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张王两家关系

栏目:资讯发布:2023-10-17浏览:3收藏

历史张王两家关系,第1张

王世襄老人于年前逝世,舆论有“斯人一去,大雅云亡”之叹。老人生前对故乡风物念兹在兹,著述言谈之中一再表示想回福州转转看看,可惜天不假时,故乡百姓无缘亲炙“京城第一玩家”的风采,实在是一大憾事。

年来,媒体与学术界也有很多追思之作,但都仅限于老人的艺术造诣与文化贡献,对王老家世的研究似嫌苍白,尤其是王老的伯祖王仁堪、祖父王仁东兄弟,与当代另一文化名人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之间的恩怨,直接触发了光绪十年(1884年)初的“甲申枢变”,这次政坛动荡是清末政局的一大拐点,又与马江海战、中法战争、清流分野相互交织,影响深远。

历史往往只记录结果,而政坛秘辛、人事情伪又最为幽微吊诡,难得见诸正史。对于王张两家交恶的原因,野史、笔记、日记、信札、个人文集也各说各话,莫衷一是,成为一大公案。这倒便宜了小说家,扑朔迷离的素材,有助于发挥想像力,曾朴的《孽海花》、高阳的《慈禧全传》都有生动的细节描述,而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因为祖父牵涉其中,也有专文发微(见寒柳堂集《记梦未定稿》及《记梦未定稿(补)》)。近年来,随着一些史料的新发现,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再认识、再评价也在进行中,加之影视作品的推波助澜(如前一段热播的电视剧《船政风云》),以及王世襄、张爱玲持续的文化影响力,有必要对王张两家的关系再作梳理,以厘清哪些是戏说,哪些是史实。

訇状元世家 “清流”后劲

西清王家,是清末福州望族。王世襄的高祖王庆云,进士出身,为道光、咸丰两朝显宦,精通盐务、河工、财政、防务,曾被曾国藩保举出任顺天府尹(相当于北京市长),后任四川总督兼成都将军、两广总督、工部尚书,死后谥“文勤”,《清史稿》说他“综覈精密,治防井井,尤为可称”(意思是做事计划周密,民政、军务都处理得井井有条,特别值得称道)。王庆云的儿子王传灿本人没有什么出息,只中个秀才,但却生了一个状元儿子,就是王世襄的伯祖王仁堪。

有清一代,福建出过两个文状元,都是福州人,前一个是林鸿年,后一个就是王仁堪。王仁堪(1849~1893)是光绪三年(1877)丁丑科状元,他文章、书法和品貌都十分端正秀润,初期深得慈禧太后和光绪的爱重,“以翰林院编撰入直南书房,颇邀辰宠,频颁上方珍物,甚至腊月廿三日之祭灶糖,亦蒙赐赏。”(见郑逸梅《艺林散叶》第2794条)。王仁堪的弟弟王仁东(1854-1918),也很出色,诗文俱佳,以光绪二年举人任内阁中书。此外,王家的一位姻亲不能不提,那就是末代帝师陈宝琛(1848~1935)。陈宝琛的夫人王眉寿,是王氏兄弟的亲姐姐——清史研究专家姜鸣先生在《龙旗飘飘的舰队》中说王仁东还是陈宝琛的妹夫,笔者查了陈氏家谱,陈宝琛三个妹妹所适者皆不姓王,此处存疑,望博闻君子赐教。螺洲陈家更加显赫,曾祖父陈若霖(1759~1832)进士出身,曾任六省巡抚,湖广总督,工部、刑部尚书,死后谥“文诚”,是嘉庆、道光两朝著名的廉能之吏,闽剧有《陈若霖斩皇子》。到陈宝琛这一辈,“兄弟六科甲”,3个进士,3个举人。陈宝琛虽然只长王仁堪一岁,但科名早达,13岁秀才,18岁举人,20岁登同治戊辰(1868)科进士。王家兄弟进京时,陈宝琛已经是当时名震京华的“清流四谏”之一(不同史料对清流四谏的记载有所出入,一般认为是张佩纶、张之洞、宝廷、陈宝琛)。

“清流”是同治末年光绪初年形成的一大政治势力,以科甲出身的在京言官为主体,地方上以一些廉洁能干的督抚为羽翼,持儒家传统观念,以奏疏为手段,议论国事,搏击权要,发挥传统制度中的监察功能,这批官僚常以集体行动相互声援,有“清流党”之称。

陈宝琛是王家兄弟的政治引路人。王家兄弟进京后与姐夫一起,住在丞相胡同,而张佩纶就住在与之相连的北半截胡同。陈宝琛与张佩纶是“石交”(友谊坚如磐石),王家兄弟经常跟着姐夫与张佩纶诗酒唱和。由于陈宝琛、张佩纶等人的接引揄扬,王家兄弟很快名倾公卿,自然而然也成为“清流”干将。

匐“青牛”之角 风厉无匹

因为谐音,“清流”被时人喻为“青牛”(见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牛头”是李鸿藻。李鸿藻(1820-1897),直隶高阳(今河北保定)人(注:李鸿藻与李鸿章没有任何亲缘关系,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李家兄弟用章字排行,老大李翰章,老二李鸿章,老三李鹤章),同治帝师,为人廉洁有操守,早期深得慈禧太后信任,辅佐恭亲王奕主持军机处,支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剿灭太平天国、捻军和回民起义,实现“同光中兴”;由于长年主持科考,李鸿藻门生弟子遍天下,其中相当一部分成为“清流”骨干。在李鸿藻的带领下,从同治末年起“清流”基本掌握了舆论导向和批判工具,“一时言路大开”,对贪官污吏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史载“南街(北京南城,”清流“的聚居地)弹章一出,公卿震怖”。

“清流”中最出风头的却是“牛角”张佩纶。张佩纶(1848-1903)祖籍直隶丰润,他与陈宝琛同龄,也和陈宝琛一样少年科第,春风得意。他之所以得到“牛角”的称号,是因为他的奏章极高的杀伤力。有专家统计,光绪初年至光绪十年(1875-1884)间,张佩纶共上奏折127件,其中弹章(弹劾人事的奏章)占三分之一,所奏劾的三品以上官员,钩沉而得21人之多。《清史稿·张佩纶传》载“如侍郎贺寿慈,尚书万青藜、董恂,皆被劾去。”其实远不止这些,仅军机大臣中就有恭亲王奕欣、宝鋆、沈桂芬、翁同龢、潘祖荫、王文韶吃过他的弹章,其中沈桂芬郁郁以终,王文韶卷铺盖走人。

张佩纶受李鸿藻影响,以理学自命,又年轻气盛,喜欢他的人钦佩他“直谏敢言,不避亲疏”,不喜欢他的人说他“搏击务名(为追求个人名气,进行人身攻击),诳语多事”。陈寅恪先生的祖父陈宝箴,是清末著名的开明官吏,作文、练兵、治河、办教育、搞洋务,样样精通。光绪九年(1883年)“王树汶冤案”平反,此前陈宝箴曾在河北道任上参与会审,但不是主审,这时又已经升迁浙江按察史,按以往的规矩批评警告就完了。所以陈宝箴“陛见未行”(地方官赴任之前要向皇上汇报之后再走),是想等处理结果出来后再赴任,不料与陈家无冤无仇的张佩纶“劾其留京干进”(弹劾他不去上任,留在北京跑官)。陈宝箴也是出了名的硬骨头,他上疏抗辩,说“一官进退,轻如毫毛比,岂足道哉?然朝廷方以言语奖进天下,士不思竭忠补阙,反声气朋比,颠倒恣横,恐且败国事。……推及言路挟持弄威福之由”(意思是一个官员的升降轻如鸿毛,本来没什么可说道的。但朝廷现在鼓励天下士子直谏敢言,有些人却不去想如何弥补政策的过失,反而串通一气,结成帮派,颠倒黑白,放肆霸道,恐怕将来要败坏国家大事。……因此要追究那些人把持舆论、作威作福的根子)。这下得罪了所有“清流”,有人接着就上疏弹劾陈宝箴“哓哓失大臣体,请再下吏议”(喋喋不休,有失大臣体统,请有关方面再议一议怎么处理),三罪并罚,陈宝箴落得“降三级调用”,他咽不下这口气,愤而辞官,直到七年之后才复出。

这还不是最牛的。同年,朝廷派张佩纶去陕西查个案子,他回来赋诗一首,其中有“往还五千里,咒骂十三家”,气焰之盛,实在不愧“牛角”(恐怕得是犀牛角)之誉。张佩纶的弹章风厉无匹,所击几中,后人做过分析,谓“其奏疏深文周内,恒以诸臣恣纵、蔑视两宫为言。适如孝钦(慈禧)意,故所言无不行,往往劾人不待覆按,即罪之,旧所鲜有也,言路益发扩,朝士多持清议,辄推佩纶为主盟。”(见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论赞)大意是张佩纶的弹章总是给人扣上不尊重两宫太后(即慈安、慈禧,但慈安不争权)的大帽子,满足了慈禧太后的权力欲。笔者以为这一论断虽然以偏盖全,有个人成见,却洞察了清末权力格局,较之其他皮相之谈尤有见地,具体内容在下文细述。

张爱玲对时装极有研究,她穿的衣服大都是自己设计的,这很可能来自她祖父的遗传。史载张佩纶“仪容俊伟”,“喜穿竹布长衫,当时士大夫争效之”(见郑逸梅《艺林散叶》第2363条)。这不禁让人想起东汉末年的“清流”领袖郭泰(字林宗),他“曾途行遇雨,头巾垫其一角,人争效之,故折巾一角,称为林宗巾”(事见《后汉书·郭泰传》)。总之,张佩纶不仅是当时的“清流”头牌,影响所及,连官场时尚也唯他马首是瞻,风头之劲可见一斑。

凫三军败绩 “清流”内讧

话说光绪八年(1882年)初,法国人想把越南变成殖民地,越南国王向中国求救,“清流”一致主战,张佩纶联合陈宝琛、张之洞保举徐延旭、唐炯出任广西、云南巡抚。这两位老进士论诗作文还行,行军打仗的本事真是一点没有,到了光绪十年(1884年)初,连丢北宁、太原、谅山(越南境内军事重镇),法军直逼镇南关(今广西友谊关),并要挟清廷赔款2000万两,朝野哗然。连“清流”内部也觉得丢人现眼,虽然朝廷已将徐唐二人革职查办,但追究保举人责任的呼声四起,王仁东激于义愤,想请张佩纶上疏自劾,没承想连吃两回闭门羹,王仁东一气之下写了封绝交信,信里说——

前闻越南北宁失守,由于徐某调度乖方,两次走访,拟请吾丈以徒采虚声、贻误大局自请议处,惜未得面谈……唐徐拿问,惜未明发谕旨,不足以昭赫怒,而振军心也……拟一以声罪致讨,布告中外,一以举荐失人,自请罢斥……吾丈虽滥保匪人,此前不免訾议,尚可告无罪于后世……某谬附故交,又复长承教益,故敢以古谊责备贤者,如谓所见大谬,即以此纸为绝交书,可也。

平心而论,王仁东这封信虽嫌过激,但道义上是站得住脚的。张佩纶回信说,徐延旭、唐炯战败的原因是战备不足,贸然出师,并举出陈宝琛三年前的一个条陈为证,隐约提醒王家兄弟再闹下去,会把姐夫也牵扯进来,信最后说,“鄙人怨家甚多,不患无人弹劾”,“不肯劾他人自解,亦何必自劾以为人解”,至于绝交与否,你们兄弟看着办。依旧名士作派。偏偏陈宝琛此时已外放江西学政,中间少了圆场的人,双方激成水火,都下不了台。正如信中预言,这时张佩纶的一个怨家出场了——也是“清流”中人,外号“牛靴”的张华奎。

张华奎是淮军二号人物张树声的儿子(合肥张家也是名门望族,最近热炒的张氏四姐妹是张树声的曾孙女,四姐妹之一的张兆和是著名作家沈从文的夫人),颇有才干,又慷慨倜傥,受乃翁之托,结交“清流”,因此有了“牛靴”的外号(意思是抱牛腿)。光绪八年(1882年)初,李鸿章母亲去世,丁忧守制(封建官僚父母、祖父母去世,要回家守孝27个月),时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调任直隶总督兼署北洋大臣。张树声知道张佩纶是李鸿章的“世家子”(张佩纶父亲张印塘,官至安徽按察使,曾经与李鸿章并肩抗击太平军和捻军,后来死于浙江任上,墓志铭就是李鸿章写的,李鸿章一辈子挨“清流”的骂,但张佩纶却从来不弹劾李鸿章),于是奏请张佩纶“帮办北洋军务”。巴结也好,拉拢也好,都是很大的面子。传闻张佩纶私下已经首肯,奏章上去后李鸿藻不赞成,张佩纶于是变卦,这还不够,又让密友陈宝琛参上一本,说张树声“擅调近臣,实属冒昧”,一番好意酿成怨恨。

张华奎和王家兄弟本来交情就好,三人同仇,于是一起找了另一位“清流”盛昱。盛昱出身宗室(皇族后裔),是位天不怕地不怕的主,此时也看不惯张佩纶的踞傲,于是参上一本。先说张佩纶“滥保匪人”,再骂全班军机大臣袒护包庇张佩纶。盛昱的本意不过是堵军机处的嘴,灭一灭张佩纶的威风。但此时,等待已久的慈禧太后出手了。

甲申枢变 大权独揽

从太平天国失败(1864年)至光绪十年(1884年)间,清廷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权力格局。首先是地方实力派的崛起,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取代了原先的八旗、绿营和蒙古骑兵,成为镇压人民起义、抵抗外国侵略的国防力量,重要的督抚职位都成了这三系人马的囊中物,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在中央,以恭亲王奕和汉大臣李鸿藻为首的军机处、总理衙门与地方实力派关系密切,足以和慈禧太后相抗衡。这二十年间,慈禧太后尚不能为所欲为,然而盛昱的奏折却给了慈禧太后借题发挥的绝好机会。

光绪十年(1884年)4月8日,太后懿旨发布,以恭亲王奕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为由,将军机大臣奕、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全班开缺。另命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次日又颁懿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着会同醇亲王商办;不久又任命贝勒奕劻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班子,除了阎敬铭外,不是贪墨成性,就是唯唯诺诺的和事佬,班子的实际领导是慈禧的妹夫、光绪的生父醇亲王奕譞,班子的最大特点是唯慈禧之命是从。光绪十年是甲申年,这次政坛大地震史称“甲申枢变”,从此往后,慈禧真正实现了大权独揽。

“甲申枢变”后更奇怪的事出现了。5月9日,朝廷明发了一道极为引人瞩目的上谕,任命通政使司通政使吴大澄会办北洋事宜,内阁学士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均准其专折奏事;过几天又任命山西巡抚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这四人都是“清流”台柱,其中张佩纶、陈宝琛、张之洞三人还是“滥保匪人”的直接责任人,又正值朝廷与法国开战之际,然而他们不降反升,全部外任军国重职,似乎“清流”帘眷不衰。这四位也意气风发,领命赴任,不久中法战争爆发。

书生典兵的结局可想而知。马江海战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马尾造船厂毁于战火,福州船政局从此一蹶不振,在京闽籍官员士子群情激愤,由潘炳年(长乐籍进士)、万培因(崇安籍进士)接连上奏,要求严惩张佩纶,潘炳年的奏章就是由王仁堪代笔的(见郭则沄《知寒轩谈荟》)。张佩纶作为福建前线的最高统帅,自然罪责难逃,这时又重新追究“滥保匪人”的责任,两罪并罚,谪戍军台。这事累及张之洞、陈宝琛,张之洞命好,由于老将冯子才临危受命,取得镇南关大捷,功大于过,还有封赏;陈宝琛在任上就与主和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曾国荃发生矛盾,被“降五级调用”,终光绪一朝不再出山。这时大家才明白,所谓重用,其实是慈禧太后要把这些自命敢言的“清流”大将赶出京城,放到那些地方实力派身边掺沙子;“清流”之于她,就如同夜壶,有用的时候便拎起来,无用的时候则踢到床下,“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慈禧太后,才是这场权力战争的唯一胜利者。

从此张佩纶与王家兄弟彻底决裂,他戍边五年,回来后进入李鸿章幕府,不久又成为李鸿章的女婿,二人生下一子张志沂,就是张爱玲的父亲。而陈宝琛则认为王家兄弟不谙大势,被人利用,导致朝局翻覆,也与两个小舅子渐行渐远。光绪十四年(1888年)军机大臣中的唯一正直能干的阎敬铭,因反对动用国库修颐和园,被慈禧太后赶回出西老家,朝局越发不堪。光绪十七年(1891年),王仁堪上书再次反对修颐和园,终于失宠,兄弟二人相继出京游宦江南。二人为官都有惠政,王仁堪死后还入《清史稿·循吏传》,所谓循吏是指那些重农宣教、清正廉洁、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州县级地方官,也就是老百姓口中的“青天大老爷”。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诱惑中国文物流失的数量非常惊人。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已有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同胞对这一现象追踪关注,并使一些流失的文物回归祖国。

文物流失逾1000万,主要流失到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国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不正当贸易等原因,致使大批中国珍贵文物流失海外。在此期间,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达100余万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则是另一个数字:在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有中国文物164万件,而民间藏中国文物是馆藏数量的10倍之多。

    这两个统计都反映了一个接近的数据:在海外的中国文物超过1000万件。当然,这不全是流失文物。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副总干事牛宪锋认为:“准确地讲,应称为海外藏中国文物。流失文物应该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新中国成立前,因战争被劫掠的文物,以及因为盗掘、盗凿、不正当贸易等非法的和不道德的方式流散国外的文物。具体数量难以统计。”

  涵盖书法、绘画、青铜器、陶瓷、甲骨、典籍等所有种类

    据了解,这1000多万件海外藏文物几乎涵盖所有文物种类,包括书法、绘画、青铜器、陶瓷、雕塑、甲骨、典籍等各类珍品,主要分布在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仅在大英博物馆就馆藏中国文物2.3万多件,其中不乏国宝级的珍品和绝品,青铜器中就有商双羊尊、西周康侯簋、邢侯簋等稀世珍品。

    ——绘画,美国收藏最多,仅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就有1200余幅,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中国绘画近500幅。而以大英博物馆所藏中国绘画最精,其中,东晋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最引人注目。

    ——瓷器,以收藏亚洲艺术品著称的法国集美博物馆收藏最佳。馆里的瓷器从中国最早的原始瓷器一直到明清的青花、五彩瓷,各个朝代各大名窑的名品应有尽有,且多为精品。

    ——地方志和古籍,美国最多。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有4000多种地方志。全美有古籍善本3000多种、家谱2000多种。

    ——甲骨片,日本收藏最多。在流失海外的近3万片甲骨片中,日本有近13000片。

    ——敦煌宝藏,而今敦煌遗书在我国国内仅存2万件,仅占三成,七成流失国外。其中,藏于大英图书馆东方写本部有13700件;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有6000件,其中敦煌书画的三种唐拓本是稀世珍宝。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民族研究所12000件,藏于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近2000件。此外,日本、美国、瑞典、奥地利、韩国也均有敦煌文物收藏。

玉马首(汉代),现存于美国维多利亚·亚伯特博物馆

  宣德炉珍贵,可是自明代起就有开始仿制的,其品质不一,仿的好,可以真假莫辨,就是行家里手也不能轻易下结论,仅凭铭文,难辨真伪,但你这铭文据说基本上就是假的。不过假的也可能有些价值,那就需专家鉴定了

  鉴炉

  中国文物学会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贾文忠

  宣德炉有很多难解之谜,比如:如何鉴定宣德炉真伪?宣德炉的用料和加工工艺之谜?宣德炉的样式到底有多少种?宣德炉的皮壳颜色有多少种?宣德炉的款式有多少种?宣德炉的存世量有多少?文人造炉如何鉴定?吴邦佐造炉如何鉴定?等等,现就吴邦佐造炉谈谈我的个人看法。

  吴邦佐造炉目前存世量极大,就跟宣德炉一样——随处可见,这是与人们对宣德炉的热爱分不开的。你想,皇帝喜欢的玩物,大臣哪个不喜欢,大臣喜欢文人墨客也就跟风崇拜,这就导致了全民的热衷。自明代宣德年起就开始仿造,到明末形成仿造高峰,直到清代各阶段最后至民国。近来,由于著名收藏家王世襄先生拍卖出几百万元的宣德炉,仿造的热潮又达到了一个高峰。

  近期看到了几件带“工部尚书臣吴邦佐监造”的炉,现介绍一下其中两炉,其一是狮头耳炉,高9厘米,口径16厘米,底款为“大明宣德五年监督工部官臣吴邦佐造”十六字款,整体颜色为旧黄铜色,据收藏者称“此炉原为浅栗皮色,由于原色上有一层脏,用水和酸将其清洗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其二是桥耳也称凤眼耳炉,圆形鼓腹,高125厘米、口径14厘米,内外有铭款,腹内底部为双龙抱款“内坛郊社”,腹外底部有“大明宣德六年工部尚书臣吴邦佐监造”十六字款,整体颜色为茄皮紫色。

  对于吴邦佐造炉,笔者认为不应列为真宣德炉之列,宣德炉本应是宣德三四年宣德皇帝下圣旨督造的,其他年份造的、带宣德款的应示为仿,但目前宣德本年造炉很难辨认,也只好将其定为够明或称明仿、清仿、民国仿、现代仿,至于其他款如吴邦佐、李澄德均应列为仿宣德炉之列的私家铸炉,还有:琴书侣(吴邦佐)、玉堂清玩(严东楼)、仲师记、树德堂、品竹斋、宝鼎、赏心、清玩、王旭、杲竹山房、乾清宫、正德年制、松月侣、杏朴斋清正主人等。另外“文人造炉”虽然造型与宣德炉相同,但款式并没有“宣德”字样,只是文人自己的名号如:胡文明、石叟、张鸣歧等,这类应该称“文人造炉”。

  目前常见的吴邦佐造炉除以上见到的两种十六字款外,还有八字款“宣德五年吴邦佐造”、“工部官臣吴邦佐造”,十字款“工部尚书敕赐炉宣德制”,十六字款“大明宣德六年工部尚书臣吴邦佐敬造”,二十一字款“大明宣德八年岁次癸丑监督工部官臣吴邦佐监制”等等。这些炉的制作年代最早可到明末,但数量极少,大多为清仿或民国仿制。

  研究宣德炉首先要看记载宣德炉的古代文献,目前最为可靠的也是最早的,是由明吕震撰写的《宣德鼎彝谱》,初仅供进呈皇帝,不曾颁行于世,嘉靖年间流出宫禁,版本较多且均为传抄本,主要有《宣德鼎彝谱》(八卷)、《宣德彝器谱》(三卷)、《宣德鼎彝图谱》(廿卷)。吴邦佐为监造官,并没有他本人造炉的记录,凡有介绍吴邦佐款式的书籍资料都是传抄于明末或清人抄本。更何况在专制时代,未奉上谕而臣工可以随意书款者是不可能的,有可能是宣德帝死后吴邦佐才敢仿造宣德炉,更大的可能是明末好事之人借用吴邦佐的名字仿造的。

  一件好的铜香炉应具备:款制大方、线条自然、款式端正、字体利落、做工精制、柔腻温润、色泽柔润、体厚量重、有一定年份,符合图谱所载及个人喜好的均可。目前在真宣德炉罕见的情况下,能得到一件质色俱美的铜炉,便堪称是无价之宝了,王世襄先生拍卖的价格最高的两件———崇贞和顺治的铜炉即可说明。

  《中国教育报》2005年8月8日第4版

历史张王两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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