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益王家族有什么故事?

栏目:资讯发布:2023-09-22浏览:3收藏

大明王朝益王家族有什么故事?,第1张

成化十五年(1479年)正月初四,明宪宗朱见深的第六子出生于京师(北京)皇宫,宪宗给这个儿子取名朱祐槟。他的生母是成化帝的贵妃邵氏,先后为宪宗诞育了第四子朱佑杬、第五子朱祐棆,第六子朱祐槟,是宪宗早年最为喜爱的妃子之一(仅次于宠冠后宫的皇贵妃万氏)。所以朱祐槟兄弟三人幼年时不似他们的三哥朱佑樘那样担惊受怕、孤苦无依、东躲西藏,过着黯淡无光的童年生涯,而是优哉游哉、幸福平安地在宫中逐渐成长。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七月,九岁的朱祐槟被父皇成化帝朱见深册立为益王,建藩于江西建昌府(今江西抚州南城县),成为大明亲王。

两个月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九月初九,成化帝驾崩,朱祐槟的三哥——命运多舛、经历坎坷的皇太子朱佑樘继位,即明孝宗弘治帝。

孝宗继位后,对于年纪尚幼的诸弟都留在宫中妥为抚养,并在弘治四年(1491年)册立诸幼弟(九弟朱祐榰、十一弟朱祐梈、十二弟朱祐橓、十三弟朱祐枢、十四弟朱祐楷)为亲王(朱祐槟等年纪较长的弟弟们已经在成化二十三年被册为亲王、宪宗第十子早夭无封)。弘治五年(1492年),孝宗下诏,为四弟兴王朱佑杬、五弟岐王朱祐棆、六弟益王朱祐槟、七弟王衡王朱祐楎、八弟雍王朱祐枟各自修造王府、预备就藩事宜。

益王朱祐槟的封国在江西建昌府(今抚州南城县)。早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十月,朱祐槟的高祖父明仁宗朱高炽(当年七月成祖驾崩于榆木川、皇太子朱高炽继位)册封自己的第六子朱瞻堈为荆王,以建昌府为荆国封藩,在此为朱瞻堈修造王府,以备将来就藩时所居。但是洪熙元年(1425年),仁宗只当了不到十个月的皇帝就驾崩了,皇太子朱瞻基继承大统,即明宣宗。宣宗即位后,继续为诸弟在封国内建造王府。宣德四年(1429年),建昌荆王府修造成功,宣宗在这一年将六弟朱瞻堈遣往建昌就国,从此,朱瞻堈在建昌居住了十七年之久。

正统八年(1443年),荆王朱瞻堈奉诏入京朝拜英宗时,因为觉得建昌王府“居址岁久,屋宅阴森”、建昌府也“僻处山隅,时有瘴疠”,所以上书明英宗,要求改封其他地方,并且夸张地向英宗描述“王府内有大蛇、逶迤殿梁、甚为可怖”,以此作为移藩的理由。英宗于是同意了叔父的请求,将荆藩封国从江西建昌改为湖广蕲春。正统十年(1445年),湖广荆藩新府落成,朱瞻堈心满意足地率王府家眷护卫属官等迁居蕲春,而建昌旧王府就此闲置了下来,数十年无人居住。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朱祐槟被宪宗册立为益王、并为其选择封国的时候,宪宗就考虑到了不必额外择地建藩、就在之前各地宗王因移藩或者无子除国而闲置下来的藩地内挑选合适地方,作为诸皇子的封国就好,以免重复浪费国家财力物力。所以朱祐槟就被封到曾叔祖荆宪王朱瞻堈在江西的旧藩地建昌,用旧荆王府为益王府,加以改建,这样缩短了王府建造工期,也避免了资源的浪费。(同样道理,一同封王的朱祐槟四哥兴王朱佑杬,封国就是太祖第二十四子郢靖王朱栋因薨逝无子而除国后,所遗留在湖广安陆的郢王旧藩地。而这块封地,到朱佑杬手上,都转了两手了。)

弘治八年(1495年),建昌益王府整修完毕,当年九月,十七岁的朱祐槟告别母亲邵太妃、辞别皇兄孝宗皇帝,前往江西就藩。大明益藩的 历史 ,也由此开始。

朱祐槟在明代诸藩王中,可以说是极为罕见的存在,他生性简朴、为人低调,自来到建昌就藩后,平日里无事基本不出门,就在王府内读书写字、弹琴赏乐,安分守己。对于物质要求也特别低,衣物鞋帽都是洗了穿、穿了洗,至发白破旧才弃用。每日里饮食大都用蔬菜豆腐之类,自奉节俭。和其他在封国内专横跋扈、骄奢*欲的藩王比起来,益王朱祐槟简直可以用“仁德爱民”、“宗室楷模”来形容,是贤王的典范。

在朱祐槟以身作则的垂范下,益藩宗人们大多安分守己、低调内敛,自就藩建昌府后,都是按照祖制规定,安安静静居住在城内,从不对当地官民提什么非分的要求、做一些搜刮地方、骚扰百姓的恶事。所以益藩宗人的名声在建昌府很好,益王殿下也很有威信,得到官员和乡民们的一致尊敬和拜伏。

弘治十八年(1505年),益王朱祐槟的兄长明孝宗朱佑樘驾崩,皇太子朱厚照继位,即明武宗。武宗嘻哈一生、随心所欲,处理政事如天马行空一般,搞得文官们瞠目结舌、无可奈何、又囿于儒家忠君思想而不能阻止和反对,简直是生不如死。在煎熬和抓狂中度过了十六年时间。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放荡不羁了一辈子的武宗驾崩于京师,生前没有诞育子嗣,同时也没有亲兄弟,这使得大明皇统陷入了断绝地步。

在武宗生母孝康张太后的授权下,主持内阁政务的首辅杨廷和、次辅蒋冕、毛纪等人开始商议迎取外藩宗人入继大统事宜,为大明挑选新皇帝。而有资格入选嗣皇帝行列的,是武宗的祖父宪宗皇帝的直系后代。

由于武宗无子、也无亲兄弟,所以大明皇位只能从他的堂兄弟一脉中选取,当时(正德十六年)宪宗位下诸藩,有皇孙在世者分别为:

兴藩:兴世子朱厚熜(兴献王朱佑杬已薨逝于正德十四年,世子厚熜尚处于服丧期,未曾承袭兴藩爵位)

益藩:益世子朱厚炫、崇仁王朱厚烨、金溪王朱厚煌、玉山王朱厚熠

衡藩:江华王朱厚燆、玉田王朱厚烃、新乐王朱厚熑、高唐王朱厚煐、齐东王朱厚炳 、邵陵王朱厚煃、汉阳朱厚福(火字底)

荣藩:荣世子朱厚勲、 福宁王朱厚熹、惠安王朱厚煦、永春王朱厚烮、富城王朱厚然、 贵溪王朱厚曾(火字底)

按照太祖当年《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规定,正在服丧的宪宗第四子兴献王朱佑杬的儿子——兴世子朱厚熜因为“位次最近”,所以“伦序当立”,被确立为孝宗皇帝的嗣子、武宗的弟弟,最终承袭了大明皇统,即明世宗嘉靖帝。

而按照杨廷和原本的意思,因为世宗是兴献王的独子,出继孝宗后,兴献王就面临绝嗣的境地,所以以杨廷和为首的文官们向已经即位的世宗建议,选其六叔益王朱祐槟的次子崇仁王朱厚烨为兴献王嗣子,如同世宗过继给孝宗一样,也过继给兴献王,这样兴藩得以继承,兴献王也不至于绝嗣。

但是世宗虽年轻,但极为老成,心思缜密、意志坚定、城府极深,断然拒绝了文官们看似好意的建议,霸气地宣布自己就是兴献王的嗣子,为什么还要过继外人给父亲当儿子。因这个继嗣身份问题,世宗和辅臣们发生激烈的冲突,交锋超过三年时间。最后还是皇权占据上风,同时世宗牢牢抓住武宗遗诏中“兄终弟及”、“伦序当立”两句话的漏洞,坚决认为自己本来就是以宪宗皇帝行辈最长之孙的身份,在堂兄武宗驾崩后按照“伦序第一”的原则自动获得皇位继承权,而不是通过过继给孝宗当儿子才继立为帝的。

在世宗的全力压制和不懈努力下,文官势力一败涂地,被世宗用精明的政治手腕打击得体无完肤,再也不能威胁到皇权。世宗也由此确立了对于大明社稷的完全掌握权,并将自己的父亲兴献王朱佑杬尊奉为皇帝,牌位摆入太庙供奉。这就是明代 历史 上著名的“大礼议”事件。

如果文官们知道世宗是这样一个难对付的刺头,那么他们绝不会在武宗驾崩后迎立其为新君。而《皇明祖训》中,还有“父死子继”这一句话,文官们可以用给武宗立嗣的办法,在宪宗的曾孙、孝宗的侄孙、武宗本人的堂侄中,择适合的人选,立为武宗的嗣子,承袭大明帝位。这样也是一个可行办法,同时也不违反《皇明祖训》。

而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具有宪宗曾孙、孝宗侄孙、武宗堂侄身份的宗室子弟,其实只有一个人:益王朱祐槟次子崇仁王朱厚炫的长子朱载增。朱载增生于正德十一年(1516年),当年只有五岁,而他也是宪宗皇帝第一个曾孙、同时也是孝宗长侄孙、武宗当时唯一的堂侄。文臣们如果抛开以兴世子为孝宗嗣子这个继嗣方法、而是直接给武宗本人立嗣的话,五岁的益藩宗人朱载增将是唯一的人选。

但是文官集团们和武宗之间的君臣关系极为恶劣,根本不想在武宗去世身后给他立嗣。同时,如果过继益藩的朱载增为武宗皇嗣子并继位为帝的话,那么益藩就会成为事实上新的帝系大宗。益藩本来就人丁兴旺,朱载增的祖父、时任益王朱祐槟,朱载增的伯父益世子朱厚烨、父亲崇仁王朱厚炫、叔父金溪王朱厚煌、玉山王朱厚熠等宗室子弟全部在世,如果五岁的朱载增继位为帝的话,那么大明将来的中枢权力、朝堂利益、财富分配等不可避免的将要由文官们手中向益藩宗室倾斜相当份额,这是在武宗驾崩后实际掌握朝政控制权及权力分配权的文官集团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他们也绝不可能和如此庞大的潜在竞争对手益藩来分享大明的权力财富支配权。

而兴藩,只有一个孤零零的兴世子,和寡母相依为命,别无依靠,兴世子本人看起来也“年少无知”,不谙世事。在文官们看来,迎立兴世子为新皇帝,远比立益藩宗人要合适得多。将年幼无靠的朱厚熜高高地供起来,在朝堂之上“垂拱而治”,实际政事则由诸文臣操持执行,儒家传统政治理念最高境界,不就是这样的么。

所以,在文官们的私心作祟中,兴世子朱厚熜击败了他的堂侄益藩王孙朱载增,成为武宗驾崩之后新一代大明皇帝,由此开始了他统治大明江山四十五年的帝王生涯。

错过了成为帝系大宗的机会后,一贯低调平和的益藩宗人们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懊恼怨恨举动,依旧和之前一样,在建昌封国安安静静的生活。嘉靖十八年(1539年)八月,第一代益王朱祐槟在建昌王府去世,年六十一岁,朝廷闻报后,赐其谥号“端”,称为“益端王”。益端王朱祐槟去世前,嘱咐益世子朱厚烨,让他不要过于奢华地修造自己的陵墓,只要过得去就行了。朱厚炫遵从朱祐槟的交待,在建昌府南郊(今南城县洪门镇外源村金华山)为父亲修造了简朴甚至有些寒酸的陵墓。而益端王朱祐槟墓在整个明代亲王墓中,都是最为简陋低调的,正如他在世的时候内敛温和、爱民重士的性格一样。

朱厚烨守孝三年(实际二十七个月)后,在嘉靖二十年(1541年)袭封益王。他和父亲益端王朱祐槟一样,低调朴素,生性淡泊,在建昌默默无闻地当了十五年藩王,口碑颇佳。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五月,五十九岁的朱厚烨薨逝,朝廷赐谥号“庄”,称“益庄王”。因为没有子嗣,所以由二弟崇仁王朱厚炫继承益藩,并在次年正式袭封益王爵位。

朱厚炫承袭益藩时已经五十六岁,之后他又当了二十二年的益王,于万历五年(1577年)薨逝,年七十八岁。朝廷赐其谥号“恭”,称“益恭王”。他的长子、当年有机会入继武宗大统从而成为皇帝的朱载增,已经在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先于父亲而去世,时年三十岁,那个时候的朱载增还只是崇仁王长子(明代郡王继承人称某某王长子)的身份。

朱厚炫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继承其兄益庄王朱厚烨所遗下的益藩爵位时,便请求朝廷立朱载增的长子、自己的长孙朱翊鈏为益世孙,作为益藩下一代继承人。

万历八年(1580年),守孝期满的益世孙朱翊鈏受朝廷册命,正式就任第四代益王。朱翊鈏上奏朝廷,请追封自己早逝的父亲,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追封朱载增为“益昭王”。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朱翊鈏薨逝,年六十八,谥号“益宣王”。世子朱常迁(水旁)在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继位,即第五代益王:益敬王。

这之后,益藩经历了益敬王朱常迁(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去世))、益定王朱由本(原名由校,因与后来的明熹宗同名,故改名由本,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袭封、崇祯七年(1634年)薨逝)两代益王,崇祯九年(1636年),益定王世子朱慈炲袭封,成为第七代益王。

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军南下进攻南明,弘光朝廷土崩瓦解,弘光帝被俘。在江西的明朝士绅百姓于是在六月间由建昌知府王域领头,拥立在建昌的益王朱慈炲为监国,对抗清军。朱慈炲被推为监国后,将益藩财产全部捐出,用于招募军士、保境安民所用。七月,清军李成栋部抵达江西,展开对南明地方势力的进攻,益王朱慈炲所部寡不敌众,被清军击败,建昌失陷,朱慈炲被俘。但是在清军将要把朱慈炲解送南昌的时候,原益藩护卫赵怀民等人拼死从狱中将其救出,然后保护着他辗转逃往福州,投奔在福州称帝的隆武帝朱聿键。

南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5年)九月,清军攻克福建,隆武帝在汀州殉国,隆武政权覆灭。朱慈炲和隆武政权大学士苏观生等随同隆武帝之弟朱聿鐭逃奔广州避难。十一月初五,朱聿鐭在广州称帝,即南明绍武帝。绍武帝看重随自己逃来广州的宗室诸人,赐给益王朱慈炲番禺土地五百亩,一度还想封他为工部尚书。但就在当年十二月,清军尾追而至,用计偷袭广州得手,攻破城池,绍武帝、苏观生等均殉国而死,朱慈炲也在破城之后自缢而亡,益藩传承暂时断绝。

朱慈炲死后,由亲随仆役历经艰辛将遗体运回建昌,安葬于益王家族墓地中,后世称“益素王”(也称益末王)。

南明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1647年)七月,避难于福建的益藩宗人、益宣王第十三子郧西王朱常湖(益敬王之弟、益定王之叔、益素王叔祖)在当地人王祁、李长蛟等的拥戴下起兵反清,攻克福建建宁府(今福建建瓯),然后攻克建阳、崇安、松溪、政和、寿宁等地,一时间福建西北部都归附明军。为了呼应建瓯的义军,占据福建南部的明军郑成功所部联络广东地方势力,伺机举兵。广东义军寻找到了朱常湖的儿子朱由榛,奉其为监国,占据揭阳对抗清军。

但是仅仅三天后,清军反扑,清潮州总兵车任重击败起义军,攻破揭阳,朱由榛和义军首领许元烈、钟振凤等都牺牲在揭阳城中。南明永历二年、清顺治五年(1648年)三月,清军反攻建宁,击败了福建义军,郧西王朱常湖和义军首领王祁等也战死在乱军之中。益藩宗人轰轰烈烈的反清行动,至此完全失败。

南明永历四年、清顺治七年(1650年),益藩宗人朱慈烛(益定王之子、益素王之弟)被南明永历帝册封为益王,承袭益藩传承。朱慈烛在南明永历十六年、清康熙元年(1662年)永历帝被清军俘获杀害之后去世,时间不明,死因不明。

清康熙初年,居住在建昌故乡的益素王之子朱和壐携子朱怡镐历经万般辛苦,偷渡到台湾,投奔郑氏。后来朱和壐病逝,朱怡镐被同宗宁靖王朱术桂(太祖第十六子辽王朱植后裔)收为养子,改名为朱俨鉁(其实朱术桂比朱怡镐的辈份要高六辈,不过王朝末年、又寄人篱下,这些规矩也不讲究了)。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军收复台湾,郑克塽及大部分郑氏集团官员都投降清军,朱术桂不愿向清军投降,于是在住所自尽而死,年六十六岁。朱怡镐等寄居台湾的明朝宗室则被带回中原,安置在河南开封府杞县居住。朱怡镐是有史可查的明朝宗室之中,行辈传承最近一代(怡字辈,即崇祯帝的曾孙辈)。自返回中原安置在杞县后,史书上就再也没有朱怡镐的记载,他的踪影消失在 历史 的长河中,大明益藩的故事,至此也书写完了终章。

第一代益端王朱祐槟和王妃彭氏、孙氏的墓地在洪门镇外源村金华山。始葬于明嘉靖十八年(1539)。陵寝坐北朝南,墓地坐落在呈“交椅”形状的山窝里,左右青山分别代表着左青龙,右白虎,后枕着的高山则象征着皇权的龙椅,中间的小山包是其陵寝。墓为卷棚式,分前后两室:前室深12米、宽16米、高21米;后室高3米、宽36米、长52米。设二道石门,门为券拱形,全长82米。门前墓道,长49米,宽31米。正中为红石棺台,上置两具红漆棺木,棺台前地上陈列110个陶仪仗俑,分六行排列。平面呈凸字形,墓门方向为正东南。墓门之前的墓道,自东南向西北倾斜。陵寝周围的山墙长25丈,宽15丈,前面有一百多米的神道,两旁依次排列文武翁仲、石兽、神道石柱(华表)。但墓地已遭到严重破坏,以前的壮观早以不复存在。陵寝正前方远处有一条婉延的小溪。

护陵的文臣武将

陵寝前有“享殿”遗址,原来的神道上倒塌着破裂的汉白玉碑刻,碑刻原高3米多,宽1米多,厚有30多厘米,至今还保存刻有“皇明嘉靖二十年”字样,是赐祭朱祐槟夫妇的“御祭文”。碑文洋洋洒洒数千字,历陈藩王旧事。墓志铭由其子朱厚烨亲自撰写,多为溢美之词。

朱祐槟墓出土的文物有:金凤钗、金簪、金耳挖、金耳环、金香囊、玉佩、玉带、玉圭、铜镜、陶俑等等,还有塘志一本。

朱祐槟生于成化十四年(1478),死于嘉靖十八年(1539),明太祖第六代孙,宪宗第四子。9岁封益王,19岁就国建昌府。当国42年,终年61年。王妃彭氏卒于嘉靖十六年(1537)。朱佑槟是当时江西三大藩王之一。南昌一带是宁献王朱权系统势力范围;鄱阳一带是淮靖王朱瞻墺系统势力范围;建昌南城一带则是益端王朱祐槟系统势力范围。三大藩王中,以益端王的势力最大,延续时间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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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有“金汉口、银保安”美誉的大冶市保安镇拥有1200多年历史,最著名的名胜古迹莫过于三元阁、沼山大寺、荆王坟,如今却被这里的一个小村庄——竹林杜湾抢了风头。一部《杜氏宗谱》显示,这里的人是“诗圣”杜甫的后裔。  据杜甫第48代孙、现年86岁的杜大铭老人介绍,这套《杜氏宗谱》是世代相传下来的,现存有60余卷,其中有20卷破损不堪。宗谱是1914年重修的线装本,长395cm,宽度 26cm,比一般的家谱大得多,宣纸虽已泛黄,但字迹清晰可见,从序言、名人传、家训家规到始迁祖世系图,详细记载了杜姓源始和家族迁徙至大冶的繁衍情况。一段尘封历史就此揭开。  ◇ 家谱  安徽杜氏字派比大冶快了两辈  清朝年间,散布在大冶的杜甫后裔每隔30或40年相聚商议修一次谱。  据竹林杜湾的《杜氏宗谱》记载:杜甫生有二子宗文、宗武。长子杜宗文生子名叫杜嗣绍,后裔位于福建绍武府;次子杜宗武生子名叫杜嗣业,其后裔中的杜甫第26代孙杜万一隐居不出仕,为避战乱,于宋代末年从江右南康府建昌县(今江西省永修县)梅溪迁湖北大冶果城(今大冶市刘仁八镇)杜铁湾,是为始迁大冶一世祖。三世孙杜正十又迁徙至金山顶,落户桐梓沟,建有杜氏祠堂,可惜现在并未保留下来。五世孙杜志安迁至保安镇。  历经700余年,繁衍了25代,大冶市杜甫后裔约有3000人,分布于保安镇、还地桥镇、刘仁八镇,其中保安镇芦嘴杜湾、七房杜湾、新庄杜湾、竹林杜湾、榨铺杜湾就有1800多人,占了一大半。  “大冶杜氏字派的问题比较复杂,也有点混乱。”竹林杜湾的75岁老人杜海清无奈地说:“我们都是始迁大冶一世祖杜万一的后代,他有三个弟弟,陆续迁到了全国各地,尤其以安徽省的万二公最为繁盛。大概是1984年,我到安徽参加杜氏宗族大会,讨论字派修订问题。我发现当时安徽杜氏那边已到了‘学’字辈,比我们快了两辈。安徽杜氏新生代当时就可以使用新字派,而竹林杜湾的新生代至今还不能用新字派。新字派目前局限于安徽与大冶两地使用。”  翻阅《杜氏宗谱》发现,其中名人传的首刊时间分别有1816年、1855年、1885年,作传者分别来自竹林庄、杜家塘、栗林庄、黄石港等村。可见清朝年间,散布在大冶的杜甫后裔每隔30或40年相聚商议修一次谱,而“破四旧”时期被烧的老谱很可能正是1885年修的原谱。转眼一个世纪过去了,竹林杜湾的杜氏宗谱再也没续修过。  名人传部分多女性传主  作者对女性的钦佩之情也溢于言表,“以女流之辈而有大丈夫之风实在难得”。  《杜氏宗谱》首卷详细记载了数十位杜氏家族名人的人生传记,故事短小精悍,缅怀亲人的深情跃然纸上。其中一篇写道,乾隆年间的杜公圣读书之余兼顾做生意,常常获得三倍的利润,渐渐置办家业,光大门庭。无独有偶,杜尧臣也是边躬耕边做生意,而且非常讲究诚信。他进货出货总是要先辨别货物质量的好坏,务求货真价实,绝不故意哄抬物价、谋取暴利。有一次他出差住旅店,室友早晨出门掉了一块金子,被他捡到了。他知道是室友遗失的,却追赶不及,于是将金子放到自己收藏文书或衣物的竹箱,等待对方来取。第二天,室友果然来旅店找金子,他如数奉还。作者在文末不禁感叹道:太叔祖的思想品德的高尚由此可见一斑。《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和《诗经》说“君子有谷贻子孙”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此外,《杜氏宗谱》的名人传的女性传主很多,这是十分难得的,比如《卢太君墓志铭》、《杜母王老于人传》、《杜母黄孺人传赞》、《两于人节传》、《节嫂叶于人传》、《赞亭公暨德配金老于人合传》等。《卢太君墓志铭》是杜甫代父亲写祖母卢太君的传记,刊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而同里学生刘宪章为黄夫人做传,记载她为夫君守节、含辛茹苦抚养儿女的感人经历。虽然,文章多表露鼓励女人守节的道德观,但是作者对女性的钦佩之情也溢于言表,“以女流之辈而有大丈夫之风实在难得”。  名胜“三元阁”是杜氏后人建造

李渊出身当时的大族陇西李氏,自认为是五胡十六国时西凉武昭王之后。祖父李虎随北周建立者宇文泰入关中,西魏时为左仆射,封陇西郡公,赐姓大野氏,与宇文泰、李弼等八人同受佐命,皆为柱国,号“八柱国家”。北周闵帝受禅后,李虎已经去世,故追封唐国公。父亲李昞,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封唐国公。李渊七岁,父亲去世,李渊世袭为唐国公。

李渊是隋炀帝的姨表兄弟,北周明帝的明敬皇后、李渊生母元贞太后、隋文帝文献皇后等,分别是鲜卑贵族独孤信的长女、四女、七女等。李渊曾深受隋炀帝重用。

一、祖父:李虎

二、父亲及叔、伯:

1、李延伯:伯父

2、李真:伯父

3、李丙:父亲

3、李璋:李孝基之父,李道宗(唐凌烟阁24功臣之一,唐文成公主的的父亲)的祖父

4、

一、儿子:

陇西郡公→唐王世子→皇太子→除籍→息隐王→隐太子李建成(母窦皇后)

敦煌郡公→秦国公→赵国公→秦王→皇太子→太宗李世民(母窦皇后)

卫怀王李玄霸(母窦皇后)

姑臧郡公→齐王→除籍→海陵郡王→巢刺王李元吉(母窦皇后)

楚哀王李智云[6](母万贵妃)

赵王→荆王李元景(母莫嫔)

鲁王→汉王李元昌(母孙嫔)

酆悼王李元亨(母尹德妃)

周王李元方(母张氏)

郑王→徐康王李元礼(母郭婕妤)

宋王→徐王→韩王李元嘉(母宇文昭仪)

荆王→彭思王李元则(母王才人)

藤王→郑惠王李元懿(母张宝林)

蜀王→吴王→霍王李元轨(母张美人)

豳王→虢庄王李凤(母杨美人)

汉王→陈王→道孝王李元庆(母刘婕妤)

郐王→邓康王李元裕(母崔嫔)

谯王→舒王李元名(母小杨嫔)

魏王→燕王→鲁王李灵夔(母宇文昭仪)

许王→江安王李元祥(母杨嫔)

密贞王李元晓(母鲁才人)

滕王李元婴(母柳宝林)

二、女儿:

长沙公主(下嫁冯少师)

襄阳公主(下嫁窦诞)

平阳公主(谥号“昭”,称平阳昭公主,母窦皇后,下嫁柴绍)

高密公主(下嫁长孙孝政,又嫁段纶)

长广公主(先封为桂阳公主,下嫁赵慈景,又嫁杨师道)

长沙公主(先封为万春公主,下嫁豆卢怀让)

房陵公主(先封为永嘉公主,下嫁窦奉节,又嫁贺兰僧伽)

九江公主(下嫁执失思力)

庐陵公主(下嫁乔师望)

南昌公主(下嫁苏勖)

安平公主(下嫁杨思敬)

淮南公主(李澄霞,下嫁封道言)

真定公主(下嫁崔恭礼)

衡阳公主(下嫁阿史那社尔)

丹阳公主(下嫁薛万彻)

临海公主(下嫁裴律师)

馆陶公主(下嫁崔宣庆)

安定公主(先封为千金公主,下嫁温挺,又嫁郑敬玄)

常乐公主(下嫁赵瑰)

蕲春,据晋代刘伯庄《地名记》记载:“蕲春以水隈多蕲菜(水芹菜)”,因之得名,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承其说。蕲,一名水芹,蕲春意为蕲菜之春。历史上另称蕲阳、齐昌、蕲州。

夏代,蕲地在九州中的扬州之域。

商及西周,承袭夏代,仍属扬州。

春秋时属楚,战国时属楚之九江郡。

秦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蕲地仍属九江郡。

秦末,归衡山郡。

公元前201年(西汉高祖六年)建县,而其远古文明则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是鄂东最古老的县之一,治所大约在今八里湖的土门城。

公元47年(东汉建武二十三年),汉在蕲置侯国,封陈浮为蕲春侯,传三世,国除,复蕲春县。

公元208年(东汉献帝建康十三年),赤壁之战后,蕲春属吴,孙权置蕲春郡,治蕲春,辖蕲春、邾县、寻阳,上隶扬州。

西晋永兴时期,寻阳县治徙江南(改名浔阳县),其江北地(即今黄梅县、武穴市东部)并入蕲春,蕲春隶属豫州之西阳国。

公元378年(东晋太元三年),孝武帝司马曜因避其母阿春讳,改蕲春县为蕲阳县,隶属南豫州南新蔡郡。蕲阳沿用至南齐,共108年。

公元448年(南北朝文帝元嘉二十五年),析蕲阳县西部希河之西置希水县,蕲河西至希河东置蕲水县,蕲阳县仍属南新蔡郡。后重归豫州。南北朝朝代,政局极乱,蕲春县归隶变化频繁。

公元486年(南齐武帝永明四年),改蕲阳县为齐昌县,沿用至隋初,共112年,故后人或称蕲春为齐昌。置齐昌郡,辖阳塘、保城、齐昌、永兴四县,上隶豫州。北周占领淮南江北时,改南梁武帝时改蕲州为罗州,又复改为蕲州,齐昌郡、齐昌县均属蕲州。

隋统一中国后,撤原州、郡、实行州、县两级制,置蕲州总管府,辖齐昌、蕲水等县。

公元589年(隋文帝开皇九年),改蕲州总管府为蕲州。

公元598年(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复“蕲春”县名。

公元607年(隋炀帝大业三年),改蕲州为“蕲春郡”,领蕲春、蕲水、浠水、黄梅、罗田五县。

公元621年(唐高祖武德四年),改“蕲春郡”为蕲州,治蕲春,仍领5县。同年,并蕲水于蕲春,同时析蕲春县东分置永宁县。

公元742年(唐玄宗天宝元年),改蕲州为“蕲春郡”,改永宁县为广济县,蕲春郡领蕲春,蕲水、广济、黄梅4县。

公元758年(唐肃宗乾元元年),复“蕲州”名,上隶淮南道。

宋代,曾在府、州之上置“路”,蕲州属淮南路,仍治蕲春,领4县。

公元1072年(宋神宗熙宁五年),淮南路分为东、西南路,蕲州隶属淮南西路,领县增加了罗田,为5县,因地界金国,蕲州建为防御州。

元初,改“蕲州”为“蕲州路”,治所及领属县同宗。

公元1275年(元世祖至元十二年),置淮西宣抚司于蕲州路。

公元1277年(元世祖至元十四年),改“蕲州路”为“蕲州总管府”,置录事司。

公元1286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直隶湖广行省,逾六年,复隶淮西道。

元末,蕲州路先后为农民起义军“天完”和“汉”政权所据。

公元1364年,朱元璋灭汉,改“蕲州路”为“蕲州府”,治蕲春,上隶湖广行省,领蕲春、蕲水、广济、黄梅、罗田5县。

公元1376年(明太祖洪武九年),降蕲州府为州,隶湖广布政司。不久,改属河南布政司,撤蕲春县,以州领县事,外领5县。

公元1378年(洪武十一年),蕲州辖县蕲水、罗田两县划出蕲州,属黄州府管辖,蕲州仅代辖广济、黄梅两县。

公元1445年(明英宗正统十年),荆王朱瞻纲自江西建昌迁蕲,建荆王府于蕲州城。

清初,蕲州领县如归末,属黄州府,上隶湖广布政司汉黄德道。

1664年(清圣祖康熙三年),蕲州不再领县,仍属黄州府,因当年改湖广为湖北、湖南两省,蕲州上隶湖北省。

公元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裁州,复“蕲春县”,属湖北省江汉道,后江汉道撤直隶湖北省。

公元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10月,省、县中国置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罗田、英山、广济、黄梅、浠水和蕲春均属第二行政区,督察专员署治蕲州城,以督察专员兼理蕲春县事,后于1936年专员公署迁黄州,至建国前,蕲春一直属黄冈行政区专员公署。

公元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蕲春县隶湖北黄冈行政区,或隶黄冈专区、黄冈地区。

公元1996年5月,黄冈区改建“黄冈市”,蕲春县隶属之。

汉末以来,蕲春以地处“吴头楚尾”,扼控长江,战略地位显要,历为当权者所重视,先后设郡、州、府、路、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于境内;明代尚设蕲州卫、下江防道于蕲州,并迁荆王府于蕲州治所。当时辖地包括今蕲春、浠水、罗田、英山四县及武穴市大部、黄梅县部分。历史上,蕲春长期为郡(州、路、府、专区)和县两级政府机构所在地,历为鄂东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蕲春恢复县制,隶属湖北省黄冈市(地区)。

1364年,朱元璋灭汉,改“蕲州路”为“蕲州府”,治蕲春,上隶湖广行省,领蕲春、蕲水、广济、黄梅、罗田5县。[4]

1376年(明太祖洪武九年),降蕲州府为州,隶湖广布政司。不久,改属河南布政司,撤蕲春县,以州领县事,外领5县。[4]

1378年(洪武十一年),蕲州辖县蕲水、罗田两县划出蕲州,属黄州府管辖,蕲州仅代辖广济、黄梅两县。[4]

1445年(明英宗正统十年),荆王朱瞻纲自江西建昌迁蕲,建荆王府于蕲州城。[4]

清初,蕲州领县如归末,属黄州府,上隶湖广布政司汉黄德道。[4]

1664年(清圣祖康熙三年),蕲州不再领县,仍属黄州府,因当年改湖广为湖北、湖南两省,蕲州上隶湖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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