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老人于年前逝世，舆论有“斯人一去，大雅云亡”之叹。老人生前对故乡风物念兹在兹，著述言谈之中一再表示想回福州转转看看，可惜天不假时，故乡百姓无缘亲炙“京城第一玩家”的风采，实在是一大憾事。

年来，媒体与学术界也有很多追思之作，但都仅限于老人的艺术造诣与文化贡献，对王老家世的研究似嫌苍白，尤其是王老的伯祖王仁堪、祖父王仁东兄弟，与当代另一文化名人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之间的恩怨，直接触发了光绪十年（1884年）初的“甲申枢变”，这次政坛动荡是清末政局的一大拐点，又与马江海战、中法战争、清流分野相互交织，影响深远。

历史往往只记录结果，而政坛秘辛、人事情伪又最为幽微吊诡，难得见诸正史。对于王张两家交恶的原因，野史、笔记、日记、信札、个人文集也各说各话，莫衷一是，成为一大公案。这倒便宜了小说家，扑朔迷离的素材，有助于发挥想像力，曾朴的《孽海花》、高阳的《慈禧全传》都有生动的细节描述，而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因为祖父牵涉其中，也有专文发微（见寒柳堂集《记梦未定稿》及《记梦未定稿（补）》）。近年来，随着一些史料的新发现，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再认识、再评价也在进行中，加之影视作品的推波助澜（如前一段热播的电视剧《船政风云》），以及王世襄、张爱玲持续的文化影响力，有必要对王张两家的关系再作梳理，以厘清哪些是戏说，哪些是史实。

訇状元世家 “清流”后劲

西清王家，是清末福州望族。王世襄的高祖王庆云，进士出身，为道光、咸丰两朝显宦，精通盐务、河工、财政、防务，曾被曾国藩保举出任顺天府尹（相当于北京市长），后任四川总督兼成都将军、两广总督、工部尚书，死后谥“文勤”，《清史稿》说他“综覈精密，治防井井，尤为可称”（意思是做事计划周密，民政、军务都处理得井井有条，特别值得称道）。王庆云的儿子王传灿本人没有什么出息，只中个秀才，但却生了一个状元儿子，就是王世襄的伯祖王仁堪。

有清一代，福建出过两个文状元，都是福州人，前一个是林鸿年，后一个就是王仁堪。王仁堪(1849～1893)是光绪三年(1877)丁丑科状元，他文章、书法和品貌都十分端正秀润，初期深得慈禧太后和光绪的爱重，“以翰林院编撰入直南书房，颇邀辰宠，频颁上方珍物，甚至腊月廿三日之祭灶糖，亦蒙赐赏。”（见郑逸梅《艺林散叶》第2794条）。王仁堪的弟弟王仁东（1854-1918），也很出色，诗文俱佳，以光绪二年举人任内阁中书。此外，王家的一位姻亲不能不提，那就是末代帝师陈宝琛（1848～1935）。陈宝琛的夫人王眉寿，是王氏兄弟的亲姐姐——清史研究专家姜鸣先生在《龙旗飘飘的舰队》中说王仁东还是陈宝琛的妹夫，笔者查了陈氏家谱，陈宝琛三个妹妹所适者皆不姓王，此处存疑，望博闻君子赐教。螺洲陈家更加显赫，曾祖父陈若霖（1759～1832）进士出身，曾任六省巡抚，湖广总督，工部、刑部尚书，死后谥“文诚”，是嘉庆、道光两朝著名的廉能之吏，闽剧有《陈若霖斩皇子》。到陈宝琛这一辈，“兄弟六科甲”，3个进士，3个举人。陈宝琛虽然只长王仁堪一岁，但科名早达，13岁秀才，18岁举人，20岁登同治戊辰（1868）科进士。王家兄弟进京时，陈宝琛已经是当时名震京华的“清流四谏”之一（不同史料对清流四谏的记载有所出入，一般认为是张佩纶、张之洞、宝廷、陈宝琛）。

“清流”是同治末年光绪初年形成的一大政治势力，以科甲出身的在京言官为主体，地方上以一些廉洁能干的督抚为羽翼，持儒家传统观念，以奏疏为手段，议论国事，搏击权要，发挥传统制度中的监察功能，这批官僚常以集体行动相互声援，有“清流党”之称。

陈宝琛是王家兄弟的政治引路人。王家兄弟进京后与姐夫一起，住在丞相胡同，而张佩纶就住在与之相连的北半截胡同。陈宝琛与张佩纶是“石交”（友谊坚如磐石），王家兄弟经常跟着姐夫与张佩纶诗酒唱和。由于陈宝琛、张佩纶等人的接引揄扬，王家兄弟很快名倾公卿，自然而然也成为“清流”干将。

匐“青牛”之角 风厉无匹

因为谐音，“清流”被时人喻为“青牛”（见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牛头”是李鸿藻。李鸿藻（1820-1897），直隶高阳（今河北保定）人（注：李鸿藻与李鸿章没有任何亲缘关系，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李家兄弟用章字排行，老大李翰章，老二李鸿章，老三李鹤章），同治帝师，为人廉洁有操守，早期深得慈禧太后信任，辅佐恭亲王奕主持军机处，支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剿灭太平天国、捻军和回民起义，实现“同光中兴”；由于长年主持科考，李鸿藻门生弟子遍天下，其中相当一部分成为“清流”骨干。在李鸿藻的带领下，从同治末年起“清流”基本掌握了舆论导向和批判工具，“一时言路大开”，对贪官污吏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史载“南街（北京南城，”清流“的聚居地）弹章一出，公卿震怖”。

“清流”中最出风头的却是“牛角”张佩纶。张佩纶（1848－1903）祖籍直隶丰润，他与陈宝琛同龄，也和陈宝琛一样少年科第，春风得意。他之所以得到“牛角”的称号，是因为他的奏章极高的杀伤力。有专家统计，光绪初年至光绪十年（1875-1884）间，张佩纶共上奏折127件，其中弹章（弹劾人事的奏章）占三分之一，所奏劾的三品以上官员，钩沉而得21人之多。《清史稿·张佩纶传》载“如侍郎贺寿慈，尚书万青藜、董恂，皆被劾去。”其实远不止这些，仅军机大臣中就有恭亲王奕欣、宝鋆、沈桂芬、翁同龢、潘祖荫、王文韶吃过他的弹章，其中沈桂芬郁郁以终，王文韶卷铺盖走人。

张佩纶受李鸿藻影响，以理学自命，又年轻气盛，喜欢他的人钦佩他“直谏敢言，不避亲疏”，不喜欢他的人说他“搏击务名（为追求个人名气，进行人身攻击），诳语多事”。陈寅恪先生的祖父陈宝箴，是清末著名的开明官吏，作文、练兵、治河、办教育、搞洋务，样样精通。光绪九年（1883年）“王树汶冤案”平反，此前陈宝箴曾在河北道任上参与会审，但不是主审，这时又已经升迁浙江按察史，按以往的规矩批评警告就完了。所以陈宝箴“陛见未行”（地方官赴任之前要向皇上汇报之后再走），是想等处理结果出来后再赴任，不料与陈家无冤无仇的张佩纶“劾其留京干进”（弹劾他不去上任，留在北京跑官）。陈宝箴也是出了名的硬骨头，他上疏抗辩，说“一官进退，轻如毫毛比，岂足道哉？然朝廷方以言语奖进天下，士不思竭忠补阙，反声气朋比，颠倒恣横，恐且败国事。……推及言路挟持弄威福之由”（意思是一个官员的升降轻如鸿毛，本来没什么可说道的。但朝廷现在鼓励天下士子直谏敢言，有些人却不去想如何弥补政策的过失，反而串通一气，结成帮派，颠倒黑白，放肆霸道，恐怕将来要败坏国家大事。……因此要追究那些人把持舆论、作威作福的根子）。这下得罪了所有“清流”，有人接着就上疏弹劾陈宝箴“哓哓失大臣体，请再下吏议”（喋喋不休，有失大臣体统，请有关方面再议一议怎么处理），三罪并罚，陈宝箴落得“降三级调用”，他咽不下这口气，愤而辞官，直到七年之后才复出。

这还不是最牛的。同年，朝廷派张佩纶去陕西查个案子，他回来赋诗一首，其中有“往还五千里，咒骂十三家”，气焰之盛，实在不愧“牛角”（恐怕得是犀牛角）之誉。张佩纶的弹章风厉无匹，所击几中，后人做过分析，谓“其奏疏深文周内，恒以诸臣恣纵、蔑视两宫为言。适如孝钦（慈禧）意，故所言无不行，往往劾人不待覆按，即罪之，旧所鲜有也，言路益发扩，朝士多持清议，辄推佩纶为主盟。”（见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论赞）大意是张佩纶的弹章总是给人扣上不尊重两宫太后（即慈安、慈禧，但慈安不争权）的大帽子，满足了慈禧太后的权力欲。笔者以为这一论断虽然以偏盖全，有个人成见，却洞察了清末权力格局，较之其他皮相之谈尤有见地，具体内容在下文细述。

张爱玲对时装极有研究，她穿的衣服大都是自己设计的，这很可能来自她祖父的遗传。史载张佩纶“仪容俊伟”，“喜穿竹布长衫，当时士大夫争效之”（见郑逸梅《艺林散叶》第2363条）。这不禁让人想起东汉末年的“清流”领袖郭泰（字林宗），他“曾途行遇雨，头巾垫其一角，人争效之，故折巾一角，称为林宗巾”（事见《后汉书·郭泰传》）。总之，张佩纶不仅是当时的“清流”头牌，影响所及，连官场时尚也唯他马首是瞻，风头之劲可见一斑。

凫三军败绩 “清流”内讧

话说光绪八年（1882年）初，法国人想把越南变成殖民地，越南国王向中国求救，“清流”一致主战，张佩纶联合陈宝琛、张之洞保举徐延旭、唐炯出任广西、云南巡抚。这两位老进士论诗作文还行，行军打仗的本事真是一点没有，到了光绪十年（1884年）初，连丢北宁、太原、谅山（越南境内军事重镇），法军直逼镇南关（今广西友谊关），并要挟清廷赔款2000万两，朝野哗然。连“清流”内部也觉得丢人现眼，虽然朝廷已将徐唐二人革职查办，但追究保举人责任的呼声四起，王仁东激于义愤，想请张佩纶上疏自劾，没承想连吃两回闭门羹，王仁东一气之下写了封绝交信，信里说——

前闻越南北宁失守，由于徐某调度乖方，两次走访，拟请吾丈以徒采虚声、贻误大局自请议处，惜未得面谈……唐徐拿问，惜未明发谕旨，不足以昭赫怒，而振军心也……拟一以声罪致讨，布告中外，一以举荐失人，自请罢斥……吾丈虽滥保匪人，此前不免訾议，尚可告无罪于后世……某谬附故交，又复长承教益，故敢以古谊责备贤者，如谓所见大谬，即以此纸为绝交书，可也。

平心而论，王仁东这封信虽嫌过激，但道义上是站得住脚的。张佩纶回信说，徐延旭、唐炯战败的原因是战备不足，贸然出师，并举出陈宝琛三年前的一个条陈为证，隐约提醒王家兄弟再闹下去，会把姐夫也牵扯进来，信最后说，“鄙人怨家甚多，不患无人弹劾”，“不肯劾他人自解，亦何必自劾以为人解”，至于绝交与否，你们兄弟看着办。依旧名士作派。偏偏陈宝琛此时已外放江西学政，中间少了圆场的人，双方激成水火，都下不了台。正如信中预言，这时张佩纶的一个怨家出场了——也是“清流”中人，外号“牛靴”的张华奎。

张华奎是淮军二号人物张树声的儿子（合肥张家也是名门望族，最近热炒的张氏四姐妹是张树声的曾孙女，四姐妹之一的张兆和是著名作家沈从文的夫人），颇有才干，又慷慨倜傥，受乃翁之托，结交“清流”，因此有了“牛靴”的外号（意思是抱牛腿）。光绪八年（1882年）初，李鸿章母亲去世，丁忧守制（封建官僚父母、祖父母去世，要回家守孝27个月），时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调任直隶总督兼署北洋大臣。张树声知道张佩纶是李鸿章的“世家子”（张佩纶父亲张印塘，官至安徽按察使，曾经与李鸿章并肩抗击太平军和捻军，后来死于浙江任上，墓志铭就是李鸿章写的，李鸿章一辈子挨“清流”的骂，但张佩纶却从来不弹劾李鸿章），于是奏请张佩纶“帮办北洋军务”。巴结也好，拉拢也好，都是很大的面子。传闻张佩纶私下已经首肯，奏章上去后李鸿藻不赞成，张佩纶于是变卦，这还不够，又让密友陈宝琛参上一本，说张树声“擅调近臣，实属冒昧”，一番好意酿成怨恨。

张华奎和王家兄弟本来交情就好，三人同仇，于是一起找了另一位“清流”盛昱。盛昱出身宗室（皇族后裔），是位天不怕地不怕的主，此时也看不惯张佩纶的踞傲，于是参上一本。先说张佩纶“滥保匪人”，再骂全班军机大臣袒护包庇张佩纶。盛昱的本意不过是堵军机处的嘴，灭一灭张佩纶的威风。但此时，等待已久的慈禧太后出手了。

夙

甲申枢变 大权独揽

从太平天国失败(1864年)至光绪十年(1884年)间，清廷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权力格局。首先是地方实力派的崛起，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取代了原先的八旗、绿营和蒙古骑兵，成为镇压人民起义、抵抗外国侵略的国防力量，重要的督抚职位都成了这三系人马的囊中物，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在中央，以恭亲王奕和汉大臣李鸿藻为首的军机处、总理衙门与地方实力派关系密切，足以和慈禧太后相抗衡。这二十年间，慈禧太后尚不能为所欲为，然而盛昱的奏折却给了慈禧太后借题发挥的绝好机会。

光绪十年（1884年）4月8日，太后懿旨发布，以恭亲王奕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为由，将军机大臣奕、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全班开缺。另命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次日又颁懿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着会同醇亲王商办；不久又任命贝勒奕劻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班子，除了阎敬铭外，不是贪墨成性，就是唯唯诺诺的和事佬，班子的实际领导是慈禧的妹夫、光绪的生父醇亲王奕譞，班子的最大特点是唯慈禧之命是从。光绪十年是甲申年，这次政坛大地震史称“甲申枢变”，从此往后，慈禧真正实现了大权独揽。

“甲申枢变”后更奇怪的事出现了。5月9日，朝廷明发了一道极为引人瞩目的上谕，任命通政使司通政使吴大澄会办北洋事宜，内阁学士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均准其专折奏事；过几天又任命山西巡抚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这四人都是“清流”台柱，其中张佩纶、陈宝琛、张之洞三人还是“滥保匪人”的直接责任人，又正值朝廷与法国开战之际，然而他们不降反升，全部外任军国重职，似乎“清流”帘眷不衰。这四位也意气风发，领命赴任，不久中法战争爆发。

书生典兵的结局可想而知。马江海战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马尾造船厂毁于战火，福州船政局从此一蹶不振，在京闽籍官员士子群情激愤，由潘炳年（长乐籍进士）、万培因（崇安籍进士）接连上奏，要求严惩张佩纶，潘炳年的奏章就是由王仁堪代笔的(见郭则沄《知寒轩谈荟》)。张佩纶作为福建前线的最高统帅，自然罪责难逃，这时又重新追究“滥保匪人”的责任，两罪并罚，谪戍军台。这事累及张之洞、陈宝琛，张之洞命好，由于老将冯子才临危受命，取得镇南关大捷，功大于过，还有封赏；陈宝琛在任上就与主和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曾国荃发生矛盾，被“降五级调用”，终光绪一朝不再出山。这时大家才明白，所谓重用，其实是慈禧太后要把这些自命敢言的“清流”大将赶出京城，放到那些地方实力派身边掺沙子；“清流”之于她，就如同夜壶，有用的时候便拎起来，无用的时候则踢到床下，“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慈禧太后，才是这场权力战争的唯一胜利者。

从此张佩纶与王家兄弟彻底决裂，他戍边五年，回来后进入李鸿章幕府，不久又成为李鸿章的女婿，二人生下一子张志沂，就是张爱玲的父亲。而陈宝琛则认为王家兄弟不谙大势，被人利用，导致朝局翻覆，也与两个小舅子渐行渐远。光绪十四年（1888年）军机大臣中的唯一正直能干的阎敬铭，因反对动用国库修颐和园，被慈禧太后赶回出西老家，朝局越发不堪。光绪十七年（1891年），王仁堪上书再次反对修颐和园，终于失宠，兄弟二人相继出京游宦江南。二人为官都有惠政，王仁堪死后还入《清史稿·循吏传》，所谓循吏是指那些重农宣教、清正廉洁、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州县级地方官，也就是老百姓口中的“青天大老爷”。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诱惑中国文物流失的数量非常惊人。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已有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同胞对这一现象追踪关注，并使一些流失的文物回归祖国。

文物流失逾1000万，主要流失到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国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不正当贸易等原因，致使大批中国珍贵文物流失海外。在此期间，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达100余万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则是另一个数字：在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有中国文物164万件，而民间藏中国文物是馆藏数量的10倍之多。

    这两个统计都反映了一个接近的数据：在海外的中国文物超过1000万件。当然，这不全是流失文物。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副总干事牛宪锋认为：“准确地讲，应称为海外藏中国文物。流失文物应该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新中国成立前，因战争被劫掠的文物，以及因为盗掘、盗凿、不正当贸易等非法的和不道德的方式流散国外的文物。具体数量难以统计。”

  涵盖书法、绘画、青铜器、陶瓷、甲骨、典籍等所有种类

    据了解，这1000多万件海外藏文物几乎涵盖所有文物种类，包括书法、绘画、青铜器、陶瓷、雕塑、甲骨、典籍等各类珍品，主要分布在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仅在大英博物馆就馆藏中国文物2．3万多件，其中不乏国宝级的珍品和绝品，青铜器中就有商双羊尊、西周康侯簋、邢侯簋等稀世珍品。

    ——绘画，美国收藏最多，仅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就有1200余幅，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中国绘画近500幅。而以大英博物馆所藏中国绘画最精，其中，东晋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最引人注目。

    ——瓷器，以收藏亚洲艺术品著称的法国集美博物馆收藏最佳。馆里的瓷器从中国最早的原始瓷器一直到明清的青花、五彩瓷，各个朝代各大名窑的名品应有尽有，且多为精品。

    ——地方志和古籍，美国最多。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有4000多种地方志。全美有古籍善本3000多种、家谱2000多种。

    ——甲骨片，日本收藏最多。在流失海外的近3万片甲骨片中，日本有近13000片。

    ——敦煌宝藏，而今敦煌遗书在我国国内仅存2万件，仅占三成，七成流失国外。其中，藏于大英图书馆东方写本部有13700件；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有6000件，其中敦煌书画的三种唐拓本是稀世珍宝。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民族研究所12000件，藏于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近2000件。此外，日本、美国、瑞典、奥地利、韩国也均有敦煌文物收藏。

玉马首（汉代），现存于美国维多利亚·亚伯特博物馆

　　宣德炉珍贵，可是自明代起就有开始仿制的，其品质不一，仿的好，可以真假莫辨，就是行家里手也不能轻易下结论，仅凭铭文，难辨真伪，但你这铭文据说基本上就是假的。不过假的也可能有些价值，那就需专家鉴定了

　　鉴炉

　　中国文物学会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贾文忠

　　宣德炉有很多难解之谜，比如：如何鉴定宣德炉真伪？宣德炉的用料和加工工艺之谜？宣德炉的样式到底有多少种？宣德炉的皮壳颜色有多少种？宣德炉的款式有多少种？宣德炉的存世量有多少？文人造炉如何鉴定？吴邦佐造炉如何鉴定？等等，现就吴邦佐造炉谈谈我的个人看法。

　　吴邦佐造炉目前存世量极大，就跟宣德炉一样——随处可见，这是与人们对宣德炉的热爱分不开的。你想，皇帝喜欢的玩物，大臣哪个不喜欢，大臣喜欢文人墨客也就跟风崇拜，这就导致了全民的热衷。自明代宣德年起就开始仿造，到明末形成仿造高峰，直到清代各阶段最后至民国。近来，由于著名收藏家王世襄先生拍卖出几百万元的宣德炉，仿造的热潮又达到了一个高峰。

　　近期看到了几件带“工部尚书臣吴邦佐监造”的炉，现介绍一下其中两炉，其一是狮头耳炉，高9厘米，口径16厘米，底款为“大明宣德五年监督工部官臣吴邦佐造”十六字款，整体颜色为旧黄铜色，据收藏者称“此炉原为浅栗皮色，由于原色上有一层脏，用水和酸将其清洗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其二是桥耳也称凤眼耳炉，圆形鼓腹，高125厘米、口径14厘米，内外有铭款，腹内底部为双龙抱款“内坛郊社”，腹外底部有“大明宣德六年工部尚书臣吴邦佐监造”十六字款，整体颜色为茄皮紫色。

　　对于吴邦佐造炉，笔者认为不应列为真宣德炉之列，宣德炉本应是宣德三四年宣德皇帝下圣旨督造的，其他年份造的、带宣德款的应示为仿，但目前宣德本年造炉很难辨认，也只好将其定为够明或称明仿、清仿、民国仿、现代仿，至于其他款如吴邦佐、李澄德均应列为仿宣德炉之列的私家铸炉，还有：琴书侣(吴邦佐)、玉堂清玩(严东楼)、仲师记、树德堂、品竹斋、宝鼎、赏心、清玩、王旭、杲竹山房、乾清宫、正德年制、松月侣、杏朴斋清正主人等。另外“文人造炉”虽然造型与宣德炉相同，但款式并没有“宣德”字样，只是文人自己的名号如：胡文明、石叟、张鸣歧等，这类应该称“文人造炉”。

　　目前常见的吴邦佐造炉除以上见到的两种十六字款外，还有八字款“宣德五年吴邦佐造”、“工部官臣吴邦佐造”，十字款“工部尚书敕赐炉宣德制”，十六字款“大明宣德六年工部尚书臣吴邦佐敬造”，二十一字款“大明宣德八年岁次癸丑监督工部官臣吴邦佐监制”等等。这些炉的制作年代最早可到明末，但数量极少，大多为清仿或民国仿制。

　　研究宣德炉首先要看记载宣德炉的古代文献，目前最为可靠的也是最早的，是由明吕震撰写的《宣德鼎彝谱》，初仅供进呈皇帝，不曾颁行于世，嘉靖年间流出宫禁，版本较多且均为传抄本，主要有《宣德鼎彝谱》(八卷)、《宣德彝器谱》(三卷)、《宣德鼎彝图谱》(廿卷)。吴邦佐为监造官，并没有他本人造炉的记录，凡有介绍吴邦佐款式的书籍资料都是传抄于明末或清人抄本。更何况在专制时代，未奉上谕而臣工可以随意书款者是不可能的，有可能是宣德帝死后吴邦佐才敢仿造宣德炉，更大的可能是明末好事之人借用吴邦佐的名字仿造的。

　　一件好的铜香炉应具备：款制大方、线条自然、款式端正、字体利落、做工精制、柔腻温润、色泽柔润、体厚量重、有一定年份，符合图谱所载及个人喜好的均可。目前在真宣德炉罕见的情况下，能得到一件质色俱美的铜炉，便堪称是无价之宝了，王世襄先生拍卖的价格最高的两件———崇贞和顺治的铜炉即可说明。

　　《中国教育报》2005年8月8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