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案》的真实历史：

在历史上，赵氏孤儿的“赵氏”是指春秋时晋国的嬴姓赵氏家族，创立者乃是辅助晋文公有功的原邑大夫赵衰。赵衰最大的功绩就是把在温柔乡里舒服的重耳重新给拉了起来，去竞争晋国国君之位。

如果没有赵衰这一“拉”，晋文公的春秋霸业还不知道在哪。太史公司马迁就曾评价过赵衰，说 “文公所以返国及霸，多赵衰计策。”重耳即位后，专门任命赵衰佐理朝政。

在重耳和赵衰相继死后，赵衰之子赵盾继承其父职务，继续辅佐晋襄公处理国政。但在赵盾辅佐晋襄公两年后，晋襄公就薨逝了，谁来当晋国继承人的问题很是让赵盾头疼，而他的处理不当也为赵氏一族覆灭埋下祸端。

事实上，晋襄公并非没有立太子，只是太子夷皋太过于年幼，所以他准备立晋襄公之弟公子雍为王，不过此时公子雍尚在秦国为人质。秦晋相距甚远，来回最起码要个一年半载的，所以在赵盾派人迎回公子雍的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

由于赵盾只是靠着父辈功劳才做到了如此高位，其本身与晋国王室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因此赵氏一族在晋国的根基尚浅，并没有其他强大家族支持。

太子之母看中了这点，每天都主动拦下赵盾乘坐的马车，在赵盾和众臣面前啼哭不止，甚至不顾自己的身份给赵盾行下跪磕头的大礼。赵盾这下子就慌了，为避免流言蜚语，无奈之下赵盾只能改变主意，拥立夷皋为君，这就是后来的晋灵公。

目的达成后，夷皋母子并没有丝毫感激赵盾的意思，反而认定赵盾就是一个飞扬跋扈的奸臣，总想着找个机会彻底将其诛杀。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慢慢长大的晋灵公该怎样处理和赵盾的关系呢？历史记载很耐人寻味。晋灵公夷皋骄纵无常，行为举止甚至荒唐到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

通过这一方式，夷皋表明了自己拒不配合赵盾的态度。面对这种情况，主持国政的赵盾只有时常进谏，灵公则对此当作耳旁风，毫不理会。次数多了，两人的关系就恶化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

于是就像《赵氏孤儿案》中所演的那样，晋灵公派出刺客诛杀赵盾。熟知赵盾为人的刺客，因不忍杀害国之栋梁，两难之下最后竟然选择了自尽。得知赵盾没死，晋灵公又想出一条毒计，他以宫宴为名，准备“摔杯为号”当场诛杀赵盾，结果有人通风报信，赵盾再次逃脱，保住了性命。

面对晋灵公连续两次加害，赵盾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谁料赵盾前脚刚走，晋国后脚就出了大问题，赵盾有个名叫赵穿的同父异母兄弟，在朝廷之上公然杀死了晋灵公。这时候，赵盾连晋国国境还没有出呢。

赵盾闻说这一消息后，马上兴冲冲掉头返回，在第一时间赶到了晋国都城，重新执掌晋国大局。为稳定人心，赵盾派赵穿从洛邑迎回晋文公重耳之子、晋襄公之弟黑臀，是为晋成公。

由于赵盾对晋灵公遇害事件过于沉默，不久之后晋国朝野就传出风言风语，认为赵盾与刺杀事件有关。晋国史官更是在国史上公然记载：“赵盾弑其君！”这一切，可以说是赵家覆灭的导火索之一。

晋成公在位七年后逝世，赵盾又拥立其子据即位，史称晋景公。然而晋景公国君的位子还没有坐热，历经四朝的赵盾就离世了，儿子赵朔承袭了他的一切（包括权利和爵位）。值得一提的是，赵朔的发妻乃是晋成公黑臀之姊，所以赵朔是晋景公的亲姑父。

这时候，把柄国政三代的赵氏家族已经真正成为了晋国的政治大族，拥有不逊于王室的超然地位，而这也给赵氏一族带来了杀身之祸。

无法容忍赵氏的晋景公，决定借屠岸贾“这把刀”来剿灭赵氏一族。屠岸贾，乃是晋灵公生前宠信的旧臣，对赵家向来不满，晋景公时期被任命为司寇，掌全国刑狱、纠察等事务。很显然，晋景公这是打算先从翻案开始下手，而屠岸贾确实也是这样做的。

剧情简介

在形成舆论攻势后，“晋灵公遇害事件”的元凶赵穿注定在劫难逃，接着就会牵连到已经去世的赵盾。一旦牵连到赵盾，那么赵朔自然就岌岌可危了。

囿于赵氏家族盘根错节、势力庞大，屠岸贾在晋景公的授意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率军突袭赵氏府邸，将赵朔在内的赵氏一族悉数屠戮，不论男女老少。

不过晋景公还算良心未泯，让怀孕的姑妈躲到了王宫里，这个可怜女人才因此得以保全性命。后来她顺利生下一个男婴，这便是大名鼎鼎的赵氏孤儿，赵武。

从赵武开始，经过赵家连续四代的潜心经营，到赵武曾孙赵襄子时，重新崛起的赵氏虽不复往日之荣光，但也位列晋国六卿之一，实力不容小觑。六卿之间钩心斗角、相互开战，最终实力较为强大的韩赵魏三家联手瓜分了偌大的晋国，成立了韩国、赵国和魏国。至此，赵氏灭门惨案的血仇终于得报。

宋鸣梧，字泰侯，号泰斗，临沂市苍山县向城镇印王山村人，生于万历四年（1576年）九月十七日，病逝于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二日。 宋鸣梧不满二十岁就得中秀才，二十四岁考取举人。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七月，七试不第的父亲（宋日乾），在北京参加完由万历皇帝主持的“廷试”后，不幸突发眼疾病逝在河北新城县（今高碑店市）的一个小旅馆里。他赤足千里将父亲接回后，守墓三年，后继母去世，他再次守墓三年。

万历四十三年（1618年）三月，继母的守孝期刚过不久，宋鸣梧便参加了当年由皇帝主持的“廷试”，并以优良的成绩得中进士。随后，他便被安排在刑部实习。1620年初，被授予行人司行人。

天启（熹宗）二年（1622年），宋鸣梧接受朝廷的命令，赴凉州执行平乱任务。

天启四年（1624年）春，凉州叛乱平息后，宋鸣梧被授“行人”衔。

天启四年（1624年）十一月，在断然回绝了魏忠贤等人的拉拢和腐蚀后，宋鸣梧回到了自已阔别五年之久的故乡临沂。

天启八年（1627年）春，宋鸣梧在休假长达两年多之后，回到了京城。当他听说了杨涟、缪昌期和左光斗的悲惨遭遇后，失声痛哭，义愤填膺，当即决定上书弹劾。在宋鸣梧对魏客一伙的斑斑劣迹，当庭慷慨陈词和执意上奏时，气的天启皇帝怒不可遏，顺手抓起龙案上的御砚便向其砸去,但侥幸竟被其接住。随后，不久便被魏忠贤一伙以主持乡试为名，将其派往万里之遥的贵州。并在乡试结束后的回京途中，又直接勒令其回乡休养，伺机予以处治。

天启八年（1627年）的八月二十二日，熹宗朱由校在乾清宫懋德殿病逝后，思宗朱由检（崇祯）在皇极殿即位。宋鸣梧在朋友的推荐下，也同一大批遭魏阉一伙迫害，而被削职和流放的官员一起被召回，并由行人司行人改任兵科给事中，诰封征士郎，不久又被提拔为兵垣（都给事中）一职，并在对魏阉一党的“彻底清查”中，专门负责魏忠贤家产的清查和处理事务。因其在查抄中，清正廉洁，一丝不苟，深得崇祯皇帝的赏识。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下旬，于奉天（今沈阳）称帝的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怀着一统天下的豪情壮志南侵，作为守城的统领，宋鸣梧深知自己肩负的重任。他首先与镇远侯顾肇迹并肩在城墙上指挥作战，号召将士们严把死守德胜门。战斗中，他临危不惧，指挥若定；间歇时，他运筹帷幄，及时向朝廷建言献策，并紧急制定了攻守防御的“十项策略”，敬献崇祯皇帝。崇祯极为重视，先后两次在紫禁城的平台召开御前会议，听取宋鸣梧的守御方略，并与内阁大学士何吾刍，翰林侍读姚希孟、丁进、文震孟等，专门进行商讨和研究，随后予以采纳和实施，战事结束后被加奖服俸一级。随后，便被派往安徽持节封藩，回后再次被升为吏科左给事中和独掌本科大印的都给事中。

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针对当时内忧外患、清军不断侵袭和军队人心不稳的状况，宋鸣梧被派往内阁首辅大臣周延儒的军队中做监军，协助周延儒整顿军纪，鼓舞士气，以御外患。来到军队后，他首先组织将士们，利用关外山高路险的有利地形，不断在山间峰口派兵设伏，连连打得来犯清兵，丢盔弃甲，狼狈逃窜。通过几次漂亮的伏击战，宋鸣梧带领明军便有力地打击了清兵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军队的士气。但通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和接触，他慢慢地发现周延儒这个颇受崇祯皇帝恩宠的朝廷重臣，竟然也是一个专横跋扈、贪污枉法与大清关系暧昧的奸滑之徒。他一时痛心疾首，伤心万分，当即决定密奏朝廷，予以弹劾。但不知怎么，竟被周延儒察觉。气急败坏的周延儒，暴跳如雷，当即指使手下人反咬一口，并利用朝廷内外的死党和手中的权利，无中生有地对宋鸣梧进行栽赃和责难。崇祯也一时难分事非，面对重权在握的周延儒，为了顾全大局，只有一纸诏令将宋鸣梧贬为河南按察司照磨（文书一类的职务，从八品），调离京城。

崇祯六年（1633年）三月，当时与周延儒同样专权乱政的内阁次辅温体仁，为了争得首辅的权利，而唆使刑科给事中陈赞化，以周延儒“招权纳贿”和污蔑皇帝是“羲皇上”（伏羲氏以前的远古部落的一位平庸无能的领袖）为名，上书弹劾周延儒，并找出了众多的证人作证，致使周延儒无法抵赖。被迫提出辞职，十分狼狈地回到了他的老家——江苏宜兴其后，在温体仁垮台八年后，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九月，再次被起用，崇祯十六年（1643年），被赐自缢而死，并被锦衣卫用铁钉钉住脑门，得到了他应得的下场。

周延儒垮台两年后，已在南京升任尚宝司卿（正五品）的宋鸣梧被再次召回北京，于1635年3月，授予都察院协理院事和左佥都御史（正四品），同时被诰封为中顺大夫。

上任新职后，面对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实际状况，宋鸣梧先后提出了各种重塑朝廷威望和形象、彻底纠正和消除魏忠贤和周延儒之流的恶劣影响、尽快恢复经济和百姓信心等一系列主张和措施，并严格掌握各种舆论导向，大力弘扬清正廉洁和忠心报国的典型事例，彻底改变和纠正了百姓对朝廷的误解和认识。这在国家百废待兴和社会动荡不安的崇祯初年，无疑起到了不小的凝聚和稳定作用。也充分展示了他的工作才能和大公无私、为国为民不遗余力的人格魅力，从而赢得了朝廷内外的一致赞誉。

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二日，宋鸣梧因积劳成疾，不幸病逝于北京府邸，享年只有六十岁。

宋鸣梧逝世后，齐鲁大地的官员和绅士，无不敬仰他的品德和行为，纷纷联名上书，恳求朝廷予以旌表，并请求为其修庙祭祀。

当时，众多的文人墨客和同僚挚友，更无不对宋鸣梧的逝世深表痛惜，纷纷以不同的方式和形式表达自己对一位“忠孝两全”之士的敬仰和怀念。一时，众多的以吟咏和歌颂宋鸣梧的“忠孝两全“为题材的诗歌和文章，纷纷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一部分后被收录在由时任吏部尚书和武英殿大学士的费县人张四知写序的《咏忠孝录》一书中（已失传），但有一部分收录在《琅琊宋氏家谱》中的作品，被保存了下来。其中便有时任吏部考功郎中、后任吏部尚书的徐石麒；时任刑部右侍郎、后升左侍郎的张承诏；时任大理寺卿和南京工部右侍郎、后升任刑部尚书和明代著名文学家、艺术家、画家和诗人的甄淑；时任南京吏部文选司主事、政论家和诗人，后在家乡上海抗清保家的战斗中壮烈牺牲的侯峒曾；明代著名婉约词的代表人物、历任光禄寺少卿的俞彦和日照人曲靖府知府焦润生等人的诗词和文章。而俞彦的一首《余夙承公忘分之雅情见乎》五言诗，还被收录在《临沂县志·艺文》中。随后，宋鸣梧被崇祯皇帝追封为正义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正三品）、恩准其“神牌”安放在“乡贤祠”（官办的祠堂）中予以祭拜，并赐“玉祭一坛”和“清修介节”匾额一块，以褒扬里门。

之后不久，宋鸣梧的“神牌”和塑像，又被安放在临沂城中新建的“忠孝祠”中，与王祥、王览、颜杲卿、颜真卿和曾子并称“贤人”，同祠供奉。

崇祯七年（1634年）就任沂州太守的王崇显，也在其后所撰写的《改建忠孝祠升三贤记》（《沂州志·艺文》）中，对宋鸣梧作了很高的评价。

宋鸣梧知识渊博，特别是古文造诣颇深，他的古文作品，大都写得瑰丽多彩，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和同时代的文学家李攀龙齐名，他的作品多数以抒怀为主，而且感情真挚，由感而发，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如现存《沂州志》和《临沂县志》中的《琅琊文社序》、《重修官桥记》、《观察沈公平乱记》、《张宋两氏新创大冶义仓碑记》、《琅琊生祠记》等，共有九篇之多，是临沂史志中古人作品被选编最多的人。

宋鸣梧的作品颇丰，不仅有诗集《琅琊集》还有《家传纂言》（今藏于国家图书馆古文库，共四卷〈刻本〉）、《羲易集成》、《四里纂言》、《漫录纂言》、《诸子》等文集，并在当时都曾被刻版印刷，广泛流传于世，只是现今大都失传。另外，他还有好多文章散见于其他史集中。

宋鸣梧的“忠孝”思想和非凡行为，对他的子孙和后代们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他的子孙中，不仅出现了儿子辈的宋之普同样为其赤足千里守孝三年、宋之韩为母(在台州朵避战乱时去逝）赤足千里的惊人之举，而孙子辈的宋念祖宋之普长子，（清）直隶知州、宋瞻祖、宋成立（清）江苏宝应县令、宋名立（清）四川达州知州等，也都是些清正纯孝、名声不错的官吏；而且还有更晚辈的宋澍（清）江南道、京几道监察御史、宋潢（清）司洊擢郎中，兼军需局钱法堂、现审处则例馆、宋开勋（清）河南郾城县令、宋献章（清）扬州知府等，也都各有千秋，有口皆碑，造福一方。其在《沂州志》和《临沂县志》中均有记载。 宋之普，字则甫，号今础，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贾庄乡长新桥村人，临沂明末五贤之一的贤人、东林党重要成员和古文家——宋鸣梧（《临沂县志》、《沂州志》和《临沂市志》均有记载）之长子，崇祯丁卯举人、戊辰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佥都副都御史、户部左侍郎、南明“监国”政权朱以海的首辅大臣和内阁大学士，后降清，被授常州太守，诰封中宪大夫。

宋之普生于万历壬寅（1601年）正月二十三日寅时，卒于康熙已酉（1669年）十一月三十日午时，享年六十八岁。

宋之普少年时，便胸怀大志，勤奋好学，19岁入学，26岁中举人，第二年便中进士，随后选入“词垣”，由庶吉士授礼科给谏，历兵刑二科，晋升到都给事中，后升为太仆寺少卿、都察院检都御史和户部左侍郎。因其深受父亲宋鸣梧的影响，一直是一个行善积德、上行下孝之人。特别是父亲在京去世时，他悲痛欲绝，哭得口吐鲜血，连水都不能下咽，但因母亲邵氏还在，唯恐母亲伤心过度，只好强忍着悲痛。在扶着灵柩回家时，从北京到临沂，千里迢迢，但他像父亲对待祖父一样，赤足跋涉，一路豪哭，无不令路人憾动。把父亲接回家后，为了尽孝，他“泣不见齿，寝不入室，蔬食饘粥”，整整在墓旁为父亲守孝三年。在升任户部左侍郎之后，因看到母亲邵氏年事已高，时常生病，又不能迎接到京城去赡养，他便毅然决然地辞职回乡，在临沂城北的家中学习古人专心孝道。

这时，正是明朝末年，战事不断，大批逃难者纷纷涌到临沂城，宋之普慨然在临沂城南关支起大锅施舍粥饭，以此搭救了无数条生命。而平时受其接济者更是不计其数。

宋之普暮年，虽身处“户庭，而心时时怀利济”，每年都会捐钱捐粮，救济灾民。据记载：“乙亥之秋（1659年），大兵南出，公上豆三千石……戊甲六月（1668年），地适大震，沂州雉堞尽颓，公捐万工粮以助修筑……己酉春（1669年）复出米六百石以赈灾……”而对待乡邻亲戚，他也是“……鲜弗诚敬备至，尤笃首足之爱，而抚兄弟子有如己子，且仁慈为心，视万物为一体……” 因此，被王崇简称之为：“渊才弘茂、雅度亮节、恣性贞实、显允令德、才优底慎、绩著循良、悬车乐道、为善于乡……”

宋之普去世后，沂州不论是官员绅士还是平民百姓，更无不悲痛和惋惜，纷纷向政府请求，将公的神牌供俸在乡贤祠中，随时供人们予以祭拜。 宋日就，字克明，号警铭，山东省苍山县贾庄乡印王山村人，是沂州隐君宋梯的长子，约生于明万历年间，卒于崇祯二年（1629年）九月十七日。宋日就一生身体力行，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兄弟们舍身取义，乐于种田，勤俭持家，赡养父母，从不送礼行贿谋求功名，而在教育子孙方面，却不遗余力，目标远大，尽心竭力地为他们招揽名师，使兄弟们能够丰衣足食，专心致志地完成学业。有时老师不在时，他还以自己的博识多才，亲自给学生们讲课，若见他们之中哪一个不专心学习，不惜用棍棒教训。

宋日就自幼年勤奋好学，脚踏实地，不到二十岁，就能写诗作文，颇有文声，被选拔为“替补博士”，在学校众多“生员”中名噪一时，大家还竞相推举他为艺林领袖。

他自万历乙酉（1609）年乡试中举后又来连续考了几次，但都没有中得进士。

当时，他的父亲梯公年事已高，宋日就觉得：“父亲已经岁数大了，我为什么就不能考它个一官半职，用俸禄来赡养他老人家呢？”。于是他决意做官，接受了陕西省西安府富平县令的职务。

当时的富平县，是关中最难治理的一个地方，有众多的疑案，几任县令都没能解决。他到任以后，很快便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很快便把富平县治理的井井有条。后来，整个富平县还专门为他绘制了图像，供百姓祭拜。

由于宋日就廉洁自律，不巧取百姓一分钱，他更不畏强暴，对地方的种种弊病大力整治，彻底清除了贪官污吏和地痞流氓对富平的危害，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他嫉恶如仇，爱民如子，深得富平百姓的拥护和爱戴，无不将其奉为神明，视作依靠。

宋日就的政绩上报后，按照惯例本应得到朝廷的重用，但因他秉性耿直，不会趋炎附势，没能得到上司的青睐，仅仅升了个河南龙门别驾（通判）。

宋日就离开富平令时，百姓一个个拉着车辕，躺在路上的车辙沟里，扶老携幼，徒步跋涉，依依相送。退养家乡富平的国相孙公丕扬，也慨然挥笔为其撰写了“德政碑文”，予以褒扬。

宋日就升任龙门别驾后，虽属无足轻重的官职，但他仍没有一丝的懈怠，其爱国爱民之心就像任富平县令时一样。后来他终于被晋升为任王府长史。但此时，宋日就却已对做官和官场中的种种丑恶现象早已心生倦意，因此抽身而退。辞职时，他只坐着一辆两匹瘦马拉的车子，不声不响地悄然回到自己的家乡。一进家门，他就指着自己的行李对迎上来的子弟们说：“你们都可以去检点一下我的行李，可别指望叫我做官带回一大笔金钱来，否则我死后怎能到老林里去见祖宗呢？！”

宋日就回来的时候，正好赶上父亲梯公去世，他悲痛欲绝，百般尽孝。父亲丧期过后，他便招收学生和门徒，凡是出自公之门下的人，个个都是成才以后才离开。四面八方的乡邻学子，从不用分什么高低贵贱，只要好学便可投在他的门下。

宋日就去世后，四周乡邻无不怀念他。他的牌位也被放在了乡贤祠里，以供人们祭拜。

宋日就著有《自淑集》流传于世。 宋鸣珂（？-1645），字泰茹，晚号“碧溪居士”，今苍山县向城镇黎丘村人，因其为当时的沂州守卫杨肇基成功平息暴乱“敬献三策”，而被授予莱州府知府。

《临沂县志列传》记其“生具异禀，有泉石癖，岁必远游，游必尽山水之胜，而后返尝。三游苏，五游浙，所交多当时名士”等语。

甲申（1644）年间，改朝换代，民心不归，烽烟四起，宋鸣珂却致力于在自己所管辖的地方，竭力率众抗清。其战报传到京师后，清廷派降将洪承畴率兵入鲁清剿。因洪氏早闻他“忠贞、固执”，随授意部下欲将其活捉。但他临危不惧，一面与南逃的鲁王（太祖十世孙朱以海）联系，一面率众与兵临城下的清军厮杀，但终因寡不敌众和朱明王朝的大势已去，在相貌颇似他的家仆曹节的掩护下逃离莱州城（见《临沂县志曹节传》）。

回到到家乡后，宋鸣珂再次归隐“碧溪”，但每每想起曹节时便激动不已，朝夕希望以死相报，并随即撰书一联“清风无情偏吹我，明月有意不照人”，以此发泄自己对清人的满腹愤懑和怨恨。但却不知怎么被浙江有名的道学先生吕留良得之，他觉得联中太露锋芒，便随意改写成“清风虽细能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的诗句。然而，就是这一改，竟使他于雍正七年（1729）被告发，致使其去世几十年后，仍酿成了被祸灭九族和扒坟戮尸的千古奇冤。

《临沂县志列传》还记述了“闻福王尚在，随杜门扫辙，独居一楼，首不剃发，足不履地，有李、王二夫人皆江南宣城籍，善造纸笔，鸣珂工书画日课数纸，纸尽再将字纸造新纸，故使笔墨皆无光，纸作淡黑色比当世。”等语。

顺治二年（1645）六月，南明“弘光”小朝廷彻底垮台，宋鸣珂大失所望，他发誓要做伯夷叔齐，“宁死不食周粟”，拒绝在清朝的统治下生存。他不许家人送水送饭，否则即厉声喝斥。他视死如归，几天几夜水米不进，生生饿死。

然而，在大清国随后二百五十多年的统治里，却没有人敢去赞美和宣扬他这种坚贞和壮烈。因此，在此后的“志书”和“家乘”中，都没有去记载他的这段历史。直到近代所修篡的《临沂县志》，才说他与同邑翰林院检讨孙一脉等人，为“明室未造也节之士……庶碧血丹心不至永埋地下云。”等等。

关于他的著述和遗迹，现在大都已失传和被毁，仅有其亲笔手书的七律《与友人秋别——二首》诗稿一篇和部分书画作品留存于世。 宋之韩，字奇玉，号莲仙，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十二月十八日，病逝于康熙八年（1669年）六月二十四日，葬于山东省苍山县大仲村镇寨子村东；明末一代圣贤文人、古文家、都察院佥都御史宋鸣梧次子，崇祯御史大夫、户部侍郎、南明内阁大学士首辅宋之普之胞弟；廪贡生，授东昌学博，因其博学多才深受清康熙皇帝的“才堪效用，力可宣猷”之赏识，而特被敕授为四川泸州通判。

宋之韩与清朝大诗人宋琬交往甚密，并有诗证（分别被收录在宋琬的《安雅堂集）和宋之韩的《海沂诗集》中），但其一生清心寡欲，陶醉自然，虽年少时与兄宋之普一起历经坎坷，但走向仕途后却没有经历太多的大起大落，因此其作品缺乏宋琬式的社会震撼力。但宋之韩一生诗兴执著，作品颇丰，从少年到老年几十载笔耕不辍，先后一共写下了两千多首诗（今保存下来的只有八百余首），不仅内容丰富，题材多变，而且诗体不拘，多彩多姿，是一份难得的明末清初的齐鲁、江浙、川陕等其涉足之地的历史画卷，而在咏物抒情上，更是拥有无数的妙语佳句，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感染力，实属难得的好诗。

其代表作有《野老歌》、《万凤窝即事》、《北林墓望东山》、《寿玉叔司农》、《鱼翁》、《望岳》、《苏州道中》、《栈道行》、《再过浣花溪》等。

其清嘉庆版《海沂诗集》今被收藏在国内和日本、美国、台湾等十几家知名的大型图书馆和博物馆中。 宋之郊（1609-1674）年，字万生，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向城镇梧桐村人，明朝崇祯壬午（1642年)举人，曾任沂州府署法曹，后迁任江西省乐平县令；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卒于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祖父向高，庠生，父亲宋鸣阳，为廪监生，勒赠文林郎。母亲孙氏，同邑横山（山东省苍山县横山乡横山村）人，廪膳生孙绳之女，崇祯庚辰（1640）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孙一脉胞姐。

宋之郊“少受家训，品学兼优”，“以才名动乡里”，《〈临沂县志〉宋之韩传》中说：“从弟之郊……在官有惠政”。

宋之郊在赣三十年，到清康熙十年（1672年）年前后才告疾归里，乐邑之民皆称“宋青天”。他曾于《家报》中写道：“我做官囊无分文，又怎得汝等之困尔”。他一离任，为后继知县程某，即尽搜刮民脂民膏云能事，逼得县民日不聊生，流离失所者年不下数千人。故邑有歌谣曰“走了个宋青天，来了个连锅端”，以证公民望之重。故在闻宋之郊告归之日，乐民皆求留任。

宋之郊在官期间，先后变卖了自家于南北洛（村名，在峄县境内）土地十余顷为公所用。致使乐民得知后合赠《熙时良牧》、《华封霖雨》等大字牌匾，不远万里送到他的家乡苍山县向城镇梧桐村。

宋之郊善能诗书，少年即被堂兄宋之韩爱重，故存诗多有唱和。如宋之韩题有《家万生兄戊戌〈1658年〉年计偕南归，诗以讯之》一诗句云：“可怜望断苍生眼，何事阿兄著画灰。”似在呼唤他们这些为地方官的兄弟们，应以救民水火为己任。

宋之郊的诗，今存不到二十首，皆状物抒怀，寄以深邃，特别是《和西山舅氏咏鹤》诸作，令人神往。所谓“西山舅氏”即其舅父孙一脉自号“西山居士”。而孙一脉当时于明末甲申（1644年）年国变后，流落异乡，后闻南明小朝廷垮台，毅然投水殉节，如此高风，对他影响颇深。

宋之郊现存笔帖、《家报》等遗墨，其风格草行兼杂，飘逸潇洒，较之“钟王”过之。 宋念祖，字际庭，号敬思，山东省苍山县贾庄乡长新桥村人，明朝崇祯佥都御使宋鸣梧之孙，同朝户部侍郎、南明监国首辅宋之普长子；生于崇祯壬午年（1642年）九月二十三日辰时，卒于康熙丁酉年（1717年）二月二十二日未时，享年七十六岁。

宋念祖天生英伟丰颐，白面美髯，少年即文才洒脱，豪爽风雅，举手投足磊落不凡，气度高致。

宋念祖是由官生授河北安肃县令。安肃地近京师，满汉游民杂处，境内素称难治，宋念祖生性倔强，不畏强权，他到任后以清廉自矢，执法如山照章办事，不仅除掉长期横行霸道的祸害，而且还杜绝了请客送礼拉关系的恶习，为众多的被冤枉者平了反，昭了雪，使安肃县成了当时有名的“平安县、模范县”。宋念祖也由此受到了当地百姓的拥护和爱戴。

康熙二十九年（1690）七月，皇帝御驾亲征噶尔丹，其奉委办理军需物品，因勤劳任事，成绩显著，为皇上所知，随升广东儋州牧（今属海南省），后皇帝认为其才貌俱佳，可以重用，特晋升其为管理“河工”事务的官员，但因其为官几年中从噶尔丹到广东儋州，千里迢迢，历尽艰辛，积劳成疾，被迫辞职还乡。

宋念祖还乡后谢绝嚣尘，隐居村落，终年不入城市与邻村户外，闲暇则以丝竹怡悦，及至足疾不能履行，只能由几人抬着木车出入家庭中。有时他酒酣兴发，豪论风生，念念不忘当年的豪情壮志。1716年秋，弟弟宋瞻祖自京师归来，他听说后高兴的不得了，瞻祖赶来问候他，但他却只能卧床与兄弟握手言欢，之后便一病不能起，于次年二月二十二日谢世。 宋瞻祖，字绍庭，号缄斋，山东省苍山县贾庄乡长新桥村人，明朝崇祯佥都御使宋鸣梧之孙，同朝户部侍郎、南明内阁大学士首辅宋之普次子；生于康熙癸卯（1643年）十月二十日寅时，卒于雍正十年（1732年)十二月初十日酉时，享年七十岁。宋瞻祖由太学生选授詹事府主簿，转任太常寺典簿，再升光禄寺署正，后遇万寿覃恩，授承德郎，升任大理寺寺正，再升刑部浙江司员外郎，丁内艰服阕补刑部山西司员外郎，后监督富新仓，因看破官场的黑暗和丑恶愤而辞职，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宋瞻祖七岁丧父，由生母余安人一手抚养成人，十几岁便能支撑门户，操办家务，后因受贪官沂州牧陷害入狱，平反昭雪后，在母亲余安人的鼓励下于四十五岁时才走向仕途进京为官。六十岁时辞官归乡后，宋瞻祖每日里“优游林下，隐迹中村，耕田植树，不入城市”，从没有清闲的时候。他救急救难，为地方和百姓做了不少善事、好事。

宋瞻祖一生好学，尤其沉迷于中华历史文化的研究，就在去世时还在熟读“通鉴”，随书坠地而逝。

宋瞻祖历官五任，于仕途十五年，恪守祖父中丞宋鸣梧家训：“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被后世称为一代清吏。同期史官湖北天门县人唐建中和山西潞安府知府左文言分别为其撰写了传记，详实客观地介绍和评价了他的生平和政绩，现被收录在《琅琊宋氏家谱》中。其详细记录宋瞻祖生平的《缄斋府君年谱》，现被珍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内。 宋名立，字令闻，号补斋，今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卞庄镇纸坊村人 ，岁贡生，诰授奉直大夫，历任河南裕州、汝州知州，四川达州直隶州牧署，顺庆府知府；生于康熙戊寅十二月十八日寅时，卒于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十四日戌时；配胡氏，诰封宜人；侧李氏，勒封孺人。

宋名立为官清正，所到之处口碑颇佳，政绩卓著，史书多有记载。

宋名立好学上进，知识渊博，不仅能文善书，还先后组织主持编修了《汝州全志》、《裕州志》六卷、《达州志》等地方志书。其所亲撰手书的“汝州全志序”、“达州志序”和“琅琊宋氏二修家谱序”等，更是文采斐然，字体洒脱，颇具大家风范。 宋澍，字沛青，号小坡，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车辋镇车辋村人；生于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辛未十一月二十七日，卒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丁卯十一月十三日，享年五十七岁；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辛丑科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改任吏部主事，擢升郎中,又历任刑科给事中和江南道、京畿道、监察御史，乾隆六十年(1795年)，充任湖南乡试正考官，后任陕甘学政；后因病辞职回归故里，其子孙多有仕宦。

宋澍自为官以来“一典试、三分校、一督学、两查仓、两巡城……”政绩卓著，深得朝廷信任和百姓称颂。

宋澍一生博学多才，嗜学如命，好购书籍，注重收藏，古文诗词无一不精，特别是在《周易》研究领域颇有建树，所精心撰著的《易图汇纂》等专著，极具权威，风靡一时。

宋澍去世后，被嘉庆皇帝敕封为中宪大夫，文武百官无不致函或到沂州祭拜。兵部尚书初彭龄更是特为其亲笔撰写了长达两千多字的传文，现藏于《琅琊宋氏家谱》中。 宋献章，字文舫，号蕴亭，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大仲村镇车庄村人,由贡生授光禄寺署正，历任江宁府督粮同知、扬州府知府、诰授奉直大夫、晋封中宪大夫。他生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十三日子时，卒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九月初七日午时；享年56岁。

道光四年（1824年），宋献章补任四川石柱厅同知，因同他人对调获任江苏江宁府同知，到任后兴修水利、处理积案，政绩斐然。道光七年（1827年），宋献章升任扬州府知府，在任期间他办理乡试、负责供给，工作认真，事无巨细,深受学子的欢迎和上司的称赞。道光十五年（1835年），江淮先涝后汗，百姓危机，宋献章奉旨采购粮食，救济灾民，日夜来往于山东济宁、滕州等地，时间长达数月之久。因天气炎热和过度劳累，他不慎中暑，回到江南后，因医治无效，不幸病逝于府衙内。

源于族序，出自上古姓氏家族侧支排行为次者，属于以官职称谓字简代为氏。所谓氏氏，属于字讹简代形成的姓氏，原本姓氏用字为“𠂩”或“𨸝”，古代原称为“𠂩叔”或“𨸝叔”，源出上古姓氏家族之始，专指侧支排行为次者，一般为原始部落中掌管姓氏家族的重要人物之称谓，“古者，姓统族，族统𠂩”，被列为氏族内部的一种职官称谓，后演变为掌管宗祠之流，类如长老。至于其后来被称为“氏叔”，则是字讹的结果。在古代“𠂩”、“𨸝”二字读音皆作zhī(ㄓ)，与由“族→姓→𠂩→氏”的历史演绎过程所分衍形成的氏系列部族密切关联，时与“氏”字通假，因而讹之。

在其后裔子孙中，有以其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𠂩叔氏”或“𨸝叔氏”，后以通假字“氏”简代，称氏叔氏，先秦时期即省文简改为单姓氏氏，正确的姓氏读音作zhī(ㄓ)。

本书按：在姓氏用字以及称谓上，该姓氏之源出实际上不可称“氏叔氏”，应称“𠂩叔氏”或“𨸝叔氏”。特别要注意予以区别的是，家族侧支，仍属于嫡支世系，但非谱传的主流支系，亦绝非庶支。传统意义上谱传的主支世系，并非一定是长子世系，因此，主、侧的关系随时会因为家族传承者的地位变化而有所改变。实际上的这种改变的原因会有很多，但一般都是由不可抗力造成的，如区域战争、政治变革、自然灾害、生理疾病等等，在家族历史繁衍过程中，属于非常多见的正常现象。 例如，明太祖朱元璋的祖上为扬州句容(今江苏镇江句容)朱氏家族的侧支，世代贫寒，其祖父朱初一不堪忍受当地大族豪强的欺压，举家迁至泗州盱眙(今江苏淮安盱眙)；而朱元璋的父亲朱五回(朱世珍)又是盱眙朱氏家族的侧支，一生更是赤贫，在五十岁左右才迁至濠州钟离(今安徽滁州凤阳)。待朱元璋加入红巾军后，东拼西杀，逐渐平定诸多势力、推翻大元帝国、建立大明王朝之后，即着手大力抬升自己的家族地位，结果，朱元璋这一支就由扬州朱氏家族的侧支，一跃变成为扬州→淮安→滁州朱氏一脉的主支了，这就属于因政治变革导致的家族传承关系上的主、侧易位。 源于妘姓，出自西周初期周武王分封的邸国，属于以国名改笔为氏。据著名的清朝学者顾东高所撰《大事年表》中记载：“邸国，妘姓，子爵，在今山东临沂县北十五里”。邸国只是一个小诸侯国，屡受周边大国的强势欺凌。在史籍《春秋·左传·注》中记载：“昭公十八年(公元前524年)六月，邾人入邸。” 邾庄公曹穿(邾穿)侵灭邸国之后，不久即被宋国“惩罚”击败，之后邾国开始走下坡。到了周敬王姬丐二十五年(邾隐公曹益十四年，鲁定公姬宋十五年，公元前495年)，邾隐公在“拔地会盟”中表现不佳，在一旁观礼的孔子的弟子子贡都认为邾隐公傲慢无礼，必将不得好死，甚至亡国灭族。由于邾隐公妄自尊大、傲慢无礼，于是在周敬王二十六年(邾隐公曹益十五年，鲁定公姬宋十六年，公元前494年)冬，鲁定公便派大夫仲孙何忌率鲁国大军讨伐邾国。鲁国的军事侵略一直持续到次年春季，鲁定公又增派了季孙斯、叔孙州仇两路大军，准备一举夺取邾国位于绞邑(今山东费县)的大粮仓。面对更加强大的鲁国大军之汹涌侵略，邾隐公束手无策，最后只好屈辱求和，与鲁国订立了“句绎之盟”：邾国用大量赔款并割让大片土地给鲁国，以换取鲁国的撤军，这其中就有原邸国之地。但是，鲁定公在战后并未帮助那位可怜的邸子复国，而是干脆就吞并了原来的邸国之地，使之成为鲁国的一个邑地“邸城”，也就是以今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南坊镇的邸古城为中心的一带地区。一直到了二百三十余年后的战国晚期，即周赧王姬延五十九年(楚考烈王熊完七年，鲁顷公姬雠十七年，公元前256年)，楚考烈王派著名的春申君黄歇率楚军灭了历史悠久的鲁国，其邸国故地又被并入楚国，改称邸县，其地住民以故国之名为姓氏，称邸氏。这在史籍《姓苑》中有记载：邸为县名，邸氏当以县名为氏。

在春秋、战国时期，“邸”、“𨸝”、“砥”三字可通假互用，而“𨸝”字又与“𠂩”、“氏”二字通假，因此邸国后人中有省文简笔为𠂩氏者、更有改笔为砥氏、氐氏者，进而有讹笔为氏氏者，皆世代相传至今，正确的姓氏读音仍然作dǐ(ㄉㄧˇ)。