山西省文明城市”。

　　地理条件

　　侯马市地处东经111°23′5〃—111°41′1〃，北纬35°24′2〃—35°52′9〃。东邻曲沃县，西接新绛县，南有紫金山为屏与闻喜县、绛县接壤，北以汾河为界与襄汾县隔河相望，属晋南盆地，总面积2200687平方公里，东西长175公里，南北宽165公里。 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紫金山绵亘正南，汾河水环绕西北，浍河水横贯东西。境内具有丘陵、谷地、平原三种地貌类型。平原面积广阔，约占全市总面积的89%，地势平坦，海拔一般450米左右。整个地形自东向西南倾斜，最高的紫金山海拔为1120米，最低处是汾河河谷，海拔392—398米，高差约728米。城市绿化覆盖率40%，人均绿地面积123平方米，空气质量持续保持优级。 侯马光热条件较好，全市年日照时数227142小时，年平均气温127℃，降水量5168毫米，无霜期为197天。

　　资源状况

　　侯马市共有土地33万亩，其中农用地192万亩，主要粮食作物有小麦、玉米、大豆、薯类等；主要经济作物有棉花、果树、蔬菜、油葵等。 水资源总量为4328万立方米，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约为185立方米。境内有汾河、浍河2条河流，属黄河水系。浍河谷地建有水库1座，蓄水量2856万立方米。 市内有温泉矿泉水，含锶较高，1728—24mg/L，为山西少见，偏硅酸 269—3006mg/L，温泉自流量933m3/d，水温395℃—405℃，为含锶、偏硅酸、硫酸重碳酸钙钠型饮用天然矿泉水，水资源丰沛，具有很强的开发潜力。另外，我市尚有磷矿点P2O5含6—35%，尚未开发利用。 侯马周边的矿产资源丰富，世界上储量最大、质量最好的主焦煤田在乡宁，占世界储量50%的石膏矿在曲沃，还有塔儿山、中条山等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储量丰富。 旅游资源以古遗址、古文物、古建筑等为主。其中，侯马盟书，金代砖雕舞台等，闻名全国乃至世界。近年来，侯马市对外开放的、具有一定影响的旅游景点有：侯马战国奴隶殉葬墓、台骀庙、唐太宗庙正殿、传教填充砖塔、普济寺、通济石桥、宝峰院、忤逆坟、罗衫坡与孟姜女手迹、彭真同志故居、香邑湖风景区、铸铜遗址、晋博园和晋国宝鼎等。[1]

　　编辑本段历史沿革

　　侯马古称新田，位于山西省南部的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之间，汾河与浍河交汇处的平原地带，东连曲沃县，西接新绛县，南屏紫金山与闻喜县、绛县毗邻，北隔汾河与襄汾县相望。境域随侯马市建制的设立与撤销，有过三次较大变化。1956年11月至1957年12月为侯马市筹备处，辖一乡一镇；1958年10月至1963年5月，侯马市辖原曲沃县、新绛县、襄汾县汾城区域和乡宁县关王庙区域，总面积1517平方公里；1917年8月从曲沃县析出，总面积274平方公里，2003年，总人口233万人。 侯马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据考古发现，早在7000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公元前585年，晋景公以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且民从教，十世之利”，将晋国都城迁至新田。至公元前376年，韩、赵、魏三分其地，静公废为庶人，晋国绝祀，共历13公，209年。其间，晋国大展宏图，慑幽并，衔鲁东，吞河南，控河西，雄据中原，傲视群雄，成就霸业，在新田大地上演绎出一部部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赵氏孤儿、魏绛和戎、悼公复霸、九合诸侯、六卿专政、三家分晋，这些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晋国长期的鼎盛与繁荣，创造了灿烂的新田文明史。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多年考古发掘，发掘出由9处古城遗址、11处作坊遗址、6处墓地和11个祭祀点组成的侯马晋国遗址，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出土了被列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侯马盟书等大量珍贵文物。 秦统一全国后，置绛县，县治新田，属河东群。北魏置曲沃县，新田改镇属之。1375年（明洪武八年），绛州金台驿迁此，设侯马驿。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因地处通衢要冲而声名远播。 1946年（民国35年）1月，侯马首次获得解放，从此揭开了历史上新的一页。1956年成立侯马市筹备处，1957年撤销；1958年成立侯马市，1963年撤销；1971年8月再次建市，成为山西省临汾地区的一个县级市。经过撤社改乡、撤并乡办等一系列行政体制的变化，2003年全市设“三乡、五办”，即：新田乡、凤城乡、高村乡、上马街道办事处、张村街道办事处、路东街道办事处、路西办事处和浍滨街道办事处，下辖81个村民委员会和26个社区居民委员会。[2]

　　编辑本段行政区划

　　侯马市辖5个街道、3个乡：路东街道、路西街道、浍滨街道、上马街道、张村街道、新田乡、高村乡、凤城乡。 2000年，侯马市总人口225123人，各乡镇人口： 路东街道 32053 路西街道 25756 浍滨街道 34153 浍南街道 3490 侯北街道 3732 侯马乡 45181 上马乡 23994 高村乡 17915 张村乡 21182 凤城乡 17667

　　编辑本段交通运输

　　山西南部的交通枢纽 侯马市是山西南部的一座交通枢纽城市，境内铁路公路四通八达：南同蒲铁路、侯西侯月铁路和大运公路、晋韩公路及大运高速公路、阳西高速公路在此呈三个交通大十字，构成晋南重要的交通枢纽。侯马北铁路编组站占地2000亩，日均接发列车73对，年改编3800多列，发送旅客100余万人次，发送货物260多万吨，是华北最大的铁路编组站之一。三皇运业集团公司是山西省最大的公路运输企业之一，每天发往全国近百个大中城市（县）的客运班车500余班次。侯马是新亚欧大陆桥（荷兰的鲁特丹港到中国山东的日照市）上重要的交通枢纽。 近几年，侯马市道路交通建设发展迅速。先后投资近亿元，完成了大运高速公路连接线、环乡公路拓宽、村村通水泥路油路、各工业园区路网、旅游线路等130多公里公路油路建设，实现了“过境公路等级化、环乡公路一级化、村通公路标准化”，使侯马的交通区位优势进一步增强。

　　编辑本段民俗文化

　　辉煌灿烂的新田文化 侯马，古称“新田”，是春秋时期“五霸”之一晋国晚期的国都，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公元前585年，晋景公以“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 以流其恶，且民从教，十世之利”而迁都于此，之后传位十三世，历时209年，期间延续晋国霸业一个半世纪。公元前376年，韩、赵、魏三家分晋，称雄战国。所以后人把山西称为“晋”或“三晋”。 悠久的文明史为侯马留下了丰富而灿烂的文化遗产。现已发掘的有：古城遗址、祭祀遗址、墓葬遗址、铸铜遗址、庙寝遗址和数十万件珍贵的出土文物。侯马“晋国遗址”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首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侯马盟书”已出土的5000多件写有毛笔字迹的玉片石片，记载了晋侯盟誓及当时政治、军事和社会情况，1995年被评为建国以来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侯马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从古到今英才辈出。晋国十三公六卿上演一幕幕历史大剧，唐代中书令裴泰，五代后晋将军秦宪，元末明初金带都指挥王进，明代礼部尚书李浩、大将军裴良积，清代巡抚裴亻率 度、裴宗锡，清末民初农民起义领袖钟仁义、钟仁天、靳殿华都出生在这片热土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1902年10月12日出生于侯马市垤上村。闻名全国的总政歌舞团优秀青年歌手谭晶也是从侯马飞出的百灵鸟。 侯马立足悠久而灿烂的新田文化，实施经营文化战略，打造文化品牌。新世纪以来，侯马连续举办了“两会一节”、“两节一会”和两届“山西侯马·新田春秋古都文化节”，建设了新田广场、晋国古都博物馆、庙寝遗址公园、平阳铸铜遗址公园、台骀庙及千亩莲池、晋国宝鼎等文化旅游设施，新田文化资源得到了有效保护和开发利用。市文联、作家协会、书法家协会、摄影家协会、美术家协会、民间艺术家协会等组织团体活动频繁。每年三个月的消夏文化活动好戏连台。节庆文化、社区文化、农村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等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异常活跃。古都新田文化增添了丰富多彩的时代内涵，成为侯马市对外开放的新优势。

　　编辑本段经济发展

　　蓬勃发展的新兴经济 工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侯马不仅有实力雄厚的国有企业，而且民营企业也象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壮大。侯马市从矿产资源少的现实出发，大力发展“两高一低”（高科技、高附加值、低污染）的新兴工业产业，按照“传统产业新型化、新兴产业规模化”与建设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的总要求，重点推进新建项目的达产达效。已初步形成了生化制药、精密铸造、清洁能源和农副产品加工等四大新兴产业。近几年，侯马新上工业项目90余个，累计投资80多亿元，预期收入达100亿元，利税10亿元。今年初提出的十大工业调产项目已初步落实，其中汤荣年产8万吨精密铸件扩建项目、中化寰达57万吨机焦项目、华铜年产5万吨电解项目等5大项目已胜利竣工。1—7月份，建邦、中化寰达、华强等8个企业新增税收5349万元，占同期新增财政收入的684%。 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整体推进。侯马有15万亩耕地，人均只有12亩，发展高效特色农业成为侯马农业调产的主线。经过几年的努力，农业调产已初战告捷。围绕凤城3万亩优质小麦、飞机场和高村1万亩芦笋、张村5000亩红枣和新田乡3000亩油桃，已形成连片规模种植。畜牧业养殖“百千万”工程取得喜人成绩，规模养殖户已达50余户。28个农业龙头企业和项目带动了全市农业产业化进程。农村工业化方面，全市已发展民营企业100多家，吸纳农村劳动力28万个。农村城镇化方面，建成了现代化农村10个、园林示范村10个，南西庄、秦村、垤上等村建起农民住宅楼18幢，600多户农民迁入住宅小区。目前，侯马实现了村村通油路、村村通电话、村村通闭路电视。 商贸繁荣物流活跃。侯马素有“南来北往商贾地，千车百货旱码头”之称。新世纪以来，侯马市按照“内涵上档次、外延拓领域”的方针，构筑大商贸、发展大流通。近几年又新建商贸市场19个。目前，全市拥有服装、鞋帽等各类大型专业综合批发市场41个，商品辐射周边10多个省份100多个县市，年成交额60多亿元，上缴税费3000多万元。同时，发挥海关、商检、口岸的优势，发展现代物流业。今年前半年，华翔购物广场、华翔大酒店先后开业，通盛医药物流配送中心主体工程完工，利信饮片配送中心已经奠基，大运高速公路枢纽物流中心正在筹建中。

　　编辑本段城市建设

　　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

　　侯马市以人为本，努力建设生态园林城市，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2000年以来，先后完成城市绿化综合整治“1142”、“11233”等一系列建设工程，建成10公里绿色通道，12公里临街透视墙，40处街头绿地和街心公园，5个大型城市广场，开通了文明路等6条城市主街道。新建大运高速公路连接线绿化带6公里，全市拥有公共绿地100多万平方米，人均9平方米，绿化覆盖率达35%，机关、企业、居民、庭院绿化达标率达70%，立体绿化14万平方米。市区形成了“一街一景，三季有花，四季见绿，城在林中”的景观。同时，完成了供水、排水、供热、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城市水源地扩建工程已经完成70%，新田小区、银河花园广场主体工程基本完工，新开通北环路——浍滨北街也将交付使用。2010年2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命名2009年国家园林城市、县城和城镇的通报》，山西省侯马市被授予“国家园林城市”称号。[3]

　　全面构建的和谐社会

　　面对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建设的新形势，侯马市委、市政府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推进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进步，努力构筑侯马和谐社会。今年年初市委、市政府对全市人民承诺的免征农业税、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大运高速公路连接线至程王西路亮化工程、城市园林绿化提高一个百分点、“村村通”水泥路工程、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奖励、市人民医院传染病区建设、林城收费站搬迁、“三山”搬迁、城市大气质量有较大提高等十件实事有的已经落实，有的正在落实。 “十件实事”的落实为群众带来真正的实惠，为构建侯马和谐社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侯马为山西的海关之一，侯马的新港以及新田市场是比较知名的市场，华翔是晋南最大的购物广场。在交通道路有所发展的今天，为附近地区提供了更多的商业机会。

　　编辑本段文物古迹

　　马庄古城

　　位于马庄村东北,由东大西小两个相邻的小城组成,城墙已被地表覆盖东城南北长350米,东西宽213米;西城南北长250米,东西宽60米,墙宽约43米,西城东北角有高于地表的大型夯土台基,为晋国晚期晋卿所拥有

　　平望古城

　　呈长方形,东北部向外突出,东长1340米,南长860米,西长1286米,北长120米城内中部偏南,有高出地表的大型宫殿台基,与牛村,台神古城构成"品"字形结构的宫城

　　平望宫殿台基

　　位于平望古城内中部偏南,自地表以上分为三级第一级为正方形,长宽各75米,其南正中有宽六米的土路向南延伸第二级高出地面四米,南部正中为坡形第三级位于第二级北半部,东西长45米,南北宽为35米,高出地表8米该台基似为晋都新田时期宫内的"宫官"

　　台神古城

　　呈长方形,城墙西长1250米,南长1660米,东存350米,北存1700米,宽约2-13米,高约08米西,南城外有深约6米的城壕,城外西北部有三座高于地表的大型夯土台基,它与牛村,平望古城构成"品"字形结构的宫城

　　牛村古城

　　由内外两城,呈"回"字形布局,竖长方形外城墙东长1390米,北长955米,南长1070米,西长1050米,宽7-9米城墙外尚有深约4米的城壕内城西北部有一高大的宫殿台基,与平望,台神古城构成"品"字形结构的宫城

　　牛村宫殿台基

　　位于牛村古城内西北部,平面呈正方形,边长52米,高出地表65米分为三级顶部有一米余后的建筑物坍塌堆积,保存有以泥条筑成的板瓦及筒瓦残片该台基为晋都新田时期宫城内的"固宫",又称"襄公之宫"

　　呈王古城

　　位于呈王村南,牛村古城东约15公里,由南北二城组成,北城南北长约170米,东西宽约400米南城位于北城东南,南北长约105米,东西宽约110米位晋国晚期晋卿所拥有

　　其它

　　彭真故居（资料相册中） 庙寝遗址 上马墓地 乔村遗址（资料遗失） 骀台庙（资料暂缺） 普济寺（资料暂缺） 晋国遗址（资料暂缺）

　　编辑本段名优特产

　　侯马皮影

　　侯马民间艺术家廉振华及其弟子赵翠莲，几十年如一日，坚持致力于皮影事业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皮影艺术风格。侯马皮影雕刻细腻，线条流畅，色彩艳丽。曾多次参加国家级、省级民间艺术展，获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颁发的“民间艺术珍品展金奖”。并多次赴美国、德国、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进行文化交流，深受海内外人士的欢迎。目前，“振华影屋”和赵翠莲皮影制作室也成了中外友人和专家学者参观考察的必经地，“侯马皮影”作为珍贵赠品，维系着侯马与友好城市和尊贵宾客的深厚友谊，也成了侯马的文化产业精品。

　　仿古铜器

　　侯马市泰古工艺厂位于侯马张村办事处东，由袁玉珍女士创建于1999年。该产品依托晋文化，挖掘历史遗存，采用古老的技术和工艺，高仿古铜器。现该产品远销海内外，已成为我市重要的旅游纪念品。

主要材料：毛茸茸的布料、革制的布料。

所需工具：剪刀、针线、

制作步骤：

1、先把制作鞋子的布都剪成对应的样子。

2、先把鞋子的轮廓缝好。

3、然后用作为鞋底的布缝到底上。

4、缝好鞋底。

5、然后将鞋子里面也垫上一层并缝好。

6、用针线将两层缝到一起。

7、将革制的布做的鞋底缝上去。

8、两只鞋子都同样的方法做好就是一双保暖的鞋子了。

布鞋，用布制作的鞋。 布鞋在我国有着3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据考证，最早的手工布鞋是在山西侯马出土的西周武士跪像所穿的布鞋。

2009年，“千层底手工布鞋制作技艺”被文化部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而将这项古老的手工技艺保护起来。

布鞋正在时尚转身成为“中国鞋”的代表，回归到每个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

德里大明张氏家族，祖籍陕西同州雁羌村，即今大荔县东埝桥村。雁羌村始祖张载，其嫡裔张仁美配魏氏生三子。于元末避兵东迁河南。长祖仲文公迁居永宁县（今洛宁县）邑南金门川德里村，传至三世时，琇、珷、珍、玹、兄弟四人，分为四门，是为永宁张氏南门；次祠仲武公迁居永宁县东北刀环川大门楼村（今大明），是为永宁张氏北门；三祖仲昆公迁居洛阳邙山岭，其后裔失考。张氏家族自始祖居永以来，分为南北两门，迄今已历六百六十余年，衍传二十五世，约三万余众，已成为洛宁张姓中最大的一支，且分布极广，仅在豫西地区迁徙分布已达五十多个村镇，他省外县者不计其数。据初步考查分布在我县的主要聚居村有德里、新寨、寨根、陈吴、禄地、下王召、观湾、金山庙、小山底、大原、陈宋、磨头、礼村、中方、西山底、秀才岭、柴窑、张家岭、下高村、大明、城村、茶房岭、刀环、后坡、杨岔等，以及洛阳市、渑池县东西杨村、李家沟，义马市千秋、石门，宜阳县南驿头，栾川县狮子庙、南沟 、张村，内乡县，以及陕西省西安市、咸阳市，山西省侯马市，湖北省武汉市、竹山县、均县等地。

侯马逐上老五的名字叫"万能五"。这个名字是因为"万能五"最初是一支篮球队的队长，以其多才多艺、全方位的能力而得名，能够打得好、跑得快、投得准、传得精，球场上无所不能。在此基础上，"万能五"逐渐成为了侯马城内的一个文艺骨干，在各种文艺活动、比赛中也表现非常出色，从而更加巩固了其"万能"的称号。所以，侯马逐上老五的真实名字是"万能五"。

拓展："万能"是一个描述非常全面、全能的词汇，它可以用来形容各种领域的人才，比如**中的"万能艺人"，意为能够演、唱、跳、乐等多种才能兼备的演员。

步骤：了解名字的来源，从人物特点、能力等角度分析原因，拓展该名字在其他领域中的含义。

举例：除了"万能五"外，还有其他具有"万能"称号的人物，比如篮球明星科比·布莱恩特被誉为"Black Mamba"（黑曼巴），而其应援者们也称其为"万能神奇"，因为科比所具备的技巧、意识、身体素质都堪称世界顶级，他凭借自身特点和实力成为了篮球界的"万能人才"。

漫姓源出: < >有载，漫系河流名称，在河北故地以西，以水为姓。居住分布: 河南宝丰丶郏县，陕西西安，甘肃景泰丶玉门，山西忻州丶阳高丶神池丶古交丶河曲丶侯马丶洪洞丶文水，北京，湖北武汉，江苏昆山丶云南马关，台 北等地均有此姓。

侯马市属于山西省临汾市。

侯马市位于山西省中部，北临临汾市尧都区，南接曲沃县，东靠洪洞县，西临襄汾县，地理位置优越。侯马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这里曾是古代的侯马国故地，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和人文景观。游客可以欣赏到古老的寺庙、古建筑群、古塔、古碑等，体验到浓厚的古代文化氛围。

经济方面，侯马市主要以农业为主导，种植业和畜牧业是当地的重要支柱产业。同时，侯马市也鼓励和发展工业，涉及煤炭、化工、纺织等领域。近年来，侯马市加大了对旅游业的发展力度，通过资源整合和景区建设，提升了旅游产业的发展水平。

在基础设施方面，侯马市拥有完善的交通网络，包括高速公路和铁路等。这些交通便利设施连接了侯马市与周边城市和省内外的通道，为经济和旅游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作为山西省临汾市的一个县级市，侯马市在旅游、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有着丰富的资源和潜力。

侯马市特色：

1、历史文化：侯马市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这里曾是春秋时期晋国的都城，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迹和文物，如晋国遗址、虒祁宫、牛王庙等。

2、皮影戏：侯马市是山西省皮影戏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皮影戏是一种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通过皮制的人物形象和灯光投影来表演故事情节。侯马市的皮影戏具有独特的风格和艺术特色，被誉为中国皮影艺术之乡。

3、民间艺术：侯马市有着丰富的民间艺术，如剪纸、刺绣、木雕等。这些艺术形式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俗文化内涵，反映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习俗和审美情趣。

4、美食文化：侯马市的美食文化也非常丰富，如侯马面食、侯马烧烤等。这些美食具有独特的口味和制作工艺，深受当地人民和游客的喜爱。

-侯马市

　　中国经历了一个发达的青铜礼器铸作和使用的阶段，这是其它国家所没有的。现有的资料表明，到晚商时候，殷墟青铜器的陶范铸造生产工艺流程已经基本规范化。对这一过程进行详细地研究，可以揭示先秦青铜生产的技术水平与组织管理，进而了解中国青铜时代进行陶范铸造的技术选择的深层动因。

　　一 陶范铸造的工艺流程 所谓陶范铸造，是将金属熔炼成符合一定成分要求的液体并倾倒入预先制好的陶质铸型中，经冷却凝固、清整处理后得到有预定几何形状和物理化学性能的器件的工艺过程，这是是一个复杂的多工艺过程，其典型工序流程如下：

　　图1 青铜器铸造工序流程（引自《中国上古金属技术》）

　　殷墟铸铜遗址从未发现炼炉和炼渣，表明冶炼和铸造工艺是分地进行的。因此，安阳的青铜生产工序不包括上图的左边第一个方框里的矿石开采和粗炼，但不排除有精炼的工序。由上图可见，在浇注开始之前，制备陶范的工序和熔炼合金的工序是同步进行的。以下我们概述各个环节的具体做法（铸型的制作部分详见即将发表于《考古》的《殷墟青铜礼器铸型制作工艺》，本文从简）。

　　（一） 铸型的制作

　　1、造型材料的选取和制备

　　这一步骤即图1所示的泥料选取和泥料加工工序。

　　为了解殷墟时期造型材料的选择和制备工艺，必须对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进行科学检测。迄今为止，殷墟已发现的几处较大的铸铜遗址中，只有苗圃北地和孝民屯东南地出土的部分陶范做了较为详细的检测。检测结果表明：殷墟陶范采用当地的粘土，经淘洗、练泥、陈腐的工序进行处理，并添加河砂、蚌粉（或其它硅酸盐物质）、植物质等羼和料，主要是为增加陶范的耐热急变性能，改善铸造性能。相比而言，芯中含更多羼和料，以具有更好的耐热度和溃散性。陶范添加的羼和料的数量多于陶器，这可能与铸造性能的要求有关。陶范的分型面上有刷涂红色细泥浆或者烟熏的现象，可能是为提高表面质量所采取的举措。

　　必须指出，究竟使用何种粘土，是地下的生土，还是河流的沉积土，一直存在讨论。而使用化学方法进行分析，难以得出直接的结论。目前笔者正在与威斯康辛大学的Jim Stoltman教授合作，利用偏光显微镜分析陶范的物理结构，了解原材料的选择和孱和料的添加等工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做法更便于恢复历史的本真。先民们在对材料进行改性的时候，首先看到是它的物理性能的变化。比如淘洗，主要目的就是提高含泥量，虽然化学分析显示氧化钙有降低，但这不是古人的目的。换言之，可以通过氧化钙的降低的现象反证造型材料可能经过淘洗，特别是面料经过淘洗。

　　2 铸型的设计和制作

　　铸型通常是由范、芯以及芯撑组合而成的带有内部空腔的封闭实体，空腔即为待铸物体的形状。范形成器物的外表，芯则形成器物的内腔、孔以及某些中空部分。范与范的结合面谓之分型面。

　　殷墟铸型的做法是将陶土塑制成模，可能采用了类似陶器的制作工艺，模的形状是按照制范的需要设计的，因此较大器物的模一般是按照不同的部位分别制作，整体模型中不必要的部分会被省略，以节约材料和工时。模上花纹的制作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表面贴附泥片，上面雕刻花纹；一种是在模的表面塑制主体花纹的轮廓，再用朱砂描绘次一级花纹的线条。

　　用模翻范，在范上剔刻花纹的细部，有些花纹是直接在范上模印或刻制的，如�肩部的圆涡纹（如图9），这种做法可视作侯马时期模印法的先声。

　　安阳陶范有两种做法，即李永迪命名的I式范和II式范。前者分型面上没有榫卯，背部光滑，仅有一个水平或垂直的凸棱，较薄，可能主要在三家庄阶段和殷墟一期使用。I式范中有些花纹范，多为一组较窄的花纹，可能是嵌入外面的陶范使用的。II式范主要在殷墟二期以后使用，它的背部凹凸不平，为指窝按压的痕迹，分型面上有榫卯。

　　针对不同形状和种类的青铜器，一般是按照垂直和水平两个方向来分范，分范的形式比较复杂，这一问题将另文详述。使用复合范的办法制作高浮雕兽头，即在器物范上留下空腔，在凹槽内放置一块范泥，用活块兽头模压印出兽头，也有可能镶嵌小兽头范。

　　由于对耐火度、退让性和溃散性的高要求，芯很可能是单独制作的，而并非如石璋如所言是完全用模刮去铸件壁厚制成的，特别是一些大型器物的芯，往往是依托不同部位的范，使用粗砂泥夯筑而成。出土的芯一般呈砖红色，质地较为松散和粗糙，不同于质地细腻的模。足等部位的盲芯往往设有泥芯撑，用以同范配合。形成器物空腔的芯带有芯头，芯头侧面有榫，中心有凹窝，用以同底范配合。带有铭文的泥芯多半是由泥模翻印而来，翻印后的阳文还需经过刻制修整，在字的笔画旁边可见清晰的刻槽。其上顶面带有配合用的凸榫，用以镶嵌到器物泥芯上。

　　3 铸型的干燥、焙烧和装配

　　铸型制就的下一工序是干燥，组装之后整体焙烧还是分别焙烧之后组装，还存在不同意见。组装之后还要再次干燥(同时也是预热)，方能浇注。 范脱模后，需在背阴处自然干燥(阴干)，使水分缓慢而均匀地蒸发，这对控制范的变形，保证其严密性至关紧要。小型铸型可能是在烘范窑中焙烧的，窑形结构与小型陶窑相同。这一步骤的重点在于焙烧工艺，谭德睿曾认为陶范焙烧温度高于850度，笔者和刘歆益合作研究，初步认为焙烧温度可能只有600度左右，远远低于陶器的烧成温度。这也与万家保的复原实验的数据比较接近。

　　多数铸范都在分型面开设榫卯，用以配合组成铸型。在芯和范之间有时还需要设置金属芯撑。

　　大型器物需要使用底范，芯和底范是联接在一起的。有些大型器物直接在底面夯筑底范，比如孝民屯发现的大型圆形器物底范

　　三足器通常在足的上方安放浇口范，其中一足作为浇口，另两足是出气孔，圈足器的浇口也设在足上，底范会做出浇道的部分。

　　至此，整个铸型制作完成。

　　（二）合金的熔炼和配制

　　这个问题是整个铸造流程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基本上所有的步骤都是推测，并且存在争论。

　　1 关于熔铜器具的讨论

　　安阳苗圃北地和孝民屯铸铜遗址均出土大量经高温灼烧的陶质残片，有些表面有高温灼烧的裂痕（图2），有的表面已经釉质化，呈玻璃态，背面有泥条盘筑或者草拌泥的痕迹。以往的学者都认为这就是熔炉的残片，采用内燃式加热。对苗圃北地出土的残片分析显示，除1个样品的烧流层内有较多量的铜外，另外两个样品只有微量的铜，3个样品均有痕量的锡、铅等存在。

　　图2 孝民屯东南地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质残片（上：正面，下：背面）

　　笔者曾分析2片这种样品，发现有较高的二氧化硅含量和氧化钙含量，特别是背层，氧化钙含量更高。推测残片的原料很可能是在原生土内加入砂粒和蚌粉得到的。样品背层的烧失量较大，说明还另外加入了植物茎叶，也就是由草拌泥糊成。其中1块样品的焙烧温度高于900℃。有1块样品上附有很少一点铜渣，经检测，含铜、锡、铅三种元素 。

　　笔者在对安阳孝民屯铸铜遗址出土的大量这种“熔炉”残片进行整理的时候，发现绝大多数残片表面都没有附着金属，即使灼烧得很厉害，表面已接近釉质的样品，从外观上也看不到金属的遗迹，只有少量残片表面粘附有木炭和金属。但是，在苗圃北地和孝民屯铸铜遗址，普遍发现一种表面粘有铜液的残块，有粗砂硬陶和细砂泥质两种，出土时均为小片，不能复原(图3)。此类残片多数有数层衬面，每层衬面均粘有铜液，证明它多次修缮和使用。炉衬表面与铜液接触部分呈灰绿色，且多已烧成了小孔蜂窝状。背面多为较疏松的红烧土。刘屿霞曾多次提到许多红烧土碎片上有炼渣，可能就是这种遗迹 。苗圃北地的发掘者也认为它属于坩埚类的熔铜工具 。

　　图3 孝民屯东南地铸铜遗址出土坩埚残片（上：正面 下：背面）

　　这不禁使人产生一种疑问��遗址中的“熔炉”和“坩埚”残片到底与金属熔炼是何种关系？

　　郑州南关外早商铸铜基址出土了一座熔炉的残底，炉的上部残失，只剩一直径约160-260米的近椭圆形凹坑，坑内填有铜渣、炉壁块、木炭屑、大口尊、坩埚片和红烧土块等。作者推测这是一座熔铜炉，熔铜的工序是先放木炭、次置坩埚、最后再燃火熔铜 。

　　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出土了近千块的“熔炉残片”，表面烧成龟裂甚至玻璃化，有的还粘有木炭和铜粒，背面有草拌泥的炉圈。但是锅底状的所谓“炉缸”，则内附铜渣两层，材质为红烧土，非常类似于上述的这种坩埚残片 。很难想象，这种不同质地的所谓“炉缸”和“炉圈”属于同一熔炉的不同部分。

　　北窑铸铜遗址还出土了两座烧窑，窑壁平整垂直，内壁烧结成流状，外壁为红烧土，窑顶封闭，平顶，窑顶中心偏北设一圆筒型烟道（图4）。虽然该窑还属于横穴形的升焰窑，但其燃烧室和烧成室的结构型配置已经接近于马蹄形半倒焰窑，具有较好的加热效果 。发掘报告中并未提及这个烧窑的用途，但很可能与熔炼金属有关，因为如果是烘范窑，通常仅烧到几百度，无法达到让窑壁都烧流的程度。

　　因此，荆志淳教授和Jim Stoltman教授提出：真正的熔铜器物可能是坩埚，而不是那种陶质熔炉，换言之，是坩埚直接接触金属液，而熔炉则是加热坩埚的器具，这样才能满足浇注时高达1200－1300℃的要求。巴纳先生曾经设想过这样的熔铜器具，陶窑内放置很大的外热式坩埚，埚壁出铜处做得很薄，有管道和窑壁相通，熔化时将管道堵住；铜水化得后，打开管道用棍捅破埚壁，铜水即泻出供浇注用（图5） 。华觉明曾置疑其坩埚的尺寸太大，不能保证合金的熔融，如果坩埚一捅即破，则很难保证其熔炼过程中不会熔穿。尽管存在上述疑问，笔者仍旧认为这种设想有相当大的可能性，因为其能够达到较高的温度，也能解释为何许多熔炉残片表面都没有粘附铜液，它们很可能是窑壁的残片。但是，由于陶质熔炉残片的烧流层也曾检测出多量的铜，因此还不能否认其作为熔炉的可能性。

　　为此，笔者和Stoltman教授分别提取了大量样品，欲对这两种残片的化学成分、显微结构和制作方法进行详细的分析，荆志淳和岳占伟在安阳着手进行复原实验，测算这种窑炉能够达到的最高温度，以期作进一步的讨论和深入研究。

　　图4 河南洛阳北窑地下升焰式横穴窑

　　图5 巴纳设想的熔铜窑炉图

　　2 鼓风

　　鼓风设施的应用和改进，对于冶金技术的发展至关紧要。

　　我们在安阳的所有铸铜遗址都发现了陶管（图6），少数陶管表面粘有铜渣，它与铜器铸造有关是勿庸置疑的，侯马铸铜遗址也曾出土类似的遗物，并认为是鼓风的工具 。在周原也有类似的发现。泰利科特的《冶金史》一书中有埃及金匠使用带陶风嘴的吹管的材料（约1460BC,如图7）。但是这种陶管的用法可能与这种埃及的吹管有所区别，具体如何使用，目前还不清楚。

　　图6 孝民屯东南地铸铜遗址出土陶管

　　图7 埃及金匠用陶吹管吹火助熔（转引自《中国古代金属技术》，326页，图8－20）

　　“橐”这种风囊鼓风器，尽管并不知道确切始于何时，却在古书中多有记载。尽管在商代并未发现橐或其他鼓风器的遗存，但是《金文编》附录上11中有“ ” 字，此字一般出现在爵、觚、鼎上，形如皮囊，应为“橐”的古写，又《甲骨文编》中有“ ”字，如同用手提引皮橐，这些都可以作为商代使用皮风囊的佐证。

　　在清代刘�云《矿政辑略》中说，这种鼓风的皮囊，是使用一整张黑山羊的皮缝合，仅在腹部留出小孔，塞入竹筒，深约两三寸。使用的时候，将皮囊套在脚上用脚踩住，一手提住皮头，从上到下按压，则风就会从竹筒中喷出，可用于炊事或者冶炼。这种原始形式的皮风囊，至今仍在许多原始民族中使用，如民族学调查所见的藏族使用的皮囊（图8），由通风管、皮囊和闭合装置组成，操作者用手启闭控制鼓风 。印度也有类似的材料，与藏族使用的非常相似（图9）。这种工具对于小规模熔炼还是很适用的，便携，制作也方便。

　　图8 藏族使用的皮囊（转引自王工硕士论文）

　　图9 印度使用的气囊

　　目前还无法确知安阳时期鼓风的器具和作用形式，但是据记载早在战国时期，即已使用多橐鼓风。以安阳当时熔炼合金的温度以及规模而论，很可能已经使用多橐鼓风，并且，商代的鼓风器可能比藏族使用的皮囊还要复杂。

　　3 合金的配制

　　商代青铜合金的配制是在专门的铸造场地或者作坊中进行的。到了晚商阶段，已经熟练掌握了铜－锡－铅三元合金的冶炼和熔化技术。当时的工匠对于青铜合金配比与机械性能的关系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认识，并且对于操作也有相当严格的控制，已经可以按照不同的用途来有意地采取不同配比的合金。同时，原料的供应是否丰厚，社会风气的变化以及等级身分的尊卑，都可能对青铜器的合金配比造成影响。

　　但是，迄今为止，殷墟青铜器的合金配制的工艺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苗圃北地铸铜遗址曾出土了一件长方形铜块，有学者推断其是作为铸造青铜器的备用料 。这块铜块究竟是人们有意生产的低锡合金锭？还是浇注锡青铜器时多余金属液的结块？此铜块中的锡是人为有意识加入的，还是冶炼含锡铜矿时带入的？仍有待判定。由于没有发现锡锭，故殷墟出土的大量锡青铜器是如何合金化的，尚需进一步研究。殷墟小屯村E16坑曾出土有2块铅锭。2块铅锭的金属部分含高纯量的铅及微量锌、砷 。铅锭的存在表明是用金属铅直接配制青铜合金的。。近年来安阳在一处商代水井中发现一件椭圆形的大金属块，对其进行分析检测，将对此问题有所帮助。

　　（三）浇注

　　浇注是将熔融的铜合金注入铸型型腔的过程。为了提高充型能力，可能采用了预热铸型、过热浇注和配制充型力强的合金等措施。

　　预热铸型是提高充型能力的措施之一，万家保在复原试铸商代青铜器时将铸型预热到300－400℃ ，冯富根等则预热至400－500℃，浇注时的铸型温度在200～300℃ ，均得到了较满意的结果。

　　无论是纯铜还是铜合金，液态温度越高，流动性越好，充型能力越强，反之则相反。因之，浇注温度要高于熔点。现代铸造工艺将这个温度差称之为过热温度 。殷商铸铜的浇注温度尚未见诸测定报告。万家保复原试铸时的熔化温度为1350℃ ，冯富根等试铸时的熔化温度为1200℃、浇注温度在1100~1200℃ 。根据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熔炉温度为1200～1250℃ ，可知冯富根等人的试铸更接近于真实情况。另外，过热温度越高，铜合金的吸气能力越大，易使铸件生成气孔。因此，过热温度的掌握应恰到好处。

　　小型器物当是用浇包来浇铸的，大型铜器则可能使用浇包和槽道浇注。苗圃北地铸铜遗址出土了一座半地穴式的工棚，底部安放有大型的长方形底范，如前图16所示，同时残存几条有流向的灰色发亮的流面，据推测是铜液流经的槽道。透过这些现象可以猜测，如果将浇包安放在当时的地面上，铸造时捅开，铜液即可由槽道而注入安于棚底的铸型 。孝民屯铸铜遗址出土的大型圆形器物底范也位于半地穴的F43内，说明这种猜测是有道理的。大型器物铸造时有可能已采用《天工开物》所载槽注法，采用四到八个浇包同时槽注。

　　（四）铸后加工

　　《荀子•疆国篇》称“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剖刑则莫邪已。 然而不剥脱，不砥厉，则不可以断绳。剥脱之，砥厉之，则蠡盘盂，刎牛马，忽然耳。”这一段话不仅特指铜剑铸作，于先秦青铜器制作亦有比较普遍的意义。他把器件铸作明确地分成铸造、铸后加工两阶段。

　　其中，前四句概括了古代青铜器冶铸工艺的四个要素，意为：铸型必须形制端正、尺寸准确，要用优质的铜锡配制合金，匠师具有熟练的技巧，合金的熔炼、浇注均要火候得当。这体现了先秦时期人们对于冶铸技术要诀的理解，为人们多所援引。但是，后一段被提及的比例远远低于前者，说明人们没有将铸后加工置于应有的重要地位。事实上，铸后加工对于器件的最终质量具有关键的作用，通常包括脱范、清理、磨砺等。脱范后有局部缺损的铸件还需补缀。

　　器物铸成冷却后，用力敲打即可去除铸范，泥芯因附着器内，较难去除，需要使用工具将其剔凿出来。然后使用锤击、锯截、錾凿和刮削等手法，以去除浇口、飞边、毛刺和多肉等。所用的工具包括一些金属器具，比如铜削、铜刻针等。

　　殷墟青铜器的补缀分为两种，一种是所谓熔补，即直接以熔融铜液倾倒在需补缀的孔洞或裂隙上；另一种是补铸，如果青铜器的一部分或附件，如足或�等，由于种种原因未铸成或断折，则需在残体上做范，再经浇注与器体熔接而成。

　　铸坯变为成品、具有较好的外观，磨砺起着重要的作用。许多青铜礼器上的磨痕现仍清晰可辨，应是用粗细砺石逐道加工而成。孝民屯铸铜遗址就出土了数千块磨石，大小、厚薄、形状不一，质料有粗、细砂岩两种，用之打磨修整铜器的表面，也说明该道工序的工作量之大。殷墟铸铜遗址中木炭往往与砺石同出，在磨光之后，有可能使用木炭在水中打磨器物，使铜器发亮 。

　　那么，铸后加工的工作量到底在铸作过程中占有多大的比重呢？由于缺少记载，仅凭出土实物和冶铸遗存的情况难以得到确证。华觉明根据史贻直、德成等于乾隆二十四年编纂的《钦定工部则例九十五卷》的记载进行了统计和计算，用拨蜡法制作爵、�等礼器，铸造阶段用工量仅为用工总量的420%～530%。如以铸造用工量为1，则前期准备的用工量是707～892，铸后用工的加工量高达1029～1509。即使除却镟里合口、年号镌刻、烧古诸项商周青铜器没有的工艺，仍然高达629～1018 。由此推测：商代青铜礼器形制复杂，又仅用铜质、石质工具进行操作，依器件复杂程度不同大概接近6～10的范畴，象司母戊鼎、司母辛鼎这样的大件，或者还需更多。

　　也许正因为铸后加工如此繁复，才迫使铸师们代复一代地想方设法改进工艺，殷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的发达、铸铜工序的严格可能与此不无干系。在一定条件下，不利因素之逼迫正是促进工艺更替的重要动因。理解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技术演进的本质及有关因素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

　　二 讨论

　　1、两大技术体系的结合

　　综上所述，殷墟时期青铜器陶范铸造工艺具有非常复杂的生产工序，显示出青铜器的铸造不像陶器、骨器、玉器那样是单一行业独立完成的，而是两大技术体系－－制陶和金属冶铸的有机结合，双方互相适应、不断调整的结果。

　　《墨子•耕柱篇》有云：“陶铸之于昆吾”，指的即是用陶范铸造铜器。在中国古代，“陶冶”、“陶铸”是当然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正反映了冶铸与制陶的历史联系。高度发达的中国青铜冶铸技术，其根底是在高度发达的制陶技术之中。具体表现在：许多铜器的形制和纹饰以各种陶器为祖型；铜器的成形由制陶术的模制工艺得到启示；熔炼金属的高温技术来源于制陶业的经验；造型材料的选取和制备、铸型的加工制作技术亦均来自制陶术。

　　中国青铜器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特征有三，即器物的形制、纹饰和铭文，这三者与陶器都有着直接关系。比如鼎、簋、觚、爵等主要器形，都可以在陶器中找到它的原型，而二里头时期封顶铜�对封顶陶�的模仿也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云雷纹、兽面纹、夔龙纹也都分别能在彩陶的纹饰中找到祖型。在陶器上刻画符号的思想很可能为铸造业继承而形成铜器上的铭文。

　　熔炼金属的高温技术来源于制陶业的经验，这一点前面已有详细的讨论。对于制陶业而言，高温技术的突破性改进来自窑炉的发明。烧成温度的高低，气氛性质的好坏，取决于窑炉结构是否合理，也就是取决于窑炉抽吸空气量的多少，窑炉是朝着能控制进窑空气量，提高烧成温度，掌握还原气氛的方向发展的 。竖穴式的升焰窑，火眼的数量和分布非常重要，火眼数量越多，火与陶坯的热交换越均匀，远处的火眼采用放大孔径的办法来弥补火焰压力的不足，以此来达到改善窑内的温度分布状况。火膛越大窑炉升温越快，温度越高 。这些技术都被铸造业继承。采用高温技术(包括对炉气的控制等)改变天然物性质，得到所需要的属性，最先是在陶器烧制中实现的，然后，又由青铜冶铸业所继承和发展。所以，就对自然界的变革和作业性质来说，与其它手工业技术相比，青铜冶铸和制陶有着更紧密的联系。

　　造型材料的选择和制备技术非常关键。古代陶器质地较致密，气孔率低，氧化铁(Fe203)含量较高，氧化钙(CaO)含量低，一般不采用农耕土和含腐殖质较多的地表土，也不用普通黄土，而是选取红土、沉积土、黑土为原料，有时需掺砂、蚌粉、植物质、陶末等孱和料以减少收缩和改善其耐激冷、激热的性能 。所有这些工艺经验和焙烧规范都在铸型材料的制备中得到了体现。陶范和陶器材料的制作和焙烧工艺的不同显示出制陶部门为提高铸造性能所做的工艺调整。这一点很重要，需要澄清细节。也提醒我们，对金属技术进行研究，还要兼及对陶瓷技术的深入理解。中国绵延的黄土环境，在此基础上新石器时代既已高度发达的制陶技术，直接关系着为何中国青铜时代会选择陶范铸造这样一个工艺系统，而不是锻造或是其它铸造方法。

　　2、铸造业的组织和管理

　　这一条笔者不能展开讨论，因为这本身就是另外一个很复杂的题目，将另文详述。

　　唐际根以殷墟有承继关系的2000座墓葬为基础，利用统计分析，提出晚商社会是以氏为单位的平行结构，同时具有垂直分布的社会阶层，王室或精英阶层不足不到1％，贵族阶层占7－10％，82－87％的人口属于平民，而最低的阶层只有大约3－7％，这一结果表明商代不是奴隶社会，而以平民为主 。这个发现提醒我们有必要重新考虑工匠的身份问题，进而探讨殷墟冶铸业的组织管理。

　　根据对甲骨文和金文文献中“工”、“多工”、“百工”等词的释读和辨析，认为殷墟时期的工匠多半具有平民的身份。而殷墟西区墓地以及铸铜遗址出土的工匠墓地研究显示，大部分出工具的墓均规模较小，一般都有棺，或有棺有椁，并有成组的陶器或一两件青铜礼器。这说明这些墓主人生前有一定的生产工具和财富，并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很可能是“工”的主体，在作坊中从事技术性的工作。从各墓区中墓葬的延续性来看，这些“工”以家族为单位，世守其业，与文献上记载的“工之子恒为工”（《国语•齐语》）一致。商代和西周铜器上多镌刻有族徽，许多都对应着不同的职业，说明在商代开始，各族群的职业明显趋于专一化 。

　　《左传》定公四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分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 氏、樊氏、饥氏、终葵氏”，这些族的名称被认为与其职业相关，比如陶（陶器）、施（旗帜）、 （炊器）、长勺和尾勺（酒器）、索（绳索）、樊（防护围栏）等 ，索氏器的发现亦证明这些人可能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而卜辞关于“左工”，“右工”的记述，也被认为可能存在类似于军队的编制 ，这说明当时是有严格的组织管理的。

　　根据铭文辨识和有限的考古资料，参考春秋战国时的情况 ，对殷墟铸造业的组织管理作一个可能的推测：殷墟冶铸业的管理似乎也有这样一个三级结构，但是不如战国时期那样规范和严密。

　　王室成员或高级贵族作为监造者，不参与实际生产，在铭文中常有“××作器”的记载。

　　“司工”为管理手工业的官员；“多工”为从事管理的下层官吏。

　　制造者为“工”，具有较高技艺的匠师从事技术设计和操作指挥；工匠，承担大部分的生产活动，可能存在制模、制范和铸器的技术分工，由不同的族众来分别完成；工奴可能来自俘虏、罪人或家奴，从事铸造生产中技术含量较低的繁重体力劳动，比如取土、练泥、焙烧陶范、加热鼓风、搬运以及铸后清理等。

　　以铸造司母戊大鼎这样重达八百多公斤的铜器为例，运土、备料、制模、制范、制芯、合范、焙烧、合金熔炼、鼓风、浇注、清理、打磨，大概需要上百人同时工作。要这么多人有条不紊地工作，须有高超的管理水平和严格的纪律性。

　　三、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以下三条结论。

　　1、殷墟青铜器铸造工艺流程的各个环节均已步入规范化，并达到较高的水平。殷墟铸造业规模的扩大、铜器产量的大幅提高，是建立在工艺流程的规范化、工艺控制的严格性基础上的。

　　2、必须依托于严格的组织管理，才能完成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使得铜器的复杂化生产过程得以实现。

　　3、中国青铜时代陶范铸造的工艺选择，是与中国的黄土环境及与之相应的高超的制陶技术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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